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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31分钟,感人肺腑的ICU实录,带你触摸生命的温度。

樊登:各位好,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扣人心弦的书,叫作《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作者是北医三院的ICU的大夫薄世宁。欢迎您,薄大夫。

薄世宁:谢谢您,樊老师。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想让您读这本书。

樊登:谢谢。我先说说读完您的书之后的感受。第一,我对ICU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二,我特别钦佩医生们对身体的了解程度,人体内会发生意外的地方实在是多得不可想象,就算您有这么多年的医疗经验,依然要像探案一样,面临很多像迷局一样的疾病,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第三,我感受到医生跟患者之间的感情很深,因为医生把患者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所以,我在这儿对所有的医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您。

薄世宁:谢谢。

樊登:咱们先普及个知识吧,您先跟大家讲讲什么叫ICU。

薄世宁:ICU这个词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的首字母缩写,国内通常翻译成重症监护室。协和医院把它称为加强医疗科(重症医学科),我们医院把它称为危重医学科。ICU接收的应该是医院里病情最重的病人,通常是这么几类,第一大类是急性器官衰竭的病人;第二大类是发生意外情况的,比如在住院过程中突然心跳停止的病人;第三大类是处于手术危险期的病人。这些年来,很多老人也能做手术了,一方面是因为麻醉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因为外科手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因为ICU技术的进步,它可以帮助病人度过危险期,以前这些老人的身体可能无法承受手术。ICU里主要是这三大类病人。

樊登:为什么要专门设计一个这样的科室,把这些危重病人都放在这儿呢?ICU里有什么独特的设计吗?

薄世宁:ICU里有独立的单元设置,一个单元里有很多设备,包括生命监护设备,比如监护仪;还包括生命支持设备,比如呼吸机,呼吸困难的时候可以用呼吸机来支持,肾脏不好的话可以用机器来替代肾脏功能。主要是由这两套设备构成一个ICU的单元。那为什么会有ICU这样的一个独立专业呢?因为人在垂危阶段的很多表现是有共性的,比如病人的血压会下降,意识会变差,呼吸道的廓清能力和排痰能力会降低,病人还会出现重症感染,器官会发生衰竭,这些问题都有共性,因此就需要建立一个专业——ICU。

樊登:您的这本书里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当某位患者从ICU里被推出来的时候,整个楼道里,其他等待中的ICU病人的家属们,全部一块儿来祝贺他了。即使推出来的是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却在相互祝贺。这是不是也说明,能从ICU里出来就不容易?

薄世宁: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和我的病人、病人家属进行了很多访谈。其中一个病人就讲了这个细节。她说,当她被推出来的时候,原以为的场景是自己老公会哭,但没想到的是,外面的这些人都翻身坐起来,眼巴巴地盯着自己,同时他们都在祝贺她老公——他们居然不是在祝贺她,而是在祝贺她老公,说“恭喜你,终于出来了”。她说,这些人都是普通人,其实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渴望能够在门一打开的时候,看到推出来的是自己的家人。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樊登:这就是不同的视角。

薄世宁:不同的视角。在换视角考虑之后,很多故事颠覆了我的想法。作为医生,我每天都在单方面地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病人具体怎么想,家属怎么想,我没仔细考虑过。所以转换角色以后,我的看法也转变了。

樊登: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薄医生所在的ICU里,有80%的人是可以顺利出来的,这个成功率比我们普通人想象中的要高得多。

薄世宁:当然,这个成功率也包括了一些术后恢复的病例,危重病例的抢救成功率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了。但是在今天,现代医学在快速发展,无论是呼吸机、监护仪,还是我们其他各种设备的进步,都会让成功率逐步提升。我一直在这本书中强调一个观念: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一方面,病人的自我修复要打配合;另一方面,医生要为病人的自我修复提供时间、创造条件。

樊登:给他的自我修复创造机会。我记得您的这本书里有一个病例,那个人的腹腔里大量地出血。

薄世宁:那天我接收了一个创伤性大出血的病人,这位病人很年轻。

樊登:他是出了车祸,是吧?

