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8年。这是大宋熙宁元年，大辽咸雍四年。
上一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继位，到了今年改元熙宁，神宗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那这一年宋神宗多大呢？21岁。你听这个岁数，一个雄姿英发的年纪。各位可以回想一下自己21岁的时候，各种心智、身体的状态。我自己21岁的时候，正好赶上大学毕业，满脑子都是对世界的不切实际的想象，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现状，也很容易低估自己的未来潜力。遇到事情非常容易兴奋，也非常容易沮丧，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
带着对自己的理解，再去回头看我们这位少年天子宋神宗，就不由得很佩服他在21岁时候的表现，可算是非常沉稳。我说两个小细节，你来感受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爹宋英宗办丧事。你别忘了四年前，大宋朝廷可是刚办了宋仁宗的丧事，这又来一场。那个时候给皇帝办丧事，花钱花得海了去了，所以国家财政马上就紧张。本来大家给神宗皇帝提点意见，说咱要不要省着点花，那个口吻还是小心翼翼的，对吧？万一说给我多办丧事不尽心，怕他生气。但是没想到宋神宗就直接说，没问题，节俭办丧事。而且宋神宗是直接把底牌就摊到了桌面上，说这事很简单，我爹当年给仁宗办丧事不能省，因为他是仁宗过继来的儿子，不是亲儿子，所以要避嫌疑，怕人说他不尽心，所以不敢裁减费用。但我不同，我是英宗的亲儿子，那就没有那些顾虑，所以该省就省，我爹天上有知不会怪我的。你看这个态度，既务实又坦诚，这是一个领导者非常难得的素质。
还有一件小事，神宗废除了宋朝初年开始的一项很不合理的制度。简单说就是，皇帝的女儿嫁到了婆家，招了驸马，她在驸马家要长一辈，那这样公主就不用向公婆行晚辈的大礼了。就这么个规定，一直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规定不就是胡扯吗？这是拿你皇家的身份来欺负人。神宗把这条规定给废了。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不说这是我想要废，他说这是我爹英宗皇帝生前说过的意思，只不过他老人家这不没来得及执行，所以我现在这么干，是替我的父亲来还愿。
你琢磨琢磨，这一招是非常之妙。赵冬梅老师在《大宋之变》这本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她说宋神宗这么干，这是一石三鸟。我给你盘盘哪三鸟。
这是替他爹宋英宗挽回了面子，不要以为我爹折腾“濮议”那个事，就是对儒家伦理的原则不重视。我爹还是很讲究上下尊卑秩序的，我爹很棒。你看这是一个目的，但是不止于此。你想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他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场“濮议”把朝廷里的重臣撕裂成了两派。现在我上台，我就要弥合这两派之间的裂痕，对吧？所以现在通过这么一个政令的发布，我要强调我重视长幼尊卑的伦理。这件事情落在“濮议”的两派的眼里，他们会各自做什么样的解读？你看第二只鸟要打下来了，就是我这个政令落在“濮议”的反对派眼里，他们会想，咱这位新皇帝居然如此重视伦理原则，不枉我们在“濮议”当中争执一场。新皇帝的态度就是对我们台谏官的最好的支持。你看这是第二只鸟。
还有第三只鸟，就是同样这个信号，落在了“濮议”的支持者的眼里呢？就是宰相群体的眼里呢？他们也会有一番自己的解读。他没准会这么想，对呀，你们这些“濮议”的反对者们，英宗皇帝想管亲生父亲叫一声爹，你们反对得死去活来的，对吧？但是大宋朝这100年，公主把自个儿的公公婆婆当成哥哥嫂子，这么乱辈分的事情，你们为啥不说？你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你们今天要不要感到愧疚呢？新皇帝多聪明，上台就把这事给翻出来了，让你们老脸无光。这是帮我们出了一口恶气。你看这是不是一石三鸟？这就是管理学，或者说叫领导术上的高级技巧。我不说这个事本身，但是我通过其他的事，我给个信号，既毫不含糊地指明了整个组织发展的方向，又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位新领导是站在我这头的。这就让所有人，包括原来有矛盾的人都有机会，那个词我们熟，叫“卸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妙手是政治上很难的操作。
当然了，这两年宋神宗刚上台，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在组自己的执政班子。他用人呢，他继任的时候，朝廷里的首席宰相是韩琦。但是朝野上下其实心里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神宗时代这么年轻的天子21岁，他必须要用自己的执政班底。韩琦很棒，但是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他也必须让位，他是上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到了上一年的9月份，韩琦终于卸任了首席宰相。接下来该用谁呢？其实当时宋神宗有多个选项，不见得一定是那个王安石。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张方平。张方平这个人，我们节目里面其实多次提到过，他是苏轼一家的大恩人，他推荐过苏轼。张方平也是宋朝著名的财政专家。那如果真的用了张方平当宋神宗的首席宰相，什么王安石变法那些风波就不会再发生了。但是没办法，历史不容假设。神宗是真想用张方平一开始，但是一方面有人坚决反对，另外一方面，张方平刚被提拔上来，提拔成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他父亲就过世了，所以张方平只好回家守孝。这是当时的死规矩，从此张方平就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开封城，所以就失去了这员大将。宋神宗后来只好启用了王安石。
