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本文约需40分钟，四十年编辑生涯苦与乐，一个人就是一部出版史。
樊登：各位好，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作《一生一事》，副标题是“做书的日子”，作者是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李昕老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李昕老师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常常说起李敖、钱锺书、杨绛、杨振宁、梁凤仪、钱学森，这些人种种大作的背后，都有着李昕这个名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出版业的前辈——李昕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李昕：樊登老师好。大家好。
樊登：不敢。这本书是从您大学毕业写起的，您这一辈子就做出版？
李昕：只做出版这一件事。
樊登：我看您其实中间有很多次其他的工作机会，比如说调到清华当个老师，或者是那时候流行下海经商，八九十年代可以选择下海经商……
李昕：对，甚至可能出国留学，但是我都没去。我觉得做书还是满足了我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我觉得做书这件事值得坚持做下去，所以就一直做下来了。
樊登：我觉得这本书是送给所有爱书人最好的礼物，大家读这本书才能够知道，一本好书要经过怎样的机缘巧合，还要经过多少人不断地努力，这些要素合在一起，才能够出现一本真正的经典。这里边有太多的经典了，向您致敬。您198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就是读中文系吗？
李昕：中文系。
樊登：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呢？
李昕：那时候还在实行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就是各个单位把用人指标发到学校去，由学校给各个单位指派毕业生。我当时条件还不错，因为我是毕业班的班长，也已经入了党。其实我当时还有机会可以留校当教师。
樊登：对，武大。
李昕：在对所有机会进行比较以后，其他的我都没有选择，我选择了做出版，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估，就是人评估自己的才能，也是用才、学、识这三个标准。我觉得自己才华不太够，跟学校同班的同学一比，同学中有会写诗的、会写小说的、笔头快的，很多同学在这些方面超过我，我就觉得自己的笔头不行，搞创作不行，当记者大概也不行，所以有那么多新闻单位来学校招人，我都没有选择。
樊登：所以上一个好的大学风险也大，可能会让人自尊心受挫。
李昕：没错，你说得很对。所以我就开始衡量我自己到底有什么长处。要搞科研，包括到学校里当教师，我都觉得自己的才、学、识里面的“学”准备不足，也不适合做这类工作。和同学相比，我感觉自己稍微强一点的就是“识”，因为我下过乡，社会经验比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同学丰富一点儿，要搞文艺批评的话，就需要这种社会经验。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好像就开始显露这么一点儿特长，我已经开始写文艺批评文章了。我觉得自己在“识”上面不输给人家，而能用得上这个特长的就是当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就能够用得上这个“识”，也就是所谓的判断力，能够判别书稿，所以我就选择了出版，然后我就被分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樊登：您入行的时候，您觉得是谁教会你做编辑的？
李昕：老实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对我影响非常大。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三个人，一个是韦君宜。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她还不是社长，当时她是总编辑。我听的第一堂编辑培训课程，就是韦君宜讲的。她上来就讲：“编辑是个默默无闻的行业，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如果你想要当编辑，就不要想着当官，不要想着发财，也不要想着出名。为什么呢？当官，你当到最大，也就是坐到我这总编辑的位置，总编辑其实不是什么官，跟你们差不多。”这是韦君宜讲的。
然后她说：“如果想要发财，我们做编辑，工资收入并不算低，但是你想发大财、发横财，那是不可能的，你没有那个机会。再有一个就是出名，因为你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你是帮助别人出名的，所以你就不要想着自己出名了。”这是韦君宜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我真的记住了她的这些话。
还有就是屠岸，他是后来的总编辑。老实说，屠岸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在编辑工作方面，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告诉我应该怎样做编辑，应该如何按部就班地、细致地做书，比如应该怎样去读书，怎样去处理书稿，怎样和作者打交道，这当中有很多具体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的社长，叫陈早春，这个人一路栽培我。我觉得自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条路之所以能走得很顺利，一直被提拔、重用，就是因为陈早春在后面支持我。其实我对陈早春多有冒犯，我专门写过文章讲我对他的冒犯，而且有很多次冒犯。我甚至跟他争吵，跟他拍桌子，但是他都选择包容我。