薄世宁:是车祸。一辆车从他的上腹部压过去了,导致他肝破裂、脾破裂、肠系膜的血管撕裂。当他被送到医院时,血色素已经很低了,不到3g/dL。一个健康男性的血色素一般是14g/dL~15g/dL,而他只剩下3g/dL左右。医生测不到他的血压。外科医生要给他做手术,修补肝脏的破裂,切除脾,结扎血管。这个手术很难,因为他的血压维持不住,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给他做了手术。

这个手术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手术过后,医生把他送到我那儿时,他的凝血垮了。因为他消耗了大量的凝血因子,导致他的创面开始渗血。我记得那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护士把他从手术转运车上往床上一搬,我就听到监护仪开始“嘀嘀嘀”地报警,他的血压就一直往下掉,我们不停地给他输血。我们太想救活他了,他只有38岁。我还记得他的父母是山区的农民,他的父亲当场就瘫倒了,他的母亲一直说“你救救他,你救救他,我就这一个孩子,我的血可以都给他”。

虽然我们一直在给他输血,但他还是在不断地出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继续输血。直到凌晨的时候,血库没血了,我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系血库,还是没有血,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血压往下掉。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力感,因为我拼命地想救活他,但依旧没有办法去救活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就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突然发生了,我看着引流管里的血的流速在变慢,慢慢地,它就停了。

樊登:那个引流管的作用是把腹腔里渗出来的血液引出来,以防腹腔里有大量的血。

薄世宁:一方面,我可以观察到他出血的速度;另一方面,就是把血引出来,防止感染。这个时候,他的血压大概掉到60多的时候,突然稳住了。虽然这个情况背后有着比较复杂的机制,但一定是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与医生创造的条件打好配合了,才为他争取到了时间。

樊登:也就是说,人体是特别坚韧的。

薄世宁:我们的人体有着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樊登:有时候,我们感觉人体很脆弱,嘎嘣一下,可能就受伤了;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人体很坚韧,它有着非常强大的求生欲。

薄世宁:这些行为表现都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求生本能。比如出血的时候,血压会下降。有些人可能解释说,因为你的血液容量不足了,所以血压低了。但实际上,血压下降就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血压下降的时候,人的出血速度才会减慢。

我们人体每天会有约3300亿个细胞死亡,但同时会有约3300亿个细胞再生。我们经常说,病人在大出血的情况下,会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什么叫酸中毒呢?就是细胞在没有热量供应的时候,会进入无氧酵解状态,产生那种酸物质。即便如此,这也是身体在为了帮你争取一点点能量,延长时间。

樊登:换了一种代谢方式。所以在ICU里经常会听到护士说这样的话,“又酸了”,实际上就是指病人开始出现酸中毒的症状。

薄世宁:对。通过这个病例,我感慨于生命的奇迹。其实我写这个病例,就是想讲生命的奇迹。

樊登:在ICU里,患者的求生欲是非常重要的。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永远不闭眼睛的女孩,她是患了肌无力的病症吗?

薄世宁:格林-巴利综合征。

樊登:格林-巴利综合征表现出来就是肌无力,浑身的肌肉没劲儿了。

薄世宁:她在三四天之内,全身瘫痪了。

樊登:她是一个北京大妞,特别乐观,别人跟她说“你得了格林-巴利综合征”,她说“这个病的名字这么洋气”。她就是从手到脚开始一点点变麻、没劲儿,抬不起来,连呼吸都不行了。你想,一个人连呼吸的肌肉都动不了了,这是会被憋死的。那她是被怎么抢救过来的?

薄世宁:在抢救她的时候,我们对她的气管进行插管,之后又给她用了呼吸机作为支持。因为你得先让她活着,才有治愈她的机会。所以,我们ICU医生救命的第一原则就是让病人先活着。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原理是什么呢?人体可能感染了某种病原体、病毒或细菌,那么在人体针对这个病原体进行免疫打击时,也损伤了人体神经。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原理就叫神经脱髓鞘,相当于电缆被剥了皮。

樊登:髓鞘打开了,散了。

薄世宁:髓鞘裂了,散了,那么它就会传导异常,很快会出现全身肌肉瘫痪。医学上会用分级的方式表达肌力,从0级到5级,那么0级就意味着一点反应都没有,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像这种病例的话,一般来讲,可以用糖皮质激素来抑制免疫反应。免疫反应不是错误地攻击了神经髓鞘吗,那我就来抑制这个免疫反应。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丙种球蛋白。从我们中国的数据来看,一般对于这种病例,使用糖皮质激素再加上丙种球蛋白,抑制免疫反应的有效率在90%左右。但给这个病人用完以后没有效果。

樊登:因为这个姑娘的眼皮子也没劲儿了,所以她的眼睛也闭不上。她躺在ICU里的时候,眼睛一直是瞪大了睁着的。薄大夫为了让她能够睡觉,就拿一块纱布盖在她的眼睛上。但是她还能听到你们说话。

薄世宁:晚上时我们会帮她把眼睛闭上,到了第二天早起,再帮她打开。像这种病人,我们帮她闭上眼睛以后,有时候还会给她用上镇静剂,帮助她入睡。但是有一次,可能镇静剂的剂量不够,因为她的眼睛被纱布盖着,我们也没发现她没睡着。我们就在外面讨论她的病情,她听到了以后就哭了。她在后来的访谈中说:“我那么年轻,我孩子才6岁,我可以忍受你们拼命地扎我的血管(用于血气分析),我听见隔壁床被抬走了,听见护士说哪个病人又大出血了,听见某个人的家属放弃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难道我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吗?”

