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2年，这是大宋元祐七年，大辽大安八年。这一年大宋朝在位的哲宗皇帝，可虚岁就17岁了。你想他当年即位的时候才9岁，这一转眼17岁了，大小伙子了。在古代这个岁数可就该娶媳妇了。
其实早在两年前，哲宗皇帝的奶奶，就是现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就已经开始张罗着要替哲宗物色皇后。一大堆女孩子挑来挑去，刚开始挑中的是狄青的孙女。狄青了不起，名将当过枢密使，所以这个女孩子家世很好。但是也有个缺点，这女孩子是个庶出的，小老婆生的，而且从小是交由伯父给带大的。这就带来一个麻烦，如果这个女孩子将来当了皇后，那在皇家的族谱上怎么写皇后的父母呢？该写谁呢？是写她的养父母，还是写她的生父母呢？如果写生父母，是写她的嫡母，还是生她的庶母呢？你说是不是个麻烦？所以老太太和宰相们一商量，说算了，女孩子虽然不错，但是咱不惹这个麻烦了。得了，下一位，换了。
好了，到了这一年，高太皇太后又物色了一个女孩子，这是大将孟元的孙女。这位没问题，是嫡出，但是找人一算，又坏了，这女孩子和哲宗皇帝两个人阴阳八字不合。但这一次老太太是说什么也不肯换了，管这位孟氏的八字合不合，就她。那宰相们只好站出来背锅，说对，是我们宰相群体觉得八字合不合不重要，太皇太后也是听了我们的话，才选了这个孟氏女孩子的。你们这些外人就不要瞎嘀咕了。孟氏就这么成了哲宗的皇后。
不过我要先预告一下，这位姓孟的女孩子，这一辈子是既坎坷又传奇。她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后来的南宋。《文明之旅》节目今后会多次提到她，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好了，皇后选完了，哲宗皇帝随即大婚。在古代一个男子结婚了，也就标志着他就成年了。哲宗那不是普通男子，他是皇帝，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他都成年了，请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亲自执政呢？现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什么时候撤帘归政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当时有人是试着上了一封奏疏给高太皇太后，你看这话说得还很委婉。您孙子已经结婚了，人间的事往前迈了一大步。今年冬至的南郊大典，也是他亲自祭祀。所以天上的事他也会办了，从地上到天上，哪他都准备好了。那您再看看您自个儿，老太太您这么多年也辛苦了，要不要把政权还给哲宗？你猜这封奏疏什么结果？老太太根本就没搭理他。对，这个阶段谈这个问题还是太敏感了。尤其在宰相群体里面，是很难讨论起来的。你想现在的宰相班子里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老太太亲自提拔的，谁都知道，只要把政权还给哲宗，这宰相班子马上得全体下岗，得换人对吧？所以这一帮高官除了沉默，他们没得选。
但是请注意，在朝廷的中层官员那儿，那情况就不一样。中层他想进步，那这个时候不站队，什么时候站队呢？我举个小例子，在今年冬至要举办的南郊大典上，关于礼仪问题，朝廷里面就出现了重大分歧。高太皇太后，老太太定了一套规矩，但是就有一派官员说不行，不能按你老太太定的办，要按以前神宗皇帝定的规矩办。不按神宗皇帝的来，我们就不干了，放我走。搞得情绪这么激动，为了这么点礼仪上的小事，你至于吗？当然至于。重点不在于哪种礼仪是正确的，而在于谁说了算。是你高太皇太后说了算，还是已经去世的神宗皇帝说了算？表面上争的是礼仪，而实际上争的是对神宗皇帝的态度。神宗是谁？是现在在位皇帝哲宗的亲爸爸。大家都心知肚明，哲宗皇帝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亲政，可是小伙子在旁边冷眼旁观，谁对他爹神宗什么态度，一笔笔账没准都在旁边拿小本给你记着呢。果然几年之后哲宗皇帝亲政，马上就把这次礼仪之争当中辞职的那帮官员给请回来了。当年坚持得好，有骨气，我要重用你们。你看这不就站队成功了吗？
但是这毕竟都是未来的事，哲宗皇帝亲政还得几年呢，那是天边的一朵乌云。而我们再回到这一年，就在眼下的政坛上，正上演着一出大戏，这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元祐党争，这不元祐年间吗？简单说就是官员们分成了三拨，一拨是蜀党，还有一拨叫朔党，这三拨人之间的大乱斗，元祐党争。《文明之旅》节目其实讲过很多次党争了，比如说宋仁宗时代的景祐党争、庆历党争，宋神宗时代的新旧党争，我们还提到过唐朝的牛李党争，将来我们还要讲明朝的东林党争等等。但是回头一看，在所有的党争当中，这几年发生的元祐党争，虽然它不是最激烈的，但它是最奇怪的一次。奇怪的地方很多，我这儿只说一点，你猜争得最激烈的两党，你能猜得到吗？他们的首领是谁？一派的首领是一辈子嘻嘻哈哈的，所谓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我们的老朋友苏轼苏东坡。对，苏参加过党争，而且是头儿。