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9年。这是大宋元丰二年，大辽大康五年。
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鼎鼎大名，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一件事，那就是苏轼的乌台诗案。不信你到网上去搜，只要搜1079年，大部分网页说的都是这么件事。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乌台诗案它到底怎么回事。你看一共4个字对吧，前两个字乌台。据说汉代的那个御史台附近的天上有很多乌鸦环绕，所以后来所有的御史台都被称作叫“乌台”。那还有两个字“诗案”呢，这就更明显了，就是和苏轼这个人写的诗有关的一个案子。而且苏轼作为一个罪犯，他被关在了御史台。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话说这一年的7月份，接连有几个御史到皇帝那儿去揭发，说报告皇上，苏写的诗里面有诋毁朝廷新法的内容，有讥讽你老人家的内容。神宗皇帝一听，说就查查呗，对吧，批准立案。朝廷于是去到湖州抓人，因为苏轼当时在湖州当知州。
好，8月中旬，苏轼被从湖州提溜到了开封，马上被投入到了御史台的监狱里，这就叫乌台。关押审问，8月中旬一直审，到了这一年的12月底，长达130多天。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苏轼被判有罪，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被赦免，就是不再关押你了。然后神宗皇帝是大笔一挥，把苏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然后整个案子结束。
事就是这么个事。那过去我们都是从苏轼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的，那结论当然就很简单了。第一，我们都很喜欢苏轼，你们这帮王八蛋欺负苏，让好人受难，那这肯定是冤案，肯定是迫害，对吧。第二呢，这是什么性质的迫害呢？你们这帮王八蛋是因为写诗而迫害苏轼，这当然就是万恶的文字狱。咱们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一提到文字狱当然就很痛恨。
在这个认知模式下，关于乌台诗案就有两个流传很广的名场面。第一个场面是关于苏轼被抓当时的那个场景。当时派到湖州去执行捉拿任务的人叫皇甫遵，这个人是有点狡猾的。他见到苏轼的时候是故作深沉不说话。那些跟在他身后的小喽啰们把朝廷的文书揣在怀里，把这个衣角给顶起来，好像这个衣服里藏着腰刀或者是匕首，让苏和他身边的人误以为朝廷派人来是要直接赐死的。所以当时苏轼是自必死，还哀求说能不能让我回家跟家人去告个别，然后再来赴死。当时已经绝望到这个程度。
这个皇甫遵是把这个猫耍耗子的游戏玩够了，才说不至于的，就是捉拿你去开封审查。读书读到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想插一句话，就是在古代皇权社会，什么抄家，什么捉拿人，就这种时候，执行任务的人他是刻薄一点还是厚道一点，手头是紧一紧还是松一松，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到后来讲明朝的时候，一定会说到张居正被抄家，那个上门执行的人那个残酷，不仅把张居正的儿子直接逼得上吊，连家里的女眷在搜身的时候也是在什么腰上小肚子上一通乱摸，让张家所有的女眷受尽屈辱。那你想这种小动作，它当然不能是明朝的那个万历皇帝授意干的，那个具体做事的分寸全要看这个执行者怎么拿捏。所以后来我在重读《红楼梦》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就很感慨。你看贾府在小说里不也被抄家吗？之所以没有那么难看，就是因为你去读《红楼梦》里面那一回，105回叫《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那个具体来办事的王爷叫西平王。当时有这么一句话说：“不必忙，先传信后宅，且请内眷回避再查不迟。”这个时候具体办事的人有这么一句两句的话，有这么个一念之仁，那是能给很多无辜的人留下生机和体面的呀。
好，我们还是回到苏轼，他面对的这个具体执行人皇甫遵，那就是一个苛刻的王八蛋。所以你想，从这一年的7月28号苏轼被捕，到8月18号来到开封，这可是20天，这20天可一直在路上，苏轼这路上的日子可咋过呀？那些差役们大字不识一个，如狼似虎，他们知道你大文豪苏轼算哪路神仙？你文章写得好，跟他们有一毛钱关系吗？他们只会看这个具体执行人皇甫遵的脸色。所以这些差役对苏轼的态度，跟抓捕一个普通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的。一路上免不了是连呼带喝，各种羞辱。你想苏轼这么个大文人，从小就被各方赞誉养大的一个人，他哪受过这个？他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厄运在等着自己，当然是万念俱灰，途中甚至尝试过跳水自尽，当然没有死成了。
这是一个场面。好，等进了开封，被投入到了御史台的大牢，于是又来了第二个名场面。当时苏的长子苏迈是跟着父亲一起进京的，他每天在牢狱外面负责给父亲送饭。这父子俩就约定了一个暗号，如果外面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那就正常去送菜和肉。如果朝廷决定要杀掉苏轼，那就只送一条鱼进去，让父亲做一点心理上的准备。结果有一天这就巧了，苏轼的儿子苏迈因为钱花光了要找人去救济，就临时委托了一个亲戚帮忙送饭，但是忘了交代这个暗号。结果这个亲戚还真的就送了一条鱼进去。苏轼一看觉得大限将至，所以提笔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写给谁的？写给他的弟弟苏辙的。这兄弟俩感情好，其中的名句叫：“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四句什么意思？就是说要埋我这把老骨头，确实哪儿都可以，但是我放心不下你，我怕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年，有那么一天，有一个下雨的夜里，你想起我来为我伤神。所以我现在就要劝你别难过，你放心，我们这辈子的缘分了不掉的，我愿意生生世世都和你做兄弟。隔了这一千年，读到这些句子，还是让人非常感伤。
