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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安庆》-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37分钟,“古今第一完人”曾国藩如何应对中年危机。

人生如海,好书是帆。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讲一本让我读后大呼过瘾的好书,叫作《战安庆》,它的副标题是“曾国藩的中年突围”。大家说我们讲过一本关于曾国藩的书了,就是《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那本书是比较概括地写了曾国藩的一生,而今天这本书则聚焦于曾国藩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从开始练湘军到最后打下安庆这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作者用“放大镜”放大了曾国藩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细节,让我们能够对曾国藩有进一步的了解。

曾国藩这个人真的值得一读再读,因为他总是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多激励和启发。他在那个时候完成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最初咸丰皇帝让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对这件事没有太大的指望。但是没想到,最后竟然就是靠团练组建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观点特别让我佩服,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是因为曾国藩是一个“穿越者”。曾国藩没打过仗,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为什么能够越打越厉害,使湘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曾国藩带着现代的思想打古代的仗。曾国藩在跟着老师学考据学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大家知道,考据这种事情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它跟过去的孔孟理学是不一样的。理学(包括心学)不讲究证据,讲究体悟,但是考据学讲究的是证据。曾国藩在研究考据学的过程当中,养成了接近现代的学术思维方式。这使曾国藩明白,过去的兵书只能参考,不可过分当真。他的办法是打一仗赶紧总结,这就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学习、循环迭代经验的过程。

那我们从头来讲这个故事,首先是曾国藩书生从戎。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1852年9月8日),曾国藩赴江西主持乡试,在安徽太湖县接到了母丧的消息。根据古代的规定,母丧,官员应该回家丁忧。所以一个月以后,曾国藩回到了湘乡县荷塘镇白杨坪老屋。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收到了皇帝的圣旨,让他以“在籍大臣”身份,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这并不是一个官职的任命,只是为了减少匪源。当时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因此太平天国一号召,说“我们造反了”“我们都是兄弟”“一起信上帝”,大量的老百姓就加入叛乱的队伍当中。所以,清王朝和太平天国的兵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于是皇帝说你们这些官绅别闲着,你们办点团练,把这些老百姓团结在一块儿,维护乡里的和平,至少能够减少匪患。曾国藩一开始不以为意,他觉得太平军成不了气候,等看到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兵败自尽、湖北提督被杀时,他才开始紧张,明白这个匪患闹大了。

最开始的团练部队,一共就是一千精锐,曾国藩就从这里起家。“一朝心定,就当仁不让、百折不挠。他与郭嵩焘一同起身,在湘乡县城会合了朱孙诒、罗泽南、王錱(zhēn),点齐一千精锐团练奔赴省城。”这一千精兵就是湘军的开始。曾国藩到了省城以后,因为没有正式的官职,他就给自己立了一块牌子,叫作“湖南审案局”(我们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讲过)。曾国藩认为时局之所以乱,是因为有很多“当审不审之案”,就是很多案子放着不管,官方没有作为,所以有很多“应办不办之案”和“当杀不杀之人”。所以,他决定自己弄个小法庭开始审案。这个审案局在数月间杀了两百多人,要么直接杀死,要么乱棍打死,手段都比较残酷。他主要杀的是乱民,还有给这些乱民提供乱因的人。因此,人们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外号叫“曾剃头”。曾剃头这个外号,不是因为后来曾国藩打太平天国,而是因为他在湖南审案局的时候杀人太多。曾国藩这样做的理论是什么呢?你看到火就会感觉很危险,烧得熊熊烈火,但你平常听说被火烧死的人少;水看起来很柔和,没什么危害,但是被水淹死的人很多。因为老百姓觉得水不可怕,反而容易被水淹死。

因此政府应该“火烈民畏”,让老百姓知道犯法是要杀头的。曾国藩练兵的钱从哪儿来呢?上面不批钱,他也没有官职。曾国藩的办法就是士绅包税和劝捐。就是让有钱人捐钱,不捐就勒捐,甚至把有钱人的家人绑来逼他们捐钱,总之一定要把这个钱收上来,用于组建湘军。所以,曾国藩在当时被叫作“官场野蛮人”。在曾国藩那个时期,官场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到了晚清的时候,官场效率确实已经极其低下。这里边有几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像满族武士一样喜欢骑马射箭,穿的黄袍上都打着补丁,他打补丁是为了让大家都节俭点。他一打补丁,这些大臣们也都跟着打补丁。有一天,道光皇帝问大臣曹振镛:“你们家这补丁多少钱一个?”曹振镛一听,心想肯定有猫腻,为什么皇帝会突然问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故意把打补丁的价格提高了十几倍,说:“三钱银子。”他跟皇帝讲打一个补丁三钱银子,这个价格已经是提高了十几倍的了。结果皇帝感叹说:“毕竟是你们宫外物价低,宫内日子不好过,我这一个补丁要五两银子。”你想想这个内务府有多坏。但是像曹振镛这样的官员,又不敢得罪内务府,所以只能打马虎眼。后来皇帝又问:“你们家吃鸡蛋得多少钱?”曹振镛说:“臣自幼身体多病,未曾吃过鸡蛋。”他不敢对皇帝说鸡蛋的真实价格。就是这个曹振镛,当时提出了“多磕头、少说话”这句话。