你想当时的苏，他不过就是朝廷的一个笔杆子，翰林学士承旨，手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力的。而另外一个党的首领就更奇怪了，是中国儒家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大思想家，就是二程之一的程颐。这个时候程颐的官有多大呢？从七品，你没听错，是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一点，是从七品。你想就这么两个人，就这么点大的官，他怎么还能掀起一场党争呢？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就帮你“说一说”宋朝历史上这场奇怪的元祐党争，我们来看看这场政坛大乱斗，它背后的政治逻辑到底是什么。
一场政治冲突，如果我们称它为党争，那至少得有两个特点对吧？第一咱得分得清楚人，你是两个党，阵营之间人得泾渭分明。第二咱得分得清楚立场，是两个党，你党派之间总得有个政治观点上的区别吧？如果你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要讲的元祐党争，你会发现面目是一团模糊。对，所谓党争拢共就这俩字，一个党一个争，哪个都说不清楚。来，接下来请你给我一点耐心，我给你简单说一说，它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党是所谓的洛党，核心人物是程颐。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不是有一个典故吗？叫程门立雪，说的就是他。说有两个弟子去拜见他，程颐正闭目在那儿静坐，两个弟子就恭恭敬敬站在旁边等。等来等去，等到这位程颐静眼，发现门外的积雪已经一尺深了，说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这两个学生站在那儿，还没敢动。那后来就形容一个学生求学心切，恭敬师长，就总用这个典故，程门立雪。那为啥程颐叫洛党？因为程颐是洛阳人。但是请注意，追随程颐的那些学生，那可不见得是洛阳人。所以洛党它只是一个地图炮的标签。好，这是第一个党。
第二个党是蜀党，那就更是这样了。蜀党的领袖是我们的老熟人苏，他是四川的眉山人，所以叫蜀党。但是蜀党里的那些骨干呢？就拿其中的两个名人来说，你看黄庭坚，这是大诗人也是大书法家，他是江西人。还有那个秦观秦少游，大词人，他是江苏人。你看这两个人跟四川也不挨着，所以蜀党就更是一个地图炮的标签。好，别忘了还有第三个党，叫朔党，朔就是朔风吹的那个朔，所谓“朔”就是北方的意思，也就是一群北方人的党。你细看他们的籍贯，有河北的有山东的。你看这是不是实在起不出合适的名，就勉强叫一个，他们北方人形成了一个党叫朔党。至于朔党的那个旗帜性的人物，这个人叫刘挚。他在元祐时期做过台谏官也做过宰相。你可能没听说过这个人刘挚，没关系，你知道一下有他这么个人就行。他算是司马光的一个小弟，也是司马光政治遗产的坚定的继承者。好，这三个党我给你完了，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政治主张上的区别呢？其实谈不上，大家都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派，都同属于保守派的阵营，甚至也都跟司马光这么一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看这个刘挚不用说了，我刚才介绍过，他就是司马光的衣钵传人，这是朔党。那蜀党的苏，这也是因为司马光的推荐，这几年苏轼才一直升官，成为朝廷的第一号笔杆子。那洛党的程颐，其实也是司马光举荐到朝廷里的。程颐虽然自个儿学问挺大的，但是他没有考中过进士，所以程颐不算是官场中人，是司马光当政之后，把他推荐给年幼的哲宗皇帝当老师，这才勉强有了一个从七品的职位。
所以你看这个党那个党，其实都是司马光这条藤上结出来的瓜。有什么了不得的恩怨要搞党争呢？我是看了很多书，也看了很多关于元祐党争的论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其中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程颐和苏轼这两个人互相之间有矛盾。但是请注意，这个矛盾跟他们的政治路线没啥关系，纯粹就是个人恩怨，没想到吧？程颐和苏轼这两个人，我们印象中的正面人物，都是好人，他们居然有那么深的个人恩怨。那你说谁是谁非呢？我把这两个人闹矛盾的过程简单跟你说说，您自个儿判断谁是谁非。
巧了，这事也跟司马光有关，确切地说，是跟司马光的葬礼有关。这司马光去世的时候，正好赶上朝廷举办明堂大礼。两件事放在这儿，文武百官只能先顾朝廷这一头，先去庆贺明堂大礼，然后再赶去司马光的府上去祭奠他，就这么个安排。传到了程颐的耳朵里，程颐就不干了，说这哪行？这不符合我们儒家的规矩。朝廷的明堂大礼那是吉礼，就吉利的那个吉，这是吉礼。而你们去祭奠司马光，这是丧事，属于凶礼。一个喜一个悲，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同一天干呢？《论语》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老夫子就这样，一天之内他要是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
