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84年。这是大宋元丰七年，大辽大康十年。
这一年别的事都给我让一让，我们要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在这一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终于大功告成。这部大书总共是294卷，还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从战国开始一直写到这大宋朝的创立，一共是1362年的历史，300多万字。这次写齐了，司马光恭恭敬敬地呈上了神宗皇帝的案头。
神宗皇帝当然也很高兴，他继位17年了。你想想看，那真叫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他搞变法反对的多，打仗失败的多，对吧？而唯独他让司马光为他写《资治通鉴》这件事情，有始有终。你想连《资治通鉴》这个名字也是他给起的，这书的序言也是神宗皇帝给写的。当年他让司马光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一位20多岁的意气风发的少年。司马光当时也很少壮派，只有4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现在到了这一年成书的时候，这司马光老喽，眼睛也花得厉害，牙齿也快掉光了，刚刚的事转头就忘，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
而神宗皇帝自己，这身体也开始不行了，而且还开始念旧。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还在念叨，说等明年春天，咱们把皇太子给立了，把司马光给请来给太子当师傅。正在念叨司马光，话音未落，好消息来了，司马光把《资治通鉴》这煌煌300多卷写完了。你看这是17年的君臣之约，这下子圆满了。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一本书吗？咱中国古人编的书太多了。就拿宋代来说，你看《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对吧？宋代的皇帝太爱编书了，哪个部头都比这《资治通鉴》要大，那你说这《资治通鉴》有什么了不起呢？不一样，了不起的地方很多，我这儿只说一点，就是《资治通鉴》这部书它独一无二。没有司马光这样奇特的机缘，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部书。
你想，《资治通鉴》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政治家写历史书，对吧？《资治通鉴》那可不是讲历史故事，它是要写出来。你看这个名字嘛，《资治通鉴》是给皇帝做执政的参考书的。所以这个作者，他既得是个大历史学家，还得是一个大政治家。你看把这两个条件都再凑一块，这就挺难的。更难的是，你想一般的大政治家，可能他史学功底也很好，他忙，他怎么可能有空写出这样的大部头呢？你看这就叫机缘，人家司马光有空。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从这一年你往回倒算15年，司马光虽然地位很高，但是在政治上靠边站，他可以躲到洛阳专心去写书。司马光当时在洛阳的家里打了一个地洞，真的就是往地下打了一个洞，每天钻在里面写书。当时洛阳还有一个人家起了一栋高楼，所以就有人开玩笑说，说我们洛阳今年这热闹了，有人钻天，那个司马他入地。我这么一说，你会不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司马光挺穷的，生活挺简朴的，你看都钻地洞里了？错了，司马光当时在洛阳的家叫独乐园，他自己还写了一篇叫《独乐园记》，做了详细的描述。这独乐园有多大呢？20由那么大，其中什么亭台楼阁、池沼园林样样都有。
现在你要去洛阳旅游的话，我推荐一个景点，就是那个复原的独乐园。我就去拜谒过司马光，那个园子面积挺大的，你一看你就知道，那绝不是一个穷人供得起的。那问题又来了，为啥司马光这么有钱呢？这就是一项更加难得的机缘了。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靠边站，但是非常受皇帝本人的信任，跟皇帝的私交还很好。你想这是不是很古怪的一种状态？对，就在前一年，有一次神宗皇帝还在朝堂上感慨，说现在你看咱搞改革，但是也没人用。当时有人在旁边当捧哏的，说您对您说得对，都怪司马光那些新法的反对派。神宗皇帝闻听此言，就死死地盯着这个说话的人，就看着也不出声，把这说话的人都看毛了。半晌神宗才说，瞅你这意思你是看不惯司马光？当年我任命司马光当枢密副使，这可是提拔到宰执的高位，司马光是坚辞不就，就是不干。我继位以来只见过这么一次，其他的人有了这么个位置，你就是逼他走他还不肯呢。
你看看说这话的时候，神宗皇帝其实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位司马光了，但是这君臣之间的私交，他们的信任关系还是牢不可破。所以司马光在洛阳的生活，包括他那些助手的工资，其实都是朝廷花钱供着的，所以他生活一点也不穷。做个比较你就理解了，苏东坡按说有学问吧，也算是大政治家吧，也靠边站了，但是不行。因为皇帝对苏东坡本人不信任，所以苏东坡四处被贬谪，颠沛流离。所以饶是苏东坡那么大的才子，他也写不出《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
我刚才这一通论述，其实就想给你凑足四个条件。你想想看，既是大学问家，又是大政治家，赋闲在家有大把的时间，皇帝还特别支持，给他大把花钱。你就说把这四个因素全部凑齐，得有多难？那当然还得加上人司马光本人的学问本事、大愿力和大毅力，这才有了《资治通鉴》这样的大书。这样的机缘你去想去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也是独一份。
