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本文约需36分钟，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
今天给大家讲一本书叫作《离经叛道》。我有一个美国的同学，他看到我们选了这本书以后，他非常的惊叹，说这本书都已经有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在美国也刚刚上市。所以现在的国际交流就是这么方便，美国刚刚上市，影响力特别大的一本书，快速地就被引进到国内。我们就可以通过读书会介绍给大家。
这本书的作者叫作亚当·格兰特，他是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管理思想家二十五人之一。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四十岁上下，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作《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在那本书里边探讨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要素。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介绍这本书。
在《离经叛道》这本书里边，我读完之后，为什么决定要把它分享给大家呢？就是它颠覆了我们很多过去对于创新者的误解。我们过去会认为说创新者应该都是很果断的人。研究结果是不是，创新者经常是磨磨蹭蹭的人，创新者经常是那些有拖延症的人。我们不是刚刚讲过《终结拖延症》，刚刚要战胜它，结果他告诉你说，真正伟大的创新者都有着拖延的习惯。当然你如果不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你最好还是要战胜你的拖延症。
我们都认为说创新就应该义无反顾。创新就应该下定决心，辞掉公职，好好地创新。那不对，他说创新者经常是会脚踩两只船的人。创新者会一边做着一份稳定的工作，一边在外边慢慢地搞创新，反倒这种人更容易成功，那为什么呢？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很多的实例以及相应的原理。所以这本书彻底地让我们改变了对创新者的认识和看法。
在这本书里边不仅仅是给我们举了很多的案例，它讲了一个完成创新的步骤。就是首先我们得能够学会识别好的创新，什么样的创新真正有效？你得能够准确地识别它。接下来你要能够学会让你的创新的想法获得支持。因为创新要想实现，没有人支持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得找到有人愿意支持你，能同意你去做这样的创新。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个创新推向市场。最后还要选择获得同盟的战友，有了同盟的战友以后，一块去实现这个创新。
最终它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这些所谓的离经叛道者？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为什么有的孩子就容易去做创新的事，而有的孩子就不会？甚至同样的兄弟之间，你会发现老大常常是默守陈规的，而老二往后的人，越往小的人，他越容易去做一些创新的事儿。这跟我们的教育方式以及他们在家庭当中的排位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咱们来了解一下整个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创新者也会犹豫不决。比如说，当年美国在建国的时候，亚当斯和华盛顿，这都是美国国父级的人物。他们是实在不想搞《独立宣言》，他们是不愿意闹革命的人。这里边有例证，在第十三页，他说他害怕英国会报复，犹豫着是否要放弃自己刚刚起步的律师生涯，直到当选为代表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他才参与进来。而乔治·华盛顿一直专注地管理他的遗产以及小麦、面粉、渔业和养马的生意。直到亚当斯任命他为军队总指挥，他才加入了革命事业。
华盛顿曾经说过，我已经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避免它。华盛顿并不想做国父，他并不想闹革命。马丁·路德·金曾经回忆，此事发生得如此之快。就是他突然成为民权领袖，说此事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还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它。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拒绝这项提名，我充满了恐惧。
所以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颠覆者，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犹豫再三的。他们常常会不断地犹豫，非常慎重地去做每一个决定。然后反过来，反倒他们最终做了颠覆整个世界的事情。
创新需要冒风险，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沃比帕克公司。沃比帕克是现在互联网上销售眼镜特别厉害的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四个创始人是亚当·格兰特的学生，就是他沃顿商学院的学生。这四个小孩，因为他们发现说眼镜这玩意太贵了，他们试图在网上买眼镜都特别的贵，就是暴利。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曾经参与过眼镜的生产，他说眼镜其实非常便宜，眼镜的造价很低。那为什么我们不去颠覆这个市场呢？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个沃比帕克这样的一个眼镜公司。
还是曾经找过亚当·格兰特来做风险投资，结果格兰特拒绝了他们。他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所做的最糟糕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四个小孩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创新者，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愿意专职做这件事，四个人都想兼职。这个人说我还读研究生呢，那个说我还想读博士，那个说我在公司里边正在干着呢，等咱们干到一定的程度再说。结果他们四个人做成功了。就是虽然他们四个都没有跳出原来的行业，就好像我们过去说，把背包扔过墙嘛。你得先辞职，你才能把这事干好。
