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1年，这是大宋的庆历元年，也是大辽的重熙十年。
这一年，宋朝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好水川之战。大宋和西夏的战争是上一年开打的，上一年就发生了三川口之战，宋军大概是一万人全军覆没。到了这一年的好水川之战，又中了西夏的埋伏，宋军上万人战死，主将自杀殉国。这个消息传到开封之后，朝堂震动，宋仁宗一整天都没有心情吃饭，直到太阳落山才勉强扒拉了几口。大臣们也慌了，甚至有人提出要修潼关。潼关在陕西、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地方，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已经有人在做最坏的打算，大宋朝可能连整个关中平原和陕北，即今天的西安和延安都保不住了。所以朝廷上上下下非常沮丧，以至于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又有人冒出了一个主意，说干脆咱们改年号吧。一般改年号都是改下一年的年号，但这次不是，1041年就改这一年的年号，这一年干脆重新来过得了。你现在看到的公元1041年，本来的年号是康定，但因为这个建议，到了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朝廷临时改成了庆历元年。
活字印刷虽然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但在古代中国，它并没有被普遍使用。1959年的时候，中华书局出版过一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里面一共收录了一万一千多部历代善本书，有人就点算了，其中用活字印刷的占多少呢？才150多部，不过总量的1%。甚至有学者估计，在真实的古代中国出版市场上，活字印刷的比例连1%都不到，其余要么是雕版，要么是手抄。这活字印刷明明很先进，效率很高，这又不是我们说的对吧？1000年前的沈括是技术大行家，他第一次看见毕昇的这个发明，就非常兴奋，惊为天人。沈括的评价是这样的，说这个方法好，如果只印上两三本未必行，但如果要印几十上百上千本，这个方法极为神速。这符合我们的直觉，这个方法肯定是这样的。如果用雕版印刷，那是在一块板子上挨个地把字刻出来，现在不用了，有活字了，字提前刻好了，本书来了，我只需要把字拿出来，放在该放的位置上，然后咔咔就开始印，你说哪个快？同一块板子，你是把字挨个刻出来快，还是我把字放上来快？所以活字印刷在这个场景里就能用。有了这一批客户，哪怕是很低端的客户，这个新技术就能在市场的缝隙中活下来，活下来之后，它就可以不断地改进工艺，最后在质量上超过雕版印刷。
事实上，沈括看到的毕昇的活字印刷之后，这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就是这么一直在迭代和发展的。最开始当然有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固定不稳、字面不平，木活字容易磨损，铜活字不吸油墨等等。比如我给你看一个明朝时候的活字印刷物的样子，你看出来了吧，确实有这个问题，不是很美观。但是要不了多少年，我再给你看清朝的活字印刷的版面，这是康熙年间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版面，很漂亮，铜活字印的，是不是不比雕版印刷差？技术自己会迭代的，这种事情在人类的技术发展史上是不断重演的。比如最开始的蒸汽船肯定比不过大帆船，刚开始的汽车肯定比不过马车，刚开始的计算机几十吨重，看起来也是笨死了，不如算盘。刚开始的液晶技术除了做电子表啥也干不了，但是没关系，等着这个技术不断地改进，一旦突破一个间值，那就是一骑绝尘拦不住的。这是技术发展的规律，但是奇怪的是，咱这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就例外，它不符合这个规律。
还有一个更加流行的解释，说活字印刷在中国推不开是因为中文有特殊性。中文光常用字就有好几千个，不像西方人的拉丁字母只有二三十个。所以活字印刷在西方推开很容易，在中国就相对难。这个解释有道理，我也承认，但问题是，拉丁字母再好使，咱中国人难道改成拉丁字母吗？所以这个中西对比的视角没有用。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就拿中文自己来说，活字印刷直观的感觉应该比雕版印刷效率高，它为什么就长期打不过雕版印刷？这个技术上的卡点到底在哪？
