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感觉自己气血不足，我觉得可以读一读曹操的诗。我最近发现，读他的诗很补气。
好像比较少人说曹操的诗，我们都会觉得他是个政治家、军事家，比较不会去说他是一个诗人。可是你知道吗？他有三首诗被入选进我们语文课本：《观沧海》、《龟虽寿》，跟他同等权重的是像贺知章、李商隐这样的诗人。
那曹操的诗到底好在哪里呢？要知道他的诗好在哪里，我们就要知道他之前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在曹操之前的文学作品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诗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歌谣，你不知道作者是谁，它们是民间创作的，是集体的，是朴实的。还有一类类似贾谊《过秦论》这种，它们是规范的，是实用的，是写给君王，或者替君王标榜功德来教化世人的。
可是当有一天，这帮文人士大夫经历了皇权崩塌、战乱频繁，目睹了战争和饥荒带来的种种惨状，他们突然间有了一个深切的追问：我创作这个作品是为了什么？于是，曹操出现了。鲁迅先生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汉乐府其实有一大类写的是民间哀乐，比如《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或者《江南可采莲》的生活欢愉。但曹操不是，他所描写的是他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正在经历的现实：董卓的暴行、军阀的混战、百姓的哭泣、生命的艰辛。
汉乐府也写人世无常，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于是他们就说不如去访道求仙。可是曹操不是，他用它们的调子来写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人生感悟。于是他无形当中推动了一个时代，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像曹操那样，把政治的雄才大略和文学的慷慨悲歌熔铸在一起。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他的青年时代是东汉王朝的黄昏，官场的腐朽和黑暗，一次次劝谏无效之后，他选择了“不复献言”。他在《对酒》这首诗中说：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遭遇际会，毕力佐我。
四海来宾，各以其职。
天下安宁，功成名遂。”
这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也是他青年时代对于一个清平世界的追求。可是，当董卓入京，焚烧洛阳，残暴生灵，皇帝被迫迁都，一路上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曹操用《露行》大胆地写下了他所目睹的这一段动荡的历史。
而后，曹操散尽家财，在陈留起兵，成为第一批敢公开反董卓的人。在他之后，各路军阀纷纷响应，形成了十几路的诸侯联盟。本以为董卓覆灭在即，没想到盟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怀私心，大家为了保存实力，没有一个人想第一个出兵。
“你们不上我自己上！”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五千人马前往追击。但是，却在汴水遭到了董卓部将徐荣的伏击，曹操本人也被流箭射中。而盟军们呢，十几万将士天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曹操愤而离席，留下了一首《蒿里行》，描述了他眼前所见的战乱不止，民不聊生。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要庆幸的是，那个时代没有辜负英雄。曹操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他用官渡之战这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向世人展现了他作为军事家的卓越才华。他一鼓作气，进一步扫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深入塞北，直抵辽东。
当他远征乌桓胜利归来的时候，北方已归他所有。那个时候他53岁，几乎有一种天命所归的自豪感。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你看见的是无边的景色，我看见的是征服的江山。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那是自然的壮阔，也是我的天下。这天下既有“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生机，也有“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苍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的胸怀像宇宙一样广阔，吞吐日月，海纳百川。可是他觉得还不够，他深知生命到头终有尽时，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对理想无限的追求。于是就有了那首：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我已经老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而且不只我这样，我希望你们也一样。我希望能找到和我一起直面风暴的勇士，一起站在光里的英雄。于是他在赤壁江头，横槊赋诗，引用诗经，自比周公。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明明是一封《求贤令》，却被他写成了一首荡气回肠的《短歌行》。读懂他的这种气魄，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那篇自白里写下的那一句霸气十足的话：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曹操的诗把文学家一生的命运和心路历程第一次放到了舞台中央。我们说“诗人”，以前我们只见诗，现在我们清晰地看见了“人”。读曹操的诗，你真的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天地间站立，在时光中奔跑。他不需要为圣贤立言，为赋新词强说愁。他敢说，关键是又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放他的思绪和情感。
于是从他开始，诗歌不再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这就是“文学自觉”啊，就是我的创作不再为了任何人、任何外部的力量，我的作品只是为了我自己。于是从建安文学开始，文学从政治伦理的附庸中解放了出来，不再依附于经史，而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门类。这种对“美”和“真”的自觉追求，影响了后世每一位伟大的诗人。
李白的浪漫抒情，杜甫的现实关怀，苏东坡的旷达超脱，在他们的背后，都站着建安文人的精神身影。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会把魏晋时代形容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人的觉醒”。如果要做东西方类比的话，我觉得大约可以等同于西方的“文艺复兴”。
就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清晰触摸到了一个“人”的温度。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见了风韵的那种生动，看见了文骨的那种魄力。
“建安风骨”变成了建安文学的代名词，也成了后世对于一个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当我们的作品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触达我们自己心灵的时候，才真正实现了意义上的不朽。
意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