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本文约需40分钟，独立女性的自由宣言，读懂波伏瓦的激荡人生。
在讲今天的书之前，我要先向大家做一个提示：这本书的主人公可能存在一些争议，我们讲她的书并不代表对她生活方式的推荐和认可。但是，这个人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非常重要，而且她非常具备个人魅力，因此，我今天向大家推荐《波伏瓦传》。波伏瓦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点：第一，她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第二，她写过一本书叫作《第二性》；第三就是她和萨特之间的开放关系。但是波伏瓦绝不是简单地只有这三件事值得被我们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走近她的一生。
波伏瓦出生在一个现代社会发萌的阶段。1908年1月9日，波伏瓦出生在巴黎。她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母亲叫作弗朗西丝·波伏瓦，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叫乔治，是一个律师。实际上，她的父亲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因此不得不出来自己做律师，打工赚钱。她的爸爸娶她的妈妈，是因为她妈妈的父亲是银行家，她爸爸幻想着能够获得一大笔嫁妆。结果没想到，两个人刚结婚，波伏瓦的外祖父就破产了，他不但没有获得任何财产，还背负了颇重的负担，没有得到嫁妆。波伏瓦还有一个妹妹叫作伊莲娜，波伏瓦晚年的时候，跟伊莲娜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波伏瓦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快乐，同时脾气很大的孩子。她生起气来，暴躁的情绪经常把周围的人吓坏。她一口气憋得自己脸都发紫，是那种气性很大的孩子。但是总体来讲，她是比较快乐的。5岁的时候，她进入了私立学校——德西尔学校。这也有讲究：虽然她的爸爸没有钱，但是绝对不允许她进公立学校，因为进公立学校代表着失去了贵族范儿，所以波伏瓦一定要进私立学校，但是要选择一所便宜的私立学校。德西尔学校是一所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学校。波伏瓦在校期间的总体表现是虔诚和聪明。
1914年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波伏瓦回忆说，那时的自己像“一只小猴”。她说：“他们把我教育成设定的形象，却误以为这就是我本人。”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异化的存在”，但同时也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她的爸爸作为一个一等兵，虽然没有上战场，但是也参与了战争。她感受到了物资的紧张，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家里经常因为财产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吵。
1918年11月11日，波伏瓦听到了教堂的钟声，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但是战争结束并没有给他们家带来幸运，因为她的父亲破产了，变成了一个新穷人。波伏瓦继续留在德西尔学校上学，她的班上来了一个她特别喜欢的同学，叫作扎扎，是个小姑娘。扎扎家有9个孩子，扎扎在家里非常活泼，经常会做出很多离经叛道的事。他们所说的离经叛道的事是什么呢？比如上台演奏钢琴的时候，她要演奏一首非常不熟悉的钢琴曲——这是她给自己的挑战，要把它弹下来。弹完琴以后，她还扭头冲台下吐了一下舌头。这个动作让全校哗然——没见过这么没规矩的孩子，竟然敢在台上吐舌头。但就是这个天性自由的扎扎，给波伏瓦的青春期带来了一丝亮光，让她发现原来人可以这么开朗。
在这个阶段，波伏瓦不再遵守禁令，她开始看爱情小说。波伏瓦最喜欢看的小说是一本美国小说，叫《小妇人》。在《小妇人》里，她最认同的是女主角乔，她认为自己和女主角乔一样，就算不结婚也没关系。同时，她的家里人给她物色了一个可以出嫁的对象，让她跟一个叫雅克的男孩在一起玩。她的生活中有三个榜样，一个是雅克，一个是扎扎，还有一个是小说的主人公乔。
在这个阶段里，她经常会觉得自己极度悲观，根本看不清楚未来。在这个阶段里，波伏瓦产生了人生的顿悟，具体是哪一天，她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写清楚。这个顿悟是什么呢？“她的顿悟发生于梅西尼亚克庄园的度假时期：一天晚上，西蒙娜临窗而坐，向花园望去。她本想祷告，但发觉祷告词只是无力的话语，她不过在愚弄自己。她对宗教愈发怀疑，渐渐无惧于违反老师、父母的规定。一瞬间，她意识到上天不再有任何意义，她也不想再自欺欺人。现在的她可以轻松地说出不再相信上天，这让她自己都惊讶不已。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否定上天并不是为了把自己从上天或其他人强加在我身上的禁忌中解放出来。相反，我发现上天已不再介入我的生活，对我来说，上天已不复存在。’”一个长期受天主教教育的小姑娘，甚至家庭的熏陶，都没能阻止她奔向自己的哲学，奔向自己的宿命。这一刻，她的人生发生了顿悟。
1925年9月，西蒙娜第一次独自旅行。她去得不远，就在法国的茹瓦尼。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她坚定地认为自己应该去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她的家人和老师都非常失望，理由只有一个——他们觉得西蒙娜一定会堕落，因为她要去从事一份世俗的工作，而没有从事一份跟宗教有关的工作，她不再受到宗教的护持，所以一定会堕落。
雅克去学了法律，他的父亲送给他一辆跑车作为礼物。在这个阶段，波伏瓦经常会跟雅克互动，但是两个人没有任何可以走到一起的迹象。西蒙娜的这一段生活都被记录在了她的日记中。“西蒙娜的日记其实是一种自我独白。她在封面上写下：‘我不会原谅翻阅这本日记的任何人。’她在日记中倾诉一切，包括那些难以与扎扎、雅克谈及的内容：她的孤独、不安、恐惧、希望。她希望成为一个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个体’，并将其称为尚未实现的‘我的人生哲学’，它给变动不安的人生际遇赋予意义，比如‘行动机会、幸福、痛苦以及他人的看法、爱慕’。”这是一个处在彷徨期的年轻女孩子的内心。
