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6年。这是大宋的庆历六年，大辽的重熙十五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不多，但是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特别活跃，他叫张方平。当时他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只是大宋御史台的长官，他后来也升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但那还是20年之后的事。
但是奇怪，你说就这么一个级别的官员，记载这一年史书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才两卷，但是光张方平的言论居然就有十处。可以说张方平是这个阶段大宋政坛上发言最踊跃的那个人。张方平这辈子有两点让人记忆深刻，一个是活得长，在北宋宰相级别的人里面，他的寿命仅次于文彦博，文彦博活了91岁，张方平活了84岁。这个岁数在那个年代不得了，是个传奇人物。活得长经历的事自然就多，他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王安石变法。
张方平被历史记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年后他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发现了三个人才，对，就是苏洵、苏辙、苏轼父子。是张方平把三苏父子推荐给了朝廷里的大官，包括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所以苏东坡这一辈子把张方平当老师对待，甚至张方平死了之后，苏东坡还给他守了三个月的孝。你看，这是一段佳话，不过这也是后话，今天我们暂且不提。
我们这一年提张方平是因为他发表了那么多言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冗官，就是官实在是太多了。张方平是现身说法，他就说自己的观察，说仅仅十多年前，你皇帝的秘书班子和宰相的工作班子还不到30个人，但是现在你再看，50多个人。十多年前整个开封城的京官还不到2000个人，现在你再一算，2700多个人。张方平说自己当年在管理低级武官的时候，全国的低级武官也就是4000个人，现在呢，6000了。短短这么几年就膨胀成这个样子，现在再不动手裁撤，以后可怎么得了。大概就写了这么个奏疏。
张方平提出的这个现象可不只是现在，从宋代的初年就已经开始了。我简单给你算一下，你看宋太祖的时候，全国官员的总量不过是三五千人。这已经不少了，但是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到了八九千人。再过几年那个包拯，就是咱们熟悉的包公计算过，这个数字又变成了17000多人。所以你看，不是张方平在这危言耸听，这个官员的数量它确实一直在膨胀，而且是坚定地在膨胀，好像不可逆。要不然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发达的中华唐宋文明。
但是话要说回来对吧，官僚制也有一些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效率低下，还有自我膨胀。今天我们重点说的就是自我膨胀。对应到中国历史上的话题，就是冗官问题。请注意这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古代的问题，只要是个官僚体系，它就一定会膨胀，在政府在企业都一样。这简直就是一个宿命般的规律。所以现代社会学、管理学研究组织膨胀那可是一个显学。
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有一个学者叫帕金森，他就说过一个现象。他说从1935年到1954年，英国海军的地位是不断下降的，你想到1954年二战都结束了，但是英国海军部从1935年的8118个人增加到了二战之后1954年的33788个人。还有一个部也是英国的殖民部，你想二战之后英国的殖民地是大大缩小了，但是英国政府的殖民部从372个人增加到了1661个人。你看这和我们今天讲的发生在大宋朝的事情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帕金森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叫帕金森定律，简单说就是两条结论。第一条就是官僚机构他做一件事，你给他多少时间他就能花掉多少时间，你给他多少预算他就能花掉多少预算。这是官僚机构的第一个本能，就是把所有给定的资源空间全部都占满，该用的全部用完，不会给你留下一丁点渣的。
帕金森定律还有第二条，就是一个平庸的官僚他怎么保证自己的权力呢？他毕竟有很多活要干，但他很平庸咋办？他的办法就是招聘两个更平庸的助手来帮自己，更能干的他也摁不住。所以就得是更平庸的助手。你看明朝末年，有一个大才子叫侯方域，就是戏剧《桃花扇》的那个男主角，他就说过这个现象。他说你看一个普通的吏，他本身就是个跑腿的，但是他也倾向于给自己再弄两个跑腿的，那个吏的总量怎么膨胀起来的，就是这么膨胀的。我们今天在身边也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只要是一个官僚制里面的人，他就有那个冲动给自己弄两个跟班。
