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1年。今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四年，当朝天子宋真宗。
对于当年的大宋朝廷来说，今年发生的大事大概有两件。一件是坏消息，八月份的时候清远军丢了，被西夏攻占了。清远军在哪儿？就是今天宁夏的同心县。你看看地图，这事非同小可。今天咱们是没有时间展开讲，你有个概念就行。就是清远军一丢，北边的灵州就变成了孤城，迟早也得丢。如果灵州再丢，河套地区就彻底丢了。
河套就是黄河那个几字形，西边一段上边一段，这叫河套。河套一丢，不仅是大宋的领土损失问题，是整个大宋朝就没有养马的马场。在那个时代就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坦克制造工厂没了。那你想，对于还处在宋辽战争中的中原王朝来说，这个后果很严重。
另外一件事情，对大宋朝来说算是好消息。十月份的时候，宋军和北边的辽朝打了一仗，据说杀了辽军两万多人。如果这个数字不是虚报的，那这是宋朝15年来最大的一场对辽军事胜利。这一段咱们今天也不准备展开讲，因为从1000年到1004年这五年，宋辽之间都在打仗，打的是互有胜负，线索很多。但是真正的大决战，就是双方赌上全部国运的那种大决战，要等到三年后1004年才展开，而且直接导致了翻过年去的1005年的澶渊之盟。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今天先略过，等到1004年的时候咱们再来展开。
那现在关于这一年1001年，你只要脑子里有个大致的印象就行。这一年宋朝在西边面对的是西夏的军事压力，在北边面对的是辽朝的军事压力，而且凛冬将至，宋辽之间大决战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那今年1001年咱们聊点什么呢？聊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今年（1001年）三月份，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把原来的西川路和峡西路这两个省级行政区分拆成四个，就是益州、梓州、利州、夔州这四个路。路就是马路的路，在宋朝这是一级的行政区。好了，请问它为什么要分拆？
还是那句话，所有人为的历史变动，都是为了应对当时人面对的那个挑战。这个挑战其实折射了当年大宋朝廷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咱们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穿越回1001年。
话说公元1001年，大宋咸平四年，朝廷做了一次行政区的分拆，于是就有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这四个路。大概的位置我们简单看一下。利州就是在今天的陕西北部、陕西汉中这一带。益州那就富了，就是今天成都为中心的这一片，最小但是最富，成都平原嘛。梓州就是今天四川中部和南部这一带。而夔州中心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辖区就是今天的重庆、贵州这一带。
这就说到现在人的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四川顾名思义一定是四条川、四条河，所以一数你看，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四川是这么来的吧？其实不是，四川得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事儿，公元1001年的这一次行政区分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因为这四个路叫“川峡四路”，所以合起来称为四川。
好了，问题来了，当年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干？通常行政区要合并，通常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因为两套班子并成一套班子了。这背后当然也有一层意思，就这个地方麻烦少，好管，合并之后还管得过来。那你想，如果行政区要分拆，那正好是这个问题的反面啊，朝廷是主动增加了行政成本，一套班子变成了两套，而且是长期增加了，这就不变了。那为啥？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地方出了麻烦，而且是大麻烦，而且是可能长期存在的麻烦。
那宋朝初年的四川到底出了什么麻烦呢？造反不断，造反。
宋朝当年征服四川就是后蜀，其实挺容易的，这是赵匡胤那时候干的。过程很顺利，964年十一月发兵，第二年965年一月就搞定，总共66天。但是搞定了皇帝，这个麻烦并没有结束。当年就有后蜀降军的叛乱，总共45个州的地方，有17个都叛乱了，朝廷花了两年时间才把它镇压住。好了，这本来就没事了，但是没想到30年后这四川又乱了，这是宋太宗的时候，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这次起义的规模是很大的，人数在20万人以上，朝廷又花了一年时间，好，又把它镇压住。这还没几年，宋真宗刚继位，997年四川又有所谓刘盱之变。而就在前一年公元1000年，又爆发了王均之乱。
