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1年。这是大宋熙宁四年，大辽咸雍七年，这是王安石变法开始的第三年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你看熙宁元年，那是宋神宗上台之后的第一年，神宗皇帝为自己将来要大展拳脚，开始做一些人才上的准备。所以这一年是王安石进京。
接下来熙宁二年，王安石进入了执政班子，刚开始当的是参知政事，副宰相。但是神宗皇帝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机构，我们讲过叫“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正式开始。那再接下来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的熙宁三年，青苗法推开了，果然惹出了轩然大波，那变法引起的争论，很快就变成了人事上的大换班、大清洗。
好了，到了今年，这是熙宁四年，这可是变法正式开始的第三年。看完了今年的史料，我的感觉就是反对派和变法派之间那是彻底撕破脸了。就是原来这两派大家争论，多少还有一点咱们就事论事这个意思，但是到了这一年，双方的那个对立情绪达到了高潮。
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说出来你来感受一下。一个是前任宰相富弼，富弼跟王安石从来都合不来。这个时候富弼已经“算你狠，我走”，已经离开开封到毫州去工作。富弼和韩琦、欧阳修这些老宰相，对于变法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都是坚决反对青苗法，但是态度还是有区别。你看韩琦，韩琦虽然对青苗法也有质疑，但是后来，我反对无效是吧，朝廷定下来了要推行，行，那我就奉行。欧阳修，他只是在自己管理的这一亩三分地里面，停止发放青苗钱。但是毕竟我这么干了，我还是要上书朝廷来说明我的理由和情况。
但是富弼不一样，富弼是直接置朝廷的命令于不顾，他甚至让人拿着自己的命令，到属下各个县去打招呼，说谁都不许执行朝廷的命令，如果有人胆敢发放青苗钱，我就要把他打一顿。你看富弼这是公开抗旨，那对于朝廷来说正好，我们现在正好要找一个老资格的反对派开刀。所以这一年的7月20号，富弼的宰相的头衔就被拿掉了。虽然当地方官，头上戴的帽子还是叫宰相，拿掉，而且给你换个地方，你去汝州当知州。富弼也是刚得很，说行，换个地方可以，不过我将来还是不会执行什么新法，以后你们朝廷要下和新法相关的什么命令文书，我是一律不签字，你直接交给我手下的人去办好了。你看富弼的态度就这么强硬，所以不久之后他干脆也就退休了。这就是双方势不两立，在情绪上对立的一个标志。
那富弼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他也到了叫公开表达厌恶的程度。那话说的，说王安石这个人，说话写文章，表面看是个儒家士大夫，但是你看他干的那些事，那就是一个法家，是商鞅那样的人。一个儒家说对方是法家，那跟骂人是差不多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说你看他那个飞扬跋扈的样子，感觉皇上就是可以随便欺骗的，同僚是不值一提的。这是富弼的态度。
还有一个人，司马光，虽然司马光一直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他是第一次，我在看到的所有资料当中，我发现今年他是第一次，开始否定王安石这个人的人品。这一年司马光也是决定，我要退出政坛了，我还有一个大事要办，我要到洛阳去当一个闲官，写我的《资治通鉴》。临走的时候，他给神宗皇帝上了一封奏疏，说我这个人不行，我这个人不如很多人，比如我就不如那个吕公著。吕公著当年就跟我讲，说王安石是个奸邪，必然要败乱天下。我当时是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只是性格不好，有点不通情理，刚愎自用而已，不至于像你吕公著说得那么严重。但是，但是现在我看王安石这两年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吕公著说得对。你看这是拐着弯骂人。然后司马光就痛斥了一番王安石的人品，那词用的什么，“援引亲党，盘踞津要”，“排斥异己，邀宠擅权”。反正中国古代士大夫能给奸臣用上的词，他都送给了王安石一遍。然后司马光是飘然远引，到洛阳专心地去写他的《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史料上有一句话，叫“从此绝口不提新法”，就这事跟我没关系。
那你想富弼和司马光，这是反对派阵营中的两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们这一走，虽然是彻底决裂的姿态，但是你想对王安石来说呢？对王安石来说，这边也是落个耳根清净，没人说话了。果然熙宁四年，反对青苗法的声音果然就小了。王安石在这一年的总体的那个感觉，也是稍微松弛了一些。为什么这么说？我举个例子，这一年的4月份，刚才司马光说到的那位吕，就是痛骂王安石那人去世了。吕公著是谁？吕公著是大宋朝前任宰相吕端，对我们《文明之旅》第一期节目说的就是那个吕端，他是吕端的孙子。那吕公著今年4月份临终的时候，司马光去他家看他，吕公著一听司马光就到了，本来那个眼睛已经闭上了，又强睁开，然后拉着司马光的手，说：“君实，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君实你要努力，天下事尚可为。”说完这一句话，然后就撒手而去。那刚刚经历了这么悲情的瞬间，司马光又拿起笔来，为吕公著写了一份很悲情的墓志铭。这份文章当中又痛骂了一遍王安石。
有人就使坏，把司马光写的这篇文章骂王安石的，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看司马光写文章了，来，把这篇文章挂起来，待老夫欣赏一番，挂起来。然后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说司马光的文章写得好，像西汉司马迁的文笔。你来体会一下，王安石在这一年的那个胜利者的姿态，就是司马光你不是反对吗？你走了，我赢了。我现在可以专心做我的事了，当然我也有闲心可以公正地评论你几句了，你还是不错的。你看这个姿态。
