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本文约需31分钟，感人肺腑的ICU实录，带你触摸生命的温度。
樊登：各位好，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扣人心弦的书，叫作《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作者是北医三院的ICU的大夫薄世宁。欢迎您，薄大夫。
薄世宁：谢谢您，樊老师。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想让您读这本书。
樊登：谢谢。我先说说读完您的书之后的感受。第一，我对ICU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二，我特别钦佩医生们对身体的了解程度，人体内会发生意外的地方实在是多得不可想象，就算您有这么多年的医疗经验，依然要像探案一样，面临很多像迷局一样的疾病，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第三，我感受到医生跟患者之间的感情很深，因为医生把患者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所以，我在这儿对所有的医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您。
薄世宁：谢谢。
樊登：咱们先普及个知识吧，您先跟大家讲讲什么叫ICU。
薄世宁：ICU这个词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的首字母缩写，国内通常翻译成重症监护室。协和医院把它称为加强医疗科（重症医学科），我们医院把它称为危重医学科。ICU接收的应该是医院里病情最重的病人，通常是这么几类，第一大类是急性器官衰竭的病人；第二大类是发生意外情况的，比如在住院过程中突然心跳停止的病人；第三大类是处于手术危险期的病人。这些年来，很多老人也能做手术了，一方面是因为麻醉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因为外科手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因为ICU技术的进步，它可以帮助病人度过危险期，以前这些老人的身体可能无法承受手术。ICU里主要是这三大类病人。
樊登：为什么要专门设计一个这样的科室，把这些危重病人都放在这儿呢？ICU里有什么独特的设计吗？
薄世宁：ICU里有独立的单元设置，一个单元里有很多设备，包括生命监护设备，比如监护仪；还包括生命支持设备，比如呼吸机，呼吸困难的时候可以用呼吸机来支持，肾脏不好的话可以用机器来替代肾脏功能。主要是由这两套设备构成一个ICU的单元。那为什么会有ICU这样的一个独立专业呢？因为人在垂危阶段的很多表现是有共性的，比如病人的血压会下降，意识会变差，呼吸道的廓清能力和排痰能力会降低，病人还会出现重症感染，器官会发生衰竭，这些问题都有共性，因此就需要建立一个专业——ICU。
樊登：您的这本书里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当某位患者从ICU里被推出来的时候，整个楼道里，其他等待中的ICU病人的家属们，全部一块儿来祝贺他了。即使推出来的是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却在相互祝贺。这是不是也说明，能从ICU里出来就不容易？
薄世宁：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和我的病人、病人家属进行了很多访谈。其中一个病人就讲了这个细节。她说，当她被推出来的时候，原以为的场景是自己老公会哭，但没想到的是，外面的这些人都翻身坐起来，眼巴巴地盯着自己，同时他们都在祝贺她老公——他们居然不是在祝贺她，而是在祝贺她老公，说“恭喜你，终于出来了”。她说，这些人都是普通人，其实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渴望能够在门一打开的时候，看到推出来的是自己的家人。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樊登：这就是不同的视角。
薄世宁：不同的视角。在换视角考虑之后，很多故事颠覆了我的想法。作为医生，我每天都在单方面地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病人具体怎么想，家属怎么想，我没仔细考虑过。所以转换角色以后，我的看法也转变了。
樊登：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薄医生所在的ICU里，有80%的人是可以顺利出来的，这个成功率比我们普通人想象中的要高得多。
薄世宁：当然，这个成功率也包括了一些术后恢复的病例，危重病例的抢救成功率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了。但是在今天，现代医学在快速发展，无论是呼吸机、监护仪，还是我们其他各种设备的进步，都会让成功率逐步提升。我一直在这本书中强调一个观念：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一方面，病人的自我修复要打配合；另一方面，医生要为病人的自我修复提供时间、创造条件。
樊登：给他的自我修复创造机会。我记得您的这本书里有一个病例，那个人的腹腔里大量地出血。
薄世宁：那天我接收了一个创伤性大出血的病人，这位病人很年轻。
樊登：他是出了车祸，是吧？
薄世宁：是车祸。一辆车从他的上腹部压过去了，导致他肝破裂、脾破裂、肠系膜的血管撕裂。当他被送到医院时，血色素已经很低了，不到3g/dL。一个健康男性的血色素一般是14g/dL~15g/dL，而他只剩下3g/dL左右。医生测不到他的血压。外科医生要给他做手术，修补肝脏的破裂，切除脾，结扎血管。这个手术很难，因为他的血压维持不住，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给他做了手术。