这苏轼在御史台大牢里面130天的日子，就是这样一惊一吓，度日如年。当时住在他牢房隔壁的人也写诗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其中有一句叫：“诉辱通宵不忍闻。”就那些审案子的人，也许还不至于对苏轼严刑拷打，但是真的是一整夜一整夜地不让他睡觉。审案子的时候，各种拍桌子瞪眼，各种侮辱骂，种种情形您自己脑补。
听了这么两段故事，所有喜欢苏的人，我们心里就有这么一些感受。要么对苏轼非常同情，要么对这样的文字狱是万般厌恶，要么呢，是对苏轼在这次大难之后发生的蜕变满怀期待。这都是我们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心里会不会有这么两桩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乌台诗案它是个案子，这是宋朝法律下的一个案子，那它真的是一个罔顾事实，屈打成招，不合程序的冤案吗？在法律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子？第二个问题那就更深了，请注意咱们现在可是在大宋朝，是在一个对士大夫如此宽容的宋朝。你可别忘了，这是一个叫寇准可以拉住皇帝的衣服，我话不说完你皇上也不能走，是这样的一个宋朝。这可是那个包拯，他能说话激动到把唾沫星子溅到皇帝脸上的宋朝。这可是一直强调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在朝堂上一定要存在不同声音的宋朝。苏轼就因为写了几句诗，他怎么就能遭遇这样的厄运呢？而且这个厄运居然发生在宽容的宋朝，这背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法律问题，这苏轼的乌台诗案它是个冤案吗？我先给结论，至少在宋朝，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和司法程序里，它不冤。请问苏轼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呢？首先是讥讽朝政，是含沙射影地反对宋神宗的新法。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下，咱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理解古时候的案子。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你讥讽朝政，这就是实打实的罪名。所以我们判断苏轼冤不冤，首先得问，你老人家是不是讥讽朝政了？如果确实是那冤啥冤呢，对吧。
人家御史台指控苏轼是拿出了一大堆证据的，说你讥讽朝政。比如说我们就举一首诗的例子，这首：“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说我路上看见一老大爷，挂着拐棍，杖藜嘛，带着干粮，裹饭嘛，去匆匆，老人家走得急匆匆，这是要往哪跑啊？“过眼青钱转手空”，说朝廷搞青苗法，逼着老百姓借青苗钱，青钱这个钱留不住的，转眼就没了还欠着官府利息。那结果呢？后两句就巧妙了：“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说我天天要跟官府打交道，一年有一大半我得在城里待着，结果跟着我去的这个小孩都学会城里口音了，现在口音比原来的乡下口音好听多了呀。听这不就是反讽吗，对吧。因为青苗法折腾老百姓，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没法在家里安心种地，天天往城里跑，结果孩子都意外地学会了城里话。你听在文学性上，这叫用一个表面上的好事来反衬老百姓现实的悲凉，多么巧妙。
但是咱现在聊的可不是文学，对吧，是个案子。御史台的官员就拿这一句问你苏东坡，你从政治意涵上来解读，你苏这几句是不是在批评新法和青苗法？而且你是不是有话不好好说，你是阴阳怪气含沙射影，在讥讽朝政，你跑不掉的呀。这个地方我要插一句话，咱们中国的语言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传统，就是类比，就是明面上我说的是这个，但实际上我说的是那个，对吧，就是阴阳。我们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一脉不绝，就是积累起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符号系统。我随便指着一个物象，表面上说这个，其实背后都有丰富意涵的，我实际上说的是那个。比如说我指着月亮，我是在说那个天体那个月球吗？不是，我是在说思乡。我指着一个柳树，我说的是这个植物的物种吗？不是，是用柳树这个“柳”的音，我希望客人再留一留，对吧，折柳枝就是希望客人留下来的意思嘛。我说到梧桐树，那指的真是这个物种吗？不是，是期待凤凰，或者是说自个儿寂寞，因为有一首词叫“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嘛。对，这是文人说话，对吧。我们老百姓普通民间说话也是这个风格，明摆着说这个实际上是在说那个。老百姓之间指着一头驴说：“这个秃驴怎么这么讨厌？”你听见这话，赶紧四周看看有没有和尚，对吧，他说秃驴当然骂的就是和尚。这就叫阴阳。