我们很多人创业给建议，就是说先辞职，你真的辞职，你就能干好。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很惨痛的创业经历，就是因为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一门心思扎进去。你看那个网上做了一个排名，说在中国十大败家行为，排第一位的叫卖房创业，排第二位的是创业。你看，所以这都是十大败家行为。这个十大养家行为，第一个是买房，第一个是在北京买房，第二个在上海买房，第三个是在深圳买房。那这是开玩笑了，但是很多创业者，如果他义无反顾地扑进去做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累到血本无归。
你看乔布斯，乔布斯你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创业者，但是乔布斯他们两个人始终给自己留有退路。尤其是他的那个跟他合作创业的那个人，一直不辞职。直到最后风险投资说，你要再不辞职我就不投这个钱了，他才犹犹豫豫地辞职出来做这件事。
比尔·盖茨直到他的妈妈帮他拿到了IBM给他的一大笔订单，他才从哈佛大学辍学的。所以这些人都不是稀里糊涂就甩开膀子跳进去就猛干的人。包括我，我做读书会，我也不是一上来就辞职，什么都不干，就做读书会。我是读书会都发展到了已经有几万的会员的时候，我才决定从大学辞职，来专心地做读书会这样一件事。
那为什么一个这样犹犹豫豫的，脚踩两只船的人，反倒更容易做出颠覆性的创新呢？原因是你在一个领域内保持安全，你在另外一个领域里边才会做颠覆性创新。当一个创业者把身家性命放在一个公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会去做大风险的尝试，不会做颠覆性创新。他只会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但是当这个人觉得安全，我这个事就算尝试失败了，我还能回去接着干。谷歌的那两个人也是，谷歌那两个人一直在随时决定回去做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只要我谷歌这一失败，我马上回去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将来还可以接着当我的教授，我不会出来的。直到谷歌真的成功了，看到了成功的可能性，他才把那份工作辞掉，才不去做他的博士论文，然后出来做谷歌这家公司。因为他在一个领域里边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这时候他才敢于去折腾。这是跟我们以往对于创新者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就除了这个推理之外，还有一个数字说，与辞去工作的企业家相比，继续本职工作的企业家失败的概率要低百分之三十三。与那些辞职去创业的人相比，一边做着工作一边创业的人的失败率要低百分之三十三，也就是成功率要高三分之一。所以这是用统计数字得到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呢？最好的企业家不是那些追逐最大风险的人，最好的企业家是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脚踩两只船的行为。
很多人被那个创业的心灵鸡汤所蛊惑，说要想创业就要怎么放手一搏，要想创业就要背水一战。不把自己逼上绝路，你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最后搞到所有的一切都完蛋。那为什么大家反对心灵鸡汤，大家反对成功学等等这些东西？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有效的论证以及实际的理论的支持。他们没有工具也没有论证，他只是给你一个口号，让你觉得热血沸腾，这种东西是最危险的。
就好像他们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是说一个黄鼠狼站在山崖底下，跟上面的鸡说，飞吧，你是一只雄鹰。然后那个鸡就飞起来，掉下来正好被黄鼠狼吃掉。这就是成功学和心灵鸡汤带给我们的伤害。所以要去了解真正关于创新的原理，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学者，他们在做认真严谨的研究，然后给出这样的论证、结论和案例。所以不一定非得放手一搏，不一定非得背水一战。我们能够有效地把风险控制到最低，这其实是一种本领。用这种本领去做足够的探索，最终你反倒能够做一个颠覆性创新的东西。
樊登读书会算不上特别大的颠覆性创新，但是我们在某一个领域内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引领者。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那这就是因为我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我有着足够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后收入，我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放手一搏。
那么怎么样选对一个对的创意呢？你该不该为这个创意押上赌注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考验人判断能力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电动平衡车叫segway。S-E-G-W-A-Y， segway电动车在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它有多轰动吗？这里边我们的偶像，大家的乔帮主，就是乔布斯。乔布斯给这个电动车的评价是说，这是自个人计算机以来最惊人的一项技术。他要向这个发明者提供6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发明者竟然拒绝了他的投资。然后乔布斯说，他就算你拒绝我的投资，我也会有半年的时间给你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因为我太看好你了。
另外一个首富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看了一眼这个产品，立即参与进来。说你有这样一件极具革命性的产品，卖掉它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投资了谷歌的投资人，就是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叫约翰·杜尔，他向这家公司投资了8000万美元。他预计这家公司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成市值10亿美元的，它将变得比互联网更为重要。
就是一个电动平衡车站在上面，可以这样跑的，这个东西的发明人是谁呢？叫作迪恩·卡门。为什么这么多大咖都特别看重他的这个发明？因为迪恩·卡门被称作现代的爱迪生，他有过无数项成功的发明专利。尤其是跟生命医学有关的，比如说在做肾脏的这种透析的时候的那种移动透析机，都创造了特别高的市场价值。
所以迪恩·卡门也特别看重这个电动平衡车的发明，这些大佬们也特别看好。但是结果，这个发明者预计在一年之内这项新产品的销量会达到每周1万台。但是6年以后，他们总共只卖出了大概3万台。十几年以后这个公司仍旧没有实现盈利。最后这个投资人承认，这个投资是失败的。