启用王安石，实际上只是历史的多个平行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好了，到了这一年，王安石进京，但是请注意，即使神宗是皇帝，即使他非常欣赏王安石，他非常急切地要用人，他也不能直接提拔王安石当宰相。朝廷是有法度的，政治是有规矩的。王安石这个时候资历非常浅，他必须在好几个职位上，比如什么翰林学士、开封府知府、御史中丞，或者是三司使的这一系列职位上历练过，他才能进宰相班子。所以这一年王安石虽然进京了，也跟皇帝打得火热，但他担任的只是翰林学士，是皇帝的贴身秘书而已。所以这一年，我们先不说王安石变法的事。那这一年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桩案子。这个案子可能是整个中国古代法治史上最有名的案子之一。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公元1068年的山东登州，对，就是今天山东烟台附近的一片庄稼地。我们转向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阿云案应该发生在治平四年，就是上一年。当时案卷是这么记载的，说这个受害者韦阿大是个农民，当时睡在自己家的田里。那你想这是什么时候？应该就是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天还不冷，所以能够睡在露天。而且通常北方农村这个时候，庄稼地里的粮食瓜果要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睡在田间的窝棚里看着，一直到现代社会还有这样的现象，叫“看瓜”。这一天夜里，韦阿大睡得正熟，突然被人摸进了窝棚，拿刀上去就一通猛砍，砍了将近10刀，浑身是伤，还砍断了一根手指。韦阿大命真是很大，他居然就没有死，而这个凶手是趁黑跑掉了。
谁干的？别忘了，这是将近1000年前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非常简单的。所以很快官府就怀疑上了一个人，谁啊？韦阿大的新婚媳妇，叫阿云。好了，把这阿云姑娘带到县衙，那些衙役一通吓唬。
衙役：我来问你，是不是你砍伤了你的丈夫？实话实说，我们不打你。
这王安石的话不是我编的，司马光记录了当时的案卷原文，就有这么三个字，叫“实道来”，老实说来就不打你。这阿云毕竟是当时的农村姑娘家，哪见过这个阵仗？刑具肯定都摆开了，所以马上就招供了，确实就是她干的。
那这阿云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丈夫呢？原因很简单，她母亲刚死，村里的长辈就做主，把她嫁给了村民韦阿大。但这个韦阿大实在是太丑了，这种丑，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放开一点想象力，这可不仅是视觉上的丑，什么五官挪位什么的，那可能是一种全面的狠琐、肮脏和不堪入目。总之阿云姑娘是不愿意跟这么个人过一辈子，这种感觉我估计所有的女性都懂。但是她最终想了一个很愚蠢的方法，要用屠刀来解决问题，结果当然是把自己给断送了。
这个案子在古代是什么性质？你想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十恶不赦的说法，其中就有一条叫“恶逆”。什么意思？就是殴打谋杀亲属当中的尊长，比如杀妈妈、杀父亲，其中当然就包括谋杀亲夫。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在当时这种案情没有什么商量的，结果肯定就是处以极刑。但是万没想到，这个案子有意思就在这，当时他们的长官，就是登州的知州叫许遵，居然给这个阿云，就这么个案情，居然没有判她死刑，只判了一个流放2500里。
这个结果让所有的旁观者都目瞪口呆，这么严重的案情，谋杀亲夫，居然也可以不死。请注意，这位许遵许大人，他可不是什么年轻不懂事瞎判，他今年61岁了。他更不是什么法盲，这位许遵他是进士出身，大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当过大理寺，就是当时宋朝的最高法院的详断官，和审刑院，就是当时的中央司法审核委员会的详议官。你听出来了，这是一位资深的技术型的司法官员。他既然这么懂法，他为什么这么判呢？很明显不能服众嘛。你要是去看《宋史》上关于许遵的传记，里面给了一句话，说了一个原因，说是因为当时朝廷上头有人许诺给他了，马上要提拔他当大理寺，就是当时最高法院的长官。好，那怎么显得你适合去大理寺任职呢？他就必须得在法律问题上搞出点不同凡响的动静来。所以许遵很可能是在利用阿云案搞标新立异，显得自己有水平。对这么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谁都觉得是铁案的案子，如果你许遵真有本事，能让这个阿云姑娘不死，而且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那岂不显得你特别懂法？你懂法懂到了有神仙手段的地步。
好，我们来看这个许遵他是怎么论证阿云可以不死的。刚才我介绍案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阿云的母亲刚死，她就被迫嫁给了韦阿大。对，就在这个点上，母亲刚死，古人是要守孝三年的，这是伦理也是制度。按照当时宋朝的法律，守孝期间是不许结婚的。所以这个许遵真的是厉害，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要点。对，所以阿云在这个时候，她所谓的结婚，这段婚姻在法律上无效。那婚姻既然无效，那阿云杀的那个韦阿大就不是她的丈夫，那她的性质就不是谋杀亲夫，所以她就不是十恶不赦中的那个“恶逆”，对吧？她虽然杀人了，她只是伤害了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路人。你看这一通论证，这个许遵是不是很厉害？他抓住了这么个细节，一下子就让阿云这个案件的恶性降了一大截，不是谋杀亲夫。