所以这回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朝廷要在今年把蜀中四川这个地方一分为四。你老是造反，我多派几个官，多来几套班子，我还不信管不住你了咋的？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宋朝招牌就是行仁政，为什么四川老百姓老造反呢？这是四川人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就知道，四川人那是有名的脾气好，图安逸。
其实关于四川老百姓造反的事儿，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一条史料，当时有人讨论，有人说你们四川人爱作乱。有一个四川的官员跟我本家，叫罗研，他就说：“我们四川人是这样的，你但凡让我们四川人家家有五只老母鸡、一头老母猪，床上有简单的被褥，蒸笼里面有米饭，那即便是前面有苏秦、张仪这样的人巧舌如簧地鼓动，后面有韩信、白起这样的人按着剑威逼我们，我们四川人也是不会造反的。”这段话表述得很有意思。
其实这段话也说出了很多中国古代老百姓的心声，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去造反呢？四川人尤其如此，因为四川富嘛。成都平原那是沃野千里，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扬一益二”。天下要比富庶，第一是扬州，第二就是成都所在的益州。富有的地方谁不想安居乐业，谁爱去造反呢？
而且四川人的性格确实也是图安逸，你翻开历史就看，就是四川的割据政权，但凡中原政权说下决心要打你了，四川人很少抵抗的。你看东汉的时候，刘秀打过来不足两年拿下。刘备当年入川不足两年拿下。东晋的时候桓温伐蜀四个月。五代的时候后唐灭前蜀75天。刚才我们提到的赵匡胤灭后蜀66天。
四川人不爱打仗，就到了这种程度。当然咱们得补充一句，四川人并不是没有血性的。你想蒙古攻打宋朝的时候，四川人持续抵抗50年，连南宋皇帝自己都投降了，四川仍然坚持抵抗了三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四川也是持续抵抗十几年。更别说后来抗战时期，抗日川军300多万人，最后死伤60多万子弟兵，而且四川人是出川抗战的，真是可歌可泣。
好了，说了这么多四川人的性格，其实还是为了回到刚开始提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么富庶的、安逸的、温厚的四川人，为什么在宋代的初年是叛乱不断、是血流成河？总得有个解释吧。
解释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朝在征服四川的初年，有一些滥杀无辜的行为，像王全斌这些将领，这当然是事实。但这只能解释第一场叛乱对吧？后来再过30年又来一回，再过几年又来一回，这总解释不了吧？
还有人说是因为宋朝的朝廷对于四川财富的掠夺，这也是事实。比如说那个曾巩，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那个曾巩，他就记载了一条史料，说宋朝灭掉后蜀之后，把蜀中的财富分成了重货和轻货。重货就是分量重、价值相对低的东西，像铜、布这些东西，就用船沿着长江运回开封，这些东西也要。那轻货就是金银、丝绸这些东西，那就更得要，用车马沿着陆路把它运回去。就这么水陆并用的这么搬，你猜花了多少年时间才运完？花了十多年时间。
朝廷真的是拿个吸管就戳在四川盆地，拿嘴吸了十年，多大一笔财富。那你想，如果你是当年的四川人，你一直这么旁观，你什么感受？非常糟糕嘛，我们四川的好东西都被你们搞走了。而且换了皇上，那加了税收，各种盘剥肯定也得相对重。所以老百姓反抗很正常。那个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但是我们今天得说，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层，只看见宋朝初年的四川叛乱，就是典型的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遍的官逼民反，我们就低估了当年宋朝面对的那个复杂局面。
宋朝刚开始的时候真是难，难在哪儿？难在它要面对那种心理上的地方分离主义，这是更隐蔽的，也是更顽固的。
你想宋代刚开始面对是一个什么局面？它此前叫五代十国，是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今天把五代十国当成一个词，当时是两个概念，甚至在地缘政治上，它完全是两个生态对吧？五代是指河南这一带中心，叫中原政权，梁、唐、晋、汉、周。旁边是一堆，主要是南边的是一堆小政权，什么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这些小政权。