这个观点传到了苏轼的耳朵里，苏轼就摇头，说这个程颐实在是迂腐。刚刚哭过马上就乐，这可能确实没心没肺这不合适，但是没听说过刚刚乐过就不能哭。坏消息来了，怎么不能哭呢？太迂腐。但程颐非常坚持，他甚至跑去跟司马光的儿子说，说一会儿朝廷里的大臣们来吊丧，你们把门给我关死，不能接受的。他们刚刚参加过吉礼，怎么能跑来吊丧呢？结果苏就当面嘲讽这个程颐，说呦，你是叔孙通。叔孙通是谁？就是当年替汉高祖刘邦制定礼仪的那个礼仪专家叔孙通。呦，你是叔孙通，这么懂礼仪。不过你程颐是一个低俗版的乱糟糟版的叔孙通。你想想看苏轼那张嘴，那个才子性格，那种轻佻玩笑的口气，这么一说，在场的人当然是哄堂大笑，把这程颐弄了一个大红脸。程颐和苏轼这两个人的梁子，据说就是这么结下来的。还有几个类似的故事我不展开讲了，大致的意思差不多，都是程颐要死守一些儒家的礼制，而苏轼看不惯出口讽刺，结果这两个人的矛盾就越来越大。你想这个时候程颐60岁了，苏56岁了，都是在朝堂上有辈分，在江湖里面有地位的人了。这两个人互相之间有点心结，这很正常。但是看在他们的弟子，他们的追随者的眼里，尤其是看在程颐学生的眼里，自家的老大被人羞辱了，那还行？所以这就演化成了群体性的矛盾。
程颐的学生就对苏轼开始穷追猛打，我们上奏疏，我们去告苏轼的状，一会儿说他诽谤先帝，一会儿说他对朝廷不忠。只要是苏轼举荐的人，咱们一起出手去攻击他。所以你看文学史上不是有一个词吗？叫苏门四学士，就是黄庭坚秦观那几个人，听起来好风雅的。这几个人这几个学士能天天跟苏东坡在一起玩多好？但其实你去看真实的历史，这些人都吃了苏轼的挂落，在党争当中被程颐的学生们攻击，一辈子都仕途不顺。好，这是程颐这边对苏轼。那苏轼对程颐，苏轼对自己有这么一个评价，说自己这一辈子“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就是我这人看谁都是好人。但是对于程颐，苏轼是一直不原谅，甚至直接用了一个词来评价程颐，就是“奸”，对，就是奸臣的那个奸。所以可见这两个人的梁子结得有多大。
总之，程颐和苏轼这两拨人是互相斗来斗去，吵来吵去，最后是两败俱伤。程颐原本不是给哲宗皇帝当老师的吗？闹成这个样子，这老师也干不成了，朝廷就安排他回洛阳老家去工作了。那苏轼呢？也是被程颐那帮人骂得是待不住，元祐四年他就去杭州干知州了。所谓的元祐党争，你去看论文去看书，最核心的矛盾，能端得上台面说的就这么点事。你看，这里面哪有什么政治观念的冲突，甚至连私人利益的冲突都谈不上，就是个意气之争，叫话不投机半句多，性格不合导致的，就是这么个党争。
那还有一点，你既然是党争，那一个人他该属于什么党，这总该是清楚的吧？但是你去看元祐党争，这也是一笔糊涂账。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应该知道大词人李清照对吧？李清照的公公叫赵挺之。赵挺之是苏的死对头，找机会就要骂几句苏轼。那你说他是哪个党的呢？有人说这用问？你看赵挺之的妹夫是程颐的学生，所以他肯定是程颐的洛党了，这是一派说法。后来又有人攻击所谓朔党的领袖刘挚，划拉了一个名单，一共是30个人，你去看这里面也有这个赵挺之。所以在一部分人看来，他不是洛党，他是朔党。但其实呢，其实你真去看这个赵挺之的履历，发现他压根就不是这拨的。对，所谓的朔党、蜀党和洛党，那是保守派内部的区分，而赵挺之是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法派，他根本就不是保守派这一堆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生态里面，就算是把一条鱼混到一窝鸟里面去了，它不是一个大类。你说乱不乱？所以后来宋史专家，有一个叫王曾瑜的老师，就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把这个阶段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纷争一条一条说出来，说了上十条，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要用洛党、蜀党和朔党之间的党争来解释这个阶段的政治，不好意思，跟史实相差太远，根本就解释不了。
你看尴尬了不是？我们看书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叫元祐党争，硬邦邦地搁在这儿，很多历史书上都有这个词。但是你真要去对事实，发现哪哪都对不上，这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玩意不难理解，我们举个现代人的例子，你要是在一些大单位大公司待过，难免会在公司的茶水间听到一些闲言碎语，说谁是那个张总的人，谁是王主任的人，谁跟谁那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是叫某大派，或者谁跟谁是个老乡，所以他们是某省派。这在单位里经常传这种闲话，这种话传得多了，大家就难免真的用这些派系的名词来解释单位里面的人事矛盾人事格局，所谓的派系也就半真半假地在这个空气里面飘着。而派系人事派系这种东西，一旦被起了名字，这玩意生命力还挺强。因为用派系的符号来解释人的行为，甚至是用派系的帽子来攻击一个人，是既省力又好使。但是请注意，你真要去跟每一个具体的人聊，说你是不是这个派的，你是不是那谁的人，你会发现很少有人打内心里承认自己是哪个派系的。真实的人事矛盾和格局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得多。这是我们现代人有的一个体会。对，回头看，这元祐年间所谓的党争，极有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情况。朝廷里面闲人多了，大家都爱说个闲话对吧？平时津津乐道，这个派那个党，说得跟真的似的。但至于真相是什么，其实是在一片迷雾之中。