就是没有人能够看到说，电动平衡车不方便的地方。电动平衡车没地方装东西。他们只看到了电动平衡车可以不用开汽车那么大的地方，它可以很节省马路，它可以不堵车等等。但是它也没有后备箱，它也不能带人，你不能背着一个人走。然后你整天大包小包的，带着逛街它也不方便。所以它带来大量的不方便，使得它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发明。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大佬都会对一个创新判断失误？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佬这么棒，乔布斯这样的人都会判断失误，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过分自信的人会产生认知偏差。过分自信其实就来自于认知偏差。什么叫认知偏差？有一个数字说，你觉得你开车的技术在全人类当中排名大概在前百分之多少？你开车的技术在全人类当中排名在前百分之多少，结果测试的答案是75%的人都认为自己排名在前50%以上。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里边有大部分人预测都是错误的。你不可能75%的人在前50%，但是75%的人都认为自己是50%。这还不算离谱，更离谱的是94%的大学教授都认为自己比同行教得更好。这就更离谱了，94%的大学教授都觉得自己比一般的教授教得好。这个就叫作认知偏差。
所以当乔布斯这些人或者是像迪恩·卡门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已经非常成功的人的时候，他会更加容易出现认知偏差。他会觉得自己做这个决策是不会出错的。因此你会发现很多大佬人生当中总会出一个大昏招，这个大昏招甚至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衰败，政治家也会出这样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叫认知偏差。
这个认知偏差里边还包括自己对自己的产品的评判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贝多芬，他们拿了70多部贝多芬的作品来做判断。根据贝多芬以往的书信，贝多芬曾经发表过的这种言论等等，来判断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的判断。再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到底哪些作品真的伟大，哪些作品逐渐销声匿迹了？结果发现贝多芬有15部作品都表现得过度乐观，有8部作品贝多芬低估了它。就是他更多的是表现的更乐观了，这个作品没有他想的那么好，结果他觉得很好。而有8部作品是他没认为它那么好，结果它真的很好，他有33%的错误率。贝多芬判断自己的音乐都有33%的错误率。所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判断经常会出现问题。
迪恩·卡门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发明人，他有着非常庞大的发明团队。他在跟他的团队讲话的时候，他会说，在发现王子之前，你必须亲吻无数只青蛙。这个话什么意思？大家记得亲吻青蛙，然后变成王子，但是你不知道哪个青蛙是可以变成王子的青蛙。所以你就会亲吻很多只恶心的青蛙，最后突然有一个变成王子了。这就是你需要做无数次的实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事到底好不好。
但是当迪恩·卡门他们开始自负以后，当他的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以后，他变得越来越固执的时候，你想要说服他说这是一只青蛙，他已经不相信了。亲了很多下，亲得流血了，他还认为这是一个王子，就非得把它亲下去不可。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偏差所带来的问题。
所以要想保证你的创意是有效的，这句话是没错。亲了无数只青蛙，这句话是没错。这句话翻译成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创意和数量是挂钩的。你得做出足够大数量的东西，才会有真正创意性的产品出现。
这里边有一个心理学实验是这样做的，他们把小孩分成两组。这边这个小孩，就说你们需要做出最有创意的手工作品，只能做一次，一定要做到最有创意。然后这边的小孩说你们做得越多越好，谁做的多就给谁的评价高。然后两组小孩就开始研究，这边的小孩就只研究精品，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精品出来。这边的小孩就拼命做，拼命做，看谁做得快。
等他们全部做完了以后，把两组小孩的作品全部摆出来。就每组小孩都挑最好的作品，摆出来放在那看，看哪个是做得最好的。结果最后发现所有做的最好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来自于做的多的这一组。为什么？熟能生巧。因为他做得足够的多，他才有足够的修正的机会。而这边这个小孩憋大招，说一定要做一个大的，做一个好的，做一个棒的出来，他往往做不到最好。所以完成好过完美，我们多次强调这个价值观。就是Facebook说的，完成好过完美。先做，一定要做得足够多再说。
一个创业者最怕一天到晚做纸上规划，一天到晚说我得有资源，我得有计划，我得跟谁谈。一天到晚拿了大量的时间光去见人了，不干活，你怎么可能把事干得好？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数量决定质量。
这里边有一组数字，说这个伦敦爱乐乐团选出了50部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其中6部是莫扎特的作品，5部是贝多芬的作品，3部是巴赫的作品。为了创造这些杰作，莫扎特在他35岁去世以前，创作了超过600部作品。贝多芬在一生中创作了650部。巴赫写了超过1000部。在对1.5万部古典音乐作品的研究当中，作曲家在任意5年之内创作的曲目越多，他的惊世杰作的概率就越大。
大家都知道毕加索的作品很棒，毕加索的画现在卖得很贵。但你要知道毕加索的全部作品包括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2800件瓷器、1.2万张图纸，更不用说大量的版画、壁毯和挂毯了。理解了吗？李白也是诗作特别多的人。在那么大量的诗作当中，才能出现那几首很棒的诗作。所以数量和质量之间是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当你需要判断你的东西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你首先得问问自己，我做的是不是足够多？我有没有做足够的尝试？
要想判断出一个创意好坏，需要广泛而且深刻的独特经历。这什么意思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宋飞正传》，《宋飞正传》是美国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就有点像《六人行》那样的感觉。