好了，回到苏，他也是这么一个文学和语言传统里的人。他一首诗里如果搞不出几个巧妙的类比，你看见这一句要不是浮想联翩，想到其他，对吧，不搞几个脑筋急转弯，怎么看得出他叫苏呢？他如此锦心绣口才子手段，怎么显得出来呢？对，像这样的诗，在乌台诗案期间，苏轼可有好多首当成证据被人拿在手里。我前面说审问他的人连夜骂他，所谓“诉辱通宵不忍闻”，其实就是那些审案子的人拿出苏写的这些句子，一句一句逼问：“你当时写这句到底几个意思你给我说！”这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事，你说有我说没有，其实弹性非常大。就凭这样的诗，你要想去定苏轼的罪，甚至通过通宵的这种逼供，让苏承认，我们确实觉得这有点冤案的意思。
但是请注意，乌台诗案里面苏轼的罪名还有一条，这就非常严重了，叫什么？“指斥乘舆”。所谓乘舆就是皇帝坐的车子，在这儿就是指代皇帝本人。指斥乘舆就是骂皇帝。请注意这毕竟是皇权时代，骂皇帝这是多大的罪过？唐朝和宋朝的法律都有明确规定：“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你看这句话说得都是有水平的，什么叫“情理切害者”？情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动机，理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现实的作为，切害就是有没有发生实际的危害。如果你既有动机也有行动，还有实际危害，你还骂了皇帝，没什么可说的，直接杀头。那如果没有产生实际危害呢？当时法律规定得也很细：“非切害者徒二年。”没有产生危害，判两年徒刑。
我说到这儿，你心里可能有点嘀咕，说当时皇权时代的大臣如果批评朝政，完全是善意的，完全建设性的，但是难免也会涉及到对皇帝本人的批评，那这算不算指斥乘舆呢？这个中间的界限怎么办呢？唐朝宋朝的立法水平是很高的，是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请示皇帝该怎么办。说白了，以皇帝的个人感受为准，他觉得你骂了你就是骂了，他觉得你是建设性的善意的，那就是善意的。你看，这个判断标准好像也非常清晰，这没办法，皇权社会法律的尽头还得是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感受。这就叫指斥乘舆。
好，我们还是回到苏轼的案子，你有没有辱骂皇帝指斥乘舆呢？你看苏轼有这么一首诗又被人抓住了：“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说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呐读书还行，但是我搞不懂那些法律，叫“读书万卷不读律”。所以呢，“致君尧舜知无术”，所以我没有能耐帮助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你看这不是什么阴阳，这说得还不明白吗？这是指着皇帝的鼻子明明白白地说到皇帝本人了。“致君尧舜知无术”，在当时士大夫的观念里面，只有秦始皇那样的暴君才会强调法家那一套，让老百姓以吏为师学法条，对吧。正经士大夫，像苏轼这样的人都觉得我这个人读书就行了，我可以读书万卷我不读律，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现在的朝廷搞什么新法，重法轻儒，我是没有能耐帮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呐。怎么说话呢你苏？你这意思不就是说当今圣上神宗皇帝他不是尧舜吗？就凭这一句，说你指斥乘舆骂皇帝，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是不是算被御史台抓住了真凭实据？所以你看，站在指控苏轼的人的立场来看，说他讥讽朝政，说他甚至在骂皇帝，冤吗？不冤。而且苏在乌台诗案整个办案的过程中，他本人也是承认的。
你可能会说：“慢着，什么叫本人承认？难道不是‘辱通宵不忍闻’，屈打成招了吗？即使没有刑讯逼供，在那么大的压力下通宵不让睡觉，他做了违心的供认不也很正常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可就得聊聊宋代的司法制度了。如果和同时期咱放眼全球，和其他文明横向对比的话，咱们宋代的司法制度那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今天借着乌台诗案，我就强调两点。第一点，在宋代的司法制度里面，事实审理和法律判决这是要严格分开的。这种严格分开在当时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鞠谳分司”。这是两个生僻字了，所谓的“鞠”就是事实审理，负责这一段的官员你只需要负责搞清楚案情就行，你写成案卷。至于怎么判，就不劳你们费心了，你们不用管。要把这部分案卷移送到另外的司法部门，比如说大理寺。这些部门再根据事实，挑出适用的法条来拟定判决。当然拟定判决的部门它也不用管事实到底是什么，它就根据案卷来判就行。这叫“谳”。好了，这么一分开，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作为懂一点现代法律的人，你肯定明白嘛，就是让这两部分人，让这两部分程序彼此制衡。
我看现在网上很多讲乌台诗案的文章都是在强调说御史台这几个人是王八蛋，什么李定、舒宣这几个人，他们恨苏轼，所以要置苏轼于死地。但是咱们平心而论，如果你真的活在宋代，或者是你懂得宋代的法律，你就会知道这些御史台的人他再恨苏没有用的，你们只负责事实审理，你们没有判案权的。好了，我知道有的人又会说：“那如果御史台这些坏蛋他故意罗织罪状呢？甚至是屈打成招呢？在事实部分里面塞进很多私货呢？这不也能造成苏轼的冤案吗？”是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所以人家宋代的司法又加了一个程序，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情况。什么程序？就是稍微重大一点的案件，在事实审理这个程序结束之后，朝廷要临时委派一个官员介入，而且这个官员不能是此前参与过审讯的官员。他再介入把案情再问一遍，这个程序叫做“录问”，记录的录，询问的问。