我记得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过，他说千万千万在管理中要警惕那种办公室里的“大白兔”。什么叫大白兔呢？就是那种看起来人不错，人畜无害，但是能力稍微差点的中层管理者。这种人就叫大白兔，他特别能生，你一眨眼，他就会生出一大堆小白兔，就是招聘一大堆更平庸的人帮他解决问题。而这些小白兔稍微待够年头，他就成了大白兔，他会迅速生下一层的小白兔。所以整个组织就会恶性膨胀。那位企业家跟我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把大白兔给他干掉，虽然他眼下看着人畜无害，但这是个隐患。
刚才我们说的帕金森定律还有从组织外部，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做解释。研究组织管理的学者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叫目标置换。简单说就是官僚组织在运行的过程中，它本来是有目标的，但是这个目标特别容易迷失，就是忘掉了初心。他只能盯住一些叫替代性的目标，或者干脆把手段变成目标。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安全生产这总是重要的吧。好，为了这个重要的目标，我们成立一个部门，就叫安全生产部。但是这个部门他怎么工作呢？安全生产是目标，但这个目标怎么达成呢？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找一些替代目标，比如说把安全培训搞好，这就变成了部门的目标。而这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呢，甚至搞培训他也不知道怎么搞，他只能再把目标降一级，降成我能确保今天培训到场人数足够多。
所以你看，这个目标是一层一层坍缩的，从安全本身到安全培训，再到安全培训到场人数。你看这个官僚组织是在干活，他也很忙，但是原来的目标是被替代了。这个现象特别普遍。我今天还带来了一本书，这是南宋的大学者洪迈写的《容斋随笔》。这里面他就举过一个自己的例子，洪迈有一个一岁的儿子，他有一次给这个儿子办个手续，就将材料往上递，一直送送到了中央的吏部。吏部批完了之后把材料再下到当地的衙门。衙门一看办这个事，好洪迈，你那个儿子补一些材料，主要是补两条，一条是让这个孩子证明你洪迈是他爹，第二条是让这个孩子证明他没有犯罪记录。这孩子一岁，把洪迈气得是啼笑皆非。对，管是吏部还是地方上的有关部门，他们的目标又不是给你洪迈这样的基层官员尽快把事办成，他们的目标是我在办事的时候，我得符合我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我在里面不要犯错误，所以我让你补材料，你觉得荒谬，这就是我的规定。所以你看，这也是一种目标替代。
那还有一种目标替代，就是官僚机构把维持自己的存在本身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我得活着。这和大自然里面所有的物种是一样的，求存才是最大的目标。求存的手段就简单了，就是要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规模嘛。你可以代入想象一下，您现在就是某个公司里面的某个职能部门的老大。你的这个部门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要替公司解决某个严重的问题。好，咱们现在扪心自问，你会允许这个问题在你和你的部下的努力下彻底消失吗？问题消失了，你这个部门明年的预算和编制也就没了。你会允许这个事发生吗？不，你会玩命强调这个问题还在，而且很严峻。
而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尽可能多找组织上要编制和预算。那你说你这么想或者这么干，你会觉得自己是坏人吗？不会的，你一点都不会有愧疚感，因为你是这个位置上的老大，你就有了为这个位置存在而拼搏的本能。对，这也是官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古代的语境，看看官僚制的膨胀。它固然有一些像帕金森定律这样的解释，但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下，产生冗官现象还有一些独特的原因。关于宋代的冗官问题，现在研究大体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宋代搞出了一种重床叠架的官职，让官员之间互为牵制。你想一个干活的后面站着八个看着他干活的，那官能不多吗？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推进科举制，所以朝廷录取的进士数量远超前朝。你想整个唐代录取进士不过6000多人，而宋朝仅仅宋太宗一朝录取的进士就有1万人，所以你宋朝的官能不多吗？