但这个电视剧在开始播放的时候，就还没播放的时候，他们找了很多人去测评，看行不行。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说不行，说这个电视剧不行。他们找了很多试看员来看，看完评分说不行。但是作者说试看员的视角会发生扭曲的，因为试看员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他在看这个片子时候的判断和普通观众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只有一个人坚持这个东西可以，因为这个人的背景非常的复杂，他既有做娱乐业的背景又有做影视行业的背景，还曾经在海外工作了很多年。他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他说，这个剧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机会播一下。就算在他播了刚开始第一季并不是很轰动的时候，这个人依然坚持说还可以再播第二季，然后再播。《宋飞正传》后来成为了给这个公司赚最多钱的一部剧。
那为什么需要有广泛而深刻的经历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因，他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做了一个筛选，列出了所有人的艺术爱好。这个艺术爱好包括什么呢？音乐、美术、手工艺、写作、表演。那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普通的科学家参与此项活动的数量之比，你比如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他这属于是喜欢音乐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音乐2:1，美术7:1，手工艺7.5:1，写作12:1，表演22:1。
这些做诺贝尔奖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是非常专科的人，他们应该是就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但是他们往往都有着丰富的其它的背景，他会喜欢音乐和喜欢绘画。甚至22:1的比例喜欢表演，当然这个数字很大，我觉得是因为普通的科学家喜欢表演的人会非常少。所以只要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喜欢这个东西，这个比例会提得很高。一项针对数千名美国人进行的研究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创办企业并获得很多专利的人比他们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业余爱好，比如素描、油画、建筑、雕塑和文学。
我认识很多很杰出的企业家，他们真的是爱好很广泛很广泛。有的人甚至画画，画到了专业的水准。那你看过冯小刚画的画吗？其实画得相当专业。还有最厉害的是美国的一个大明星史泰龙，史泰龙的油画画得非常好。徐静蕾书法写得非常棒，那个北京梅地亚中心那几个字就徐静蕾小时候写的。
而且有海外工作经验也会有帮助，它说的不是海外旅游，也不是海外短期的居住。而是在海外住过五年以上，工作过五年以上的人，会更容易融合更多的文化，产生更新的创新。因此让我们的孩子出国去历练一下，去了解一下海外的文化，对他会有帮助。
深刻的行业认知和广泛的经验，以及让广泛的人参与进来，是能够减少对创意的误判的比率的。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公司，就是沃比帕克那家公司，它们总是能够生产出特别具有创新的这种产品。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对产品的讨论，然后管理层可以对这个需求进行投票。但是管理层的投票不能够决定研发人员要不要做这件事。研发人员只是参考管理层的投票，研发人员有一票否决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研发，管理层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
你看这个方法没有做强制，它是广开言路的办法。它让更多的信息暴露在最后要去做这件事的研发人员面前，这时候能够有效地减少对创新行为的误判。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识别有效的创新。
那么当你识别出来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以后，你将怎么样获得支持呢？这里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在美国CIA，就是中央情报局。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作梅迪那的女性。她当时提出一个想法，她说现在的情报交流方式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情报都是单向汇报，人和人之间没有交叉，我们没法知道别的情报机构的信息，所以很不利于打击恐怖行为。所以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像维基百科一样的东西，让所有谍报人员只要获得授权，都可以把信息上传到这个平台上来。
这个言论一说出来之后，立刻受到了所有人打击，就大家都不喜欢她，为什么？说你懂不懂， 咱们是谍报工作，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人是好是坏呢？你把这个信息全部弄出来，万一被恐怖分子利用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把她排挤掉，边缘化。直到最后，她甚至都想离开CIA去找工作了，因为她已经觉得混不下去了。
但是最终她没有选择离开，她选择了在CIA的一个最边缘的角落去做了一个特别，就是辅助性的工作，就完全被边缘化。但是在她被边缘化了以后，这十年的时间里边，她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十年以后，当她再次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整个组织很快地就接纳了这件事情并且实施了出来。
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后来发生的大量的恐袭的过程当中，她所构建的这一套类似于维基百科的信息交流的平台，帮到了美国政府以及全世界各种特工组织大量的忙。然后大家说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它没有投入多少钱，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效应。