到了这一步，案情的事实才算是正式落到了纸面上。你听出来了，如果此前的审讯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公，有屈打成招，这就是犯人翻供的好机会。好，一旦犯人翻供，马上就触发了一个新程序，什么呀？当然就是重审。而且不是由原来的官员重审，是要换一个班子，重组法庭再来重审。你听出来了，这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你看人家宋代的法律的程序设计还是挺完善的吧。
好，回到乌台诗案，程序大概就这么呼噜呼噜往前走。这一年的8月18号，苏轼被投入到御史台大牢，事实审理部分马上开始，大概花了100天，到了11月30号结束。我们前面说的什么“辱通宵不忍闻”呐，御史台官员拍桌子打板凳，大呼小叫地连夜折磨苏轼，就发生在这一百天里。到了11月30号，录问这个程序就开始了。朝廷就真的指派了一个跟这些御史台官员无关的一个官员，这个人有名有姓，就叫陈睦。他来负责苏轼这个案子的录问。所以这个机会是给到苏轼的，如果他觉得前面的审讯不公平，对我有一点什么强迫，他马上就可以跟这个陈睦喊冤，马上就可以推翻前面的供词。那按照程序，马上就可以重新组织审讯。但是记录现在都在，到了11月30号这一天，苏并没有翻供，签字画押了。
好，接下来程序继续向前推进，案卷就周转到了当时的大理寺。大理寺就负责根据这个事实找法条然后来判。大理寺给出的判决是什么呢？按照苏轼现在犯的罪，应该判徒刑两年。但是话锋一转，前两年这不正好遇上朝廷的各种大赦吗？比如说这一年年底，正好有皇帝祭天的大赦，而苏轼这个罪正好遇到大赦，所以免了，所以这两年徒刑免了，不用服刑了。用咱们今天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有罪但是免于刑事处罚。但是请注意这只是司法判决的终点，苏轼你还是个官员，所以行政系统内部的纪律处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所以最后这个内部的纪律处分就来了。神宗皇帝对苏轼做了一个最后的裁决：贬官，把苏轼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所谓团练副使，在宋朝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专门用来安置被贬官员的一个闲职。而且这白纸黑字的对苏轼还有俩附加条件，叫“本州安置”，就是限制人身自由，你只能在黄州这一个州待着，哪也不许乱跑。还有一条叫“不得签书公事”，就是所谓的朝廷的文件，你虽然是个官员，但是文件你就不用签字了。说白了就是你没有任何职权。
好了，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结局。我之所以跟你说得这么细，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无论是事实还是程序，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咱们虽然很喜欢苏，但是咱必须得承认，苏轼的权利还是被充分保护的。他作为一个人他当然有委屈，但是平心而论，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也确实远远地说不上是一件冤案呐。
接下来我们来追问那个更深一点的问题，按说宋朝对于士大夫是很宽容的，号称从来不杀士大夫。而且宋代大臣议论朝政，把话说得很过分的，常见。远的不说，你就看王安石变法期间，什么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反对新法的态度经常非常激烈。奇怪怎么别人都没事呢？怎么到了你苏轼这儿，只是阴阳怪气地讽刺了几句，就成了这么大的罪过了呢？这个问题我是看到复旦大学朱刚老师的这本《苏轼十讲》，才一语惊醒梦中人。
你想这是哪一年？摆在桌面上这叫1079年。但是在当时的人可都知道，这是大宋元丰二年。我们来回忆一下这前面几年发生了啥，最关键的是公元1076年，那是大宋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了。在王安石罢相之前，主持新法的是王安石。在那一年之后，主持新法的，就是咱现在这位神宗皇帝本人。我们看书上写的这么一段话，这段话稍有点长，但是我想念给你听：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主持政务一般不被提倡，因为这极其危险。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被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是由皇帝来保护的。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即便那皇帝圣明无比，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受人欢迎。宋神宗不算一个暴君，但从他亲自主政起，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就变得迥异了。此前旧党人士针对王安石而发的许多不满言辞，现在仿佛直接加在了神宗的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异议和不满看作对他的皇权的蔑视。”
对呀，这才是关键呀。刚才说的那些人，什么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反对的都是王安石。你苏轼你现在讥讽新法，如果是在熙宁九年，就是王安石罢相之后，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