这个时候，她一直在准备考试。她的学业成绩很突出，所以找到了一份天主教学校的助教工作。有了收入，就可以“寻欢作乐”，她经常带着自己的妹妹去咖啡馆玩。这时候，雅克要去阿尔及利亚服18个月的兵役，这也让他们俩的关系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她决定提前考试，早日离家。越早完成在巴黎索邦大学的考试，她就能够越早获得独立的收入和身份。
她在索邦大学结识了新的朋友，都是鼎鼎大名的人，不局限于女性。“这段时间，她最好的朋友是莫里斯·梅洛－庞蒂，一个高挑瘦削的男生。他们常常散步到很晚，探讨一些深刻的话题。……另一个学生勒内·马休看起来像个优雅的冒牌绅士，厌恶教会、军队、民族主义相关的一切。马休已经结婚，却爱上了西蒙娜。他给西蒙娜起了爱称海狸。”各位知道，西蒙娜·波伏瓦在文学界被人们叫作海狸。这个精英圈子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保罗·尼赞。后来在二战期间，保罗·尼赞在战场上牺牲了。
“这伙叛逆者的首领身高不到一点五米，眼睛斜视，外形平庸，自称对女人充满诱惑力，秉持哲学的自由精神。他第一次参加高中教师招聘会考就失败了，但他的朋友们认为这只能进一步证明他是个天才。虽然这个首领让－保罗·萨特让西蒙娜难以忍受，但她还是想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西蒙娜在日记中写道：‘萨特不喜欢我。’”
1929年6月17日，西蒙娜参与了6个小时的考试。题目很简单，叫“自由与偶然”。考试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1929年7月17日，笔试成绩公布，有26名考生通过了考试，包括西蒙娜、萨特、尼赞、梅洛－庞蒂，而马休没有通过考试。”就是那个结了婚的人没有通过考试。他决定履行他的诺言，离开巴黎回家。“14天后，共有13人通过了公开口试，这几个年轻人都名列其中。”这是相当优秀的一群人。“让－保罗·萨特位列第一，西蒙娜·德·波伏瓦获得第二名。西蒙娜实现了目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了难度极高的考试……她已跻身法国教育体系中的精英教师阶层。”也就是说，这时候她可以非常轻松地找到一份稳定的、收入颇高的教师工作。但是她不愿意，她就喜欢兼课——如果有课就教，但她不属于任何学校，她想走的时候就可以去旅行。她对于自由和写作空间的追求，要远大于对稳定的收入的追求。
“她每天都和萨特在一起。他们沿着塞纳河散步，萨特从河边的旧书摊淘来自己钟爱的连环画册，送给西蒙娜。他们去电影院看牛仔电影，在咖啡馆喝鸡尾酒，她没有一分钟觉得无聊。萨特总能让她开怀大笑，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法。但西蒙娜最喜欢他的地方，是他能完全融入她的生活，他想了解关于她的一切。他不会用西蒙娜感到陌生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评判她，而是尊重她的行为方式和世界观。他积极地支持西蒙娜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成为作家的梦想。”
然后萨特追求西蒙娜，西蒙娜回家的时候，萨特会到他们家去献殷勤，结果被西蒙娜的父母看到，严厉地阻止了他们的交往，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状况，相当尴尬。西蒙娜的父亲乔治说起萨特的时候，永远称他为“那只虫子”，他特别讨厌萨特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拐走了他的女儿。
接下来，就到了著名的契约的部分。两个人定下了惊世骇俗的契约。这是一份怎样的契约呢？西蒙娜无意结婚，“她同意萨特提出的‘契约’——他们将在巴黎同居两年，然后各自出国，回国后重聚，并保持一种开放性关系：没有强迫，接受偶然，允许各自有其他情人；他们之间的深度关系绝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对彼此保持坦诚，绝不隐瞒”。这就是他们定下来的惊世骇俗的契约。
“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承认，那时的他们非常幼稚。她说，他们对弗洛伊德、马克思一无所知，这也表明他们无论是对内在还是外在的矛盾都没有概念。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盲目的，毫不关注引发世界贫困、失业和饥荒的经济危机以及德国国内的局势。在德国，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即将夺取政权，将世界拖入混乱。在这些使个体沦为无助的受害者的灾难面前，自由还剩下什么？……西蒙娜·德·波伏瓦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然而，她秉持一个信念：阻力承载自由，就像空气承载飞鸟。”这个女孩子相当勇敢，她愿意面对一切对于自由的考验。
他们俩很穷，有时候身无分文。他们到咖啡馆喝咖啡（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有钱也去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发现没钱结账，萨特就让波伏瓦在咖啡馆待着，他出去筹钱，筹完钱回来付咖啡钱，两个人又穷又快乐。然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遇到了挑战：因为他们承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开放的，萨特很快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叫作西蒙娜的女子，这个人叫作西蒙娜·约利维。西蒙娜内心当然不能够接受，出现了一个情敌，这让她惴惴不安。但是她自己知道：“指望别人的救赎势必走向毁灭。”她认为不能靠别人，所以她自己去登山、徒步、独自写作。最后，她见到了西蒙娜·约利维，她专门约这个情敌一块儿见面聊天，她发现这个女孩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好一点，最后两个人还发展成了终身的朋友。
而她的好朋友扎扎和梅洛－庞蒂暗生情愫，希望能够与他结合。但是扎扎的家人反对这桩婚事，这导致扎扎很痛苦，然后发高烧住院，最后去世了。这件事情对于西蒙娜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和刺激，因为她在潜意识中始终认为，扎扎的死是她获得自由的代价。她觉得自己现在能够活得这么自由，是因为她的好朋友扎扎的离世，因此她更要捍卫自己的自由。