这些小政权当时相对安定，而且什么？更有钱。那为啥呢？你可能想不到，这十个小国的创建者里面，有9个都是北方人，其中5个是河南人。你想嘛，他都是因为唐朝末年什么藩镇动乱、黄巢起义，从中原跑出来的一些军头。因为某种缘分，他可能在南方某个地方就突然夺到了权力，然后建立了国家。
这些小国都是有天然地理屏障的，跟中原隔开，山长水远，跟你中原没啥关系。前蜀、后蜀这是四川盆地，不用说了，周边是一圈山。南汉在梅岭以南，就是今天广东那一带，那也算是有一个地理屏障。闽在哪儿？武夷山以东沿海地带，也有山川阻隔，暂时安全没问题。
所以这些小国，你想它也没有扩张的野心，这就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个老地主，就是我守着我家里祖上传下来的这一亩三分地，我积极搞生产，我絮好大棉被，我钻窝窝，我睡觉觉。因为也不用给中央上缴什么财政税收，那时间一长，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政权相对来说比较长命，至少跟中原的那个梁、唐、晋、汉、周比起来，平均统治时间接近40年。最短命的应该就是那个前蜀，前蜀也有18年，比五代梁、唐、晋、汉、周命也长。
所以你看，时间长，相对比较富，也不怎么折腾，它就下了一笔比较厚的家底，这十国是有钱的。好了，看完了十国的情况，我们再反过头去看五代这个生态，那就没法看了。五代那是50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天天打仗。那你想，中原地区当然就穷。
而且这十几个皇帝心态也不是很好，他不会觉得这片地儿我占了，这是祖宗留给我的江山，我可得好好经营，将来是我的万年基业。他哪会这么想？天天打仗，他想的就是我得赢了当前这一仗再说，我赢了我还能苟几年，我输了我连命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所以对老百姓那下手肯定是狠，能抢多少抢多少。
那个后周的世宗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当个皇上容易吗？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搞点儿钱就打仗。这辈子我也搞了不少钱，但是回头一算啥也没剩下。对五代那样的乱世，朝廷靠正式的财政是不可能够用的。所以当时有一个词叫“括率”， “括”就是括号的那个括，“率”圆周率的那个率。这个词听起来好像还挺文雅的，但是它的内涵非常血腥。什么是括率？就是搜刮。没有什么税率问题，没有什么给老百姓留个口粮的问题，就是有多少就强征多少。朝廷随时可以委派一个官员去到那片地方，老百姓家东西全给我强征来，这叫括率使。
所以中原当时就是这么一副景象，穷得叮当响。现在你再放眼全国，你看宋代初年那个情况，嫌贫爱富那是人的天性。你让南方十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家底还比较厚实的四川老百姓，说我心甘情愿地就认同你那个远在开封的中央政权，我要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哪有那么容易？这当然就是宋代初年地方分离主义心理倾向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说到这儿，还是没有说到根本性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在宋朝的初年，发生在四川的这一场接着一场的叛乱，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发现没有，这几场叛乱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都是兵变。对，965年全师雄之乱，兵变。997年刘盱之乱，兵变。还有1000年就在头一年，王均之乱也是兵变。
一听说兵变和民变，大家觉得都是造反，其实本质完全不一样。唐朝后期到宋朝的兵，那是职业兵，就是朝廷出军我来领工资，我当兵是靠此谋生的。所以我是有组织的军人，这和那个原子化的、分散化的农民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民变是分散化的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逼急了，反正活不下去，如果有人愿意出头组织，我来赌一把，纯粹是因为经济原因。
但是兵变不一样，兵变有三个演化方向。第一条演化方向就是也是没的吃，起来闹军饷，那只要军饷一发，各回各的军营，非常容易平息。那兵变还有第二个演化方向，就是变成士匪。因为当兵的他有组织、有武装、有刀枪，而且他是专业的对吧？他能评估自己和朝廷这个武力的强弱，知道自己如果对抗不了朝廷，好了，带上刀枪，拉上队伍，就上山为王。
所以鲁迅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没错，兵变很容易演化成土匪，所以在乱世里面，兵变是社会的大毒瘤，恶性极强。