樊登：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您这一辈子的际遇真是奇缘，居然能够认识这么多先生。
李昕：是，我的机遇特别好。
樊登：我在读过这本书之后，觉得您人生当中第一套影响很大的书就是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很感人，您跟大家讲讲杨义先生的背景。
李昕：杨义先生，我在1982年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那时候，他刚刚毕业，经常到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个杂志叫《新文学论丛》，他写了单篇文章在这本杂志发表，所以经常来投稿，那时候我就认识他。他非常喜欢谈学术，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在编一部大部头。
等到1985年，忽然有一天，他抱来很厚的一大摞稿子。四百字一页的那种稿纸，他写了很厚的一摞。然后，他把稿子交给我们，说这叫《中国现代小说史》，希望在我们这儿出版。我一看，这只是第一卷，便问他是不是后面还有，得知后面还有两卷。一共三卷，只是第一卷就已经50万字了，三卷不就是150万字了？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在当时，出版社已经开始觉得经济效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者，研究生刚毕业，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连副研究员还不是，就写出这么一部书来，出版后的效果难以预估。
大家要知道当时文学史是什么人写的，都是一个研究所集体写作，或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老教授带着一群青年教师写，但是杨义一个人就弄出来了，他是下了非常大的苦功的。为了写这本书，他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他跑遍各大图书馆，所有能够找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品他全部看过，一共看了两千多本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居然有这么多小说，我都没有听过这么多名字，但他全部看过，而且光是记笔记就记了五千张卡片。
樊登：而且他写这150万字，是在一个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
李昕：对，可能连20平方米都不到，他就下苦功写出了这么一套书。我到他家里去看过，他有个大箱子，一打开，满满一箱子全是那些卡片。
樊登：我听您这么说，我都得把这套书买回来看看。
李昕：这个人的功夫下得很深，读书读得很多。这套书交给我们了，可是因为这套书可能要赔钱，所以我们的领导，当时主管我们的副总编就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把这套书变成高校教材。如果不能做教材的话，这套书由我们出版社出，经济压力太大了。但是你想想，这么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写的一本书能随随便便就做教材吗？我当时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写了一份评价很高的审稿意见。我们那个编辑室几个人研究了一下，几个人都赞成一定要想办法往上推这本书。
樊登：大家一看都觉得好。
李昕：有三个人看过这稿子，都觉得好。然后，我写了一个审稿意见。就拿我的审稿意见做基础，改了格式和语气，变成了一封出版社的推荐信，然后我就带着它去了国家教委。当时国家教委接待我的一男一女，看我拿着这个稿子和我的审稿意见，就说：“你这个想法我们欢迎、鼓励，我们是鼓励年轻学者写教材的，但你手续不全，你没有专家意见。”我问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意见，他说：“你找越权威的专家越好，越多越好。”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两句话。
然后我马上回来，打电话跟杨义商量要怎么办、请谁。杨义跟老一辈的学者比较熟悉，我当时因为给这些老学者编书，因此也认识一些专家，所以我们俩人商量，请了四位权威的专家，一位是唐弢，一位是王士菁，一位是严家炎，还有一位是樊骏，这都是在现代文学领域顶尖的学者。这些人当时都看过一些杨义写的文章，再看到这个稿子，他们也很欣喜，觉得这个年轻人了不得，能成大器。所以这些老学者奖掖后进，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价意见，我把这四份意见拿来复印，就直接送到教委去了。
教委接待我的还是那两个人，只对我说：“这回材料齐了，放这儿吧，我们会研究的。”我就全放那儿了。人家没多说一句话，我也没跟人家客套，后来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了，杨义自己也没催。过了大约半年，忽然有一天，出版社办公室给我送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有几个大大的红字“国家教委”。我拆开了一看，里面就是一个批件，批准《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但你要知道，我只给他们看了一卷的稿子，因为第二卷、第三卷杨义当时还没写呢，结果他把三卷本全批给我了。老实说，我佩服国家教委的魄力，敢于这样支持年轻人的学术创新。
樊登：这套书成了经典。
李昕：这套书成为教材以后，年年重印，而且在学术界、教育界好评如潮。
樊登：我听说，杨义老师分房子就靠这本书了。
李昕：他后来出第一本书，就分到了两居室；出第二本书，分三居室；等一套书全出版了，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来杨义跟我说，如果当时他找不着出版这套书的地方的话，他可能会改行，就不再做这个了。