西蒙娜从马赛又到了鲁昂，在鲁昂的这个阶段，有时候萨特会来看西蒙娜，两个人会在一棵树下坐半个小时，盯着那棵树看。这特别像我们过去学的王阳明的心学，为了实践格物致知而格竹子。在这个阶段里，萨特迷上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概念。什么是现象学呢？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不再探寻认知的方式，而是直接思考认知的对象”。你看，这像不像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格物致知？他们俩经常会去看一棵树，想要了解这棵树的本质。
“西蒙娜对萨特的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热衷于研究所有聚焦人类现实的科学和艺术。他们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沉迷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小说，并发现一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作家弗兰兹·卡夫卡。”两人在谈论任何事情时都激情澎湃。一对恋人能够永远激情澎湃地谈论，有话题可说，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西蒙娜身边也出现了追随者，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女生奥尔加迷恋上了西蒙娜。奥尔加、西蒙娜和萨特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这就一定会产生很多痛苦。他们都特别羡慕奥尔加这样的人，为什么呢？根据存在主义哲学，他们说奥尔加是“活在外部世界”的人，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烦恼，有东西吃就高兴，有音乐就跳舞，每天开开心心的，没有内在的烦恼。而萨特和波伏瓦却经常经受内在世界的煎熬。西蒙娜说，他们的三人小组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1936年，西蒙娜回到了巴黎。这时，因为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巴黎的难民变得越来越多。西蒙娜在莫里哀高中教书，每周要教16个小时的课程，课外她还在多摩咖啡馆写作。1936年到1937年的这一阶段，应该算是西蒙娜人生的低谷，因为这个时候她的负担太重了。“学校的课程、萨特的危机、照顾奥尔加、她在‘三人组’中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以及艰苦的小说创作都消耗了她大量的体力和精力。”而且她患上了重度的肺炎。由于他们当时都没有成名，萨特的小说迟迟没有出版，她写的东西也没有得到出版，所以他们生活得相当艰难。
就在波伏瓦处于人生谷底的时候，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萨特一炮成名，《恶心》到今天都是一部名著。西蒙娜也同样给伽利玛出版社递交了自己的书稿，但被拒绝了。后来萨特建议她：“我觉得你应该写自己，因为你自己的人生是如此丰富多彩，你写自己可能会写得更好。”这个建议其实给西蒙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西蒙娜这时候又有了一个追求者，是比她小8岁的博斯特。而在这个阶段中，波伏瓦完成了自己的一部新作品，叫作《女宾》。在萨特看来，《女宾》是对他们这种三人关系的一个小小抱怨。《女宾》里边写的是什么故事呢？“她将自己的经历用文学化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你不是让我写自己吗？我就写自己的生活。“一对密不可分的未婚夫妇生活，两人关系因另一个人的出现而受到威胁。故事中的人物都非常贴近现实。书中的弗朗索瓦兹就是西蒙娜本人的化身；皮埃尔，一个戏剧导演，明显指向萨特；格扎维埃尔是以奥尔加为原型的，或者说万达、比安卡这类性格类似奥尔加的人。”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他们的生活，但是结局完全不同，特别好玩。“最后，弗朗索瓦兹悄无声息地拧开了格扎维埃尔房间的煤气阀，杀死了她，这在心理学上是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波伏瓦完全遵守着两个人的契约，但在小说中，她杀死了自己的情敌。
1939年9月1日，德国撕毁了和平协议，又向波兰宣战。德国向波兰宣战以后，法国很快就宣战了。当时他们一听到德国向波兰宣战的消息，萨特就打点行装去报名参军了，他们两个人要分开。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整个巴黎笼罩在一片战争的氛围中。现在在二战题材的电影中，我没有看到过这个细节：在法国向德国宣战了以后，巴黎整个城市把所有的灯光全部都刷成了蓝色，每个灯泡上都要刷蓝漆，让整个城市不再透光，这样是为了防止轰炸。
萨特和波伏瓦因为战争的分隔，产生了更浓烈的感情。萨特给波伏瓦写信：之前我们说过的契约，现在无条件延长10年。距离之前定的契约已经过去10年了，时间过得很快，这时候已经1939年了，所以他说再延长10年。
又有一个学生喜欢上了波伏瓦，叫作娜塔莉·索罗金。波伏瓦身边围着一群小女孩，她要维持这些小女孩的生活，她自己挣钱给这么多人花。而萨特身边全是男人。萨特的工作是气象观测，他并没有上战场去打仗，而主要守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法国和德国经常打仗的地方。他每天放气球上去，然后观测这个气球。法律规定，家属是不能探望这些在前线的士兵的，如果去探望，被抓到的话是要坐牢的。但是波伏瓦忍受不了对萨特的思念，她乔装打扮来到了这个小镇上。萨特的朋友们也很愿意帮忙，他的战友们给他打掩护，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战场上的小镇共度了5天，这也是很浪漫的一段经历。
1940年2月4日，萨特突然休假，回到了巴黎。两个人约定，只要两个人见面，就一定要说个不停，他们觉得自己和对方有无数的话要说。“他们讨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战争年代，人是否还能获得自由，或者只能成为历史事件的受害者，无力反抗。……对萨特来说，这就是‘人的状况’——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既是一个充分自由并掌控欲望的人，也是一个被完全压扁的虫子’。……西蒙娜认为，即使是戴着镣铐的奴隶也是自由的，这并非嘲弄，而是因为这个奴隶仍然有选择屈服或者反抗的自由。即使在最极端的困境中，我们也可以做出决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今天谈到的很多哲学的理念，其实从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一直到存在主义，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就是人永远都有着选择的自由，这也是西蒙娜的观点。