还有第三点，宋朝搞出了一种非常发达的恩荫制度。什么是“恩荫”呢？“恩”就是恩情的恩，“荫”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阴天的“阴”，请注意这个字在这儿不读树荫的“荫”，它得读第四声，因为是当动词用，读yin，所以是恩荫制。简单说就是你当了官，那你就成了大树，你可以照顾自己的亲戚子弟也当官，在你这棵大树底下乘凉。假设比如说我现在罗振宇成了大宋朝的宰相，那我就有了一系列的特权。比如说在国家有重大典礼的时候，我就可以打报告写申请，指定四个人当官。哪四个人呢？一个我本宗的亲戚，比如说罗家的某个侄儿；一个异姓的亲戚，比如说我母亲或者是夫人家的一个侄儿；还有一个门客、一个医生。如果我退休了，我还有一份特权，我可以给朝廷写报告，这都是按规定来的，我可以再指定三个人当官。如果我死了，我临死还可以写一张遗表，可以指定五个人当官。你算算我这一辈子当一个宰相，我可以拖拖拽拽让一二十个人上岸当官。
刚才这一段，你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奇怪，你照顾自家的亲戚也就算了，这里头怎么还有个医生呢？对，你想那个时代可没有什么高级干部病房、三甲医院对吧，我病了，我怎么有信心让医生好好照顾我替我看病？我是宰相，按照国家规定，我可以指定一个医生当官，是不是你尽心治疗我我就指定你？所以你看，这是朝廷照顾我宰相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说到这儿，我估计你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对，冗官在大宋朝这不是活该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宋朝的皇帝在封官问题上手太松了，这也封那也封，这官能不多吗？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做那道应用题，那么多管子往里进水，那么细的管子往外出水，你这个澡盆要不溢出来那不见了鬼。所以这么一想，好像治理冗官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裁撤，把水龙头关掉，拼着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财政崩溃，你说是不是？这就是传统上看待冗官问题的认知模型，这和我们今天谈论一个胖子减肥是一样的。你为啥胖？因为你每顿饭都多吃了几口，你把自个儿活活吃成了一个胖子，说到底还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嘛，都怪你自己。那么好，顺理成章的解决方案就来了，怎么减肥呢？你狠狠心，管住嘴迈开腿不就行了嘛。
所以你看，历史上王朝的危急之时，往往就是滥封官爵之日。还是唐朝，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朝廷的军队想要打败叛军，怎么打？朝廷又没有现钱，只能封官，朝廷手里就剩这个了。据说当时大将出征的时候，朝廷是给一沓空白的委任状，你就靠这个去激励部下，你的部下打了胜仗，你就发他一张，至于里头填什么封他个什么官，你爱填啥填啥，当时就这么胡来的。到后来一个大将军的委任状据说贬值到了只能买一顿酒喝的程度。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视角差异，我们这些后人是从事后看，总觉得不对，你这些滥封官爵把财政拖垮的皇帝很愚蠢。但是如果你在历史的当场呢？如果你是当事人呢？你会觉得那些吝惜爵赏，不舍得封官的人很愚蠢。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里面就有，李渊就觉得隋炀帝特别蠢，怎么能够吝啬到不肯封官的程度呢？
其实再早个几百年，还有一个名场面，就是楚汉相争的时候，那个韩信说起项羽这个人就痛心疾首，他说项羽这个人哪都好，对人恭敬慈爱，要是部下生了病他比谁都心疼，一边去哭一边给吃给喝，但是有一样，项羽这个人在官位上特别抠。他遇到部下有功劳，应该封爵封官的时候，怎么就那么舍不得？一个官印拿在手里反复盘，都快把那个印给盘破了，也舍不得哆哆嗦嗦地给出去，就抠到这个程度。所以韩信给项羽的这个性格起了一个很著名的名字，他说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妇人之仁”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反过来再看，韩信跟谁说的这番话？他投奔了刘邦，刘邦在封官问题上那手面就大方得多。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古人，你稍作对比，一方面是隋炀帝和项羽，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失败者，没想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舍得封官，在他们的治下不会出现冗官问题；而吸取教训的对立面是李渊和刘邦，这两个反倒是在封官问题上非常慷慨大手大脚，制造冗官的人，一个成了大汉的，一个成了大唐的开国君主。