我看到的比较好的解释是经济学的视角。它看待这类问题有一个非常简明的方法，就是别的都不管，咱们就看两件事：成本和收益的结构。比如说我现在是中国古代的印书坊的老板，假设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质量都一样，而且两种手艺我都会，都很精。现在您拿着一本书来找我来印，你问我我会采用哪种印刷方法呢？是雕版呢还是活字呢？我这个人是个生意人，我只管挣钱，那我会告诉你三个字的答案：看情况。看什么情况？就是您委托我印的这本书，它一共有多少页。如果页数特别多，那我就倾向于用活字印刷；如果页数不多，篇幅不大，那我尽可能用雕版印刷。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因为两种印刷方式的成本结构不同。如果页数少，活字印刷很不划算，我首先得有一笔造活字的成本，那是一大笔开支。要造一套铜活字，至少500两银子都得摊进去。而且我印每页之前，活字还得拣字、排版，这笔费用很高。但如果你拿来的书特别厚，那我用雕版印刷就不划算，因为一块一块雕板子的费用搁在那儿，那投入可就大了去了。具体的计算过程我在这儿就不说了，太复杂了，但是我下面说的结论是有专业的学术论文算过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分水岭有一个数，叫3800页。具体数字你不用记，但是你可以粗略地这么理解，就是篇幅较大的书，超过3800页的书，活字印刷更省钱；相反，篇幅较小的书，低于3800页，雕版就更省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康熙朝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那么大一套书，为什么用铜活字印刷术？就是因为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3800页，所以用活字划算。它不是因为皇家有钱才用活字。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道理只有这么简单的话，那除了那些皇家工程之外，活字印刷就应该对中文毫无用处，应该完全没有市场生存空间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变量的存在，又给活字印刷留出了一片生存空间，那就是印刷物中的生僻字的含量。活字印刷很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造那一堆活字的字库，要造一套铜活字至少500两银子，而且活字的数量越大，成本就越高。比如清代康熙年间印《古今图书集成》，大清的内务府造了25万个铜活字。这里面当然像“之乎者也”这种常用字要多造很多个，但之所以总量这么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生僻字的需要。这笔投资非常可观，如果不是朝廷出钱，一般人真干不起。
但需要这么多字吗？其实有人统计过，说1000个常用汉字就能覆盖现代汉语92%的书面资料，说白了你只认得1000个汉字，92%的书照看不误。如果你认识2000个常用汉字，就可以覆盖98%；如果你认识3000个常用汉字，那就能达到99%的覆盖。古代汉语也是差不多的。你别看《康熙字典》收了将近5万个汉字，但其中90%都是生僻字，只有特定的书才用得着。所以你明白了，只要能够把生僻字的数量降下来，就能够控制活字字库的数量，活字印刷的成本马上就是断崖式地下跌。好了，问题来了，民间有这样很少有生僻字的印刷物吗？
还真有。比如说现在的浙江温州瑞安市的东源村，就是一个活字印刷的专业村，今天还在干。他们的手艺还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说奇怪了，怎么民间直到今天还有用活字印刷的呢？怎么不去街头那个打印店呢？这些活字印刷是靠什么市场生存的呢？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窄很窄的市场，印制家谱。对中国东南部，像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宗族文化很发达，当地老百姓经常有修订家谱的需求。这种把活字技术用在印家谱上的传统，从元代初年就开始了，直流传到今天，还诞生了一个职业，就叫“谱师”。谱师们平时是挑着一担子的木活字，翻山越岭走街串巷，叫送印刷下乡。你想想这个业务，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只有常用字。因为一本族谱主要的内容就是姓名，老百姓起名字就是为了叫着方便，所以很少用到生僻字。你想一个谱师挑着担子下乡，通常他只需要准备5000个木活字就够用了。如果实在遇到生僻字，没关系，人家都会刻字，现拿木头拿刀刻一个就是了。所以这个市场是这么保留下来的。
好了，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活字印刷为什么比不过雕版印刷，但是多多少少它也能存活。这个现象咱们似乎已经解释了，所有的悬疑都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不，它身上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活字印刷技术自打发明出来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雕版印刷没有什么成本优势，它只有在一些非常有限的场景里面，比如皇家印制大型的丛书，民间印个家谱，它还有一点点生存空间。但是很奇怪，你说这笔账它不就明摆着的吗？刚才我扮演一个古代书铺老板，我都能算得过来的账，但是历朝历代都有这么一帮人，他们就是不放弃，不信邪，老觉得活字印刷好像还能拯救一下，所以前赴后继搞活字印刷的实验。咱们有进步也有成果，但还是那个问题，每一次的巨大努力，都像放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得非常灿烂，但是很快就归于寂灭，那个掉落下来的火星并没有星火燎原，技术没有推广开，这是为什么？