这个手术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手术过后，医生把他送到我那儿时，他的凝血垮了。因为他消耗了大量的凝血因子，导致他的创面开始渗血。我记得那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护士把他从手术转运车上往床上一搬，我就听到监护仪开始“嘀嘀嘀”地报警，他的血压就一直往下掉，我们不停地给他输血。我们太想救活他了，他只有38岁。我还记得他的父母是山区的农民，他的父亲当场就瘫倒了，他的母亲一直说“你救救他，你救救他，我就这一个孩子，我的血可以都给他”。
虽然我们一直在给他输血，但他还是在不断地出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继续输血。直到凌晨的时候，血库没血了，我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系血库，还是没有血，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血压往下掉。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力感，因为我拼命地想救活他，但依旧没有办法去救活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就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突然发生了，我看着引流管里的血的流速在变慢，慢慢地，它就停了。
樊登：那个引流管的作用是把腹腔里渗出来的血液引出来，以防腹腔里有大量的血。
薄世宁：一方面，我可以观察到他出血的速度；另一方面，就是把血引出来，防止感染。这个时候，他的血压大概掉到60多的时候，突然稳住了。虽然这个情况背后有着比较复杂的机制，但一定是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与医生创造的条件打好配合了，才为他争取到了时间。
樊登：也就是说，人体是特别坚韧的。
薄世宁：我们的人体有着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樊登：有时候，我们感觉人体很脆弱，嘎嘣一下，可能就受伤了；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人体很坚韧，它有着非常强大的求生欲。
薄世宁：这些行为表现都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求生本能。比如出血的时候，血压会下降。有些人可能解释说，因为你的血液容量不足了，所以血压低了。但实际上，血压下降就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血压下降的时候，人的出血速度才会减慢。
我们人体每天会有约3300亿个细胞死亡，但同时会有约3300亿个细胞再生。我们经常说，病人在大出血的情况下，会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什么叫酸中毒呢？就是细胞在没有热量供应的时候，会进入无氧酵解状态，产生那种酸物质。即便如此，这也是身体在为了帮你争取一点点能量，延长时间。
樊登：换了一种代谢方式。所以在ICU里经常会听到护士说这样的话，“又酸了”，实际上就是指病人开始出现酸中毒的症状。
薄世宁：对。通过这个病例，我感慨于生命的奇迹。其实我写这个病例，就是想讲生命的奇迹。
樊登：在ICU里，患者的求生欲是非常重要的。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永远不闭眼睛的女孩，她是患了肌无力的病症吗？
薄世宁：格林-巴利综合征。
樊登：格林-巴利综合征表现出来就是肌无力，浑身的肌肉没劲儿了。
薄世宁：她在三四天之内，全身瘫痪了。
樊登：她是一个北京大妞，特别乐观，别人跟她说“你得了格林-巴利综合征”，她说“这个病的名字这么洋气”。她就是从手到脚开始一点点变麻、没劲儿，抬不起来，连呼吸都不行了。你想，一个人连呼吸的肌肉都动不了了，这是会被憋死的。那她是被怎么抢救过来的？
薄世宁：在抢救她的时候，我们对她的气管进行插管，之后又给她用了呼吸机作为支持。因为你得先让她活着，才有治愈她的机会。所以，我们ICU医生救命的第一原则就是让病人先活着。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原理是什么呢？人体可能感染了某种病原体、病毒或细菌，那么在人体针对这个病原体进行免疫打击时，也损伤了人体神经。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原理就叫神经脱髓鞘，相当于电缆被剥了皮。
樊登：髓鞘打开了，散了。
薄世宁：髓鞘裂了，散了，那么它就会传导异常，很快会出现全身肌肉瘫痪。医学上会用分级的方式表达肌力，从0级到5级，那么0级就意味着一点反应都没有，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像这种病例的话，一般来讲，可以用糖皮质激素来抑制免疫反应。免疫反应不是错误地攻击了神经髓鞘吗，那我就来抑制这个免疫反应。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丙种球蛋白。从我们中国的数据来看，一般对于这种病例，使用糖皮质激素再加上丙种球蛋白，抑制免疫反应的有效率在90%左右。但给这个病人用完以后没有效果。
樊登：因为这个姑娘的眼皮子也没劲儿了，所以她的眼睛也闭不上。她躺在ICU里的时候，眼睛一直是瞪大了睁着的。薄大夫为了让她能够睡觉，就拿一块纱布盖在她的眼睛上。但是她还能听到你们说话。
薄世宁：晚上时我们会帮她把眼睛闭上，到了第二天早起，再帮她打开。像这种病人，我们帮她闭上眼睛以后，有时候还会给她用上镇静剂，帮助她入睡。但是有一次，可能镇静剂的剂量不够，因为她的眼睛被纱布盖着，我们也没发现她没睡着。我们就在外面讨论她的病情，她听到了以后就哭了。她在后来的访谈中说：“我那么年轻，我孩子才6岁，我可以忍受你们拼命地扎我的血管（用于血气分析），我听见隔壁床被抬走了，听见护士说哪个病人又大出血了，听见某个人的家属放弃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难道我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吗？”