“每一天，人们都做好了巴黎战斗打响的准备。咖啡馆前的平台空空荡荡，商店关门停业，天空中的白云被高射炮打散。一想到萨特或博斯特可能会出事，她就无法忍受，精神几近崩溃。她不知道博斯特已经受了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她也不知道萨特的老友保罗·尼赞已经阵亡。西蒙娜忧心忡忡，巴黎被占领，她仿佛身处牢笼之中。”萨特参与战争的那段时间叫静坐战，德法双方都不开枪，在战线那儿僵持。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是无法越过他们所做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没想到德国人出兵的路线很奇特，他们先打了波兰，然后从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入侵法国，马奇诺防线根本没有用。当时希特勒宣布6月份要进驻巴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胡说，但是在6月份的时候，纳粹的旗帜就插在了巴黎的广场上。
西蒙娜·波伏瓦一下子就成了难民，要去逃难。之前萨特给她写信，说：“你一定要离开巴黎，你去拉普泽，到那位女士家中去住。”那位女士叫作莫雷尔女士，是一个挺有钱，也很开放的女士。她的家里经常住着从四面八方来的客人，他们经常到莫雷尔女士家度假。这时候，萨特让波伏瓦跟着大量的难民一块儿到拉普泽的莫雷尔女士家去住。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停战，停战就意味着投降。波伏瓦觉得，既然巴黎不打仗了，那她应该回到巴黎去，因为她在外地生活很不习惯，而且她渴望了解萨特的状况，于是波伏瓦就回到了巴黎，在迪吕伊高中接着教书。
在这个过程中，波伏瓦大量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通过阅读黑格尔的著作，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碰撞。她写道：‘一个社会究竟是走向自由还是沦为落后的奴隶社会，取决于每个人把自己看作人群中的一员还是蚁穴中的蚂蚁。’西蒙娜认为，每个人都要做出抉择。她最终决定反对黑格尔，支持他的头号反对者索伦·克尔凯郭尔。索伦·克尔凯郭尔坚持个人自由和尊严。”这是一个哲学立场上的选择。
这时候，萨特被俘，待在战俘营里。“3月底，当西蒙娜从父母那里回到旅馆时，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在三个火枪手咖啡馆’。西蒙娜认出那是萨特的笔迹，立即冲到咖啡馆，但此时萨特已经不在了。她在咖啡馆继续等。突然，他出现在她面前。西蒙娜完全愣在了原地，一时失去了语言的能力。萨特默默地坐在她身边，两人拥抱在一起。萨特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巴黎民众对城市的沦陷如此漠不关心，这让他难以置信，他激动地谈论政治行动和抵抗组织的建立。”
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进行抵抗运动。没有汽车，他们就骑着自行车，从巴黎一直骑到南法。一路上自行车的车胎坏了很多次，他们又不会补胎，所以骑行非常艰难。有一天，波伏瓦摔了一大跤，眼睛完全摔肿，整个脸都摔得变形了，旅途非常艰苦。他们到南方做什么呢？要组建革命团体，组建抵抗组织。他们讨论是搞恐怖活动还是印刷分发反对纳粹的报纸。他们觉得搞暗杀、爆炸这些事太危险，所以最终决定印刷和分发大量的材料，但实际上，这件事也同样危险。
那个时候，由于抵抗组织经常会暗杀一些纳粹的军官，德国人的办法就是，你杀一个纳粹的军官，那我就相应地杀一个法国人作为报复。这件事情引发了波伏瓦的另外一个哲学性的思考，叫作“他人的血”。就是他们做这样的抵抗活动，牺牲的是他们同胞们的鲜血，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该不该这样做。
巴黎被纳粹占领的那个冬天，是整个巴黎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有可能是气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物资供应，大家都特别艰难地度过了这个寒冬。而波伏瓦还要供养那一大群家人，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工作，全靠萨特和她微薄的工资来支撑。萨特坚持写作，创作了一部新的话剧叫作《苍蝇》。《苍蝇》也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在排演《苍蝇》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就是加缪。如果你读过《加缪传》，或者看过《加缪传》那本书的封面的话，你就会喜欢上加缪，因为加缪长得实在是太帅了。同时，西蒙娜的作品《女宾》也出版了。在这个阶段，纳粹在战场上越失败，他们在巴黎的统治就越残酷，困兽犹斗。
1943年6月，波伏瓦被学校开除，因为有很多人举报她参与这些抵抗活动。被开除以后，她通过萨特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电台的工作。“这份新工作的工资远高于教师工资，她现在可以搬出那间破旧的旅馆房间了。10月，她搬到了塞纳街的露易丝安娜酒店，房间在四楼拐角……她的‘家人’也跟着她马上搬家了。萨特住进了走廊尽头的小房间，娜塔莉和布拉在楼下。……为庆祝搬家，西蒙娜邀请大家聚餐。……30岁的阿尔贝·加缪也来参加乔迁聚会。”
“被死亡和破坏笼罩的巴黎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抵抗，即艺术和生活乐趣。巴勃罗·毕加索写了一个怪诞的剧本，题为《抓住欲望的尾巴》。”他们在莱里斯夫妇的公寓里边演，这一群人里有编剧、演员、导演。“他们喝酒、跳舞、胡言乱语，直到天亮。‘我们毫不掩饰，’西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只想在这种混乱中摩擦出快乐的小火花，沉醉于微弱的光亮之中，即使明天一切都会幻灭。’”