这可能就不能从技术本身来看了，得从社会合作网络的角度来观察了。说白了，活字印刷的社会网络，那个时候没有成熟。我们先说点题外话，过去我们观察一项技术发明，总愿意把荣誉桂冠赠给发明家本人，因为这么理解技术很省事，我们特别喜欢听那种故事，比如苹果掉到了牛顿的头上，于是有了万有引力定律；爱迪生非常勤奋，于是发明了电灯；瓦特看到他奶奶炉子上被水蒸汽顶起来的水壶盖，于是发明了蒸汽机。这些故事本质上套路都一样，它都是在说某个大神因为某次机缘窥破了某项天机，所以搞出了某项发明。我们特别喜欢这种故事，但实际上这类故事都很令人存疑。
你比如说，就蒸汽能做功这件事，真的要等到瓦特看他奶奶的炉子才能发现吗？不早就发现了，古希腊的人就发现了蒸汽机的原理。早在瓦特之前的半个世纪，就是纽卡门蒸汽机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个纽卡门应该比瓦特他奶奶岁数大得多。所以瓦特他改良蒸汽机，这个贡献虽然重要，但这只是整个创新网络上的一个点的突破而已。我们要理解蒸汽机，需要看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合作网络。
我们拿活字印刷术来说，你说最早想到这个主意的人，这个发明家是毕昇吗？我觉得应该不是。你看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度量衡就制作了很多量具，比如说用陶土做的升斗这种东西，这上面就有很多文字。后来的考古学者就发现，这些文字都是一个个字刻好的章，然后分别盖在上面，连缀成文章的。你想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活字印刷吗？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又有学者发现，春秋时候的青铜器，有一个叫秦公算的，上面的文字也是先用活字做了模子，然后才浇筑成青铜器的。你看也是活字印刷。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中国人发明活字印刷，至少这个想法的出现，居然比纸的发明还要早好多好多年。
对所谓的活字印刷，不就是把字拆成一个个的印章往纸上戳对吧？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活字印刷不是一个个地戳，而是排好版，把一堆活字固定好了一起戳。所以你看，毕昇虽然很伟大，但他不是活字印刷这个原理的发明者。但是请注意，我刚才这么说，没有一丝一毫想贬低毕昇的意思，毕昇也很伟大，因为他伟大在他具体实现了怎么用泥烧成活字，怎么能让活字排成版，怎么能让版平整和固定，然后怎么印刷，怎么再把版拆掉等等。这是一大套的技术难题。我们作为有知识的人，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老觉得创意这事特别值钱。但是从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你就会发现，创意这个东西可能早就有了，真正的难题在于怎么把这个创意实现呢。你可别觉得这容易，你就设想一下，今天就您本人，您可以随便上网查资料，可以网购任何现代化的材料和工具，现在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你能复制一块毕昇，这可是一千年前的人，当年的那一块活字字版，印刷出哪怕一张纸的文字，你能做到吗？你是不是想想这事就挺难的？怎么捏那个泥，怎么把它变成活字，怎么变硬，用什么油墨，怎么固定，固定完了怎么拆散，大堆难题。
2002年到2004年，北京印刷学院正式成立了一个课题组，花了两年时间才把1000年前毕昇的这一套泥活字技术给复现了。这是一个正式的国家项目，你想那可是现代大学的研究队伍，都这么难要干两年，毕昇当年搞出来你说他不伟大吗？
所以你看，一项发明从最初的想法到一点一点地攻克技术难题，把它实现出来，依靠的不是什么灵机一动的创意，而是广大的社会合作网络上的很多点，在很多角度上实现的突破。刚才我们讲的是活字印刷，你别小看雕版印刷，雕版印刷一样得依靠广大的社会合作网络。表面上看雕版印刷很简单，就是找块板子，刻上字刷上油墨，把纸往上一盖摁一摁，揭下来这不就印好了吗？但是你想，出现雕版印刷到什么时候？要到隋唐时代。但是中国人学会在石碑上刻上字，然后在碑上刷墨，然后拓印下来纸变成文字，这不就是雕版印刷吗？这玩意出现得可早，在碑上拓印文字，这是在东汉的“熹平石经”时候就有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原理几乎一模一样的雕版印刷要迟那么多年才出现？这当中当然有无数的难题要克服，有无数的机缘要等待。比如说没有科举制，没有佛教传播的需求，雕版印刷术那是很难出现的。
其实我们再多说几句雕版印刷术，即使是在雕版印刷术成熟之后，它周边的社会合作网络上的星星点点的创新也一直在持续，雕版印刷术它自己也在发展。我举个例子，印刷字体问题。我们今天用的印刷体，其中有一个字体叫“宋体字”。
请问这是宋代发明的吗？不是。甚至有人说这是秦桧发明的，那更是谣言。宋体字其实是明朝人才开始用的。宋代的雕版印刷，字体基本用的是手写体。我给你看一个2020年拍卖拍出的2.6亿天价的宋版书，这是王安石的文集，叫《王文公文集》。我现在给你看的是其中的一页，你看这用的是手写体的楷书。