好了，熙宁四年王安石又推进了几项重要的变法措施，比如说他改革了科举，从此中国的科举只剩下了进士这一科了。原来什么明法科等等那些科都没了。同时也取消了诗赋考试，从此科举只剩下写议论文了。再比如这一年他还改革了太学的学习制度，这叫“太学三舍法”。再比如说，这一年他还出台了像“募役法”又叫“免役法”等等等等。反正这一年变法的反对派离开了朝堂，所以变革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
今天我们回看王安石变法，心中几乎都有这么个疑问，你看，几乎所有的新法，初衷都包括要减轻贫民的负担。几乎所有的新法，都是几个大聪明人反复斟酌之后才出台的。几乎所有的新法，在全面推行之前也都经历过试点。几乎所有的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都打过补丁，做过纠偏。但是奇怪，执行到最后，新法又往往都偏离了初衷，成了老百姓新的赋税负担。不是说好了吗，你变法是要搞那种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变法，怎么最后还变成了盘剥老百姓？如果要盘剥老百姓，你直接加税不就完了吗？那还搞什么变法呢？对，很奇怪，这个利民最后变成了害民，龙种最后变成了跳蚤的剧本，为什么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是反复上演？
就这个问题一般的解释往往都是什么，“官吏执行不给力”，或者是“保守派从中作梗”，或者是“总有奸臣要害朕”等等。这是过去的解释系统。但是今天我特别想借助一本书，这是谌旭彬老师写的《大宋繁华》当中提供了一个视角，我们来给出一个新的解释，你来听听有没有道理。
我们先把王安石变法搁这儿，我们把距离拉得远一点，我们从隋朝时候的一个事说起。这一竿子就扯到好几百年前了。那是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当时有个人给隋文帝出了个主意，说这个你看这个天下天灾不断，我们能不能在每年秋收的时候，让每家每户的小老百姓拿出一点粮食，毕竟刚收了粮食，拿出一点点，穷人少出富人多出，然后在每个村咱们组建一个“义仓”，就义务的那个义，仓库的那个仓。义仓，遇到灾年，老百姓就用这个粮食来救灾。
你一听就知道是个好主意对吧，就是大家自发地搞这么一个保险机制。当然隋文帝一听，也觉得是个好主意。但是皇帝觉得是好主意的原因跟咱普通人不一样，你算第一，这是老百姓的灾年自救措施，官府不用掏一粒粮食一分钱，何乐不为对吧？那第二呢，本来老百姓给你官家交了赋税，你官府就有义务在灾年的时候赈灾，现在设立了这么个义仓，实际上本质是啥？就是把官府赈灾的责任，又转嫁回了给老百姓。皇帝当然就高兴了。
但是隋文帝多聪明，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他说叫“义仓”不好听，改个名字叫“社仓”，社区的社，社区的仓库。这个字改得可巧妙，为啥？因为时间一长，老百姓就不知道这个仓里的粮食其实是自个儿的，原来义仓嘛，义仓就是我们的。社区的仓库，听起来跟官府的粮仓好像区别也不大。果然10年之后，文帝就借口“关中大旱”，天下粮食不够，隋文帝就把这个社仓的管理权，说交给地方官员，你们老百姓自己管不好，我们替你来管。原来给社仓交粮，因为是义务的，那就是自愿，现在也不行了，不是自愿，变成了强制。所以你看到这儿为止，这个性质就变了。这笔粮食就变成了什么？对，变成了老百姓要多交一块的税赋，必须得交，而且交是交给官府，那不是税还能是啥？所以你也肯定就想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隋文帝之后，就是那个著名的隋炀帝，大兴土木，花钱如流水，那怎么可能放着这么一大笔社仓里的粮食他不动用？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很快全国社仓里的粮食就被折腾空了。这是一个循环。
好了，到了唐朝，这个制度又被保留了下来。到了唐朝的后期，搞了一次两税法改革，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都学过。两税法，简单说，就是朝廷把所有的苛捐杂税，该收的不该收的，法律规定之外的，全部打包变成一种税。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朝廷拍着胸脯跟全天下的老百姓保证，国家以后找你们收的税就这些了，没有其他的税了。所以原来的社仓税自然也就没有了。那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仅仅过了5年，义仓又来了。跟上次一样，也是有人我是出于好心，这是你们自愿的，是你们民间互助性质的，我们官府不插手的。那接下来呢？对，你又猜到了，不过20年之后，唐宪宗的时候，义仓又被官府拿走了管理。刚开始就是你们管不好，我替你来管。然后到了官府手里就开始挪用，这又是一个循环。到了宋朝，同样的循环当然再来一遍。
现在我们是在公元1071年，六年后就是熙宁十年1077年，宋神宗在宋朝又建立了义仓。到了北宋的末年，义仓里的粮食又是被挪用一空。遇到灾荒年份，义仓反倒拿不出粮食。到了南宋同样的循环又来一遍。所以你看，历史这么兜兜转转四五百年，义仓社仓官府的税赋，老百姓你自愿，一切就在不断地循环，不断地回到原点。
好，我刚才给你描述的这是一个死循环，你从中感受到一点什么？那就是皇权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皇权其实它并不天然地反对自由，对吧？因为它心里很清楚，老百姓有适度的自由，会带来民间的活力，它会解决很多皇权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一旦民间的自由，积累起了可见的利益，而且是很大的利益，那个皇权那个百爪挠心，它忍不住嘛，那只看得见的手，就要去乱摸那只看不见的手。
说到这儿，咱们就得稍微来理解一下，皇权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皇权的本质，它就是不受约束的特权。关于这一点，清代的黄宗羲有一句话，解释得特别清楚，说什么叫皇权？就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所有的好处我得着，所有的坏处都归你们，这就叫皇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理解一个概念，我们不能只看它自己怎么说自己，我们得看它从哪来的。它从哪来的，往往就是对那个脱身而出的那个母体的否定。这句话你理解一下。那么请问皇权它是从哪来的呢？