你就想想看,在这样一个官场氛围中,出现了曾国藩这么一个真心想干事的人,到处把手伸到人家巡抚提督的底下,替人家干活,那可不就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吗?所以,他当时在湖南官场得罪了相当多的人。曾国藩将团练拆分为“团勇”(不拿军饷的民兵)和“练勇”(拿军饷脱离生产的职业士兵),“勇营”就是新军(以“练勇”之名建立“勇营”新军)。曾国藩一开始的核心部下是罗泽南、王錱和塔齐布。塔齐布是满人,而且能征惯战,他平时作战就像古代勇士一样——一个人骑着马拿着大刀冲在前边,亲自到第一线去打仗,后边就跟着两个亲兵。王錱非常能打仗,也会训练士兵,但是曾国藩觉得这个人总是喜欢讲话,夸夸其谈。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所以曾国藩一直都不太喜欢他,说他锋芒太露。所以,王錱虽然打仗厉害,但是和曾国藩一直性格不合。王錱希望被提拔,但是当时曾国藩的管理方式特别简单,他手下的所有人都是直接向他汇报,每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也只能够统领五百士兵,这是一种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

曾国藩自己同时管理很多营官,但是每个营官即使再厉害,只能管理五百人,这就让那些能干的人没法施展,所以后来曾国藩与王錱二人产生了裂痕。这个裂痕来自哪儿呢?王錱不是没钱吗,湘军都没钱,于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找到王錱,说:“我给你钱,我作为地方主官可以给你提供军饷,但你以后要听我调动。”这本来是一件团结的好事,但是“曾国藩赶紧给王錱去信,叫他停止接受骆秉章的资助,这封信讲了三层意思:你若接受了骆秉章的饷银,就不再是乡绅自筹资金的义师,而变成了巡抚的爪牙;你想把自己的部属扩大到一万人,到战场上立大功,但不管钱粮就不知筹款的艰难,湖南当前财政是绝对养不起这么多兵的;巡抚衙门虽然给了你一万两白银,但计算省城库房的钱粮,最多还能支给两个月,钱粮就空了”。总之就是让王錱千万不要跟骆秉章混在一块儿。

但事后复盘就会发现,骆秉章人其实不差,他甚至救过曾国藩的命。“骆秉章并不反对湘军建军的思路。他之所以和曾国藩冲突,是不满意曾过于揽权,让他这个正牌巡抚手中无兵无将。湖南绿营不堪大用,湘勇都由曾统带,别说出省作战立功,连本省镇压会党,他都不得不仰仗湘军。巡抚手头无兵,自然要和曾国藩争斗夺权,而王錱归属骆秉章后,骆秉章有了直属的军队,心中安定,自然也就不再在湘军发展的事情上掣肘,反而一心一意做起了湘军后方的当家人。可见王錱一军划归骆秉章,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曾国藩应该主动去做的好事。不受曾国藩直接管辖的湘军派系越多,其他同僚乃至朝廷对他也就越放心,湘军的发展也就越顺利。”我们事后看是这样。

曾国藩后来也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当时的曾国藩“做事只知当仁不让,却不知和光同尘”。他用的都是儒家这套光明正大的方法,没有理解和光同尘的重要性,所以他跟自己的部属闹掰了。一直到1854年2月25号,曾国藩认为自己的兵练好了,可以东征了,于是发表了《讨粤匪檄》。《讨粤匪檄》这篇文章写得一般,但是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很有意思。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他们造反,理由是什么呢?他们所利用的是满汉的矛盾,就是咱们是汉人,他们是满人,所以我们要造反。那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怎么跟提出满汉矛盾的人去交锋呢?他提出的镇压理由是礼教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儒生,是读儒家的书长大的,我们信奉的是孔教,现在太平天国跳出来说咱们都是上帝的兄弟,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曾国藩把太平天国定为邪教,然后进行征讨。东征兵分两路,一路是塔齐布带兵打湘潭,一路是曾国藩带兵打靖港。结果在靖港,曾国藩刚碰见太平军就被打败了,他的水军被太平军围困,心灰意冷的曾国藩企图跳水自杀。

被人救起来以后,曾国藩还是要寻死,觉得这战根本打不了,还是让自己死吧。章寿麟(曾国藩府中幕客)就骗他,说湘潭那边打胜了,塔齐布那边打赢了,但这是骗他的,因为那时候没电话,章寿麟根本不可能这么快知道。但是这让曾国藩撑起这么一股心气,说不定有好消息。最可气的是谁呢?曾国藩的好友左宗棠。那时候左宗棠还没有领兵,只是一个幕僚。左宗棠看到曾国藩一身的泥水,浑身流淌着江水,在那儿唉声叹气,就直接笑他说好像一个猪子,意思是说你这个样子像一头猪。左宗棠对曾国藩永远都是调侃、欺负、辱骂,虽然两人是好朋友,但是在言语上确实不对付。结果没想到,塔齐布在湘潭还真是打了一场胜仗,打赢了太平军。这场战役之后,曾国藩开始反思,认为部队不能太扁平,就是自己一个人率领这么多部将,然后每个部将领五百人,这样调动能力不强,所以他学会了授权。这个时候,罗泽南用两千湘军打败了两万太平军,收复了岳阳并重夺武汉三镇。湘军重夺武汉三镇以后,曾国藩认为自己应该任湖北巡抚,因为他长期受困于没有地方实权。他不是地方的主官,就没有权力调动钱粮,也没有权力举荐有功之臣,而他手下那么多跟他打仗的兄弟也没有上升通道。这怎么办?因此,曾国藩特别想得到巡抚这个官职,但是皇帝不给他。皇帝为什么不给他呢?因为皇帝希望曾国藩这支队伍一直乞食于地方大员,这样皇帝一旦想要灭掉这个队伍,只要不给他钱粮,这支队伍就立刻完蛋。

