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
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1年，这是大宋的皇祐三年，大辽的重熙二十年。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提到大宋朝的辉煌，大家又会经常提到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小事。满朝文武大臣轮流去找一个人麻烦，这个人叫张尧佐，是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算是个拐了弯的国丈吧。如果你去看《宋史》上正史对张尧佐这个人的评价，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又小心又能干，还是个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如果非要说张尧佐这个人有啥问题，那就是他升官升得太快了。他刚提上三司户部的判官，你可以理解为今天的一个司局长，一年之内坐火箭一样升官，居然升到了三司使，即财政部部长，从司局长到部长一年就完成了。
满朝大臣就看不惯了，说你张尧佐可是张贵妃的伯父，那你就是外戚，你在朝堂上混，凭的就不是真本事，而是裙带关系。所以只要宋仁宗提拔张尧佐，马上就有人强烈反对，最后弄得宋仁宗也挺烦的，说行吧，这三司使不当就不当，给他一点虚衔，什么节度使、宣徽使，总行了吧？所以一下子就给了他好几个头衔。这时候包拯就站出来了，包公包黑子说这也不行，给得太多了。你看看皇上您下诏书的那一天，天都是阴的，老天爷都不干，赶紧收回成命吧。甚至有大臣说这事不算完，你要给他那么多头衔，这样咱们召集满朝大臣，公开地集体地讨论这件事。这是要公开给宋仁宗难看。仁宗皇帝脾气还是好，但是遇到这种事他也不高兴，说这咱说好的事，不给张尧佐实职，咱给他虚衔对吧？你们现在又这样反复无常，这是要搞哪样呢？仁宗的脸就有点往下掉了。幸好张尧佐也不是什么坏人，他自己也挺识相的，毕竟也是个士大夫，说那我辞职，自己推让了两个头衔，这事才算完。
这是前两年的事。到了这一年1051年，又来了。仁宗皇帝估计是觉得时过境迁了，张尧佐也没有得罪大家，差不多了吧，又试着给了张尧佐一个叫宣徽使的虚衔，就是虚衔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职务。结果这次闹得更大，包拯、唐介一堆人站出来死磕。过程很复杂，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我说说结果。这一次不仅是张尧佐没有拿到宣徽使的头衔，还拖累了一个人，文彦博，当时的首席宰相，最后文彦博因为这事，还把宰相的职务给弄丢了。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名场面，你在看宋朝史料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件事，也是发生在今年。话说有一天仁宗皇帝去上朝，他媳妇，就是后宫里宠爱的张贵妃，就送老公送到宫门口，一边递上公文包，一边摩着老公说，上班不要太累，尤其不要忘了昨晚我跟你说的我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的事。仁宗说得忘不了，昨晚聊了一个晚上了。结果上朝的时候，这事刚提出来，包拯就玩命反对，好几百字好几千字地说，说到激动处，还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仁宗皇帝的脸上。等下了班回了宫，仁宗就埋怨他媳妇张贵妃，说你就知道要什么宣徽使，你不知道御史中丞，就是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那人，是包拯吗？他在你琢磨琢磨这事办得成吗？
你看刚才我们聊的这一段，整个过程里面藏着很多佳话。大臣们真的能站出来玩命反对皇帝用自己人，皇帝也真没有法子。大臣们反对的方式非常不礼貌，唾沫星子直接喷脸上，皇帝也就真能容忍。你想，中国帝制2000年，哪有像宋仁宗这样的皇帝，有这么大的胸怀？所以你看，但凡是表扬宋代政治清明的书，每每都要提到这件小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就体现在这一年的这一件小事上，也算是一个政治的巅峰标志了吧。
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小事，算是大宋朝另一个巅峰的标志性事件，真的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就是朝廷下令减少了两个地方的人头税。先是9月5号，宋仁宗下诏减少了湖南郴州和永州这两个地方的人头税，然后是12月9号又一道诏书，给福建的泉州和漳州减少了人头税。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样的事写在史料里面往往都藏在史书的小夹缝里面，但是减少人头税，这可是宋朝人口大爆炸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北宋之前，中国人口在乱世和盛世之间波动，低也低不过1000万，但是到了北宋，居然就把这天花板给顶破了，一下子比盛唐时期还多了一倍，达到了1亿4000万。