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7年，大宋天圣五年，大辽太平七年。
今年是宋仁宗继位，刘太后临朝听政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大宋境内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风平浪静。如果非要找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在今年的冬天，黄河的那个决口终于被堵上了。你想黄河决口肯定有水灾，这场水灾的波及面还是挺大的，全国32个州都遭了灾。你想北宋的时候，全国也就300多个州，等于全国十分之一的地方都有水灾的灾情。问题是这个黄河它是什么时候决的口呢？9年前。那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这口子就不堵上呢？因为难嘛。黄河决口河岸一崩，通常都是1公里长那么大的口子。别说古人，就是今天我们要是站在当时的河岸上，看到大自然这种规模的力量，那也会感到棘手得很。一辆大载重卡车丢到这么大的口子里，洪水一卷连影都不会有的。而宋代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没有翻斗车，它可怎么堵呢？
那后来怎么堵上的呢？对，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了。他们发明了一种工具叫做“妇”。这个字就是土字旁，加一个扫帚的那个帚字。这个字念妇（sao）。它是个啥玩意？简单说就是先用竹子编出一个框架，然后往里面填石头，就是古代版本的钢筋混凝土。但这个跟今天的钢筋混凝土不一样，它非常得大。你看我这一比划才有几尺长，但是一个塌有多长？几丈长，是我这一比划的大概10倍以上。抬一个这样的需要几百个人上千个人，像一个房子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丢到决口的位置上去堵水。那你说那就做呗，对吧？一年还不就堵上了吗？不行。因为做这个塌用的材料比较特殊，它是一种竹子能长特别高，但是每年秋天才能长成一批。所以宋朝需要每年征收一些这些竹子，攒很多很多年才够数量。9年时间这才把黄河的口子给堵上。古时候干点事是真难。这道理也很简单，你想人力和大自然相比太渺小了。现在要堵口子，就是用人力堆出一个在规模上可以和大自然抗衡的东西。那确实是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
那你说除了这套笨办法，有没有其他可以减少水灾损失的办法呢？其实也有。你看这次黄河是从南边这一侧决的口子，水冲出来，冲的都是今天河南山东那些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在当时就有人提议，说这么的呗，干脆我们在黄河的北岸，我们主动决个口子，让黄河改道向北流不就完了吗？那黄河水穿过河北平原，河北平原当时很多都是沼泽地，在今天的天津沧州这一带入海。那这样就能减少黄河决口带来的危害嘛。但问题是能这么干吗？不能。因为黄河往哪儿流，它不光是一本经济账和民生账，它背后还有一本政治账和军事账。你看黄河自西往东流，它横亘在华北平原上，那它是什么？它就是阻挡大辽朝骑兵南下的一道天然屏障。好了，如果现在黄河改道向北流，那大宋朝就失去了这个天险。而且我们以前节目讲过，宋朝人是费了多大的劲，在河北修了几百里长的塘泊。现在黄河往北流，很可能黄河的泥沙就会淤塞这些塘泊。所以这个方案在经济上可能是对，但是在军事上对大宋朝来说风险太高了。
听到这你可能又会说不对吧，宋辽之间不是和平了吗？它们之间签那个渊之盟，那可是公元1005年的事情。今天已经是公元1027年，22年过去了，一代人都长大了，怎么双方还这么戒备呢？当然了，别看宋辽双方每年都有使节往来，皇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互相还得互道慰问。宋真宗去世的时候，大辽的皇帝据说也是哭得死去活来。但是这都是表面，双方嘴上那是兄弟，心里全是算计。你要是不信，我给你讲一件小事。就在今年5月份，宋仁宗皇帝过生日，辽朝专门派使团来道贺。宋朝的接待官员在排这个生日宴会座次的时候，就把辽朝使者排得很靠后。辽朝人不服气，说你们宋朝使者到我们那儿去，我们可没有亏待，都当成座上宾接待的。现在我们来了，把我们座位排得这么靠后不合适嘛，还是要换一换的嘛。宋朝官员听了之后，只能一通瞎对付，这个不能换，这是我们真宗皇帝在的时候就定下来的，改不了。
你看这些事本身不大，但是你发现没有，表面平静和睦的宋辽双边关系，底下其实是暗藏风雷的。至少在大宋这边那个心态很复杂。我做任何一个决策，比如说黄河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任何一个决策我心里都得过一下，都得假设一下，万一大辽朝对面翻了脸，我可怎么办？我在朝堂上做任何一个动作，我都要暗戳戳地强调一下，我大宋我才是正统，我才是华夏。而你，你虽然是兄弟之国，那是表面，实际你是蛮夷，你是北狄。我非要比出个高低，我稍稍地压你这么一头。说白了，大辽朝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是它在大宋朝堂上一直就这么在。它是一个巨大的不能忽视的，而且是不怀好意的一个存在。
