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0年。这是大宋熙宁三年，大辽咸雍六年。
今年可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个年头了。去年关于变法的争议当然也不少，但是今年这个态势确实在升级。到今年，观点的争议就演化成了剧烈的人事斗争。
我给你简单说一说人事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3月份张方平离开了朝廷。我们以前讲过，宋神宗上台之后，最开始想重用的人其实不是王安石，而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位张方平。因为他是当时大家公认的财政专家。刚开始宋神宗对这个张方平信任到什么程度？甚至怎么安排前任宰相韩琦的前途，都是把张方平叫到深宫当中，两个人去密商的。但是很可惜，历史就是这样，它没有给这对君臣合作的机会。因为张方平的父亲这个时候突然去世，所以按照当时的规矩，张方平只好回家守孝。神宗皇帝也只好另找班底，这才找上了王安石。
好了，到了这一年的3月份，张方平恢复工作回到朝廷一看，物是人非，这里已经是王安石的天下。张方平说：“我绝对不和王安石合作，我要去地方上去工作。”临走的时候，他就给神宗皇帝留下了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你要是听王安石的，搞他那套什么新法，我们大宋朝的船可能就要翻。”就把话说得这么重。从此直到张方平20年之后去世，那一年他高寿85，张方平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这是张方平。同样是在这一年的3月份，前任宰相韩琦也出事了。韩琦当时的地位还得了，他光干首席宰相就将近10年，而且三朝老臣，无论是功绩还是威望，都是当时政坛上的顶流。神宗皇帝上台之后，当然想用自己的班底，所以韩琦也很识趣，就急流勇退，去到地方上当官。但是这一年的3月15号，韩琦上了一封分量很重的奏疏，专门反对青苗法。韩琦这一反对，你想老臣嘛，他出面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居然也真的就动摇了神宗皇帝的决心。神宗说：“这青苗法是不是真有问题？”以至于逼得王安石不得不使出最后的绝招，说：“我病了，我回家养病去。”就称病不出。什么意思呢？就让神宗在他和韩琦之间做出选择。
所以这个僵局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4月上旬，这场对峙终于有了结果。神宗皇帝说：“那行吧，我不得已，我选择相信王安石，咱们继续推进青苗法，这回不改了。”王安石得理不饶人，乘胜追击写了一篇文章。请注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被雕版印刷，到处大量散发全国的论战文章，专门跟韩琦扳杠。到了这一年的4月7号，韩琦虽然没有被免官吧，但是他那个河北四路安抚使的头衔被拿掉了，算是对前任宰琦的小小的惩罚。
请注意，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人，一个张方平，一个韩琦，这可都是神宗皇帝原来极其信任的人。你看，这就是王安石的魔力，他就是有本事让神宗看到新法带来的巨大希望，以至于可以痛下决心，不惜和张方平、韩琦这样的老臣去决裂。
好了，剩下的人我们简单过一下。你看5月份，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拆，因为反对新法被外放地方官。7月份，青州知州、前参知政事、著名的欧阳修，因为反对新法，当然因为他资格特别老，皇帝特意下旨免去他的罪过，但是这也是罪过。到了8月份，枢密使吕公弼因为反对新法被外放地方官。11月份，翰林学士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被外放地方官。其中翰林学士范镇因为反对新法被罢官，而且被勒令退休。朝廷对这个范镇做得也真是很过分，居然连退休应该给的待遇都一点没给。我刚才说的这一堆还是元老重臣，今年还有十多名台谏官也是因为议论变法被去了职务。
你就听出来了，这一年那真是风起云涌，大宋政坛的主基调就是：只要你不支持变法，那你就给我走人。这帮老臣走了，位置腾出来了，换上来的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一些王安石欣赏的比较陌生的年轻的面孔。比如我们一会儿要说到一个人，就是宋神宗破格提拔了王安石的门生，叫李定，这一会儿再说。
好，还有一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叫曾布。这曾布说起他的名字，你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要说起他的哥哥，那你肯定是如雷贯耳，那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这个曾布同时也是1057年，就是那个千年龙虎榜的进士，算是欧阳修的门生，跟苏东坡、跟苏辙都是同年。虽然有这两重身份，一个是曾巩的弟弟，一个是欧阳修的门生，但是曾布前半段的仕途非常不顺。你想1057年中的进士，中进士这都十几年了，他还是在地方上担任知县，没升官。但是这两年，这不时来运转嘛，因为他支持变法，所以从去年开始就被快速地提拔。有人是专门统计过，曾布在10个月内居然被提拔了13次，其中最夸张的时候，他在两个月时间内被提拔了6次，接这个任命书都接不过来。所以曾布是一共只花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就从知县升到了知制告，这个职位是专门给皇帝当秘书的职位，堪称是坐了火箭。