你要知道杨义后来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他后来是一个打通古今两千年的学者，直接是逆流上溯，追溯中国文化研究。他先是研究现代小说史，然后研究明清的文学，后来又去研究唐宋的文学，研究李白、杜甫，后来又去研究屈原，再往后他还研究先秦诸子。在中国的学者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像他这样直达两千年来追根溯源的研究者，真的没有第二人。
后来，像这样大厚本的著作，他出了60多本，那真的是著作等身了，而且全是硬邦邦的学术著作。他去世以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很多人认为他是可以和王国维、梁启超这些人相提并论的当代学术大师。
樊登：说明当时社里的氛围相当开放。
李昕：是，就是说还是愿意为他的成长创造条件。
樊登：钱学森先生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那本书也是您给出的。
李昕：是我给他出的。钱学森老先生是一个特别令人敬重的人。其实我跟钱学森先生也没见过面，这真的很遗憾。钱先生跟我有通过信，《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了以后，他先后两次把样书寄给我，上面加了他的签名，一本上面的签名是“感谢您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另外一本上的签名是“感谢您的书评”，因为我给他那本书还写过书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感谢。
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精装本，很漂亮，这本书后来的影响也很大。这本书的编者钱学敏写了一个很长的后记，讲述编这本书的过程，里面也介绍了钱学森，谈到了钱学森家族和鲁迅家族的关系，叙述了两个家族之间的历史交往之类的。钱学森亲笔改了稿子，把这些内容以及钱学敏对他的赞词全部划掉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低调、非常谦虚的人。
樊登：您后来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灵堂里了。
李昕：对，因为很多年都没有联系，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就去忙别的了，没有再跟钱学敏联系，更没有跟钱学森联系。直到我在报纸上看到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去送行。
钱学森这个人的厉害，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在很多新学科的建设方面，他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非常开阔、非常前沿，比如说在中国研究思维科学，就是钱学森倡导的。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那批人，应该都了解当时的情况。那时候，钱学森发表关于思维科学的文章，当时的文化界都会争相阅读。当时流行“三论”，就是所谓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最先提倡要研究这三论的人中，如果钱学森不是第一人，那也是其中之一。
樊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觉得社里边也在努力地出版各种畅销书，中间有一段时间您一直在负责港台作者的开发。这特有意思。
李昕：特别有意思。
樊登：就是我们大家最有可能读过的书，估计是李敖先生的书。
李昕：李敖第一本授权给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就是我做责任编辑。198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一个综合编辑室，这个综合编辑室按照分工，可以负责港台文学出版。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只有九家出版社被允许出版港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其中一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港台书的责任就在我身上，我是那个编辑室的主任。
当时巧合的是，1988年台湾已经“解严”了，就是台湾人可以和大陆人交流了，台湾人就开始大批地往大陆来。李敖就派了他的一个联络人，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叫陈中雄。这个人带了20本他的著作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然后把书交给了我们的社长陈早春。陈早春自己不能做编辑了，因为他是社长，所以他就把我找去了，跟我说：“你不是刚成立综合编辑室嘛，你是主任，那这些书就交给你了。”就这样，我和李敖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直到李敖去世，我跟他是30多年的朋友。在当时，我大概选了7本书，给他做了一个系列，打头的一本叫作《独白下的传统》。
那我是怎么帮助李敖出名的呢？我是借着柏杨来宣传的，因为当时柏杨在大陆先出了书，名声大噪，可是大陆还没有人知道李敖。而我因为当年在北大听过报告，知道柏杨和李敖在台湾是齐名的，所以我就借着这个点来宣传，号称读了柏杨的人不能不读李敖。我做了这种类型的广告，然后把李敖自己吹自己的那些话都印在封底了——“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把他这段吹牛的话印到了封底。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样的东西印在书的封底很不严肃，有人批评过我，觉得怎么能这么干。我说：“你们别当真，这就是一条宣传语而已。”
