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本文约需17分钟，樊登对谈梁建章，人口才是创新的潜力股。
樊登：大家好。
大家都见过很多企业家写书，樊登读书也讲过很多企业家的书。企业家写书一般是讲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自己经营的心得，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业。但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写的书跟他的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写的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所以我称他为“中国学术界最有钱的人”。
我们欢迎梁建章先生，欢迎您。这本书叫作《人口创新力》，您是一直在研究人口学吗？
梁建章：对，我几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其实就是研究创新经济的。我在创新经济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人口其实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出现低生育率、人口老化的情况下，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活力和创新力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就关注到中国的人口，发现中国的人口——当时还是在施行严格的一胎化，其实中国人口形势已经不怎么乐观了，要尽快地放开，然后尽快地恢复，或者把生育率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才可以。
樊登：我觉得马云对这本书的推荐语写得非常好。他说人口政策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您是怎么发现人口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的？
梁建章：我们在研究创新力的时候就发觉，其实创新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有些已经讲了很多了，比如说教育、制度这些东西，但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要做好教育、要鼓励创业，但真正去看世界各国创新力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为什么美国这么强？为什么日本曾经这么强，后来又衰落了？其实跟人口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这么强，是因为过去它是发达国家里面人口最多的，它有个规模优势。日本曾经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发达国家，上亿人口的国家，但是它后来出现了人口结构上的问题，老龄化非常严重。这也是因为生育率低，现在生得少，可能30年以后年轻人就减少。我就发觉，当年轻人减少到一定程度，工作人口的老龄化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就出现了老化的一种状态。年轻人中创业的比较少，而且现有的企业里面年轻人的话语权比较少，所以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也下降了，其实日本出现了很大问题。
当然我不光看日本的数据。我看了很多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口规模跟人口的年龄结构会对一个国家创新力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很担忧中国未来的经济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以后，由于过去实行的一些人口方面的政策，导致人口规模的缩小跟年龄结构的老化。当时就专门去研究了中国的人口结构的问题。
樊登：我刚才跟我们的小伙伴说，《人口创新力》这本书是鼓励大家多生孩子的。他们还挺吃惊，说生的孩子多了，那这个世界不是资源就不够了吗？连这么年轻的小知识分子们，他们还在受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影响。当年马尔萨斯，包括罗马俱乐部，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的呢？
梁建章：当年的人口形势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六七十年代确实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其实不是因为人生得更多了，而是因为人死得少。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婴儿出生率降低，人的寿命增加，所以全世界的人口都快速增长。即使在那个阶段，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非常多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人口比例其实并没有增加，其实是全世界人口同步增加，所以大家就会担心资源不足，那时候又正好发生了石油危机。
但现在完全不一样。如果把这世界划分一下，一些非常穷的国家，可能是非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南亚的国家，它们还是有比较高的生育率，平均一个妇女可能生3到4个小孩。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跟东亚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要少很多，这完全扭转了前面的形势。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确实这几十年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资源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创新驱动、服务业驱动、媒体产业、文化产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如果看我上面的数据分析，资源占经济的占比，我是说农业、矿业，可能现在还不到5%。所以尤其对于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来说，资源越来越不是个瓶颈，而中等发达国家正又面临着人口逐渐减少的问题。
我就用这本书的论据来说明，如果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力——因为这些国家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创新力——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完全扭转以前资源导向的、说人口太多的观念，我们确实要担心的不是人口太多了，而是人口太少了。