但是有意思的是，你要说宋朝这边因为防备辽朝，特别愿意花功夫了解对手吧，其实也不是。我手头有一本书叫《宋史测度》，这本书的作者刘子健先生就考证说，宋代不仅不重视契丹语，就辽朝人说的那个话，不仅不重视契丹语的学习，甚至哪个大臣要是学了契丹语，还要贬他的官，觉得你士大夫你居然学那种语言，你给我们大宋朝丢了脸。你有没有搞错？两个这么大的政权互相对垒，激烈的军事对抗随时都能发生的，其中一方居然把自己的眼睛蒙上，耳朵堵上，不听不看不转账，不想了解对方的情况。你这不简直是拿国运当儿戏吗？对，这就是大宋朝当时的心态。你的文明等级比我要低，要不然你大辽朝的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为啥都不如我？所以你不值得我了解。那第二呢，为什么在军事上你又那么强？因为你文明等级低，你野蛮。我是秀才遇到兵，我有理说不清而已。这一解释好像也说得通，符合我们的常识。就是一个文明人，当他遇到一个粗人，我打是打不过你，但是我仍然可以在心里看不起你。你听听这套逻辑，好像也确实能自洽。
但这也是个麻烦。每当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但是我们又能给它一套合理的解释，而且我们还因此丧失了进一步去了解和探查的兴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此刻其实陷入了自己的那个视角，一个狭窄的视角难以自拔了。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到事情的全貌和真相了。所以隔了这么1000年，我如果真的能穿越回去，我如果有机会和当年大宋朝堂上的上上下下的君臣们聊一聊，我真的是特别想提醒他们，咱眼看看，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真的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开化吗？这些北边的兄弟，他真的是野蛮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只是你们的一种偏见呢？
今天的《文明之旅》节目，咱们就趁着今年天下太平无事，我们就把目光从中原农耕区的大宋朝移开，我们去北方的草原上，去吹吹风透透气，看看我们中华文明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游牧文明，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中原视角看待草原，从农耕视角看待游牧，到底会有多少误解和偏见呢？
我们对于游牧生活是有很多误解的。其中一个误解通常就是觉得游牧出现的比农耕生活更早。那既然早，你就更原始更落后。其实不然。请注意，游牧生活出现的时间不仅比农耕要晚，而且它压根就是在农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两种文明哪哪都不挨着，一个是摆弄庄稼的，一个在北边，其中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长城这条线，把两种生活方式截然分开。它都不在一片土地上生活，这游牧怎么可能是从农耕基础上长出来的？这个结论对不对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咱们先回到源头上来想一件事。你不觉得吗？天底下居然有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很奇怪的对吧？它先得有这么一拨人，当时就是一万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得有一个信仰，就我手头这点粮食，我得忍住不吃它，我把它种到地里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得耐心地等，从春等到夏，从夏等到秋，我将来在几个月之后，我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你凭什么信这个？你要是信这个，那你就得相信这一片土地的产权是有保障的。我从春到秋这么长的时间，中途肯定没人来抢我的，我才会这么辛苦地种，苦苦地等。但是你想那可是一万年前，在一万年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我们的祖先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信心？这太不可思议了嘛。所以问题来了，一万年前人类的第一拨农民，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下面说的都是一个猜想，说农业其实不是被人类发明的，它是被上天恩赐的。农业出现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某个大聪明某一天像发明蒸汽机大灯泡那样，他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就开始这么过日子，不是。是因为大自然突然在一片野地里长出了一大片根本不用劳动，就是大自然直接给一大片稻子或者麦子。那对我们这些搞狩猎采集的祖先们来说，这就是粮食。突然野地里看见这么一大片能吃的草籽，爽，那还不赶紧收粮食，开肚皮吃。大自然经常会成片成片出现这样野生的庄稼。好了，我们一个人，我见过有人算账，说一个人一小时可以搜集大概一公斤的草籽。那也就是说你算算吧，一个三口之家，一年只需要工作三周，就可以打下全年的粮食。