那你说苏轼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吗？我觉得很可惜，他在写这些诗文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时代级的大变化的来临。为啥？因为过去这几年他不在开封，他在当地方官。咱们简单算算，从1071年开始苏轼被外放，成为杭州通判副市长。那此后这几年他在哪儿？他在杭州、在密州、在徐州、在湖州，辗转当他的地方官。他远离朝廷，那在地方上他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氛围？当时的格局就有趣了，你想变法嘛，新法派都集中在朝廷里，在开封掌权啊。那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呢？我又没犯什么错，我就是反对新法我就外放，都到地方上当官，当的官级别还不低，掌握的还都是实权。好了，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两个阵营，这些地方官他提起新法，难免各种怨气各种不满，各种嘀嘀咕咕，这种氛围是很容易互相传染的。苏轼这八年就在这么个氛围中写他的诗文，受这种氛围影响，提到新法就是各种夹枪带棒讥讽，很正常，对吧。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改，这个机会其实出现在熙宁十年的时候，就是前两年1077年。当时他是从河中府的任上到徐州当知州，按照当时的规定，他是应该到京城去述职。他人都到了，走到开封城外接到一封圣旨，朝廷说算了你不必来了，你直接去徐州吧。太可惜了这次机会。要知道这是熙宁十年，王安石已经罢相了，神宗皇帝亲自主持国政了。如果这一次苏轼要是进了开封城，他亲自用身体去体察这一次朝堂巨变，我觉得没准他就能感受到当时政治风向上的变化，他后来写诗没准就会谨慎一些。
不知道，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呀。总之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这年号变了，朝局也变了。但是咱这位苏轼，他讥讽新法夹枪带棒，阴阳怪气讽刺新法的文风，可一直没有变。这不到了今年，终于酿成了乌台诗案。
好，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那你说苏他被捕之后，他知道问题所在了吗？知道，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他知道的呢？说到这儿咱就得感谢北宋末年的几位御史台官员了。话说这一竿子，就要说到将近50年之后了。1127年开封陷落，北宋灭亡的时候，这几位御史台官员，居然就把乌台诗案的全部案卷给带出来了。几经辗转，到了南宋的时候成了宝贵文物，然后这批案卷就被印刷出版了。所以我们到今天居然可以看到当年的全部审讯记录。哪些诗句、哪些文章、哪些人被牵扯到了这个案子里，御史台的人当时是怎么拍桌子打板凳问的，苏轼当时是怎么委委屈屈答的，全部完整记录在案。所以我们这些后人就很有幸，我们可以针对当时的情况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没想到吧。
对，人民大学的曾祥波老师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就是在对当时的案卷做分析。他发现苏轼在交代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策略性的方法。当时控告苏轼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这个人可是苏轼的仇人。但是即使有仇，他在审案子期间也是很感慨。
**李定：** 他跟同事说了，说苏这个人真是个奇才。
**同事：** 因为李定跟苏轼有仇嘛，大家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怎么你还夸上苏轼了，都不敢接话茬。
**李定：** 这个李定只好自己接着说，说苏轼这个人呐，二三十年前写的文字，你只要问他，他张嘴就答，当时怎么个情况我是怎么写的，一个字都不带错的。这个人记忆力太好了，真是个奇才。
但是咱隔了将近一千年咱得说，无论李定多恨这个苏轼，也不论他多欣赏这个苏轼，他李定还是被苏给骗了。苏轼确实当时张嘴就答，但是他也随口就把很多诗文的写作时间给改了。对，最主要的改动我们刚才已经交代了，就是把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之后写的改了时间，改成在这之前写的。这么改的目的，刚才我们其实已经交代了，就是我这是在嘲讽王安石，不是在冲您呢皇上。当然了，这种改动主要发生在审讯的前期。到了审讯的后期，因为御史台施加的压力也逐渐增大，苏轼本人的心理防线也逐渐崩溃。所以审讯到了农历的九月上旬，他这个改时间的策略基本上也就绷不住了。到了九月的下旬，苏轼甚至出现了生理性的记忆错乱，这个通过文本分析都看得出来。
我们这还有一个旁证，你别看当时坐牢的是苏，在牢外面还有一个人，谁啊？苏辙，他亲弟弟。苏辙这一阶段是在奔走营救自己的哥哥。苏辙当时上书神宗皇帝，说了这么一段话。
**苏辙：** 说我这个哥哥确实有不合适的地方，他当年在当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州的时候，写诗确实不谨慎，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但是后来他改了他悔悟了，他后来不敢了。但是没办法，以前写的诗已经传开了，皇上您看能不能原谅他。
**解说：** 说了这么一段话。请注意这里面的要点，就是那个时间点，他特别点到了在杭州在密州时期，这什么时期？这就是王安石执政的时期。所以你看，这兄弟俩是非常默契的，知道这是救苏轼的关键。王安石执政期间你讥讽朝政和后来讥讽朝政，那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到这儿，我们只是揭开了问题的第一层面纱。好，就算苏轼讥讽新法是熙宁九年之后写的诗，反对的就是皇帝本人。这在中国古代也不过就是谏，对吧？大臣批评朝政，然后挡搭到你皇帝了嘛。唐太宗不是夸那个魏征吗？“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对吧？