皇权是从封建制演化出来的。封建制的本质是什么呢？封建制其实是一种很粗糙的私有产权制度。你想啥叫封建制？这块土地是你爷爷的爷爷封给我爷爷的爷爷的，你当年封了落子无悔。我只要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合法继承人，哪怕你现在是我的国王，我也表面上要听你管，但是你不能随意剥夺我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土地。所以你想封建制的本质是什么？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它是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一种承诺。好，皇权，皇权就是站在封建制的反面，它从封建制脱胎而来的，所以它也是对封建制的一种否定。那其中最重要的否定，就是对产权保护的否定。
所以我们一旦提起皇帝制度，过去我们的知识都是什么？改贵族统治为官僚统治。往深层去看它还在用谌旭彬老师的原话，8个字叫“消灭产权，扩张特权”，这就是皇权的本质。什么叫特权？就是天下他最大。特权一动什么道理都是小道理，请用你的小道理，服从我的特权的大道理，什么利益都得给我皇权靠边站。而且在帝制社会，这种从皇权演化出来的特权，它是枝枝蔓蔓的，是从根到干，从干到枝，从枝到叶，一点一点重重叠叠，密如蛛网，最后遍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
这种特权它不是皇帝有，这种特权有两个特点。只要你跟皇权沾上一丁点的边，你就能拥有特权。要不怎么说，宫廷里的奴仆也就是宦官，他在宫里他不就是个奴隶嘛，一出来权势熏天，因为沾上了一点边。要不还有一句话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他可能只是个门房大爷，但是只要他是宰相家的门房，七品官。你在农村说，我的表姑是哪个宫里的贵妃，我的天呐，那你不得了了，你在这个县你可算是手眼通天了。这是特权第一个特征，沾边就有。
第二个特点，是你只要和这个特权来源的那个联系一断，身上的特权马上消失。这玩意有点像魔法对吧，你牵着巫师的手，你就有巫术在身，你手一松开，那个魔法就消失了。这个是皇权之下的特权的特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汉朝有一个开国的丞相叫萧何。萧何当了丞相之后，也是有钱了嘛，就买房子买地。但是他买房子买地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挑那种好地买，他挑那种又偏又贫的土地去买。就有人奇怪说为啥，你那么大的权力，你为啥不挑好的土地买来霸占呢？萧何算得其实非常明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子孙如果自己有本事有品德，那就学学我的节俭的精神，用不着好地挺好。但是更大概率不是这个，更大概率是我的子孙世世代代往下传，遇到哪一代没本事，你看我这会就很聪明了，我留下这一堆又偏又坏的烂地，以后后世我们家那时候没特权，后世有特权的人家不至于抢他们的，那么破的地抢它干啥呢？我好歹能给子孙留一点。你来感受一下这笔账，这是多么痛的领悟。一个当时特权还在手的人，他深刻地洞见了特权的本质。穿越时光，特权是很难继承的，也没法保护的，而且也是没有边界的。一旦我萧何，这一代人还行，将来逝世了，就是特权的来源，皇权我跟它失去了紧密的联系了，特权立即消失，立即我们家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当然我这么说，你也别觉得我愤世嫉俗，你别一听特权就觉得痛心疾首，“罗振宇在这批判皇权”，没有这个意思。我再强调一遍，我这里只是在做非常客观的事实描述，我不是在做价值评判，我不是说特权就一定不好，那你想，中国的皇权是从什么环境下生出来的？是春秋战国，是从血泊里厮杀出来的。所以皇权，它也是那个残酷生存环境里的一个解决方案。它能确保国家有能力，把全国的所有人，包括每一个边边角角的老百姓的最后一滴血汗能够榨取出来，然后投放到战场和国际竞争中去。所以皇权是这么诞生的，你也不能说它就没用对吧。
那今天我们不做价值判断，我们就只看这一个事实，就是只要在皇权时代，哪怕是宋朝这样的皇权，它已经有了充分的自我约束的自觉，但是皇权的本质没有变，它就是无所不在的，那种硬邦邦的，随时要剥夺私有产权的存在，皇权跟产权是天然对立的。
好，我们了解了皇权的这个特点，我们再来看王安石变法，你就会长叹一声，王安石你可能啥都没错，但是你和你的新法还是生错了时代。你看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当中，几乎都有这么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自由的市场交易来提升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比如说青苗法对吧，用自由的民间和官府之间的那个贷款交易，只要这个交易能够进行起来，一方面可以让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有钱可用，一方面让国家资本有金融的收益。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市易法对吧，就是朝廷下场做买卖，低买高卖，既能平抑物价，又能让小生意人不受欺负，还得让国家挣点小钱花，多好。所有基于自由市场交易能够带来的那种效用，我们现代人其实是很熟悉的，这些方法要是搁在今天，我们会觉得很有道理，一定会起作用的。
王安石说的那句话，我们前面多次讲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又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又能让国家财富增加。这个增量是从哪儿来？如果让一名现代经济学家来解释，那就是创造出了新的市场，创造出了新的交易类型，促进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为国家凭空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这条路当然是通的，那为什么在王安石变法这个时代它就行不通呢？