我们从小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这在中华史学中是两座并立的高峰。那好，今天我们就借着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的这一年，我们就来说说这两座高峰它到底高在哪儿，以及历史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好现在把时间闪回，闪回到公元前110年。这一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跟随着汉武帝的队伍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官职，他是汉朝的太史令，什么记录点历史，仰观一点天象，这种知识分子干的活他都得干。所以像封禅泰山这么重大的祭祀，司马谈肯定是重要的参与者、设计者和随行者。但是很可惜，当队伍走到河南嵩山脚下的时候，这司马谈他就病了，不得不脱离了大部队留了下来。而且司马谈心里很清楚，自己快要接近生命的终点。刘勃老师有一本书叫《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就对接下来的一个场景做了非常生动的描写。对，这就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伟大而又动人的遗嘱场景。
话说司马谈就把远在南方游历的儿子司马迁给叫回来了。在病床前拉着儿子的手，交代了一件事，说儿啊你一定要去写一本书。什么书？对，这个时候还没有《史记》这本书的名字，但是老爹司马谈指的就是这本书，你一定要写。为什么要写呢？司马谈在病床前给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算是威逼，说自古要当孝子，最好的当法不是给爹妈端茶送饭，而是你要干一件大事，让你自个儿扬名后世。你出名了，那大家自然也就记得我，顺便让你爹妈也沾沾光。你要不要当这样的孝子？你说在中国文化中，如果老爹临死拿出“孝”这个字来当理由，要求孩子做一件事，不做这事你就不孝，这基本上就算是亮出了核武器，这是最高级别的威胁，这是威逼。
那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史记》呢？这又牵扯到利诱。司马谈是这么说的，说自从孔子写完《春秋》之后，到现在咱们父子俩活着的这个世界400多年了。400年间没有人正经写大部头的历史。孩子你睁眼看看现在这个盛世，大汉兴起四海一统。顺便说一句，到了刚才我们闪回的这一年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已经基本上搞定了匈奴，要不怎么他去封禅泰山，我有功劳跟老天爷去报告。汉武帝这个时候是志得意满，所以司马谈说，这个时代多少精彩的故事，上有明主下有贤臣，到处是忠臣义士，这么多值得记下来的人，孩子这是你的机会。这是老爹临死时候的利诱。
好了随后司马谈就撒手而去，下面的活可就轮到司马迁来干。你可以代入一下想，如果你是司马迁，接了老爹临死的时候布置的这么个大活，你会怎么写？你会发现好难，几千年的历史，从远古一直到现在咋写，对吧？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一团乱麻，所有的人和事互相纠缠交织，请问你先写哪个后写哪个，哪个详细哪个简略？一团混沌的事实，怎么变成那种条分缕析的文字？就像美国学者史蒂芬·平克说的，说写作之难，在于将网状的思想通过树状的句法，结果要用线性的文字你来展开。怎么写？
好我们先想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用直觉，咱们你我会怎么写？那就一条条地记呗，对吧？有什么记什么，什么重要就写什么呗。那记什么呢？你想自古以来，大家觉得可能只有两种东西值得用文字把它记下来，对吧？一个是大人物的言论，一个是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日常生活往往是平静如水的，日复一日的，没什么值得记的，对吧？只有大人物的言论和发生的事件是这个世界的意外，值得被记录。所以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传统，叫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谓记录言论，结果就会出现像中国上古的像《尚书》那样的史书。那记录事件就会出现像《春秋》那样的史书。它大概也就这么写喽。
其实也不仅是咱们中国人，任何其他文明里的人，你只要写历史，最朴素的写法就只能是这么个写法。我举个例子，我带来的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他就是这么个写法。我先找一个大事件，比如当时希波战争，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很热闹。好那我就以这个大事件为核心，有事咱写事有话咱记录话，需要解释的咱就岔出去解释两句。比如这书里面写到埃及，就岔出去一章专门写埃及，然后再回到这个大事件的主线条上来。所以这本《历史》，咱不是说人家写得不好，但是说白了，它写得再好，也就是一个长篇的故事。这也不稀奇了。你今天要是接个任务，给一家公司拍一个公司的宣传片，你也跑不出这个路数。你也只能说公司历史上有些什么大事，什么时候公司创立的，第一款产品什么时候发布的，什么时候扩大再生产的，中间再夹杂一些董事长CEO的豪言壮语，你也只能这么拍，对吧？
可是你回到公元前110年，你看司马迁面对的这个写作任务，它就难得多得多。为啥？因为它没有这个核心大事件，他要写的是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当时司马迁生活的这个大汉是一个统一大帝国这没错，可是司马迁稍微一回头，我的天呐，顺着时光往回看，中国那可是四分五裂的。西汉之前那可叫春秋战国，你想仅仅战国七雄，七个国家各有各的历史渊源，各有各的族群认同，各有各的神仙祭祀，哪哪儿都不一样。所以那几百年重要的事件，它也是分头发展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断代，公元前356年。这一年你看，西边的秦国在搞什么？商鞅变法。可是东边的齐国，齐威王也是个成语，叫田忌赛马，正在酿和魏国之间的大战。所以你看一东一西这两件事它没有交集。