你说一万年前的这拨老祖宗，那心里感觉多幸福。但是凡事就是这样，老天爷给你白白掉下来这么一场泼天富贵，那就像茨威格的名言说的，命运所有的馈赠，早都在暗中标记好了价格。这个代价你是迟早要付的。什么代价？就是既然你们这拨人习惯了吃粮食，对吧？而且平时也没什么活好干，那你们肯定肯定就拼命生孩子嘛。等孩子生多了，老天爷赏给你的这一大片野生的粮食可就不够吃喽。那怎么办？再回到狩猎吗？不可能啦，那片林子养不活这么多人。这个农耕生活，它毕竟出产的粮食的总量是够的。他们就发现，把吃不完的草籽要是掉到地里，过了几个月它也能长出粮食。那咱就主动种一点喽，好像刚开始也不费什么劲，就种这么一丢丢嘛。你听听，这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在野生的老天爷赏给的稻谷的周围，这农田就一小块一小块地开辟出来了。这个劳动量可就一点一点地增加上去了。终于有一天，我们的祖先就过上了非常辛苦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这是一个人类和稻谷之间，两个物种互相驯化的故事。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孩子会越生越多的，周围的土地全部都种满了，粮食实在不够吃了，怎么办？只好老爹跟一部分孩子说，说这样吧，给你们一些粮食做种子，你们走吧，找个地方自己种去吧。你听听这个猜想，刚才我说的这套逻辑，跟《圣经》故事里面的伊甸园的故事是不是完美契合？伊甸园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寓言。刚开始是上帝突然给了你们一大片吃不愁喝不愁的地方。人类的老祖先亚当夏娃，就在这里边天天只管嗨，对吧？但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老天爷不高兴了，就把人类摔走了，你们走吧。然后大家就只好过上了那种四处流散的苦日子。
苦虽然是苦，但是农耕文明就是这样，它那个伟大的自然的扩展过程就此开始。农耕文明就是沿着一片一片的河谷地带不断地走向远方。就在过去这几千年里，我们中华文明是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老祖先从渭河河谷，从汾河河谷这几条有限的地区走出来，渐渐地走向华北平原，再走向长江流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扩散。这是一个坚定的过程。但是我们这些离家出走的老祖先，他只能走农耕这一条路吗？不是。这个时候文明已经准备好了两个发展方向。农耕是一个方向，游牧是另外一个可行的方向。就拿中国来说，在北方的草原地带，游牧生活的条件当时渐渐地就具备了。你想最开始的时候，定居的农耕生活有了一点剩余的食物，人类就开始饲养牲畜。毕竟把这个什么牛羊猪驯起来养，那可以提供更多的蛋白质嘛，生活就能改善一点。所以自己家就开始养牲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这大概是公元前7500年到公元前6000年的事。好了，又过了五六千年，这直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时间段，对应到我们中国的朝代，大概是夏朝商朝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一拨人就说，得了，我们也离家出走了，但是我们不要种子，我们不去远方当农民，我们就要家里养的这些牲口，我们赶走了，我们把它们赶到草原上去讨生活。你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游牧民族吗？这双方是在这个时候才分的岔。所以你看，说到底农耕和游牧，中原和草原，大家都是当年分家的兄弟而已。
但是请注意，就是游牧民族这一组兄弟，他在出走的时候，他需要的技术条件其实是更高的，比农耕民族的那个出走的兄弟技术条件更高。我简单说两条，首先他们得有马。马这个物种，就如果不考虑战争，对农耕生活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你要论干活的力气，它不如牛。你要论搞运输的能力，它不如驴。我们就拿马和驴这两个物种对比一下。你看这个驴的优点太多了，驴比马更好养，驴也不挑食，驴也不容易生病，耐力还强，能走那种地形很复杂的路，而且性格还相对温顺。虽然驴很倔，但是跟马比起来驴很温顺的。那这么一比较马，马几乎唯一的优点就是跑得快了。在平地上，驴大概最快能跑50公里一个小时，马可以达到65公里每个小时。所以人类最早驯化的是驴，它对农耕生活帮助更大。驯化驴大概是距今7000年前，马要晚上1000年，是距今6000年前人类才驯化了马。
但是如果没有马，这游牧生活就不可能。为啥？在古代人只有骑着马，才可以在草原上控制一大群的牛和羊。所以有马，带着马走去草原，这是游牧生活诞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除了马，还得掌握金属冶炼的技术，能用金属制造武器，游牧民族才能去打猎，才有工具去保护自己的牲畜，甚至有了武器才能去抢别人，同时也防止别人来抢自己。这就得说说青铜器了。我们对比一下，在农耕地区，我们最熟悉的青铜器是什么？都是商代的什么鼎、尊、爵。这些东西干嘛用的？鼎看起来就是个锅，爵看起来就是个酒杯。但是一般的锅和酒杯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嘛。这些青铜器本质上都是祭祀和礼仪场合用到的，说白了叫礼器。当然了，青铜礼器也是潜在的兵器，对吧？请大家到我们家来喝酒，我请你们看看，我有这么多青铜的锅瓢铲子酒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上门喝酒的人，我一转脸，我就能把所有的这些青铜器做成兵器去打你们。我请你们来喝酒，就是问你们怕不怕。所以当年的青铜礼器本质上起到的也是一种武力的威慑作用。那商代的青铜器还有一些是兵器和车马。但是考古发现的农具，请注意，在农耕地带用青铜器做的农具就非常少。但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不同，青铜器对他们来说是应用非常普遍的生产工具，没有它们是活不了的。