很简单，因为所有自由交易的前提，是交易双方在法律上，在心态上，在地位上是对等的，这才有所谓的自由交易。可是你看这个时代，参与自由交易的一方，在王安石的设计当中，它居然是官系统，是皇权的延伸，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枝枝蔓蔓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特权，它怎么会跟你对等呢？表面上的正常交易，一旦到了有收益的时候，或者一旦到了有风险的时候，它立即就会脱下对等交易的那个外衣，露出那个特权的本来面目。只要你是特权，自由交易就崩溃了，你还不如说你直接抢就算了对吧。
我就拿青苗法来举例子，青苗法设计的初衷，是由官府来出钱，来参与民间的自由借贷的市场。民间放高利贷平均七分利，官方只要四分利。如果你看过我们1069年那期节目，其实并不存在这个利差，四分利其实根本赚不到钱。也就是说，官府的本钱在这个市场上是要亏的，是面对巨大的风险的。那么请问官府会怎么办？也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特权，它会怎么办？它会提高自己风险识别的能力吗？会想办法去优化市场化解风险吗？不会的。别忘了它的本质，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特权。怎么化解风险？市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对吧，特权有自己另外一套办法。比如我们在宋朝看到青苗法实施的过程中，官府才懒得跟那些贫家小户打交道呢，直接这不是一笔青苗钱吗，直接摊派给富户，你们有钱你们交得了，老爷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帮朝廷一个忙，现在拿100块钱走，明年交140块回来，解决了。什么你们家不需要？怎么能那么不懂事呢？这不是朝廷给你个面子吗？别给脸不要脸，不需要也得需要。风险不就化解了吗？这就是特权化解风险的方式。
那你可能会说，这不就帮不到那些贫穷老百姓了吗？这不符合立新法的初衷。可以，你要想帮到贫穷老百姓，特权是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朝廷真的在意这一点，那就下命令。那你想地方上的那些官员，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讲的那个特权，有办法的，直接让富户和贫民绑定。比如后来果然，青苗法的执行过程中到了后期，把青苗法和保甲法绑在一块。每5户或者10户人家，你们组成一个小组织这叫一甲，每个甲里都给你搭配一些富人，你们家相对有钱，你们自愿借钱，那肯定穷人过不下去嘛，他得借钱。那穷人借了钱他还不上怎么办呢？这不都保甲了吗？还不上，让同一个甲里的富人帮你们还，问题解决了。你看特权解决问题就是这种方法。那你可能又会说，这不是违反了朝廷的规定吗？朝廷三令五申得自愿。特权一听说这有何难？不就是要自愿吗？你猜特权官僚有没有办法让所有被迫借钱的人承认他是自愿的呢？当然有。
刚才我讲的这一段，其实是做了几个思想实验，你会发现，不管朝廷，也就是王安石王大人，他站在顶端他要什么，底层的那些官僚，就是我刚才讲的特权，他都可以用特权赋有的特有的办法去完成任务，没问题。最后交个成绩单给朝廷给王大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新法本身呢，在特权的一次次伸张当中，新法那个良图美意，那个龙种它就一定会变成跳蚤。
谌旭彬老师的《大宋繁华》这本书里提出过一个词，叫“司马光困境”。什么意思？司马光不是去洛阳写《资治通鉴》了吗？他能有啥困境呢？要明白这个词，咱得把时光倒流回9年前。那时候还是宋仁宗在位，话说这是宋仁宗嘉祐七年的7月份，司马光当时给皇帝上了一篇那真是大论文，5000多字的一篇奏疏，叫《论财利疏》。你一听这个名字就明白，跟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操的是同一个心，就是怎么为朝廷多搞点儿钱。司马光在这一篇奏疏当中就说到了一个当时社会的大痛点，就是关于“役”，就是老百姓免费给朝廷干活。
虽然宋朝的役没有以前的朝代重，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因为宋朝养了那么大的军队，所以很多活是由军队在干。但是别忘了，在地方的州县里面，它毕竟还有一些事，它需要征调老百姓来完成。比如说给官府看个仓库，运送个物资，这一些零碎的活，往往还是得落在老百姓的头上，而且是比较富有的老百姓的头上。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比较富有的老百姓，不是指那种地主老财，而是勤俭持家稍有结余的家庭。那你想这样的家庭，多少你有几亩地，门前几棵树，舍不得搬嘛。所以因为这点财产，就既是他们的铠甲，也是他们的软肋，所以这样的人是比较好被官府拿捏的。你们就来免费干这些活，我们还不给工资，而且还有一条，这些活出了任何纰漏，比如说看的仓库被偷了，运输的东西被抢了，你们这些人得负责赔偿，反正你们也有点家产，你们也赔得起。那你可想而知，这一种制度，肯定会演变成民间的一项巨大负担，很多老百姓因此破产。
所以司马光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就在这份论文里就说了，说能不能让普通农民别干这种事，他们也不擅长干这些事，他们就是个农民嘛对吧。应该官府专门花钱去雇用那些心眼比较灵活的城里人来干这些活。这份奏疏送上去之后，宋仁宗可能也是到晚年了，就没有搭理这个茬。后来宋神宗继位的时候，司马光又提过一次这个事，说能不能改改，不让普通农民干这个事，雇城里人来干。宋神宗也是刚继位，所以当时也没有回应。
好了，到了去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在各地就搞一种新法的试点，叫“免役法”。你一听这个词，就是免除徭役的那个法令。所以这个法本质上就是实现了，那真的是一个字不带差的，就是实现了你司马光当年的建议，老百姓不必去干这些活了，你们出钱就行，然后官府拿着这笔钱去雇人来当差。但是司马光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居然跳出来反对。他当时是在永兴军，就是今天的西安当地方官，他是坚决不同意在我的永兴军推行免役法。所以后来我看很多研究宋史的学者就抓住这一点，说了很多不谅解司马光的话。
