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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为什么会乱花钱?|罗振宇《文明之旅》之1011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1年。那这一年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

今年有一件高兴事,范仲淹,就是后来写出《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个范仲淹,今年22岁了,上大学了,而且是当年大宋最好的学校——应天府书院。而且范仲淹有出息,他不仅在这上学,仅仅15年之后,他还成了这儿的校长。你看这进步的速度。

但是请注意,严格来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管他叫范仲淹,他现在姓朱,名字叫朱说。这个字写成字就是说话的那个说,但这个说字放在人名当中,得读“悦”。所以上课点名的时候是朱说到。至于范仲淹这会儿为什么叫朱说,您可以自己去考证,因为过不了多久,大概还有30年多一点,等范仲淹在大宋政坛上大放光彩的时候,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肯定至少会有一期节目专门说到他,到时候我们再来聊范仲淹的这段辛酸往事。

好,先不打扰范仲淹上学,咱们先来看看这所当年的著名的985大学——应天府书院。应天府是在哪?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商丘又在哪呢?打开河南地图,在河南的东部,就是靠近山东和安徽的那片地方。

商丘的应天府书院不得了,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你算其他三座,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都是大名鼎鼎,而应天府书院是其中之首。应天府书院其实创建很早,但是两年前,就是1009年,被重建,是由当地的一个富人叫曹成捐的。他一共捐了是300万铜钱,为应天府书院修了150间房子。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大宋朝已经有这样的民间富豪了,他有钱,不仅自己要吃饱喝足,还要想着我死了之后怎么青史留名,所以他才会干这样的事。所以你看有钱人活到这个份上,这才是一个蒸蒸日上的盛世该有的样子。

既然说到钱了,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聊钱。这个时候最有钱的人是谁?是那些民间的富豪吗?不是,是朝廷,那是真有钱。

话说大前年,就是1008年,我们前面《文明之旅》讲过天书封禅,宋真宗跑了一趟泰山,花了一大笔钱,多少?830万。一缪就是1000枚铜钱串起来,缪就是串钱的绳子,对吧?跟什么一匹绢、一两银大致那个价值是相当的。所以你算算,大宋朝给辽朝每年交30万岁币,这被人骂到现在说这钱太多,但是皇帝跑一趟泰山搞祭祀,花了830万,快够给辽朝岁币30年了,这么大一笔钱。

而今年1011年,皇帝又要出门,随时收拾行李准备出门,这一次是去祭祀汾阴。往东是去祭泰山,是祭天,往西去汾阴是去祭地。那汾阴在哪儿呢?是在今天山西省的万荣县。皇帝是1011年2月28号出门,直到5月6号皇帝才回到开封。这次自驾游爽这么长时间,花了多少钱呢?比东封泰山还要多花了20万,这次花的是850万。

再过几年,到了1014年,真宗皇帝还要出门,去一趟今天的安徽亳州,去干嘛?去祭祀老子。就这么一趟一趟出门,大把大把花钱。请注意,皇帝出门去搞这样的大型祭祀活动,他不是说只有乌泱乌泱一堆人的,人吃马喂差旅费用不止这些。你算算,首先前期的动员造势就是一大笔钱。比如说去祭汾阴、祭亳州,当地政府、中央动不动就要组织几千个、几万个老百姓到开封去请愿,“皇上求你来”。这是一大笔钱。还有呢,皇上去祭祀一个地方,那个祭祀场所的修造,包括皇帝出行的车驾路过的地方,什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是一大笔工程费用。

当然,所有这些都还不值一提,最大的一笔花销其实是赏赐费用。皇帝走到哪儿一高兴,那是要当散财童子的,大把的钱是要赏出去的。所以这种祭祀活动是没有预算的硬约束的,看皇帝心情,多少钱都花得出去。

别忘了还有一处花钱的地方,我们前面节目讲过,从前年开始,在开封城还在造那个玉清昭应宫。相关的情况,你可以出门左转,看我们《文明之旅》1009年的那一期。从花钱上讲,玉清昭应宫那更是个无底洞。土建花钱,装修花钱,在里面举行各种仪式花钱,每次搞活动还要大把赏赐,更花钱。反正我看过一个夸张的估计,说玉清昭应宫前后存续的十几年间,围绕它花了多少钱?2亿。这个数我都不大敢信。

但是综合这么多笔花费,你是不是有点觉得奇怪?我们一般的印象,大宋朝的财政是比较紧张的,所谓积贫和积弱这四个字的帽子是大宋朝一直戴着的。所谓“几兵官穴费三穴”,你没钱又花费这么大,所以搞得国家财政受不了,后来才搞出了王安石变法。

而现在就这位真宗皇帝,他怎么就这么有钱呢?他怎么就能这么由着性子乱花钱呢?好,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011年,大宋大中祥符四年。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不一样。你看前面我们在讲1008年、1009年节目的时候,也是在讲真宗皇帝这点大搞迷信的事,但是当时我们用的都是一种叫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我们尽量站在这个历史当事人的身边,我们去尽量理解他,别人说你疯了我们可不信,我们要尽量解释你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干。