但是兵变还有第三条演化方向，就是跟朝廷真的就对着干，把兵变闹大，就变成正式的造反。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想，那一定是因为这帮当兵的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他看到了干成一件大事的可能，实现一种野心的可能，要么是当皇帝，要么是搞割据。
你想，就水泊梁山对吧？宋江哥哥那心里是明白的，我只能当士匪，抢抢周边的老百姓，将来还是要被朝廷招安的。只有那个不懂事的李逵，才喊什么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我大哥宋江当大皇帝，二哥卢俊义当副皇帝对吧？
如果连宋江都这么想，说我将来真的有可能当皇帝或者搞割据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想象空间就真的在。没错儿，五代十国的背景下，这个想象空间就真的在，兵变真的有可能搞成的。
你想，李嗣源就是这么当上后唐皇帝的。郭威就是这么当上后周皇帝的。甚至当朝太祖赵匡胤，不就是这么当上宋朝皇帝的吗？陈桥兵变嘛。
这些兵变的故事剧本都差不多，就是乱世之中，一些下级的军官和士兵一琢磨，好像机会到了，我们现在就把带领我们这支队伍的那个当官的，把他拱成皇帝。然后我是谁呢？我不就是开国功臣嘛，我就是将军、是节度使，我也封个王、封个侯干干呀。反正当皇帝的也不是我，出头的不是我，我的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我一旦封王封侯，将来的潜在收益太大了，我要搏一把这样的泼天富贵。
那你可能会说了，这宋朝建国都40年了，居然还发生王均之乱，他糊涂吗？他真觉得自己有当皇帝的机会吗？别忘了，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四川，这个地方是有特殊性的。这一帮乱兵他有可能会想，我凭着四川本地的山川险要，我要是关门落锁，我再搞个几十年的割据，没准还是有可能的。没错儿，五代十国什么前蜀、后蜀，给了他们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历史先例。
好了，问题又来了，这带头造反跟普通的乱兵可不一样，带头造反你要是想当皇帝，这就是掉脑袋的买卖。别忘了，公元1001年了，宋朝建国41年了，中央王朝非常强大了，为什么有人敢带这样的头？这个勇气从哪来的呢？这一问就是问到本期节目的重点了。
地方割据这个事儿，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某人野心爆发，突然要占山为王，不见得是这样。它背后往往有另外一套非常隐秘的动力机制。说白了吧，就是搞割据的当事人，往往是身不由己。
这听起来挺怪的一件事情，你都当军阀，你都搞割据，你还身不由己？对，得理解一个词，叫“权反在下”，就是权力有可能是反过来在下面的。
这我们当代人不熟悉的，我们熟悉的权力样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对吧？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旅长大，官大一级是要压死人的，这好像是常识。但是我们回到现实社会的运行当中，你琢磨一下，我们经常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权力是被下面的人制约的，甚至是被胁迫的。
我们就想象一个现代的公司，公司里的老板一定是所谓“霸道总裁”吗？在公司里面说一不二吗？不一定。你要是真当过老板，你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公司里面有很多角色，老板是惹不起的。比如说业务骨干、销售冠军、很厉害的专业人士，老板的意见如果和这些人不一致，老板没准要委委屈屈地听他们的。所以你看，即使是老板，在法律上已经规定他有无上的治理这个公司的权力，他也是有被自下而上授权的那个部分。
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古代的武装集团里面，这情况就更严重。你就设想这么一个情况，古代有一帮占山为王的士匪，假如你就是这个山寨的老大，手下的兄弟都服你的管，看起来权力很稳固吧？但是你身为老大，你一定有这么一份聪明，你能理解、心里清楚，兄弟们为什么服你管？因为你现在能带他们抢到金银财宝，带着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这才是你真实的权力来源。
啥时候你将来万一做不到这一点了，兄弟们就不服你了。而你不仅是这个位置不保，而且可能性命也不保。所以本质上，你这个山寨寨主的权力哪儿来的？是被自下而上授权的，你当这个老大是有条件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你还有的选，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来做这个山寨的老大呢？好险的对吧？至少在晚唐，在五代这样的乱世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不愿意当老大的，不愿意被底下人拥戴当皇帝的。