因为这是一支汉人的队伍,没有正规军编制,如果这个队伍做大了,对于皇帝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威胁,所以他用乞食于地方官员的手段来限制曾国藩。曾国藩也没办法应对,很失落。曾国藩严参湖北的前巡抚崇纶,皇帝倒是满足了他,但是曾国藩也因此得罪了很多官场人士。这个时候曾国藩打仗比较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未遇劲敌,跟他打的人在太平军中还不算最厉害的。比如说后来在黄梅遇到的罗大纲,就很厉害。还有在湖口县遇到了石达开,曾国藩中了石达开的计策,战败后他再次投水,后来又被大家拉住。拉住以后,曾国藩说:“你们不让我跳水,那我就骑马冲锋到对方阵营里边死掉。”他说要骑马直接朝太平军的阵营里边冲,又被亲兵们拉住。在这个地方,胡林翼出场了。我们有必要好好地介绍一下胡林翼,因为在湘军当中,胡林翼所做出的贡献跟曾国藩不分伯仲。“胡林翼虽然也是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早年却是浮华浪子。”有句话叫“赢得青楼薄幸名”,胡林翼就是如此,他非常风流。然后名声较差,但是中年悔改后善于藏拙,因此朝廷对他的猜忌要少得多。“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曾是探花郎,岳父陶澍生前又是太子少保、两江总督”,这个岳父特别看好他的女婿,说他绝非池中之物,虽然你们瞧不上他,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婿肯定行。“胡林翼一生的伟业,从任职贵州安顺知府开始”,这个官职是怎么来的呢?很有意思。是老师朋友们合资一万五千两银子,替他买来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段呢?因为出资的人都很有名:“大学士潘世恩、安徽巡抚王植、陕西巡抚林则徐”,这些人一块儿筹集了一万五千两,而且无需归还。这就证明虽然胡林翼名声不好,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人极其有才,所以像林则徐这样的人也愿意出钱,让胡林翼去当官。买官的人其实可以选自己的任职地,很多人会选择去一个更富庶的地方。但是胡林翼为了表达自己的心迹,他选择了去贵州安顺,这是一个特别穷的地方。胡林翼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当官不是为了赚钱。所以胡林翼选择这个地方,“尽忠为国,绝不贪污”,最后还了父亲的清誉和声望,可谓忠孝两全。这就是胡林翼早期为官的经历。(另一条战线上,湖北巡抚兵败自尽,清廷让胡林翼署湖北巡抚,抵抗太平军。)胡林翼在曾国藩的湘军那里得到五千精锐为兵胆,“又得罗泽南传授湘军营制,很快就在湖北占据上风,重夺武昌,收复湖北。此后胡林翼又以湖北为基地,进行税赋改革,增加了湖北财政收入,然后以此为根据地经营出规模数倍于曾国藩的湖北湘军,培养出鲍超、李续宾、多隆阿三支劲旅,湘军功业,胡林翼在湖北奠定其半。”但是在湖北的战争中,罗泽南中枪去世。罗泽南是一个老书生,很会打仗、武力超群。虽然他不是那种功夫很高,但是他意志坚定。

罗泽南有一句名言,叫作“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曾国藩的部队到了江西以后,被太平天国围成了铁桶阵,骆秉章马上让曾国荃(曾国藩四弟)带兵救江西。骆秉章这人确实不错,他给曾国荃派兵,让曾国荃来救他哥哥。胡林翼也从湖北给了曾国华(曾国藩胞弟)四千兵。所以在紧要关头还是要靠自己的亲兄弟。这个时候,也就是1856年秋天,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变乱。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天京变乱爆发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指使北王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韦昌辉在天京大开杀戒,而石达开因责备此举遭到韦昌辉猜忌。)因此石达开带着部队跑回了前线,又在前线带回了十万军队逼迫洪秀全杀死了韦昌辉。整个天京乱成了一锅粥,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于是清军的压力就减少了。胡林翼、李续宾因此攻占武昌。胡林翼手下的杨载福、鲍超和都兴阿的马队都逐渐地成长了起来。而当咸丰皇帝的压力减小以后,他对曾国藩就没有那么包容了。在这之前,曾国藩要弹劾谁,要治谁的罪,咸丰皇帝都同意了,因为咸丰需要靠曾国藩打仗。但是天京变乱发生以后,皇帝看到太平天国实力大减,皇帝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皇帝跟曾国藩的恩怨。曾国藩属于那种比较炸刺的员工,他总给皇帝提意见,皇帝经常回复“无(毋)庸议”,意思就是“别瞎说,你又不懂”。曾国藩还总是给皇帝上条陈,告诉皇帝说你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讲得相当直白,这个我们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里边曾经提到过。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按照规定曾国藩要回去丁忧。但是曾国藩一提出要丁忧,皇帝马上说夺情。这种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大家多读历史的话就知道。什么叫夺情呢?就是皇帝说我这儿需要你,你不能回去。夺情就是你要尽大孝。大孝是对谁的孝?是对皇帝的孝。皇帝不让曾国藩回家丁忧,要他在这儿接着干。这本来只是一种客套,结果曾国藩说你既然要夺情,那我就要提条件,你必须给我一个巡抚的官职。曾国藩对皇帝说,如果不给主帅巡抚实职,湘军就很难打胜仗,因为很多困难解决不了。你既然信任我,让我打仗,你就得给我全力的支持。曾国藩手拿把攥,认为这事肯定能定。结果没想到皇帝真的说让他回去,允许他“交割兵权,在家守孝”。