我们就给她用上了血浆置换。第一次做血浆置换的时候,她的手动了一下,就是开始有这样的动作(手指微微抬起来)了。我记得那天我特别高兴,就蹲在她的床边,说:“你们快来看,她的手开始动了。”到了第二次血浆置换的时候,她的胳膊就可以抬起来了。第三次血浆置换的时候,她就可以脱离呼吸机了。在做了五次血浆置换之后,她就痊愈了。后来这个人就经常在我的短视频下面留言,她说:“无论你遇见什么困难,请一定相信医学。”

樊登:薄大夫为了写这本书,会去回访这些病人。他问这个女孩:“你能给其他病人什么建议吗?”这个女孩说了一句话,是这本书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她说:“不要害怕插管。”她认为插管带来的短暂的疼痛,跟后来的康复比起来,是特别小的代价。

薄世宁:我就在书中提到,为什么“不放手”?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成为过往,你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死神永远是最后的胜者,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个体生命的长度,你的尊严,还有你的价值,都特别重要。

人为什么会怕死呢?我现在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原因很多,有的人是因为还没有时间好好活着,一下子就面临疾病带来的冲击,所以医生要为他们争取时间;还有的人是担心生病过程中的痛苦,那么医生就要用药物去帮他缓解痛苦;还有的家属可能会觉得,我还没有跟这个人好好相处,结果他就要走了,这会留下很多遗憾,那么医生争取时间的过程,也是在为家属争取时间。所谓治疗疾病,就是在治疗自己的内心。绝大多数家属都是非常积极的。

樊登:想把亲人留住。说到这个话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案例,有个病人从东北包飞机来北京进行抢救。

薄世宁:其实那个人的家庭条件很一般。

樊登:那一章的题目叫作“你能活着来,我一定让你活着走”。我先简单讲讲这事,这个人是一个在东北打零工的年轻人,后来得了肝硬化,在东北的一家医院里治了很久,医生说治不了了,他要是想治病,就得去北京。但是这个人一旦出了医院,可能很快就会死。唯一的办法是包医疗飞机(飞机上全是医疗设备),等他下了飞机以后,就直接用救护车拉到医院里抢救。这家人没多少钱,包机费加上治疗费总共要花几十万,所以他们就去亲戚那儿凑钱。后来他妻子的妹夫帮了忙,借给了他几十万。他的妻子在来北京之前还要和北京医生通话。那位北京的医生姓什么?

薄世宁:姓王。

樊登:王医生。这一段我觉得你写得特别精彩。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医生怎么敢让患者包飞机来北京治疗?

薄世宁:这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或者信任没有标准,靠的就是一种感觉。

樊登:患者的家属是一个很朴实的女孩,她没怎么读过书。那个女孩就说:“我听他说话就觉得他是个好人。”

薄世宁:对。因为当地医院的医生已经把片子传到王医生的电脑上了。王医生告诉她,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病人能不能来,只要来的话,他就能把这个手术做好,而且效果会很好。

樊登:太牛了。

薄世宁: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很有风险的,但这句话也体现了医生的善良。

樊登:其实医生完全可以说“我做不了”。

薄世宁:或者他换一种说法,说“手术再好也是有死亡风险的”,或者说“包机来京的路上,如果病人出血了,我也不负责”。但他要是这么说的话,病人可能就不来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本来就很一般,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鼓励他,他就不来了。

樊登:这种决策真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特别鲜活,而且都能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有一位基大夫,他是属于师爷辈的人了,您跟大家讲讲基大夫的故事吧,我觉得太神了。

薄世宁:那还是在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的病很奇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疑难的病例。她一直恶心呕吐,恶心呕吐可能是肝炎,或者是胃不舒服,那么做胃镜检查是最常见的方法。但是这个小孩持续地消瘦,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下腔静脉里开始长血栓。下腔静脉是人体主要的一条静脉血管,管径非常粗大,血流很快,这个地方通常是很难长血栓的。那么一个15岁的孩子,既没有肿瘤,又没有凝血系统的问题,为什么会长血栓?还恶心呕吐?