但是请注意，仅仅抓住这一点不够，这还不足以让阿云活命。为啥？因为按照宋朝当时的法律，只要是谋杀，被害者即使只是受伤，也是应该判处绞刑，就是勒死。在我们今天人看，这绞刑和斩首区别不大，反正都是个死。但是在古人看来，这是有没有全尸的区别，绞刑还是轻了一等。不过许遵要的是阿云不死，所以绞刑也不能判，所以他还得想别的办法，怎么让阿云不死。这许遵厉害，他从兜里又跟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了一个法律依据。
许遵就说了，阿云为什么可以不死？因为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如果她是自首，那就可以减二等判刑，这一减她不就不死了嘛。但是你可能会纳闷，这能算自首吗？刚才说得清楚，阿云是被官府的人抓到之后，吓唬了一通，说老实说我们不打你，这才承认的。这怎么算自首呢？如果是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到了派出所才承认自己犯罪，那肯定不能算自首。但是你别说，在宋朝这真能算。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犯人被抓住的时候，只是有嫌疑，官府并没有实在的证据，但是一问他就承认了犯罪，这确实可以算自首。
好吧，即使算是自首，但是自古至今，杀人这种重罪，自首减刑那也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情况下你杀完人跑去一自首就能让你不死。宋代这个自首减刑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呢？稍微有一点烧脑，我解释一下。当时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如果是谋杀、杀人、杀伤的罪，你要自首的话，可以免掉“所因之罪”。我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懂，什么叫“所因之罪”？比如说一个小偷，去人家偷东西，抱着物正出门的时候，突然被主人家给撞见了，这小偷就急眼了，就打伤了主人，或者打死了主人。你看小偷前后是犯了两个罪，先是偷盗罪，然后是伤人或者是杀人罪。偷盗是伤人杀人的前因，没有这个偷盗，就不会有伤人的行为。好了，按照宋朝的法言法语，这个前面这个罪，偷盗就叫“所因之罪”，“原因”的那个“因”。那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小偷去自首的话，前面这一个罪就是偷盗，作为“所因之罪”，那就可以免除，直接判你的伤人罪，或者后来那个杀人罪就行了。
许遵就说了，对对对，我就是依据的这一条。你看人家阿云，她也是两个罪，先是“谋”再是“杀”。现在她不是自首了吗？那把前面那个“谋”作为“所因之罪”那就减掉，这不只剩下后一个“杀”了吗？那就不是谋杀了，只是一般的伤害人了。而那个韦阿大他又没有死，跟一般的打伤路人就没啥区别了嘛。所以我判她一个流放2500里，非常非常合适。论证完毕。
你看这一套眼花缭乱，许遵是先把谋杀亲夫变成了谋杀路人，再把“谋杀”这一个事拆成了两截，变成了“谋”和“杀”，然后再利用自首情节，“所因之罪”的这个规定，抹掉了前面这个“谋”，所以就变成了单单的一个“杀”，而且是杀而不死。这真是一套眼花缭乱的法律理论拳，对吧？许遵打完收工，气定神闲，喝了一声，看老夫手段如何。这一下把周围的人，包括朝廷里的人，法律部门的人都看傻了。
这也行？一个谋杀亲夫的女子，居然这么三下两下，你这么一论证，她居然就可以不死啦？当然了，在宋代法律也是个很严肃的事，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事，也不是许遵一个人说了就算的。所以这个案子就往上报，报到了中央的司法部门之后，所有人都说这许遵是胡闹，这怎么能不死呢？当然许遵也不服，两边就吵，最后这个官司就打到了神宗皇帝那里。神宗皇帝说那我也别判断这个案子了，我们来召集翰林学士来讨论一下。
请注意，我们几次说到了翰林学士，这是个什么职位？简单说，他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既是秘书处又是智囊团。平时要为皇帝起草一些朝廷的文件，但是请注意，同样是负责起草朝廷文件，有两拨人。一拨人叫“中书舍人”，或者叫“知制诰”，这拨人是宰相的下属，是外朝的官职，所以叫“外制”。而翰林学士那是皇帝的幕僚，这是内廷的官职，所以叫“内制”。内制外制加起来，叫“两制”。两制相比起来，翰林学士比那个什么中书舍人、知制诰就要更尊贵一点，为什么？皇帝身边的人。好了，你明白了这个职位的定义，就知道了，一个官员如果能做到这个位置，那基本就是宰相的预备队了，也算是大宋朝士大夫的领袖了。所以如果一件事，一个案子要升级到在翰林学士这个范围里去讨论，这就算是大宋朝动用了自己最顶级的智慧资源。
这个时候的翰林学士是谁？前面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位，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这一年正好进京，就被提拔成了翰林学士。还有谁呢？大名人司马光。神宗皇帝继位之后，就把司马光提拔成了翰林学士。所以你看阿云案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在这个环节，它把大宋朝最顶尖的两个大学问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卷进来了。所以不要以为王安石和司马光干架，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期才有的，这个案子他俩已经干起来了。
王安石是什么态度？他坚决地站到了许遵这一边，他说许遵判得对。你别说什么许遵爱标新立异，在大宋朝当时，王安石那是标新立异的宗师，标新立异的祖宗，所以他支持许遵不奇怪。