你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大宋朝廷，就是这么一副“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气氛。你可能会说，改革不都是这样吗，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改革的地方就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而领导呢，这个时候要有气魄的话，就应该断喝一声：“不换思想就换人！”咱们这位宋神宗也是一样，虽然他赶走了那么多老臣，这些老臣好像威望道德都还行，所以要遭受非议。但是宋神宗的心里想必也是充满了正义感，说：“我这是为大宋朝的命运，为变法扫清障碍，这是改革大业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所以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1000年之后的后人，我看熙宁三年的这一堆史料，即使我并不知道王安石后来变法的结果，我可能也得倒吸一口凉气，我心里会暗叫一声：“不好，这场变法可能一开始就走错路了。”
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文明之旅》这列小火车就算是开进了王安石变法时代。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澄清一下，狭义的王安石变法现在是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就结束了，上一年开始的，所以前后8年。但是请注意，变法这种事情，大门一旦打开，是很难再关上的，就会一直往下折腾。所以王安石后来下台，但是到了神宗的元丰年间，这是他用的第二个年号，一共是8年，那是神宗皇帝自己操刀上阵，自己主持变法，变法没有停。再后来到了宋哲宗和宋徽宗期间，新法派又有几次上台执政的机会。所以你别一听什么宋徽宗，以为他天天就在宫里面写字画画，哪有那个事。变法是一直在搞，所以后面这几十年，可以这么说，叫一个幽灵，一个叫变法的幽灵，一直在大宋朝徘徊。所以接下来，我们节目有的是时间，把这么宏大的一场社会实验，我们拆开来，一个侧面一个侧面的，咱们慢慢聊。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关心的话题是：一次改革，它应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反对派？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变法这种事一点都不稀奇，对吧？中国古代的王朝运行到中期的时候，往往都要来上这么一次。变法顺利，王朝就能成功续命，这就是所谓的“中兴”。你看西汉有宣中兴，就汉帝和汉宣帝。唐朝有元和中兴，明朝有张居正改革，清朝也有所谓同光中兴，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宋朝不过就是在运行到百年之后，正常地要振作一下，所以王安石变法它成功的概率本来应该是很高的。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王安石变法的初始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中国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很难有这么好的条件。你可以把自己代入一下王安石这个人，如果你就是王安石，如果朝廷要启用你来搞变法，你会找老天爷要什么样的条件？你会发现，一个改革者所梦想的条件，王安石全有。
首先一条，是改革者本人的声望得高，对吧？对此前没有任何一个改革者本人在道德上、在学问上享有王安石那么高的评价。就在这一年的4月份，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已经吵翻了，已经是对立阵营里面的人了。但即便如此，司马光评价起王安石来还是这么说，说王安石盛名在外30年，这个人有才华有学问，淡泊名利。当时的人，不管认不认识王安石，都觉得只要朝廷启用这个人，那叫太平盛世唾手可得。司马光就这么评价他，这都到了今年。
后来到了南宋，王安石变法已经被彻底否定。南宋的那个大思想家朱熹提到他，那是一大堆痛心疾首的贬义词。我给你念念这些词，什么“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群奸嗣虐，流毒四海”，都这词啊，这骂他都骂到这么难听的地步。但即便如此，朱熹在这段话前面还是送了王安石两句话的评价，说王安石什么？“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说这个人无论是学问还是道德，都有超越常人的高度。
所以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即使是极端憎恨王安石的人，想对王安石搞一点人身攻击，发现自己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所以这帮人只能吐槽，说王安石你脏，你不洗澡，你邀里遇，皇帝钓鱼你吃鱼食等等，只能编排这些。然后再引申一下，你看你王安石，你连自己的私生活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管理国家大事？但是所有憎恨王安石的人，都没人能否定得了王安石的道德形象。你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一个改革者多么难得的资源。没人怀疑你的动机，你是一个大臣，你领头搞变革，只有当你在道德上完全站得住，你不图权不图利，皇帝才能够充分信任你，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皇帝才听不进去。所以这是王安石变法拥有的第一个优势条件。
在这个条件的基础上，他又顺便拥有了第二个优势，那就是来自于神宗皇帝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可就是所有的改革者都眼馋的一个条件了。这宋神宗对王安石到了什么程度？到了支持他不顾人情的程度。我前面讲一大堆人事变动，什么韩琦、张方平给我走人。你别觉得这帮老臣，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范镇，这些人因为是变法反对派，所以神宗皇帝天然就厌恶这些人。