我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拼命地想治好她。我就骑着破自行车,去协和医院的图书馆查资料,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国内外有没有报道过相关病例。但是我们怎么诊断都诊断不出来,这个孩子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樊登:那个孩子每天折小星星,因为她爸跟她说,折够一千个小星星就能出院,于是她就每天折。那种催泪的感觉简直像是在拍电影。

薄世宁:对,这是我在很早以前所主管的病例。我记得那天专家会诊,我们叫教学查房。教学查房的病例往往是疑难病例,而且往往会请年资最高的教授去查房。这个教授是我的导师,是专门研究疑难危重病例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汇报病例的时候,我很紧张,直哆嗦。当我汇报完,老师看过病历后,他把病历合上,提出现在的医疗界里,能为这个孩子清楚诊断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但是很不幸,张孝骞教授已经作古,还剩下一个人,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基大夫(即张树基教授)。他让我去请基大夫来会诊,真的就和电影里的故事一样(请高手出山)。

我记得那天我打车去请基大夫。基大夫给我的感觉和那种神乎其神的教授完全不一样,他头发花白,脸黑黑的,提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白大褂。他一边走一边跑,一边跑一边笑,跟我说“赶紧走,赶紧走,别赶上早高峰”。上车以后,我就觉得很紧张。他跟我聊天,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自己是河北邢台人,他说那咱俩是老乡。他很会聊天,很随和,我立刻就不紧张了。他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急救医学,他说这个专业好,能救命。他还考了我一个问题“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我一下子就被问蒙了。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考我一些问题,我就做了关于这个病例的很多准备,但是他的这一个问题就把我问蒙了。

樊登:他问的是最基础的问题。

薄世宁: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问我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我说我记不住,他说:“记不住也不要紧,我再考你第二个问题,你觉得甘露醇能干啥?”我说:“脱水,脑水肿了以后可以用甘露醇脱水。”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见过用甘露醇脱水的案例,我说没见过。于是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病例,他以前参与过一场脑部深部手术,要把脑组织扒拉开,结果拉来拉去,脑组织就肿了。就在要关颅的时候,助手就喊:“老师,脑子肿了,关不上了。”那时候的基大夫还是个实习医生,他心里就特别着急。他的老师就让他别着急,挂上一瓶甘露醇。在用了甘露醇以后,脑组织一下子就消肿了,效果就是这么好。他说:“我告诉你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你记住了,我们当医生的,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后来我就觉得很愧疚,基大夫把基础知识掌握得这么好。后来,我们就到了医院给这个小姑娘做诊断,我的老师给他汇报病例。基大夫就去看这个病人,一点点查体。我记得那时候基大夫举着CT片子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闭着眼睛思考。过了一会儿,他又戴上眼镜说:“请大家打开《实用内科学》第……”他报了一个页码。

樊登:他纯粹是来上课的呀,还让你们打开书里的第几页。

薄世宁:然后他说这个病叫腹膜后纤维化。大家一开始还不相信,就“唰唰唰”翻到那一页。

樊登:那本书是人手一本?

薄世宁:有些桌子上会放着那本书。大家翻到那一页,结果一看,那一页就写着这个病,就是腹膜后纤维化。但是当年关于腹膜后纤维化只有短短几行的表述,如今已经有大量的表述了,人们已经把这个病研究得很透彻了。再后来,因为诊断正确,病人在治疗完以后就出院了。但是她出院以后,对她的诊断我始终保持着怀疑。因为如果单纯地使用一些激素就让她好转了,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其他自身免疫问题。当时基大夫留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孩子的病情在未来继续发展的话,这个纤维化组织可能会把尿管包住,未来会发生尿路梗阻,需要动手术。”结果三年以后,我的实习期结束了,那个孩子又来了。后来我的同学说泌尿科接收了她,医生们打开她的腹腔一看,果然长满了一层纤维组织。这就和基大夫当年的判断一模一样。

樊登:这简直是神哪。

薄世宁:他在业界被我们称为“抢救大王”,是一位疑难病专家。

樊登:很可惜,基大夫也已经去世了,毕竟年纪大了。基大夫生病住院时,肚子里有腹水,然后那个护士给他抽腹水……

薄世宁:不是护士,是基大夫徒弟的徒弟给他抽腹水。

樊登:这个学生给他抽腹水的时候,他还考这个学生。

薄世宁:他说:“你知道腹水是怎么回事吗,我给你讲讲腹水吧。”

樊登:别人在抢救他,他还在给别人讲腹水是怎么回事。

薄世宁:其实这一章节是讲“医生的传承”,医生这个职业和其他行业都不太一样,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但是医生这个行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教的这些人早晚会成为你的救命人。所以医生这个行业不能够有所保留,医生的传承很重要。

樊登:您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案例,就是做了24个小时手术的那位患者,他还换了3D打印的椎体。那位患者体内有很多肿瘤?