这件事情还导致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绝交(当然是短期的绝交)。因为左宗棠写信,话说得特别不客气,总批评曾国藩。在曾国藩最难受的时候,左宗棠还批评他。曾国藩在家里边有多痛苦呢?应该是得了抑郁症,失眠、睡不着觉,脾气大的时候甚至乱骂人。最丢脸的一次,他连他的弟媳妇都骂。在古代,一般我们讲叔嫂之间的关系,轻易都不能说话,更何况是红脸骂人。曾国藩那是被逼急了,那时候他的情绪太糟糕了。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开始读老庄。为什么读老庄很重要呢?中国人意气风发的时候,一般都是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人生遇到挫折,遇到困惑,甚至面临生死的时候,往往就会找出老庄来安慰自己。“自读老庄悟道,曾国藩懂得了在官场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第一个改变,就是懂得自省和谦虚,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无理。”我们讲过一本书叫《人生只有一件事》,金惟纯老师就讲说人生有捷径,人生的捷径是什么呢?认错。

你认了错,才能够走上捷径,你总是梗着脖子不认错,老天爷想帮你都帮不了。就是在这段时间中,曾国藩认识到了自己“长傲多言”的缺点。你想,实际上他在之前十几年的官场生活当中,永远在参别人,永远在弹劾别人,永远眼里揉不得沙子,总是觉得别人不干活,全靠我一个人独木难支,曾国藩一肚子的委屈。结果就是别人都对他冷眼旁观,看你能闹到什么时候,看你自己能支多长时间,所以曾国藩非常孤独和痛苦。但是在守制这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读了老庄,读了“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样的话以后,他才明白“原来曲线是最近的方式,我需要能够收敛自己的这种态度”。在守制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石达开进入浙江。曾国藩的机会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皇帝的压力又大了,皇帝的压力一大,湖北的官文、胡林翼还有骆秉章这几个地方大员就一起上奏,说还是要启用曾国藩。“上谕只命令曾国藩主持浙江军务(就是让曾国藩提前结束丁忧),却仍未授予他督抚实权,经过几番磨砺的曾国藩,也不再向朝廷伸手要权。在接到上谕的第四天,曾国藩就从家中起程上任,先在长沙会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及一众湖南官员。”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念给大家听?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时候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哪怕是七品小官的府衙,他都一一拜访”,曾国藩原来特别讨厌官场应酬,别人请他吃饭喝酒他都不去,觉得浪费时间。

但是现在他连七品官员都一一拜访,“嘘寒问暖,感谢他们一直以来支援湘军作战的辛劳。以前极其厌恶的繁文缛节,也被他一一拾回——他和大家一起摆起仪仗车驾,做足了排场”。当官的要有当官的样子,比如摆起官员仪仗。“离开长沙,曾国藩又赶赴湖北武昌,与湘军副帅胡林翼会面。……与胡林翼会谈后,湘军将领李续宾、李续宜(这是兄弟俩)、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前来拜见。……此次出山,虽仍未得督抚大权,但曾国藩也是有备而来。湖南、湖北两省都由湘军掌控,李续宾又得了巡抚衔,湘军人脉已极大扩充。两湖财税改革后,每年可得军饷六七百万两,曾国藩麾下的一万多军队每月有五万两白银供应,已不惧驻地官府掣肘。”湘军有钱了,腰杆就硬了。“恰在此时,噩耗传来,湘军败于三河,猛将李续宾以下数千人战死。”一代将星李续宾,被人称为“湘军圣人”。他是一个又会读书又会打仗的人,结果竟然在三河惨败。三河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咸丰帝当时调李续宾去打庐州,这是让李续宾孤军作战。

按理说李续宾可以不去,不去就可以保全自己,但是李续宾刚刚加了黄马褂,受到了极大的荣耀。李续宾认为皇恩浩荡,此时不报更待何时?对于皇帝的要求,李续宾绝对没有二话,于是孤军深入,去打庐州。三河大战这段是值得详细讲讲的。“向皖北进军的清军除李续宾外,还有旗将都兴阿(这是一支马队特别厉害的旗兵),都兴阿手下有多隆阿、鲍超两员悍将,也有一万军队。李军号称天下无敌,而多隆阿、鲍超亦是湘军后期能征善战的‘多龙鲍虎’(这两个人在湘军中打了很多的胜仗)。”他们刚到皖北的时候,十万太平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太平军虽然人多,但是绝大部分士兵战斗力都不行。在太平军里边,最可怕的人叫作“老兄弟”。什么是“老兄弟”呢?他们是从广西起家一路打过来的。大家知道,士兵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场又一场仗中打出来的,经历的战争越多就越厉害。而其他临时加进来的饥民只是乌合之众,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枪声一响就跑了。李续宾不免对太平军的战斗力产生了轻视。“李续宾只用了三天就攻克了桐城。……自率七千人攻打舒城,这次仍是三天不到就拿下舒城,庐州门户顿时洞开。……尤其打下桐城后,为了提升士气,湘军纵兵抢掠,士卒都发了大财。”这招用错了。大家知道李自成的部队为什么后来失去了战斗力吗?因为李自成攻进了北京以后纵兵大掠。没有纵兵大掠的时候,这些士兵都有军纪在身,守纪律、听指挥,最重要的是没有钱,有理想、有愿景(就是我一定要打胜仗),所以能作战。在北京大肆抢掠以后,士兵都成了有钱人,一算身家比老家地主还有钱,所以一个个都着急跑回家。