我们就给她用上了血浆置换。第一次做血浆置换的时候，她的手动了一下，就是开始有这样的动作（手指微微抬起来）了。我记得那天我特别高兴，就蹲在她的床边，说：“你们快来看，她的手开始动了。”到了第二次血浆置换的时候，她的胳膊就可以抬起来了。第三次血浆置换的时候，她就可以脱离呼吸机了。在做了五次血浆置换之后，她就痊愈了。后来这个人就经常在我的短视频下面留言，她说：“无论你遇见什么困难，请一定相信医学。”
樊登：薄大夫为了写这本书，会去回访这些病人。他问这个女孩：“你能给其他病人什么建议吗？”这个女孩说了一句话，是这本书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她说：“不要害怕插管。”她认为插管带来的短暂的疼痛，跟后来的康复比起来，是特别小的代价。
薄世宁：我就在书中提到，为什么“不放手”？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成为过往，你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死神永远是最后的胜者，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个体生命的长度，你的尊严，还有你的价值，都特别重要。
人为什么会怕死呢？我现在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原因很多，有的人是因为还没有时间好好活着，一下子就面临疾病带来的冲击，所以医生要为他们争取时间；还有的人是担心生病过程中的痛苦，那么医生就要用药物去帮他缓解痛苦；还有的家属可能会觉得，我还没有跟这个人好好相处，结果他就要走了，这会留下很多遗憾，那么医生争取时间的过程，也是在为家属争取时间。所谓治疗疾病，就是在治疗自己的内心。绝大多数家属都是非常积极的。
樊登：想把亲人留住。说到这个话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案例，有个病人从东北包飞机来北京进行抢救。
薄世宁：其实那个人的家庭条件很一般。
樊登：那一章的题目叫作“你能活着来，我一定让你活着走”。我先简单讲讲这事，这个人是一个在东北打零工的年轻人，后来得了肝硬化，在东北的一家医院里治了很久，医生说治不了了，他要是想治病，就得去北京。但是这个人一旦出了医院，可能很快就会死。唯一的办法是包医疗飞机（飞机上全是医疗设备），等他下了飞机以后，就直接用救护车拉到医院里抢救。这家人没多少钱，包机费加上治疗费总共要花几十万，所以他们就去亲戚那儿凑钱。后来他妻子的妹夫帮了忙，借给了他几十万。他的妻子在来北京之前还要和北京医生通话。那位北京的医生姓什么？
薄世宁：姓王。
樊登：王医生。这一段我觉得你写得特别精彩。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医生怎么敢让患者包飞机来北京治疗？
薄世宁：这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或者信任没有标准，靠的就是一种感觉。
樊登：患者的家属是一个很朴实的女孩，她没怎么读过书。那个女孩就说：“我听他说话就觉得他是个好人。”
薄世宁：对。因为当地医院的医生已经把片子传到王医生的电脑上了。王医生告诉她，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病人能不能来，只要来的话，他就能把这个手术做好，而且效果会很好。
樊登：太牛了。
薄世宁：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很有风险的，但这句话也体现了医生的善良。
樊登：其实医生完全可以说“我做不了”。
薄世宁：或者他换一种说法，说“手术再好也是有死亡风险的”，或者说“包机来京的路上，如果病人出血了，我也不负责”。但他要是这么说的话，病人可能就不来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本来就很一般，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鼓励他，他就不来了。
樊登：这种决策真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特别鲜活，而且都能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有一位基大夫，他是属于师爷辈的人了，您跟大家讲讲基大夫的故事吧，我觉得太神了。
薄世宁：那还是在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的病很奇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疑难的病例。她一直恶心呕吐，恶心呕吐可能是肝炎，或者是胃不舒服，那么做胃镜检查是最常见的方法。但是这个小孩持续地消瘦，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下腔静脉里开始长血栓。下腔静脉是人体主要的一条静脉血管，管径非常粗大，血流很快，这个地方通常是很难长血栓的。那么一个15岁的孩子，既没有肿瘤，又没有凝血系统的问题，为什么会长血栓？还恶心呕吐？
我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拼命地想治好她。我就骑着破自行车，去协和医院的图书馆查资料，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国内外有没有报道过相关病例。但是我们怎么诊断都诊断不出来，这个孩子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樊登：那个孩子每天折小星星，因为她爸跟她说，折够一千个小星星就能出院，于是她就每天折。那种催泪的感觉简直像是在拍电影。