薄世宁:那位患者的胸腔里面有巨大的肿瘤,他的症状有两个特点。第一,肿瘤把主动脉包裹住了;第二,主动脉压迫了心脏和肺。所以那位病人来医院的时候,是蹲在轮椅上的。

樊登:蹲在轮椅上?

薄世宁:他是蹲着来的,因为他坐不了,也没法躺。如果他躺下了,肿瘤的重力就会压迫心脏和肺,所以他只能蹲着,永远蹲着。

樊登:那他晚上睡觉也得蹲着?

薄世宁:晚上也要蹲着睡觉。

樊登:这个人曾经去过很多医院,都不被接收,那些医院都认为“这个没法做”,意思就是说“你不行了”。然后他去到了薄大夫所在的医院,医生说这个手术能做。为什么这让我想起医生之间的相互配合呢?麻醉科的医生放置双腔气管插管就用了三个小时,但是这本书里有一句话,主治医生说:“我相信咱们的麻醉科,如果他们都插不进去,恐怕也就没人能插进去了。”

薄世宁:而且这个手术难在哪里呢?你想,要从主动脉的表面去剥离肿瘤,很容易把主动脉剥破。那么我们首先要放一个支架,像网一样把动脉从内部撑起来,然后从表面一点点剥离肿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这个肿瘤已经侵犯了脊柱,所以要切掉八节椎体。椎体切掉以后,人就没办法直立行走,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了。因此,还要给患者植入一段3D打印的椎体。另外,这个手术的创伤很大,要切掉大量的软组织、肌肉和骨头,那么应该如何填塞伤口使其愈合?这些都是难点。

樊登:这个治疗方法叫MOD吗?

薄世宁:MDT(全称为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即多学科联合诊治)。

樊登:MDT,又新学了一个名词。什么叫MDT?

薄世宁:在今天,医学的发展已经完全超越一个人能学习的知识的极限了,即使你这一辈子不停地学,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刚才那个病例,他可能需要很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参与。简单说,MDT就是多学科协作,它带来了很多好处。一方面,你能解决复杂问题,刚才那个那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另一方面,多学科协作可以对抗风险。

讲到风险,给这位病人做手术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因为这位病人的肿瘤是一个相对低度恶性的,只要能够切下来,这位病人还能活很久,而且这位病人很年轻,我们特别想把他治好。有的病人去过很多三甲医院,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你这儿再拒绝他,他就只能等死了。而且我记得,我那天见到他的时候,其他病人在医生会诊时要么躺着,要么坐着,但这位病人是蹲在床上,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还很瘦。我第一眼见他时就觉得他像一只被雨打湿的小鸡,有种蔫了的感觉。而且在离他两三米的地方,我就能听到他发出“吼吼”的声音,那是气道受到压迫的声音,当时的他随时可能死亡。

樊登:ICU做的事是什么呢?在医生做完了24小时的手术以后,就会把患者送到ICU,说“老薄,交给你了”,这时候,我记得您说“这可不能搞坏了,前面费了这么大的劲”。

薄世宁:抢救这个病例是一个大手术,不能失败。为什么不能失败呢?像这种手术,如果在我们这样的医院都失败了,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很多人都不敢涉足这种手术了。那么,所有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只能等死。所以,必须保证手术成功。医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旦一种技术在临床上有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案例就会越来越多。比如我们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第一台肺脏移植手术,只有第一次手术成功了,后面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医生敢于尝试。

樊登:之前,我跟唐熠达教授聊过天。当我接触的医生多了以后,我现在走到哪儿都劝人别抽烟、别喝酒、别嚼槟榔。不听劝的人真的有很多。您给大家讲讲案例吧。

薄世宁:很久以前,我还在急诊工作的时候(我是ICU医生,但是要去急诊轮岗),我记得有天傍晚,北京下大雪。下大雪,人来得自然就少了,我还挺高兴的,虽然我是大夫,但有时候也想偷懒。我就到门口去看,雪下得挺大,来的人越来越少。实际上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快就会有骨折的病人、各种疾病加重的病人蜂拥而至。果然,天刚一黑,救护车就开进来了。急救护士从车上抬下来一个人,一边抬一边喊“心脏骤停,心脏骤停”。然后医院里的护士就领着他们往前跑,跑到抢救床前,一把把病人抬上去。病人的心跳停了,他们在按压的时候,我马上就接过来继续按压。我一压……

樊登:烟味就上来了。

薄世宁:烟油的味道。

樊登:烟油味和烟味有什么区别?