对，问题是你发现的吧，主意是你出的吧，现在王安石推出的变法措施，是不是跟你出的主意一模一样？但是你司马光居然出尔反尔地反对，这是不是就间接地证明，你其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你这叫什么？叫立场的来回横跳。是不是也说明，你们这些新法的反对派，其实毫无道德底线对吧？今天这么说，明天就那么说。
好，今天我们隔了快一千年，我们可以很客观地面对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司马光，他为什么先出了主意，后来又反对。
司马光是这么说的，他说了好几条理由。第一条理由，他说原来只是那些相对富有一点的农民，要去承担这种劳役的摊派，现在是变成要现钱，那可是找所有人都要，连穷人也要，连鳏寡孤独也要，连和尚道士也得找他们要，这是加重了贫民的负担。那第二条理由，是原来富户虽然要承担这种当差，但毕竟是轮流服役对吧，可以干一年歇个好几年，现在变成了要钱，那就年年都要收这笔钱，所以现在连富户也不得休息。
这两条你听听，司马光提出来，但是我们一听就明白，这两条其实有优化的余地对吧，法令是可以改的。但是接下来这第三条，司马光提的，这可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司马光就问了个问题，说你们官府收钱，你们雇人来干这个活，那么请问，你们是按高价来雇呢，还是按低价来雇呢？
我们不妨都来推演一下，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找老百姓少收点钱，尽量少收，用低价来雇人。那行，那你雇到的人，一定是城里街面上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咱都不说地痞流氓，就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品行不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他们为什么要拿这么点工资来替你看仓库，来替你运输物资？他们没准就是奔着监守自盗。这些人反正也没有家产，他反正甚至都没有亲族，那他一旦犯了事，比如把仓库里的东西给倒腾走了，他就远走他乡了，你官府上哪找这样的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窟窿。
那你可能会说了，那咱们往反方向再推演，多收一点钱，花更多的钱找靠谱的人来干活，这样行不行呢？对啦，你知道谁最爱听这个话呢？就是基层的那些贪官污吏，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好，你说的多收点钱，弟兄们朝廷有令，今天我们要多收钱，雇好人、雇靠谱的人干活，咱并着肩儿下乡收钱去喽。那你想，最终遭殃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所以司马光推演的结果，甭管哪种，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活还是老百姓轮流干，因为官府雇不到靠谱的人，但是老百姓凭空每年要多交一大笔钱，这等于又受一次盘剥，又交一次税收。
这是司马光的担心。但是我们跳出来一看，你发现没有，这根本不是新法本身的逻辑对不对的问题。即使在朝廷推演新法措施的时候，整个逻辑全对，但是你得实施。一旦到了实施的过程中，一旦经过了官府那些具体的官吏之手，它就会变味。官吏是什么？是整个社会系统中，那种不受约束的特权力量的存在。有这些人，他就足以把所有的良好初衷，都变成了要么是朝廷敛财，要么就是他们自己敛财的手段。
当时其实有这个认识的人很多，比如说苏轼。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六年的时候，就指出过这个问题的症结。他就说出了一个真的是两难的矛盾。他说，你看现在天底下有那么多不合理的事，那请问要不要改呢？看着是要。但是所有明白事理的人，又不敢说要改。那为啥呢？因为只要你胆敢说改，那些贪官污吏可就搓着小手来精神了，有活来了。任何需要他们去执行的措施，在他们眼里看来，这都是我去索贿、我去民间敲诈的由头。
比如说你要丈量土地，清理税基，后来新法真的有这个，叫方田均税法，也是没搞下去。就丈量土地对吧，该交多少税，重新丈量了，这多清楚多好。但是基层的官吏是怎么看这个事的？好，我的机会来啦。从此谁家田多谁家田少，谁家田是上等谁家田是下等，全凭我说了算。那你想这里面有多少贪赃枉法的空间？民间又会多出多少老百姓要啼饥号寒？就想去吧。所以对于朝廷来说，那真叫是一动不如一静，改还不如不改。这是苏轼六年前的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你明白司马光的纠结了吧？为什么这书叫《司马光困境》？为什么改革的主意是他出的，但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他又退缩了？我们隔了这么多年，你当然可以说他，你这个人怎么立场不稳，反复横跳，你非要这么说也行。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则是一种深刻的两难。对，作为一个士大夫，他看到了对百姓不利的现实，他当然呼吁要改革。但是他同时又明白，改革这玩意儿一启动，结果又可能是把老百姓推向那种更加不利的局面，所以他又要反对改革。这就是所谓的“司马光困境”。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你我这样的人，我们处在司马光的境地下，我们又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因为特权的贪婪而带来的问题。其实问题还不仅于此。特权贪婪，当时的人也知道，司马光知道，苏轼知道，皇帝能不知道吗？所以为了遏制这些特权的恶性发作，朝廷也不是不想办法的，比如给这些贪官污吏定各种各样的规矩，自上而下严厉地执行这些规矩。但是这又会带来一个相反的作用，什么呀？就叫一刀切。一刀切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用，一刀切带来的害处也不小。