薄世宁：对，这是我在很早以前所主管的病例。我记得那天专家会诊，我们叫教学查房。教学查房的病例往往是疑难病例，而且往往会请年资最高的教授去查房。这个教授是我的导师，是专门研究疑难危重病例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汇报病例的时候，我很紧张，直哆嗦。当我汇报完，老师看过病历后，他把病历合上，提出现在的医疗界里，能为这个孩子清楚诊断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但是很不幸，张孝骞教授已经作古，还剩下一个人，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基大夫（即张树基教授）。他让我去请基大夫来会诊，真的就和电影里的故事一样（请高手出山）。
我记得那天我打车去请基大夫。基大夫给我的感觉和那种神乎其神的教授完全不一样，他头发花白，脸黑黑的，提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白大褂。他一边走一边跑，一边跑一边笑，跟我说“赶紧走，赶紧走，别赶上早高峰”。上车以后，我就觉得很紧张。他跟我聊天，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自己是河北邢台人，他说那咱俩是老乡。他很会聊天，很随和，我立刻就不紧张了。他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急救医学，他说这个专业好，能救命。他还考了我一个问题“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我一下子就被问蒙了。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考我一些问题，我就做了关于这个病例的很多准备，但是他的这一个问题就把我问蒙了。
樊登：他问的是最基础的问题。
薄世宁：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问我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我说我记不住，他说：“记不住也不要紧，我再考你第二个问题，你觉得甘露醇能干啥？”我说：“脱水，脑水肿了以后可以用甘露醇脱水。”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见过用甘露醇脱水的案例，我说没见过。于是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病例，他以前参与过一场脑部深部手术，要把脑组织扒拉开，结果拉来拉去，脑组织就肿了。就在要关颅的时候，助手就喊：“老师，脑子肿了，关不上了。”那时候的基大夫还是个实习医生，他心里就特别着急。他的老师就让他别着急，挂上一瓶甘露醇。在用了甘露醇以后，脑组织一下子就消肿了，效果就是这么好。他说：“我告诉你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你记住了，我们当医生的，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后来我就觉得很愧疚，基大夫把基础知识掌握得这么好。后来，我们就到了医院给这个小姑娘做诊断，我的老师给他汇报病例。基大夫就去看这个病人，一点点查体。我记得那时候基大夫举着CT片子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闭着眼睛思考。过了一会儿，他又戴上眼镜说：“请大家打开《实用内科学》第……”他报了一个页码。
樊登：他纯粹是来上课的呀，还让你们打开书里的第几页。
薄世宁：然后他说这个病叫腹膜后纤维化。大家一开始还不相信，就“唰唰唰”翻到那一页。
樊登：那本书是人手一本？
薄世宁：有些桌子上会放着那本书。大家翻到那一页，结果一看，那一页就写着这个病，就是腹膜后纤维化。但是当年关于腹膜后纤维化只有短短几行的表述，如今已经有大量的表述了，人们已经把这个病研究得很透彻了。再后来，因为诊断正确，病人在治疗完以后就出院了。但是她出院以后，对她的诊断我始终保持着怀疑。因为如果单纯地使用一些激素就让她好转了，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其他自身免疫问题。当时基大夫留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孩子的病情在未来继续发展的话，这个纤维化组织可能会把尿管包住，未来会发生尿路梗阻，需要动手术。”结果三年以后，我的实习期结束了，那个孩子又来了。后来我的同学说泌尿科接收了她，医生们打开她的腹腔一看，果然长满了一层纤维组织。这就和基大夫当年的判断一模一样。
樊登：这简直是神哪。
薄世宁：他在业界被我们称为“抢救大王”，是一位疑难病专家。
樊登：很可惜，基大夫也已经去世了，毕竟年纪大了。基大夫生病住院时，肚子里有腹水，然后那个护士给他抽腹水……
薄世宁：不是护士，是基大夫徒弟的徒弟给他抽腹水。
樊登：这个学生给他抽腹水的时候，他还考这个学生。
薄世宁：他说：“你知道腹水是怎么回事吗，我给你讲讲腹水吧。”
樊登：别人在抢救他，他还在给别人讲腹水是怎么回事。
薄世宁：其实这一章节是讲“医生的传承”，医生这个职业和其他行业都不太一样，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但是医生这个行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教的这些人早晚会成为你的救命人。所以医生这个行业不能够有所保留，医生的传承很重要。
樊登：您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案例，就是做了24个小时手术的那位患者，他还换了3D打印的椎体。那位患者体内有很多肿瘤？
薄世宁：那位患者的胸腔里面有巨大的肿瘤，他的症状有两个特点。第一，肿瘤把主动脉包裹住了；第二，主动脉压迫了心脏和肺。所以那位病人来医院的时候，是蹲在轮椅上的。
樊登：蹲在轮椅上？
薄世宁：他是蹲着来的，因为他坐不了，也没法躺。如果他躺下了，肿瘤的重力就会压迫心脏和肺，所以他只能蹲着，永远蹲着。
樊登：那他晚上睡觉也得蹲着？
薄世宁：晚上也要蹲着睡觉。