那另一边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气坏了，那是拍案而起，说你们这么断案子，简直是荒唐透顶，亏你们想得出来。还把谋杀分成了“谋”和“杀”，这是两个罪？好，我来问你们，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个“杀”，光是那个“谋”，就是想一想这玩意算罪吗？你躺床上想，我要把那谁千刀万剐下油锅，自己想着解恨，这能算犯罪吗？不能算。所以“谋”它不是个单独的罪，怎么会存在自首要免掉这个罪的问题呢？“谋”和“杀”它是一体的，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当然不能靠自首的情节去免罪。
这是司马光的看法。你看麻烦了吧？翰林学士居然又因为这么个案子，撕裂成了两个阵营。当然了，阿云案整个还是挺复杂的，整个争议发展的过程比我这里介绍的要复杂得多，啰嗦得多。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人，我觉得了解到这些，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关键的分歧点，也就够了。
听到这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细听这个许遵和王安石这边的论证，似乎也非常有道理。但是只要抽身出来，冷眼一看这个事，又觉得这好像不太符合常识，觉得许遵和王安石这边是在狡辩。没错，这不只是我们今天，当时很多人也是这个感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司马光，他其实就这感觉。还有当时很多的旁观者，都是这个感觉。
到了下一年就是1069年，当时的首席宰相富弼，富弼就对王安石说：
富弼：你们把这个“谋”和“杀”分成两件事，在我看来这叫断章取义，这叫文字游戏。你们怎么不听听大家的呢？这个案子判的结果能不能改改呢？
王安石：不改就不改。
富弼：行吧，那算你狠，我就辞职吧。
富弼什么人？那可是大宋朝的老臣，庆历年间的对辽外交专使，庆历新政时期的健将。不过今年岁数大了65岁，富弼也知道自己是过去时代的人物了。阿云这个案子跟王安石说不通，说不通就不说了，就辞职就走了。
但是宰相群体里面，还有这么一位参知政事副宰相，叫唐介。他居然被阿云案这个事给气死了，真的就气死了。唐介这个人之所以官能当这么大，就是因为向来有刚直的名声。这种人你也想得到，脾气肯定很大，但是论口才搞辩论，他肯定是辩不过人家王安石。有一次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这唐介和王安石就为阿云这个案子又吵开了，吵翻了。最后唐介气得是面红耳赤，转脸就对皇帝去喊：
唐介：谋杀这事罪大恶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自首是不能减刑的。全天下的人说行的，就只有王安石。
唐介：陛下！
但是吵到这个份上，他仍然没有想到，王安石居然还有最后的致命一击。王安石怎么反击？直接就这么说：
王安石：全天下说这个案子自首不能减刑的人，只要这么说他就是朋党。
“朋党”这两个字一出，那就是晴天霹雳了，你懂的。在中国古代的朝廷，说一个人是朋党，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没有是非，他就是在为私利站队。这是非常严厉的指责，文官之间的辩论升级到这个地步，通常就是对政敌的最后一击，就差指责对方在造反。唐介估计是没想到王安石能把话说得这么重，所以回家之后气呀气呀，就把自己活活给气死了。史料上说，唐介是背上长了一个恶疮而死的，叫“疽发于背”。这个地方我要普及一个文史小常识，就是如果你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看到一个人是“疽发于背”而死的，就长了个疮而死的，你别以为他真的是长了这么个疮，这通常是一个隐喻性的说法，暗指他是因为政治性的不得意，是活活地郁闷死、气死的。对，这就是唐介。
阿云案你看，之所以它在历史上这么有名，不是案情有多么离奇复杂，案情非常简单，而是什么？是因为卷入的人非常多，讨论的层次非常高，留下的资料非常丰富。我刚才的讲述你也感觉到了，它真的让很多人动了真气，这不还气死一宰相吗？而在后世，也有很多人研究这个案子。注意，这个案子是因为通过它可以多角度地观察中国古代的法制史。
好了，现在我们《文明之旅》，我们这个节目今天来看这个案子，我们不是法律专家，我们也不是研究法律史的，那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公元1068年，到了下一年，熙宁二年1069年，当时阿云案的主要的讨论已经结束了。但是司马光还是给宋神宗上了一份奏疏，其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司马光：阿云谋杀亲夫导致重伤，我就奇了怪了，这种情节这么个人，有什么可怜的呢？法理上的是非也明确得很。就这么个案子，咱们就派一个普通的小吏去断这个案子，也没什么难断的。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么大个朝廷，这么多聪明人，就被这么个案子给绕进去了，前前后后折腾了这么久，结果还是议论未定。这是为啥？不就是因为老是在那聊什么谋杀是一个事还是两个事，什么是不是“所因之罪”，抠这些字眼。这叫什么呀？这是那些文法吏津津乐道的事。阿云这个事，陛下您试着抽身出来，你抽冷子想一下这个事，你就从朴素的道德直觉出发，你就从这个国家该主张什么礼法出发，这个案子的是非，它不是一目了然吗？这有什么难断的呢？
司马光他是在写别的事当中，就是当着皇帝的面，又把阿云案翻出来，发了这么一通感慨。隔了这将近一千年，我们都能从这段文字当中听得出来司马光那种焦躁，甚至是悲愤的情绪，那里面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就是你们所有这些说阿云可以不死的人，每句话听着好像都在理，每句话好像你背后也都有法律依据。但是你们是谁呀？你们是那些文法俗吏吗？你们是靠字眼打官司吃饭的讼棍吗？不是，你们是士大夫，你们代表这个时代的天理良心，你们能陷入这么荒唐的结论吗？
司马光这个观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这些人陷入了技术细节，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这其实也是我们平常经常会有的感觉，就是就这么个事，讲道理我确实讲不过你们，但是我用自己朴素的道德直觉去衡量这个事，我又知道你们说得不对。