所以咱们的司马迁他没有办法像希罗多德那样，他守着一个核心事件往下讲故事。如果那么干，他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更何况司马迁的雄心，他不止于把这个事记下来。一般的历史学家写东西，就是为了把事记下来。我给你念一段希罗多德在这个《历史》这本书的第一段话他是怎么写的，他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你看看这是不是个很朴素的想法？我写历史嘛，我就是为了抵抗遗忘，大家别把这一段给淹没在历史的沉寂当中，这就是最高的理想。
可是咱们司马迁呢，他的雄心那是要大得多得多。我来了，我昂着腰站在这时光的十字路口，我爹刚跟我说了，400多年没有人写大部头的历史了。我面前是一片记录的荒原，好我现在要着手写一部书。我上要和苍天对话，看清楚在天道背景下人到底该是个什么样的活法。下我要和时间对话，我要看清楚自古至今的那些变化的后面到底该有一些什么规律。最后我还要呈现出我司马迁，我对于这个世界独特的解释。我刚才说的这一大溜是我的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用司马迁的原话，这叫什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看出区别了吧？希罗多德他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吟游诗人，面对着远方的陌生人，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我讲得精彩不精彩，志向仅止于此。而司马迁他自我背负的使命那要大得多，他是要在一片混沌虚空当中，把这个文明的样子给描摹出来，指示出来，纤毫毕现地刻画出来。在一片虚空当中，一抓抓出几十万字的一本书，搁在子孙后代的面前，看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这个志向那是要大得多的。
过去我们往往觉得司马迁的《史记》是有些创新，比如说创造了纪传体，对吧？不就是一篇一篇地写人物传记吗？好像也就是这点儿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且它的传记还分成好几部分，对吧？《本纪》是帝王的传记，《世家》是诸侯的传记，《列传》就是普通人的传记。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和教科书就是这么教给我们的。这听下来司马迁还有点势利眼，对吧？写个传记还要给人按照社会地位分个三六九等。哪里是这样？不这么简单。
王鼎杰老师在我们得到APP有讲《史记》的课，里面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其实司马迁把所有的人物传记分成三类，就是《本纪》、《世家》和《列传》，他这是把我中华文明分成了三波浪潮。我们说一说，第一波浪潮是整个华夏世界那个文明秩序的形成，从黄帝开始，这个时间线往后就没有断过了。黄帝、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脉而下，一个一个的帝王作为一个一个的节点。所以如果把我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条河流，这条线是什么？这就是河流的主干。所以司马迁先来描述这个干流，对这就是《史记》中的《本纪》。它不是帝王的传记，它是顺流而下写文明这条河流的主干。
紧接着第二波浪潮来了。当中华文明发展到周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分封制，出现了一个一个的诸侯国，各个地区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开始分头发展，整个华夏文明的地域发生了扩展，开始枝繁叶茂。你看，这就是文明的河流在主干之外出现了支流。所以司马迁单独创生了《世家》，把这些支流分头给记下来，这就是《世家》的部分。
再来第三波浪潮来了。到了周朝的后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的人看到的是礼崩乐坏，这帮家伙怎么都不讲规矩，气死我了。可是司马迁看到的是什么？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就是礼崩乐坏之后，同时那些束缚个体的力量也小了，所以迎来了个人的觉醒，个体的觉醒。司马迁说，对在文明的主干和支流之外，我这部大书还要记录那些像星辰一样的往圣先贤，所以我要写《列传》。所以你看《史记》列传的第一篇是哪篇？写的是《伯夷叔齐列传》。为什么是这哥俩呢？你想伯夷叔齐这兄弟俩，他们本来是孤竹国的王子，因为不愿意卷入那个继承人纠纷，所以主动地离开了家族，我们哥俩浪迹天涯。所以这两个人他是最早彻底挣脱了家族和地域束缚的代表人物。所以《列传》就从这哥俩写起，开篇人物。
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清楚了很多？对，司马迁可不是写了一大堆的人物传记，他脑子里是有一个极为宏大的格局。中华文明的河流浩浩荡荡从远古奔流而来。我写《本纪》，要记录的是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我写《世家》，我要记录的是地域的开拓与家国的绵延。我要写《列传》，我记录的是个体的觉醒和人性的光辉。司马迁写完这大几十篇传记还不过瘾，再加上我要写一部《表》来梳理复杂关系。我还要写一大堆的《书》，我来记录典章制度等等等等。这才是《史记》。
我们现在跳到空中去俯瞰司马迁当年的这一整套设计的时候，那真的是叹为观止。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居然被他用如此清晰而宏大的结构给整理了出来。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史记》，但是我们得知道司马迁创制的这个纪传体，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妙处。比如历史的视野，因为司马迁的这个写法，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被拓宽了。好我们做个对比，比如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它是以事件为核心，或者像中国古代的《春秋》那样的写法，以时间为线索串大事。好那问题马上就来了，你篇幅有限，你肯定是只能记录那些最重要的人和事。那谁重要呢？在这样的写法里面，只能是那些什么帝王将相、战场上的英雄，只能写这些。