我们今天还是以一零七一年搞的这个免役法为例。宋朝搞这种劳役的摊派，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把全社会的农民分成了五等。那大概的摊派模式，就是按家里的资产划分成五等。第一等，那肯定得给你派最重的活，你家里有钱嘛。然后依次减轻，到了最后一等，就是第五等的时候，好可怜，你自己活着都费劲，得了，朝廷的事就不麻烦你了。这五等是不是听着特别合理对吧？简直就是朝廷出面去劫富济贫，所以老百姓心里都高兴。好，但是这个制度一旦一刀切固化下来，你猜会发生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你感受一下。首先是老百姓想方设法地，我可不能升等，我现在是第三等，我怎么都不能升到第二等去。所以勤劳致富什么的，当时老百姓是根本不想的。司马光就说过一个场景，他曾经在乡下走路，看见老百姓都过得挺苦的，上去跟老百姓聊天，说你们家怎么也不勤劳干活？老百姓就说了，干活？我要是胆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办一头牛，或者家里藏了点什么粮食布匹什么的，我瞒谁也瞒不住我的邻居，他们很快就会跑去告官，说我家有钱，我应该升等，应该去承担更多的劳役，那我就完蛋了。所以你看，连多种一棵树都不敢，那你说老百姓还敢什么买房子置地，什么修个房子增加个田产？得了，就这么过得了。
当然你也明白，你不想勤劳致富，最终是躲不过那一刀的。因为最富有的那批人，很快就会被朝廷折腾破产，最后还是得矮子里拔将军。原来你是第三等，现在第一等、第二等全都破产了，你第三等，行，光荣当上了第一等，比较富裕的人家，最后还是得顶上去。这个你一琢磨就明白，实际上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老百姓之间的互害机制。
那想要不升等、不当富户，老百姓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分家，分家就是个办法，想办法把大家庭拆散成小家庭，那这样每家财产的总数不就看着就小了嘛。但是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朝廷有一个规定，如果祖父母或者父母健在，老百姓是不能分家的，因为我们大宋朝以孝治天下，你爹妈还在呢，你分什么家对吧？那你想，如果这样的政策一刀切，会是什么后果？对，人间悲剧往往就在这些堂而皇之的、看起来无比正确的规定的缝隙里产生了，那真是血流成河的悲剧。
比如说，有的老父亲干脆就把心一横，就跟自己的孩子说了，说我决定自我了断，我一死你们就赶紧分家，那咱家就不用去承担那些摊派的劳役，你们孩子们就还能有个活路，然后老父亲就自己悬梁自尽。还有更荒谬的，就是老娘把一家子人养大，老了六十岁被逼着改嫁。因为只有老娘改嫁了，这家人才能分家。你就想想那个离别的时分，多么荒谬，一家人不是不想在一起，但是没办法。那真是杜甫写的那首诗里写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还不是朝廷征兵去打仗，不过就是为了躲避官府的摊派，民间连这种下策也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老百姓能够想到的各种各样的办法还很多，什么举家逃亡，想办法移民到东京开封附近，那个地方富户多一点，原来你在老家可能是二等，一到东京附近变三等了，又躲过一劫。再比如还有去当和尚等等。你想想看，这些荒谬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朝廷为了遏制贪官污吏，定下来很多条线，你一旦达到了那条线，我成了富户，那我就完蛋。这是一刀切的结果。
看到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再回头去想想，朝廷出面搞什么劫富济贫，这个理想听着是好，但是一旦到现实当中，你还觉得它真的那么对吗？
我估计你听到这儿，心里可能会生出来一个疑问：这个朝廷的政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咱且不说改革方向错不错，改革方向它就是对，也难免会被基层的那些特权官吏变成对老百姓的负担；针对特权官吏的规则和约束，又会变成伤害老百姓的一刀切。照你今天这个节目的说法，难道朝廷什么都不做才是对的吗？
你还别说，朝廷什么都不做，这才是对的。你这一问，没准反倒触及了问题的真相。
在中国的政治中，一直有这么个传统，就是希望君王垂拱而治。你不是君主吗？你不是统治者吗？所谓垂衣拱手，就是把衣服按礼法穿得规规矩矩的，把手这么拱着，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给天下人做个表率，比什么都强，你什么都不用干，你最好连话都少说。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儒家的这一套阐发，听起来有一点没出息对吧？感觉太被动、太保守。至于儒家阐发的那些政治原理，听起来更是有点想当然。一个统治者什么都不干，光当个好人，然后就感动全天下人都当个好人，然后天下就好了、就治了，这也太幼稚了吧？但是你反过来想，垂拱而治这个说法，它的真实意思，有没有可能恰恰是它的反面？就是你作为一个君王，你要是胆敢不垂拱，你胆敢不是什么都不做，你的一举一动，就给了下面那些小人、坏人以机会去祸乱民间，天下就会不治。君主如果什么都不做，让民间自发地去产生活力和秩序，这已经是帝制时代最好的社会治理结果。
是的，王安石变法时代，所谓的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那个最最深刻的分歧，其实是在这儿。保守派反对的是什么？其实不是王安石他那个小班子搞出来的哪项具体的措施，不是那些，而是所谓的“扰民”。就是你们只要干活，你们只要主动地让老百姓这干那、变这变那的，所有的举措我们都反对，因为你们就已经不是垂拱而治，你们已经是在主动地有为，你们就是在祸乱民间。
在一零六九年，我们讲青苗法的那一期节目里面，我就引用过司马光的一句话，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你们这些新法派，你们担心富人欺负穷人对吧？那么请问，富人凭什么欺负穷人？不就是手头那点臭钱嘛，凭借放出去的那点高利贷，富人就能把穷人折腾得家破人亡，对吧？这个现象我认。但问题是你们现在要干什么？你们现在是要把富人换成官府。我的天呐，官府除了手里有钱，它还有特权。他们下场，那还不得把穷人给欺负死？你们别跟我说那些花里胡哨的理论，我只知道，只要官府下场，只要这个系统里面增加这么一个特权的新变量，对于老百姓来说必然没有好结果。