薄世宁:你刚吸完烟,身上的味道叫烟味;烟油味就是烟发酵过后的臭味。我马上就判断出,这个人大概率是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心肌梗死。一个中年男性,身上有这么大的烟油味,又是猝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心肌梗死。然后我就拼命地按压,但是一点电信号都没有了,他的瞳孔来的时候就已经散大了,应该说,他的心跳已经停了很长时间。像这种病例,几乎没办法了。我记得当时抢救了几十分钟,还是没救过来。

樊登:用那种电击也不行吗?

薄世宁:有室颤的时候,你才能电击,电击是打室颤的。

樊登:完全没有颤,就不能用电击了?

薄世宁:如果连颤都不颤了,就没有信号了。这个时候,抢救就结束了。我以为我会很快忘了这个病例,毕竟像这种在院外发生的心脏骤停,大多数都是因为抢救不及时,没有及时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医生也无力回天。

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要下班的时候,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就找到我,让我去做个笔录。做笔录的时候,警察问我,这个病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只记得当时把他抬上床的时候,他的胸前湿了一大片,很像是他扑在雪里后,雪把衣服打湿了。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应该一般,不是有钱人,因为他穿着破破烂烂的黑色羽绒服。第三个印象就是这个人重度吸烟。然后警察就问我,让我说说他是怎么死的。我说,像这种病例无法再去回溯,只能根据已有的证据去推断。我根据他的表现:中年男性、吸烟、心脏骤停,推断他大概率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做完笔录后我就走了,很快我就忘了这个病例。

过了一个月,那位警察又来了。但这次,他是送一位需要抢救的醉汉来医院。那天我正好也要下班,他问我是否还记得一个月以前,到了医院就猝死的那个人。我说我记得。他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人带了一个孩子。他这么一说,我便隐约想起当时跟那个孩子交代病情的时候,孩子的眼神有点躲躲闪闪。警察说这俩人是来看精神病的,我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孩子兜里有挂号条。那天那么冷,孩子他爹也没了。你们医院对面有一家兰州拉面馆,我就领着那孩子去吃碗拉面。天那么冷,那孩子多让人心疼啊。结果那孩子站在那儿不吃。我问他咋不吃饭,让他坐下吃碗面。孩子说要找爹,我告诉他,他爹已经死了,那孩子就很吃惊。”他不知道他爹已经没了,因为他有精神障碍。

后来,警察就发现他抱着一个双肩包。警察要看看那双肩包,这孩子就抢包,不让警察看。但警察简单地翻了翻,翻出来什么呢?一包榨菜,一个发霉的面包,两件换洗的衣服。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塞回去了。警察把他送到北五环外的一家医院,那个地方住着很多流浪人群和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在那里,国家会负责承担他们看病、吃饭、住院的费用。警察把孩子送过去以后,医生说必须查包,因为如果不查包,万一带进去危险品怎么办?于是,几位医生就把这个孩子按住,翻看他的包。医生从里面掏出了榨菜、衣服,但还是觉得这个包很沉,所以他们就再往底下掏,发现里面有个暗层。

这个警察就让我猜里面是什么,我问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品,他说不是,他们掏出来的是崭新的、一沓一沓的、很整齐的六万块钱。我认为这家人不像是那么有钱的人,警察说:“有什么钱呀,我们给他老家村干部打电话了,说这六万块钱是这个老人一辈子的积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傻孩子一起过日子,孩子他妈跑了,他自己也有心脏病。你猜得非常对,他从来不给自己治疗,就只给这个孩子治病。”最后,我问他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后来村里来了人,带着老人的骨灰和孩子回去了。

其实,我当时写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一直不知道如何落点,到底应该如何唤起别人的思考。后来,我终于落实了这个问题。第一点,什么叫作理性的爱?我们的父母就想着怎么对孩子好,不舍得给自己看病,只知道对孩子好。其实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救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好了,孩子才能好。就像在飞机上,我刚才看您有本书里写……

樊登:家长要先给自己戴上呼吸面罩。

薄世宁:一旦飞机失压,你要先给自己戴面罩,然后再去救孩子。你要是想着先给孩子戴面罩,万一你真的出现问题,他反而没有能力自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遇到困顿的时候很容易被爱的名义裹挟,你要把困顿交给时间。或许现在有一些困难我们无法解决,那不如说交给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拥抱希望。有另外一个病例的故事,是那个溺水的孩子。

樊登:那个也很厉害。那个孩子溺水以后昏迷了大概半年时间。他的情况属于植物人吗?