但是你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那叫纪传体，写谁不写谁，给谁写一份传记，司马迁说我才不管他。他在当时的地位呢，他是不是帝王将相，我的目标是什么？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史。谁对历史影响大，我觉得谁是天上的星星，谁创造了一种新的闪亮的人格，谁为这片星空增色我就写谁。我管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所以你去看《史记》里面有什么《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就是写一大堆民营企业家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史记》里面的《列传》还有像屈原这样的边缘人物。你想屈原是楚国人，跟当时中原人哪哪都不挨着。对《史记》里面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写屈原的小细节，说屈原走到了江边，披散着头发在江边吟诗，而且脸色还特别难看，叫“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结果江边上有一个打鱼的人，看见他就问他，说你是屈原吗？你怎么走到这了呢？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就写了这么一个段落。
就这个场面，你说这个场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吗？其实都不一定，因为司马迁其实是个文学家。但是你想在《史记》，它也就几十万字，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充满了帝王将相，砍砍杀杀这个历史书里突然就这么几十个字，突然为我们定格了这么个场景和瞬间。屈原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你不觉得整个时代都因为这个场景而明亮了许多吗？这就是很多人爱读《史记》的原因。中国人为什么爱历史？跟司马迁发明的这套纪传体的体例是有关的。在读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后面像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你读到的就是一桩桩过去发生的事。那些人物它也写到人物，但那些人物是附属于情节的，对吧？一句这个人很聪明就过去了，关于这个人没有具体细节支撑的。这就是读西方的那些经典历史著作的感受。可是我们中国人读《史记》，包括读中国后来的所有的纪传体史书，你读到的何止是事件和故事？它是一整个璀璨的人格星空，每一颗都闪耀着独特的人格光辉。我们读《史记》的时候读到的是什么？是项羽和虞姬离别时候的慷慨悲歌，是蔺相如和秦王相争时候的挺身怒目，是荆轲在易水河边一去不复还的潇洒背影，等等等等。一想起历史，我们中国人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让人泪下，让人感慨的场景。可以说司马迁在一部史书当中留下了无数的火种。那些故事那些场面，就在历史的深处如如不动，等待着我们，只等着后来像我们这样一辈一辈的少年郎，翻开史书，和自己有缘分的那个英雄们相遇，然后用这些英雄的人格把自己点燃，让自己这一生走得更有勇气。对，在这样的史书的写法下，咱中国人怎么能不爱历史呢？
刚才我们讲了司马迁的《史记》有多了不起，这是个铺垫，为了反衬接下来的司马光他有多难。对在《史记》这么高成就的基础上，他还要再翻出下一个史学高峰，太难了。从司马迁到司马光，这中间是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已经成了一条浩荡的河流，各种体裁的探索，各种主题的写作都试过了。你司马光还有什么本事能翻出新的花样来？好等司马光把底牌翻出来，我们一看，就这呀？就是要写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按时间线索一年一年往下写，这有什么了不起？乍一听这个想法很普通嘛。对呀，编年史，当年的《春秋》不就是编年史吗？当年的王安石不就嘲笑《春秋》是什么“断烂朝报”？就是那种写法一条一条的，就是一大堆报纸头版头条的胡乱堆砌。这种写法还能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吗？
首先咱得承认，司马光对于春秋式的那种编年体是做了大量改造的。比如说加进了《目录》30卷、《考异》30卷，还有大量的史论，就是《资治通鉴》里面“臣光曰”这个部分。让《春秋》的那种编年体确实变得更丰富更便于阅读，里面的小故事也挺多，跟《春秋》不一样。但是重点不在这儿，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司马光为历史写作加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写《资治通鉴》？我不是描摹文明本身，我是要为君主，就这一个读者，我就为他的治国决策提供参考。要不怎么叫《资治通鉴》呢？这下你看出来没有，这就和司马迁的《史记》区别开来了。
好请看司马迁他要干什么？他写的是一部我华夏文明的全史，着眼点是梳理整个文明的源流。他默认的那个读者对象是谁？是千秋万世的所有后来人，对吧？我司马迁反正用一个极其宏大的格局，把这几千年的人事我都已经铺陈在这了，对吧？格局非常壮阔，你们后来的读书人，你在里面拿到什么，各凭缘分，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不管。这是司马迁的姿态。而司马光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我写作就是给他看，谁呀？皇帝本人。我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关于皇帝怎么做决策的书。要不怎么它里面的那个史论它不叫司马光曰，它叫什么“臣光曰”？对，只有我对皇帝我才能自个儿称臣嘛，我读者对象只有他。这是《资治通鉴》和《史记》的核心区别。