樊登：咱们先从原理上把这事讲明白。人口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在这书里边找到三个原因。一个叫作规模效应，一个叫作聚集效应，还有一个叫作老龄化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讲这三个效应？
梁建章：对。第一个就是规模效应，就是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力越旺盛。简单地说，你如果做一个APP服务一个像中国这样10亿人口的市场，你可以投入大概几千名工程师。如果你做一个日本市场，你可能只能投入几百名工程师。那像我们这个旅游APP，如果是服务这么大一个市场的话，肯定比一个从日本市场生长出来的日本公司的APP要做得好。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以前其实在整个互联网高科技产业中具有规模优势。美国过去一直有这种规模优势，比如说在制造业也有这种规模优势。但在制造业方面，其实小国也是可以通过贸易去享受全球的规模的，所以日本、欧洲其实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全球的制造业品牌。
但如果是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话，它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服务业需要在本地市场不断地磨练，因为跟当地的法规、当地的商业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出口到世界各地。另外就是高科技行业的领先者有很大的优势。如果需要1000万市场规模去把一个商品成功地商业化，在中国可能需要0.3%的人口就够了，在美国可能需要1%的人口，那中国就可能比美国、比其他人口小国最先达到这样的规模，可能就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早几个月。早几个月对互联网行业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AI数据非常重要，人口规模越大的数据就越多。所以你看，中国当然是刚刚发展起来了，以前美国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它的制造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领先欧洲或者日本的国家，但无论是酒店的连锁品牌还是麦当劳、星巴克，它的服务业品牌基本上是在全球独占鳌头。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它几乎占据了全球互联网巨头的绝大部分，它就是利用了它的规模优势。随着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规模又变得越来越大。
那中国现在也发展起来了。为什么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很强？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甚至可以比美国更早地尝试一些模式。美国互联网公司到中国来，就可能比不过本土的公司。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所向披靡，但在中国不行，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最大。这就是规模优势。
樊登：会不会是因为语言的差别？他们是英语世界，到了汉语世界里边，会有不适应的状况。
梁建章：语言当然是一个因素。所以美国公司更容易进入英国市场，而它到欧洲市场就会慢一些。但语言基本上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障碍。它的整个服务流程和数据确实是更难获得的。
樊登：这么看来，印度的创新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印度人更多，或者说增长得更快。
梁建章：对，印度未来是非常被看好的。当然，印度现在总体的经济消费力跟中国比可能还差一个数量级，但未来肯定是世界上最有潜力培养创新型公司的新兴市场之一。印度的潜力可能远远超过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的一些金砖国家。这个是规模效应。
樊登：第二个是聚集效应。
梁建章：聚集效应就是这些人口聚集在一起，比如在一个城市群里面，可能就会有更强的创新力。因为现在的创新可能跟过去的创新也不一样，现在的创新往往是跨行业的。旅游行业就是一个跨互联网行业跟旅游行业的例子，所以现在的很多创新模式都需要跨行业的人才。一个大城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他们会把一些新的技术运用得更好。
另外，在聚集的城市里面更容易形成创业的氛围。因为在小城市可能没几个公司，如果创业失败，你可能就找不到很好的工作。但在大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创业失败的风险就比较低，所以可能更容易形成创业的氛围。高校也集中在大城市，国际的交流比较方便，有各种各样的国际航班。
所以现在看来，这些新兴的行业在大城市是具有创新力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硅谷是一个全世界的创业中心，而且聚集的优势越来越强。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地区也聚集了绝大部分最先进的科技创新。当然，全球大城市的房价也涨得很厉害。所以这其实是集聚效应。从政策上来讲，其实我们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大城市的聚集力对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樊登：而且这个聚集效应可能古已有之。我之前讲过一本书，叫作《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英文名是《How We Got to Now》。它说，玻璃是怎么突然发展的呢？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威尼斯烧玻璃、总是着火，后来威尼斯人说这房子是木头的，你不能总是烧，，所以把他们全都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结果所有烧玻璃的人在那个小岛上一块儿烧玻璃，结果烧玻璃的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凸透镜、望远镜的出现都是从那开始的。硅谷、日本的名古屋、休斯敦这样汽车集中的地方、，还有我们陕西，做凉皮、肉夹馍这样的地方，人才聚集得多，大量类似的创新就出来了。所以聚集效应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三个是老龄化。