幻灭很快到来。3月底，西蒙娜得知她的好朋友布拉和他的父亲被捕。布拉是犹太人，他们被捕后被送进了集中营，然后被处死了。在二战期间，被杀死的犹太人有600万之多，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登陆诺曼底，向法国腹地推进。”8月24日，他们听到街上传来欢呼庆祝声。“勒克莱尔少将……率领部队开进巴黎市中心。教堂钟声响起，人们纷纷集合，用鲜花、旗帜装饰法军坦克。第二天，法国国旗飘扬在埃菲尔铁塔塔尖。风云人物夏尔·戴高乐将军此前在海外支持法国抵抗运动，如今作为法国解放者凯旋，自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呼。”巴黎解放。这就是二战中他们俩的生活。
接下来，萨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进行演讲，演讲现场的热闹程度难以想象，人们就跟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一样，看到萨特激动得不得了，甚至有妇女会激动得晕倒，被抬出去。萨特两年前出版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也在这个时候真正受到关注。存在主义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存在先于本质。就是你不能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就固定了；相反地，你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你今天的选择和做法。这是存在主义的核心。他认为人是一张白纸，一切都由自己来书写。这时候，波伏瓦也创作了自己的戏剧，叫《没用的家伙》。两个人不满足于写书、写剧，还创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很有名，叫作《现代》，这是他们发表言论的阵地。
“萨特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名望。……名望是把双刃剑，另一面可能是排斥，甚至是仇恨。”他终于跻身大师的行列，“与巴尔扎克、左拉和普鲁斯特齐名”，但是也有人非常讨厌萨特的作品，甚至有评论家“建议读者在阅读萨特时要捏住鼻子”。“《星期六晚报》上总能看到对萨特和西蒙娜不道德生活的种种猜测，并将他们的酒店房间描述为淫乱窝点”，因为他们俩之间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成了当时的人窥探的对象。
1945年1月，萨特受邀访问美国。萨特不会英语，萨特的英语仅限于两个最常用的句子，但也能凑合跟美国人聊天，一句叫作fine（好），还有一句是why not（为什么不）。这是万试万灵的话，如果你跟老外聊天用这两句，总能对付过去。在美国游历期间，萨特有一个翻译兼导游叫多洛雷斯，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多洛雷斯是一个有夫之妇，但是多洛雷斯爱上了萨特，萨特也爱上了多洛雷斯。
多洛雷斯确实给西蒙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西蒙娜发现萨特对于多洛雷斯非常痴迷，所以她有一天很认真地问了萨特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喜欢我多一点，还是喜欢多洛雷斯多一点？这时候萨特回答说：“我无比迷恋多洛雷斯，但我与你在一起。”你说这人讨厌不讨厌？
西蒙娜这时候也受到了美国的邀请。在1947年1月24日，她的飞机降落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西蒙娜在纽约的旅行非常愉快，她一下子就爱上了纽约。大家如果去过纽约，就会发现纽约跟巴黎是完全不同风格的城市，纽约全是高楼大厦，到处都闪烁着霓虹灯，那种现代的热烈气息会感染到所有人，所以西蒙娜非常喜欢纽约。她还写了一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版。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叫作《人都是要死的》。我为什么喜欢这部作品呢？这部作品在当时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这是一部非常存在主义的小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看过的人非常少，但我看过，这部电影叫作《前世今生》。
西蒙娜构造了虚拟的现实，她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乞丐那儿得到了一瓶长生不老药，喝了。喝完这瓶长生不老药以后，他就再也死不了了，从中世纪一直活到了今天，经历了无数事，身边的爱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活到了今天，获得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想要的长生不老的能力。但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极其无聊，非常痛苦，因为挣钱没意思，锻炼身体没意思，谈恋爱没意思，获得名望、权力没意思，因为周围的人都会死，只有他死不了。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存在主义的小说，告诉你如果没有死亡这么一个边界的话，我们的人生将毫无意义，你做的其他所有的事都没有意义，人也就没有了努力的动力。但是这部小说在当年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西蒙娜在美国认识了古根海姆，古根海姆听说波伏瓦要去芝加哥，就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说西蒙娜到芝加哥可以联系这个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叫作纳尔逊·艾格林，是一个作家，当时还没有出名，但是后来得了普利策奖。当波伏瓦见到纳尔逊·艾格林的时候，艾格林带着她去看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去看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这让波伏瓦觉得非常真实，让波伏瓦觉得看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出意外，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感情，非常迷恋对方。