你们所有的皇帝不都读过这一段小掌故吗？就算是大臣直眉瞪眼地批评皇帝，皇帝心里再不高兴，你装也得装成一副虚怀纳谏的样子嘛。你宋神宗你咋还能这么小气，你还要兴起个文字狱呢？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更深入的答案。
我们接着来追问，为什么如此宽容的大宋朝，要对苏轼这个大文豪兴起其实在宋代很罕见的文字狱？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我刚才引述的苏辙替他哥哥苏轼认错的那几句话里面。还记得他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吗？“我哥哥苏轼他现在不敢了他改了，他再也不会这么写了。但是没办法，过去写的诗已经传开了，我们没办法改变了。”答案就在这句里。请注意这个“传开了”是怎么传的呢？是被雕版印刷大规模复制之后传开的。我们现在是在哪一年？公元1079对吧？你回溯八年前，1071年就是熙宁四年，当时苏轼刚到杭州去当通判。按说这个通判不过就是一个副知州，这官也不是很大。但是你别忘了这是苏轼，他的名气大得不得了。他当时不仅是个进士，也不仅是制科考试的胜利者，身后还有一大堆人给他的赞誉，什么欧阳修、司马光对他的夸奖，甚至当时江湖传闻仁宗皇帝还夸奖他对吧？仁宗皇帝不是回到后宫说嘛，“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好宰相”，其中一个说的就是苏。所以苏轼这个人官不大，但是名气是光华夺目，是这么个人，当时的“大网红”。
好了，苏轼一到杭州，就被人盯上了，谁呀？当时的出版商。所以你说这事也真是巧了，苏轼如果当时不是去的杭州，去了可能是湖北哪个地方，可能后来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为什么说巧了呢？杭州是当时大宋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书商的反应太快了。所以苏轼在杭州写出来的那些诗文，迅速就被雕版印刷上市开卖。先是一本叫《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卖得肯定市场效果不错，所以紧接着又来了一本，到了元丰年间又出了一本，叫元丰续添，就是又增加了一些《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请注意，一个文人在生前，就用最新的雕版印刷技术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本。说白了人家苏轼是第一个吃到印刷出版的螃蟹的人，因此也是第一个被这个螃蟹坑了夹了手的人。
首先你看后来形势的发展，御史台的人就是拿你苏轼出版的这本文集，当证据来指控你的。人家新法反对派多了去了，但是能把诗文搜集得这么齐，我们花点钱就能在市场上随便买到的人，不好意思，你苏轼苏子瞻那是第一位。我只要想害你，我就买你一本文集，晚上在灯下就翻，一个晚上的功夫，就能把弹劾你的证据给找齐。而且这部集子在这儿，你赖都赖不了。别人写的诗文，如果是民间传抄扩散的，只要不是本人手写的那个字迹，你都可以推说这是别人伪造的我从来没有写过。但是你苏不行，你这部文集满大街都有得卖，你要是说哪首诗不是你写的，那请问你当初干嘛去了？你先前怎么不找那个出版商算账，说不是你写的？你既然没说这就是你写的。所以你看，雕版印刷既降低了陷害他的人的搜证成本，也提前帮御史台这些人完成了证据固定。
但这还不是要点，印刷出版让苏轼的诗文写作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来源，这才是一种要了命的时代巨变级别的转变。好，我们来想一想，假如你是一个唐朝的诗人，你名气可能跟苏轼一样大，你也对皇帝有意见，你也把意见夹枪带棒地写进了诗里面，那又怎样呢？唐朝时候诗文的传播面非常有限呐，明显皇帝不怎么爱听的文字，大家也不怎么敢传抄，所以这样的诗文本身扩散面也就不大。比如说白居易，白居易就是一个又爱提意见又爱写讽喻诗的这么一个诗人，大家也都把他理解成白居易这个人本意不错，就是性格有点愣头青。对于皇帝来说，遇见白居易这样的人，虽然也觉得挺烦人的，但是为了表现君王的宽容，也不妨暂时忍耐忍了算了。因为不管话说得多难听，这都是这名臣子和皇帝之间的事。你就是对我有意见，你就是把话说得很过分，咱俩之间的事。
但是到了宋朝，有了雕版印刷带来的大规模传播，你想想看，这个事情的性质就起变化了。你这时候作为一个文人，你再在诗文里面写讽刺朝政的话，那么我要请问你，你这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你是说给皇帝听的吗？真心希望朝政发生良性的改变吗？你还是哗众取宠，你就是说给舆论听的，你就是想通过你这种写作，跟朝廷唱对台戏，借机哄抬自己的身价呢？你看技术条件不一样，场景就不一样，你的动机就不纯粹了，你给皇帝带来的烦恼和麻烦也就变质了呀。
加上这个时候，神宗皇帝雄心勃勃要搞变法，那干事嘛，他最期待的就是能够统一天下的共识对吧？可是你苏轼你远在杭州，你居然还能用出版印刷这种方式来掌控舆论，隐隐然还成了另外一个权力中心。你隐隐然成了我搞变法的最大的阻碍，那颗钉子的问题。你想站在神宗皇帝的角度，他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不是咱君臣两个人的关系问题，这也不是你写了哪句话我高兴不高兴的问题，是我要干这个事，而你苏是不是我要干这个事必须要拔除的那个障碍，那颗钉子的问题。这个性质就变了。