薄世宁:他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植物人,更接近大脑功能严重受抑制的状态。

樊登:他的妈妈就是不放弃。她就跟薄大夫讲:“你让我进来,我每天跟他说说话。”薄大夫觉得这不合规矩,但是又看她那么可怜,就让她每天下班以后,别走电梯,从后楼梯自己走上来。ICU的人每天晚上听到那个脚步声,就知道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来了。全ICU的人都知道她。

薄世宁:给她留一扇后楼道的门。

樊登:那个妈妈每天来呼唤她的儿子,呼唤了半年,那孩子最终醒过来了。

薄世宁:我对那个孩子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小胖孩,脸圆圆的,长得很白,有着大眼睛、长睫毛,一看就长得很好。他跟他爸去游泳,结果溺水了。他爸游得好,就游到前面了,后来再见到孩子的时候,别人正在给孩子按压。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来医院的时候,孩子几乎没什么希望了,血压、血氧都维持不住。我记得他妈妈就问我这孩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我就跟她讲,谈什么希望啊,命都不一定能保住,更不要谈醒过来。讲到这儿,他的父亲就坐在地上扇自己耳光。

然后就像你讲的那样,她每天喊“儿啊,你睁睁眼”。其实我听到她喊这些话的时候,就也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醒过来的希望很小,可是他妈妈还在喊。第二点,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大家都有过那种经历,你贪玩走远了以后,你妈在村口喊你。这让我很难过。我每天听到她喊时都会觉得很心疼。

半年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值班,她又像往常一样先洗手,端了盆给孩子洗脚。擦完身子以后又在耳边喊“儿啊,你睁睁眼,睁睁眼”。突然,那个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然后她就赶紧说“儿啊,你睁睁眼,你可怜可怜你妈”。孩子睁眼了。而且更可贵的是这个孩子没有遗留下特别严重的脑部损伤,第二年又上学了。

樊登:相当于是休学了一年以后正常上学。

薄世宁: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我们要相信希望。“希望”这个词很容易让人当成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口号,“大家要相信希望”。但是医学上所谓的希望,是要有循证医学作为依据的。虽然这个孩子当时溺水了,但是他的瞳孔没有散大,还有很多生理反射,他还有希望。他妈妈的坚持带来了希望。

樊登:书中还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抢救的程度。您的书里有一章叫作“我多做些什么,你才会不放弃”。这其实是一种态度,就是您会觉得“我应该尽可能地抢救”。但是最后一章的案例,是关于您发小的妈妈,您发小叫她“娘”。

薄世宁:他叫她“娘”,我现在也用“娘”来叫我母亲。

樊登:在这个案例中,您选择让她回家。您是如何做出这个抉择的呢?哪些情况下,您会坚持抢救?哪些情况下,您会觉得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

薄世宁:其实书名“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中,“命悬一线”是我们经历的这些故事,“不放手”是一种态度。其实“不放手”并不是一定要无谓地抗拒死亡,而是在我们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不放手”的态度。即便到了疾病晚期、没有希望的时候,尊重病人的意愿,帮他缓解痛苦,带他回家,这也是一种“不放手”。

我发小的母亲当时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阶段,在治疗两年以后,她的病情越来越差。到了最后一天,她甚至出现了心脏骤停。复苏成功以后,她被送到了我那里。那天我跟这个阿姨聊天,我是第一时间跑过去看她的,并安慰她没问题的,都能治好。当时她的气管里插着管,她哭着摇了摇头。我就大概明白了,她已经知道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接着她冲我示意,我就问她是不是想回家,她拼命点头,表示想回家。

我就跑到门口,向我的发小讲述这件事情,刚开口就遇到困难了。他说:“前两天,我妈就嚷嚷着要回家,我们那时候就说她一定是糊涂了,觉得等天暖和一点,病不就可以好转了吗,咱们都已经治了两年了,咋能放手呢?”其实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这种困惑。我们中国人讲孝道,讲亲情,在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知道要果断地开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

然后他又接着说:“哥,你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药,我们都用上。”其实在这个时候,当病人临近生命终结的时候,满足病人的愿望,就是一种形式的“不放手”。这就是对病人的关爱,就是对他的尊重,对这个生命本来的尊重。到这个时候,满足病人的愿望就是最好的治疗。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两年我是看着你们一路治疗过来的,你们北京、上海医院都去过了,最好的药你给你娘都用过了,你现在就带她回家,要回去就赶紧回去,再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回不去了。

樊登:您确定没有更好的办法?