所以当李续宾让他的士兵也发了财以后,士兵的战斗力就开始下降。李续宾向官文搬救兵,说我这儿士兵不多,虽然我能够打胜仗,但希望你能够派点兵。官文是湖广总督,也是个满人,他给李续宾回了一封信说:“李九所乡(向)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这个话说得特别恶心:你打仗那么厉害,缺我这仨瓜俩枣吗?官文不派兵,导致李续宾的部队兵力不够。“湘军本应不顾一切直取庐州,速战速决”,这样可以让李续宾的部队占据庐州的有利地形。李续宾当时收罗了很多皖北文人当幕僚,但其实这些幕僚有很多是“间谍”,他们受太平军恩惠已经很多年了。这些人就欺骗李续宾,说:“三河一地有很多钱粮辎重,守军又没有太高战斗力,应该先拿下三河。”他们劝李续宾去打三河。“(李续宾)才打下三河外围的太平军营垒,湘军就折损士卒近千人,只剩下五千多人。这时陈玉成亲率大军来援三河,陈军号称十五万,实数至少也有六七万。”英王陈玉成是当时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战斗力。“当夜四更天时,湘军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太平军营垒旁。”李秀成后来回忆说,当时若是湘军能够提前一个时辰开战,太平军必败。

虽然太平军人多,湘军人少,但是这支湘军战斗力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夜营突袭的时候,人多反而容易发生自我踩踏的乱局。可当时李续宾有点胆怯了,说等一等,等到黎明时分再发动攻击。等到天快亮的时候起了一阵大雾,雾特别大,前面看不清了,“咫尺之间莫能相辨”。大家可能也见过这种大雾,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李续宾(率领的部队只有五千人)追得发了狠,竟然从陈玉成大军之间的缝隙穿过,冲到了前面。原本是太平军在前逃跑,湘军在后追击,现在变成了李续宾率湘军冲击在前,太平军大队反落在后头了”,变成了太平军在追湘军,结果“士兵们误以为中了埋伏,全军大乱”。这时,奉命增援的忠王李秀成及时赶到。陈玉成在李续宾部后方,李秀成在李续宾部的前方。“李秀成也非常果断,他听到前方炮声震天,立刻带大队人马来援,这下就真变成了两路太平军前后夹击湘军。”“这一战,李续宾全军覆没,损失精锐士卒五千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死于阵中。……三河一战阵亡官员多达四百多人,等于湘军近半文员阵亡。”湘军好不容易积累的文员,死了一半。“而驻扎在江西建昌的曾国藩只得放弃援浙的计划,亲到皖北救火,胡林翼也停止守孝,夺情回湖北主持大局。”这就是三河大败的过程。李续宾确实是有点膨胀,加上天时不利,遇到了大雾,导致失败,但历史就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没了战神李续宾,就会有新的战神站出来。

这时湘军里最厉害的是多隆阿和鲍超,号称“多龙鲍虎”,多隆阿专打陈玉成,鲍超专打李秀成。多隆阿是个满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打仗时会穿黄马褂、顶戴花翎,他认为自己穿着黄马褂,顶戴花翎冲在第一线,手下士兵的状态就不一样,因为士兵知道自己的将领在最前边,所以多隆阿总是用这种勇猛的打法。鲍超是汉人,但他比较残暴、媚上,他的为人肯定是不讨大家喜欢的这种。他经常纵兵抢劫、杀人,但是他作战能力极强。鲍超的部队被命名为“霆营”。三河大败之后,多隆阿和鲍超的部队在二郎河大败陈玉成。接下来一章叫“变局悄至”。1859年,英法联军打到大沽口,僧格林沁带着八旗兵,在大沽口大败英法联军。过去我们总有一种说法,觉得中方部队在英法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这是大家以往一贯的认知。实际上呢,中方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差。所以,英法联军并不敢贸然和中国展开大战,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叫作“武装中立”。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是因为列强站到了清朝这一边。但这本书考证后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一开始列强也在判断到底支持太平天国还是支持清朝,支持太平天国的理由是他们也是信仰上帝,那是不是可以支持他们一下。

但他们派人到太平天国里一看,发现根本没法支持,因为这些人的政策制度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认为跟清朝至少还能谈判,但跟太平天国没法谈判。因此经过考察,列强决定还是应该支持清朝。但是他们并没有派更多的部队,而是选择“武装中立”。就是你们不要影响我的商船和贸易。湘军围安庆的时候,为什么太平天国能够坚持那么多年?因为安庆守军和外国人的商船不断地进行粮食贸易,而清军不敢攻打外国人的商船。这不仅是因为船上有武装,也是因为你一旦攻打容易造成外交事件,就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是一个非常冷静、年轻、有作为的人。李秀成提出的战略很正确,他劝洪秀全不要固守南京。康王赵构当年跑到南方定都时都不选择南京。因为南京离北方太近,离南方鱼米之乡又太远,所以康王赵构的办法很正确,他选在杭州。这样,都城周围的钱粮赋税是充足的,也不用把兵力广泛地分布在江南这么大的面积之上。