但是今天咱们换个角度,咱们离他远一点,我们站在人类文明共性的角度,我们再来追问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些君主、这些皇帝,他突然之间就有一大笔钱可以乱花呢?这钱从哪来的呢?第二,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些钱花在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呢?第三,为什么他们在什么宗教祭祀,就是我们今天人看完全是迷信,这类事情上会这么舍得花钱呢?仅仅是因为信仰或者是愚昧吗?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还是以宋真宗为例,就是你宋真宗为什么那么有钱花,以至于可以异想天开各种折腾?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答案是明摆着的,大宋朝有钱,经济好。对,宋真宗这个阶段,无论是土地开垦的数量、土地的税收,还是什么新技术、新作物的引进,还是商业的繁荣,那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峰状态,国家财政确实有钱。

但是请注意,在传统社会里面,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量大不大,和皇帝的口袋深不深,有没有钱可以花,它不完全是一回事。国家财政收入是个总盘子的问题,总盘子再大,它每一笔用项那都是确定的。皇帝能不能想一出是一出花钱,得看这个总盘子里有没有缝,有没有一大笔闲钱。所以你看这不一样的。

当过家的人都知道,一个单位、一个家、一个企业都这样,管外面看起来多光鲜、多么庞大,钱这玩意儿它永远不够用。对,你摊子越大,来钱的地方越多,花钱的地方也越多。所以不是有一句文学名言吗?王熙凤说的,《红楼梦》里面的词,对吧?王熙凤在贾府当家,她就说“大有大的难处”。

好了,所以什么时候当家人突然觉得有钱花,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发明项目去花钱、花大钱?什么时候?那通常都是因为一个原来要花大钱的项目突然消停了、消失了,一大笔预算空出来了,这就带来一个短暂的可以自由花钱的窗口期。

你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大项目通常就是战争。战争停了,一大笔钱就淤出来了。宋真宗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话说大中祥符元年,就是1008年,真宗皇帝封禅泰山。这个君臣刚从山上下来,真宗皇帝就跟他的宰相王旦就感慨,说我最近看咱们边境的一些奏报,今年的这个物价好便宜,北边的边境安稳了,这老百姓日子可就好过喽。宰相王旦就当时跟他说,“可不咋地,看起来每年我们要给北边,就是辽朝岁币,但是比起来用兵的费用,连1%也不到,咱现在有钱呐。”所以你听听,只要不打仗,一大笔钱突然就这么省出来了。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一般都觉得哪儿打仗哪儿就穷,这有点钱全部当炮灰了,正在打仗的国家,它的财政肯定就紧张,这当然是事实没错。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打仗的时候,朝廷、国家对于民间财富的汲取能力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真的是敲骨吸髓。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西汉末年王莽灭亡的时候,他宫里面库藏的黄金有多少?70万斤。这个数量有历史学家考证,据说是和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全国境内的黄金拥有量相当,70万斤。我再举个例子,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那朝廷打得好像已经没有钱了,但是黄宗羲有一个算法,说全国各地的税收,其实90%都集中到了北京。

所以你看仗打得越凶,朝廷虽然也没钱,但是朝廷对民间财富那个汲取就越彻底。好了,所以你想,战争如果突然结束了,但是原来的这个财富汲取能力和汲取机制又没有变,整个财富机器没有刹车,这可不就突然多了一大笔暂时还没有明确用途的钱吗?对吧?宋真宗皇帝现在澶渊之盟之后,突然战争机器停了,但是钱还在咕噜咕噜往里涌,有钱了嘛。

当然了,战争之后皇帝突然有钱,通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了胜仗,把敌人聚敛的财富收归己有。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天下,还有像宋代灭了十国,都有类似的一大笔收入,“你们的原来都是你们的,现在都划拉到自己的府库里面来”。好了,现在你明白宋真宗兜里的这一大笔钱是从哪来的。

所以过去历史看待皇帝的这些行为,总是看不惯,什么天书降神、东封西祀、大兴土木、大建道观这些事,老觉得皇上疯了、精神不正常、转了性了。其实不会的,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只不过这个时候,他突然面对一大笔多出来的钱,他要发明一系列全新的用处,他容易走上歪路,就这么简单。你就想今天的一个普通人突然中了一大笔彩票,你说他后面的精神状态、他的生活轨迹,他是不是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后面的人生,不是很强大的人不太好控制得住。我们这位宋真宗也是一样,他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要把这一大笔钱花好,而他的精神状态、他的行动逻辑,其实还是挺正常的,只不过后来走歪了路而已。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不是替宋真宗辩护,就是你体会一下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话说1008年,就是他决定要封禅泰山之前,其实心里挺没底的,“国家财政够不够我造啊?够不够折腾啊?”所以就问当时管财政的丁谓,丁谓就说,“皇上您放心,完全够,咱有的是钱,您随便花。”然后真宗才决定封禅泰山。所以你看皇帝心里是知道的,花钱得量力而行,得尊重国家预算,他心里有这个谱。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1008年的2月份,他还专门跟宰相们说了个事儿,说最近呐我看这个开封城里这个奢靡的风气有点抬头,我举个例子,就是经常有人把金子打成那种薄薄的金箔,这一年我算了一下,这还不得用掉10万两金子,这个风气不好,这个风气搞坏了将来不好回头。反正以后反正我皇帝用的东西,什么车马衣服之类的,都不要用什么金箔,我带个头。