这是司马光的观点。对当时的很多士大夫，只要他稍有一些实际生活经验，是不难看到这一点的，大家又不瞎对吧。苏轼的弟弟苏辙，有一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必须得给你念念。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叫“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丘山之取”。就上面朝廷的老爷们，动了头发丝那么点大的念头，结果到了下面的执行层，他们就要找老百姓要一座山那么大的利益。利益中间有个放大器。还有一句叫“上有涝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就是上面像下暴雨那样地给老百姓恩惠，但是经过中间层之后呢，到了下面老百姓那儿呢，就只剩下那么一滴两滴的好处。对，中间有一个拦截阀。
那这个放大器和这个拦截阀是谁？苏辙说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个官僚系统。他们不仅贪，而且低效，而且它作为附着在皇权身上的一个特权系统，他们可以毫无边界、毫无怜悯地剥夺百姓。所以君主最好是什么也别干，你动个念头，经过放大器之后，那都是扰民。
所以在熙宁二年，王安石组建变法班子的时候，曾经一度是把苏辙，因为苏辙当时很有名气，你别看他官小，把苏辙招揽进来，你也跟我们一起搞变法。结果苏辙到了开封之后，就上书给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对当前国家问题的认识，跟王安石他们一样的，国家缺钱，确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办？我想的办法不是搞更多的钱，而是国家能不能少干点事，把那些费钱的事，养兵、养官的钱省下来。这样不仅钱够用了，国家也好了，因为少干点事。
这就像是有的病人去医院，有的大夫一看，我得给你开两百张检查的单子，吃五百瓶药对吧，你得吃点这儿吃点那儿。但是有一个苏辙苏大夫就说，说你呀，看你这身材，你啥也不用干，你就少吃点，你把体重减下来身体自然就好了。作为病人，你觉得哪个大夫好？这个苏大夫的疗法，听着像是那种不主动、不进取的保守疗法，但是我们作为客观的观察者，我们一听都知道，他有深刻的现实理由。
那么请问，如果你活在熙宁四年的大宋，你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你现在拿拿主意。我不知道你会同意哪一边。
都说到这儿了，我们其实还可以更深一层地去看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面，总是把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联系起来，好像总是因为人类有什么一项行动，所以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有没有可能正好是反过来的呢？因为我们人类不做某一个行动，它也会出现一种我们期待中的良好的后果呢？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不为也是一种为嘛。
好，现代的例子咱就不举了，咱都知道。我还是举一个宋朝历史上的例子。和此前的朝代相比，宋朝的经济是比较繁荣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没有订立土地的管理制度。这在历史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宋朝田制不立”，没有立土地管理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朝廷完全不管土地，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朝廷没有把什么土地产权、所有的人口全部通过一些法令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什么人有多少田，怎么种，交多少，都由朝廷来规定。没有，在宋朝，土地相对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朝廷不太介入。
那这样结果是什么呢？当然你说可能会有土地兼并问题，很多地主老财家就有了很多田，这当然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民间活力被点燃，土地的利用效率被提高，整个社会变得有弹性。宋朝跟其他的所有朝代都不一样，宋朝没有大规模的流民对吧，也没有大量的土地的抛荒现象。所以这是宋朝总体财富增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它的土地可以自由交易。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那确实，宋朝的皇帝真聪明，是不是在现代读过经济学博士？不立田制，居然建立了土地交易市场，他们是不是懂现代经济学？哪呀，这完全是宋朝皇帝无心插柳的结果，这不是有意的。
宋朝为什么不立田制？最主要的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宋朝在建立的时候，它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彻底打碎的烂摊子的基础上。宋朝我们都知道，它继承的是五代，五代虽然是乱世，但是它运行到后周这个阶段，生产秩序在中原已经恢复了，中原周边其实都还挺好的。所以宋朝刚建立的时候，朝廷手里就没有那么多抛荒的无主的耕地，可以供朝廷自由分配，所以很难立起田制。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中国历史运行到宋朝这个阶段，国家的税收制度，已经摆脱了对于人头税的依赖。对，人头税就是数人头来收税。好了，到了宋朝，朝廷不用收人头税了，它就不用控制人口了，它只需要收财产税。当时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就是田地嘛。只要能够控制住田产，以及我知道这块田地的主人是谁，我找谁收税，我的税收就能收上来。所以你想，你如果是宋朝的皇帝，你作为皇权，你怎么还能有创立田制的动力呢？这不是白干的活嘛，就不干了。