洪秀全的南京等于是一座孤城,四面受敌。李秀成认为:我们更多的部队在浙江,你每次让我跑过来救南京,这样会导致兵力分散、不集中。所以李秀成劝洪秀全,说咱们把都城搬到杭州去,杭州就不那么容易被围了,因为杭州背后靠海,而南京在陆地中间,很容易被围。这个战略是相当正确的,但问题是当时洪秀全根本不考虑这些事,他认为:我就是神,你们都是应该为我服务的,你说这种话就是不想为我打仗。这个地方是天堂,这是我们的人间天堂。我们后来看是人间地狱,但是洪秀全认为这是人间天堂,他死也不离开南京。但是李秀成跟陈玉成确实也是能干,他们竟然破了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守将张国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不是湘军,但是江南大营帮助湘军牵制了太平军很多兵力,他们围着南京。这时候你会发现,湘军和太平天国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军队集中在一边就能打赢,如果分散就容易输。

但他们都很难集中兵力。一边有江南大营的围困,一边有湘军的力量,陈玉成和李秀成经常是在两边不断地调度。“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陈玉成军团在上游,上游战场太平军就能有微弱优势;如果陈玉成军团赴下游,陈玉成和李秀成合力就能压制江南大营。”“李秀成率军攻克小水关,截获江南大营存银十余万两,又缴获大批火药、枪炮。至此,江南大营告破,和春、张国梁仓皇逃往镇江。……破江南大营之前,太平军在天京附近、安徽两个战场疲于奔命,而此战之后,天京一带和整个江南的清军核心战斗部队被击败。战前,太平天国只有几座零星的城池,且久已残破,总共不到一省之地;战后,太平天国顺势取江南,天下近半的财赋落入掌中,太平天国的国势从军兴以来最低谷,经此一战达到了巅峰。”就是李秀成在这里立了大功。“为了给予张国梁彻底打击,扫清东征的障碍,李秀成和杨辅清联手发动了对丹阳的进攻。张国梁在渡河时因伤溺死,失去指挥的清军被太平军击毙万人。这一仗不但打开了太平军东征的大门,而且为江南大营彻底画上了句号。……李秀成天生慈悲,又与张国梁多次交手,彼此英雄惜英雄,在得到张国梁的尸首后,为他举办了宏大的葬礼。”江南大营被破,湘军的状况也很危险,因为这时候整个太平天国的势力连成片了。

在这一刻,皇帝才授予了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头衔。曾国藩能够得到两江总督的头衔,还跟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慈禧的死对头肃顺。看过《两宫皇太后》的朋友,会熟悉这个名字。肃顺告诉皇帝曾国藩这人可堪大用,所以咸丰皇帝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官职,让他把所有的兵力集中调配。否则没有一个人作为主帅统领军队,军队的力量分散,就很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讲的三河大败,因为相互不救援。曾国藩对太平军的战略是不去打苏州、常州这些地方,而是专攻安庆。安庆是当时安徽的首府,它位于长江的中间,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军队要从上游下来,要经过安庆才能够打到南京。曾国藩说服皇帝时的说法是,我们攻下了安庆,顺流而下,才能够直接攻破南京。后来在安庆城外,曾国藩用五万人的部队修筑长壕,把整个安庆围了起来。过去我们说湘军打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体现在这里,用大量的壕沟围城。用壕沟围城的好处在于反攻为守。你让我攻城,我肯定死得多,但是我用深深的壕沟把城围起来以后,相当于我建了一座城,对方要出来进攻,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样做的意义并不是打下安庆,曾国藩的目标很简单,叫作“围点打援”。像陈玉成这些将领,他们的家小、辎重都在安庆城里边,安庆城被围,他们总得救自己老婆孩子。

如果你带人来救,我就打你城外的援军,这样能够有效地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向皇帝举荐了左宗棠,所以左宗棠开始带兵。接下来我们讲安庆之围。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观点不一样,陈玉成因为家小都在安庆,所以他的目标是保安庆,一定要想办法解安庆之围。而李秀成负担比较轻,又有战略眼光。作者认为此时最具战略眼光的人,就是李秀成和曾国藩。李秀成认为我们应该去江南,放弃安庆甚至南京,把天王救出来,可以去浙江。他们双方的态度不一样。曾国藩把自己安插在了祁门,就是“祁门红茶”的那个“祁门”(在黄山脚下,盛产祁门红茶)。曾国藩为什么把自己放在祁门这个地方呢?他把祁门比喻成一个“气口”,就好比下围棋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眼是个气,下在这儿能活。所以,他守在祁门这个地方。但实际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祁门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围,四面八方的敌人都可以过来,比如从安徽、浙江来的太平军都能够打祁门,所以祁门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安庆城外的湘军一共有三支,曾国荃围安庆,多隆阿驻挂车河,李续宜(李续宾的弟弟)驻青草塥。曾国荃围城,多隆阿和李续宜打援。”为什么要让曾国荃围城?大家要知道这个作战能力,曾国荃的部队没有太大的作战能力,所以让他负责守城外的壕沟。