樊登：但这确实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李昕：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任何宣传手段，但是我想把这本书做成畅销书，我就跑去找新华书店总店。1989年，那时候还没有民营书商，所有的书都是通过新华书店这个渠道发行。我找到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那个发行员名叫高淑艳，我跟她商量说：“我这本书想卖得多一点儿，你有什么办法？”她说：“那你就印宣传海报。”我说：“我给你印一万张。”
然后我就把这一万张海报印了出来，这个海报的宣传词主要意思就是读了柏杨的人一定要读李敖。我把海报送去，她就帮我发遍了全国，海报跟着这本书发遍了全国，当时每家书店里都贴着这张海报。那个时候还没人这么干，所以我们的海报给了书店，人家还会贴上。今天你给书店海报、易拉宝、单张，书店根本就不接收，但是在当时是可以的。就靠着这张海报，李敖的这本书一下子就卖了20万册。
樊登：所以今天大家听的是历史，这是中国的出版史。改革开放以后，您第一次大规模地用做堆头、贴海报的方式去宣传。我觉得您也适合做生意。
李昕：我不敢当。
樊登：真的，您那时候做生意，其实没问题。
李昕：是，当时在出版社里，想出这个办法的还就是我。在人家看来，这属于鬼点子。
樊登：最有意思一件事是什么呢？李敖先生的稿费都被你们给花了，是吧？
李昕：也没有都花，花了他一部分，而且这是经他许可的。因为当时出书的时候，李敖人在台湾，不能到大陆来。我们当时出版台湾作家的书，都是等台湾作家到大陆来领稿费。比如白先勇，我们出版了白先勇的书，如果白先勇能来大陆，他就会在来大陆的时候取稿费。
樊登：还有梁凤仪。
李昕：梁凤仪这些人都是能来大陆的，而李敖不能来，因为他被台湾当局控制和打压，他很怕自己一旦进入大陆，台湾那边不让他回去了，如果那样他就成被“流放”了，不是吗？所以他不敢来。那这些稿费在大陆，又汇不过去，怎么办呢？他说了六个字——“稿费不出大陆”，让我们替他处理。他在大陆有个代理人，这个人在大陆有投资，在大陆建了工厂，姓陈。就是这个陈先生替李敖管理稿费，陈先生又特别慷慨，就说李敖的钱大家花。
樊登：口号叫“吃李敖，喝李敖”。
李昕：每次等出了李敖的书，他就会拿出一部分。其实那时候稿费很少，一本书就是一两千块钱稿费。
樊登：所以您在综合编辑部的时候出版的书，主要是哪些作者的？
李昕：那个时候我出过像陈平原他们编的“漫说文化丛书”，那套书后来获了奖，而且那套书是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三个新名家编的20世纪以来的老名家的散文随笔精选，一共分十个专题来出版，书名叫《男男女女》《父父子子》《佛佛道道》……就是按这样的专题来编散文随笔，这是第一次尝试，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编。后来他们带起一股风来，好多人编散文随笔集，就是按照他们这个思路来编。
樊登：我看您也陪着梁凤仪女士各处签售。
李昕：梁凤仪那时候也非常火。
樊登：她写商业小说。
李昕：对，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梁凤仪是被当时的香港中联办介绍给我们的。那时候不叫中联办，叫香港新华分社。
樊登：对，新华社香港分社。
李昕：他们说：“这是香港的爱国作家，她写的东西，希望你们能够出版一点儿，让大陆的读者能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了解香港。”然后我们出了一系列梁凤仪的小说。
樊登：但是没想到卖得也很好。所以您这跟香港的缘分，就是在这时候打下来的。
李昕：那时候就开始有缘分了。
樊登：您后来被调到香港的三联，是您到了三联以后的事吗？
李昕：不，我是从人民文学去的香港三联。
樊登：那这是一个什么机缘呢，就是为什么会突然调到香港三联呢？
李昕：因为当时香港的几个出版社，包括三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出版社，都是中资出版机构。什么叫中资出版机构？就是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意思，它们都是属于中国国有资产。既然是这样，它就需要有中方的人员去参与管理。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香港三联的主要领导都是从内地派去的，在香港，这叫作内派干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前副局长赵斌也当过香港三联的总经理，我去的时候还是赵斌在当总经理。当时找到我其实是很偶然的，他们找人推荐，正好有熟悉我的人觉得我适合，就向他们推荐了我，结果一下子他们就看中了，就要了我，就是这样的。
樊登：特别好玩，您还得现学粤语。
李昕：那当然。
樊登：那时候人家开会不说普通话？
李昕：是这样的，赵斌这个人是个语言天才，他是上海人，也许上海人就是学粤语比较容易，他一个多月就满口粤语，太厉害了这个人。他比我早两三年去香港三联，他当总经理的时候，想学粤语，就自己写了一篇讲话稿，然后交给他的秘书，他的秘书是香港人。他跟秘书说：“你拿录音机把我这篇稿子读一遍，录下来。”这个秘书就给录了下来。录下来以后，他就把这个录音带拿来听，听了几遍以后，第二天开会，他就学会了他的这篇讲稿用粤语说出来。然后他就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谁跟我说话，都不许说普通话，都要说粤语。”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逼自己，把粤语上口。他是太厉害了。而我在香港工作了8年，一直到回来的时候，我的粤语都上不了口，我只会说几句最简单的。
樊登：但是能听。
李昕：能听。我后来只要求自己能听懂粤语就行了，叫作“识听不识讲”。
樊登：识听不识讲。
李昕：我只要求这个。因为什么呢？你后来跟当地人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他为了迁就你，跟你说普通话，他憋个大红脸，老半天也说不清楚。那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粤语吧。”他就会很兴奋：“你也会说粤语？”我就跟他说：“识听不识讲。”
樊登：那段时间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还是不高。
李昕：现在可能会好一点儿，我去的那个时候，香港会说普通话的人不多。