樊登：这个人曾经去过很多医院，都不被接收，那些医院都认为“这个没法做”，意思就是说“你不行了”。然后他去到了薄大夫所在的医院，医生说这个手术能做。为什么这让我想起医生之间的相互配合呢？麻醉科的医生放置双腔气管插管就用了三个小时，但是这本书里有一句话，主治医生说：“我相信咱们的麻醉科，如果他们都插不进去，恐怕也就没人能插进去了。”
薄世宁：而且这个手术难在哪里呢？你想，要从主动脉的表面去剥离肿瘤，很容易把主动脉剥破。那么我们首先要放一个支架，像网一样把动脉从内部撑起来，然后从表面一点点剥离肿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这个肿瘤已经侵犯了脊柱，所以要切掉八节椎体。椎体切掉以后，人就没办法直立行走，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了。因此，还要给患者植入一段3D打印的椎体。另外，这个手术的创伤很大，要切掉大量的软组织、肌肉和骨头，那么应该如何填塞伤口使其愈合？这些都是难点。
樊登：这个治疗方法叫MOD吗？
薄世宁：MDT（全称为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即多学科联合诊治）。
樊登：MDT，又新学了一个名词。什么叫MDT？
薄世宁：在今天，医学的发展已经完全超越一个人能学习的知识的极限了，即使你这一辈子不停地学，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刚才那个病例，他可能需要很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参与。简单说，MDT就是多学科协作，它带来了很多好处。一方面，你能解决复杂问题，刚才那个那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另一方面，多学科协作可以对抗风险。
讲到风险，给这位病人做手术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因为这位病人的肿瘤是一个相对低度恶性的，只要能够切下来，这位病人还能活很久，而且这位病人很年轻，我们特别想把他治好。有的病人去过很多三甲医院，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你这儿再拒绝他，他就只能等死了。而且我记得，我那天见到他的时候，其他病人在医生会诊时要么躺着，要么坐着，但这位病人是蹲在床上，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还很瘦。我第一眼见他时就觉得他像一只被雨打湿的小鸡，有种蔫了的感觉。而且在离他两三米的地方，我就能听到他发出“吼吼”的声音，那是气道受到压迫的声音，当时的他随时可能死亡。
樊登：ICU做的事是什么呢？在医生做完了24小时的手术以后，就会把患者送到ICU，说“老薄，交给你了”，这时候，我记得您说“这可不能搞坏了，前面费了这么大的劲”。
薄世宁：抢救这个病例是一个大手术，不能失败。为什么不能失败呢？像这种手术，如果在我们这样的医院都失败了，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很多人都不敢涉足这种手术了。那么，所有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只能等死。所以，必须保证手术成功。医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旦一种技术在临床上有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案例就会越来越多。比如我们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第一台肺脏移植手术，只有第一次手术成功了，后面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医生敢于尝试。
樊登：之前，我跟唐熠达教授聊过天。当我接触的医生多了以后，我现在走到哪儿都劝人别抽烟、别喝酒、别嚼槟榔。不听劝的人真的有很多。您给大家讲讲案例吧。
薄世宁：很久以前，我还在急诊工作的时候（我是ICU医生，但是要去急诊轮岗），我记得有天傍晚，北京下大雪。下大雪，人来得自然就少了，我还挺高兴的，虽然我是大夫，但有时候也想偷懒。我就到门口去看，雪下得挺大，来的人越来越少。实际上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快就会有骨折的病人、各种疾病加重的病人蜂拥而至。果然，天刚一黑，救护车就开进来了。急救护士从车上抬下来一个人，一边抬一边喊“心脏骤停，心脏骤停”。然后医院里的护士就领着他们往前跑，跑到抢救床前，一把把病人抬上去。病人的心跳停了，他们在按压的时候，我马上就接过来继续按压。我一压……
樊登：烟味就上来了。
薄世宁：烟油的味道。
樊登：烟油味和烟味有什么区别？
薄世宁：你刚吸完烟，身上的味道叫烟味；烟油味就是烟发酵过后的臭味。我马上就判断出，这个人大概率是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心肌梗死。一个中年男性，身上有这么大的烟油味，又是猝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心肌梗死。然后我就拼命地按压，但是一点电信号都没有了，他的瞳孔来的时候就已经散大了，应该说，他的心跳已经停了很长时间。像这种病例，几乎没办法了。我记得当时抢救了几十分钟，还是没救过来。
樊登：用那种电击也不行吗？
薄世宁：有室颤的时候，你才能电击，电击是打室颤的。
樊登：完全没有颤，就不能用电击了？
薄世宁：如果连颤都不颤了，就没有信号了。这个时候，抢救就结束了。我以为我会很快忘了这个病例，毕竟像这种在院外发生的心脏骤停，大多数都是因为抢救不及时，没有及时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医生也无力回天。