那怎么解释这个阶段大宋政坛的乱象呢？像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像程颐这样的儒家宗师，怎么会被攻击得这么厉害呢？这总得有个解释。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方诚峰老师写的这本叫《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这本书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框架，这就是读书的乐趣。面对一堆事实，总觉得原来那个解释框架有点说不通，突然读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事实还是原来那堆事实，但是马上就有了新的意义。作为读者立即觉得一片天朗气清，判然有序。那一刻真是恨不得要倒上一杯酒，遥遥跟这书的作者碰个杯。好，咱们还是回到这大宋元祐年间，这个时候的政坛大乱斗，如果不用党争这个框架来解释，那它还能是什么呢？
大宋元祐年间，为什么苏轼程颐像他们这样的人饱受攻击？如果这种大乱斗不是党争，那又能是什么呢？我们先从苏轼自己的一个感受说起。苏轼就说过，他说奇了怪了，只要我一到朝廷的要职上，马上就有人对我穷追猛打。而我只要一离开这个职位，去当地方官就没人搭理我了，台谏官对我的攻击也就消停。你说奇怪不奇怪？对，如果是党争，那要斗的就是你苏轼这个人，是对人不对事的。我管你在朝廷还是在地方，就是要把你苏斗倒斗臭，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才叫党争。没错过几年新党斗苏轼不就是这样吗？先把他搞到惠州，再把他贬到海南，这才叫党争。而你现在看，元祐年间打击苏的人，他就好像是被一个开关控制着，只要苏不在开封不在要职上，大家马上偃旗息鼓。这一点也不像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党争。那好，解释只有一个了，就是大家的目标不是要把你苏轼怎么样，而是你苏轼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你给我挪开就行。只要苏轼到朝廷担任什么翰林学士六部尚书，只要他到了这个位置，说白了，当他距离宰相只差一步的时候，大家就要上前拉扯。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朝廷有一个潜在的共识，苏这个人他不能当宰相。
这不是猜测，有人已经把话说得很直白了，有人就上书说嘛，苏轼的学问高不高？高。文章好不好？好。但是他也就只能当当笔杆子，千万不能让他当宰相。为啥？想想当年的王安石，王安石学问也很好，文章也写得高，但是你看他当宰相之后，把国家祸祸成什么样？咱们得引以为戒。白纸黑字写的。方诚峰老师这本书，就梳理了这个阶段对苏轼各种各样的批评，很多文章都是这个论调。好，这是骂苏。那反过头来看程颐，骂程颐的人理由也很类似。你程颐看起来是个老百姓，但你哪是个老百姓？你是一个儒家的大学者，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圣人之学的帝王师。你看看你那副自以为品行高尚，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毫无私心的样子。大家骂程颐这个。这么骂程颐，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一听就懂那个弦外之音。对，大宋朝上一个这样的人，自以为掌握了圣人之学的帝王师，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毫无私心，自以为品行高尚的人是谁？是那个拿到了宰相位置，但是祸害了天下的王安石。保守派都这么看。所以你看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为什么是苏和程颐这两个人挨骂？苏轼是文章的魁首，程颐是儒学的宗师。你们这两个人都有成为下一个王安石的潜质。你看你们这两个人在士大夫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在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性格上有鲜明的魅力，一定不能再让你们这样的人进入高层政治了，否则你们会胡来的。对，不是你们苏轼程颐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你们一旦当权不会安分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控制得住你们。大宋朝已经有了一个王安石够够的了，不能再出这样的事了，所以我们要严防死守。