你就说这位皇帝他管得细不细?能管到这么细的事儿。请注意,这可是1008年的2月份,就在一个月前,他老人家还自己在后宫里跟几个宦官一起伪造天书来着,马上就要准备上泰山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清楚得很,该省省、该花花,边界清晰不含糊。

再举个例子,在他决定要封禅泰山之后,真宗皇帝对这个预算其实卡得很死,卡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去泰山,你总得有什么军队随从护驾保护,军队就想做一身新衣服,搞仪式不能太寒酸嘛,这报告就打上来了。真宗皇帝就说,“说这个要是出征打仗,咱们军人换身新衣服还行,这趟咱是去泰山,咱们是去祭祀,不要搞得那么夸张,你们这么大的军队都要换衣服,这得花好多钱。”你就说这位皇帝能这么说,他是不是对自己要求还是挺严的?

好了,到了今年,我们前面说今年他要出门祭祀汾阴,还是这个主管财政的丁谓就跟皇上说了,“说现在有点受不了了,咱那国库,咱们这一趟花钱有点太多了,您动不动就是什么上万的赏赐,见人就赏赐,加上您还一高兴就免地方上的赋税,今年你这个税就不用交了,确实皇恩浩荡,但是我们管财政的人还是担心,国家的国库受不了,扛不住。”

真宗皇帝怎么说?真宗皇帝一板脸,说,“赏赐多点怕什么?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只要我们把该干的事情干好,把不该干的事情忍住,再省着点消费,钱不用愁,赏赐给老百姓的钱不能断。”

你听听,这皇帝是这么说话的,这说话很在理,精神状态很正常,这位哪还是我们印象中的这会儿已经变得神神叨叨的、奢侈浪费的宋真宗呢?

所以如果你非要问我说,宋真宗这些看起来颠三倒四的行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概说出来是这么个逻辑,这么几个判断吧。第一,战争不打了,国家是真有钱了,而且是突然出现的一大笔没有明确用途的钱。第二,东封西祀这些活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疯狂的迷信活动,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面,国家可不就两件大事嘛,一件是打仗,一件是祭祀。所以真宗皇帝作为一个古人,他是真觉得这是必要的。第三,即使是该干的事,真宗皇帝也不愿意乱花钱,他觉得自己是尊重预算的,是小心翼翼的,是尽量节省的。第四,还有第四,虽然东封西祀这些活动花了好多钱,但是皇帝觉得,这就是通过赏赐这个途径,把我收上来的钱还给老百姓的一种方法嘛,不仅没有什么不对,反而作为皇帝我觉得光荣得很,你看我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你看这么一说,这位皇帝的行为逻辑是不是就顺畅了很多?好像也没有什么哪不对头。

好了,如果你接受了这个逻辑,那就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皇帝为什么非要搞迷信活动呢?干点别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不就行了嘛?您不就是要把一笔闲钱花掉吗?为什么非得这么花呢?

我们接着来追问第二个问题,那些君主、那些皇帝,他突然有钱了,他为什么不把这钱花在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点出乎意料。传统社会里的古人,他认为花钱有价值、有意义,和我们今天的现代人认为怎么花钱有价值、有意义,它不是一回事。

我们现代人怎么看花钱这个事?什么叫有价值、有意义的花钱?简单说就是,把面向当下的花费你给我省下来,变成面向未来的投资和积累,把消费行为变成投资行为,苦着点现在,我们赢得一个更加亮堂堂的未来,这叫有价值、有意义,对吧?比如说一个普通人要是中了彩票,如果他只是天天胡吃海塞、呼朋唤友、换车换房、旅游、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我们当然会觉得钱反正是你的你就造呗,但是你境界不高。

如果这个人突然中了彩票,但是这一笔钱他去上个商学院,他去给孩子请了家庭教师,他买了个理财产品,或者是自己去创了个业,虽然在钱上也未必就划算,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他这么花钱,他更有出息,他更有未来,他这么花钱更有意义,对吧?再比如说,一个家庭要去度假,如果度假的方式就是全家老小在沙滩上晒肚皮、吹着清风,他是爽了,但是我们会觉得你们这一大家子没有出息。

如果他们家是爸爸妈妈带孩子去逛全世界的博物馆、去讲知识,我们会觉得你们家棒,你们家为孩子的未来做了投资,我们会对这样的家长高看一眼。再比如说,有人买了一块很贵的手表,我们就冲着翻白眼,“就你有钱,就你在这炫”。但是如果他能说出来,这是什么什么样的经典款,买了之后会保值增值,我们就会觉得人家好懂哦,我也想知道这些知识,对吧?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当消费变成投资,当我克扣我的眼下,我为更美好的未来铺就了台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笔花销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此我就是一个未来更好的人。