有非常之事就必须得有解释，这是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多了，比如说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了，这符合我们当代人的直觉对吧，技术推动繁荣。技术是原因，当然有，比如说宋真宗的时候，就大力推广占城稻，一种新的稻作物种，不仅让老百姓种，皇帝在宫里面也搞试验田，可见有多重视。但是有学者研究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在宋代开始的农业技术革命全都算上，宋代的粮食亩产水平只比唐代增加了12.5%。别忘了刚才我们讲的是人口翻了一倍，从七千万到一亿四，这一点亩产的增量，养活不了这个规模的人口增长。所以技术是原因，但解释不了全部。你可能会说，会不会是因为宋朝的耕地面积扩大了？比如说宋代对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充分开发。对也肯定有这个原因，但是别忘了，土地和人口的增长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现实情况不一定是因为土地增长了，所以人口增长，往往是反过来的，是人口增长在先，地不够种了，大家才去开发新的耕地，是耕地增长在后。所以耕地增长只是人口增长得以保持的原因，很难解释人口大爆发。
我来设想一个情境，假如现在给你一个大村子，让你去统治好几千人，你负责在村里面称王称霸，你来收税，那我请问，你是倾向于收这个人头税还是土地税呢？我猜你会收人头税，道理很简单方便，你只需要召集大伙开个会，说看见没，看见我身边这个五大三粗、一脸不讲理样子的胖子没？明天这胖子就代表我到各家去收税，只要你家里喘气的人，每人收多少钱，如果你胆敢不交，这胖子对你们不客气。这就完了。只要这胖子智力不太差，他会数人头，这税就收上来了。或者这胖子都不用去上门收税，还是召集大伙来开会，宣布打明儿开始，你们轮班到我家的地里和家里来干活。我直接征用劳动力，这在古代也叫役，本质上也是一种人头税。收人头税就是这么简单。你说这不太公平对吧，我要收土地税。好那请注意，你的代价、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得丈量土地吧，土地还要分等级吧，土地里收出来的东西，你得辨认它的成色吧，还得运输、还得转卖等等。你没有一整套庞大的官僚体系，想收土地税，你根本收不上来。
我们当年在中学学历史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印象，说汉朝初年文景之治，就是汉文帝、汉景帝当政的时候，皇帝基于天下疲，所以休养生息。怎么休养呢，就是拼命给老百姓减税，减到三十税一的程度。这个词儿我当年在历史课本上印象非常深，什么概念？就是老百姓打下三十斤粮食，皇上才拿走一斤，这税也太轻了。但实际上，首先咱得说，这不是因为皇帝仁慈，而是因为他做不到，能力不够。刚才我们说嘛，你要收土地税，那就需要一个复杂的官僚系统，而当时是汉朝的初年，它没有这个统治能力。所以只好象征性地收收得了，三十税一收不上来拉倒。
另一方面国家缺收税的能力，但是它也缺钱，钱怎么办呢？对，就转头去收那好收的人头税。有的是刚才我说的那胖子，具体的收法咱在这儿不细说了。反正后来，就是汉朝末年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要篡汉朝皇帝的位，所以有一次王莽就揭了汉朝皇帝的老底儿，说什么三十税一，实际上是十税五，老百姓一年的产出，一半都被他们拿走了，老百姓负担一点也不低。现在的史学研究也表明，在西汉的时候，人头税居然占到了老百姓纳税负担的九成以上，主要收的就是人头税，好收。那什么结果？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既然家里多一口人，我就要多负担一份税，最好我不生孩子了。甚至还不只是不生，而是生下来这孩子也只能杀掉。你可能听过一个关于“二十四孝”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话说汉朝人郭巨家里实在太穷了，养了个儿子，但是养儿子就怕耽误了去奉养母亲。所以郭巨和媳妇一商量，两口子形成共识，说咱刨个坑把儿子活埋了吧，就刨坑就埋。结果挖坑的时候居然挖到了金子，街坊四邻都说这是当孝子的福报，这就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之一。郭巨埋儿，这价值观严重畸形的故事。
咱们今天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你难道不觉得吗？这事儿它不符合常识对吧。父母爱惜孩子，这不只是个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人这个物种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类有一个漫长的哺育期，6岁之前的孩子基本是不可能有独立生存的能力，都必须在父母的养育下才能存活。你去观察嘛，不像大多数哺乳动物，像小牛、小马、小驴，它生下来就会跑，而人不行，依赖父母的时间特别长。所以人类的基因里面就预设了对孩子强烈的责任心，你只要为人父母，你摆脱不了，这是你基因里面的预设，否则咱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所以像郭巨这样，亲自下手把孩子活埋，这太违背咱们这个物种的本能了。