我说到这儿，你还觉得官僚机构的膨胀是一个不理性决策吗？不，这是每一个危机时刻的理性决策，只不过它最后堆出来的是一个冗官的荒谬现象。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合成谬误”。比如说看演出的时候，前排的人为了看清楚一点就站起来了，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当所有人都站起来之后，大家其实都没有看得更清楚，相反每个人都更难受。你看人类社会是总有这样的事的，每个人做得都对，但是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对所谓的“冗官现象”不就是这样的“合成谬误”吗？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开国皇帝的情况，你可能会问，那建国之后的皇帝呢？这皇位都是自家的了，局面也稳定了，还有必要继续纵容官僚系统的扩张吗？那好我们就来看一个著名的场景，就是杯酒释兵权。这故事的情节我们都熟了，话说宋太祖赵匡胤上台之后不放心身边的武将，就摆下了这么一桌宴席，请大将石守信等人来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叹气，说我这个皇帝当得没意思，不如原来安稳。大家一听就慌了，你咋了你咋不放心呢？赵匡胤就说我对你们倒没啥不放心的，咱都是哥们，但是万一你们手下人也搞你们原来对我的那一套，搞什么黄袍加身呢？你们跟我一样被逼无奈当皇帝可怎么办呢？大家一听就害怕了，腿一软跪在地上，求大哥指点一条生路。大哥赵匡胤就说，那这么地吧，人生苦短求财为安，我多给你们钱，你们去地方上当大官，这样君臣之间不就没有猜忌了嘛？果然第二天大家赶紧辞去军职，辞职之后赵匡胤果然既多给钱，也给他们封了节度使之类的大官。
其实这件事还没完，杯酒释兵权的事发生在建隆二年，也就是公元961年，直到公元973年，你想那可是12年后，局面早就安定了，大宋的天下早就没问题了。
但是朝廷还是给杯酒释兵权的这几位，什么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又升了一次官，这次升到了更大的职位，升到了侍中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那个级别。当然，这是名义上的官职。
我们再来回看整个事件，过去我们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的，觉得干得挺棒的，赞太祖仁义，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化解了政治危机，挺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这么做不就是造成了未来的冗官吗？朝廷给这些人高官厚禄，并不是要任用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把有威胁的位置给让出来。你算算账，朝廷前前后后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拿这件事中的名角石守信来说，中学教科书上都有他的名字。石守信33岁被“杯酒释兵权”，活到57岁才死。请问这个石大将军后半辈子干啥呢？他就干一件事，攒钱玩命攒钱。为了攒钱，他甚至能干出这样的事：找工匠到他们家干活，干完活不付工钱赖账，就这么抠，就这么枉法。但是，历史关于石守信的这一段记录，并不会觉得这个人太贪，反而非常谅解他。对他之所以有那样的表现，没准不是因为真抠，而是为了让朝廷相信他胸无大志，就看中眼下这点银子。所谓韬晦之计可以理解，所以历史原谅了他。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是王朝的正常时期，皇帝也会搞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级别的“杯酒释兵权”。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用更高的官职、更多的金钱来赎买一个东西——皇帝放心。皇帝不放心的事，那可不只是开国时候有，正常运行时也有得是。比如说皇帝对皇室宗亲不放心，怎么办？来，不要老想着干事，给你一个有虚名的官做做不也挺好。对那些自己不想用，但在朝野还有影响力的元老不放心，来，别占着位置了，给个有虚名的官到旁边去做吧。再比如，官员的那些没出息的子弟，他们自己是没本事考中科举的，但是他们的爹在朝廷里有影响力，这样的孩子老养在家里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得了，给个有虚名的官做吧。还有常年参加科举，但就是考不中的儒生，眼瞅着这岁数也大了，留在民间他也算是个民间精英，也是个风险，好了，朝廷也多少给个有虚名的官做吧。这在宋朝这叫“特奏名”的进士。你看都是这样的，朝廷算这样的账，每笔账其实都是划算的对吧，都是用一点点未来的财政负担和人浮于事来换取现实的安全利益，皇帝落个放心。