但是请注意,我们现代人之所以能这么想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做基础,就是未来会更好,整个世界是在一个持续增长的通道中,人类是整个要进步的。是这一套观念基础,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信念存在,不过才两三百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我们中国人这么想问题,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好,我请你穿越到传统社会,甭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你只要回到传统社会来看,这些信念很奇怪的,荒唐甚至狂妄。你怎么知道明天比今天好?日子不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这么循环过下去的吗?对,传统智慧是基于一种叫循环史观。这个世界就是反复走回头路,如果现在很好,那就一定要警惕,因为未来大概率灾难就在前面了。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些成语吗?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对吧?满招损,谦受益,什么过犹不及。一个老农民都知道的,连续三年丰收,老天爷是不会这么给你持续下去的,你就要准备迎接一次特别惨烈的灾荒,不要为眼下这点儿好事高兴。

相信世界是治乱循环、兴替的,这才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常识。所以如果一个今天的现代人穿越回去见到老祖宗,说“报告老祖宗,我们现代人都知道财富这个东西是可以持续增长的,我们这一代人200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老祖宗会怎么想?会觉得他的后代疯了,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也无法想象那个持续的增长。

对,这其实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社会它有通道,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它可以帮我们这一代人把现在的努力变成更好未来的台阶。它有金融手段,可以打通现在的价值和未来财富之间的通道。

传统社会没有。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过,说那个乡下的土财主和城里的资本家不一样,最典型的差别不是生活方式,一个不刷牙一个刷牙,是什么?是对未来的态度。一个土财主的内心,他充满了对未来灾难的恐惧,天天都在想那个大灾大难来了我怎么办。而一个资本家的内心,他充满了对未来增长的期待,甚至是贪婪。所以你看行为就不一样。乡下土财主有钱了,放在一个瓶里,夜里偷摸挖个坑埋在地里。而资本家有钱了,他就想着哪还有个新项目,我要投资、招工、办厂,接着扩大再生产。

要是乡下土财主生了个儿子,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儿子出门给他闯祸,“赶紧长大吧,长大给娶个媳妇,别出门,一门媳妇不够再娶两房姨太太,姨太太再拴不住你,抽上个鸦片烟,千万别出门。”而资本家有个儿子,送出去留洋,将来准备接班。你看这背后的不同是什么不同?你不要以为是观念的不同,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有没有让他看到投资未来、持续增长的那个可能性。

对,人都是聪明人,那个可能性没有展示的时候,你就是乡下土财主,展示出来的时候你的欲望被点燃了,你就是城里的资本家。这个区别是什么?其实也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

好,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咱们一起来理解宋代人,具体来说就是这位宋真宗他的难处。他当然手里有钱,但是他看不到投资未来的那个可能性。

你就想宋真宗可能说我现在就买国库券、买国债,对吧?那个时候没有国家信用担保的银行,所以就没有相对安全的理财产品,对吧?那个时候也没有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所以宋真宗说,“我可以投资一个远洋的贸易船队”,行吗?对吧?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所以宋真宗也不可能去买一些企业的股票,盼着这个企业做好。那个时候也没有持续进步的科技,所以宋真宗总不能说我们来悬赏,找一个叫瓦特的人我来投资,让他研发蒸汽机。所有这些面对未来的可能性,对他都不存在。

好,回到宋真宗的处境,现在澶渊之盟达成,已经不打仗了,国家突然有了一大笔闲钱,怎么花?没有投资未来的渠道,那闲钱要么就存着不动,要么就消费。而作为一个受儒家教育多年的君主,他的消费方式还要符合儒家对于一个帝王的起码要求,你不能搞酒池肉林那一套,对吧?所以挺难的,这钱怎么花出去?

我们1003那一期的《文明之旅》提到过一个老宰相叫李沆,李沆临死前就说了这么一番话,跟当时的一些年轻人说,“咱们现在这位圣上、这位皇上,他年轻血气方刚,一旦将来他没了危机意识,他要么就去搞声色犬马的享受,要么就大兴土木,要么就搞迷信活动,要么就去打仗,反正就这四条路。我李沆现在岁数大了,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但是你们将来这些年轻的宰辅、这些大臣,将来有你们受的。”

这是李沆当年说的话,这真是历史深处的忧虑。李沆是谁?宋真宗的老师。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位学生、门生天子的道德品质心里还是有数的,不担心他有多坏,他担心的不是皇上变坏了怎么办,而是一种任谁都逃不掉的宿命。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帝有精力,如果再有钱,你让他怎么花?