樊登：在香港的这段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您报销出租车票的那件事，我觉得这个挺震撼的。
李昕：是吧，我跟你讲，香港人真的非常严格，而且一点儿情面都不讲。
樊登：那是您的秘书？
李昕：是我的秘书，那个小秘书是一个女孩。我每次从北京回来，都要报销一堆出租车票。我也是很严格的，我自己家里人出去游玩、吃饭的出租车票我是不报的，我从来是这么严格要求的。我报的都是我去联系作者时的出租车票，比如说我去某一个作者家，像去叶圣陶的家里，我有个出租车票；我又去王蒙家里，我又有个出租车票。就是这样的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从北京出差回去，把一沓出租车票交给我的小秘书，她叫阿燕。小秘书拿走的时候我清点了一下，过一会儿她找上来跟我说：“李先生，你这张票不对。”我一看，那张出租车票上面写的日期不是我回北京出差的日期，她给我挑出来了，太厉害了。
樊登：我们经常在北京打车的话就能理解，有的时候司机说这打票机坏了，他就拿一张之前的票给你。
李昕：对，他就另外拿一张给我，我这张就是这么来的。我跟她解释半天，才算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要不然就成了我贪污了。在香港这种事情真的是很严格。1996年我到香港的时候，第一个星期，出版社就发给我一部手机，我一直挂在腰上。当时那手机样子蠢蠢的，还有个皮套，是要挂在屁股后面的，是那种挺大挺笨的手机。那部手机可以打遍全世界，但是我没敢用它往家里打过任何一次电话，从来没有过。
我拨电话都是用我住处的电话，那个是我自费的。给北京拨，那时候一分钟话费十块钱，太贵了，拨不起，所以我跟家里面的人约定，让我儿子看着表，每次通话三分钟，到两分五十秒的时候，我儿子看着表提醒时间到了，我就马上挂断，那时候都是这样打电话。
樊登：现在不要钱，现在找个有Wi-Fi的地方随便聊，不要钱。
李昕：不过因为香港的廉政环境，每个人都这么清廉，所以我在香港8年，没有在公司报过任何一张私下请客的发票。
樊登：在香港做出版的过程当中，因为香港的市场比大陆要小得多，那怎么能够保证出版机构还能够盈利呢？
李昕：他们把每一本书都做得非常到位，非常精细，就是挖空心思去做策划。在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一本书总得卖出1500本才有点儿盈利，可是很多书只能卖三五百本，那剩下那1000多本你怎么办，你怎么去推销呢？那都是三联的员工抱着笔记本电脑一个店一个店去推销。一共就是70多家比较大一点的书店，他们一个店一个店地走，就是这么做营销的。
我刚去香港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特别震撼的，就是他们这套经营管理的办法。一张大表就把所有东西都说清楚了，就是一本书从第一版定价多少，第一版印多少、发行多少、库存多少，到第二版也是这套数字，到第N版还是这套数字。十几年来，这一本书的生命史，完全记录在这一张表里面。它印了多少次，每次发了多少本，到现在总库存多少，看这张表都能知道。一本大表册子，就把一家出版社出过的几千本书都囊括其中了。这种精细的管理，当时在北京是完全做不到的。
樊登：螺蛳壳里做道场。
李昕：太厉害。所以我就说，我其实是到香港才开始学习做出版的经营管理。
樊登：这叫职业化。
李昕：另外一个就是在图书的装帧设计方面，香港领先我们至少20年。因为它是和国际接轨的，它使用的设备也是比较早和国际接轨。比如它使用了苹果机，然后用PageMaker、Photoshop这些软件来做书，而我们当时还是PC机，还是华光排版系统的第一版本，根本连图文混排都做不到，但是人家已经可以做文绕图、图绕文、彩色印刷等各种各样的图文书。香港书籍的装帧设计一直是领先的，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创意，所以我去了以后受益良多。老实说，我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种以做文字书为主的出版社去的，到那儿真是开眼界，发现图文书原来是这么做的，长了很多见识。
樊登：调回来以后您就进了北京三联？
李昕：对，就进了北京三联。
樊登：正好赶上三联在闹“地震”。
李昕：对，当时的那个“地震”就是前任总经理做了一些不符合三联传统的书。他的一些做法得不到三联内部的这些骨干的认同，也得不到文化界的认同。当然，这个人其实也是想搞一点儿改革。而且在当时，中国出版集团成立起来以后，这些出版社，包括三联、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都走上了企业化道路，也需要一些改革。
结果他来了以后，还真的帮助三联创造了一点儿利润，而且利润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不少，所以员工的工资也都涨起来了。但他错在哪儿呢？他的方法有些问题，比如说他卖了一些书号，这个是违反新闻出版的规定的，犯了纪律。然后他又搞了一个《读书》的公务员版，一号两刊，又违反规定。还有他出了一些书，不符合三联的定位，让人家一看就觉得这些书不像是三联出版的。结果这么一弄，社会的舆论也跟着起来了。
樊登：我念一段杨绛先生写的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当时杨绛先生并没有直接表明说“我反对”或者“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看，她这话说得多文雅。她说：“我和钱锺书把书交给三联出版，是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三联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就这么几句话，就表明了老太太的观点：“不官不商，有书香。”
李昕：是的，杨绛先生对我们一向是很关注、很关心的，因为她和三联的几代领导人关系都非常好。后来她把钱锺书的全部作品都交给三联出版，老先生对三联是寄予厚望的，也是特别信任的。所以她不忍心看着三联的品牌被弄得……
樊登：变味。
李昕：对，就是这样。
樊登：其实李昕老师跟钱锺书先生是有渊源的，李昕老师的爸爸跟钱锺书先生是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都在清华大学教外语。
李昕：对，曾经是同事。
樊登：但是您没见过钱先生。