所以我们一般对于一个割据军阀的想象，都是坐山雕那样的人物嘛，平时心狠手辣、杀伐果决。其实在晚唐、在五代时期，什么军阀、军头，往往是被逼无奈的受气包。你能想象他们居然是这个形象吗？
我来说一说一个晚唐时候的例子。话说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也就是公元801年，有一个地方叫襄州，襄州的节度使死了。那按说朝廷应该再派一个新节度使来就完了嘛。但是藩镇底下的士兵不干，那凭什么？我们可不服别人管，我们一定要自己拥立一个节度使。
所以这帮士兵也是乱兵，就找到一个人叫刘南金，说你来当这个节度使。这个老刘就吓尿了，说我那不是造反吗？朝廷又没有任命，我不干。不干，士兵就把这个老刘给杀了，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人。
找到一个叫高固的人。高固刚开始也躲起来不干，但是后来被搜出来了，你来当这个节度使。这个刀架脖子上，干还是不干？高固想了半天，就提了俩要求，说让我干也行，答应我两条。第一条，你们不能再乱杀人了。第二，你们不能再乱抢劫了。这帮乱兵说那行，都依你。好，高固就这么当了这个节度使。朝廷也只好正式任命他当这个节度使。所以你说他这个割据的军阀，是不是委委屈屈的受气包？
对啊，你翻开唐代晚年和五代的历史书，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有学者就统计，唐朝末年的藩镇动乱，80%都是以下犯上。南宋有一个学者叫叶适，他就说当时谁当头，都是下面的士卒说了算，大家一推戴，你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说我不当。这就叫所谓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五代十国时期就是这样。
我们处于正常社会里面，往往觉得有权这不是好事嘛，对吧？但是在乱世，尤其是乱世的武装集团里面，把你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是非常可怕的。造反如果失败，拥戴我的士兵可能一哄而散了，而我这个头儿，我是个皇帝，我披着个黄袍，我在大街上站着，我就肯定活不了。
所以我们看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让我当天子，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所以我现在提几个条件，听我的话我就干，不然我就不干。史有明文，赵匡胤当时就是这么个态度。那很多后来的人都说，说这赵匡胤肯定是假惺惺的，明明就是你自己想当皇帝，还说别人贪图富贵。但是如果你当时站在赵匡胤身边，而且你和他一样，你也知道过去这二百年血腥的历史，知道这个权反在下的模式，你会明白的，赵匡胤当时说的这些话可不是假话。
陈桥兵变，它作为一场典型的兵变，真正的动力当然有赵匡胤半推半就想当皇帝的成分，但是其中也有下面将士想当开国元勋的那个野心和贪欲。所以你站在赵匡胤的角度去想，他被士兵披上黄袍的那一刻，心里既有欲望也有恐惧，咱们是说不清楚哪样更多的。
看明白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宋朝初年四川的这几次兵变，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还是这套晚唐五代的剧本，剧本没换。我们先来看965年的全师雄之乱。这全师雄是谁呢？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军头吗？他不是，他就是后蜀的一个普通官员。现在后蜀被人家灭了，对吧？他只好带上家作为降官，要到东京汴梁去，在东京汴梁了此残生，就这么个人。走到半路带着家人，他突然觉得不对头，这个乱兵就起了。但是他有这个政治直觉，他知道这万一要拥戴我当叛军主帅怎么办呢？所以把家人丢在一边，自己躲起来了。但是后来还被搜出来，这是被迫上的贼船。但是后来因为家人又被杀，只好横下一条心来干。所以全师雄是一个千般不愿，万般不肯的人，最后全师雄的名字留在历史书上，叛军的头儿，你说他是自己乐意的吗？
还有就是前一年，公元1000年的王均之乱。这件事的起因就更加无厘头。那请问叛乱的军队是哪儿？不是四川当地的军队，是朝廷派来的精锐的禁军。那请问叛乱的首发阵容有多大呢？真是不好意思说，8个人。对，就8个人。领头的是谁呢？是一个小兵叫赵延顺。为啥叛乱呢？因为军队搞检阅仪式，就这8个人突然觉得不高兴，因为别的军队吃的比我好，穿的也比我好，我就没吃上这一口香的，我就不高兴，就杀人就造反。
那你说这不叫王均之乱吗？你刚才提的那个人叫赵延顺啊，这王均是谁？王均就是他们这支军队原来朝廷的头，是个高级军官。这帮小兵是这样的，8个人杀了人，闯了祸也傻眼，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总得拥戴个谁出来当个头，我们是小兵。好了，就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就是不管文臣武将，谁来找他们谈判，谁来弹压他们，平叛他们，他们就上去跟人聊，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我看着你不错。你要是不答应，不答应那就不好意思了，就一刀要把你杀了。