比如说给马用的马具，马的嚼头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切割羊皮羊肉用的匕首等等。那匕首可不是武器，匕首就是生活工具，要不然羊肉怎么吃得上嘴呢？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的那个鄂尔多斯博物馆，我强烈建议你去看看那里的游牧民族的青铜器展。那青铜器最早能够追溯到大概3000多年前，也就是商代的早期。也就是说归结一下，农耕民族最早是拿青铜器当礼器当兵器。同一个时代的游牧民族，人家的青铜器干什么用的？人家主打一个实用。当然工艺的精美程度，游牧民族的青铜器一点也不差，甚至精美地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刚才我们说到马说到青铜器，什么意思？就是游牧民族的兄弟，当他出走的时候，他必须得有这两样。有了这两样，游牧民族的兄弟就可以单过。刚开始在中国的北方，什么农耕什么游牧，两种生活状态其实是掺和在一起的。但是渐渐的渐渐的，就是以长城，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游牧民族就跑到这北边去了，而农耕民族则完整地占据了南方。
所以有人就拿这个事实来说，你看还是农耕民族的文明程度高，要不怎么那些温暖的降水量大的，光热水土的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都被农耕民族占了呢？你游牧民族都被赶到了北方的所谓的苦寒之地呢？说白了还是你打不过嘛，你不行嘛。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咱们不妨打开世界地图去看一下，你看整个欧亚大陆的中间偏北这个地方，有一大条叫什么欧亚草原带。这条带可长，从欧洲多瑙河多瑙河的下游一直往东延伸，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这么上万公里长。那你想如果当年你有一支马队，你可以怎么跑？你可以从大兴安岭往西跑，从东往西跑。虽然沿途你也会遇到一些什么山脉河流，但这些山不是很险峻，山脉中间也可以有穿越的通道。你就从东到西，你就痛痛快快地跑吧。你甚至都不需要为自己的马准备饲料，因为随处都是草场。你只要是有劲头，你只要是不累，你可以一直从大兴安岭跑到欧洲。那一路上都是你熟悉的景色，一路上你遇到的都是跟自己生活习惯差不多的人，你不会有什么陌生感。这就是横着跑的好处。
当然了，你要是不服，你说我非看着南方那个生活条件好，我要换一个方向，带着马队从北往南跑。祝贺你，你从北京往杭州一带跑，你会发现难得不得了。这不过也就是1500公里的路，你光要跨过的河流，我给你算算，就有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条大河拦在路上。而且从北往南一路上那个气候，那个植被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当地老百姓的习俗也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你这一边走一边要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挑战。你这是何苦来哉？所以如果要问，你是游牧民族的兄弟，想要摆脱农耕生活，你选哪个地方生活？你当然是在可以平行移动的欧亚草原带上，也就是北方嘛。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带才是游牧民族命中注定的生存空间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说马、牛、骆驼驯化成功之后，草原那就变得更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比如说马、狗这些物种，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这个时候游牧生活就正式诞生了，你让他到南边他也不习惯，他也不适应。你看这个过程，不是有了草原才有了游牧，而是游牧的人当初选择了北方的草原。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呢？
刚才说的那一段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刚刚分手时候的情况，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夏朝和商朝前后的情况。那之后呢？当两种文明各自演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游牧是不是就要比农耕文明的水平低不少了？对，如果非要用文字标准来衡量的话，确实如此。因为中原农耕区的文字文明非常辉煌，传世典籍非常丰富，历史记载数量又多，连续性又好。好，我们再回看草原，太可怜了。游牧民族有文字，差不多得等到唐朝的时候才有了突厥文，然后才有什么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等。这些文字即使创生出来，传世文献是非常非常少的。用文字来衡量这个差距太明显了。但问题是用文字为标准来评价，这个比较它是不公平的。对农耕生活它太需要文字了，是因为它需要复杂的组织技术，也就是官僚制。而官僚制它就是运行在发达的文字技术的基础上，因为它要在那么广阔的范围内塑造共识，传递命令和沟通信息。而游牧民族他没有这个需求，游牧游才是他的底色，逐水草而居。他不需要那么高的组织水平，所以他对信息的需求很高，但是他对远距离的陌生人之间沟通的文字的需求，他没那么高。所以你用文字来比较不公平嘛。