这也顺便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现在的宋朝才会出现《资治通鉴》这样的大书。你看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古代社会是经验社会嘛，经验越丰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那你个人经验不够用，所以历史经验来帮忙，对吧？所以用历史知识帮助君主做决策，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嘛。那唐太宗不就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好像是常识。请注意不是。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刚才说的这一大套，它可不是常识。你就这么想吧，如果在秦汉之前，一个君主他怎么做决策？他才不会相信什么历史经验。你跟我说这个，我还不如回家弄个乌龟壳，给烧一烧，看上面的纹理，找个巫师来认一认，老天爷到底啥意思？或者是找几根草棍来算卦，对吧？那个时候君主更相信这个。是到了汉朝，稍微皇帝理性了一点，开始相信儒家的政治哲学，但那也是天人感应那一套，也有神神鬼鬼的成分。汉朝皇帝主要是相信就是皇帝怎么做，老天爷都会像个教练一样给个反馈。如果老天爷要表扬他，就给皇帝看个祥瑞，在地里长个什么灵芝嘉禾什么的。那老天爷要是批评呢？
就搞个什么日食地震之类的灾难，敲打敲打皇帝。所以汉朝的皇帝，他相信历史经验，还不如相信老天爷这个教练。
好了，这么一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中国帝王对于神神鬼鬼那一套的信仰才衰落下去。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到了宋朝才渐渐发育出来。宋朝人是普遍相信知识和文化的力量，这有科举制度的功劳，那真是全民相信“读书有用论”。
好了，你理解了这个背景才知道，这个时候司马光跟皇帝说：“皇上，咱们要不写本书，我帮你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帮助您今后做决策。”皇帝才会信，他才会把那个乌龟壳、什么草棍扔了，拿起这厚厚一大摞的《资治通鉴》开始读。这是大背景。
所以你看，同样是编年体的史书，那个《春秋》还有《左传》里面，就充满了各种什么占卜预言的记载，神神鬼鬼的。而且《春秋》那种书还特别执着，只要哪一段说有一个什么预言记载下来，你放心，你翻到后面，书的后面通常都会说：“你看，当年我记下来那条预言，后来应验了。”它就是在强调这套迷信的东西。
但是《资治通鉴》呢，那不一样，遇到什么地震、日食、什么蝗灾这些东西，司马光也会记，但是就是非常冷峻客观地记上一笔，很少扯什么祸福预兆、老天爷给表情之类的事。所以司马光说得很清楚，说老天爷和人他是分工的，老天爷办不到的事，就得靠人来办。所以老天爷给了这么一副天地，人在这一副天地之间，他要耕地除草收割储藏，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人再怎么努力也搞不定的事情，那才去看老天爷，所以天下还有什么水灾旱灾虫灾。你看司马光这个分析水平，是不是跟我们现代人已经差不多了？
对，这可不只是司马光一个人不迷信，这是整个宋朝士大夫阶层的理性水位提高了。
好，我们还是回到编年体这个体裁，那为啥总结历史经验，给皇帝当决策教科书，它就得用编年体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你一想就知道对吧？编年体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来记事的，它天然就提供了一种谁先谁后、谁因谁果这么一个观察框架。而且你在一年里面，你既可以写人事，也可以写财政，也可以写什么军务边防外交，各种各样的事，可以在年月日这个框架里面同时展开，更容易让人识别，就是理解时间链条上的因果关系。
好，我们这么说有点抽象，我们做一个非常具象的对比。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史记》代表的那种纪传体，就是一篇一篇的传记，它这种书最容易召唤出读者心中的是什么？是人对人的同理心对吧？我们人的大脑里面有所谓的镜像神经元，我们看到他人的遭遇处境情绪，我们很容易像那个镜子一样，就反映在我自己的头脑里，激起我同样的感受，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所以我们在读人物传记的时候，我们通常被唤醒的都是情绪，有爱有恨有同情有理解。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是写楚汉相争这一段，那司马光的编年体，他会怎么写？你按时间说下来，你就会非常清晰地看见，在时间的河流里面，这个项羽犯了哪些错，这个刘邦又做对了哪些事情。一个错一个对，所以后来的结果就是楚败汉兴。你顺着看就能看出很多经验教训，送给皇上，皇上就能吸取经验。可是你要去读《史记》，你完全不是这个感受。
你比如说读《史记》里面的《项羽本纪》，你当然看着看着，这个项羽身上缺点也挺多的，挺可恨的，但是让你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请问你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不是项羽犯的那些错，很可能是，比如说霸王别姬的那个场景。
霸王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别离歌，你就会为他的英雄末路，洒一把同情泪的。