皇权对于现实的安全太敏感了，一点点风吹草动，皇上都吓得要死对吧。所以他很愿意用多一点的未来负担来置换眼下的安全利益。长期这么积累下来，不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冗官现象吗？当然，听到这儿，你可能还是心里有疑问，说这个皇帝是不是也太谨慎了，太小心了，不至于吧。好，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还是回到杯酒释兵权，这个事作为一个成语典故，现在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但这个事作为一个史实，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当时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这件事，反而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到了像丁谓、王曾、司马光这些人，才在私家著述里面提到这个事，而且是越后出的材料，它越说得有鼻子有眼。所以有史学家是怀疑过的，说杯酒释兵权这事其实并没有发生过。好了，具体有没有那场酒宴，那些君臣之间的对话，咱们暂且不论，让史学家去操心。但是作为一个宏观上的事实，所谓的“杯酒”是什么？不就是大家和和气气商量吗？皇帝大大方方赎买吗？所谓“释兵权”，就是将领们乖乖把兵权给交出来。请注意，这个意义上的“杯酒释兵权”，它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长期、微妙、凶险的过程。
这牵扯到对宋代初年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大宋朝的皇帝。但是真实的历史可不是我们的教科书，打这一刻起就翻篇了，进入下一个章节了。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赵匡胤当了皇帝，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后周的臣子，赵匡胤不过是搞定了开封这一个城市。放眼全国，各地的节度使、军队实权派对这个刚上任的皇帝到底什么态度呢？赵匡胤心里也没数。所以宋太祖就派人到各个地方去通知，说改朝换代了，你们到底认不认我这个新皇帝。很多地方的人都问，问这个派来的使者，敢问现在的宰相是谁？枢密使是谁？军队的将领又是谁？一听好，都还没变，都是原来后周的那个班子，那行，那估计我也不会变，放心了，给新皇帝磕头，这个新皇帝我认了。你看，这才是赵匡胤和各地实力派之间的第一版本的默契，就是你承认我这个皇帝，条件是我暂时至少是暂时不动你，你还干你原来那摊事。
赵匡胤刚开始确实是这么做的，除了两个公开反对他的武将，就是韩通和李重进，剩下的武将位置一个没动，不仅武将，连文官也没敢动。对后人的印象当中，好像宋太祖一开国，他用的那个宰相是谁？就是那个著名的赵普，其实赵普当宰相那是四年之后的事。赵匡胤上台之后的第一届文官班子，一点都没换，还是留用了后周的三个宰相，就是范质、王溥、魏仁浦。这几年间，赵匡胤的心腹，但是官位上很委屈的，只是一个委委屈屈的枢密直学士。为什么不动？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形势凶险嘛？赵匡胤这个时候换一个，哪怕是一个文官，都等于是在向全国释放一个信号，那其他人就得琢磨，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就开始换人啦，轮到我我该怎么办呢？是服从还是反抗？人心就要动摇，而这个时候的赵匡胤是承受不了这样的人心动摇的。
等后来局面稳定了，就是公开的反对派被扫灭之后，赵匡胤开始了小心翼翼地换人。你听这换人绝没有杯酒释兵权那个故事里讲的那么轻松，一顿酒喝完，第二天整个天都变了。没有非常小心，你看，他第一步先是换了禁军当中的资历比较浅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张光翰，一个叫赵彦徽，让他们到地方上当节度使，明面上升了，当然了，去的也是大地方。为什么先动他们？因为这两个人资历浅，所以震动比较小，也算是给后面的动作开一个先例，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事也正常，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厉害了，这是赵匡胤上台之后的第二年，动的人物就比较重要了，两个重要人物，慕容延钊和韩令坤。这两个人原来在禁军中的声望是非常高的，和赵匡胤的私交更亲密，你就想赵匡胤当皇帝之后，还管这个慕容延钊叫一声大哥，这样的人当然得弄走，要不然你是皇帝，那是皇帝的大哥，你说这关系怎么摆？当然了，赵匡胤让他们也是去很重要的地方当节度使，钱也给得很够，官也升够面子也给够。这批人才被全部拿下，再换上来的是谁呢？就不是小兄弟了，而是原来赵匡胤的部下，甚至就是他的亲兵和卫士，这是对赵匡胤有绝对忠诚的人。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为了拆除这样的风险，多封几个官嘛，不过是多让后人承担一些财政负担，算得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古代的冗官现象，其实都是什么？是皇帝解决现实危机的未来代价。只不过长期积累起来，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这就像一个家庭不断面对危机，所以只好不断向未来借钱解决眼下的危机，最后可不就债台高筑吗？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好了，如果你同意以上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待冗官现象，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两点结论，第一，因为皇权对于权力的现实安全的绝对追求，他们容不得一点点风险，所以使得所有的皇权皇帝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向未来推迟危机、转嫁危机，当然与此同时，也在向未来堆积成本。