这一连杀了好几个人，最后来的，是他们这支部队的主管高级军官，就这个王均。他们又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干吧。这王均一看，这是自己的兵，我闯下这么大的祸，我回到汴梁也是个死，对吧？再说了，我现在要是不答应，这躺一地的尸体了，这都是前面不答应的，都是前车之鉴。心一横，说干了。这就是王均之乱的起点。
这一场乱，十个月之后，那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被平定。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晚唐五代乱世故事的翻版嘛，权反在下，阴谋拥戴。领头人同样是万般无奈，同样是半推半就，同样是骑虎难下，同样是鱼死网破。
这场王均之乱它有一个特殊性，刚才我反复强调，就这事儿它并不发生在晚唐五代和宋初，它是发生在大宋建国已经40年的宋真宗时代。这说明什么？说明此前那个乱世带来的社会结构也好，行为逻辑也好，还没有被彻底消除。一个军头只要啸聚起来能成事，至少能割据一方，这个想象不是说这个能力，这个想象在公元1000年的前后还没有彻底关闭。事到临头，很多人还是觉得没准搞一把还是有机会。
马克思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创造历史的？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所以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是马克思的金句。说到我们今年这一年，宋朝建国40年了，前代军阀的故事和传统，就是像马克思说的，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就是为什么宋朝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国家，统一的秩序它这么难呢？一会儿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面，建立一个统一秩序是这么难。熟悉我们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还行吧，没那么难吧。你想汉朝的刘邦，是公元前209年起的兵，到公元前202年就统一全国了，一共花7年时间。唐朝也是，李渊是从公元617年起的兵，公元624年基本也就统一了，也是七年，没觉得有多难。而到了宋朝，你算960年建国，979年拿下北汉就基本统一了，这是花了19年。而直到今年，这都1001年了，地方分离主义的倾向还这么严重，这40年了还没把活干利索，宋朝怎么就这么弱？
咱不能单看这几个数字对比，得看做事的基础。那你就会发现宋朝确实面对的是一款叫“地狱难度”的游戏。每个朝代建立的基础不一样，有一个词叫“土崩瓦解”，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发明的一个词。这个词我们现在都是连着用，感觉土崩和瓦解是一个意思，都是形容一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状态。但是要知道，在汉朝的时候，有人就把这个词儿给拆了，就是土崩和瓦解变成俩词，不是一个意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崩溃的状态。
我们先来说什么叫土崩，就是社会秩序彻底解体，就有点像一堵土墙，日晒雨淋到最后，只要有个手指头上去捅一下，轰隆一声全倒，碎成一地的渣渣，这叫土崩。一个社会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也好，精英阶层也好，都受不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最糟糕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所以这个时候人心所向，土崩之后，就是希望赶紧再搞出一个新统治者，搞出一个新秩序。对啊，刚才我们说秦朝末年的刘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面对的就是这个局面。刘邦和朱元璋都来自于社会底层，而他们都能成事儿，可见旧秩序是一种比较彻底的崩溃状态，他们建立新秩序的难度相对小一点。
但是别忘了，刚才我们还说到另外一个词儿，土崩之外还有一个瓦解。这瓦解就不一样了，原来的统一秩序像瓦片儿一样，它碎成了一块一块的。但是你要仔细看每一片瓦的内部，你会发现它仍然是秩序井然的，原来的什么财富分布，权力结构，精英阶层都还在，甚至内部的向心力还很强。