那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同样这个主意，在之前她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讨厌她，然后在十年以后再说出来就没问题了？这很有意思，这里边我们就谈到说，人在没有地位的情况下，行使权力会受到组织的惩罚。就是当你在这个组织当中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和地位的时候，你就去行使权力，你就去发号施令，大家都会讨厌你。
这个女孩在十年前她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她的地位非常低微，而且是一个女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书里边讲的。就是女性在特工组织里边本身就是会受到小瞧、排挤，然后你出来大言不惭地告诉大家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所有人会觉得说你好讨厌。
就像马云讲的说，如果一个新员工过来跟我讲这个事该怎么做。我会很高兴他，很感谢他。但如果这个人说，咱们公司的战略应该怎么做，我就会开除掉他，为什么？你说这个员工难道不能讲这个话吗？马云说讨厌，因为你没资格说这个话，你现在根本没有到这个份上。这是一个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你想要打破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有一个实验是这样做的，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它给A说，你有权利给B布置一个任务。那么做完这个任务之后，他就可以得到50美元的奖金。就是A给B派一个活，然后B可以得到50美元的奖金。这个实验者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诡计是什么呢？分成两组，第一组人他就会给A透露一些信息，说B特别喜欢你，B非常尊重你，说了这句话。然后第二组给A说，B瞧不起你，他之前说你怎么怎么样，说你的坏话。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微调，结果怎么样？凡是给A说那个B很尊重你的那一组，他所派的活就特别简单。那你去从一数到100，给你50美元。因为没有任何要求，你可以随便派任何的活。他说，你出去转一圈就给你50美元。但是那边暗示的，说那个人不喜欢你的那一组，这个人说你去把厕所打扫了，你脱光了衣服出去走一圈。他就把这个方法，把这个工作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困难。
这说明什么？就是在别人没有感受到尊重的时候，他是容易打压你的。所以在一个组织当中，当你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地位的时候，轻易地发表意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性格信用。
什么叫性格信用？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明星可以乱穿衣服？明星可以用红配绿，lady gaga可以把肉片穿在身上，穿一身牛肉装她就出来了。lady gaga在一开始还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她怪异的举止，你要想想她精神有多强大，她被多少人骂过。因为那时候你并没有获得性格信用，那时候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没人能够接受。
但是当你终于发现她是lady gaga的时候，她做什么事，你都觉得可以。这就是明星的性格信用。因此你发现明星穿衣服很随便。那个成龙去参加这个会，他里边穿一背心，外边穿一西装，这都行。你正常人你里边穿一背心，穿一西装，别人说你怎么不尊重我们这个舞台呢？因为你没有积攒够足够的性格信用。
大学教授也是一样。有一个统计是说在大学里边整天穿着毛衣、T恤的留着胡子的教授，比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教授更受人尊敬。为什么？因为人们会天然地认为说，他既然能够这样穿，那他一定是有点实力的。这个叫作积累性格信用。
你知道我在当年做培训师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第一次做培训师是在IBM。然后IBM对我们的要求是必须穿西装、打领带、穿深色皮鞋、深色袜子什么的一大堆。每次讲课你想想看，那么热的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因为你要显示IBM的这种感觉的，你要让客户觉得你很尊重他。这是我们一个新讲师那时候的要求和规范。
现在你让我想想，我穿着西装讲课，我觉得像发疯了。我怎么会穿那样的衣服去讲课？累都累死了。我现在讲课就喜欢穿T恤，也没有人过来质疑你说，你是不是不专业，你是不是不尊重我们。因为你积攒了足够的性格信用，这时候你才能够说出一些让别人觉得不一样的话来，你才能够去挑战过去固有的规则。
所以这个女孩在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以后，她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她说我干脆我就别闹了，我就先别提这事儿了。她经常地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先让自己不断地升值。然后她慢慢地寻找同盟军，慢慢地去找到那个愿意接受变革的领导，跟他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现象叫纯粹接触效应，什么叫纯粹接触效应？就是当你对一个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没有改变任何外在因素，只是因为你听得足够多了，你就会逐渐地对它产生好感。这叫纯粹接触效应。所以当她经常性地跟她的领导讲到这个事，讲到这个网络，讲到这个网络，讲了很多次以后，这个领导慢慢就接受了。所以她在这几年里边不断地去跟他的领导讲这样的词，慢慢地让他们浸润。浸润的时间长了，这些人逐渐开始接受这件事情。
在一个组织当中，当你的建议不被组织接纳的时候，有一个十字象限，人们有四种表现方式。这个象限的维度是什么呢？这边叫改变，这边叫不改变，这边要对组织有利，这边叫对组织不利。那么不改变对组织不利这个象限，我们的表现是忽视。就是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大家不采纳，忽视。算了，我也不管了，我就混。这是第一种，不改变但是对组织不利。
那么改变对组织不利，这办法是什么呢？我退出，我走了，我不干了，辞职。你看，改变了， 我走了，但是对组织不利。第二种就从有利的这个角度讲，维持现状，但是有利，这个表现叫作忠诚。就是我提了建议你们不听，你们不听我也忠诚地给你接着干，这个叫忠诚。
那么还有一块是有利同时改变的，这个叫作发声。就是把你的声音说出来。所以对一个组织来讲，最有效的一定是发声。因为忠诚它只是维持原状，只有发声才是改变同时对组织有利。