如果我们非要比较知识含量的话，那游牧可是一点也不低。我来简单地给你说一说。你看农耕民族的命根子是什么？是土地，土地是个死玩意。而游牧民族的命根子是什么？是牲畜，牲畜可是活的。那你说面对这个活的东西，它的知识量能小吗？一头牲畜从选种、阉割、分群，什么交配、接生、治病，每个环节都牵扯到大量的知识。而且这游牧民族要对付的可不仅是牲畜的个体，而是整个群体。你想马牛羊这些动物，它都是群居动物，它内部是有社会性的。你得了解它，你才能利用好什么头羊、头牛，以及动物群落里的关系来管理它们，对吧？这也是一个精巧的技术活，甚至牵扯到领导力的。
那牲畜养大了怎么用？这又是一大坨知识。这里我要顺便解释一点，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游牧民族放牧，所以养牛养羊，那肉有的是可吃的。其实古代游牧者吃肉的机会非常少。为啥？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牲畜是什么？牲畜是把草转换成乳制品、皮毛、牛羊粪的转换器。这是他的生产工具。所以游牧民族吃牲畜，这就相当于农耕民族吃种子，或者是现在的工厂的工人卖机器，那不是败家子嘛。所以游牧民族他也只是在，比如说牲畜老了死了，或者是打猎有收获的时候，他游牧者才有机会吃到肉。这种机会并不多的。好，那你说我放牧，这些牛和羊是干什么的？是要它们的奶，要它们的皮，包括毛还有粪便。这后面又是一大套技术，怎么挤奶，怎么做奶制品，怎么制皮革，怎么剪毛，怎么做羊毛毡，怎么收集牛羊粪做燃料等等。你看这是一大套复杂的知识。
这还没完，牲畜的种类那么多，请问你到底每种牲畜养多少？这也是学问。养羊那当然是最经济最划算的，因为羊肉、羊奶、羊皮、羊毛、羊粪，浑身上下都是宝。羊是个好东西。但问题是羊不能负重，羊也搞不了运输，拉不了帐篷。所以要养牛，牛的耐力好，可以用来拉车。另外最重要的，游牧民族要快速移动，要放牧，或者及时沟通信息，躲避危险，甚至要打仗，他还得养一样东西，什么呀？我们前面讲了他还得养马。但是马这个东西你要是养的话，需要更多的草地，而且马也不怎么产肉和产奶，繁殖也慢，马也娇贵。所以养马很不经济。你看每一种牲畜各有特色，那么请问你一户人家到底养多少羊、多少牛、多少马？这里面是一大堆的学问。
那养的时候牲畜之间还得配合的。比如说养羊吧，一户牧民他要养了一些绵羊，不好意思，你就得再养一点山羊。为啥？因为绵羊这玩意它吃草，它不太移动，它就紧着一片草地啃。要是在绵羊群里面混一些山羊的话，山羊就能领着绵羊群缓缓地移动，这就能避免过度伤害草场。还有同样是吃草，要先让牛和马上去吃，然后再让羊来吃。为啥呢？因为牛马吃草的位置比较高，牛马吃过了，羊还可以接着啃底下的草根。而羊不一样，上来直接啃草根。所以羊要是吃过了这草场，牛马上来再一看，啥也没有了。所以这背后都是知识。
刚才说的这一段还是原地放牧的情况。但你想游牧民族他得游，一旦游起来，牵扯到的知识量就更大。游的目的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趋利，就是水在哪儿，草在哪儿，资源在哪儿。还有另外一种游的目的是避害，去躲避灾害。其实中原的农耕民族也有一句话，叫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只要你家里的财富的状态是牛和马你有一大堆，那不好意思，一场灾害来了一场瘟疫来了，彻底归零，所以不算呐。草原上的灾害那就更多，主要是白灾、黑灾、黄灾三种。所谓的白灾就是雪灾了，只要地面的积雪超过15公分，那牲畜就吃不到草了，牲畜一死一大片，没得救。黑灾呢正好相反，是冬天的时候不降雪，那冬天草原上主要是靠降雪带来饮用水，没有水牲畜照样是个死。草原上黑压压的一片，没有雪那是大灾难。还有黄灾，主要就是沙尘暴，会导致牧草枯死，牛羊挨饿，最后也是大片死亡。除此之外，草原上我听过的还有什么蚊灾、鼠灾、狼灾等等，灾害是无穷无尽。所以对于一个牧民来说，趋利避害他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也和农耕民族很大不同的。农耕民族他趋利避害主要靠经验。对他祖祖辈辈就在这一亩三分地的地方，就这么有限的几种庄稼，就这么种。所以对待各种意外情况，他靠代代相传的那个知识就够了，这就叫经验。但是游牧生活不一样，他们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最重要的不是固有的经验，还得有动态信息。所以这是草原的特点，游牧民族对于信息的需求那是非常饥渴的。这有点像战场上的将军，什么天气变化，草场情况，各家人邻居们转场的位置，周围狼和其他野兽群落的活动，还有牲口的病害，人员来往的情况等等，他们都要竖起耳朵都要了解。所以为什么草原上的人那么好客，远方的人来了，赶紧奶茶奉上，跟你聊聊远方的事儿。从源头上来讲，本质也是为了打听信息。
我就看过一个材料，说一位牧民的活动范围都是以200公里为半径的。那这个区域内哪有草场，哪有水源，他都得知道得很清楚。你想想看200公里，对比一下，一位农民的生活半径是多少呢？大概是5公里之内。中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曹锦清，他研究浙江北部农村时候就得出结论，一般农民的婚配范围不超过5公里。所以你看，一个是200公里半径的圆，这两个圆面积可就相差1600倍。那你说游牧者和农耕者，他们的信息探查能力谁更强了？我说个真实的例子，你感受一下。我们节目有一个策划人，有一次他就在草原无人区去拍片子。第一天去了一个镇子，第二天到了100公里以外的无人区，有一个废弃厂房。他把机器架起来在取景的时候，你猜怎么着？厂房里出来一个大爷，说你们昨天是不是在某某镇子上拍东西？你看一个镇子上有几个外来的人，第二天100公里以外的一老头，一个普通的老头他居然就听说了。那可是无人区，基本上没有手机信号的。但是在草原上，信息就是跑得这么快。有风吹草动的信息，牧民们的感知能力，他就是这么强。