梁建章：老龄化对创新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年轻人创业的活力。我们现在中国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年轻的，虽然说计划生育是80年代开始实行，但实际上80年代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所以说80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以前70后人群也很大。所以现在中国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我们大量的创业者是80后。为什么是80后？因为从数据来看，三十多岁是人最适合创业、最有活力的年龄。
樊登：三十岁。像您这样的就提前一点了，二十多岁，是上少年班的。
梁建章：没有，我也是正好是29岁开始创业。为什么是这个年龄？因为你如果太年轻，可能经验不够，或者社会关系不够，或者是财力不够。如果年纪到40岁了——
樊登：可能精力不够、野心不够。
梁建章：对，可能承受风险的压力也很大。
樊登：未来从低谷再爬起来的机会没了。
梁建章：因为你也有小孩或者怎么样。所以从统计数据来看，全世界都是一样，三十多岁做最好的创新实践。但像日本，它老龄化以后，年轻人减少了，整个创业、创新活力就减少了。但这种创新活力减少并不是线性的，是加速的创新活力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普通的社会当中，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冒头的机会就更少了，他就会被老龄人阻挡住。
樊登：这是我在您书里学到的一个新词，叫阻挡效应——上面会有人挡着你。
梁建章：对。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如果50岁的人多，那肯定重要的位置都被他们占住，年轻人少，可能就被压在组织机构的底层。年轻人的话语权、能够领到的任务或者他得到的历练就少，所以不光是人数少的问题，而且它的整个活力也会下降，在企业内部或者出去创业的活力也会下降。这个在日本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九十年代以后创业活力下降，而且九十年代以后，它很多的企业在经营上比较保守。
樊登：日本的年轻人比较宅，可能也跟这有关系。他没有出头的机会，都是论资排辈，前面那么多人压着他。
梁建章：对。从整个社会来说，也起到阻挡效应。阻挡效应是广义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会倾向于老人。因为老人本来人数多，而且老人其实投票也特别积极，福利方面就会偏向老人，各种社会政策会更保守。
樊登：更保守。
梁建章：对。其实老人在公司里面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对某些行业或者某些类型的工作来说，不是说老人留在公司里就一定是坏的。但是其实对于一些创新或者大的颠覆性创新的话，确实是让年轻人去引领或领导一些项目，然后让他们自己出去闯一些项目会更好。
樊登：我们把这几个原理搞明白了。那接下来解释一下大家心中的疑问。比如说，您说对于城市，不要太限制它的规模。但是交通会堵塞，空气会污染，如果国家再不去限制它的规模的话，粮食不够吃了怎么办？水资源不够用了怎么办？您的解释是什么？
梁建章：先说说资源的问题。我刚才其实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资源其实占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小。美国其实只用了1%的农业人口就养活了整个国家的3亿多人口。
樊登：还出口。
梁建章：中国其实现在的粮食自给率是比较高的。到未来中国肯定需要进口粮食，因为劳动力都移到城市里面，种地已经不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高，更适合做制造业，或者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其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特别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从事高附加值的工作。
樊登：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到城里送快递，一个月都能挣一万多，他种地怎么也挣不出来这么多钱，所以慢慢地就都去城里了。
梁建章：对。其他国家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硅谷，它也是房价非常高，因为它就是一个城市，它有自己的规划跟它的民主体系，所以对于那个地区已经拥有房产的市民来说，肯定是不希望太多人来造更多的房子。但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在美国看了，其实美国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如果从全局的、全国的福祉来说，从全美国人民的福祉来说，它其实应该让纽约、旧金山扩大它的范围，能够容下更多人，让经济发展不怎么样的地方的人能够到这个区域去工作。这样的话，它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也会降低。中国其实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樊登：像东京那样，3700万人怎么办呢？
梁建章：对，但东京并不是很堵，主要还是公共交通要做好。首尔也是2000多万人，其实现在的大城市都发展得很快。同样提供一个公共服务，无论造地铁还是造学校，到底是在小城市效率更高，还是在大城市效率更高？那肯定还是在大城市效率更高。无论是能源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率还是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都是大城市高。所以我们希望它按照3000万、5000万人来规划，如果真是同样的需求条件下，你按照更大规模的城市去规划的话，包括造地铁这些公共设施，反而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做法。如果你就按照2000万人口规划，但是高科技企业、最好的企业喜欢扎堆，然后都进来了，房价会弄得很高。结果就是可能年轻人、大学生很难留下来买得起房子，保姆也住不起大城市，保姆也变得很贵，整个好公司的运作成本就变得非常贵，其实也不利于创新。
樊登：对。那接下来咱们说您发现的那个大问题。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作人口结构已经“恶化”了，体现在哪儿呢？
梁建章：从八十年代高峰时期开始，可能每年2500万人，到九零、零零年代的1500万人，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在自然状态下，排除战争的因素，它可能是下降得最快的一个阶段。当然放开二胎以后，有一部分人补生了，所以最高峰到了1700多万。
樊登：什么叫补生？原来想生不敢生，想生二胎，但是会罚款，不敢生。