因此他说一个创新者，当你有了这个创新的想法之后，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发声，要把它说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名词。接触到这个名词的时间长了，随着你的地位的上升，你获得了大家足够的尊重。然后你也得到了这个性格信用的时候，你所提出的创新想法才会有人能够接纳。所以创新的推动需要一点耐心。
各位你知道一七几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说，在给孕妇接生之前，如果能够认真地洗手，就能够减少孩子的死亡率。他把这个东西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获得了同行一致的嘲笑。那时候没有人相信说，洗手跟接生小孩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发现过细菌，人们不知道细菌这回事。然后他就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努力，慢慢地才让人接受说接孩子之前你要先洗手，洗了手才能接生孩子。
所以推动一个颠覆性的创新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需要了解纯粹接触效应以及了解性格信用的问题。这是我们说如何获得大家对你这个创意想法的支持。
有了支持之后，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创新的时机选择。这里边就谈到拖延症这个现象。你知道马丁·路德·金他当年在去做演讲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马丁·路德·金演讲的主题并不是“I have a dream”。马丁·路德·金写的那个演讲稿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直到上台演讲之前他都没有定稿。
当马丁·路德·金走到台上开始演讲的时候，前半段还是按照他那个稿子在那讲。这时候他身后站了一个唱诗班的一个黑人女性，那个黑人女性知道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想。她就在后边说，告诉他们那个梦想，告诉他们那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其实并不想说这个事儿，结果他把他那个稿子念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那个女孩在后边一直说，告诉他们那个梦想，tell them,tell them，这时候马丁·路德·金说I have a dream。你知道他的拖延拖延到什么情况？拖延到最后有人催他不得不说的时候，他才把I have a dream说出来。
那更离谱的是达芬奇。达芬奇最有名的一幅画应该是《最后的晚餐》，他那个《蒙娜丽莎》也画了很多年。《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不断地改，一会儿改一点这儿，一会儿改一点那儿，一会儿又跑去做实验了。你们知道达芬奇很喜欢光学，喜欢解剖，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他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断，才创作出了《最后的晚餐》这么一副惊世巨作。
为什么这些拖延的人反倒容易成为更伟大的人？这里边有一个有意思的理论，就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创新市场当中都有开拓者和定居者。什么是开拓者？这事没人干，我跳进来干。什么是定居者？我看你干好了，我再慢慢来，我跟着来的，这种是跑来定居的。这个里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奥德赛和任天堂。大家都没听说过奥德赛，奥德赛是一个很老的游戏品牌商，而任天堂大家都知道，因为它越来越贵。任天堂现在的股价越来越高，这个任天堂就是跟随战略。它在看到奥德赛做游戏机已经成功了以后，它从这个游戏机里边找到了特别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慢慢地改进，改进完了之后做了任天堂的游戏机，一下子把这个市场整个统治下来了。这就是跟随战略的好处。
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我们都知道Facebook，但你知道Facebook是站在谁的肩膀上起来的吗？前边有一家公司叫作friendster，就是friend后面加ster。Friendster，这是一个社交网站。还有MySpace网站。Facebook的人是天天玩这两个网站，玩完了之后发现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然后他把他们整个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订，才做出了Facebook这样的产品。
所以在市场当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强调，尤其是美国文化，西方的这种经济，它都强调先发优势。但事实上先发优势会带来特别多的先发成本，先发优势会有特别多的风险，你掉在哪个坑里边你都不知道。但是后发的人可以慢慢地跟随先发的人绕过所有的坑，减少风险和成本。
而同样，这个创新时机的选择。你会发现有的人是很早就成名了，你比如说写诗的诗人，有的是像王勃这样的人，很年轻就成名了。有的人是很晚才成名，姜子牙这样的人，他很晚才能够成名。那为什么像爱因斯坦、高斯、詹姆斯·沃森、王勃、李白这样的人，都是非常年轻的成名的人，但是像希区·柯克、陈忠实、达芬奇、马克·吐温这样的人都是很晚才成名？那到底成名要趁早呢，还是要姜是老的辣？
这是有理论依据的，事实上就是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作者发现我们的发现和发明分两类。一类叫作概念型，一类叫作实验型。什么叫概念型？比如说数学推理、物理公式，写出一首很棒的新诗，这种东西都是概念型。也就是我爸爸那时候跟我讲，我爸爸因为是一个数学教授。他就说做理论数学研究的人都是年轻人。30岁以后在理论数学方面还能够做出成就的几乎没有，而像他们这些做应用数学研究的人就可以很老。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理论型和应用型，要想在理论的层面做出突破，那一定得年轻，就是得聪明，二三十岁就做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要在应用的层面作出结果来，这个希区·柯克拍他的片子，都是50岁以后拍的最好。因为越老，这个东西使用的越熟练。
所以创新是分类的，那么你究竟是在做这种理论上的探索最新最前沿的东西，还是在做一些应用性的东西。那么就决定着到底是早一点好还是晚一点好。所以对于创新的时机选择，我们也会发现说，未必是越早越好。根据不同的创新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早一点或者晚一点，永远给自己的人生留有希望。像写小说这件事，我特别想写小说，我就觉得晚一点可能最好。像曹雪芹，自己的一生浓缩起来，写一本特别棒的小说。陈忠实写完了《白鹿原》以后，也几乎就没怎么再写东西了。所以这就是老一点的这种好处。