你说郭巨埋儿这种故事，是瞎编的吗？也不一定，只要咱们不把它附会成是为了孝顺，你站在郭巨他妈的角度来想想，我儿子为了养活我这个老太太，把我亲孙子给杀了，你说我儿子这叫孝顺，这不是要气死我吗？这怎么可能是孝顺呢？所以只要这个故事和孝顺解绑，你马上就能看到它的真相。生下孩子然后亲手杀死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而且多，不仅多而且叫史不绝书，从秦汉到隋唐的史料中大量出现，而且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生儿不举”。对，古代人没有避孕措施，所以怀孕了孩子只能生下来，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父母判断我没法养活这孩子，只能亲手抛弃或者是杀死。
那你说为啥没法养活孩子呢？请注意，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家里穷，而是因为人头税。汉元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贡禹，就给皇帝上书说，咱们现在征孩子的人头税，这个起征点也太低了，从孩子3岁就开始征，所以老百姓没办法，生了孩子就只能杀了，负担太重。生子辄杀，这太让人悲伤了。咱们朝廷能不能缓缓，等孩子7岁的时候，等孩子换了牙了，再去征他们的人头税呢？是的，你想，如果只是因为家里穷粮食紧张，这父母是很难做出决定把亲生孩子杀掉的。家里吃的少，大人一人省一口，家人帮衬着，这没准就能把孩子养活大。你想那可是古代农耕社会，一个孩子长大了，他也是家庭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和资源。那你想是什么情况下，父母才会做出一种反人性的决定，直接杀掉？
只有当父母面对一个极其恐怖的未来的时候，这孩子现在生下来，只要再过3年他长到3岁，可不只是他一张嘴要吃饭，家里多一双筷子的事，他自己消耗不了多少粮食。但是因为这个小孩的存在，他还3岁，整个家庭就要背上一大笔人头税的负担，这就有可能成为压垮家庭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人父母的才会想，算了我们承受不起，也别让这孩子遭罪了，长痛不如短痛吧。
对，这就是从秦朝到隋唐，中国人口很难突破7000万这个天花板的原因，不是不能生，也不一定是因为养不起，而是因为朝廷的人头税让老百姓总体上的生育意愿太低了。那怎么办呢？如果遇到好官，地方官当中有良心的，会一边禁止老百姓杀孩子，一边帮着想想办法，比如减税什么的。如果是遇到那种酷吏，那就是你杀孩子，我就杀你。比如说东汉有一个酷吏叫王吉，在一个地方主政不过五年杀了上万人。这个王吉他杀人的一大借口就是，你为人父母居然杀你的孩子，我来了我杀你。
没想到吧，我们现在都是觉得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都觉得传宗接代是咱们中国人的执念。没想到在中华文明的早年间，还有如此不堪的场面，还有如此血肉模糊的历史。问题又来了，既然因为收人头税，在微观上导致父母杀子的人伦惨剧，在宏观上导致国家人口和财富不能增长，那奇了怪了，这些皇帝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就不想想办法呢？干脆转头来收土地税呢？这是为什么呢？
好，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从秦汉到隋唐，为什么朝廷非要死心眼非要去收这个恶果累累的倒霉催的人头税，它不转头去收土地税呢？不是不想，土地税多好，征税对象清晰，负担相对公平，大家都知道它的优点。但是收土地税在技术上实在太难了。你想收土地税，至少朝廷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强大能力：第一，丈量土地面积的能力你得有，每家每户到底有多少田，你得搞清楚才行。第二，这些土地的等级，你朝廷得能分出个大差不差吧，得分级。要知道土地和土地可不一样，上面能长的庄稼可差远了。第三，土地情况一旦发生变化，你得能灵敏地跟踪这些数据，比如说土地买卖，今天姓张明天姓王了，这个产权转移你得在账册上发生变化。还有老百姓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你能不能敏捷地跟踪，因为灾荒灭失的旧土地，你能不能从数据库里把这行给删了？对吧，你得有能力管理这一大套土地的账册档案。还有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你还得有一套庞大的基层行政班底以及管理这个官员体系的能力。你就想吧，这事有多难。
我举一个南宋时候的例子，你来感受一下。话说到了南宋宋孝宗的时候，皇帝宠信一个近臣叫梁俊彦，这小梁就跟皇帝讲了，说我打听到了两淮地区有一种沙田，就是河道里面的土地，河道可能因为改道留下了这些地，老百姓在这里面耕种的规模很大，要是能对这些田收税就好了，这收上来可是您一大笔可以支配的军费。皇上一听说有新的财源，高兴坏了，马上下旨就要办这事儿。当时有一个副宰相叫叶子昂，他就跟宋孝宗说，不行，你要知道沙田是怎么回事，沙田是在江河的河道两岸那种田，你想这个河水往这边流，那边就多出来一点沙田，河水要往这边流，那边就多出来一点沙田，不靠谱的老百姓是每年看着河水的走向追着这点地去种庄稼，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税因为它的税基不稳定没法收。宋孝宗这才恍然大悟，说算了。好了，这个副宰相叶子昂回到自己办公室第一件事，去派人把那个小梁梁俊彦给我抓来，抓来之后是一通申斥，你胡说八道什么，真要是收了沙田的税，把老百姓给惹毛了搞出乱子，就是把你碎尸万段又有什么用？所以你看收土地税，整个行政系统就得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和应对动态变化的能力，技术难度很高，没有叶子昂这样的宰相，你没法管理土地税的税收。