神宗皇帝跟这些人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别的不说，咱们就说一条，没有刚才我念到名字的这些老臣当年反复逼着宋仁宗立皇子，就根本没有后来这一支，就是英宗、神宗这一支当皇帝的机会。尤其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范镇，还记得吗？就在今年居然被勒令退休，而且没有给退休待遇。但是这个范镇当年为了立皇子的事情，上书宋仁宗19次，急得头发都白了。最后逼得宋仁宗说：“范镇啊，我就求求你了，我知道你是个忠臣，你说得也对，但是你就不能再给我个两三年时间，我回后宫再努力努力，我看能不能生出亲生儿子。”虽然这些事都是过去的事情，但是神宗皇帝不傻，他心里非常重感情的，他一直感念这些老臣，而且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老臣虽然反对新法，虽然非常激烈，但是他们都是社稷之臣，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
好了，现在神宗皇帝痛下决心，要罢斥甚至是惩罚这些老臣，他是什么目的？是工具性的目的。在政治上，这就是挥泪斩马谡，这是要做给所有人看的，他不是真的在心里厌恶这帮人。所以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说：“不是有人反对新法吗？来杀一两个标志性的大臣，比如说把那个韩琦杀了，就没人敢反对了。”神宗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就从这一年当时总体的那个政治气氛，它确实就是这样，就是为了改革大业，要狠下心肠支持王安石，要通过惩罚这些老臣，让全天下人都看到神宗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这一年的气氛。
我说个题外话，再过上个800多年，到了清朝的戊戌变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幕。有人就在光绪皇帝的跟前说：“说你搞的这个变法确实对，但是不能着急，着急推不下去的。”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谁啊？康有为。康有为就接过话头就说：“说不是搞不下去吗？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变法就搞下去了。你看，变法到了搞急了的时候，为了变法成功，居然把杀人当作工具，这是急于变法的人很容易滑过去的一个思路。
这是不顾人情，其实远不止此。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何止不顾人情，连制度都是不顾的。我们还是来举范镇的例子。当时这个范镇正式职务是翰林学士，但是他还有一项兼职，叫执掌“通进银台司”。这个职位的设定很有意思，它本来其实只是皇帝的收发室，负责大臣奏章的上达和皇帝令的下发。但是请注意，他不是一般的收发室大爷，范镇这个职位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驳回他觉得不合适的诏令，算是对皇权的一个小小的制约。
那你知道，范镇是新法的反对派，所以他就多次驳回和新法有关的命令。你皇帝说了也不好使，我觉得不合适。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御史，反正就说了青苗法的一堆坏话，神宗皇帝就很生气，说：“你这个御史给我说清楚，你这么说，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给我老实交代！”熟悉中国古代制度的朋友都知道，皇帝这么命令是不合适的。因为御史说话，法定权力可以风闻言事，就是完全可以不提供证据，我听到什么我就说什么。你现在皇帝下令让御史交代消息来源，这就是破坏制度。所以范镇就驳回了，说：“这不行，这道谕旨不合法。”请注意，神宗皇帝这可不是一时上头，他一定要这么干，他是非常理性地就是要抬这个杠。这道让御史交代消息来源的诏书，他居然下了5次，被驳回再下。那当然范镇也就驳回了5次，双方就这么杠上了。最后怎么办？神宗干脆把诏书绕过通进银台司，直接下发给那个御史。所以你看，这就不是对范镇本人怎么样了，这是直接废弃了一项朝廷的制度，直接背离了一项祖宗之法。
这就是神宗决心的一种表现。你应该听说过概括王安石变法的那几句标志性的话吧，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虽然不是王安石的原话，但是类似的话他在不同场合那确实是他本人说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觉得里头有一股大无畏的勇气，好样的。但是你想这几句话，在一千年前的大宋士大夫听起来，天呐，皇上您这是要干什么呀？20多岁的皇帝，你这是要无法无天呀？因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明白，皇权那个东西是有毒性的。皇权运行到这会儿1000多年了，好不容易大家摸索出来了，有这么几味解毒的药，什么呀？无非就是这几样了嘛，天变老天爷的脸色，祖制你爷爷是咋说的，人言你听听大伙的意见，就这么几条解毒药来制约皇帝。你王安石上来就三不足，这也不用怕，那也不用在乎，你抬脚把这一桌解药全给我们踢翻了，皇帝能干出什么荒唐事，你有把握的吗？
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听到这三不足，那真是五内俱焦。那你想神宗皇帝那也是自小受儒家教育长大的，他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吗？他当然知道。你去看神宗皇帝相关的史料，他也是一个立志要当尧舜之君的人。他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圣君，儒家社会的圣君，他要敬畏老天，他要敬畏祖宗之法，他要敬畏天下人言。但是你看这不是要变法吗？所以神宗心里非常清楚，万事开头难，现在能找到这么一个王安石，这个大宝贝，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佳人选了。所以我必须全力地，甚至是超越常理地去支持这个王安石，对吧？所以他的变法才有成功的希望。所以神宗皇帝也是没办法，矫枉过正，一咬牙一跺脚，破坏制度那就破坏制度吧，没准挺过这一段，咱们大宋朝繁荣起来了，将来再建设制度，我估计他就是这么想。