那么除了这些关于创新的知识之外，还有一个模块就是怎么样获得同盟的支持。获得同盟的支持这里边有一个概念我认为特别好。凡是颠覆性创新者，你要学会一招叫作温和的激进主义，什么叫温和的激进主义？当年数字的拍摄，我们说数码相机其实是柯达发明的，当柯达的人把这个东西拿给老板说，这个东西可以不用胶卷的时候，柯达的老板立刻就生气了。因为你把我的胶卷颠覆掉了，你让我的胶卷怎么办？所以《创新者的窘境》就告诉我们说，任何颠覆性的创新都不是由行业前三名做出的，因为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太过激进。
什么叫作温和的激进主义？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作佩里的女孩，这个女孩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她开始思考，她说现在的手机和电脑都得连上线才能充电。有没有可能不连线，通过空气放射能量就能够把电充上？
她发现说，如果把一个装置放在火车的下面，就能够获得火车跑过去以后所产生的能量。虽然让人们聚在火车旁边充电是不现实的，但她意识到声音可以通过空气振动传播。那么它是否可以用无形无声的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振动转化成无需电线的电能？
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特别离经叛道，特别大胆的一件事？然后她就开始把这个事跟很多科学家讲，所有的科学家听到她说这个东西都说no way，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她。她经过了两三年的尝试，没有找到任何人愿意帮她。但是她得到了一个很棒的人的支持，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从0到1》的彼得·蒂尔，记得吗？彼得·蒂尔给了她75万美金，说你来做这件事。所以这人真了不起，他竟然能够支持这个女孩做这样的事，给她75万美金做这个事。
她拿到这笔钱以后，她说怎么样完成它？因为没有人帮她。最后她的办法是，她不再跟任何人说这个想法，她不再跟他们说，我想通过声波来给它充电，而是告诉这些专家我需要什么。她只要求，她提供想要的技术规格，让对方按照她的技术规格来进行操作。那些人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按照她，你既然给我钱让我做，我就做好了。做了以后给她。等到做着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说，可恶。也就是Damn it，老外喜欢说Damn it。这居然行得通，这玩意真的行。这时候你发现有很多人相信她。
要想成功，创新者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想法，但他们已经学会了采用不那么令人震惊，更吸引主流观众的方式去陈述他们的信念和想法，从而淡化他们想法的激进程度。所以这一招我觉得在你寻找同盟军的时候会非常有效。不要一开始把大家吓着了，而是一点一点地做。
还有同盟最好不是来自你的朋友，而是来自于你的敌人，与敌人结盟好过与友敌结盟。各位知道什么叫友敌吗？他虽然是你的朋友，但他又会反对你。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关系是非常难以转化的。而反过来，敌人有时候通过沟通反倒更容易转化。
他们在警察身上做了一个实验，说矛盾的关系实际上比消极的关系还要糟糕。有一项研究表明，要应对更多矛盾关系的人压力更大，更抑郁，对生活更加不满。最好的盟友并不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是那些一开始反对我们的人，然后转向支持我们的人，这才是最好的。
这个警察实验，就是他们给很多警察做了一些实验调查。就发现如果这个警察在团队当中，有一些人天天反对他们，天天跟他们吵架，然后测量这个警察的工作的愉快程度以及工作的投入度。另外一些警察这个团队里边是，这个人一会说他好话，一会说他坏话。有时候闹矛盾，有时候又不错这种关系，然后看他工作的状态。结果发现，有明显敌人的那一组的警察，工作反倒干得更好。而那个对方跟他的关系很别扭的，一会好一会不好的那种警察，会更加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干活更没劲。为什么？因为应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更加的困难。
因此我们在说服同盟军的时候，除了我们坚定的支持者之外，我们可以去寻找那些敌人。这些敌人如果他一开始不支持你，但他最终被说服了以后，他可能会成为你更铁杆的追随者。而反过来那些游移不定的友敌，一会好一会不好的人，反倒很难争取过来。
那么讲到最后，总结了很多特质说，究竟怎么样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创新者？创新者竟然是跟父母小时候的培养是有关系的。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你知道打垒球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叫作盗垒。偷盗的盗，盗垒。盗垒这个动作是垒球当中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它很有可能被出局，它的成功率也不高，但是它一旦成功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益。因此能够做盗垒的运动员，都是非常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结果他们就把美国喜欢做盗垒的运动员的名单拿出来一列，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没有长子。
就是这些人当中全都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家里边有七个兄弟，他排在第六、第七这样的人，这些人就特别容易做这样的事。你说一个两个这不能成为规律，但他把所有这人列出来发现几乎全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老二、老三会比老大更具有创新的精神？这个不是一个迷信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排列。
他去研究，研究的结果发现了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老二老三如果不创新的话，他在这个家里边没有地位。因为最稳妥的那个地位被老大占据，老大喜欢做一切最稳妥的事，所有的优势都在他那。所以你发现老大也会很成功，但老大的成功往往是在做传统的生意、传统的行业、传统的工作。做公务员、做政客、做律师。