这是宋朝的书，但是到了明朝，雕版印刷的书就越来越多。大家发现手写体有问题，写粗了不好看，而且木头容易断，雕版的寿命就短。你看这个楷书，它这么弯弯绕绕地写，刻起来也费劲，全部是那种弯的圆弧状的笔画。所以到了明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宋体字，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你看宋体字的特征，笔画尽可能横平竖直，刻的时候是一刀走到底，很方便刻。第二个特点，横的笔画宋体字它就细，竖的笔画宋体字它就粗。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刻在木板上的，横向的笔画跟木纹的方向一样，不容易裂开，所以它可以细一点。纵向的笔画跟木纹垂直，容易断裂，所以竖的笔画就粗一点。即使有点裂纹也不影响字的辨认，这是第二个特点。宋体字还有第三个特点，你观察一下，在横折转弯的地方，宋体字要刻一个大大的尖角。因为横笔画细，刚才我们说了，所以即使木纹断掉了，细的木纹断掉了，只要有这么个尖角在，读书人拿到一看，还是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有一横的。你看也是为了辨认方便，是为了延长这块雕版的使用寿命。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的主题，我们已经快要逼近那个答案了。活字印刷技术到底遇到了什么坎？说到底还是它当年的社会协作系统不成熟。中国人率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奇怪，到底卡在哪了呢？这项技术它就是推广不开，它的社会合作网络就是没法扩大。你说为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先对比着看，看它的对立面，就是雕版印刷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
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张秀民老师写的《中国印刷史》。书上就说宋代的时候，可以考证的，干雕版印刷的刻字工人人数至少3000人。可想而知，后来明朝和清朝出版业更发达，所以这个人数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而且这些工匠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出版业极其发达的城市的，少数几个特殊作坊里的，所以他们非常密集，而且分工是非常细密的。
请问这些搞雕版刻字的工人，他们是怎么合作的？请注意，有意思的来了。他们刻字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跟我们写字似的不是。先拿到一块空白的板子，先把竖行的空白一刀一刀地刻出来，就是把格画出来。然后有工人刻所有水平的笔画，再交给下一个工人下一道工序刻斜面方向的笔画，再交给下一个工人下一道工序刻垂直的笔画。刚才我们讲到，刻宋体字的话，垂直的笔画比较粗比较好刻，所以由学徒来刻。横向的笔画比较细，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由师傅或者熟练工来刻，而且先刻。所以你看，一块书版其实是由至少四个人分工来完成的。
你说为啥要这么刻呢？一个字一个字写不就完了吗？这么刻的好处很多。首先你想，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用旋转这个木板，刻字的速度就快。而且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只需要专注一种刀法，很容易熟练，很容易在干活的时候进入心流。你可能会说，仍然挺奇怪的，把一个字拆成横竖斜三种笔画，这也太难受了，哪有一个字一个字刻起来这么方便。那是因为您识字，所以把字拆开来刻你觉得别扭。而古代所有雕版印刷的刻字匠是不识字的，对他们来说，一个字就是一幅画，先刻哪笔后刻哪笔无所谓。那当然他们这样分工效率更高。
说到这儿，说到识不识字，我们再回头来看活字印刷，也许卡点就在这儿。活字印刷它整个工序流程里面，它需要工人识字，这可就要了命了。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元代的王祯吗？他改进了活字印刷的工序，发明了叫王祯转盘，这改进确实好，我们今天的人也能够洞察到那个好处。但是你想过没有，它的整个流程里面，个人喊我要什么字，个人把对应的字在两个转盘中间挑出来，还有一个人去排版，这三个人都必须识字。但凡有一个人不识字，整个流程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而且别忘了，印完了这个活字的版你得拆，拆的时候每个字得归位，这道工序上的人也必须识字，否则归位归错了，这次错一点下次错一点，成千上万个活字乱成一锅粥，下次就没法用了。