李沆刚才说的四条其实是啥?就是一张古时候皇帝的消费清单,他列出来了,钱的去处不过就是这么四条。第一条没出息的声色犬马、酒池肉林。第二条有野心的打仗惹祸。走上这两条路,那对国家是深重的灾难。

那就剩下来两条,相对不错,只能说是相对不错。第三就是大兴土木,还算是给国家搞了个建设吧,要是这个建筑工程没有被烧掉,将来还算是个旅游景点,对吧?也算多少投资了个未来。第四就是搞迷信活动、搞祭祀,按照当事人的观念,上求老天保佑,下能凝聚民心。

你听听,这好像也是在有一点点投资未来的影子。反正干这个事,总比声色犬马和穷兵黩武强。那你想想看,除了这4条,一个皇帝有了钱,除了不花他还能干吗?所以听完了李沆这4条,你是不是也挺替宋真宗为难的?

我再说一个有史料记载的情境,你再感受一下咱们这位真宗皇帝和钱之间的关系。话说4年后,现在是公元1011年,四年后就是公元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皇宫里面突然起了一场大火。最开始的起因,是一个王府的佣人在府里面偷东西,今天摸个这明天偷个那,结果害怕东窗事发,就干脆想点火把罪证给消灭了。结果这个火点起来你可就撼不住了,一直延烧,先烧了王府,然后烧到皇宫,烧了12个小时。皇宫里的什么左藏库、内藏库,还有朝廷收藏珍本图书的地方,是全部化为灰烟。

真宗皇帝这个心疼,就看着这个火,看着底下人救火,那个场景乱糟糟的,就在这叹气。说太祖太宗揽了两朝的财富,我都不大敢随便乱花的,现在好了一把火全烧了,实在可惜。别说他,隔了1000多年我看到这段史料,我都替他心疼得要死。所以皇帝心疼确实是心疼,因为这个内库不得了,它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的时候就开始建,把什么从后蜀、南唐这些小政权搜集来的战利品、钱、文物,全部都收在里面。太祖皇帝还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将来我就拿这笔钱去跟辽朝人谈判,去把幽云十六州买回来。如果他们不干,我就用这笔钱去招募天下勇士去打他。所以这笔钱其实是买回来或者收回来幽云十六州的资金。

后来宋太宗继位的时候,就是他弟弟,有一次去库房里看,对身边人说:“这么有钱的咱们,这金银财宝堆得跟山一样,什么时候咱能花完?我大哥也真是,经常还在那念叨说钱不够花,这门的也太过分了。”就这么个库房现在烧了。

咱们可以把自己带入想一下,如果咱们家里一大笔理财产品突然爆雷,就算咱情绪稳定,但是发愁的事肯定是有的。为啥?因为一大笔钱没了,你原来安排好的那些支出怎么办呢?车贷、房贷、孩子的学费怎么办?原来打算买的东西,你是买还是不买呢?等等。所以最着急的事情,是重新调整这个财务安排,钱没了嘛。

但是你看当时宋真宗和他的宰相,就是那个王旦的对话。火灾发生,火光冲天,宰相王旦也是着急忙慌赶到宫里去见皇帝。见了面磕完头之后,你总得有个安慰嘛,宰相嘛你是。王旦就说:“没事陛下,您是富有天下,钱没了咱再慢慢揽,别着急。”然后君臣二人这对话,就开始迅速转移话题。王旦就接着说:“这个是天灾,这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宰相没当好,老天爷降下天火来惩罚?要不我辞职您看好不好?”皇帝没接这茬,皇帝说:“钱好办,但是烧了很多军需品,又得麻烦老百姓重做,这个事比较难办。”然后王旦宰相又接话说:“说这次大火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侍卫们救火还是非常英勇的,回头得表扬。”皇帝又接下话说:“皇帝说这要不我下个罪己诏,然后让大家给朝政提提意见,这看来这也是天灾,这是上天示警。”

这几乎就是史料原文的记载,只不过我是用白话文表达的。你听下来啥感觉?就是东一嘴西一嘴,大家各说各的。钱没了他又心慌又心疼,但是没有一句话是落在就是钱没了这么大的财务窟窿怎么填,没人聊这事。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场对话,我们可以推测一个真相是什么?就是这么大一笔钱,除了太祖赵匡胤当年说的我要把幽云十六州买回来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用处之外,它就一直在这待着,几十年了没有用处。

所以你现在知道这笔钱和大宋天子的那个关系,和过去乡下土财主说把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一罐里,然后埋在地里有啥区别呢?所以烧掉了既没有什么现实后果,也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国家支出项目的缺口,不过就是一笔闲钱没了。当事人当然心疼,但是叹口气也就算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代人看宋真宗大兴土木,觉得他在奢侈浪费,为他着急。其实在他的处境里面不是这样的,在他的处境里面,是我有钱要么就是存起来,要么就是把它消费掉,只有这两个选择。如果存起来,你看这不就现成的这个例子吗?水火无情,随时就可以化为灰烟,没有银行存的。如果消费掉,那一面就是儒家的道德约束,你得节用爱民,你不能胡花。一面是内心的价值焦虑,我花钱要花出意义。所以你看皇帝面对钱他有难处。