请注意，这还不是哪一个帮派的人的说法，这是当时的一种主流的政治情绪。只要站在新法派对立面的人，包括南宋时候的朱熹，这都隔了上百年了，朱熹还这么说呢，说当年跟着苏轼混的那帮小弟兄，就是秦观那帮人，苏门四学士，“轻薄无行”，如果那帮人当了权，天下那还不乱了套？你听朱熹的原话我抄了一句，说“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就是秦观，“黄鲁直”，就是黄庭坚，“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品品这个量词用的，“一队”就是队伍的那个队，一队，这是形容街头小混混的词，居然用到了苏门四学士的身上。隔了这将近1000年，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当时人的这种感受和情绪。至于的吗？至于这么害怕出现第二个王安石吗？苏也好，程颐也好，在总体的政治倾向上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属于你们保守派的阵营。你们至于对自己的队友这么不宽容吗？
这个问题我一度也觉得很困惑，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本书，才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这一本，叫《小集团思维》。这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的一本名著。《小集团思维》这本书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决策，很多决策是失败的。如果决策失败是因为决策者是一帮笨蛋，那也就罢了。但是请注意，很多情况下做决策的人都很优秀，但是你看他们最后做的决定往往愚蠢得不可思议。比如美国历史上的什么珍珠港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有那个著名的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等等，都蠢得要死，这是为什么？这本书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很可能是因为做决策的群体陷入了一种叫“小集团思维”。说白了，只要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集团，找到了一种在道德上孤芳自赏的感觉，那紧接着大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幻觉。首先大家会认为我们是一帮的，我们这一帮是好人，所以对方是坏人，我们终将胜利，对方终将失败，这就会莫名其妙地高估自己。好，接下来的幻觉是什么呢？我们这帮小集团我们是有凝聚力的，所以我们内部是没有分歧的，没人说话就代表我们一致同意某个观点。好了，那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有下一个幻觉了。那如果我们有分歧呢？谁分歧了？那他就不是自个儿人，就不要怪我们集团内部做自我净化，把你驱逐出去。那再接下来呢，集团内部自然就会有人承担起一个角色，叫思想卫士。谁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上去施加压力，你这么想是不对的，千万别这么想，大家要统一共识。你这么一来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小集团的内部，任何一个小念头一旦冒出来，就会迅速被放大成大家坚信不疑的真理，而且还没有纠错机制。所以到最后，即使是一帮聪明人，也一定会做出愚蠢透顶的决策。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你说这个小集团思维这不是说美国那帮政客的吗？和中国大宋元祐年间这政局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那就是元祐时代的政坛，本质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执政团体，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小集团。对，偌大的朝堂，虽然现在都是旧党保守派的天下，但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从宰相到台谏官，大家都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小圈子对吧？在我们这个集团外面，还有那帮新法派。虽然凭借现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的力量，暂时把新法派压得死死的，但是那帮人，那六个字叫“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虽然现在不掌权不在场，但是他们像幽灵一样存在着，他们是现在朝堂上的背景，是气氛，是隐藏变量，是天边的那朵越来越大的乌云。