第二个结论，古人并不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精明的决策，但是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合成谬误。当然，在这一点上，咱们今天的人也别嘲笑古人，毕竟臃肿低效的大公司病同样是我们现代人需要面对的挑战。说到这，我就想起了那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那句名言，他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今天这一大通讲下来，觉着这也不是一句刻薄的俏皮话，因为人类并不是因为傲慢才健忘的，人类只是因为无法免除人性的那些弱点，所以我们只好在宿命中不断轮回。
好了，这就是我们在1046年为你讲述的文明故事。下一期也是我们《文明之旅》第一季的最后一期，我们1047年再见。
新年第一天，《文明之旅》节目上线了，公元1044年的那期节目就是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节目是零点上线的，一月一号零点，当时我还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现场舞台上。下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看了大家的留言，很感慨。《岳阳楼记》果然是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密码，你看留言的朋友里面有印尼的华侨，有秘鲁的朋友，有台湾的朋友，还有人想起了自己57年前的高中一年级。还有位用户说，听了这期节目，好像跟千年之前的作者范仲淹、隔着屏幕的我，还有三十年前学堂里面背书的自己碰了一个杯。这种共鸣真是激励到我了。
听了节目，如果你有所触动，不管是哪一期，不管是哪个点触动了你，我都特别期待你能到节目下面来留言评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也需要反馈，需要激励。在做这期节目的过程中，我其实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丛篝火，我就在那里兀自燃烧，可能也照亮不了谁，但如果被你看见，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有人在自我燃烧，你内心暖了那么一下，你被点燃了，或者触动了那么一下，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而你的回应，别忘了你也是一团火，我看见了你，这就是我们之间对了一个眼神。你的每一次留言和评论，都能够支持到我，照亮到我，谢谢了。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致敬一位在2020年故去的学者，他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叫大卫·格雷伯。你刚刚看到的这期节目，我们讲的是宋代的冗官问题，这里面就引用到了大卫·格雷伯的观点。一方面，他是把官僚制说成是一种带有“诗性”的技术，非常浪漫；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官僚制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是非常辛辣的嘲讽。大卫·格雷伯其实还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狗屁工作”。这个概念前两年特别流行，什么意思呢？狗屁工作就是现代社会里的那些让人陷入机械重复的劳动，它们消耗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不能带来成长，对个人来说毫无意义的工作。没错，对这样的工作，大卫·格雷伯直接用了Bullshit这个英文单词，他有一本名著就叫《毫无意义的工作》。
他里面大概说了这么一段话，为何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呢？雇用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但又不得不去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其实本质上就不复存在。他书里大概的原话，这段话现在听起来还是振聋发聩。在新的一年里，愿你能远离狗屁工作，找到自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