为什么收土地税，第一个原因是被逼无奈。收人头税的前提是朝廷能控制住人口，我知道张三、李四、王五他都住在哪儿，他怕我他不得不交。但是唐朝的一场安史之乱，把唐朝的人口底盘打得稀碎，有的老百姓在战乱中死了，有的老百姓因为负担太重逃了，再加上藩镇割据，朝廷手里能直接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了。朝廷的官员打开账册一看，这儿写着个王四住哪儿呢，赵六哪儿去了？没了，那就收不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朝廷举目四望，我估计心底里就冒出来一句话，让你们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庙就是土地。对，人没了户籍档案乱了，但是土地还在，所以唐朝的朝廷只能硬着头皮根据土地来收税。这就是我们也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学到的那个词，唐朝后期开始搞两税法，两税法以后有机会我们单独给大家细说，反正你知道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朝廷被迫开始主要征收土地税，这个政策一直往后延续，比如说现在的宋朝。
第二个词叫歪打正着，说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国家财政出钱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过去我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把它看成是宋朝的一个缺陷，冗兵，确实用大书法家蔡襄的话来说，国家财政收6块钱，5块钱都用来养这堆兵，国家能不穷吗，老百姓负担能不重吗？这是宋朝的一个缺点，但是它也带来一个好处，这些兵打仗是不怎么样，但是这帮弟兄毕竟从普通老百姓的肩膀上把一个担子给接走了，什么呀，就是役。对，宋朝的农民专心在家种地就好，什么出门打仗、运粮、工程，不用你们管，这些活都由厢军甚至是禁军的这些军队的弟兄们替你们干，你们只管在家岁月静好，有人替你们负重前行。宋朝的名相韩琦讲过这么一番话，说国家财政养这么大的军队，这确实是历史上没见过的，但是这也不是全无好处，老百姓的负担虽然重，但是毕竟这辈子家人可以骨肉团圆，父子兄弟夫妇不用因为役要出门生离死别。
第三个词叫水涨船高，这说的是技术，是技术的水涨船高，这才是从人头税到土地税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技术很复杂，我们就拿土地丈量技术来举个例子吧。你看从唐朝到宋朝，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心是逐渐往南方移动，到了南方跟中原的北方那不一样，北方一望平原，非常好计算，土地横平竖直，到了南方多水多山，土地崎岖不平，对吧。怎么计算南方那些奇形怪状的土地，甚至是山坡上的地？到了宋朝的时候，数学家就得出手了。宋朝有两位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一位就是我们很熟的，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沈括就改进了水平仪，可以测量地形的坡度。还有就是南宋的杨辉，杨辉在浙江台州做过统计土地的官员，他就专门干这个的，他是把当地的那种奇形怪状的耕地都量了一遍，而且背后都有算法，具体怎么量怎么算，他统统记在了一本叫《杨辉算法》的书里面。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又有一位叫程大位的发明了一种叫“丈量步车”的工具。原来你在农村要是去丈量土地，都是通过真人跨步子，一步一步地跨多少步这么量，或者是那种像大圆规一样的东西叫步弓，一直到近现代甚至解放后都要用那个东西，农村叫步弓。这种工具缺点就是只能量直线，它没法量曲线。你要想量得准，这位程大位就发明了那种叫丈量步车的工具，简单说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只挂着卷尺的小推车，这样丈量曲线就方便多了。
所以你看，从数学到工具，丈量土地的方法是一点点在进步。除了这种硬技术，还有软技术，比如说土地账册的制作，这个必须得感慨一下，宋代人是真有想象力。宋朝人居然发明了一种东西叫鱼鳞图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家的土地什么样，和隔壁家土地的边界在哪，我就干脆把它画出来，我用线条把它勾勒出来，然后里面填上信息，这块地多大，它的编号、面积，以及流转情况全部都有记录，一张纸上记录了这么多信息，而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有图有真相，整个图你看那个土地曲里拐弯的就像鱼鳞，所以这种图叫鱼鳞图册。这种记录方法就是宋朝人发明的，在明朝发扬光大的，清代是沿用的，有的地方这种鱼鳞图册一直用到了民国时期。你想那可是在宋代，在那样的制图技术水平下，宋朝人居然有这么个雄心，就是我要用画图的方法记录土地信息，而且请注意不只是某个地方，后来发展到明朝是整个国家，每家每户每一片土地都要这样登记造册画图。这个一点不用谦虚，中国人发明的鱼鳞图册肯定是人类历史到那个阶段为止政府土地管理最细致的档案记录，没有之一。