好了，带着这个背景，我再帮你简单推演一下现在朝堂里这些掌权者的内心戏。他们是这么感受的：高太皇太后虽然还在垂帘听政，但是老太太毕竟60岁了，说撒手就撒手。而另外一边呢，小伙子哲宗皇帝已经17岁了，又刚娶了媳妇，他随时可能要亲政。而他亲政之后会发生什么？很清楚，按照当时儒家的政治伦理，孩子应该遵循他爹，也就是神宗皇帝的变法路线，至少三年内是不能变的，这才符合儒家的孝道。《论语》上写得清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才叫孝子。所以小皇帝哲宗亲政之后，现在台上执政的这一整批保守派的旧党全部都得倒台，甚至会被清算。而国家的政策肯定得来一个叫“猛踩刹车立定后转”。所以眼见着要发生一场绝大的政治风暴。这不是我们在瞎猜，整个元祐年间这几年时间了，大家都很清楚。
早在元祐元年，高太皇太后刚掌权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个问题摊到桌面上。有人就说了嘛，现在老太后您和司马光要废除神宗皇帝的新法，满朝大臣可都不坚决都在观望，为啥？主要有三个原因。我说给你听听。第一，神宗是谁？那是先帝，是现在哲宗皇帝的亲爹。咱们把小伙子亲爹的方针给改了，将来他要是亲政，我们这帮人还不都得有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废除新法，我们说新法对老百姓太苛刻，搜刮得太厉害。好吧，那新法废了，但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那些用项还在，不搜刮钱从哪来呢？我们这段执政它好得了吗？还有一条，您看看您现在用的这人对吧？司马光是德高望重，可是他又老又病，他还能干几年？咱现在这个政策的连续性它不够。这是元祐元年就有人说出来的话。你听听当年的这些担心，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尤其是第一条对吧？大是大非的问题，哲宗皇帝将来一定会恢复新法，这是这个阶段政坛上房间里的大象，咱所有人不能假装看不见的。
你意识到没有这个问题？元祐元年的时候，这司马光他也是个大儒，他在小皇帝哲宗的朝廷里，要废掉先帝神宗的既定方针，这在司马光那个时候，他也不符合儒家的伦理。那请问司马光当年他是怎么应对这个局面的呢？
司马光上台之后，要废掉神宗皇帝的新法，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很多伦理难题。司马光当年是这么解释的：首先儿子确实不能改老爹的方针，这是儒家的原则。但是那说的是于民无害、于国无损的事，那确实可以不改。但是如果是既害民又害国的事，那咋能不改呢？这是第一条。然后如果有人拿《论语》里面那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说事，说不用着急等三年不行吗？司马光说不行，现在国家形势很危急，要改就得马上改。再说了，司马光说了，你们看看现在是谁掌权？是高太皇太后，她老人家是神宗皇帝的母亲，这不是儿子改父亲的路线，这是当娘的改儿子的路线，叫“以母改子”，这有什么不能改的吗？你看这个角度找得很巧妙，一下子就把孝道这个伦理难题破解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司马光也得面对，神宗皇帝毕竟是先帝，你改他的政治路线，“以母改子”这也许说得通，但是你不能否定神宗皇帝本人。对，这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司马光是拿起那个手术刀，做了两层的剥离。第一层，司马光说了，神宗皇帝当年那是被蒙骗的。他确实有富国强兵的意愿，那只不过是他的良好愿望被一些奸臣给利用了，这才有了祸国殃民的新法，这做了第一层的剥离。第二层，说神宗皇帝到晚年其实是后悔的，尤其是宋夏战争，宋朝不是打败了吗？神宗非常后悔，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行动改变新法，他就去世了。那你说司马光这套说法有依据吗？其实勉强得很。神宗是不是被奸臣蒙骗？这个见仁见智。神宗晚年后悔过吗？这个得靠大家一起上阵去脑补。比如说高太皇太后就描述了一个场景，说神宗晚年非常后悔，后悔到什么程度？说一个人在皇宫里面抹眼泪。这个深宫里面的事，她当娘的老太后住在深宫里，她这么说了，那其他人无从查证。再说这个神宗皇帝抹眼泪，到底是为啥，老太后也没说对吧？是一定是为了新法后悔吗？你脑补。同样搞脑补的人还有一位，谁？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从神宗皇帝晚年发布的一道大赦的诏书当中，找出了这么四个字，叫“洗心自新”。你看看这不是神宗皇帝自己说的吗？他自己诏书上说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洗心自新”这不是他悔过的铁证吗？但其实这个有点扯。你要是去看这道诏书的原文，确实有“洗心自新”这四个字，但那是神宗对被赦免的罪犯说的，说你们自己要洗心革面要自我革新，他不是说自个儿的。你看这苏辙是断章取义扭曲事实，但是咱得体谅，就司马光这一派的人他也是没办法。既要在政治上走回头路，又不能违反儒家的伦理，既要反对神宗的政治路线，又不能反对神宗他老人家本人。你想他是不是也够难的？