而老二因为他跟老大，老大把这些合理的这个方向都占领了以后，他就需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老二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小时候不但有父母保护他，还有哥哥保护他。当他有哥哥保护他，有父母保护他的时候，他才敢于去做很多冒险的事。他没有那么大的养家糊口的压力，他没有那么多的说这个家我是老大，我必须得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压力。所以他更容易去做这样的创新的事。
第三个原因是，父母在带老大的时候通常不太会带。在老大身上把所有错误的教育方式都用完了，在老二的时候他突然加入了樊登读书会，他突然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孩子。那比如说什么是正确的教育方法？就是父母在管孩子的时候要强调的是价值观而不是规则。你看父母在不会教孩子的时候，管孩子经常说规则，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把手洗干净怎么怎么样，都是规则。这些规则定得越多，这个孩子做事就越本分、老实、束手束脚。
但是当父母告诉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洗手吗？因为健康很重要。你看，这是在强调价值观。我们家里并没有特别多的规矩，但是我们家里边有特别多的，有非常稳定的价值观。这时候这个孩子依据这稳定的价值观再做事儿，他才能够有更多创新的空间。
所以我们经常讲，温柔但是有边界，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边界？价值观就是边界。但是我们是很温柔地在做事，因此我们没有给孩子限定说你只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
这里边有一个很感人的案例，就是大屠杀的救助者。就是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其实是向很多德国人求助的。有的德国人就帮助了他们，把这些犹太人藏在他们家地窖里边，帮他们活了下来。但是有的德国人就拒绝了帮助这些犹太人。后来心理学家把所有的这些参与救助的这些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大量的救助者在回忆到自己小时候家里的教育的时候，所说的都是父母给他传递的价值观。父母认为帮助别人是对的，父母认为不能够轻易地伤害一个人。你看，这都是价值观。而那些拒绝救助犹太人的这些人，他们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大部分都是规矩。咱们家不能怎么样，咱们家不能怎么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我们在家里给孩子传递的是价值观还是一系列的规矩？你用一系列的规矩，就只能够培养出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而你用丰富的价值观就能够让孩子知道做事的原则，他自己可以突破规矩去做事。
还有就是在你表扬一个孩子的时候，要学会赞扬他的人格，而不是事情。还记得我们讲的《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吗？就是这个道理。你要告诉他这件事对，为什么，这是表扬他的人格，而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同样，在我们要求一个人不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也要说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而不是你不要骗人。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比你不要骗人对对方的约束力会更强。因为那个是关于人格的东西，而你不要骗人这是一个事情本身。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交叉性。它从创新的话题延伸到了创新者的培养这件事上。实际上是贯穿了我们所讲的所有的书，叫事业、家庭、心灵这三个层面，因此我会觉得真的是一本挺难得的好书。
推荐这本书的人很多，其中给他写序的人是谢丽尔·桑德伯格。谢丽尔·桑德伯格就是《向前一步》的作者，就Facebook的CEO。我们讲过她的书，他们俩是好朋友。她认为亚当·格兰特本身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就能够做出特别多颠覆性的创新的事儿。包括《异类》的作者马尔科姆说，这是他最欣赏的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
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章是关于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创新型组织的。在这里边，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书讲过类似的话题，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说，在一个组织当中，就算别人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有用的。你知道我们很多组织会喜欢这样，说别跟我说问题，跟我说答案，很多老板喜欢说这样的话。员工老跟老板提问题，老板就烦了，别说问题，说答案，有解决方案吗？
你知道当你强调这样一种文化的时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只有问题，没有答案。他就不跟你说了，因为他觉得只要跟你一说就变成我的事儿，所以大家就都不说了，这个才是更危险的东西。对于一个组织要想识别和鼓励创新的话，你应该鼓励员工把就算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问出来。因为没有人有责任把自己所提的所有问题都给出解决方案，但是能够提出问题这个人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培养离经叛道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土壤。
我对下一代非常的有信心，就像嘟嘟他们这一代。我觉得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跟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少有人会做出特别具有安全感的那种人才会做的事，因为我们小时候安全感都被破坏掉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有希望的，尤其是我们读书会会员的孩子。他们都有这么好的父母，他们一定会成一个能够做出改变这个世界，创新的人。
来自樊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