所以你看我们说到现在，就是王安石变法它一起步就足了两个最最宝贵的条件，对吧？既有变法者自身的良好的道德声誉和学术声望，又有来自皇帝的毫无保留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改革应该很顺利才对。但是很可惜，这位王安石他还试图要第三项条件，问题就出在这第三项条件了。什么条件？他希望所有的反对派都给我闭嘴。
作为一个改革者，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也可以理解，很正常，对吧？就是我干事呢，你们这一帮人干嘛呢？少在一边哗哗好不好？这其实也不是王安石的首创。你想当年战国的时候，那个秦国的商鞅变法，它就是个例子。儒家知识分子一提到商鞅，都会痛心疾首，一听商鞅的名字就摇头。但是王安石是特别喜欢商鞅的。他写过一首赞美商鞅的诗，我给你念念，叫“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里面就用到了一个典故，就是商鞅的木立信。商鞅要变法，他怕老百姓不相信他的法令，所以在城南就戳了一根木头，说：“有人能把这根木头给我扛到北门，我给你50金。”大伙当然不信，哪有搬这么个木头这么贵的？但是商鞅说：“你真搬，你真搬我就真给。”于是新法就有了信用，所以变法就能推行。
隔了这1000多年，王安石羡慕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具体的办法，而是这种结果。这诗里写了，叫“商鞅能令政必行”，言出必行，令行禁止，这是多少改革者的梦想。当然了，当年商鞅用的可不仅是什么木立信这样的柔和的方法，还有各种杀人立威的雷霆手段。比如说秦国的太子犯法，不能惩罚太子吧？所以商鞅就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割了。有老百姓来夸商鞅的变法好，商鞅说：“来，这些夸我的新法好的，都是乱民，把他们摔到边疆待着去。我的新法不要你们的评价，你们说好也不行，你们老百姓闭嘴才是你们的本分。”
是的，你看一个干事的人，他当然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希望自己干事的时候，那个噪音，那个反对者的声音越小越好。那如果有反对的声音呢？商鞅当年也给了他一套理论的说法，为什么反对派的声音不值得一听？商鞅有一句名言，说：“这普通人啊，你把事干成了，他们跟着享受成果，那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在开始干事的时候跟这些普通人讨论，一讨论就一事无成。”所以普通人叫什么？这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跟他们一起乐呵呵享受成果可以，不要跟他们一开始就考虑怎么干。对，如果你是一个心中有一套理想，要实现的人，你是不是也觉得王安石的要求很合理？现在我自己有极高的道德声誉，我受到上面决策者完全的支持，如果，如果再加上所有的反对派都销声匿迹，那就完美了。我就可以喊一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都给我闪开，我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我要在一个空场上打一套最完美的拳法。”
至于你们刚开始那些想不通的反对者呢？你们这样，你们先保持安静，你们先别吱声，等我干成了，你们就擎等着惊掉下巴，然后享受那甘甜的变法成果，好不好？对，这就是王安石渴望的第三个改革的初始条件，就是在完全没有反对派干扰下的清场式改革。这个条件他要得对吗？
既然你王安石想要一种清场式改革，他的大护法宋神宗说：“那我就答应你，我来给你清场。所有反对新法的人，我不管你资历多老，功劳多大，只要你胆敢把反对的姿态亮出来，你就给我靠边站。”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们做事的人都知道，要想把一件大事做成，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实事求是。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有用人行政都是根据这个人的态度，这个人的阵营来决定，那这事还怎么干？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欧阳修的态度。欧阳修这个人这辈子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提携年轻人不遗余力，对吧？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兄弟是这样，他对王安石也是这样。欧阳修比王安石大15岁，这算是两代人，所以他夸起王安石，有的话也真是很过分。他比如说他写诗，说王安石是“翰林风月三千首，更部文章二百年”。这诗什么意思？这是拿王安石比两位古人，说王安石这诗写得好就像李白，这文章好得就像那个韩愈。他还前后两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就这个提携的力度，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大恩人，这不过分吧？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份，神宗皇帝就问王安石：“说欧阳修这人怎么样？”当时欧阳修刚刚明确表示反对青苗法。那王安石就说了：“这人人品还行，但是不懂事，他扰乱视听，陛下您最好不要用欧阳修这样的人。你只要用了他，他威望也很高，那些反对派就更来劲了，肯定要抱他这棵大树。”好，到了下一年的7月份，欧阳修的身体是实在不行了。其实欧阳修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中央任职了，在地方官。欧阳修就反复打报告，说：“我要退休。”那本来朝廷还要挽留，但王安石这个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让他管一个州，他就坏一个州的事。让他在朝廷，他就坏朝廷的事。这种人留他干嘛？”当着皇帝面说的。
