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3年。
这是大宋的庆历三年，大辽的重熙十二年。1043年，大宋和西夏的战争还在继续，但前线并没有什么大战了，为啥？双方都有点打不动了，都在为谈判做准备。果然到了下一年，宋夏和约就签订了。所以今天咱们先按下不表。
1043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人事变动，就是宰相吕夷简在今年退休了。为啥？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而是身体实在不行了。吕夷简这一年64岁，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了中风的迹象，拖到今年连手脚都动不了了，所以只好申请退休。但仁宗皇帝不干，说那不行，你不就是上朝不方便吗？没事，三五天上一次也行。重要的国家大事，反正我赖上你了，还得你给我看着。
宋仁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性格温和，待人也厚道，但在用宰相这个问题上，其实他并不怎么恋旧。有人就算过，宋仁宗执政42年，用了30人次的宰相。为什么说人次呢？因为有的人是来来回回当宰相，所以算人次。算下来人均1.5年，一年半就要换个宰相，宋仁宗是北宋换宰相最频繁的皇帝。到了南宋的时候，那个大儒朱熹就评价他说，仁宗皇帝哪都好，各方面都好，就是用人不行。你看他用宰相，启用得快，但走得也快，所以啥事也干不成。
但是请注意，宋仁宗对吕夷简例外，不仅很恋旧，吕夷简出出进进是三次拜相，前后干了有20年。身体到今年不行了，皇上还不让他走，而且宋仁宗这个离别时刻显得非常深情。吕夷简不是病了吗？仁宗皇帝亲手调药，亲自写信，信上说，爱卿真恨不得你这场病转移到朕的身上，朕替你生了得了。而且听人说胡子可以治病，仁宗二话不说抄起剪子就剪了自己的胡子，赐给吕夷简治病。你想，龙须治病这个待遇，古往今来还有谁比得上？
好了，就这么拉拉扯扯，一直到这一年的10月9号，吕夷简才终于成功地辞去了所有的头衔，告老还乡，到下一年才病逝。在宋朝所有的宰相当中，吕夷简不是最有名的，甚至也不是名声最好的，骂他的人有的是。但是后来的史家给了吕夷简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说他是整个北宋最受皇帝信任和皇帝相处得最好的一个宰相，这就是“得君”。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他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他请求什么皇帝就答应什么的地步。
好了，这一年我们送别了吕夷简，下面讲今年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庆历新政。这是历史上一次很著名的改革，从今年庆历三年开始，到后年庆历五年就结束了，草草收场。所有的改革措施全部撤回，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失败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耐不住琢磨，它不仅失败，还是历史上失败得很奇怪的一次改革。
老宰相吕夷简退休了，宋仁宗是打心眼里舍不得，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打心眼里知道，这是一个朝政重新振作起来的机会。宋仁宗执政时间很长，前后有42年，如果说有什么转折点的话，就在这几年。本来他是一个太平天子，守着祖宗之法，日子过得很舒服。但是自从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到宋夏战争中宋朝的一连串大败，什么好水川、三川口、定川寨，连续大败，这可就把大宋朝从里子到面子全部都抓挠破了。那么高的军费国家财政受不了，问题还养出了这么废物的军队，国家安全也受不了。所以，任谁都知道，这个大宋朝出了大问题，不改革它是不行的。
那么接下来用谁来主持改革呢？吕夷简一走，剩下两个宰相，一个叫章得象，这位比吕夷简还大一岁，老了；另外一个是大词人晏殊，这位是著名的富贵闲人。这两位镇镇场子还可以，真干活那不行。其实也不用多想，这个宰相人选，主持改革的人选是现成的，那就是这两年风头正劲的三位：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这三位过去在宋朝的对辽外交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韩琦这两年和范仲淹一样，在前线主持对西夏的作战，虽然谈不上有多少战功，但毕竟也算是为大宋朝稳住了阵脚。这两位韩琦和富弼这时候都还年轻，都不到40岁，而范仲淹今年54岁，既在中央当过谏官，也在地方管过民政，所以官场的资历是足够的了。而且过去三年，他在前线主持对西夏的作战，稳定了战场的局面，所以功劳也够了。更重要的是，他是朝廷中一批新锐士大夫的领袖，对我们刚才提到的韩琦、富弼，还有那个欧阳修，都把他当大哥，所以人望也够了。