所以你看，所有的帝王，历朝历代的帝王，在宣传自己多么英明伟大、有政绩的时候，都会强调什么？强调我做了什么。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才有了什么。但是在真实的历史逻辑里面，尤其是我们今天站在民生、老百姓的利益的立场上，统治者往往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远远比做了什么更加重要。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谈论历史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误区。经常会有人说，这个皇帝真烂真坏，他要是那样做，也许这个历史的结果就没有那么糟糕了。你看，又是把行为和结果连在一起。不，我们今天回看历史，看到的很多真相也许是这样的，就是有的皇帝，无论他做什么，在他的历史阶段，他已经无力回天。而有的皇帝呢，他则拥有一份非常难得的时代机遇，他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只要待着，他垂拱而治，都会有一份不错的业绩。
这就是像今天，我们一个坐电梯的人对吧，你在一百层楼等着采访他，他一下电梯就告诉你，我之所以能够爬到一百层，是因为我刚才在电梯里面做俯卧撑来着，你看我这腱子肉练的，我可辛苦了。其实他什么都不用做，他也可以通过电梯上到这一百层。这是人对自己的行动和结果之间理解的一个误区。
好，回到王安石变法。我看很多时候大家争论的都是，王安石变法，他的政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等等。怎么说，请允许我引用一本英文书，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书，叫《知识与决策》，这当中的一段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说在当今世界，人们忙于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而本书则认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做出什么决策，而是由谁来做出、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在何种激励和约束下做出，以及如果事实证明决策是错误的，用什么反馈机制来纠正决策。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宋朝，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时代，可能都无从回答。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一零七一年的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侧面。我们下一年，到了公元一零七二年再见。
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致敬环节，我想今天咱就致敬我们《文明之旅》的独家冠名赞助商SunLife永明。感谢，感谢你们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为什么今天要致敬他们呢？这是来自于我的一个感触。前不久我们和一些《文明之旅》的用户一起去到香港，参加了第三十五届香港书展，我们就借着SunLife永明的场地，举办了一个读书分享会。在书展上我还有点小收获，这本小书就是我在书展上买到的，它叫《杜甫一生》。这作者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诗人艾略特用英文创作的杜甫的传记，实际上是一首长诗。那中国的诗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人西川，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其中有一段话，我在书展上一读到，我就马上决定要买这本书，今天我也特别想读给你听。
他说：烽烟中的野兽，乱世中的山水，冷静的月亮，死亡、饥饿、忧心、孤独，远方的朝廷，转瞬即逝的繁华，回忆中的身影，被杜甫用格律谨严、修辞活跃的诗歌，壮阔地表述出来，并加以确认。下面重点来了：若唐代无杜甫，若安史之乱的刀剑马蹄声中不曾混入杜甫的哭声，则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历史肯定会略有不同，我们今天对美、崇高、对文明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方式，也会略有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内心有了一点触动，因为它道出了所有长期主义者和一切有价值事物的共同特质，就是因为你的创造和努力，从此之后，历史会略有不同。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和SunLife永明能够携手合作，正是因为我们都坚信长期主义。对于长期主义的践行者来说，内心最大的期盼，不仅仅是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持续有价值，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努力和创造，今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会略有不同。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特别渴望看到你们的留言和评论。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拜托大家，如果你有朋友喜欢看这一类的节目，拜托拜托，替我把《文明》节目推荐给他们。好，下周三《文明》要讲到公元一零七二年，我在这继续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