所以你看，活字印刷它一个刚性的要求，就是得有识文断字的人全程参与。而在中国古代，识字率是何其低，上哪找这么多识字的印刷工匠？而且你想，在中国古代，一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和一个文盲普通人，那可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人，这是科举制度造成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在中国古代，但凡您念过书给孔老夫子磕过头，那您就是斯文中人。想想孔乙己那个德行，你让孔乙己这样的人去当个工匠，那太困难了，丢人。对我都识字了，我忍一忍暂时的饥寒，我还是争取去赶个考。不用说考上进士不奢望那个，我就是考上个什么秀才举人，那总比进工场当工匠强。再说了，哪怕我什么都考不中，我一个读书人，我去人家教教私塾，给人看病当当郎中，我出路多得很，我哪条路不比当工人体面。所以你想在这种社会观念里面，活字印刷它怎么可能发展起来？
根据这本《中国印刷史》介绍，到清代的时候，刻书作坊里面会写字的人的工资是刻字工人的10倍左右。刻字工人已经是刻书坊里工资最高的人，但是会写字的人工资是他的10倍。这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活字印刷在古代它的主要成本在排版上，你得大规模地用识字的人，怎么可能用得起？
好了，听到这儿，就顺便解释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前面讲的王祯、华燧、翟金生这些人能把活字印刷的流程跑通，他们觉得活字印刷挺好的，你看我这书都印出来了，为啥？因为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认字。他们就没想到，我这个读书人一撤，完全凭市场的力量，那个印书作坊里面一帮不识字的文盲工匠，这活字印刷他就玩不转了。这就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你要理解了这一点，你还能顺便解释为什么古代朝鲜的活字印刷反而很发达，因为在朝鲜，活字印刷是政府强力推动的，大量的朝鲜官员全程下场，什么排版拆版，什么取字还字，什么校对改版，全部都由识字的官员来干，政府压着你去干，所以活字印刷在朝鲜流行，它就不是问题。
好，咱们说回到中国古代，现在你明白了，活字印刷之所以举步维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读书人的参与。读书人愿意搞发明，搞创造搞技术革新，这个他们不缺。但是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一旦落实到工厂里车间里，那个具体的工艺操作流程，读书人不在了，读过书的工匠太稀缺了。这个堵点要是不打通，整个技术的社会合作网络无法扩展，它就没有动力发展，没有希望。所以这你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中文活字印刷它突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简单，因为很快科举考试就停了，读书人做官的这条路没了。近代工业发展了，读书人很多认字的人，被迫也好主动也好，就加入了印刷厂里的专业技术分工。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在那前后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用的就是活字印刷，所以你看，过去我们看待一项技术，往往只看技术本身，但其实技术突破只是一小步，它能不能在市场中存活下来，是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网络上的许许多多的其他因素。
我举一个例子，你看美洲的玛雅人，他的玛雅文化非常发达，他能造出金字塔，能够发明太阳历，但是玛雅人就是造不出轮子。没有轮子可惨了，这个文明的物流效率就太低了，什么东西运输都靠肩扛手提，这太难继续发展了。那你说为啥他就发明不了呢？不是玛雅人不聪明，而是因为发明轮子的周边社会条件当时在美洲它不具备。我简单说两点你感受一下，首先玛雅人没有金属工具，他没有冶金业，所以就没有办法对木材做深加工。你别觉得这树长成不就是圆的吗，把树横着切几下，变成一个一个的木片子，这不就圆的吗，中间掏个洞这不就是轮子吗。这肯定不行，为啥？因为树木的硬度有一个特性，它纵向上的硬度远远大于水平方向上的硬度。如果你用水平的木片子当轮子，很快在路上就磕出缺口，根本不耐用。所以怎么做轮子用木材？正确的方法是把木头竖着劈成木片，然后把它拼成一个圆形，甚至要用火烤这些工序，就像中国古人讲的这叫木为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没有金属工具不好意思，您办不到。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美洲大陆缺乏大型哺乳动物，这意味着即使造出了轮子，用处也不大，因为没有牛马这种可以拉车的牲畜，用不上嘛。所以你看，轮子这个技术是被两头堵死的，它既没有办法生产，也没有办法消费，就是一项技术依赖的两边的社会条件它都不具备，它怎么可能诞生呢。所以你看一个技术是它的周边社会条件的产物。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项技术能发展，那一定是因为周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社会支持条件。就比如说瓦特改良蒸汽机很有名，我们今天把它看成是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不好意思，瓦特这件事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我们喜欢讲这个故事，这可不是工业革命的全部事实。