好，我们还是回到阿云案。我扪心自问，如果是我，我会站在哪一边？如果是早些年我年轻的时候，我估计自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王安石和许遵这一边。对，我们在聊什么？一个刑事案件，我们在聊法律，这是断人生死的事，人命关天。你再看你们那帮老头，就是司马光那一边，你们在聊什么？你们在说什么道德直觉，说什么儒家的礼法。请问能用儒家的礼法来打压国家的律法吗？这不就是用人治来取代法治吗？我们这代人觉得法治比人治高级到哪里去了。你再看人家许遵和王安石，那不就是好样的嘛，对吧？我们就在法律框架内，我们就用法律知识来跟你对攻。有理咱辩法律，哪怕你听起来我有点诡辩，我应用了一些顶级的诉讼技巧，那又怎么样？你不是吵不过我吗？我吵赢了，我就能救活一个阿云姑娘，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站许遵和王安石。
但是这些年年纪渐大，我也能看到问题的更多侧面了，所以我也就能更多地理解司马光他们，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回头来看法律，请问法律是处理人间矛盾的终极规则吗？你只要站出来一想，你就发现当然不是。法律之外还有公序良俗，对吧？法律之上还有天理良心。你千万别觉得一聊什么公序良俗、天理良心，这就是咱中国人扯这套人治的玩意。不是，在这一点的认知上，咱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一样的。在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有所谓的自然法精神。什么叫自然法？简单说，就西方人他也把法律分成两种。
一种是人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永远有缺陷，永远不完美，永远在改。那还有一种法律，那就是神，是上帝。你要是不信上帝的话，你就说什么造化自然都一样。总而言之，那是远超于人之上的那个存在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非常完美，虽然它从来写不出来，它不是以文字的方式存在的。所以人世间是有两种法律的。
你可能会说，自然法这不是扯吗？这不写不出来吗？这自然法有什么用？有用。你只要承认有这么一种永恒正确的法律，它就可以用来校正我们人制定的成文的实在的法律。对，就这个用处。你像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他有一句话，说自然法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说自然法的神圣性不可能被贬损，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废止。这话说得就这么横。自然法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是可以用它来校正人制定的法律。
怎么校正？这就是人类的创造性的空间。比如说可以通过制定上位法，比如说制定宪法，来搭建一个通向自然法律的桥梁。可以通过法官的判例、司法解释，用法官对于公序良俗的认知来修正法律。也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形成新的社会共识等等。总而言之，在实践当中有很多方法，通过对自然法的理解来修正人制定的法律。
你看，这和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理良心，它不是一回事吗？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提出自然法这个概念，但这个心意是相通的。咱中国人自古就承认，自然那是最高存在，对吧？不是有一句话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吗？自然那是最高存在。所以咱中国人讲理的时候，咱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天理”。什么东西大不过天理。
好，那又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是天理呢？儒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其实天理是什么？在实践当中，天理不是别的，就是人心，就是人情，就是所有人的人间共识，每个人内心都有的良知，还有就是我们前面用过的那个词，叫朴素的道德直觉。说白了什么是天理？就是那些其实他也没受过什么了不得的教育，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能认知到的那个正义的道理，那就是天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那个天理。
《论语》当中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叶公：有一个人叫叶公，跑来就对孔子说，说我们那儿的人了不起，他们很正直，正直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人他爹偷了别人的羊，他居然跑到官府去告发。你看我们那儿的人，是不是一种叫守法正直的好公民？
孔子：我们这儿跟你们那儿人不一样。我们那儿说一个人正直，那正好相反。如果父亲干了不好的事，我们那儿的人儿子替他瞒着。反过来也一样，儿子干了什么不好的事，父亲替他瞒着。我们觉得这才叫正直。
你乍一听会觉得这孔子主张不怎么样，他主张不守法。但是你仔细一想，孔子讲的才是人之常情，这才是普通人都能遵守的天理。如果按照叶公那个地方的说法，他们那个地方制定一条法律规定，说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爹干了坏事儿子应该去告发，那不好意思，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不是天理。你真要把它变成法律，那就一定是一条恶法。这种恶法你想都想得到，它破坏的社会价值要远远比它假装在守护的社会价值要多得多，对不对？如果真有鼓励亲人告发的恶法的话。