这时候，她要回法国了，但是萨特告诉她别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多洛雷斯还在法国没有走。这让波伏瓦非常难受，自己的行踪竟然要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响。于是她就跟艾格林进一步地发展，她希望能够体验爱情的各种面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蒙娜被一个问题反复折磨着：“如果你不准备付出一切，那么付出一部分是对的吗？”我相信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也折磨着很多人。纳尔逊·艾格林希望波伏瓦能够留在美国，两个人结婚生孩子，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家庭。但是波伏瓦不可能离开巴黎，也不可能离开萨特，她希望艾格林能够去巴黎，艾格林也觉得自己做不到，两个人都只能给对方一部分。她和艾格林保持着书信的往来。
1949年，波伏瓦最重要的书《第二性》出版了。“在书中，她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女人？’在这一问题常见的回答中，她发现了一个循环论证，而在讨论美国种族主义问题时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即让黑人擦鞋的美国白人认为，黑人除了擦鞋之外什么都不会做。换句话说，他们出于个人利益而人为导致的局面却被粉饰成自然发展的必要或神圣意志，不可动摇。”她用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类比了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主义特别适合于揭露这些谬误，那些表面上无可争议的事实其实是人为炮制的。西蒙娜写道：‘存在即成为。’具体到她这本书来说就是：‘人非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如果你读过《第二性》，总结起来就这一句话。有人问《第二性》讲了什么，其实就这一句话：“人非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就好比黑人不是生下来就会擦鞋，而是白人认为他们应该擦鞋，他们只会擦鞋，所以他们才成了擦鞋的人。这就是《第二性》里最重要的一个逻辑上的发现。“男人被视为本质，女人被视为次要的非本质。男人的定位不言而喻，但是女人的定位取决于与男人的关系。”这是西蒙娜在《第二性》中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比第一卷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响。……西蒙娜认为，只有当女性摒弃卑躬屈膝的态度，男性放下所谓的优越感时，男女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西蒙娜呼吁的女性自由也是她自己的梦想。她甚至觉得被归为‘女权主义者’反而限制了女性自由。”因为“女权主义者”这个定义本身就承认了女性是第二性。
1949年5月11日，艾格林终于来到巴黎。这个人不会说法语，但是他跟西蒙娜的朋友在一起时，她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他，觉得艾格林长得很帅，又很可爱。但是他们俩的感情最后是无疾而终的，因为的确很难，波伏瓦对于萨特的感情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艾格林确实只能够得到一部分，但是他又不满足于只得到一部分，到最后只能结束。
1950年7月，波伏瓦到美国去看望艾格林，两个人发现激情不再。艾格林甚至都已经开始考虑复婚的问题了，他希望跟自己的前妻复婚。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这时候有了电视，电视的发明就像我们今天手机的发明一样，会妨碍两个人的沟通。西蒙娜到美国后发现艾格林天天盯着电视看，不跟她说话，这让她受不了。萨特也跟多洛雷斯分手了，因为多洛雷斯不能够忍受天天这样，觉得“你到底是跟我呀，还是跟她呀”，所以多洛雷斯离开了萨特。
1952年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走进了西蒙娜的生活，一个26岁的叫作朗兹曼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他们《现代》杂志社的编辑。这个比她小17岁的男人向西蒙娜示爱，然后他们俩同居了。就在这个阶段，《现代》上发表了对加缪的新作《反抗者》的批评，虽然这篇批评的文章不是萨特写的，但是萨特是《现代》的主编，所以这件事情让萨特和加缪彻底反目。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分歧呢？其实这跟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加缪从根本上拒绝一切暴力，坚持道德原则，而萨特则希望支持一个现实存在的政治阵营。正如萨特指责加缪时所言，加缪离不开‘道德根基’，拒绝走上‘不确信的实践道路’。西蒙娜没有卷入这场纷争，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以文学方式回应纷争。在她的小说《名士风流》中，两位男主人公发生分歧：一位是深受高尚价值观影响的作家亨利·彼隆，另一位是安娜·迪布勒伊的丈夫、具有战略思维的知识分子罗伯特·迪布勒伊。”西蒙娜的办法是把纷争全部写成小说。
这本《名士风流》小说出版时，她在《名士风流》的扉页上说：献给纳尔逊·艾格林。但是她给艾格林寄去的是法文版本，这部小说中写了很多她和艾格林之间的故事。艾格林一开始很得意，到处给人看，说“你看，这是西蒙娜·波伏瓦给我的书”，到处给人展示。等到英文版出现的时候，艾格林大光其火，非常生气，觉得西蒙娜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写在书里边。西蒙娜在这个阶段还得了著名的龚古尔奖，这是文学领域非常著名的奖项。1955年，她陪同萨特来中国访问，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
接下来讲讲他们的旅行生活，因为萨特和波伏瓦的旅行是非常有名的。“1956年夏天，西蒙娜与朗兹曼、萨特与米歇尔分别驾驶着两辆汽车经南斯拉夫前往希腊。”就是两对情侣分别开车。“这两对情人在萨洛尼卡暂时分开，分别乘船从帕特雷到布林迪西，之后在罗马碰头，西蒙娜和萨特会在罗马共度几日。之后每年的夏末时分，两人都会在罗马共度假期。无论在密涅瓦酒店，还是后来的罗马国家大酒店，他们总是住在94号、95号房间。他们拒绝游客式行程，每天按照自己的需求安排。早餐时，他们阅读报纸并进行讨论，然后回到各自房间工作。下午，他们一起散步。晚上，他们外出就餐，然后来到他们最喜欢的圣尤斯塔斯广场，窝在咖啡馆几个小时，像偷窥者一般观察来往行人，聊聊各种气味和色彩。”