我们现在说的是公元1084年对吧？《资治通鉴》这一年写成的。还有一个人出生在这一年，谁呀？李清照。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1084年出生。再过一些年，人家李清照就是读《史记》长大的，人家就会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你看，读《史记》里面的《项羽本纪》，让人非常倾慕这位英雄。至于历史演化里面，这个楚败汉兴的整个那些因果关系，对于李清照来说，这就不是重点对吧？项羽大英雄，那才是我倾慕的对象。你看这因果关系，在纪传体里面就会被掩埋掉。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要读二十四史《新唐书》里面的《安禄山传》，你其实非常清楚，安禄山是个恶棍对吧？安史之乱就赖他。但是你去读《安禄山传》，你会觉得这个老胖子其实还挺好玩的对吧？你那么大岁数还认那个小他十几岁的杨贵妃当干妈。那个安禄山胖得都走不动路，但是给唐玄宗表演起舞蹈，还是很尽力的。那个史书里面形容他四个字：旋转如风。有一次唐玄宗问他：“安禄山，你那么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安禄山说：“微臣我这肚子里，装的都是对陛下您的忠心。”你看我们明知道安禄山是个坏蛋，但是你读他的传记，你还是会觉得这是个有趣的坏蛋。没办法，我们是有同理心的人，我们就会难免这么想。所以文章这么写很好看，塑造人物很立体，但是你不觉得吗？这个安史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削弱了我们观察历史因果的客观性，在这种有趣的文章里消失了。
好，你再切换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编年体，他顺着时间线索写，写到安禄山的时候，他会给你讲安禄山的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吗？不会。他只是顺便很冷峻地介绍一句，先说安禄山这个人很胖，然后就直接说，这个人外表好像是有一点痴呆直爽，但内心实际上很狡猾。然后司马光就继续说事了，这个笔法就很冷峻。安史之乱前后的因果关系就看得很清楚。而且你读《资治通鉴》里面说安史之乱的这一部分，因为是顺着时间写的，所以读者感受到的远远不止是几个坏蛋在作怪，什么安禄山什么杨国忠这几个坏人。你还能读到像唐玄宗开元后期，这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失败，国家募兵和节度使体制的变形，还有唐玄宗本人对于国家管理的失控等等等等，是一系列的错误决策。所以我们作为后人，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一边读，你一边会感觉到惊心动魄，那个风险，那个国家要崩塌的风险，像灰犀牛一样就站在那儿，但是所有人就是躲不开，那个灰犀牛就在向你冲来。我们一边又能清晰地看到一张庞大的因果网络，所以你就不会轻率地说，安史之乱都怪杨贵妃红颜祸水。这样的话你读完《资治通鉴》，因为你看到的是庞大的因果网。
好，我这么说完了，你应该能够看出编年体的好处了，如果你要呈现的是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让读者就是皇帝本人从中看到经验和教训，对，这是一种更适合的体裁。
说到这儿，我估计有人心里又开始嘀咕，说这司马光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不过是正确地选择了一种史书的体裁，剩下来的活其实挺容易干的，把史料拿来按照时间一排列，复制粘贴排列组合交卷，好像就这么容易。哪有这么容易？我先说个故事你来感受一下。
再过将近200年，到了南宋灭亡的时候，有一个丞相很有名，你一定知道文天祥。文天祥被蒙古人抓起来之后，在牢里，有一次就想起了唐朝的烈士颜真卿，对，就是那个大书法家颜真卿，他的字体就叫颜体。文天祥就写了一句诗，怀想这个颜真卿说：“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懂行的人马上就知道，你文天祥你算错了，从颜真卿死到你文天祥作诗的这一年，只有495年，它不是600年。你文天祥你好意思吗？你还是个大丞相，你还是个状元，你那数学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吗？
其实我们错怪文天祥了，这是我们今天人，用今天的知识来理解他。文天祥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公元纪年法，咱不能把两个年份一减，就能得出结果。所以你要生活在文天祥那个时代，你要计算自己和某个古人之间差多少年，你得怎么算？你得把一个一个皇帝的年号，一个一个地去加，比如现在我们在元丰，元丰你得加熙宁，熙宁加前面的治平，治平再加前面的嘉祐，这一个一个的年号全部加起来，才能得结果，特别麻烦，而且得依靠资料。文天祥当时已经被捕是坐牢呢，他上哪查资料去？所以他掐指一算算来算去，结果差个百把年，很正常，已经很精确了。
我之所以说这个故事，只是想举个小例子，让你感受一下，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古人想搞清楚历史事件的编年次序，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了，我刚才举的这叫算年份，这还是个最简单的任务，而我们司马光遇到的问题，比这个可要复杂得多了。
你想司马光当时能拿到的史料，很多都是纪传体正史里面的，大量的事，确实里面也记了，细节甚至还很丰富，但是偏偏不会每一件事都标明准确的年份。现在司马光面对这些史料，我要把这些事都安排进我的编年体史书，那请问我安排在哪一年哪一月和哪一日呢？这是不是挺费琢磨的？再来，如果有两件事，在不同的传记里都写到了，都说是发生在某一年，现在司马光就面对这个难题，这两件事谁先谁后？谁先谁后的排列，就决定了因果关系可能完全不一样。再来，同一件事，不同的史料对年份的说法如果不一样，都是铁证如山，你司马光怎么选？你采信哪一种？所以司马光这十几年写作，他花大量的时间，都是要处理这一类学术问题。
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吗？司马光在给神宗皇帝呈上《资治通鉴》的时候，附上了30卷的《资治通鉴考异》。对，考异这本书就是记录这个的，把史料的依据和我的思考过程，为什么这么写，都一桩桩一件件地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很开创的做法，所以《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就成了后来中国史料考据学的鼻祖。可以说，有了司马光这将近20年的辛苦工作，我们才有了一部基本可信的中华文明的编年史。