你就想，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皇上，你是宋仁宗，上哪找这么一个年富力强、声誉卓著，不仅有理想，还有政务实操经验的人来主持改革呢？所以到了这一年的5月份，仁宗皇帝就派人给范仲淹和韩琦送信吹风，说等到和西夏的战事稍微好一点，我就调你们回朝廷，还特意加了一句，说这可是朕一个人的意思，不是别人举荐的。你琢磨琢磨这句话背后的意味，就是这可不是什么正常调动，也不是有人推荐你们，这就是我宋仁宗自己要大用你们，你们心里有点数，你们在前线就给我想着点，来回朝廷怎么干，做点思想准备。
好，到了5月底，范仲淹和韩琦终于调回朝廷，马上就进入了宰辅班子。你看宋仁宗在这个阶段的表现，那真叫是求治心切，天天追着这两位问，我们怎么才能搞出一个太平盛世呢？你倒是说说，我们要搞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见面就问，那个劲头把范仲淹追得是手忙脚乱。范仲淹私底下跟人说，看得出来，皇帝用我的心是非常真心的，但是办事总得有个次序吧？天下积弊已久，改革它也不是一天就能搞成的嘛。
它其实还挺有章法的，所有的措施就分成三类。首先国家要想变好，可不就得自上而下地讲求吏治吗？官儿得好。第二类就在自下而上地鼓励生产，老百姓得干活，同时增强上下沟通的效率。最后再抓抓国防建设，好像一场改革也就只能这样，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工作抓手了对吧？
这是一个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四平八稳的改革，而且在改革推进的过程当中，是有条不紊的。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次序，在这一年的11月16号，朝廷任命了第一批叫按察使，也就是中央检察组到地方上去甄别官员，对，这就是这个方案里写的“择官长”这一条先启动。到了12月2号，朝廷颁布了新的官员提拔的相关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明黜陟”，“黜”就是贬官，“陟”就是升官，“明黜陟”就是升官贬官以后咱们都有点新办法。这是12月的事。好，到了12月下旬，又颁布了关于恩荫制度的新规定，什么是恩荫呢？就是官员让自己的子弟不通过考试就能当官，那个门开了，这次颁布的办法就把它关紧一些，这叫“抑侥幸”。
你看怪不怪，改革快车只往前狂奔了10个月，然后突然就，其实还不是翻车对吧，是火车司机突然下车跑了，那个火车还继续咕噜咕噜往前溜了这么一段，然后无声无息地停了。
我记得诗人艾略特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就给我们这个感觉，唏嘘一声突然就败了，你说它是不是很古怪？过去我们谈论一次改革的失败，通常会归因到三个因素，要么是皇帝太昏庸，要么是保守派的坏人太强大，要么就是改革派的好人太弱小。简单说就是，要么怪昏君，要么怪那个窝囊的忠臣。可问题是你用这个故事的模型去套我们今天讲的庆历新政，你会发现很难解释通。
首先这里面有昏君吗？我们这位宋仁宗，他虽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皇帝，但在不听信谗言这个问题上，他一贯的表现是不错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宋仁宗特别喜欢自己后宫里的一个宫女，这宫女善于给他梳头。有一次两个人一边梳头就一边聊天，仁宗就说，最近这个台谏官总说我后宫里面的妃嫔太多，让我裁减一些女眷。这梳头的宫女就撇嘴，说那些大臣，哪个家里不是一大堆女人，怎么地只许他们快活，你要是听台谏的话，那就把我也摔出去吧。很明显这是宫女在他面前恃宠撒娇，后来宋仁宗真的就在后宫里面裁减了30个宫女，里面赫然就有这位梳头宫女。仁宗的皇后就是曹皇后就问他，你怎么把她也给摔走了，你不是最喜欢她吗？仁宗说她是劝我拒谏的人，就是拒绝谏议的人，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留在身边呢？宋仁宗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很温柔，但是内心里非常有数，而且也不乏果决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庆历新政期间，宋仁宗耳根子软，老听信谗言，我觉得这不可靠。在庆历新政期间，确实有攻击范仲淹这些改革派搞朋党的这种声音，但问题是宋仁宗是什么反应？比如说有一个宦官叫蓝元震，就正式上书给皇帝，说范仲淹他们几个人拿国家的官位培植自己的人，他们现在已经是几十个人的朋党了，他们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将来满朝文武都是他们的人，谁还敢说他们的坏话，他们要干什么坏事干不出来？总之就放了这么一炮。但问题是史料上记载得很明白，宋仁宗并不相信。
事隔多年之后，富弼还回忆起这个事，他还觉得心惊胆战，说我们个人的安危可以不顾，但是我们身后整个家族不能命丧我们手里。所以你看整个这件事，你能怪宋仁宗他是昏君吗？他确实想改革，也支持改革，甚至是急着要改革的。那好，整件事情里面没有昏君，那我们接着追问，里面有奸臣吗？你肯定会说有，你刚才不还提到一个人吗？就是污蔑富弼想换皇上的那个人，那人肯定是奸臣。对，确有其人，那个人叫夏，夏这个人做事确实没啥底线，他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来。让自己家的一个女奴模仿人的笔迹伪造文件，说富弼要换皇上，这算坏人吗？但是话又说回来，夏之所以这么干，跟庆历新政本身什么关系都没有。我看很多研究庆历新政的文章，都在说保守派的利益被威胁了，所以疯狂反扑改革派。但问题是我看了那么多材料，我凑不出这个证据链。咱要是这么说，咱至少得有两条：第一就是具体某人反对庆历新政的具体某项措施；第二这个人的利益是被这项措施伤害或者是威胁到的。不好意思，没有这个真没有，我找不着这样的材料。