梁建章：所以她可能三十五岁、四十岁就补生了，她本来应该三五年前、十年前生的，她现在却是过去的一两年生的。这些补生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未来肯定会下降到1500万以下。即使人的生育意愿没有降低，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往下走，下降一个台阶。为什么？因为现在生小孩的都是80后，80后其实是个生育高峰，2500万人生了现在的1500万或1700万。当我们需要90后、00后生孩子的时候——
樊登：更少了，做父母的人更少了。
梁建章：本来育龄妇女就少了很多，所以就会下一个台阶。
樊登：所以随着这个往下的趋势，您能够看到这个台阶会越来越低。
梁建章：嗯。这还是在我们维持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
樊登：还可能更低？
梁建章：对。按照正常的趋势，生育意愿会越来越低。为什么呢？现在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可能有各种负担，他的生活方式、教育负担也越来越重，房价越来越贵，而且更多的年轻人搬到城市里面肯定是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农村的年轻人在城里打工，他的收入也不多，无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城市，他要抚养家庭的话，负担也非常重，所以生育也还会下降。这个是可以预计到的，中国的出生人口肯定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樊登：恶化以后，您能够预见的、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梁建章：我觉得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每年如果真的下降到1000万以下，那真的是灾难性的。
樊登：灾难性的？
梁建章：就变成一个421的结构了，整个社会变成421的结构，那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一个工作的人可能要养超过一两个老人，那这个就非常有问题。我相信整个社会都不会让这种最坏的状态发生，现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相信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会推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不仅仅是完全放开，还是鼓励生育的政策。
樊登：比如说生一个孩子奖3000块钱，有可能吗？
梁建章：奖3000块钱是肯定不够的。
樊登：不够？还不够，天哪。
梁建章：因为人都是理性的。现在抚养一个小孩，一年我不知道多少钱，可能至少两万？一万、两万、三万，看你住在什么城市了，在北京可能不止这个数。如果真的是要让相当一部分原来不想生孩子的人，你说给多少奖励，他们就要生小孩了，那可能真的3000块是不够的，可能要给他们更多。
樊登：一个月3000，每个月3000块食品券、奶粉券、尿布券，就可以去花了。
梁建章：对，一些发达国家确实是这样。我做过分析，它一般给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5%来补贴抚养小孩的家庭。
樊登：这么高。
梁建章：对。在发达国家，5%真的就是3000，是3000美金。那中国可能也需要这么大的力度才有可能。
樊登：这等于是集全社会之力帮你养孩子。你只要生出来了，社会帮你养、给你钱。
梁建章：对。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公平，但实际上也是公平的。因为这个小孩对社会的贡献是未来他成为一个纳税人，工作以后他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比如说社保的贡献，我们算过，可能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10%。所以你现在补贴的话，其实是作为一个投资，你投资给他，他未来会对社会做贡献。
樊登：但这种政策会不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那些闲着没事干的人才去生孩子，比如说那些很能干的、事业很忙、很累的那些人反倒不生，然后造成人口整个比例上的失调？
梁建章：补贴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是现金补贴，现金补贴的话，每个区域是不是一样？穷的地方补贴少一点，富的地方补得多一点，那就比较难以管理。那就可以用减税的方式。如果你交的税比较多，减税额就比较高，可能对这些人实际上是更多的补贴。另外一方面，确实是社会分工，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有必要的考虑。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工作的机会成本比较高的话，那可能给他钱他就可以去雇保姆或者怎么样。另外，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你为社会多抚养一些小孩也不是什么坏事。
樊登：除了这种生育补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方式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鼓励更多人口的出生？
梁建章：还有一个，我觉得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说，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提供托儿所，就是提供非常多的、可以方便入托的托儿所。北欧国家做得比较好。西欧国家里面生育率最高的可能是法国，法国跟英国德国的差别，现在比较下来，他们其实鼓励生育都花了不少钱。法国还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提供资金，建了很多很多托儿所。孩子刚生下来可能没几个月，他的哺乳期过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小孩放到托儿所，这样就不会影响妇女的职业生涯。
樊登：我听说好像在法国雇保姆，国家都报销的，有这个福利吗？
梁建章：对。如果不是太高收入的，就是一般收入的话，你如果把孩子放托儿所，那就是由政府提供，如果你自己抚养的话，也会报销一部分。