所以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很多文章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表达，说天下人都认为如何如何。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唐介和司马光都说过类似的话，说天下人都觉得应该怎么样。你问过天下每一个人吗？你还是做过什么大样本的社会调查吗？你怎么知道天下人都这么认为的呢？你看这就是中国人的方法。当然知道，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调用自己朴素的道德直觉，我这么看，我就能推己及人判断人情，扩展一下，就能知道所有人都这么看。所有人都这么看，那就是天理。
你还别觉得只有咱中国人用这个方法，其实西方人一样也用这个方法。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这样的。196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图尔特法官，他当时面对一个任务，就是要对淫秽色情作品下一个定义，搞一个标准。所以斯图尔特就写下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它里面是这么说的，说我今天不试图定义什么叫淫秽色情了，我不做这个努力了，我给它设定标准，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怎么定标准呢？你总不能强行规定说裸露身体的百分之几就算是淫秽色情。那很多艺术作品，比如说素描，全裸它也并不色情。所以斯图尔特法官写了一句在美国司法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话。
他说：“I know it when I see it.”
但是如果你让我看见它，我就知道它是不是色情了。就是什么叫淫秽色情作品？你别让我给它定硬标准，没有，我拿不出来这个硬标准。但是你让我看一眼，我看一眼我就知道它是不是。斯图尔特法官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颠覆了很多人的习惯的想法。大家往往以为客观的标准总比你一个法官的主观认知要好。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才是更公正的，更准确的。这就是咱中国人说的天理不外乎人情。
咱中国人的这种从人情来推断天理的方法，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人情这玩意它是可以变的。人情一变，人间的道德伦理和共识一变，我们中国人认的那个天理其实也就可以变。所以天理并不恒常。这是咱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然法观念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高阳先生写的《胡雪岩全传》。在这本书里我就看到了一个故事，它可能是个文学虚构，但这故事里的情理还是很值得玩味的。话说清朝的道光年间，浙江有一个富家子弟犯了命案，他杀了人。官司判下来，从县里到省里判的都是立即处决，马上就要杀头。现在只等北京刑部的一道公文下来，就要处决他。但这个富家子弟是三代单传，他这一死，家里的万贯家财马上就没人继承了。所以他爹就急眼了，就上下打点，玩了命地找人去捞人，花了好多冤枉钱，但是都没能找对门路，因为他这儿子在牢里还是得死。
后来经人指点，他就备了一份重礼，去请教了一个刑名师爷，就是专门的法律人才。这个刑名师爷还有一个外号叫“鬼见愁”。
鬼见愁师爷：你儿子的命我是救不了，但是我能让你退而求其次，为你的儿子留一点骨血下来。
富家子弟：那能留个骨血，我有个孙子那也行。
鬼见愁：这样我能想办法让你儿子多活三个月。你在此期间，如果你能买通监狱的人，让他的妻妾每天晚上进去，如果妻妾能怀孕，你不就有孙子了吗？这样你不就达成目的了吗？
问题就在于怎么能让这个马上就要执行死刑的人多活三个月呢？果然过了几天，北京刑部的文书就到了。一看封面，当时的官员都有经验，一看封面就知道这里面肯定判的是立即处决。所以知县都开始通知刽子手了，说赶紧准备法场马上要杀人。但是把这个文书拆开来一看，傻了，发现里面的文件装错了。这份文件判的是立即处决，但是从犯人的姓名到案情到地方都不对，是把一份本来应该发到贵州的文书发到浙江来了，发错了。那没有刑部的文书，你知县就不能杀人。所以只好向北京的刑部报告这个错误。那你想那个时候，这是晚清道光年间，从浙江到北京得走20天。那北京刑部还得等，因为还有一份文件发到了贵州，对吧？那就更远，还得等那份文件回来。这就至少得等三个月。所以这个富家的少爷就多活了这么三个月。
那你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就错了呢？你一想就知道嘛，窍门很简单，就是这个鬼见愁的师爷，他买通了北京刑部的一个普通的官员，就故意在装信封的时候装错了。那这种疏忽公开的惩罚，朝廷对他也就是罚俸三个月，几十两银子的事。那他赚了多少钱呢？书里写了，给了他行贿至少1000两银子。
有意思的其实不是这个故事，而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胡雪岩，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他当时听完了这个段子就说：“这是好事，你看为人延嗣绝大阴功。”什么意思？就是他帮一个家族延续了血脉，这是积阴德的事。而且还有1000两银子的进账，这人做了好事，这事干得棒，何乐而不为？