反对范仲淹、富弼的确实有，但只是说他们是朋党，并不是反对新政本身。利益被伤害的人肯定也有，但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人公开跳出来，史料里面的这种说法都非常模糊，说庆历新政规模搞大了，很多措施很难实行。而且过程中，肯定想必也是得罪人了，所以就有人诽谤他们是朋党，都是这么虚搭着说。那所谓的保守派，总得有个具体的反对目标吧。你还别说，如果非要说有，我这儿还真有一个人，他反对的还真就是新政本身，只不过这个人我要把他的名字说出来，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
好，我们继续来追问，到底是谁在当这个奸臣，在反对新政。有人说是王拱辰，没错，有这么个人。王拱辰在庆历新政的过程中，他和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一派，确实闹得非常不愉快，矛盾非常大。但问题是王拱辰是谁，他是当时大宋朝御史台的领导人，你要熟悉御史台的功能，就知道王拱辰的职责所在，就是要监察百官，谁犯错他就是要揭发谁。他跟新政派的矛盾，都是针对具体的人的具体行为，比如说他怀疑谁贪污。至于王拱辰反对新政本身的言论，不好意思，我一条也没查到。我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宋仁宗对他的看法，宋仁宗也不觉得他反对新政，而是说王拱辰，你可别因为朝廷没有接受你对谁的批评对谁的弹劾，你就觉得受到了压制，别随便就撂挑子，你这种行为是沽名钓誉。你看仁宗皇帝也这么看他。
关于这个王拱辰，我稍微多说两句，他和欧阳修是同一年的进士。欧阳修我们都知道少年得志，中进士那一年才24岁，可是这位王拱辰，中进士那一年19岁，而且王拱辰还是那一年的状元。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反对派奸臣呢。
好，我们继续来抓奸臣，问请问庆历新政当中，到底谁是保守派呢。你还别说，真有一个，你可能没想到，他是包拯。对，就是包公、包青天、包大人。包拯考取进士其实比欧阳修、王拱辰他们这一届还要早。范仲淹中进士的那一年才24岁，可是这位王拱辰，中进士那一年19岁，而且王拱辰还是那一年的状元。包拯中进士之后，直接就回家孝养父母去了，一直把父母伺候走才又出来做官。这一年1043年，他刚刚调回到开封当监察御史，正好迎面就撞上了朝廷要搞庆历新政。你想包拯那个性格，说话说激动了，能把唾沫直接喷皇上脸上的人，他有什么看不惯的，那他哪忍得住。所以包拯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庆历新政，而是新政当中的某些具体做法，哪条看不惯他喷哪条。
首先，是著名的那一条，叫“择官长”，就是调整官员的任命制度。当时大宋朝的各级官员，整体质量不行，这个大家都认对吧，要不怎么要改革呢。贪污腐败的老病无能的各种，大家都认可。问题是怎么改。范仲淹他们就提出来一套叫“逐级保举推荐”的方法，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是一当官的吗，你不是想提拔升官吗，那得看上一级有没有人保举你，保举你的人越多你就越优先提拔。但是别忘了，你将来要是犯了错，现在保举你的人负有连带责任。就这样一层一层保举下去，整个这个体系有点像俄罗斯套娃。朝廷派出来的第一层的保举人，也负有监察各地官员的责任，这叫按察官。围绕这个制度，就产生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当时范仲淹特别重视这个事，他觉得哪个到地方上举荐和监察官员的按察官要是不好的话，范仲淹就把他一笔勾掉了换人。旁边这个富弼看见就说，范老先生你这一笔勾的你是轻松，但人家官员一家人可就得哭喽。开玩笑，范仲淹当时正色回答了一句，说他一家哭，那也总比一路哭要强。也比一个省的老百姓都跟着哭强。这说明什么，说明新政对于派这个按察官是非常重视的，也给了很大的权力。这个新制度是不是听着很有新意很靠谱？没想到包拯首先针对的就是这条改革，当然他不是反对，他只是提出来自己几点担心，因为他有几点猜想。
第一，真正有背景的官员，你们这些从开封出去的按察使，敢管吗？不敢吧。你们可能也就抓几个没背景的官员去凑数。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认真办事的官员，往往他在当地的人际关系是不好的。你们这些按察使是外来的人，你们初来乍到，就敢评价当地官员？没准你们最先淘汰的就是那样的好官。第三，你下去是干嘛的？按察使去了之后是加强考核的。那当地的官员就会不择手段地刷业绩，尤其是借机增加赋税，让你们觉得他们干得不错，那老百姓的负担只会更重。所以包拯建议朝廷要尽可能选精干的人下去干这个按察使。但是学问不深，想问题不周全，做事情不妥当，这种人挺可惜的不能用。结了一辈子的梁子，隔了这一千年，我们也不为这两个响当当的名人评理，说谁对谁错。