但是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不管司马光们怎么解释，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权宜之计。又不是只有我们这帮人长着嘴，那帮新党人物什么吕惠卿、曾布，还有章惇、蔡确等等，这帮人都在，他们都是当年神宗皇帝亲自提拔的人。他们会同意神宗皇帝是被奸臣蒙骗才搞新法的吗？他们这帮人会承认神宗晚年后悔了吗？哲宗皇帝现在是还小，现在是不会说啥，但是他将来当家作主，他会认同你司马光的这些解释吗？
其实就在元祐初年，有人就问了司马光这么个问题，说如果那帮新法派的人将来等哲宗亲政之后，就是拿父子大义这一套来蛊惑皇帝，就是要恢复新法，那我们这帮人不就大祸临头了吗？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司马光当时的反应是把脸一沉，说不怕。如果老天爷保佑我们大宋朝，就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你听这话说的，既体现了司马光的勇气，也暴露了司马光的无奈。对，“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这话你翻过来一看，那不就是另外一层意思吗？就是最后的答案只有老天知道了。所以司马光这句话，既是一声强的怒吼，也是一声悲愤的长叹。
今天我们是替你推演了元祐年间政治乱象的内在逻辑。表面看，也是当时人很多人的看法，说这是一场党争，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政治小集团，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在面对未来的焦虑中，被倒逼出来的一种内部的清洗行动。你程颐你苏轼，你虽然是我们这条船上的人，但是只要你们不完美，那我们就要毫不留情地把你排挤掉，让我们变得更纯洁，更符合我们最初的理想。
在我们后人看来，你们这种强烈的攻击性和过于亢奋的道德感好像没有必要。但是请注意，在元祐时代的政坛上，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刚需。你想想当时大家的那个处境，海面虽然暂时平静，但是大家只要一俯身，就能看见海底的那头大鲨鱼的阴影，是越长越大。举头一看，天气虽然暂时晴朗，但是大家只要往地平线上这么一眺望，就能看见一场暴风雪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扑过来。怎么办？这个时候大家只能调用小集团思维，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道德上是完美的，我们甚至对于有缺陷的领袖也是冷酷无情的。只有这样做了，大家至少会感觉到我们更有力量一些。在这个处境下，好像这是唯一的安全感的来源，即使它的代价是我们整个小集团都失去了政治上的弹性，但是也在所不惜。
我们现代人也有一句话说得挺好的，就是你要想判断一个人的格局，你看他以什么人为对手，他的对手决定他的格局，决定他的天花板。对于古代的一个政治集团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政治集团的对手是一些大问题，是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说制度建设的难题，大众苍生的福祉，那这个政治集团的格局就大。如果你一个政治集团的对手是那个正等着上台的敌人，我们只是想逃过这命中注定的一劫，那不好意思，不管你们政治集团自以为多么正义，多么君子，你们都会陷入一场格局狭小的乱斗，你的对话对象决定了你的格局，决定了你的天花板。对，这就是小集团思维的总根源和致命伤。
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两种解释框架，一种是党争，一种是小集团思维。相比起来，对于元祐年间的这个政治，我更喜欢小集团思维这个解释框架。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阶段的乱象解释为党争，那就是看一场闹剧，闹剧里面没有好人，所以我们什么都学不到。但是我在琢磨这一年的政局的时候，调用了小集团思维，那就不是闹剧了，它是一出悲剧，它讲述的是一群贤良君子如何因为焦虑，而沦为自身偏见的囚徒的故事。
我说说我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如果我持有某个观点，不是因为我有充足的事实依据，而是因为我属于某一个小群体，所以我持有这个观点，那我就要警惕了。再来，如果这个观点给我带来了我在小群体里的融入感和安全感，那我的警惕性就要加倍了。再来，如果我发现自己居然有要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极端一点的冲动，而且居然身边没人给我踩刹车，那大事不好。虽然我持有这个观点，我暂时对它信之不疑，但是我也一定要停下来再三反思，这个观点对吗？因为我会害怕自己陷入小集团思维。