我估计晚清时代的人听到这个故事和胡雪岩的反应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想，这和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这个故事，反应那可就完全完全不同。对那个时代的人的普遍的朴素的道德直觉是什么？是能为一个家族延续血脉，虽然有点不合情理，虽然有点违法情节，但是积阴德可以理解，这种行为是值得鼓励的。换了我们今天的人看，依据我们今天的道德，这叫什么事？这不就是纯粹的贪赃枉法，有什么好事可言？所以你看，这也就是不到200年的时间，我们人间的那个朴素的道德直觉，在中国人的时间线上，就发生了这么缓慢的变化。对，人情变了，我们中国人认的那个天理自然也就跟着变了。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即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认同的人情也未必一样。那这个人情反映在天理上，不也就有了区别吗？你说得对。阿云案之所以是千古名案，就是因为它遇到了这个问题。每个人心里想的人情不一样，所以天理也有好几个，最后听谁的呢？
那在宋代的环境下听谁的？答案很简单，最后听皇帝本人的就行了，皇帝怎么说就是什么答案。我们今天讲阿云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说双方吵得这么热闹，那这个阿云最后是活了还是死了？是被处决了还是被释放了呢？事实是这样的，不管关于这个案子的争论持续了多长时间，而阿云活了这件事情早就定下来了。甚至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干仗讨论之前，这件事就定下来了。公元1068年的8月份，神宗皇帝是以一份皇帝救命的方式，直接就赦免了阿云。请注意，针对具体案件，皇帝的这种赦免，它是最高的也是最后的，而且是不可撤销的裁断。所以后面朝堂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争论，只和法律相关，和阿云姑娘这条具体的性命其实已经没关系了。
那你可能会说，神宗皇帝那么早就赞成了王安石和许遵这一派的说法吗？不能这么说。请注意皇权是什么？皇权是超然于争论双方之上的一种力量。皇帝不用关心你们双方争的谁对谁错，他自有道理。皇帝只要说我这个人就是心善，我就是见不得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死，我决定放她一马就放了。你们接着吵，法律是非归法律是非。对，直接因为我见不得姑娘死，这就可以是最后的裁断。
那你可能会说，这个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也太霸道了吧，这不讲理吧？这恰恰是我接下来想要给你辩析的一个道理。这不是不讲理。你会发现，即使是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也是有类似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特赦权，对吧？一个案子依据法律程序已经判了，但是很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国家元首或者是特定机构，仍然可以根据主观判断，请注意就是主观判断，甚至不需要依据的，就是可以放他一马，这就叫特赦。请注意，这并不是法律之外的规定，这是现代法治体系的必要的补充机制。
我这么一说，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什么道理？你不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呢？非要法院判完了之后，然后再由国家元首搞一个什么特赦，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们就用法律解决问题不行吗？不行。我举两个例子，你马上就能明白。
民国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案子。1935年有一个女侠叫施剑翘，在天津的居士林刺杀了军阀孙传芳。其实1935年的时候，孙传芳已经不当军阀了，而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时候他已经皈依了佛教。但是这个女人施剑翘，还是在佛堂上当众开枪打死了孙传芳。打死之后，然后当众宣布我这是为我爹复仇，而且当时就拨通了天津警察局的电话，我要自首。你想就这么个案子，如果按照当时中华民国的法律，那施剑翘肯定是难逃制裁。但是你懂的，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女孩子为父复仇，这是莫大的正义。只不过这个正义在中国现代社会那个条件下，它很矛盾。这个正义在人心中有，但是不能被当时的法律认可。所以你看麻烦了吧，法律要判她，但是舆论要救她。那最后怎么办？最后的办法是这样的，就是法庭一审判了施剑翘10年监禁，二审减了一点，判了7年监禁。不然对法律交代不过去，你杀人当众杀。但是第二年1936年，当时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就宣布了对施剑翘的特赦。没有这个特赦，对舆论交代不过去。所以这个施剑翘就一直活到了后来是到1979年才去世。从这个案子当中，你可以感受一下设立国家元首的特赦权的那个必要性。法律也尊重了，但是人情也尊重了。
我再举一个西方的例子，这个就更加令人玩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被纳粹德国马上就打败了。当时的法国元帅叫贝当挺身而出，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我决定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他的痛苦。怎么减轻？就是他出面以法国元帅之尊，向希特勒投降，而且后来还成立了一个伪政府，就是维希法国政府。你可能会说，这个贝当不就是法国的汪精卫吗？确实很类似，但是性质不完全一样。你想中国的那个汪精卫，他投降日本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且中国军队还在奋战。你汪精卫这么干，那当然是汉奸，这个是永远翻不了案的。但是贝当他出面代表法国投降的时候，法国军队已经被彻底打瘫了，而且法国很小，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跟咱中国没法比。所以法国当时确实已经不具备继续抵抗德军的条件。所以贝当当时挺身而出这么做的时候，很多法国人其实是理解的，也是同意的。这么做毕竟可以为国家保留一口元气。甚至咱们可以这么说，贝当他投降和继续坚持抵抗的戴高乐，他们这两派之间也不无默契，对吧？在贝当看来就是年轻人你去抵抗可以，我来看家。你去战斗，那我呢，我就献出自己，我来挡住希特勒，不要继续祸害法国。即使我当一个投降派，我估计贝当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脑子里是反复出现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在他这儿是反复闪现的。一个人总得做能够说服自己道德感的事情。