如果一次重大的改革，连这种程度的讨论都不允许，那这改革本身未免也太脆弱了吧。如果非要说改革有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分，那我们就再来看看这次庆历新政双方力量的对比。你看改革派这边，仁宗皇帝本身就是改革派的领导，对吧，他最急迫。那宰辅团队里面的人，明确偏向改革的有晏殊对吧，晏殊是欧阳修范仲淹的老师，也是富弼的老丈人，他是肯定要偏向这一边的。范仲淹自己就是副宰相参知政事。而宰辅团队里面另外一支，就是枢密院系统里的，从一把手的杜衍，到副手的富弼、韩琦，都是新政的领袖。所以整个宰辅团队里面，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首相章得象，一个是参知政事贾昌朝。这两个人在新政期间没有多少发言，这两个人就算是中间派。所以你看看我这么简单一算，在宰辅团队里，在核心官僚层里面，个反对派都没有。
别忘了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台谏官，就是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这些人，他们给新政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这是改革派。我们再来看反对派，能说得上台面的，也就是夏和王拱辰。这两个人我们前面都介绍了，而且这两个人还各有自己的目标，夏是因为被人弹劾他要报私仇，而王拱辰是因为在御史台这个位置上，他要纠察百官。我们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不过也就是爱出风头沽名钓誉，仅此而已。反对派就这么点成色，真的就是毛毛雨。说到这确实就比较奇怪了，一场改革失败了，方案设计得很理想，皇帝非常支持，皇帝也不算昏君，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反对派，那请问它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先从一个场景说起，还记得前面我们提过的那个老宰相叫章得象吗？吕夷简辞职之后，章得象就是这个时候名义上的首席宰相了。因为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加上这个时候岁数也大了，所以整个庆历新政期间，虽然他官最大，但他几乎不表态也不说话。据说有人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改革派呢，就是范仲淹这一批，章得象说，小孩子们玩闹罢了，又是跳又是蹦的，不要吼他们，等到他们将来碰壁了就老实啦。现在他们玩得正在兴头上，我们说啥都没用。这番话你可能听起来挺反感的，觉得这不就是一老官僚在那阴阳怪气的，那种世故和圆滑，讨厌。但是你不觉得吗，如果章得象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这么看问题很正常的。
我们在《文明之旅》1003年那一期详细分析过保守主义的看法，简单说，就是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现实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你不能说因为不喜欢这个现实，你就草率地要去改变，那结果可能会更坏。所以才有那么一句话，叫利不百不变法，没有一百倍的可见的好处，咱都不要轻谈改革，因为你很可能付不起改革的那些隐性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保守主义者是怎么看待这类问题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超市的员工，我发现我们这个超市的安保系统太差了，经常有人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所以我就给公司提了一个改进的建议，说要加强安保。那你觉得公司的领导层看见我这份建议书，他会怎么评价我呢，是赞赏我吗？不一定。也许加强安保的成本是要远远高于被偷盗的损失的，所以这家超市的安保漏洞是有意留在那儿的，但这个事又不能明说，否则周围的小偷就会慕名而来，这就加大我的损失。这是一个大家的默契，大家都不提就维持现状挺好。
但是我作为一个新员工，我居然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了，我就提了这么个建议，让大家很为难。所以你看，在我看来，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就是一帮因循守旧的老家伙，看着我这合理化建议，他们就不理不睬。而那帮老家伙的管理层看我，我是谁？我就是一个不懂世事的楞头青，一个小孩子。对，回到章得象的那句话，你就会理解，在他这个岁数的人看来，大宋朝的现状当然有问题，但是它也不是像范仲淹你们这群人做点改革能解决的。你们现在干得是挺欢，但本质上是盲动，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等你们玩够了，现实是很有弹性的，你这么压它一下它暂时变形，但迟早它会恢复原状的。