那像晋朝和唐朝崩溃之后，分别留下了两个大分裂时代，就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就是这个瓦解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全国这么大范围再整合起来，这个难度就要大得多。我们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土崩就像是面对一堆沙子，掺上水泥就能凝固成一个新的整体。而瓦解像什么？就像是面对一个打碎了的瓷碗，你要把那么多碎片粘起来，不仅要粘得牢靠，还要不留痕迹，太难了吧。对，宋朝的皇帝们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秩序，就等于是要把五代十国的这个碎瓷片，而且是从唐朝末年算起，已经碎了200多年的这堆碎瓷片要拼起来，还要不留痕迹，心里要不留那个念想，这个难度太难了。
其实我们把视野放大，再来看这个问题，那就不仅是宋朝的赵家天子，也不仅是咱们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来说，你要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整合起来，变成一个超级的统一秩序，这都是一个超难的问题。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包刚升老师有一本书，这本儿叫《抵达》，他讲的是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里面就开篇提了一个脑洞，是个问题。请问人类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儿基石是什么？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个答案，他说第一块基石肯定是私有制，太难了，对吧？你想一个人把一片地圈起来，然后站那儿就说，这个地是我的，你们都不准碰。周边的人还就信，还真的就承认这块地就是他的。你想这是不是个奇迹？做到这个奇迹，所以才有后来的文明社会，所以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卢梭的答案。但是包刚升老师在这本书里说，不对。
实际上谁是第一个对大家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居然找到了一些居然服从了他的人，谁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这段话说得太有意思了。对呀，一个婴儿都可以说，这块饼干，这个玩具，它是我的，只要别人不抢或者抢不过，那就承认了他的私有权。所以私有制这事儿，好像没有那么难。但是一个人，一个我甚至都不认识的人，突然说他就是我的王，他是我的皇帝，他说什么我就得服从什么，甚至他都不用说，他就制定一些法律规则，我就得遵守。你不觉得这才是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吗？更是一个奇迹吗？能做到这一点，才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最惊险的跃进吗？
对，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回到1001年的大宋，我们就能体察，在那么大的疆域内，在经历了二百年的瓦解之后，还要想重建一套新秩序，那确实不容易。你就想当年的四川人，我们熟悉的皇帝被你姓赵的给抓走了，我们四川人的精兵被你调走到了东京，我们的钱你说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你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姓赵的人，你凭啥？对吧，你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只靠武力他回答不了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艰难的秩序建设，需要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逐步推进，那真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这个过程非常渐进。
其实就拿五代十国这53年来说，听起来好像挺乱，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笔烂账。但是如果你沉到历史的细节里，你再来看，你仍然可以看到中央的权威其实是一点一点在建立的，那个进步是逐年逐月在发生的。你看晚唐的时候，中央是搞不定藩镇的，藩镇就是跟中央唱对台戏，连皇帝都被摔的到处跑。但是五代刚开始第一个朝代叫后梁，后梁的创建者朱温的时候，虽然全国他还是搞不定，但是他还是彻底解决了河南地区的藩镇问题。那最起码整个五代时期，河南地区的藩镇叛乱一次都没有成功过，这就说明皇帝把周边的地区已经搞定了。