好了，今天接下来，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历史这一坨知识，这一门学科，它真有那么重要吗？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皇帝写一本执政参考书，所以他在取材的时候，跟治国无关的事情，不好意思，一概不写。我举例，比如说关于唐朝，在《资治通鉴》里面，篇幅其实很大，80卷，但是你相信吗？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提李白。司马光的算盘很清楚，只要你跟治国没有关系，我管你多大影响力，我管你多大名气，一概不写。
好，问题来了，这《资治通鉴》它摆明了只以皇帝为读者，那为啥还能那么出圈呢？你想，当代的那个《柏杨版资治通鉴》发行量是超过1000万册。还有我们得到APP里面，有一门熊逸老师主持的《资治通鉴》课，也是几十万人跟着学，学了好多年了。我自己也是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说我将来有空了，或者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读一遍《资治通鉴》。你看奇怪吧？这书它不是为普通人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确实没有读过，但是大家老觉得这书太有名了，我这辈子多少应该读一遍吧，这感觉又那么普遍。
这就要说到历史这门学问最根本的作用了。过去我们老说“鉴往知来”，好像学历史就能知道未来，这可能做不到，因为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你知道过去，不见得能够推算出未来。但是历史有一项功能是确实的，它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向未来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力量。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个知识吗？一大堆故事，怎么就能让你有力量呢？”
我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明白了。你看欧亚大陆，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这两个帝国基本同时期的，都是到了大概公元4世纪5世纪的时候，都是因为北方民族的入侵，南方的统一帝国都瓦解了。但是你看结果不一样，西边的这个罗马帝国，它就再也没能回归统一，虽然历史上也有人做过努力，什么神圣罗马帝国，什么拿破仑这样的人，他都努力想把欧洲统一起来，但是最后都失败了。可是你再看东方这边，咱们中国，这个中原的农耕文明，它偏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把北方民族给赶走，再次复兴，再次重归统一。请问为什么？一边做不到一边就能做到。这背后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是你细读历史，你会发现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在里面，这个精神力量叫先例。
对，你罗马，你虽然打赢过北方蛮族很多次对吧？但是你没有一次是像中国这边的卫青霍去病那样，可以“型庭扫穴”、“封狼居胥”，获得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那种彻底的压倒性的绝对的胜利，你一次都没有对吧？好，那这边卫青霍去病的这种胜利，对于汉帝国本身的价值大吗？其实也没多大对吧？你赢了又怎么样？时过境迁，草原上的力量那叫春风吹又生，你打败了匈奴，后面还有什么鲜卑、突厥、柔然、契丹、蒙古等等等等，一茬接一茬北边又崛起。所以你打赢了一次，胜利果实本身很容易得而复失，这个胜利不算什么。但是请注意，这个胜利对于后人来讲，它就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先例，就是我们赢过，而且历史证明能赢。
所以你看，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汉帝国已经崩溃了，南方那些偏安政权的那些军人文人，他往往一提到北边的胡人，虽然在现实当中被胡人欺负得很厉害，但是他心中仍然有什么？卫青霍去病，动不动写文章写诗，就要提“封狼居胥”。这是南朝的时候。
你看我们大宋朝，再过些年岳飞岳元帅写《满江红》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句：“笑谈渴饮匈奴血。”岳元帅面对的北方还是匈奴吗？早就不是匈奴了，为什么提匈奴血？他用的也是当年卫青霍去病的典故。
对，每一代中国人，都被这些个先例激励着，他们心里都在想，既然历史上发生过，既然我们祖先获得过这样的胜利，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彻底胜利，那我们现在打赢他们，就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才能做到的问题。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先例，它像滚雪球一样它会越滚越大，对吧？原来只有卫青霍去病，到了岳飞的时候，岳飞本身就成了先例，所以岳飞的故事又激励了明朝初年的将士，去和元朝蒙古人作战。再过几百年，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府激励民众，那能说的先例就太多了，什么卫青霍去病，再到岳飞、韩世忠、梁红玉，再到什么于谦、袁崇焕，当时国民政府激励民众，有的是故事可以讲。