更进一步地说，游牧者的这种信息能力，又让他们天然扮演起了技术传播者的角色。就拿我们中国来说，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像冶炼钢铁、小麦种植，还有马车技术那是从哪传来的？西亚传来的，对吧？那传播路径当然就是先从西亚传入中国北方的草原，然后再从北方草原传入中原。所以你看游牧民族他不是，不仅不是文明水平低，他甚至还扮演了“文明使者”的角色。我这么给你说一说，你应该不会再觉得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这个文明水平要差很多了吧？
我看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来自于心理学者，叫梅若李·亚当斯。这个人一辈子就是研究提问技术。他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文明不同，是因为隐含的问题不同。农耕文明隐含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怎样才能把水源引到我们身边。而游牧文明隐含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变了，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水源。你看问题不一样，答案当然也就不一样。更重要的是问题不一样，我们就很难把他们各自的答案放在一起，再去强行分出一个什么高低优劣了嘛。
刚才那一段我们就想证明一点，就是游牧生活，你别看他文字水平不高，人家有很高的知识含量。那好，接下来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游牧者他是不是更野蛮呢？咱们读中国史书的人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感觉北方的游牧民族动不动就越过长城挥师南下，旋风一样来旋风一样走，把我们的东西抢走。当然不是说打仗你就野蛮，问题是你不讲规矩，尤其是不讲信用。就拿汉代来说，明明说好了咱们两家和亲，我们汉家的公主也嫁过去了，姑娘给了，你怎么还是持续不断地骚扰边境呢？所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你们太野蛮嘛，完全是不讲理，没有规矩没有秩序。那确实这两相对比起来，我们很骄傲的，中原的农耕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大大小小的规矩。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上的人在每个场景下都有明确的行为规范。什么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回家了你应该向老爷子报告等等，所有这些都有规范的。这套秩序看起来井井有条。
但是请注意，咱们这儿有规矩，并不证明我们的文明水平就高，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逼得我们不得不有规矩。说白了，中原地区之所以形成一套秩序，说到底是因为家家户户的生计都捆绑在固定的耕地上嘛，你跑不了嘛。国家征税的成本很低，这样就能用强大的中央财政来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而我们老百姓天天生活在一起，固定的邻居，固定的生存关系，我们也不得不依靠这套秩序。但是换到草原上，这一套它就行不通。家家户户都在游牧，对吧？天地那么大，国家能找谁收税去呢？没有税收就养不起官僚体系，国家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当然就弱。而草原的牧民，他也不靠规矩生活。
好，你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解释刚才和亲那个事了。很多时候真的不能怪匈奴的单于，就是他们的王，不讲武德，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而是匈奴帝国那个组织结构，它就决定了身为单于，他也做不到对全部族人的所谓的令行禁止。就算单于本人全心全意，我就想当汉朝皇帝的女婿，但是他也约束不了大大小小的底下的部族。上面的和亲搞得再好，它最多可以避免匈奴他全国性的大举进攻，但是它根本免不了时不时的局部骚扰，那都是底下人干的，他真的是没辙。国家控制不了。
但是你也别觉得草原上就是一盘散沙，游牧民族是另有一套秩序。甚至他们为了捍卫这套秩序，采用了相当残酷的规矩。我这儿有一本奇书，在我读过的历史书当中，这算是非常奇特的一本。这是北大历史系的罗新老师的书，叫《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风俗。请注意北方游牧帝国是怎么选举自己的首领，就是可汗的。他们是这么干，先由重要的大臣用一整块黑色的毛毡抬着候选人。这人可就是未来的可汗了，按照我们中原来说，这就是未来的皇帝了。好，用毡子抬着他，按照太阳运行的方向，顺时针方向旋转9次。每转一次，新可汗都要接受大臣们的叩拜。听到这儿这还挺正常的，新权威诞生一个粗糙的仪式。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你目瞪口呆。新可汗会被扶到马上，然后大臣们用一条丝巾勒他的脖子。勒到什么程度？勒到他快断气的时候才停下来。然后紧接着问他一个问题，你要在可汗的位置上干几年？说，马上说个数。这个时候新可汗被勒得是头昏脑胀，神志不清，就会迷迷糊糊地说出一个数，八年、十年、三十年。不管什么数，大臣们马上就记下来，将来好做验证。这数可是你自己说的。那如果这个新可汗在这个数之前就死了，那就没事了，换一个部落再选一个可汗。如果到时候你还没死，你自己亲口说的数，你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不好意思，直接干掉你。这就是对你赖在这儿的惩罚。