到了后来的后唐，又建立了一套叫侍卫亲军制度，就是皇帝的私人军队。到后汉的时候，中国北部地区的藩镇都被削弱了，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就藩镇问题其实到了后汉的时候已经解决。所以你看到五代的后期，能造反成功的就不是地方军阀，地方藩镇了，是什么？是禁军统领，说白了是中央的人。你想后周的郭威，还有建立大宋朝的赵匡胤，不都是禁军统领吗？是原来皇帝身边的人吗？
你看从秩序演化的角度，我刚才这个简单的推进，你能感觉到吧？虽然还是乱世，但是那个进步，那个一点一点的进步，还是在坚定发生着。对，文明进程就是这样，即使方向明确，人心所向，但是也急不得，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所谓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公元1001年，随着四川王均之乱的平定，折磨中国200多年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就基本结束了。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别说大宋朝了，此后的中国历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地方割据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设更好的文明和秩序呢？这就变成了下一个挑战了。
公元1001年，这一年，这个世界还发生了一些事儿。比如说这一年，那个叫柳永的大词人今年十七岁，那个叫范仲淹的政治家今年十二岁，那个未来既是大词人又是大政治家的晏殊十岁，而那个著名的包公包拯两岁，而欧阳修那个著名的大文豪将在六年后出生。你看历史是滚滚向前，下一代人已经快要走上历史舞台喽。好，下一周咱们1002年再见。
这是《文明之旅》的第二期节目，说一说我的感谢。首先要感谢得到的同学们，节目上线第一天，在咱们得到站内，就有超过了20万人看了这期节目。不管《文明之旅》这个节目将来到第几年，到第几期，我都会时不时回来看看这第一期的播放量。因为只有这个数据才值钱。你就想假设三年后，有一个朋友注意到这个节目开始看，如果他觉得这个节目还挺好的，他会有一个冲动，就是倒回来从第一期开始看。所以这一期节目的播放量在三年后，在五年后，甚至在十年后还会增长。说白了，我在乎的不是每一期节目的那些数据，那些播放量，而是有多少人跟我一起走上了这条路。
那今天还要感谢2月28号《文明之旅》的首发式上，陪我在北京的奥森公园里面一起走了5公里的用户们。那天北京还是挺冷的，我们5点钟刚出发的时候天还很亮，刚开始有十来个人陪我们一起走，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7点了，这身边围了30多个人。很多人都是下了班赶过来的，或者他自己在奥森公园锻炼，偶然和我们碰上的，然后跟我们一起走的。感谢你们所有人，陪我走了这第一段路。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文明之旅》这个项目将来的一个状态，一个预言，对吧？20年的漫漫长路，我是坚决地就这么走，一站一站往前走。欢迎你随时不管哪一站赶上来，或者是跟我偶遇，然后一起走。
今天还要感谢线下的《文明之旅》的看片团。第一周，仅仅第一周，各地的组织者已经举办了162场活动。在深圳组织看片会的一个同学叫蔡惟臻，她不仅请来了历史老师跟大家边看边聊，还准备了精致的宋朝的点心。你看边吃边看边聊多好。所以我自己是特别期待这个节目能帮到一些像书店老板、咖啡店老板、读书会的组织者、热心的线下活动的组织者，帮你们用很低的成本能够填充一个小时的小小的内容，帮你组织起一个有质量的聚会。《文明之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到你。
那最后呢，还要感谢这一期节目我要致敬历史学家王武老先生。他的著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这本书在我们策划这期节目的时候给了我很大启发。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你知道吗？它居然写于将近70年前，是王武老先生1957年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后来他还做过1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但是你可能没想到，王武老先生今年94岁，仍然健在。
对，做《文明之旅》这个项目，它就给我创造了大量这样的机会，能和这样的老先生隔空交流，同行于同一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幸事。顺便说一句，刚才我提到的王武先生的那本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这本书咱们得到电子书库里就有，是会员都可以免费看。也建议你去翻一翻，去向王武老先生致敬一下。好，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