而且曾国藩一再给他写信,叮嘱他别越过去,千万别越过壕沟打仗,你几斤几两自己要清楚,你要保留实力,所以给他提供的作战任务就是围城,对方出来,你打他,对方不出来,你不要管。真正能打的人,像李续宜,像多隆阿这些人,都在城外。“陈玉成救援安庆,关键不在打垮曾国荃,而在能否打掉多隆阿、李续宜的大军。……多隆阿最擅野战,是陈玉成的克星。陈军因为有大队骑兵,在皖北纵横无敌,(多隆阿的)礼军却有来自黑龙江的马队,比陈玉成手下的骑兵还要厉害。”这时候陈玉成一看骑兵打不过对方,竟然学起了湘军挖壕沟,这时候“成了太平军结硬寨打呆仗,以营垒对抗湘军骑兵的冲击”,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战斗力,战斗力弱的时候挖沟,战斗力强的时候冲锋。“陈军刘玱琳、李四福部有老兄弟四五千人(这是最能打的那批人),后来在安庆最后的战斗中,与湘军精锐霆军打出了一比一的交换比。”“陈玉成和多隆阿在挂车河决战的时候,李秀成的军队进入皖南山区,逼近了曾国藩在祁门的大营,……(如果)拿下祁门,曾国藩败亡,重病缠身的胡林翼独木难支,湘军围攻安庆的大军可能军心动摇不战自乱。

然而李秀成和鲍、张初战不利,就退出了羊栈岭,转进江西。”关键是李秀成不知道祁门里边是曾国藩,他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好,他不清楚这对面就是曾国藩本人。“李秀成害怕曾国藩,曾国藩也害怕李秀成。”曾国藩身边有一个学生叫李鸿章,李鸿章一贯善于逃跑,果然这时候他又先一步跑掉了。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但这次战役中,曾国藩的心态已经跟之前屡屡要跳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从中能够看出曾国藩的人生修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化境。什么样的化境呢?即使每天战斗再激烈,他都要跟幕僚下一盘围棋,这盘围棋他称作“养心棋”。每天下养心棋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棋局乱不乱,结果是棋局不乱。他闲暇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书是《红楼梦》,在军营中每天熟读《红楼梦》。虽然他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但是他可以淡定地面对生死,所以人们判断,此时曾国藩心学的修炼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曾国藩心如铁石,即使已经遭到了三次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仍死死钉在祁门不动,也不调动安庆围城之军来援。

经此考验,他知道自己的修养已然大成。”曾国藩作为一军统帅,如果他觉得局势危险,他可以把多隆阿、李续宜等人调过来,但他没有,他就算死也死在这儿,他就用这么点人跟太平军打。在这场豪赌中,曾国藩的运气不错。不仅曾国藩在赌,陈玉成他们也在赌。陈玉成心想,你围我的安庆,那我去打你的武昌。如果陈玉成把武昌攻下来了,那胡林翼就完蛋了。而且如果武昌城被夺,再加上湘军没有定力,就可能回救武昌。湘军如果回救武昌,安庆之围就解了。“若湘军宁可舍弃武昌也要打下安庆,陈玉成攻打武昌就没有意义,不得不撤回安庆,毕竟他的目的是救安庆而不是夺武昌。若陈玉成成功让湘军相信他宁可不要安庆也要拿下武昌,胡林翼也只得撤安庆围城大军来救武昌,太平军就有机会战胜离开营垒的湘军。”就是如果湘军从城外的营垒里边出来,陈玉成就有机会打败湘军了。“谁料陈玉成在武汉三镇外围盘桓数日之后,居然主动撤退,又回头去安庆强行解围……胡林翼和在祁门的曾国藩一样,都遇到了好运气!……彼时,陈玉成犯了三大错误:其一,不敢攻击武昌,导致吸引到湖北的湘军部队不够多,只来了一万多人;其二是没能等到两个月之后与李秀成会师;其三,最致命的是,陈玉成回安庆时舍不得已打下的黄州,在黄州、蕲州等地留兵三万,其中还包括精锐的骑兵小左队,只带了三万军队回援。