李昕：我没见过钱先生。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见钱先生，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从我到了香港以后，就在出版杨绛先生的书，然后我到了北京三联以后，北京三联也一直在出版杨绛先生的书，所以我每年都会去拜访杨绛先生，而且有的时候一年去几次，所以我跟杨绛先生还是比较熟的。但等我回到北京三联的时候，钱先生已经不在了。
樊登：您能跟我们讲讲，杨绛先生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李昕：极其认真、一丝不苟的人。
樊登：就在三里河寓所，您去过？
李昕：对，我去过很多次她家。我给你讲一个小例子，就是现在有些人看到的是杨绛常常要为自己维权，比如说有人没经她允许，用了她和钱锺书的照片，或者用了钱锺书的什么手记，她要维权，她要制止人家，不许人家这么做，要不然就要打官司。有人就觉得，她这么做是不是太计较了，但我觉得，他们这么想是因为不了解杨先生的性格。杨先生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她非常在意办事要公平。这公平包括对自己公平，也包括对别人公平。
我给你举个小例子，2007年，我在北京三联，当时三联把《钱锺书集》做了修订，出了第二版，我主管这套书的业务。其实是修订了，里面改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把它印出来以后，没敢叫修订版，叫作第二版。为什么呢？因为钱锺书已经不在了，修订要本人修订，所以我们叫第二版。这套书出版的时候，因为南京的新华书店包销两三千套，算是大户，他们说要在南京搞新闻发布会，让我去参加，所以我就飞到南京去致辞，代表出版社讲了一通话。我当然得讲这套书叫作第二版，而没叫修订版的原因。讲完这些以后，我觉得我得给三联做点儿宣传。我就说，这套书的版权对于三联来说特别珍贵，为什么呢？全世界只有这套书是钱锺书作品集，钱锺书的版权都在三联。
其实我们的《著作权法》为了文化积累、保护文化资源，默许在文集出版以后，出版社还可以再另行出版单行本。也就是说，你在三联出了钱锺书文集，这套文集里面的一本本单行本，你可以拿到别的出版社去出版，我们的版权法《著作权法》是默许的。但是我称赞了杨绛先生一下，我说：“老先生特别严谨，她把版权全部收回来了，她不允许别的出版社再出了，所以这个版权都集中到了三联。只有两本书是例外，一本是《围城》，一本是《宋诗选注》，这两本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绛才同意保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权利。”其实我说这话是为了称赞杨绛，称赞她在版权保护方面特别谨慎。
当时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去了发布会现场，就把我这番话全部记了下来，发在《中华读书报》头版。结果，杨绛先生看见了，就不高兴了，让吴学昭给我打电话。吴学昭打电话给我，上来就说：“李昕，你这次可把老太太惹火了。”我说：“怎么了？”她说：“就是你在南京那通讲话。”我说：“我讲话有什么不对吗？”她说：“你那篇讲话，前面百分之九十都很好，但是最后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再要求，才留下《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本书的版权，你这话可说错了，为什么呢？你得讲先来后到，人家1958年就出了《宋诗选注》，1980年就出了《围城》，是你们一再要求才出文集，你不能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什么事都得讲先来后到，人家在你前面。”
我一听，知道自己没理了。我说：“那我赶快给杨绛先生道个歉，你替我跟杨绛先生道一个歉。”你猜吴学昭怎么说？吴学昭说：“杨绛说了，你不需要向她道歉，你要向人民文学道歉，这件事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公平。”我说：“那好，我马上认错。”于是我就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潘凯雄打了一通电话，把这个原委告诉了他，潘凯雄哈哈大笑说：“老人家为我们做主，我照单全收了。”从这件事你就能看出来，杨绛先生是一个特别讲究公平的人，她意识到对别人不公平，她要帮助别人维权，她是这样的人。
樊登：真是有侠女之风，难得。跟金庸先生算是失之交臂？其实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李昕：在我到三联之前，金庸就一直在和三联合作。金庸全集是令人记忆深刻的书，也算是三联的经典出版物。他一开始签的这个合同约定了7年的合作期，等到这7年合作结束的时候，金庸的代理人提出的续约条件让三联领导人有所犹豫。三联领导人也是一念之差，说为什么你还提高条件？新书已经变成旧书了，条件怎么还能越来越高呢？就在他这一念之差，犹豫之中，金庸的代理人去跟广州的出版社谈了。
樊登：这其实也是件好事，让原来三联的版本成了绝版。
李昕：对，现在二手网站上卖得很贵。
樊登：手里假如有一套或者很多套过去的三联彩色封面的那个版本就很幸运，那画得特别好看。
李昕：那是宁成春设计的，那也是个知名设计。
樊登：可惜我只有《射雕英雄传》和《鹿鼎记》是三联的版本，我剩下的书都是广州的。
李昕：你没凑齐全套，那你那收藏不值钱。
樊登：因为我们那时候没钱，我们都是在书摊上看，看完还给人家。但是我那套书有金庸先生的签名，这就稍微又值点儿钱。
李昕：那当然了，现在金庸先生的签名很珍贵，因为他签的不多。
樊登：您是在哪一年离开三联，去商务印书馆的？
李昕：退休，我2014年7月11号退休。
樊登：这故事讲着讲着，从1982年就讲到退休了，人这一辈子也真快。
李昕：对。其实在商务印书馆的这段经历，比我在三联的经历还长，但我始终认为我还是个三联人，大家也还把我当成三联人。
樊登：因为您在三联做过总编辑。
李昕：我在商务印书馆只是帮忙而已，不是正式员工。
樊登：王鼎钧先生的书跟您结缘，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吗？