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句让我们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太舒服的话，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会为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我现在读这句话，我猜他要表达的可能也是这层意思，是担心自己陷入小集团思维。
好，这就是我们在公元1092年，我为你讲述的大宋政坛的故事。等到明年1093年我们再见。
这是《文明之旅》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就在这周，我刚刚在三亚完成了第11场“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我想感谢所有的人，感谢现场观众，我知道很多人也是咱们《文明之旅》的用户，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的。感谢跨年演讲的分会场组织者，从上一年的200个分会场，到今年一下子涨到遍布全球的324个分会场。我知道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文明之旅》的线下看片团。感谢所有线上的观众，今年全网有超过4000万的用户看了这场演讲的直播，观看的平均时长居然接近了20分钟。很多朋友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数字。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夜晚组成了我的生命，也感谢你让它组成了你的生命。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部老电影，叫《十二怒汉》。这部1957年的黑白电影，讲的是12个陪审员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集体要做一个决定，决定什么呀？决定一个少年的生死。开场的时候，11个人都认为这个少年有罪，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8号陪审员，他举手说等等，我不太确定。请注意，他不是说这个少年无罪，他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太快下结论了，我们能不能慢下来再想一想？就这么一句话，在11:1这么个局面下，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你想想看那个场面，11双眼睛盯着你，有的人就不耐烦，有的人就嘲讽他，有的人还很愤怒。但是8号陪审员还是说了那句话。好了，简短了解，到了电影的最后，他一个人居然扭转了其他11个人的判断。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段台词，我想读给你听，就是这个8号陪审员说的。他说：“面对这种事，要排除个人的偏见真的很难，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遮蔽了真相。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想应该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9个人现在觉得被告是无辜的，但我们只是在赌一个可能性，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会放走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有合理的怀疑。”
你听，“偏见总是遮蔽真相”，“或许我们错了”，这不就是刚才你在节目里看到的元祐年间的那些君子们最缺少的声音吗？在小集团思维的笼罩下，没人敢当这个8号陪审员。雷金纳德·罗斯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自己其实是当过陪审员的，正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群体的压力有多可怕，而一个人的勇气又多么珍贵。有意思的是，《十二怒汉》这个电影后来有多个版本的翻拍，出自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的那些国家。有印度版有日本版，有俄罗斯版美国版，韩国版和中国版。那这也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都不缺这样的警醒者，他们都试图在关键时刻要提醒大家，我们也许缺少一点不那么确认的勇气。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致敬《十二怒汉》这个剧本，致敬所有那些敢于在群体压力下说“等等，我们可能错了”，敢于说这句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