现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么做的收益暂时大于代价。不是说没问题，但是暂时只能这样。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了，看什么不顺眼就改革什么，以为缺少什么就补什么，以为什么多余就砍什么，这种改革思路过于浅表。它最大的缺点是很难形成共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庆历新政，这里面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只要改变现状就很难形成共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你看到的是基层官员太懒散，所以要派按察使去甄别去督查，而我看到的是你派来的按察使能力和人品都有问题，反而弄得基层鸡飞狗跳。你看到的是官员熬到年头就升职，分不出个官员的好歹高下，而我看到的是，如果不按惯例给官员升职，这就留下了人为的操作空间，这就滋生腐败。再比如说你看到的是弥封考卷会让一部分品行不好的考生被选拔上来蒙混过关，而我看到的是，不弥封考卷会让穷人的孩子永无出头之日。好了我不多举例子了，你看任何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一定会有相反的看法，而且两边都有道理。
这就是这种基于对现状不满的改革的悲剧。表面看起来，你刚开始的时候人人都支持你改革，但是你一旦动手，当代价出现的时候，当负面作用呈现出来的时候，改革的共识很容易就崩溃了。那你可能会说，难道就不改革了吗？那怎么改革才能凝聚这个共识呢？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解决皇帝最关心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通常就是一个“钱”字。宋仁宗为什么要发动庆历新政？表面上是国家有很多症状，到处都有毛病，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缺钱。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仁宗这一朝，全国军队的数量是暴增的，达到了巅峰，由开国时期的37.8万暴增到125.9万。你记得《水浒传》里面的林冲吗？号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不是小说里凭空编的，这个时候大宋朝的禁军数量确实就是82.6万。
要知道宋朝的军队那可是脱产的，完全靠国家养，那么大规模的军队，一年要花多少钱？有一个大书法家叫蔡襄，就是苏黄米蔡的那个蔡，蔡襄就算过一笔账，说养一个禁军士兵一年50贯，养一个厢军士兵费用低一点，一年怎么也得30贯。这么一算下来，大宋朝一年的总军费4800万，而仁宗朝一年的货币收入才6000多万贯。所以你算下来养兵的费用能占到国家收入的六分之五。天呐，这么高的军费比例，但是没办法，这个时候北边的大辽西边的西夏对大宋有军事压力，不养兵怎么能够保证国家安全？而保证这么大规模的军队，皇帝就穷得叮当响，所以才要改革嘛。
其实历史上成功的改革，起因多半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这种改革的成功者大多是以搞钱作为改革的唯一目的。为什么你想三点呢？第一，搞钱才会解决君主的核心难题，所以君主皇帝会始终支持你，对吧。第二，搞钱最容易凝聚共识，别人说三道四没用的，有本事你来搞，搞不到你就靠边站看我的手段。最容易凝聚共识的是，搞钱有一个清晰的数字指标来衡量改革的成效，搞多搞少搞快搞慢，这都是有一本账的，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比如我们将来会提到的王安石变法，那场改革的目标非常简洁明了，四个字叫富国强兵。
要强兵当然先得富国，所以你看四个字的核心还是俩字搞钱。只要抓住搞钱这个纲领不松手，刚才我们讲的三重目标它就都能实现。你看第一皇帝是真支持，宋神宗先是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后来干脆自己亲自领导改革。宋神宗死了，什么宋哲宗宋徽宗，新政的大旗是一直不倒的。为什么？说白了国家缺钱嘛，总得有个办法去搞钱，只有新政才能搞到新钱嘛。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指责范仲淹他们搞朋党，动摇了仁宗对改革派的信任，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新政忙了半天，没有可见的成果。庆历四年，也就是下一年，他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弹劾，苏舜钦最终被削职为民。那在被贬之后，他是隐居了苏州，修建了著名的沧浪亭。今天去苏州，沧浪亭是必逛的一个景点。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朝廷里面少了一个官员，而中国文学史却收获了一个“沧浪翁”苏舜钦。
今天我们致敬这千年前的诗人词人苏舜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