樊登：那您为什么会想到在这个时候写出来这么一本书？而且请了这么多特别牛的人做推荐，您是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梁建章：以前写过关于整体人口方面的书，这不是第一本书了，以前写过其他方面的书。这本书比较有意思。其实它不光是关于针对中国现在人口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推导出来的结论。它其实也分析了历史上，人口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最近的——基本就是工业化以后，人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也是预测了未来几个主要的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竞争的前景跟人口的关系，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刚才说的资源问题、什么样的鼓励政策，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人口少是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经济这么强大、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方面的因素。它的规模比较大，又比较年轻。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种优势的话，就可能会让这种优势很快地就丧失了。我们如果真正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这个优势，可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的话，那可能还能——
樊登：触底反弹。
梁建章：对。当然这个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资源投入，包括我刚才说的建托儿所之类的。那确实是非常紧迫，所以非常值得让大家传播这个观点。
樊登：您有没有预估过，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像您书里说的这样，中国会鼓励生育？
梁建章：我觉得很快了。因为这个数字都放在那儿了，今年上半年的数字已经出来了。据我们估计，确实是正如我们预测的一样，随着补生的过去，随着育龄妇女的下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会有一两百万的人口减少。这其实是非常令我们的政府或者整个社会担心的一个数字，所以大家肯定会逐步改变。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大家可能观念转变还没有那么快，但如果你推出了这个鼓励政策，社会没有反应的话，它会逐步加码鼓励生育政策。
樊登：有没有可能不同地方文化不一样，生孩子的意愿也是不同的？
梁建章：对。这本书里其实讲了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结果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是东亚国家，它其实人口生育率是最低的。为什么东亚国家那么低？我这书里还讲了很多原因。一个可能是确实有很多女生是单着的。
樊登：地位高。
梁建章：对，有10%到20%的女生。
樊登：我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不结婚，就去精子库挑一个，然后自己生一个孩子。
梁建章：对。单着的人在欧美国家还是可以生小孩，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福利对她们没有歧视，但东亚国家还有一定的歧视。未来说不定也会变化。
樊登：我看您书里边有一个数字，说东亚国家的非婚生率大概是1%到2%，欧洲是20%。我很吃惊，欧洲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有20%。
梁建章：20％可能是一个比较低的平均数，到40％、50％的国家当然也有。
樊登：那他们不结婚就生孩子，就是生孩子跟结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剥离开了。
梁建章：对。生孩子就作为人生阶段的一个安排，她可以先生孩子再结婚。还有就是东亚国家，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对教育的投入特别热衷，更注重的是质量，花巨大的精力做教育。
樊登：上培训班，花很多钱。
梁建章：这样就不太可能有太多小孩，欧美就没有这样。这个跟高考也有点关系。
樊登：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就是您说北京上海的生育率比台北和香港还低，比东京还低？
梁建章：对，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的统计数字都是公开的。
樊登：会不会也跟妇女地位的提升有关？
梁建章：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比起日韩，中国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和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高的。
樊登：她的意志力会很强，她说我就不要生孩子。
梁建章：应该说是机会成本比较高。
樊登：有不同的声音吗？就是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强烈地反对您？
梁建章：我觉得人口这个数字，前几年讲的时候——当然，前几年还是个敏感话题——前几年讲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概念不太清楚。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口确实少，就是生育下降这么快，另一个是他们也确实不太清楚为什么人口少是一个问题。真理越辩越明，现在这个话题经过过去几年公开讨论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观点。但真正的数字的下降，真正摆在面前说“狼来了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可能是从这两年开始。因为随着观念放开以后，确实是因为人口数字不太乐观，我想时机也到了，很快就会有政策上的改变。
樊登：可能真的是大家被生活的压力压迫得已经不愿意再多要几个孩子。你看我们小时候，大家族都是儿孙满堂，每次过年都特别愉快。其实那个才是东亚文化的核心，大家庭的那种感觉。现在慢慢地变成了单元房里边一家三口或者是两口、空巢老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孩子上了初中，你再送到国外去读个书，自己就变成空巢老人了，就变成老两口在家里边了，确实也挺没意思。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没有看那么多数字的情况下，我都赞同大家多生点孩子，咱们大力来推动这件事，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人口创新力》。《人口创新力》这本书现在已经在各大网店和线下书店都上线了，是一本非常棒的、严谨的学术著作，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读一读，了解一下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机会和陷阱。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来自樊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