李昕：那不是，这个缘分可太长了，我跟王鼎钧的交往从1991年开始，你想想看，到现在有多少年？三十多年了。可以说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和王鼎钧联系，要出版他的书的人。但是那时候阴差阳错，我要出的是他的“人生三书”还有“作文两书”这五本。在跟他商量的过程中，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就说这件事先放放，因为那时候我手里也有很多选题，我也把这件事情撂下了，这一撂撂了二十多年。后来我去香港的时候，虽然很关注王鼎钧，还有人从台湾带了整套王鼎钧的作品给我，我后来又带回大陆，但是我不能做他的书，因为香港和台湾是同一个市场，王鼎钧的书既然在台湾已经出了，在香港就不能出，所以这些策划就都放下了。
后来我到了北京三联，也没有第一时间出版他的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王鼎钧的作品基本上是属于文学，而北京三联当时是不出文学作品的，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策划王鼎钧作品。等到2012年，他的“回忆录四部曲”出版，我们把它归入历史一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出版王鼎钧的作品。我出版了王鼎钧作品以后，又想成系列地出书，所以后来他那些属于文学的随笔也都被编进去了。我们在三联一共出了16种王鼎钧作品，形成一个系列。
樊登：现在他有100岁了吧？
李昕：今年4月5号，是他99岁生日，我们一般都是做九不做十，那他就是100岁。
樊登：所以我读他的书，有特别明显的穿越感，他一会儿写的是民国时候的案例、民国时候的作文，一会儿又写疫情期间怎样怎样。我心想：“这都能连在一块儿写了？”这当中有将近100年的跨度。
李昕：老人家跟我真是没说的。《一生一事》这本书的序言就是王鼎钧老人家作的。因为我换了几个地方，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了香港三联，到了北京三联，最后到了商务印书馆。到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我还是希望继续跟老人家合作，于是我就跟老人家说：“你还得支持我。”所以我跟他要稿子，他就会给我。
忽然就是到了疫情以后了，疫情过了一年的时候，2020年年底，像往年一样，我给他发去一张贺年片。一般来说，鼎公接到我的信当天回复，顶多拖一天回复，但这次的贺年片，大概等到1月7号他还没有回，我就又给他发了一封信，说：“疫情之中你身体怎么样？我很牵挂。”就写了这么一封信，他仍然没回复。我又等了好多天，仍然没消息。
这时候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是在疫情中，我怕他病了。我在美国曼哈顿有个朋友叫周励，就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她是个作家。我就找周励，说：“你认识不认识王鼎钧先生？我给他写信，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回复，你能帮我去打听打听吗？”周励说：“我本人跟王鼎钧没有接触，但是我有个朋友跟他家离得很近，我让他上门去打听一下。”因为什么呢？老人家耳朵不好了，你打电话也不行，就得上门。结果周励那个朋友去了王鼎钧家里以后，王鼎均马上给我回信，说：“你的信不知怎么跑到我的垃圾桶里了。”所以就是他没有收到我的信。
我接到了鼎公的信，也就觉得安心了，鼎公健康，身体无虞。结果第二天，鼎公给我寄来一部书稿，他写了一条短函，这条短函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本书是我居家隔离时渡到彼岸的小舟，昨死今生，感念大德，特先请您过目。”我一看这封信，眼泪都快下来了，我非常感动。
你想，他在昨死今生的时候拿出一部书稿来，想到的竟然是我，所以我觉得我接受重托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做好。这本书的书名叫作《文路》，是教青年人写作的书。我就想这本书是有卖点的，但是《文路》这个名字可能不太行，我就跟责任编辑蔡长虹商量取个什么名字好，我们想了四五个名字，去征求鼎公的意见，后来鼎公说就叫《作文六要》。这本书你是熟悉的，那里面讲了作文的六种方法。
然后这本书出版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宣传，我找了好多名家站台，包括莫言、王安忆、清华附小的校长窦桂梅等人都来推荐。然后，我们想到的就是你，樊登兄，便请你帮我们在“樊登讲书”里面讲一讲。我记得你讲了91分钟，那本书立刻就大卖。后来又出版了《灵感五讲》和《文艺欣赏七论》，这些书卖得都不错，都有几次重印。
樊登：这个故事从1982年讲，最后一个出场的人物竟然是我。
李昕：对，书里面写到了你。
樊登：谢谢，特别感谢，我的名字能出现在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简直是走进了历史，特别好。我有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有作为的大作家都这么长寿，您认识的百岁老人都有好几位。
李昕：我觉得是胸怀，这些人的胸襟比较开阔，头脑比较通达，看得透。比如说杨绛先生，那真的是超然物外，所以她长寿。马识途也是这样，马识途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就是吃得、睡得、走得、写得、受得。“受得”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罪都能受，受罪的时候自己也不认为是受罪，很坦然，心态好，什么都能接受，所以就长寿。
樊登：能够像王鼎钧先生他们这样，100岁还在回邮件，还在跟人讨论问题、写作，这真是莫大的幸福。那您做编辑，打算做到多少岁？
李昕：看身体情况，身体能支持就一直做下去。
樊登：您也做到100岁。
李昕：那不敢，我相信我没有那么长寿。
樊登：有机会，我觉得您有机会。
李昕：有机会吗？谢谢。
樊登：读完这本书后，我总体的感受就是觉得做书就是做人，您能够与那么多好的作者维系良好的合作关系，有什么重要的心得可以向大家传授？