多奇怪的一个规定，勒可汗的脖子，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原人要勒自己皇帝的脖子，谁敢下这样的手？为啥这么干呢？其实你一想也不难理解，因为草原上大大小小各种部落，谁也不服谁，凭什么你家做可汗？好了，现在这个人是被丝巾勒脖子，在窒息状态下说出来的话，这可就不是他的主观意志了。这是什么？对草原上的人来说，这是老天爷通过他的嘴说出来的他做可汗的时间，这叫天意。那既然老天爷都发话了，既然有了这个数，这是天意，我们就遵守。不过你到了承诺的时间，天意这个终点一到，你就得把位置给我们让出来。
这是一个制度背景。那紧接着罗新老师在这本书里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咱们北边，现在北边大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他就是因为这个规矩而死的。根据《辽史》记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公元1027年的事情，大概是100年前，就是公元924年的7月份的一天，耶律阿保机他突然就召见了自己的皇后、皇太子、一些大臣，然后跟他们说，说今年是第一年，到了第三年的初秋时节，我就要死了。然后说我这一生还有两件大事没有完成，那时间这么紧，咱们就赶紧出发，去完成这两件大事。然后耶律阿保机就带着大军出征草原。果然到了第三年，就是公元926年的8月份，这大事就办完了。耶律阿保机灭掉了渤海国，然后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就驾崩了。
过去看这段史料通常都是觉得这个人也太神了，他居然能预测，他还能预测自己啥时候死，他果然就那时候死，真是神人。但是罗新老师说，你要是了解了草原帝国诞生首领的那个风俗，你就明白，这不是什么寿终正寝呐，也不是什么预言能力，这就是耶律阿保机的自杀。所以按照草原传统，他924年说的那番话，说自己3年之后死不是预言，就是他的一个郑重的政治承诺。我脖子被勒成那样，是天意告诉了我一个数，就这么几年，我把灭掉渤海国这件大事办完，我就死。时间一到，他决心兑现承诺。
那你可能会说，这个我理解不了，对吧？他刚刚灭掉了渤海国，他大功告成，一定也是大权在握，他的声望一定也在巅峰。他就不能不死吗？那个人他都有求生的本能，这么大的有权力的人，要个赖就过去了呗。这又是罗新老师的推测，他说耶律阿保机之所以这么干，很可能是有一件更大的图谋。这是他的一次自我牺牲。说白了就是，我好不容易让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我也好不容易把政治异己分子铲除得差不多了，我好不容易为咱们契丹人立下这天大的功劳。但是我决定还是按照当年的承诺，我去死。但是我有一个交换条件，就是我死之后，这个王位就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再在各个部落之间轮流坐庄了。这个王位就在我耶律阿保机这一条血脉中，父死子继。我们草原的传统和南边那个中原的传统，咱们对接一下。我死，我就要这么一个交换条件。要知道王位父死子继，这是南边农耕民族的传统，原来在草原上根本行不通的。但是耶律阿保机通过自己的死，换来了当时契丹人对这种新规则的承认，从而完成了大辽从一个草原游牧国家向一个中原式的政权的转变。
当然了，这套逻辑比较复杂，而且它只是罗新老师的一个学术猜想。那之所以今天我们聊游牧民族，我们要聊到这个故事，我就是想说，草原游牧社会自有它的一套规矩。这套规矩和农耕社会，和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和历史书上记载的我们熟悉的那套东西它不一样。它不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有力的中央财政，强悍的社会管制能力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草原的规矩是什么？它源自于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白了就是你抬头看，看到的那个无处不在的长生天。那种超越性的力量。草原的规矩，它也源自每个人的内心，直接和上天的沟通。它是一套非常淳朴，非常本真的规矩体系。