我记得吴伯凡老师他针对现代企业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企业你千万别有多余的钱,你有多余的钱,你就会去干多余的事儿,说白了就是不该干的事儿。企业和人一样的,不是钱越多越好的,你能驾驭多少钱,是由你的内在能力决定的。如果在我的世界里突然多了一笔多余的钱,一笔我可以随便乱花的钱,放心,我一定会干多余的我不该干的事,这笔钱可能就要给我惹祸。

好了,用这个理论,我们再来看一下1000年前的宋真宗,他东封西祀,他大搞迷信活动,糊里糊涂花钱。我们好像又多了一层理解,因为这已经是他可能的花钱方法当中最无害的一种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又得解释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花钱只能是这么消费,不能面对未来投资,当时没有这个条件,那请问你宋真宗为什么不把钱花在那些生存品上呢?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们接着来解释第三个问题,就这些君主这些皇帝有了钱之后,你为什么不把钱花在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上对吧?你们也是自以为好人圣贤,信孔夫子的人,这明摆着的好事不做,你往另外一条路上花,大兴土木大搞迷信,这是为啥?你看这也需要解释。

我们今天提供的解释不是来自于历史学的,我想提供一个稍微抽离的,离它远点的来自于经济学的解释。这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本书,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吴乐曼写的《富种起源》。这本书本身的主题很复杂,但是这里面提出的一对概念,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

这本书把人类所有的产品分成了两类,一类叫做生存品,一类叫做效用品。什么是生存品?顾名思义就是能让我们活下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粮食、衣服、住宅、养儿育女的花费等等。我们一般说刚需,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没了这一类生存品,我们生命的简单存续不能保证,这叫生存品。

那还有一类叫效用品,就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效用,什么效用呢?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艺术,有的是娱乐,以及所有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有精神价值的、有情绪价值的东西,这都叫效用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能给人带来某种幸福感,但是对生存没啥用,甚至是有害。

好了,生存品、效用品,这个分类有什么意义呢?我自己看这本书,这概念给我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观念颠覆。第一个颠覆,过去我们是直觉理解这个生存品和效用品之间的关系,就是古话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者是换成那句也行了,叫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其实都一个意思,就人是在满足生存品之后,然后我才需要效用品。这跟刚才我问的宋真宗这个问题是一样的,老百姓还在啼饥号寒,还没有吃饱,你搞什么迷信活动对吧?

但是这本书提供的这个分类,这个视角让我看到了另外一层,就是人类并不是先生存再效用的。你就想《白毛女》里面的杨白劳,给他的女儿喜儿扯上了半尺红头绳,是因为他们家吃饱喝足了吗?不是。红头绳是什么?就是好看,典型的效用品。买红头绳的钱,他们家就是少吃了几颗粮食对吧?这就耽误生存。但是穷人家里穷,穷人就不能抽烟喝酒,就不能给女儿买根红头绳吗?效用品和生存品完全可以同时存在。

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想过。我今天还带来了一本书,叫《贫穷的本质》,算是研究贫困问题的经典了。这两位作者还因为这本书拿到了是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去过一个非常贫困的村落去考察,他们就发现当地很多儿童饭都吃不好,普遍营养不良,但是好奇怪,家家都有电视机。当地人会攒很久的钱去买一部电视机。去调研的学者就问他,说这是为啥呀?饭都吃不饱买这玩意。村里人的回答很朴素,他们说电视机比食物重要。

这个仔细想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反正你想我的经验,我小时候就经常省下早饭钱买一本课外书。你再看今天有多少小姐姐为了身材好一点忍饥挨饿。咱们中国古人也有所谓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种说法。所以你看从个体选择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效用品比生存品重要没什么奇怪的,并不是说先满足生存,然后我再追逐情绪和精神享受对吧?

群体选择就更是这样了,刚才我们说的是个体,你放眼到群体选择,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古国,都是几千年前,几千年前那个生产力水平都不会太高,但是文化为什么搞得那么灿烂呢?老百姓肯定还很贫困,但是不耽误。什么古巴比伦有空中花园,古希腊有雅典神庙,古埃及建了那么大的金字塔,这就是作为群体选择里面,它压抑了生存品,结果提高了效用品。

早些年我有一次去埃及旅游,我的导游是一位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埃及小伙子。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你来咱们埃及,埃及所有的景点都是什么神庙、坟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死人准备的。说我们埃及没有一个景点是为活着的人盖的。这跟你们中国不一样,你们中国很多皇宫什么是供活人,皇帝活着的时候享受的。他说为啥有这个区别?是因为我们古埃及人觉得活着的这一生没有什么意思,趁活着的时候为死后的那个世界多做一点准备,这才是正经事。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拼命为死亡之后的世界去生产效用品。你看,贬低现实生活的生存品,坚定追求精神生活的效用品,古埃及人几千年前他就是这么过的。在全人类各个文明的考古发掘当中,我们看到的很多人类文明遗存都是这样,都是一帮肚子没吃饱的人,把大量的资源用在祭祀上。