那你说这王安石这是忘恩负义吗？或者是睚眦必报吗？反对我的人，我就六亲不认，必须要除掉吗？其实也不是。我这有证据，再过两年欧阳修就去世了，王安石写了一篇祭欧阳修的文章。这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那个文采确实也好，感情也很真挚，那把欧阳修夸的什么“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学术之精微”等等，全是好词，是所有给欧阳修写的祭文当中写得最好的一篇。那你说这王安石是两面派吗？其实也不是。以王安石一贯的那个道德水准，他也不屑于干这种叫阴阳两面的事。怎么解释他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王安石在朝堂上，在神宗皇帝的面前，他评价人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我新法的推行。只要是反对派，我管你是谁，见神杀神，见佛杀佛。这和我内心对这个人的真实看法无关，这就是纯然的政治性的工具性的态度。
你看局面就到了这种情况。我这还有一个例子，北宋有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就是“二程”，“二程”之一的程颢当时在做台谏官，他也反对新法。于是他就去找王安石去讨论。程颢这个人，至少和他弟弟程颐相比，那个性格是非常温和的，所以他见了王安石之后，见面说话是那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从容不迫，是那么个有理讲理的态度。那王安石是什么反应？王安石说：“你说得好。”连声说：“非常感谢你老人家对我开诚布公。”你看这个气氛很融洽，双方谈得很好，王安石也不像是那种听不进意见的人，你好好说他就跟你好好说。但是如果有人胆敢当着其他大臣或者是神宗皇帝的面，和王安石关于新法要争起来，王安石才不跟你客气。是的，在王安石看来，你当众跟我吵，那就不是在跟我讲理，你是在动摇天下人对于新法的信心，我是遇强则强，我必须回击，谁跟你讲理？
说到这儿，你应该听出来，王安石的策略其实非常清晰，就是既然我身后的神宗皇帝支持我，那就请为我清除所有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我也能通过皇帝愿不愿意为我清除反对派，来判断你皇帝是不是还继续支持我变法。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是变法的观点之争就变成了人事上的派系之争。本来只是观点之争的，大家商量大家讨论，都有缓和余地的。但是变成派系之争，这可就要了命了。因为派系之争这个玩意它内含了一种叫自我强化的机制，就越争那个矛盾越强烈。一旦踏上了这条路，争论就进入了单行线，只能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丧失妥协的可能。这一点不是我们在这评论。
现代政治学和传播学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社会学理论叫社会认同理论，就是一旦形成了派系，那大家互相之间认同或者不认同，靠的就不是观点和价值观了，很可能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身份符号，甚至干脆就是偏见。我是黑人你是白人，所以我们俩不是一伙的；你吃甜粽子我吃咸粽子，咱俩不是一伙的；你是新法派，我是元祐党人，所以咱俩不是一伙的，等等等等。就没理讲了，只靠简单符号。
再比如说，现代传播学当中有一个叫信息茧房，或者是叫回音室效应的理论。就是说，一个观点在一个派系内部，它会反复强化，越来越激烈。到最后呢，你根本在派系内部是听不到对面的声音的，你只会觉得反对我的人就是坏。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就是我手头的这本书叫《沉默的螺旋》。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一个社会现象。简单说就是，即使是在那种公开的、自由的意见市场上，大家其实也不是畅所欲言，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为啥？因为一个意见市场当中，一旦出现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声音，它会用话语权来劫持其他所有人。为啥？因为我们人，人性当中有一种特点，我们害怕被孤立。所以一旦强势观点的声量放大，它就会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作为一个反对者，我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弱，我不敢说，我怕被孤立。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强化机制。
好，我们带着这个理论，你再去看王安石变法的过程。其实两派刚开始内部都有一些犹疑的声音。我主要支持你，但是他说的是不是也有点道理？这种人是很多的。但是很快，这个沉默的螺旋就开始启动了，所谓的中间派迅速就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开始按照派系去站队，而且没有人敢妥协。因为在派系政治看来，所有的妥协，一丁点的妥协都是背叛。
刚才我提到的“二程”之一的程颐，后来就有一个反思。他说当年这个新法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这帮人攻击他们也实在是太狠了，以至于最后就演化成了党争，成了牢不可破的两个阵营。现在时隔多年，我们回头去看，当年那个青苗法，就是真让它实施了，又能有多大的害处？你看事后一理性，就知道当年那么做没必要。
接下来我举一个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发生的例子，你来感受一下这种派系政治、阵营政治形成的过程以及它的后果。
这一年，王安石推荐了一个自己的学生叫李定，担任一个职务。这个职务的名字比较长，叫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你肯定知道，这后来怎么多了俩字“里行”？这啥意思呢？这是唐代的一个发明，就是皇帝想让一个人当监察御史，发现这人资格不太够，那行了，在官名后头加俩字吧，里行。就是只是让你进里头暂时走一趟，算是个实习生。这还不行吗？唐朝时候那个大诗人柳宗元就干过这个职位，监察御史里行。