1960年1月的一天，波伏瓦在萨特家的时候，电话响了。“朗兹曼告诉他们，阿尔贝·加缪在车祸中死亡。他与出版商的孙子米歇尔·伽利玛一起开车前往巴黎，伽利玛驾驶的汽车打滑，撞上了一棵树。加缪当场死亡，伽利玛几天后去世。……加缪当时只有47岁。三年前，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加缪死了以后，萨特跟加缪的关系就完全恢复了，因为两个人毕竟是朋友。萨特在讲话中说，加缪的死亡“骇人听闻”，他的死亡包含“难以忍受的荒谬性”。
1960年，艾格林来到了巴黎，他和波伏瓦没待多久，波伏瓦就去了巴西。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艾格林复婚了以后又离婚了，临死都在说波伏瓦的坏话，但是波伏瓦一直戴着艾格林送给她的一枚廉价的戒指，到死都没有脱下来，这也是一段很奇怪的感情。
这时候巴黎有很严重的政治动荡，主要是体现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过去是巴黎的殖民地，但是这时候，阿尔及利亚大量的人要求独立，而巴黎有很多殖民主义的政客想保留阿尔及利亚，所以发生了连续七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萨特和波伏瓦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公开地发表支持的言论。后来为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战斗过的退伍老兵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喊出了“枪毙萨特”的口号。
萨特当时处境非常危险，但是萨特和波伏瓦从来没有被逮捕过，原因是当时的总统戴高乐说“我们不能逮捕一个伏尔泰式的人物”，萨特的地位已经高到可以进入先贤祠，跟伏尔泰供在一起了。但是恐怖主义分子不管这些，萨特和波伏瓦经常收到炸弹威胁，甚至有两次炸弹真的爆炸，把萨特他们家的楼梯全部炸飞。如果他们在家的话，可能就被炸死了，所以他们俩只能流亡在巴黎的各处。一直到1962年3月18日，七年战争结束。虽然七年战争结束了，但他们的政治风波并没有结束，萨特一直被卷在政治风波中。
在这个时候，波伏瓦的名气越来越大。在她写了《第二性》之后，大量女性把她视作精神导师和偶像，给她写信。但是波伏瓦看完所有的信之后，比较失望，因为大量女性认为，波伏瓦之所以自由，是因为她回避了正常女性会做的三件事：过早结婚、放弃工作和生孩子。很多女性只是肤浅地认为波伏瓦没有做这三件事，所以她很自由。但她们意识不到，波伏瓦的自由并不在于外在这些条件的限制，而在于她内心中对于自由不懈的追求。
最终我们要讲到告别的一章。波伏瓦有一本书叫作《告别的仪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写的是两个人仓皇的老年。老年时期是非常残酷的，都写在《告别的仪式》这本书中。
1963年10月24日，波伏瓦的母亲住院。其实她这一生跟她的母亲交集很少，母亲住院了以后，在和妹妹轮流守护母亲的时候，她找回了和母亲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亲情，并且看到她的母亲在临终时竟然体现出了高度的幽默感，能够非常灵活和幽默地看待这一生。母亲也接纳了她的两个女儿，并且经常替她的两个女儿祈祷，因为她依然相信上帝。波伏瓦很感动，因为她的母亲在祈祷的时候说：去天堂不能没有女儿们。
1965年10月14日，波伏瓦自己驾车的时候出了车祸，肋骨骨折。在这个阶段，她的生命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女性，是一个24岁的学生，叫作西尔维·勒邦。波伏瓦收西尔维·勒邦做她的养女。为什么要收养女呢？因为她和萨特没有孩子，但他们俩都有财产，有很多身后的问题要处理。萨特也收养了一个养女，叫阿莱特，她对萨特的晚年也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萨特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他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一切精英化的行为（像评奖这样的事是精英化的行为）都与他的哲学和文学背道而驰。但是他依然被授予了这个奖项，这让萨特的名声更大了。
1966年，他们两个人访日。在日本，人们把他们当作摇滚明星一样崇拜。1970年6月26日，有一张巨大的照片被刊登在法国报纸的头条，是一张萨特和波伏瓦坐在囚车上的照片，他们两个人被捕了。实际上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他们俩在大街上散发左派的报纸，叫《人民事业》。在发报纸的过程中，那些小警察不了解情况，就把他们俩拉上了囚车，被记者拍下来了。他们俩到警察局之后，警察说：“你们俩快走吧，我抓错了。你们俩这么有名，绝对不应该抓你们。”但他们就是不走，警察如果不给个说法，他们就赖在警察局不走了。这件事闹出了轩然大波。每一届政府都不敢对他们俩动手，虽然政府不喜欢他们，但是没有人敢在法国抓捕萨特。
晚年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告别的死讯。人到了晚年确实是天天在告别。“1966年年初，贾科梅蒂死于癌症。第二年，她收到从美国传来的娜塔莉·索罗金的死讯。”娜塔莉·索罗金就是那个喜欢她的女孩子。仅仅几周后，西蒙娜也不得不与她的第一个情敌西蒙娜·约利维告别。“克劳德·朗兹曼美丽的妹妹伊芙丽娜·雷在1966年11月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以确保自己在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这是自杀。西蒙娜知道人总有一天“要划界”，就是要走过死亡那条线。“但什么时候呢？在内心深处，她仍然没有接受自己已经老了。尽管未来愈发渺小，她也一直在为未来而活，仍对未来抱有很大期望，只有死亡才能停止这份期望。”