不信你到今天的欧洲去看对吧?那么多雄伟的大教堂,你一查哪一年开始建的,很多都是从最贫穷的中世纪开始建的。人民是啼饥号寒,勒紧裤腰带去建设那么庞大那么奢华的效用品。

这么说一圈咱们再回头来看,这位宋真宗搞的大兴土木、东封西祀,是不是好像也没啥奇怪的?他不过就是重演了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个规律吗?就是我们人类非常奇怪,饿着肚子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享受,效用品常常战胜生存品。

效用品这个事还有一个特点,它不像我们平常想的那样,我满足生存之后,我搞一点精神享受怎么啦?劳逸结合嘛,我能控制得住嘛。不会的,效用品是会自我强化的,而且停不下来,一直走到极致荒唐的地步。这个规律还不仅是在人间存在,整个大自然所有的生物,几乎都受这个规律的影响。

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孔雀开屏的那个公孔雀的尾巴。它就是孔雀世界里的效用品,因为它除了好看什么用都没有,而且它耽误公孔雀觅食的效率和逃避天敌的速度。所以从生存的角度上来说,你要那玩意干啥呀?很荒唐嘛。所以当年的生物学家达尔文,都快被这公孔雀的尾巴给愁死了,因为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长这个尾巴这是适者吗对吧?生存哲学解释不了这么长这么好看的尾巴。所以后来没办法,达尔文又提出什么性选择理论,再后来生物学家费舍尔又提出来费舍尔失控理论等等,就想解释这个尾巴到底怎么来。我们不解释这些理论了,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在孔雀的种群里面,它互动的结果。说白了吧,就是母孔雀惹的祸。

我们稍微推演一下这个过程,你想刚开始母孔雀是把公孔雀的尾巴当信号用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雌性,我要生下一代,我总希望基因好对吧?我孔雀的世界又没有三甲医院,对公孔雀也不能搞体检对吧?所以我只能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号判断谁身体好,谁尾巴长谁证明身体好基因优良,这就是我亲老公。这本身并没有错,挺好用的一个判断指标。但是时间一长,这母孔雀的群体就开始认死理了,它们就觉得尾巴越长,我老公身体就越棒。

这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公孔雀也没有办法,即使它身体很好基因也很好,就是尾巴比隔壁那一只稍微短一点,就没有媳妇。所以它怎么办?这一局它就只能跟着继续把尾巴长长。这如果简单解释,所以整个孔雀的物种就演化成公孔雀的尾巴越来越长,一直长到荒唐的程度。这回头一看这不背离了初心吗?是,但是改不了了,这一条追求效用品的路,一旦走上退不回来。

动物界里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那种大得离谱的那个鹿的鹿角,还有那种越长越长,最后把自己脑袋能戳破的那个野猪的牙,都是这么来的。

好,我们回头来说人类社会,一样的。很多现象刚开始它就是个生存品,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公孔雀雌孔雀它互相之间会互动,我们人类互动的方式更多对吧?比如说竞争、嫉妒、炫耀、攀比,这些互动的因素,最后就把生存品活生生就变成了效用品,还刹不住车,还一直要往前发展,不到荒唐的程度根本就不会停。

就拿我们每天的吃饭来说,咱们今天是都知道了,一个人要想维持生存,需要的食物其实很少的,真的是花不了几个钱,要是吃多了没准还有健康问题。这是把吃饭当作生存品。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世界的另一端,真的就存在米其林三星餐厅这种东西,一顿饭动辄人均三四千块钱,要想吃得够排场,说白了多少钱你都花得进去,就这样还一座难求。所以你看填饱肚子只需要生存品,但是吃米其林,吃饭这个事发展到这,他吃的就是效用品了,这就刹不住车了。之所以会是这样,这不就是人和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吗?因为竞争、嫉妒、炫耀、攀比,这些因素最终就会出来,把一顿饭吃成那样的怪胎。

所谓效用品,其实就是生存品在人间互动中被推到极致后的样子。

好了,带着这个观念,我们再回到1011年,这一年宋真宗继续搞他的迷信事业,西祀汾阴,开封城里面还在大兴土木,建他的玉清昭应宫,随便花钱。刚开始他做这些事儿,可能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强化赵家天子的合法性,是他皇权的生存品,刚开始特别必要。但是到了后来,当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游戏之后,你会发现人群中的那些有趣的互动就开始了,竞争就开始了。比如说想往上爬的官员,他要比拍马屁的音量,各种地方势力要比看谁能把皇帝弄到我们这里,也搞一场祭祀。所有的工匠互相也得比,看谁得的赏赐多,谁能干到更多的活。老百姓也盼着有赏赐,盼着皇帝打我这儿过我能瞧一眼。而皇帝本人,就像我们以前的节目说的,他也要用下一个谎言来掩盖前一个谎言。对,整个这个过程,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中振荡放大,是没人能踩得住这个刹车的。你看见了吗?整个事件跟我们前面讲到那一条公孔雀的尾巴越长越长,直到荒唐,有什么区别?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这已经是第12期了,对应历史已经过去了12年了。我们这位真宗皇帝,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个30岁登基的青年人了。咱们真宗皇帝今年43啦,像什么吕端、李沆、寇准这些老资格的,他老师叔叔这一辈的大臣,死的死免的免,也就是说他父亲留给他的那些班底已经基本谢幕。而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是他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在心态上已经完全建立起了对这些大臣的心理优势。尤其他还刚刚签完了澶渊之盟,为整个大宋帝国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和平,而且帝国的财政状态也不错。所有这些状态像个什么人?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一个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那个叫事业小成的中年人。