好了，这个李定既然是王安石的学生，又是王安石推荐的干这个职位，那他肯定支持青苗法。所以朝廷里的新法反对派就决定，我们要拦住李定这个任命，我们坚决不能让他干成这个职位。怎么拦呢？公开写奏疏反对当然是一条路，其实还有一个叫程序性的拦截方法，叫知制告封还词头。这一段名词比较多，我简单再解释一下。知制告，就是负责为朝廷草拟诏书的官员。但是请注意，他们不是寻常的秘书，只是负责写文章。他们还有一项法定的权力，如果知制告觉得这道诏书不合法不合规矩，他可以拒绝草拟。这个圣旨我不写。这和我们刚才说的范镇那个通进银台司驳回的那个权力是类似的。
朝廷正常的行政程序是这样的，把圣旨大概的意思给到知制告，这还只是一张纸条，它不是完整的文章，不是完整的圣旨。这张纸条就叫“词头”，大概的意思。知制告拿来一看，说可以我写，这就写；或者说我不写，这就可以把这张纸条给还回去。这叫什么？就叫“封还词头”。知制告封还词头，这是一个程序性的拦截。
好了，现在你知道了，任命李定的这道旨意到了知制告这儿。知制告这个人叫宋敏求，说我不写。这个李定原来的职位太低了，他升官太快了，这不合规矩，所以我封还词头。不仅我不写，我还辞职，这个知制我也不干了。
神宗皇帝就有点生气，说你不干就不干呗，来批准你不干走人。然后来呀，把这个词头，就这个纸条，再给我送到知制告那儿去。我有的是知制告，让下一个人写。四条腿的鸡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不还有的是吗？但是万没想到，下一个值班的知制告，这人叫苏颂。这人也不得了，后来苏颂当到了宰相，他精通历法，而且造过什么水运仪象台这样的天文仪器。所以苏颂算是跟那个沈括有点像，他是宋朝文人当中为数不多的有理工科气质的人。
这知制告苏颂一看，说我也不写，理由是一样的，当御史是需要资历的，这个李定他不够，所以我也不写，封还词头。
神宗皇帝这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皇帝也很，毕竟20多岁的年轻人，说这个不写再送，我看下面一个人写不写。好，下一个知制告叫李大临，李大临说我也不写，第三次封还词头。
神宗皇帝说，那好吧，还跟我杠上了。这回我指定那个苏颂写，我不是随便送的，就是你苏颂你给我写，我看你敢不敢不写。苏颂当然不写，这都封还一次，继续封还词头。
这神宗皇帝就有点委屈了，说我给李定定的这个官，他不叫监察御史里行吗？对吧，不是正式的监察御史。那为什么标上“里行”这俩字？刚才我们已经交代了，就是说他不够资格。你们现在拿不够资格来说事，这不是不讲理吗？朝廷制定这样的职位，就是为了这种不够资格的情况。
旁边那个王安石继续给皇帝递证据，说对，就在上一年，熙宁二年的时候，我们朝廷发布过一个新规定，说御史人选是可以不拘官职高下都可以任命的，是不问资历的。神宗一看王安石递过来这证据，底气又来了，来给我把这个词头再给他们送回去，知制告你给我写。那你说他们写吗？当然还是不写嘛。就这么来回拉扯，从1070年的4月份一直拉锯到5月份。就这个任命被驳回来多少次？你猜，9次。
最后实在没办法，这一年的5月14号，神宗皇帝不得不把当时的三位知制告，三个大秘书，宋敏求、苏颂和李大临，全部撤职。
那我现在之所以要给你详细说一说这个过程，就是想请你体会一下，就是观点之争一旦演化成人事上的党派之争，它会是一个什么后果。首先你看，双方是寸土必争对吧？就李定这么个角色，这么个小角色，当这么一个小职务，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行，一旦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要打阻击战，那我们就一定要打赢，就是要对抗到有他没有我的程度，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你就从李定这个任命，就这个具体案例来看，双方到底谁有理呢？知制告这个群体当然认为自己已很有风骨很有理，但是人家神宗和王安石也不是没有理，人有法理依据的。但是没办法，派系斗争就是这样，我们争了再说，有没有道理不管。神宗皇帝你不觉得也有点可怜吗？这是第一个后果。
还有一个，你发现这里面所有的人其实多少是有点被裹挟的对吧？咱不说具体是谁，反正我看我所有的同事都这么强硬地封还词头，都在打算付出丢官的代价，那我能悠着点吗？我要是悠着点，大伙怎么看我？所以不管我真心是怎么想的，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只能在这个阵营中和大家共进退，所以我也只能跟着封还词头。这也是一个后果。
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所有人的目标都被异化了。对于神宗来说，最好的局面是什么？我要搞变法对吧？所有人都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在这个共同的大目标之下，大家有点争议很正常。但是现在呢，一旦出现了派系斗争，争议虽然是争议，而且争议的时候举的也都是忠君爱国的大旗，但是争议的目标变了，都变成我要搞倒对方。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代入一下神宗皇帝，你想一想，举目四望，自个儿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神宗这个时候变得孤独变得为难，反对派变得激动变得抱团，王安石自己变得暴躁，变得模糊了目标。而真正要干的那个变革呢，没人管了，反而被打乱了节奏。所以王安石变法后来失败，跟这种派系政治的形成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今天，隔了这么将近1000年，我们不妨花点时间，我们给王安石变法复复盘。他们有可能避免这种派系政治的局面吗？有这种可能吗？