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要下班的时候，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就找到我，让我去做个笔录。做笔录的时候，警察问我，这个病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只记得当时把他抬上床的时候，他的胸前湿了一大片，很像是他扑在雪里后，雪把衣服打湿了。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应该一般，不是有钱人，因为他穿着破破烂烂的黑色羽绒服。第三个印象就是这个人重度吸烟。然后警察就问我，让我说说他是怎么死的。我说，像这种病例无法再去回溯，只能根据已有的证据去推断。我根据他的表现：中年男性、吸烟、心脏骤停，推断他大概率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做完笔录后我就走了，很快我就忘了这个病例。
过了一个月，那位警察又来了。但这次，他是送一位需要抢救的醉汉来医院。那天我正好也要下班，他问我是否还记得一个月以前，到了医院就猝死的那个人。我说我记得。他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人带了一个孩子。他这么一说，我便隐约想起当时跟那个孩子交代病情的时候，孩子的眼神有点躲躲闪闪。警察说这俩人是来看精神病的，我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孩子兜里有挂号条。那天那么冷，孩子他爹也没了。你们医院对面有一家兰州拉面馆，我就领着那孩子去吃碗拉面。天那么冷，那孩子多让人心疼啊。结果那孩子站在那儿不吃。我问他咋不吃饭，让他坐下吃碗面。孩子说要找爹，我告诉他，他爹已经死了，那孩子就很吃惊。”他不知道他爹已经没了，因为他有精神障碍。
后来，警察就发现他抱着一个双肩包。警察要看看那双肩包，这孩子就抢包，不让警察看。但警察简单地翻了翻，翻出来什么呢？一包榨菜，一个发霉的面包，两件换洗的衣服。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塞回去了。警察把他送到北五环外的一家医院，那个地方住着很多流浪人群和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在那里，国家会负责承担他们看病、吃饭、住院的费用。警察把孩子送过去以后，医生说必须查包，因为如果不查包，万一带进去危险品怎么办？于是，几位医生就把这个孩子按住，翻看他的包。医生从里面掏出了榨菜、衣服，但还是觉得这个包很沉，所以他们就再往底下掏，发现里面有个暗层。
这个警察就让我猜里面是什么，我问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品，他说不是，他们掏出来的是崭新的、一沓一沓的、很整齐的六万块钱。我认为这家人不像是那么有钱的人，警察说：“有什么钱呀，我们给他老家村干部打电话了，说这六万块钱是这个老人一辈子的积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傻孩子一起过日子，孩子他妈跑了，他自己也有心脏病。你猜得非常对，他从来不给自己治疗，就只给这个孩子治病。”最后，我问他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后来村里来了人，带着老人的骨灰和孩子回去了。
其实，我当时写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一直不知道如何落点，到底应该如何唤起别人的思考。后来，我终于落实了这个问题。第一点，什么叫作理性的爱？我们的父母就想着怎么对孩子好，不舍得给自己看病，只知道对孩子好。其实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救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好了，孩子才能好。就像在飞机上，我刚才看您有本书里写……
樊登：家长要先给自己戴上呼吸面罩。
薄世宁：一旦飞机失压，你要先给自己戴面罩，然后再去救孩子。你要是想着先给孩子戴面罩，万一你真的出现问题，他反而没有能力自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遇到困顿的时候很容易被爱的名义裹挟，你要把困顿交给时间。或许现在有一些困难我们无法解决，那不如说交给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拥抱希望。有另外一个病例的故事，是那个溺水的孩子。
樊登：那个也很厉害。那个孩子溺水以后昏迷了大概半年时间。他的情况属于植物人吗？
薄世宁：他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植物人，更接近大脑功能严重受抑制的状态。
樊登：他的妈妈就是不放弃。她就跟薄大夫讲：“你让我进来，我每天跟他说说话。”薄大夫觉得这不合规矩，但是又看她那么可怜，就让她每天下班以后，别走电梯，从后楼梯自己走上来。ICU的人每天晚上听到那个脚步声，就知道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来了。全ICU的人都知道她。
薄世宁：给她留一扇后楼道的门。
樊登：那个妈妈每天来呼唤她的儿子，呼唤了半年，那孩子最终醒过来了。
薄世宁：我对那个孩子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小胖孩，脸圆圆的，长得很白，有着大眼睛、长睫毛，一看就长得很好。他跟他爸去游泳，结果溺水了。他爸游得好，就游到前面了，后来再见到孩子的时候，别人正在给孩子按压。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来医院的时候，孩子几乎没什么希望了，血压、血氧都维持不住。我记得他妈妈就问我这孩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我就跟她讲，谈什么希望啊，命都不一定能保住，更不要谈醒过来。讲到这儿，他的父亲就坐在地上扇自己耳光。