好了，等到战后1945年德国战败，这贝当可就被当成法奸送上了法庭。这个时候老贝当元帅已经89岁了，在20多天的审判过程中，他始终一言不发。最后是被法院以通敌罪判处死刑，没收一切财产，他本人被宣布成民族败类。但是这死刑判决书刚下，戴高乐总统那边的特赦令紧接着就到了，说贝当不用死，改判终身监禁。你看贝当这么大岁数，后来又活了6年，是95岁的高龄，最后才死在了监狱里。当时还有这么个传说，蓬皮杜兴奋地向总统戴高乐报告，说贝当死了。戴高乐非常严肃地纠正说：“不是元帅死了。”你琢磨琢磨戴高乐这句话背后的那个复杂的心情。对，一方面，不管你贝当的实际动机如何，你毕竟当年投降了希特勒，所以必须判你死刑。否则对那么多为自由法国而死的战士们怎么交代？而且你贝当自己说过，你是要把本人献给法国的，那这个“献”当然就包括生命和名誉，你全得献。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必须判你死刑。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明显，特贝当，这也是法国当时上上下下很多人心里的那个默契。贝当是谁？毕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法国英雄。毕竟戴高乐和贝当之间有一份惺惺相惜，有一份情有可原。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又不能摆在台面上说。所以所有这些，得了，就在一纸特赦令里面，其他咱不说了。这是法国人当时的默契和共识。但是你看维希法国的其他人，比如那个总理赖伐尔，那不就是当庭被判了死刑，而且就真的执行了。人们都说罪有应得，那也是共识。所以你看特赦令的存在，它当然有它的真实的必要的社会空间。
今天我们聊的是公元1068年发生在大宋朝的阿云案。我们今天看它，不想把它看成是大宋朝政治史上的一次争吵，也不想把它看成是法律史上的一个案例。我们想把它看成什么？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就是怎么实现正义。你会发现，靠任何单一的亢奋的道德主张，实现不了正义。靠严谨的成文的法律体系，也实现不了正义。如果正义最后实现了，那需要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需要我们对事实真相的不懈追求，需要对各种价值的审慎排序，需要在意见分歧时候的长期公开的讨论，需要在结论貌似清晰时候的我们内心的一点犹豫。我们需要硬性规则和软性情绪之间的含混妥协，需要相持不下的时候，来自最高权威的最后裁断，等等等等，需要很多东西才能实现正义。对，人类文明就是这么一点点地走在实现正义的路上。它很难，但是每走一步都算数。正因为正义如此之难，所以才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我们才对人类文明在追求正义路上的每一寸进步保持敬意。好，我们明年公元1069年再见。
《文明之旅》公元1068年，我想致敬一篇毕业致辞。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他儿子的初中毕业典礼上的一篇致辞。我给你摘录了其中的这么一段，他是这么说的，跟孩子们初中生，他说：“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时遭遇不公的对待。”一个毕业致辞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时遭遇不公的对待，这样才会让你们理解公正的价值所在。愿你们尝到背叛的滋味，这将教会你们领悟忠诚之重要。抱歉，我还希望你们时常会有孤独感，这样你们不会将良朋挚友视为理所当然。愿你们偶尔运气不佳，这样才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的地位，进而理解你们的成功并非命中注定，别人的失败也不是天经地义。当你们偶然失败时，愿你们受到对手的嘲讽，这才会让你们理解体育精神的重要性。愿你们偶尔被人忽视，这样才能学会倾听。愿你们感受足够多的伤痛，这样才能对别人有同情的理解。”
说得多好，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其实也不只是人生，我们所在的如此灿烂的现代文明，也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讲的是将近1000年前的宋代的阿云案。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获得了一个相对公正的环境。回看这一年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人类要经历多少不公、伤痛和争吵之后，才能勉强获得今天拥有的公正。正是无数的不公、血泪和争吵所奠定的基础，才有了我们共享的文明。在此节目的最后，我们致敬人类所有为公正、为文明做出的努力。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你们所留的每一句话，无论是表扬、批评、讨论，都会激励我。下周三《文明》，咱们在公元1069年继续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