其实要说成功的变法改革，咱们中国历史上不缺好的样板。有这么一场改革，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是它奠定了后来整个隋唐时代的大繁荣，那就是南北朝时期西魏的宇文泰改革。当时中国的北方是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西魏一个东魏。那西魏在各个方面的实力是不行的，不如人家东魏，它是后来居上。怎么做到的？用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当时西魏的领导人宇文泰干了一件表里不一的事。陈寅恪先生的原话是这样的，叫“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这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它不一样。阳的是举起了恢复汉人儒家周礼的大旗，但实际上干的全是符合实际的事，让西魏国内的胡人和汉人这两种力量都觉得对你挺满意。这个政治策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打左灯向右转，对吧？让左派右派都觉得很满意。
对当时西魏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已经是积累了200多年的问题了，就是胡人和汉人两个民族，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那这宇文泰他是怎么干的呢？他干的全部是两面派的事。比如，他搞了一个恢复胡姓的制度。在中学历史上我们都学过，北魏曾经让所有的胡人都改成汉姓，现在改回去，所有的胡人改成胡姓，连汉人都给我改成胡姓。你看这胡人一看，皇帝向着我们胡人，这改回我们的传统。但是汉人一看也高兴，对皇帝是胡人，我们汉人也可以改成胡姓，这就以后不受欺负了，大家以后都平等了。所以大家都满意。
再比如说，宇文泰还搞了一个叫八柱国的制度。他把这个制度向胡人是这么解释的，说这就是恢复当年我们鲜卑人的8个部落的传统，这是恢复我们的祖制。那他跟汉人是怎么说的呢？说你们汉人的儒家的经典《周礼》上讲，天子有六军，这八柱国其中虽然有8个柱，但是其中只有6个有军权，这就是按照你们儒家的经典来的，天子六军。等等等等，我不多举例子了。总之这宇文泰，他就是用这种办法两面派，小心翼翼地化解了当时西魏国内最尖锐的矛盾。那结果呢？结果当然就是国力能整合到一起，最后就战胜了东魏，后来就变成了隋朝，后来又统一了全国，打下了陈朝，这就打下了大唐帝国的基础。
所以你感受一下，这个宇文泰改革和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区别。宇文泰他不是清除了反对派，而是转化了反对派，甚至连反对派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反对派。甚至可以说，这种变革的首要目的就是弥合分歧，把所有潜在的反对派的力量都转化成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什么这个派那个派，都是我的改革派。
那你说这样的变革很罕见吗？一点也不。你想嘛，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就亲身经历了一场类似的成功的变革。对吧？我们这场变革有三个标志性的口号，叫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实事求是的价值标准。摸论，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渐进主义的实现路径。还有那个著名的不争论，什么姓资姓社，咱不聊这个，这是总体的推进策略。你发现没有？猫论、摸论、不争论，这一整套策略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什么分阵营搞站队这些可能性。所以也就没有像王安石变法那样追求清场式改革，你们都给我闭嘴。所以从而就避免了改革带来的派系斗争。
是不是听着挺好？但是请注意，这样的变革它恰恰是走上了一条更难的路。甚至这样的变革，对于变革本身的看法都和王安石变法截然不同。我们来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是变革。
有一种变法者他是这么看变革的，他会这么梦想一个变革剧本，说首先我作为一个变法者，我心里得有一个完美的策略。然后我头顶上有一杆猎猎飘扬的理论大旗，我身后还得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后盾。然后所有的反对派要么被说服，要么被压服，对吧？剩下的人，理解的你就执行，不理解你也得执行，然后在执行中慢慢理解。一段时间之后，等我的变革大获成功，我亲手打造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新局面，于是来，掌声响起来，鲜花送上来。对，有的人就是这么理解变革的。
那这种变革可能吗？如果是局部的制度改造，这样的变革剧本当然可行。但是如果变革的规模和深度达到了我们今天讲的王安石变法的这种程度，或者是我们这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规模和深度，这样的剧本肯定就行不通了。为啥？因为这样变革的工作对象它就不是任何具体的什么制度、规则、产品、流程，不是这些。它的工作对象就是人。变革成功的标志不是订立了一套什么新制度新规则，而是所有这个系统里的人达成了一种新共识，这本身就是变革。
那这样的变革它需要的就不是什么强有力的改革家了，它需要的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所以王安石他是伟大的变革家，但他真的不是领导者。什么是领导者？有这么个定义，叫领导者会带人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伟大的领导者会把人们带到他们不一定想去，但应该去的地方。这才叫领导者。那人们不想去怎么办呢？难道押着去打着去吗？当然不。领导者当然是要制造一个结构，一种处境，制造一种态势，让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看到自个儿的希望，然后自己主动去。