瓦特蒸汽机最初它只能在矿山抽水用，只能这么动。那如果想要蒸汽机对外输出动力，它得这么转着动，那就需要一种新技术，叫曲轴连杆技术。这个技术就不是瓦特的发明了，而是瓦特公司的一个员工，这个人叫威廉·默多克。好了，有了曲轴连杆技术，蒸汽机的活塞往复运动才能变成旋转运动，这动力才能输出对吧。你想没有这个发明，什么火车轮船都无从谈起。还有那就更多，如果没有企业家发明的规模化工厂生产和工人的组织方式，那工业革命也不会发生。你看这就是一个好技术的样子，不仅这个技术本身是智慧的结晶，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广泛接纳周边社会网络中的智慧的涌入和叠加，能够不断地造福和反哺周边的社会网络。所以一个技术是怎么长大的，参与的人越来越受益，它自己才会变成那个越来越壮大的社会存在。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都是这样的技术，条件不具备它就只好暂时蛰伏。
好，这就是公元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我为你讲的活字印刷的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042年再见。
此时此刻，在油管上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好，我是罗振宇。公元1039年那一期的《文明之旅》节目，我们是借着宋代的那本韵书《集韵》编成，来讲古代语言问题。那期节目播出之后，没想到评论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有朋友说，用学者们复活的宋代读书音念《水调歌头》，根本就是台湾南部的读书音。也有朋友说，怎么听起来像客家话？还有人说，不对，像江浙话。你看乡音果然是最大的乡愁，不管隔着多远的大江大河大洲大洋，咱们跟宋朝人依然可以借助乡音有共鸣。感谢你对我们《文明之旅》节目的支持，看完每期的节目，你有什么思考收获，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跟我讨论，都可以发在油管的评论区。我虽然人在国内，但我会经常上来看一看，跟你聊一聊。也拜托你把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分享给跟你一样对中华文明有乡愁的华人朋友。谢谢了。
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为我们提供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到今天，我已经讲了42期宋朝的事了，也提到了不少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像宋真宗、刘太后、范仲淹等等。但这些都是有历史记录的名人，我们都知道还有更多的没有被史书文献记录下来的普通人，他们也是大宋的一部分。你可以在《逆水寒》的游戏里面回到宋朝，做一个鲜活的普通人。比如说你喜欢功夫武侠，那就可以选择做一个剑客，去游历江湖；你要是喜欢做生意，那就在街头开个小店，创业做老板，闷头赚大钱；而你要是就想找个湖边钓鱼，没问题，那咱就钓鱼。要是觉得一根鱼竿钓得太慢，也可以解锁隐藏技能。听说有一个玩家就是在游戏里钓鱼的时候，钻研出了一套“祈鱼舞”，用优美的舞姿来吸引鱼群，不仅鱼来了，甚至解锁了一个游戏内的新身份，叫“弄潮儿”。所以你看，在《逆水寒》这款游戏里面，做一个普通人也能解锁很多新奇的玩法。欢迎你来《逆水寒》，咱们一起体验游戏的快乐。
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致敬一位发明家，或者说实验家，他就是今天节目里面提到的那个清朝人，翟金生。这位老人家其实是我的老乡，是安徽泾县人，他家住在泾县的水东镇，以出产蜜枣而闻名，小时候我还吃过这个地方的蜜枣。这个地方距离李白写的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桃花潭其实不远。这位老先生一辈子就心心念念这么一件事，他要复活毕昇当年的泥活字，一辈子就这么干，直干到82岁高龄。晚年的时候，他写了四首五言绝句，讲自己这一辈子和活字印刷的四种缘分，我给你念念。
第一首是讲自己用活字印书你看：
一生筹活版，半世作雕虫。
珠玉千箱积，经营州载功。
第二首是讲自己怎么抹字排版的：
不待文成就，先将字备齐。
正如兵养足，用武一时提。
第三首是讲自己印的书，也是自己写的：
旧吟多散佚，新作少敲推。
为试澄泥版，重寻故纸堆。
好，还有最后一首，第四首是讲自己终于印出了活字版的书，那份喜悦和感慨：
明知终覆瓮，此日且编成。
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
个中的意味耐人寻味。这位翟金生翟老先生制作的活字原件和印出来的书，现在还被中国的各大博物馆珍藏，我们至今还能有幸看见。今天我借他老人家这四首诗，向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执着于创造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