这种状态的中年人,就很容易沉迷到一项兴趣爱好里,就是他的人生的效用品里。不是有那么个句式嘛,说什么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或者是钓鱼穷三代,玩鸟毁一生,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总之说的都是这样的中年人,财务自由,事业小成,也没人能管得了他了。他原来的奋斗目标,要么就实现了,要么就放下了对吧?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钻到一项爱好里,在什么同伴,在那些卖器材的商人的鼓励下,越走越深。你要说在这行里专业上他有什么成就吗?好像也没有,但是他就是很痴迷很疯狂,很难回头。他在效用品的世界里越陷越深。

这本身没什么,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中年人,他花钱太多,以至于伤害了他的家庭,他周边的人,或者严重偏离了他本来的社会角色,那咱们冷眼一看就会觉得这人怎么疯疯癫癫的。对,在效用品的世界里,你进得去还要能出得来,这可不容易。

这期节目的最后咱们说个题外话,自古以来其实就有这么一个难题,就是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分清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欲望。

南宋的大儒朱熹他讲过一个答案,什么叫需求什么叫欲望?他说你要是正常吃吃喝喝,这是需求,符合天理。你要是天天想山珍海味,那就是欲望。你要是想有个生活伴侣,正常夫妻,这是个需求,符合天理。你要是天天想三妻四妾,这就是欲望。

这段话我很早之前就看到过,当时觉得这个朱熹说的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说白了就是告诉我们凡事不要太过分。但是今天我从《富种起源》这本书里看懂了生存品和效用品这一对概念,我有一点新的启发和心得。请问什么是需求什么是欲望?需求就是生存品,它的特征是满足了我就不想了,这就是需求。比如说我饿了我想吃饭,吃饱了我就不想了,这就叫需求。而什么是欲望呢?欲望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说的效用品,越满足就想得越厉害。比如我越有钱,我就越想有更多的钱,更多的性,更多的胜利,这就是欲望。

所以刚才说的是国家大事,回到个人,欲望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效用品,不能没有,否则人生太过寡淡。但是每出现一个新的欲望,我们都得警惕,咱可别一直惯着它纵容它,任由它在人性的互动中潜滋慢长,直到长成一根长到不像话的,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的孔雀尾巴。对,这就是宋真宗的人生教训。今天借他老人家的人生教训,咱们也共勉。

好,这里是公元1011年,我们下一年公元1012年再见。

前两周我在节目里说,我想给《文明之旅》这个节目开一条副线。你看《文明之旅》的节目是按照时间一年一年往下走,那这个副线呢,就应该是按照空间一站一站往下走,把我们关注的那些文明地标,应该用20年的时间都点亮一遍。

今年6月3号这个副线我们就开启第一站,这一站我为你请来的旅伴是大文豪苏轼。我们会去到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州,在三苏,就是苏洵、苏轼、苏辙他们父子三人生活成长的那个故居,今天叫三苏祠。就在这个地方咱们做一场直播,一起读一读苏轼的诗文。那天晚上,不管你生活中有什么烦恼,你都可以和我一起,一手放下现实中的烦恼,一手推开身边的一扇暗门,来到属于你的精神上的平行宇宙,苏轼的诗文宇宙。

其他同学的看片团,直接要杀到户外去了。南京的猫头鹰学社趁着五一假期,直接把看片团搬到了栖霞山,走进了历史现场。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个人,他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你可能也发现了,1011年这期节目,就是你刚看的这一期,我们没有就历史说历史了,我们没有只讨论真宗皇帝东封西祀大建道观的是非对错。我们这期节目是想站得离他远一点,甚至是离中国的宋代都远一点。我们站在人类文明共性的角度,用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人类的那些普遍心理动机和社会历史环境的互动关系。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亚当·斯密《国富论》这本书的感受,太惊叹了。他竟然可以这样跳出他具体的文化,具体的国度和具体的环境,他能跳得那么高,跳到普遍人性的高度,再来回看这个世界。他看到的世界是那么不一样。

隔了这么多年,亚当·斯密直到今天还在提醒我,我在做《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时候,那就是应该充分利用好几百年来全人类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理解历史现象。理解历史现象,就得既要进得去,能够调动人之常情,又要跳得出来,回到什么?回到普遍人性。

好,《文明之旅》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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