之前虽调动了湘军李续宜到湖北,围攻安庆的湘军却很快由鲍超顶替,湘军战斗力未见减少,他的部队却比去湖北前少了一半,那围魏救赵又有何意义?”陈玉成跑了一圈回来后,发现自己带的部队反而更少了,因为他分兵了。但湘军的部队依然死死地围着安庆。这时候左宗棠也立功了,左宗棠虽然刚刚带兵不久,但是左宗棠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咸丰十一年农历二月三十日(1861年4月9日),李世贤击败左宗棠,攻占景德镇……把曾国藩堵死在祁门。……(曾国藩)再度写下遗书。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下遗书,反省自己一生,自悔无指挥才能而走上军事路线,最后遭此大难。曾说自己打仗本无特长,军事家要能出奇制胜,自己却不善奇谋;打仗以诡诈先行,而自己又太耿直,怎么能打得过这样厉害的敌人呢?之前胜过几次,实在过于侥幸。灰心丧气之余还叮嘱儿子,打仗建功立业太难而又多造杀孽,以后应该多读书,不从军,最好连官也不做。”结果没想到,在景德镇左宗棠反败为胜,大败李世贤,棋局再次发生变化。“从前屡屡被他击败的左宗棠此次脱胎换骨用兵如神,几仗打下来,歼敌四五千人,重创太平军主力。”为了增援李世贤(他是李秀成的弟弟),李秀成“回师与弟弟会合共图浙江去了”。景德镇这边打不下来,安庆也救不了,李秀成干脆带着李世贤回浙江,调走了太平军西征的一支主力。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日落安庆。我们前面说了洋商的补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湘军把洋商的补给全给买了。“失去洋商的补给,安庆粮食断绝,原本每人每天有一斤粮食供应,变成只能以野草为食,到最后甚至开始吃人肉。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安庆到最艰难的时刻,城中以人肉为食,每两人肉值五十文钱。”驻扎在菱湖的八千多太平军也陷入绝望,最后投降。投降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吃饭,别杀头。这八千多人怎么办呢?杀不杀呢?曾国荃最后决定,让他的手下朱洪章来办这件事,把八千人全部杀头。安庆杀俘以后,曾国荃内心不安,给他哥哥写信说杀俘不祥,但是没有办法。“湘军最终在安庆北门以炸药破开了城墙,然后进城与太平军巷战。曾国荃把大炮拉近了轰击街道民房。”你知道这是很惨烈的,大炮本来是攻城的,在巷战的时候使用大炮,那老百姓必然遭殃,很多百姓被炸死。“再配合火枪密集射击,城中血流成河。

城破之时,城中烧起的大火映红天空,宛若血红的阴影笼罩大地,被杀戮的太平军将士和家属的哭声响彻云宵。厮杀多时后,城中的哭喊、呼号声渐渐停息,安庆陷入死寂。城外的英王陈玉成知道,安庆沦陷了,他的家眷也都死光了。黑夜降临,伸手不见五指,他长叹一声,率残部撤离。”这就是整个围困安庆的过程。有一个重点的事要讲一下: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驾崩。咸丰帝驾崩以后,北京发生了辛酉政变。辛酉政变就是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把八个顾命大臣全抓了,为首的肃顺被杀了头。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影响有多大呢?曾国藩彻夜难眠。原因是什么?虽然曾国藩在政坛上始终没有站队,他认为自己是清流,不会轻易地站到哪一队去,但是肃顺多次向他示好,希望能够跟他交好。所以在这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曾国藩非常容易被慈禧太后认为是肃党。一旦你被打成肃党,同时作为一个手握这么大兵权的汉人,加上你已经把安庆打下来了,那会不会兔死狗烹呢?所以曾国藩睡不着觉,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有人劝他干脆造反,有很多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看你身上都长龙鳞(实际上曾国藩是有牛皮癣),你就是真龙天子,你干脆造反得了。

曾国藩说这事咱干不了。曾国藩受的是儒家教育,儒家思想对他禁锢很深,所以他不会造反。那不造反的同时,怎么保全性命呢?曾国藩的政治手腕真是用到了极致,他的方法是分了大量的军权给李鸿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曾国藩把军权全部交出去,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为他手上没有兵了,慈禧想杀他就变得很容易。但是你如果不交军权,你又是慈禧的心腹大患,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所以曾国藩想出的办法是,我分一部分军权给别人。给谁呢?给我的学生李鸿章。李鸿章你也不要叫湘军,你叫淮军,你直接向慈禧太后汇报,跟我没关系。这样一来,好了,我可以把我湘军的兵权交出来。所以曾国藩后来就搞洋务运动去了,亲自设计船、大炮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曾国虽然交出了兵权,但是在军界依然有着非常有力的支持,慈禧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同时他手下没有湘军了,慈禧也不至于治他的罪。曾国藩用这样的方法求得了自保,让李鸿章带领淮军,并且任江苏巡抚。你看,李鸿章虽然总逃跑,但是对曾国藩来讲,这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作者总结说,虽然我们说曾国藩是一个“穿越者”,因为他具备很多现代的思想,包括他对洋务运动的热衷,但他毕竟是一个清朝人。“汉唐以来罕见之‘杰贼’(就是最厉害的这些造反的人)陈玉成被消灭了,但清王朝的出路又在何方?安庆之战,曾国藩经受重重考验,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熬到了胜利的到来,他的行和知逐渐合一,他的学问修养已达传统文化所能企及的巅峰,但眼前的乱局,已超过了他的智识范围。他的挚友胡林翼已在安庆城破不久后离世,据说胡林翼去世前曾言,洋人扰乱中国,此事已非他所能知。老友魂归道山,背负千钧的曾国藩还要在尘世嚣嚣中苦苦寻求出路。”“曾国藩是一个标本式的儒生,虽是清朝的能臣,亦只是一个清朝人。

一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孔孟信徒……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顽固的官僚,以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并为自己的暴力沾沾自喜。他身上有儒家的艰苦真诚,也有道家的知雄守雌……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全才,一个通经致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老儒。

他无愧于时代,但也未能超越时代,背不起拯救中国的责任。曾国藩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志士一样,在茫茫浊浪中起起伏伏,但从未随波逐流。”大家听这本书,比我们听那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可能有更多的细节、更多的血腥味,也更容易让我们知道曾国藩是如何挽狂澜于既倒的,他到底有多不容易,这本书把这些事情写得更加透彻,希望大家能够在历史当中有所借鉴。

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来自樊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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