然后就像你讲的那样，她每天喊“儿啊，你睁睁眼”。其实我听到她喊这些话的时候，就也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醒过来的希望很小，可是他妈妈还在喊。第二点，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大家都有过那种经历，你贪玩走远了以后，你妈在村口喊你。这让我很难过。我每天听到她喊时都会觉得很心疼。
半年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值班，她又像往常一样先洗手，端了盆给孩子洗脚。擦完身子以后又在耳边喊“儿啊，你睁睁眼，睁睁眼”。突然，那个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然后她就赶紧说“儿啊，你睁睁眼，你可怜可怜你妈”。孩子睁眼了。而且更可贵的是这个孩子没有遗留下特别严重的脑部损伤，第二年又上学了。
樊登：相当于是休学了一年以后正常上学。
薄世宁：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我们要相信希望。“希望”这个词很容易让人当成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口号，“大家要相信希望”。但是医学上所谓的希望，是要有循证医学作为依据的。虽然这个孩子当时溺水了，但是他的瞳孔没有散大，还有很多生理反射，他还有希望。他妈妈的坚持带来了希望。
樊登：书中还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抢救的程度。您的书里有一章叫作“我多做些什么，你才会不放弃”。这其实是一种态度，就是您会觉得“我应该尽可能地抢救”。但是最后一章的案例，是关于您发小的妈妈，您发小叫她“娘”。
薄世宁：他叫她“娘”，我现在也用“娘”来叫我母亲。
樊登：在这个案例中，您选择让她回家。您是如何做出这个抉择的呢？哪些情况下，您会坚持抢救？哪些情况下，您会觉得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
薄世宁：其实书名“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中，“命悬一线”是我们经历的这些故事，“不放手”是一种态度。其实“不放手”并不是一定要无谓地抗拒死亡，而是在我们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不放手”的态度。即便到了疾病晚期、没有希望的时候，尊重病人的意愿，帮他缓解痛苦，带他回家，这也是一种“不放手”。
我发小的母亲当时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阶段，在治疗两年以后，她的病情越来越差。到了最后一天，她甚至出现了心脏骤停。复苏成功以后，她被送到了我那里。那天我跟这个阿姨聊天，我是第一时间跑过去看她的，并安慰她没问题的，都能治好。当时她的气管里插着管，她哭着摇了摇头。我就大概明白了，她已经知道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接着她冲我示意，我就问她是不是想回家，她拼命点头，表示想回家。
我就跑到门口，向我的发小讲述这件事情，刚开口就遇到困难了。他说：“前两天，我妈就嚷嚷着要回家，我们那时候就说她一定是糊涂了，觉得等天暖和一点，病不就可以好转了吗，咱们都已经治了两年了，咋能放手呢？”其实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这种困惑。我们中国人讲孝道，讲亲情，在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知道要果断地开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
然后他又接着说：“哥，你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药，我们都用上。”其实在这个时候，当病人临近生命终结的时候，满足病人的愿望，就是一种形式的“不放手”。这就是对病人的关爱，就是对他的尊重，对这个生命本来的尊重。到这个时候，满足病人的愿望就是最好的治疗。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两年我是看着你们一路治疗过来的，你们北京、上海医院都去过了，最好的药你给你娘都用过了，你现在就带她回家，要回去就赶紧回去，再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回不去了。
樊登：您确定没有更好的办法？
薄世宁：她的肿瘤已经扩散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更好的办法就是听病人的愿望，她想回家就带她回家，无谓地为了延长几天或一个月而去违背她的心愿，让她痛苦地插着管，这未必是病人自己想得到的。
樊登：但是也有一些病患他自己想放手、想回家，您会劝他再试试，那是因为您还能看到一点希望。
薄世宁：我能够看到希望的时候，我会劝他坚持治疗。
樊登：最终，这位老娘坐救护车回到了老家。
薄世宁：她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因为我们老家离这儿有四百多公里，下午3点多走，晚上9点多才到。后来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哥，我已经带着我娘回去了，一进到咱们县地界，我娘就睁开了眼，然后我们就抬着她看枣树、猪圈、老房子，到最后她拉着我的手走了。”他一说这个，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
其实，“回家”这个话题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要的。家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精神图腾。你想，我们平时进步或颓废的时候，成功或失败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家，以及家里的父母。我当时就这个话题拍了个短视频，播放量在五千万以上。我以前以为中国人忌讳谈生死的问题，但没想到这个视频的反响这么激烈。所以，我发现，不是我们忌讳谈生死问题，而是和我们谈生死问题的人太少了。