李昕：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用心，要以心换心。我对作者从来都是这样，一是要努力地去帮，一是要尽可能地做好服务。邹韬奋不是讲要竭诚为读者服务吗？我想我自己头脑里面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对我来说，作者的事情是天大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你一定要把作者的事情当作大事，一定要尽量地、尽快地去处理他的书稿，不要让书稿耽误在你的手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自己一直是比较注意的，所以我和作者的关系都比较好。其实作者的资源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就流失了，因为出版是存在竞争的，一部好的书稿肯定有几家出版社都在竞争，你稍微拖延一点儿就会流失。
樊登：怎么样，听完这本书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还有很多书需要读？我觉得您不光是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掌故，还给我们开了个长长的书单，有这么多书、这么多名字需要补上。大家平常都是直接看现成的书，今天等于是见着“厨师”了，看看一本书背后是怎么操作的，一本畅销书是怎么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确实非常开眼界。希望您能够继续为我们选择、编辑更多的好书。
我们有一些网友的提问，咱们做一个快问快答，您简短地回答就好。第一个问题，“大学毕业以后很想成为编辑，您觉得在读书期间，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培养自己的素质呢？”
李昕：多读书，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多逛书店，了解别人是怎么做书的，了解书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要对书的形式有比较多的关注，了解一本书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怎么设计的，有什么特点，了解不同类型的书通常是用什么样的做法来做的。多看别人做的书，自己慢慢地就会形成悟性。所以我一再强调，编辑要有书感嘛。书感就是你拿到了一份稿子，你有了这个内容，你要找到一个适合它的形式，在这方面是需要积累经验的。你要看别人是怎么做书的，谁做得好，慢慢地你就会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掌握了这个规律，你也就有了书感。
樊登：您这个建议特别像我以前看的一本教人做编剧的书里面的内容，它说怎么做编剧呢？就是你要看好电影，然后一边看这个电影，嘴里一边讲剧本。比如说，远景，下雪，远处走来一辆车。你得一边看电影，一边描述剧本，慢慢地你就会写剧本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李昕：对，是这个意思。
樊登：得看得多，而且得看好的作品。第二个问题，“您这一份工作做了40多年，我都换了好几份工作，坚持两三年就算长的了，感觉找不到对于工作或者事业的热忱，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一点呢？”
李昕：做一件让你自己满意的事。比如说，当你做编辑的时候，如果你编的书都是无所谓的，就是这些书都是可有可无的，你只是为了挣钱、吃饭，那这样的书不会让你有成就感。如果你能够塌下心来、用心地做出一本让你自己感到满意的书，而且这本书也能让你的同行、让社会、让文化界给予好评，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成绩，你拿出这样一本让人眼前一亮的书，你自己就会有成就感，你就会受到鼓舞，你就会沿着这条路继续做下去。
樊登：对自己负责。
李昕：对，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去做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那你一辈子都找不着感觉。
樊登：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难。他说：“您从事文学的编辑工作，会面对很多良莠不齐的内容，您是如何慧眼识珠的？而且现在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我该怎么辨别什么是优质内容，是有助于自己成长的呢？”
李昕：我觉得可以有各种参考，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要多读书，形成你自己的判断力；另外一个就是有各种参考，你可以多看书评，看别人怎么推荐好书，有一个参照系在那里；你还可以根据同一个作者以前的创作成绩，来评价这个作者。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综合的尺度，在这个综合的尺度下，你应该能够了解这本书有没有特点，有没有探索性，有没有创新。
樊登：对，其实我也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判断这本书是好还是不好？”我说，假如你问蔡澜怎么知道这个饭好不好吃，他肯定说要多吃。得吃得多，你才能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所以先不用急着评判好和坏，你自己得先有足够的量，看过眼的东西多，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李昕：对，你说的这条很对，就是这样，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再另外寻找几个参照系综合判断。
樊登：好，非常感谢，谢谢李昕老师给我们的讲述，让我们走过了40年的出版史，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做出版的不容易，在关注作者之余，也能够关注一下作者背后的编辑和出版机构。谢谢大家，也谢谢李老师。
李昕：谢谢樊登老师，谢谢大家。
樊登：下本书再见，谢谢。
来自樊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