1977年，萨特的身体不好，波伏瓦总是带萨特去看病。在看病的时候，那个医生很郑重地拿了一封信，让波伏瓦把这封信交给另外一个医生。他们回家后，就悄悄地用蒸汽熏开信封，打开一看，发现信里边说萨特最多只能再活几年，这让西蒙娜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西蒙娜认为：“为了获得年轻的感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宁愿把自己看作病人，也不愿意承认衰老。”“萨特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身体机能的衰退，但他内心觉得自己依然年轻。……女人们轮流收留萨特，和他一起去度假，或者陪他去做报告。秋季去罗马度假是西蒙娜和萨特每年固定的行程。萨特的身体每况愈下，在罗马停留度假也变得越来越难。在一次轻度中风后，萨特大小便失禁，时常会把意大利面条掉在裤子上或者把汤汁洒到衬衫上，需要西蒙娜为他细心清理。”
“1973年秋天，萨特的视力急剧恶化……虽然萨特没有完全失明，但他只能模糊地看出形状、光亮和色彩，阅读和写作已经不可能。……西蒙娜晚上来到萨特家时，会为他读书，或者两人在睡觉之前一起听音乐。第二天早上，她给他洗脸、刮胡子，帮他穿衣服，并为他做早餐。11点左右，她扶萨特坐到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上，打开收音机，调到萨特喜欢的法国音乐电台。她会在莱维到达之前离开公寓。她不太喜欢莱维。”
萨特在晚年有一个叫莱维的朋友，他喜欢跟萨特聊天，并且把他和萨特聊的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要出一本书，他要塑造一个新的萨特的形象。这件事情在萨特晚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萨特身边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方是西蒙娜和‘家人’（他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们），他们希望找回‘旧’萨特，让他不受莱维的影响。另一方是莱维和阿莱特，他们为‘新’萨特辩护，反对守旧派。……萨特本人的行为摇摆不定。他与西蒙娜在罗马度过了一个和谐的假期，但莱维在他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毋庸置疑。”
“萨特倾注自己的全部声名，清除各种阻力，使这篇与莱维的对话印刷得以发表。第一篇文章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九天后，西蒙娜再次来到萨特的公寓过夜。第二天早上，当她去叫醒他时，他正坐在床边，喘着粗气。她立即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让萨特入院治疗。西蒙娜与阿莱特轮流在床边照顾。有一天，他抓住她的手腕说：‘我非常爱你，我的小海狸。’后来，他出现肾脏衰竭，医生也无力回天。1980年4月15日，西蒙娜在公寓时，电话响起，阿莱特告诉她萨特已经去世。西蒙娜与朗兹曼、博斯特和其他《现代》的编辑朋友在太平间里过了一夜。他们喝酒聊天，一直到凌晨时分。当其他人离开后，西蒙娜躺在了死去的萨特身边。”
“1980年4月19日星期六，蒙帕纳斯和圣日耳曼街道上挤满了人。装有棺材的灵车穿过人群驶向蒙帕纳斯公墓。……她几乎站不住……她活得像一具‘僵尸’。”很快，西蒙娜被诊断出患有肺炎，连续几天处于半昏迷状态。萨特的死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她才慢慢地恢复。这是1980年发生的事，萨特比她大3岁，是1905年出生的，活了75岁。”
“1981年春天的总统选举中，她把选票投给了关注女性权益的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们小时候就是密特朗总统在任。“密特朗当选后，单独设立了女性事务部，并委任女权主义者伊芙特·卢迪为部长。”
“1983年1月9日，她年满75岁，健康问题缠身。……死亡对她来说意味着‘离开世界’，而如今的她已经不得不承受各种离别。‘我的过去已离场，’她写道，‘我死去的朋友们就是我的过去。’……纳尔逊·艾格林也已不在人世，他到最后都在指责西蒙娜，给她写的信很伤人。……西蒙娜一直戴着纳尔逊送给她的戒指。”
“西尔维陪她踏上了她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几年前，她被授予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前不久，她在哥本哈根又被授予极高荣誉的桑宁奖，奖金丰厚。1983年7月，西尔维和她乘坐第一架超音速协和式飞机飞往纽约。这将是一次回忆之旅。……她出现在系列电视纪录片《第二性》中，片中也出现了像英迪拉·甘地这样的政治家和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作家，她们强调了西蒙娜在妇女解放方面发挥的先锋作用。”
“她在《论老年》中写道：‘过于长寿就是比你所爱的人活得更长。’……死亡都是‘无法实现的’，它是‘地平线的界碑’，是可能性的极限。人无法亲身体验，也无法想象。她写道：‘对他人来说，我会死去，但对自己来说，我不会死去。’”
“1984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一，西尔维发现西蒙娜躺在地板上，她没有骨折，但由于长时间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她患上了肺炎，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第二年春天，她因严重的胃痉挛而不得不被送往医院，医生怀疑是肠梗阻，并为她做了手术。手术中发现，西蒙娜已处于肝硬化晚期，肺部也受到了影响。……4月，她的病情迅速恶化。朗兹曼最后一次看望她时，她的嘴里插着一根粗管，眼神呆滞。朗兹曼跟她说话，但是他确信她已经听不到了。他后来回忆说，‘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她的头已经不能动了’，‘令人心碎’。”
“西蒙娜·德·波伏瓦于1986年4月14日下午4点去世，几乎正好是让－保罗·萨特离世6年之后。……《解放报》用12个版面纪念她，首页刊登她的照片，标题为大写的UNE FEMME（一个女人）。……新任总理雅克·希拉克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西蒙娜的骨灰盒与萨特的骨灰盒合葬在蒙帕纳斯公墓，编号为5/Ⅰ。从入口处向右拐，很快就能到达两人墓地。……西蒙娜在书中描写萨特生命末期的语句作为墓志铭极为合适：‘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人生能够如此长久地和谐统一，实在美好。’”
以上就是《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生，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有机会去巴黎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