刚才在耶律阿保机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残酷的草原规矩的样子，也看到了草原规矩和中原规矩互相打通，彼此融合的那个电光火石般的历史契机。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讲了一个比较抽象的话题，就是对游牧文明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误解。讲完之后呢，我不知道是否能给你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草原游牧文明它不仅不比农耕文明落后，而且它还是一个有着独特的生存生活逻辑的文明形态。它很独特，它精悍、活泼、淳朴。它和农耕文明的那种柔弱、沉静、精细是互为镜像的。它们互相看对方，都像看见了一个反面的镜子。它们两者都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可贵的地方。它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但是它一路走来一路演化，多么复杂的进程。它内涵了多种文明形态，也就是多种人类的问题意识，对吧？中华文明里它不仅有江南的小桥流水，它也有中原的慷慨悲歌。你再往北看，它还有草原大漠和雪域高原的苍天和大地。有了如此丰富的内在组合，所以每当我们中华文明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它总会有再次激活它的资源，对吧？汉朝时候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候的鲜卑，隋唐时候的突厥，还有我们现在讲的大宋朝时候面对的北边的契丹、女真和蒙古。这些北边的草原民族是一次一次地把塞外那漫天的大雪卷入到中原王朝的庭前和阶下，让中华文明重新抖擞振作。
这套逻辑不是我说的，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的一番话。我不得不给你念原文，他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让塞外精悍的文明因素注入到中华文明原来的体内，让它再创辉煌。这就是中华文明一直能够延续走到今天的一个基本的进程逻辑。所以反过来说，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哪能是用几个什么简单的标签就能概括的？始终向外，向那些未知的因素展开怀抱，始终等待着新鲜的血液涌入自己的体内，始终期待对自己的重塑。这才是我们的文明一路走来，弦歌不绝的那种从容姿态。这才是我等中华民族的后辈为它骄傲的原因。好，我们下一年公元1028年再见。
下面是本期感谢。本期我要感谢的是山西太原的乔宇同学组织的《文明之旅》线下看片团。他们这个看片团移动性特别强，每次活动他不是固定找一个空间，而是有意地移动着去解锁城市文明的新地标。比如说上一次我知道的，他们就是在太原的万柏林区做了一个文明雅集，不光是一起看《文明之旅》的节目，他们还请来了古琴古筝的演奏者现场表演，然后畅聊宋代的礼乐。文明在时间的长河里，也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期待你们点亮更多自己城市的文明地标。
我要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为我们提供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一款游戏体验感的好坏，对玩家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逆水寒》的朋友就告诉我，为了提升玩家的体验，他们也是把人工智能用在了方方面面。举个例子，不少玩家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想打游戏的那个时候呢，一时没有拉到足够的队友。那怎么办？《逆水寒》连这种情况都替你考虑到了。他们用上了人工智能技术，让电脑角色和你组队，一起冲锋陷阵。你可能会担心，这人工智能队友它靠谱吗？《逆水寒》的朋友跟我讲，他们的人工智能队友可不是那种行为古板，只能按照指令行事的木头人。通过项目组的训练和调整，这些电脑队友它更接近真实玩家的水平，甚至有的时候比真人队友还更了解关卡机制。所以这游戏的体验感想不好也很难。你看《逆水寒》的策划团队那真是有强大的同理心。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致敬一位已故的历史学家，他叫田余庆先生。田先生是出生在1924年，到了今年2024年，刚好整整100年。咱们刚才这期节目里讲到了北大历史系罗新教授的这本《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罗新老师的导师就是田余庆先生。说实话，游牧民族的历史题目不好讲，草原民族的文字出现得晚，也不像中原这样有丰富的史料。这样的历史该怎么讲？田余庆先生在他的笔记本里面记下了一句话，他创造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的底气。是一副对联，他是这么说的，叫“实处见虚真货色，无中生有臭文章”。一共就这么14个字。历史是什么？无中生有臭文章，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反过来说，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做合乎情理的推测，这叫“实处见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穿越回历史现场，站在历史人物的身旁。就算是我们今天当作信史来看的司马迁写的《史记》，也有不少小说家的虚构笔法的，不完全是真的。讲历史没有对历史事实的合理想象，没有对历史人物的同理心，没有这种实处见虚，那是不行的。所以这句话再给你念一遍，叫“实处见虚真货色，无中生有臭文章”。你要是有笔记的话，我觉得这14个字值得记下来。
我看过一张照片，是田余庆先生去世当天，弟子在他的书房里拍到的。左边是一参考书，右边是他自己的著作。90岁高龄的老先生，据说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在伏案工作。90岁，多棒的一生。致敬田余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