所以关于一个领导者是不是成功，我见过一个有趣的金标准。据说这是美国著名的音乐人叫多莉·帕顿她说的，她说如果你的行为创造了一种遗产，能够激励他人梦想更多、学习更多、创造更多并成为更多，那么你就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你看这才是领导者的定义。你可能乍一听觉得用伟大的领导者这个标准来要求王安石是不是有点过分，有点太理想化了。其实也不然。为什么？因为自古至今，只要你是在真实的人间想做成一件事，你的路数都是这个路数，你都必须要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我们就拿今天的一个场景来举例子，你马上就能明白。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生意人，你想要赚钱，你会怎么做？你难道会梦想有一天政府发个文件，强制所有这个世上的人必须要买一个我们家的产品，而且不许说不好，然后大家最好是不理解，但是一脸迷茫地把它买回家，刚开始也觉得不好，但是不许说，最后要么我改进，要么大家适应，说这个产品确实不错，然后所有人跑来欢天喜地的感谢我，我这生意做成了，我赚钱了，我成为天下首富。天下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会期待生意是这么做的吗？不会吧。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王安石变法，什么是变法？这不也是一场推销吗？你要把你脑子里的设计出来的制度产品，推销给朝廷，推销给全天下的人。而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他就不合格，因为他指望的就是我刚才设计的那套流程，先强制性逼所有人买单。这样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得很低了。
好，我们再回头来看真实世界里的生意应该怎么做。就是刚开始我有一个想法，没有人信任我，也没有人了解我的产品或者服务。我要从说服第一个人加入我的团队开始，从吸引第一个客户掏真金白银购买我的产品开始，从说服第一个投资人给我投一笔钱开始，然后我一点一点地向外扩张。那这个扩张的过程，我是随时要面对什么？那种漫天彻地的冷漠和铺天盖地的质疑。我随时要面对反对派，每一个不买我产品的人本质上都是我的反对派，对不对？但是我不能怕，我要诚恳地说服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创造价值。最后呢，是我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认同我的队列里来，他们也确实因为我的产品和服务而变得更好。所以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变法者。
对所有成功的事，包括生意、包括变法，不论古今中外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在真实世界当中做成一件事，它其实就是不断地克服摩擦力的过程。人们的不认同、不理解、冷嘲热讽，它既是我变革的阻力，也是我变革的养料。把一个反对派争取他，逐步地让他变成同情我的、愿意倾听我的，甚至是支持我的力量，这就是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我该干的事。让他们都走开然后干事，你干什么了？所以我们反过来再来看王安石所期待的那种叫先清场再动手，先把反对派赶走，然后换一套听话的班底好干活。这看起来确实干净利落，实际上反而是走了一条最远的路，也许永远也到不了的路。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引用德国的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话，他说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时间河流上的一条航船。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掌舵人，他就应该有一个船长的本事。船长身在激流之中，他是从来也不敢认死理的，他从来也不敢和任何一股这河流里的水为敌的。船长也不敢指望河流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时风平浪静的。船长就是这么孤独地驾着这艘小舟，在时间的河流上时左时右顺势而为，向未来前进的。你做到了这一条，你才是船长，你才是合格的领导者。
这就是我为你说的发生在熙宁三年的变法故事。好，我们下一年，到了公元1071年，我们继续来谈王安石变法。
公元1070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年。节目的最后，咱们把朝堂上的那些人事纷争的紧张感先搁一边，咱们今天最后来读一组欧阳修的词。我们能明确地知道，这组词它确实写在1070年的春天。要知道，能够确切系年的宋词非常难得。因为这个阶段，宋词在文人心目当中它还是游戏之作，宴会歌舞的场合随手写这么一张纸，随手拿给歌女去唱，根本不当回事，很少有人明确记下年份。但是接下来我念的这组词不一样，这是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春天，欧阳修途经颖州，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去颖州的西湖游玩了一番。他诗兴大发，一口气写了十首词，聊佐清欢，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那个清欢。清欢这个词是他写在这组词的小序里的。跟1067年他离开开封时候的万念俱灰相比，此刻他老人家的心情听起来相当不错。
这是一首描写西湖风光的词：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
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是最好的时节，最好的西湖，也是大宋繁华盛景最好的时刻。就致敬这一刻的繁华吧。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可以是批评，可以是阐发，都欢迎。下个周三，我们《文明》会讲到公元1071年，我在这继续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