薄世宁:她的肿瘤已经扩散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更好的办法就是听病人的愿望,她想回家就带她回家,无谓地为了延长几天或一个月而去违背她的心愿,让她痛苦地插着管,这未必是病人自己想得到的。

樊登:但是也有一些病患他自己想放手、想回家,您会劝他再试试,那是因为您还能看到一点希望。

薄世宁:我能够看到希望的时候,我会劝他坚持治疗。

樊登:最终,这位老娘坐救护车回到了老家。

薄世宁:她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因为我们老家离这儿有四百多公里,下午3点多走,晚上9点多才到。后来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哥,我已经带着我娘回去了,一进到咱们县地界,我娘就睁开了眼,然后我们就抬着她看枣树、猪圈、老房子,到最后她拉着我的手走了。”他一说这个,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

其实,“回家”这个话题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要的。家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精神图腾。你想,我们平时进步或颓废的时候,成功或失败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家,以及家里的父母。我当时就这个话题拍了个短视频,播放量在五千万以上。我以前以为中国人忌讳谈生死的问题,但没想到这个视频的反响这么激烈。所以,我发现,不是我们忌讳谈生死问题,而是和我们谈生死问题的人太少了。

我记得我父亲当时看到这个病例后,每次讲起这个故事时都会潸然泪下。我以为,他以后要走的时候,一定是想回老家的。结果有一天我爸叫住我说:“儿,我跟你商量个事。”我问他要商量什么事。他说:“以后我和你妈要是快没了的时候,我们不想回家,我们想跟着你。”一说这个,我就很难受。我问他说这干吗,于是他就马上转移话题,说自己的身体好好的,就怕我忘了,才跟我说这个。我就告诉他,以后我走到哪儿都会背着他走。说完后,我一出门就受不了了,北京那天下着大雪,雪哗哗地打在我的脸上,我就开始嗷嗷地哭。

其实这个过程没办法避免,你再不舍,还是要和你最亲的人分别。这个时候,满足他的愿望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不放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环节,无论是回家,还是把他留在身边,都是“不放手”。我说“我未来永远都带着你”,因为对他来说,和我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这个家早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址了,不是一定要回到那个坐标,而是有亲人的地方就有家。

樊登:讲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听我们讲这么多让我们特别感同身受的故事。谢谢以薄大夫为代表的大量的医生们,奋战在一线。非常谢谢您写了这么一本书。

薄世宁:谢谢樊老师。其实我一直想让您读这本书,我当时加您微信的时候就说,您只要看了这本书就一定会喜欢。

樊登:是的,特别好。我们的节目是“作者光临”,有些观众还有一些问题,咱们用快问快答的方式回应一下。

健康人作为家属陪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跟医生达成比较好的配合?

薄世宁:这就是一个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信任问题。其实不信任会让你走很多弯路,让你患得患失,让你不敢冒险,从而错失良机。信任不能削减医学的不确定性,但是一定可以削减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我觉得建立信任是放在第一位的。

樊登:家里的老人总是相信偏方,有什么病都去找“神医”看,不愿意去正经医院,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可以说服他们的办法吗?

薄世宁:人类对于偏方、秘方的信任是藏在基因里的,因为人类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演化历史,多数时间里是处在无助的状态下。偏方和秘方可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信任。

樊登:精神上的确定性。

薄世宁:所以,有时候劝老头、老太太完全不去相信这些东西也很难。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时,也请他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科学知识普及给他们,比如把我的一些短视频发给他。当他们能相信科学时,他们的选择大概率是正确的。如果你完全不让他们去信偏方,这也很难做到。

樊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人发现他去看病的时候,医生问他怎么了,他总是很难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状况,也不知道大夫到底有没有弄清楚他的症状。他就想问问作为患者,怎么跟医生沟通能又准确又快?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病,我就说肚子疼,然后医生问我哪儿疼,我说整个肚子疼。就这样,说不清。

薄世宁:其实我在这本书中提到,当医生成了患者时也会遇见很多困惑,比如也会患得患失,会有侥幸心理,会盲目冒险,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实对于病人来说,再怎么学习也成不了医生。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要想和医生高效沟通,得先学一些科普知识,其实我是觉得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当我们医生成为病人,或者成为病人家属时,我们也会决策失误。个人经验会让你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比如隔壁大爷老张气管插了管,结果没救活,那你可能会觉得气管插管是救不活病人的,不如不插管。其实个人经验会影响你的决策,如果你真的想和医生高效沟通的话,你就把你的主观问题反馈给他,剩下的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你自己去学习那么多专业知识,只能让你的健康素养得到提升,但是真正得病的时候,还是交给医生来判断更靠谱一些。

樊登:我记得我说自己整个肚子疼的时候,医生也不着急,他就开始在我肚子上这样敲、摁,问我“这儿疼不疼”“放开的时候疼不疼”,医生有他的办法,所以你只要准确地表达就可以了。

薄世宁:对,准确表达。

樊登:总之,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受就是相信医学,不要太惧怕ICU。ICU同样是一个充满着温情的地方,命悬一线的时候会有人为你永不放手。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谢谢您。

薄世宁: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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