说到这儿，我们才一点一点地接近了问题的本质。神宗搞变法，一开始就有反对派，但是没关系。皇帝要变法，你当反对派，您就靠边站，靠边站咱俩就没有别的恩怨了。你看那么多人对吧？韩琦功劳大不大？欧阳修的才气高不高？司马光受不受皇帝的信任和赏识？没关系，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全部来自于皇权本身，皇帝的授权。只要皇帝努努嘴，我撤回对你的授权，这些人的权力全部消失。最典型的是那个富弼对吧？富弼还得了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家，对辽交涉时期的外交家，仁宗皇帝晚期的长期执政的老宰相富弼。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你富弼晚年和神宗皇帝闹得不痛快，你走呗你告老还乡呗。你走了之后，皇帝一努嘴，你富弼可就是一介平民。后来富弼不是去了洛阳去养老吗？那洛阳的地方官一看，富已经是平民了，得嘞，推行免役法的时候，直接把富家划进了富户的阶层。说白了就是来朝廷要收的免役钱，你富弼家一分钱都不能少。所以你看，在皇权时代，任何人的权力都来自于皇权的授权，这个授权一旦收回，你什么都不是。只有在这个格局下，皇帝对你是放心的。
但是现在到了苏轼情况变了，你苏轼依靠写诗文，依靠最新的印刷技术，还出版诗文还公开销售，你居然隐隐然获得了一种隐性的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权力。天呐，这个权力我们可从来没见过，这就给大宋朝上上下下出了一道新难题。我们作为1000年之后的后人，我们都知道这种权力叫什么？第四项权力，这叫舆论权力。这种权力要用好，找到稳定而且明确的边界，成为一种良性的社会力量，这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是要好多代人的探索才能稳定下来的。而现在这个年头的大宋君臣们遇到的这种权力，它只是这种力量的早期形态而已，大家拿它不知道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这可能过度解释了，乌台诗案的那些当事人怎么可能意识到这么深刻的社会变局呢？不，当时的人不仅意识到了，而且这正是乌台诗案和一般文字狱的区别。你想一般文字狱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罪，你这么想我就要杀你头对吧？比如说在清朝，只要思想不对头，管你是不是出版过的，有没有发生过传播，只要皇帝疑心一律是犯罪。比如说清朝那个著名的文字狱，那句诗咱们都知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就是从当时的一个官员叫徐骏的私人的诗稿里面翻出来的。“清风不识字”是吧？讽刺我大清是吧？杀头。对，没有出版的诗，只要在思想上已经呈现了，就是罪过，这是文字狱。
而苏轼的乌台诗案，根据这本书朱刚老师的研究，有一种很有趣的审判方式，就是当时御史台的人，就是迫害苏轼的那些人，他要获取的罪证，必须是苏轼写了而且给别人看了，从而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作品，才算是罪证。换言之，如果苏轼仅仅是自己写了，没有给别人看，就不作为罪证的。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是苏轼写给苏辙的诗，兄弟俩人传看了，即使这里面有讥讽的文字，也不算罪证。为啥？因为你们亲兄弟，你们自家人说话，不算是公开传播，这都是排除在案卷之外。你看看，当时的司法官员把握这个边界是很清晰的。你自个儿怎么想怎么写朝廷不管，但是你写下来了你传播了，你煽动了，煽动其他人跟朝廷不是一条心，你产生恶劣的社会后果了，不好意思这个算罪证。所以乌台诗案虽然也是文字狱，但是它更看重的不是作者的思想罪，而是它经由技术传播之后产生的社会后果。你看是不是不一样？
这乌台诗案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说。你要是看过我们以前的节目，应该记得苏辙兄弟有一个老恩师他叫张方平。当年第一次把这兄弟俩推荐给朝廷大佬，比如说欧阳修的人，就是他张方平。这一年张方平岁数已经很大了，他已经退休在家了。他一听什么苏轼入狱了，我得想法子营救他。老人家哆哆嗦嗦写了一封奏疏，但是他已经没有渠道把这封信投递给皇帝了。怎么办？让他的地方官代为转交给皇帝。地方官一看，这玩意不交我不惹这个麻烦，你自己想辙吧。张方平又让自己的儿子带着这封奏疏跑到开封去投递，他儿子也是犹豫不决，最后算了，也没敢把这个奏疏给送上去。所以这封奏疏其实皇帝没看见。等苏轼出狱之后看到了这封奏疏，看完之后吓得脸色都变了，直吐舌头。有人就问他说你咋了？苏轼当时啥也没说没有回答。后来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看到了张方平这封奏疏，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苏辙：** 说难怪我兄长就是苏轼吓得直吐舌头，这一封奏疏幸好没有递上去，否则可就要坏了大事。
**解说：** 奇怪，张方平这个老人家不是要营救苏轼吗？他怎么反而会坏事呢？原来他写的奏疏里把这苏狠狠地给夸了一通，说苏是天下少有的奇才。这就坏事了。苏辙分析得好，说苏轼有啥罪？不过是因为名气太大，和朝廷竞争声望。现在您老人家如果再夸他是天下奇才，这不更是在激怒皇上吗？这不就坏事了吗？所以后来营救苏轼的人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跟神宗皇帝说，说本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杀过士大夫，您自个儿掂量掂量，您要不要拿苏轼开这么个头？神宗皇帝其实也不是个暴君，而且非常看重个人名声，这句话他只要听进去了，他是不会杀苏轼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就看得出来苏辙的那个政治智慧，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还记得他刚才说的那两句话吗？“苏轼有什么罪没有？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苏轼的名气太大，和朝廷竞争声望，这就是他的罪。对，你一个臣子，你在新的印刷技术的帮助下，你居然可以获得独立的权力来源和独立的声望来源。你和朝廷对垒，你和皇权竞争，这才是苏轼乌台诗案发生的底层逻辑。
大约就是在这两年，就在这个阶段，当时闲居在江宁的王安石写了一首诗。