除了这些技术之外，宋代庞大的管理官僚体系的技术也有巨大进步，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没有多种维度的技术水平的水涨船高，古代中国国家是不可能完成从人头税到收土地税的转型的。当然了，在这儿我要强调一句，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非常缓慢，是一个渐进过程。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就在1051年这一年，仁宗皇帝下诏减少了湖南郴州和永州，还有福建泉州和漳州的人头税，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共性没有？有，都是南方地区。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想我们这个大宋朝北宋的政权它继承的是什么？是北方中原地区的五代的政权，是梁唐晋汉周这么沿袭下来的。这一块中原地区，它是继承了刚才我说的唐朝的两税法，收土地税不收人头税。但是你别忘了，中国还有南方，南方还有十国，五代的时候一大堆分裂的小政权，什么闽国、吴越国、吴国、南汉国、楚国、南平，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为了图方便，他们在自己境内是收人头税的。后来宋朝拿下南方这些地方之后，也没有急着改革，为啥要改革呢？宋朝的统治者老赵家跟钱也没仇，就像前面说的，中原地区的税制改革是被逼无奈，南方地区竟然你们原来不是收着人头税，收着挺好的沿用下来吧。所以从宋太祖、宋太宗一直到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四年，就是1011年，朝廷才下诏说这样吧，全国拉平吧，所有的人头税咱都就废除了。你想这距离宋朝建立已经50年了，而且这也不算完，因为中央的政策说废除，中央归中央，地方上的落实又是一回事。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两块地方，湖南的郴州、永州，福建的漳州、泉州，就属于改得慢的，它又过了好多年，直到1051年仁宗朝的时候才彻底废止人头税。这距离宋真宗下圣旨到这一年又过去40年，就这40年间，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生了儿子也得杀，这个风气还在延续，不知道又有多少儿童的冤魂惨死在自己的亲生父母之手。
说到这儿，我再给你念一组数字，中国的人口在唐代我们说了达到了7000万人，到北宋末年达到1.4亿的高峰，比唐代翻了一倍，这是中国第一次人口高峰。后来到了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第二次人口高峰，总人口达到2个亿。到了清朝末年，第三次人口高峰又到来，人口达到4个亿。我不知道你听到我刚才念的这组数字是什么感受，过去我们形成习惯了，一听到数字增长总觉得应该高兴这是好事，但是在了解了我刚才讲的税收和人口之间的这个关联逻辑的时候，你看到这节节攀升的人口数字，我自已是有一点隐隐的悲凉，是多生了很多人，但这多生出来的人口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只不过是没有被残酷的人头税逼死的人口，仅此而已。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还是有点沉重，但是最后呢，我想我们还是先把情感的因素放一放，我们来看看文明的进步，它最坚实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是伦理道德、世道人心吗？
当然是，但问题在于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面，这些人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往往是被强烈抑制住的。就拿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在杀害孩子最严重的朝代里面，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是儒家士大夫不知道人头税和老百姓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吗？他当然知道。是皇帝不明白一个仁德的帝王该怎么当吗？他心里明白着呢。但是那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是被困在自己的处境里的，那点儿发自内心的良善火光，即使它屡屡燃起，但一旦到了真实事件，是很容易转瞬就被吹灭的。