我记得我父亲当时看到这个病例后，每次讲起这个故事时都会潸然泪下。我以为，他以后要走的时候，一定是想回老家的。结果有一天我爸叫住我说：“儿，我跟你商量个事。”我问他要商量什么事。他说：“以后我和你妈要是快没了的时候，我们不想回家，我们想跟着你。”一说这个，我就很难受。我问他说这干吗，于是他就马上转移话题，说自己的身体好好的，就怕我忘了，才跟我说这个。我就告诉他，以后我走到哪儿都会背着他走。说完后，我一出门就受不了了，北京那天下着大雪，雪哗哗地打在我的脸上，我就开始嗷嗷地哭。
其实这个过程没办法避免，你再不舍，还是要和你最亲的人分别。这个时候，满足他的愿望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不放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环节，无论是回家，还是把他留在身边，都是“不放手”。我说“我未来永远都带着你”，因为对他来说，和我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这个家早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址了，不是一定要回到那个坐标，而是有亲人的地方就有家。
樊登：讲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听我们讲这么多让我们特别感同身受的故事。谢谢以薄大夫为代表的大量的医生们，奋战在一线。非常谢谢您写了这么一本书。
薄世宁：谢谢樊老师。其实我一直想让您读这本书，我当时加您微信的时候就说，您只要看了这本书就一定会喜欢。
樊登：是的，特别好。我们的节目是“作者光临”，有些观众还有一些问题，咱们用快问快答的方式回应一下。
健康人作为家属陪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跟医生达成比较好的配合？
薄世宁：这就是一个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信任问题。其实不信任会让你走很多弯路，让你患得患失，让你不敢冒险，从而错失良机。信任不能削减医学的不确定性，但是一定可以削减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我觉得建立信任是放在第一位的。
樊登：家里的老人总是相信偏方，有什么病都去找“神医”看，不愿意去正经医院，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可以说服他们的办法吗？
薄世宁：人类对于偏方、秘方的信任是藏在基因里的，因为人类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演化历史，多数时间里是处在无助的状态下。偏方和秘方可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信任。
樊登：精神上的确定性。
薄世宁：所以，有时候劝老头、老太太完全不去相信这些东西也很难。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时，也请他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科学知识普及给他们，比如把我的一些短视频发给他。当他们能相信科学时，他们的选择大概率是正确的。如果你完全不让他们去信偏方，这也很难做到。
樊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人发现他去看病的时候，医生问他怎么了，他总是很难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状况，也不知道大夫到底有没有弄清楚他的症状。他就想问问作为患者，怎么跟医生沟通能又准确又快？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病，我就说肚子疼，然后医生问我哪儿疼，我说整个肚子疼。就这样，说不清。
薄世宁：其实我在这本书中提到，当医生成了患者时也会遇见很多困惑，比如也会患得患失，会有侥幸心理，会盲目冒险，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实对于病人来说，再怎么学习也成不了医生。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要想和医生高效沟通，得先学一些科普知识，其实我是觉得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当我们医生成为病人，或者成为病人家属时，我们也会决策失误。个人经验会让你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比如隔壁大爷老张气管插了管，结果没救活，那你可能会觉得气管插管是救不活病人的，不如不插管。其实个人经验会影响你的决策，如果你真的想和医生高效沟通的话，你就把你的主观问题反馈给他，剩下的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你自己去学习那么多专业知识，只能让你的健康素养得到提升，但是真正得病的时候，还是交给医生来判断更靠谱一些。
樊登：我记得我说自己整个肚子疼的时候，医生也不着急，他就开始在我肚子上这样敲、摁，问我“这儿疼不疼”“放开的时候疼不疼”，医生有他的办法，所以你只要准确地表达就可以了。
薄世宁：对，准确表达。
樊登：总之，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受就是相信医学，不要太惧怕ICU。ICU同样是一个充满着温情的地方，命悬一线的时候会有人为你永不放手。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谢谢您。
薄世宁：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