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特别想念给你听。他说：“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王安石说，最让人羡慕的生命就是唐朝时候，如果你生在贞观开元，就是唐太宗、唐玄宗那个盛世的那些孩子们，他们一辈子只知道斗鸡走犬玩，就这么一辈子。什么天地安危，后来的安史之乱，一概不知道。这才是最值得羡慕的人生。是的，如果一个人或者说一代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突然就遭遇到了下一个时代的风雨，反过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人生悲剧。但是没办法，有的人或者说有的一代人，他在自己的时代里走着走着，往往就一不小心一头撞进了一个新时代。他在旧时代里面本来很安全的那些行为，没准在新时代里面就是危机重重的，就是杀机四伏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一粒灰落在什么人头上，那就是一座山”。我想改一下，上一个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下个时代的出头鸟的头上，也许就是压垮他的一座山。1079年的大宋朝，咱们的苏就是这只出头鸟。乌台诗案就是那座突然因为新技术新的变局，掉落在他头上的那座山。
好，下一年我们到了公元1080年再见。
很多朋友都在问，《文明之旅》这个节目出的书。你看这是第一本《文明》，写的是公元1000年到1029年。那第二本《文明》写的是公元1030年到1059年。这本新书什么时候会上市呢？它已经在路上了，将于2025年10月31号晚上7点半正式开售。本来我们想只做一个简单的直播，把购买链接给大家挂上，你可以直接下单就行了。但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文明之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可是我从50岁到70岁这20年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想对于每一个观众，尤其是每一期都跟着看的观众来说，这也成为你们生命中的一个节拍器，对你们也很重要。那未来20年随着这个节目的运行，这样的新书出版会发生30次。我不能让其中的任何一次就这么草率地溜过去。所以我觉得《文明2》我们要做一场盛大的发布会。所以我们决定在2025年的10月31号，在北京的北展剧场，这可是能容纳将近3000人的剧场，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新书上市发布会。很多人都在说2025年的出版业不行了，现在没有人看书了等等等等。但是我想管他呢，越是在这样的时代，一本书就越值得被郑重其事地认真对待。如果你愿意在10月31号晚上来北京，在北展剧场见证中国今年最盛大的，对没错它就是中国今年最盛大的一场新书发布会，我们10月31号晚上7点半不见不散。
公元1079年我们讲的是苏轼的乌台诗案。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这项新的印刷技术给一个人，尤其是给苏轼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风险。但是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致敬一下这项新技术——印刷术。毕竟它第一次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技术活在所有人的生命里，让所有人类生存在同一个世界上。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给你读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长诗，叫《自我之歌》。我只读其中的一部分，先是第一句：“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这是这首诗当中最有名的一句，很有名的金句。那接下来我跳到这首长诗的最后一段：“有斑点的鹰隼掠过并指责我，它抱怨我的饶舌和闲荡。我也毫不驯服，我也不可翻译。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粗野的号叫。白昼最后的残云为我停留，它把我的身影投在后面，如同任何一个在阴暗荒野中的身影一样真实。它诱哄我走向水汽和黄昏，我像空气一样离去，对着逃遁的太阳摇晃我的白发。我将我的肉体化作涡流，以花边般的碎片漂流。我把自己遗赠给泥土，让它从我爱恋的青草中生长。如果你还想再见到我，请在你的靴底下去寻找。你几乎不会知道我是谁，或我意味着什么。但我仍将是你的健康，过滤并滋养你的血液。如果一开始没有找到我，请保持勇气。在一个地方错过了我，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我会在某个地方停留，等待着你。”
致敬诗人惠特曼，致敬所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技术，包括媒体技术。它固然会让很多当事人，比如说苏受苦，但是它也让苏轼这样的人有机会说：“没关系，你在一个地方错过了我，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我会在某个地方停留，等待着你。”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每一条我都会看。更欢迎的是你把我们这个节目，如果你觉得好的话，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了，下周三《文明》我们会讲到公元1080年，我在这继续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