你就想一个普通百姓，这边是我刚生下来的孩子，门口就是如狼似虎的收税官吏，你让我怎么选？一个士大夫，这边是国家财政的迫切需要，那边是老百姓的啼饥号寒，你让他顾哪头？一个皇帝，在仁义的道德要求和自己内心的杂乱欲望以及国家的那些现实需求之间，你能指望他一直克制住自己那个收税的手吗？太难了。就拿汉武帝来说，汉武帝他是知道应该搞仁义道德那套东西来装装门面的，所以他经常找点儒生，跟儒生讲他的理想要怎样怎样。汉武帝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大臣叫汲黯，汲黯就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您那是外表想仁义，但是内心的欲望太多啦，陛下您少来这套吧。汉武帝听得要气愤地翻脸，但是最终也没有发作，没有杀这个汲黯，因为人家汲黯说的是说中痛点的话。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官僚体系和皇帝心知肚明，收人头税有问题，但是底层的丈量土地管理土地账册的技术没有发明，这个人头税他就得收。所以人口就一直不能增长，父母对孩子的善念就一直不能得到伸张。现在底层技术成熟了，文明的天花板就打开了，文明才得以伸展。自古以来人性是不变的，人心中自然有良知良能，有善待他人的本能和自觉，有改良这个世界的冲动和担当，但是这一丝积极的善念，经常就因为实现手段的欠缺，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技术，而被消磨殆尽。善念靠不住，所以这个时候文明等待什么？等待新技术、新方法，把这个天花板给掀了，给人类的一个善念一个绽放的机会。
技术本身不分善恶，但是在技术的加持下，人间的善在长期博弈中，它还是会略胜一筹的。我今天还带来了一本书，这是斯蒂芬·平克写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本书就是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善有恶，但最后为什么善还是赢了？这本书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其中有一句话，它说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减少成为可能。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好，这就是我们在公元1051年对宋仁宗减免人头税事件的一个小小的观察视角。《文明之旅》节目，我们1052年再见。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位法国作家，他叫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你可能感到陌生，但他的书你是肯定听说过的，那就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小王子》。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埃克苏佩里是出生于1900年，他可不是专业作家，他是一位飞行员，法国的初代飞行员之一。他一生的写作，包括那个著名的《小王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飞行员的角色贯穿始终。他是喜欢用那种诗一样的语言描写飞行生活，比如说我今天找来了一本他另外的书，叫《夜间飞行》，里面有一段我念给你听：
法比安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安稳的小世界，他把手肘搁在身边，怡然自得。他的手轻轻敲着配电板，依次按下一个个按键。他挪动一下身子，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着，这样他就能更好地感受这个五吨重的金属机器在漆黑的夜空中平缓地摆动。接着他摸索着把应急灯推回原位，然后固定好，确保它不会滑落。他轻轻地触摸着每一个操纵杆和按键，让双手更加熟悉它们。当他的双手足够了解这些操纵杆和按键，使他能在黑暗之中熟练地驾驶之后，他才允许自己点亮一盏小灯，装饰布满精密仪器的座舱。就这样，法比安盯着眼前的仪表盘，飞入了黑暗之中，就像是潜水员跳进了水里。飞机稳稳当当不摇不晃，陀螺仪、高度计、引擎转速仪都显示正常。法比安伸展着四肢，舒服地靠在真皮座椅上，陷入了飞行时的冥想之中，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精神状态，就像是灵魂超然物外。
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刚拥有飞机的人，对技术的一曲颂歌。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其实已经不太熟悉对技术的颂歌了。但是倒转100年，埃克苏佩里那一代人遇到的现代化技术，尤其是飞机，是既惊喜又神驰，因为飞机就是掀开了人类想象力天花板的技术，所以在他的笔下，才有这么美好的技术颂歌。
虽然很可惜，埃克苏佩里是在1944年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在地中海上空的，但是我们借着今天这期《文明》节目，仍然要致敬所有的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在人类文明各个阶段给我们这个文明带来的美好和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