你跳出来一看你就知道，这种精神力量，它不仅超过了现实的武力，它甚至超过了一切知识的力量。我们就拿抗日战争来说，如果当时我们只是做理性计算，你看到的局面是什么样的？我们中国以一个农业国的实力，对抗那么大的工业国的日本。如果你只用知识去算去权衡，你怎么算都没有胜算。这个时候很容易跳出几个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说：“算了算了对吧？为了不让老百姓无谓流血，我们中国人投降算了，在谁的统治下不是活呢？”很容易这么想。但是读过历史的中国人心里就知道，哪怕我们中华民族华夏文明，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残山剩水，我们还是可以的，我们的祖先就可以，我辈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你看历史的用处是什么？它就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群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最后的力量。所以历史记载，很多人在问：“这事儿是真的吗？”历史记载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事实本身，它真不真不重要，而是它是不是我们一群人的共识。关于这个东西，如果形成了共识，我们是谁？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有没有一致仰望的先贤？我们有没有值得一起记取的苦难和胜利？关于所有这些东西的共识，只要这些共识不被毁灭，那个无穷无尽的力量就会生生不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历史，咱别问，说黄帝炎帝这玩意是真的吗？这是传说吧？别问这个。是中华民族，你跟每一个中国人说，说咱是炎黄子孙，大家都点头说：“是我们炎黄子孙。”大家有这个共识，这就已经是力量来源了，不需要它是事实。
现在我们明白了吧，龚自珍当年为什么要说那一句话，叫“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先把他的历史灭掉，他的国家就灭掉，这就是撤除了他最后的精神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那么多老先生一边跑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轰炸，他也一边要去写史。比如说今天我带来了钱穆先生的这一套《国史大纲》。现在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国史大纲》它开头就说，钱穆先生说的，说你要读我这本书，你必须先具备一种信念，什么信念？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信念。
其实何止是一个民族对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其实也是这么来的，个体的力量是一样的。你看，到了我们现在讲的这1084年，因为《资治通鉴》的完稿，我们中华史学传统，就完成了最后一块大的结构拼图，对吧？从此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都有机会抬头仰望一个完整的历史星空，有纪传体的正史，有编年体的，将来还会有纪事本末体等等。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眼下的处境如何，他只要仰望星空，星空中总会有一些故去的人，一些发生过的事，让他自己变得有力量。
我们举例子，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一个生活在海南岛上的孩子，他会觉得自己我在边疆我在天涯海角吗？不会。为什么？因为1000年前，就在这几年之后，苏东坡就到海南岛待过，自从东坡先生来过海南岛，海南岛就开始出进士，有宋一代海南出了13个进士，海南从此就不再偏僻。这是1000年前的苏东坡，对今天海南岛上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的精神力量。
好，我们再来看苏东坡自己，这几年苏东坡不是被贬黄州吗？日子最难熬的时候，他决定干脆把笔放下，拿起锄头我去种地，在黄州东门外那片坡地上种地，这就是苏东坡这个号的来历。这个时候苏东坡是知道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文人种地怎么了？700年前的陶渊明，他不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地吗？所以苏东坡以陶渊明为自己的精神力量。
这是1084年，就是元丰五年的二月份，苏东坡在种地的间歇，写下了一首词叫《江城子》。我念给你听，他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就陶渊明，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什么意思？就是原来陶渊明就是我的前生，转到我这一世，咱哥俩一样，我还是得种地。你听有鸟儿来报喜，说昨天晚上我种的那片地里，下了一场足足的春雨，而现在雨过天晴，我又是好心情的一天，扛起锄头下地喽。这就是苏东坡的力量源泉。
而陶渊明，陶渊明苦恼的时候怎么办？他也一样，他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他可以仰望星空看历史。对，在陶渊明的诗文里你去读嘛，有更古远的那些先贤，有孔子，有颜回，有伯夷，有叔齐。我从今天海南岛的一个孩子，倒回到1000年看到苏，从苏往前倒700年，看到陶渊明，从陶渊明再往前倒，看到那么多先贤，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中华文明传递力量的一条隐秘的通道。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一代代的中国人来了又走了，他们之间永远像什么？永远像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一支火把点燃另外一支火把。所以这就是历史在我们这个文明当中的力量。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084年，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的故事。我们到了下一年，到了公元1085年再见。
史学大师王国维不是提出过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简单说，就是读懂文明读懂历史，光看书面的文字史料可不够，还得看各类文物。这一次每天5分钟，邀请你打开《国宝时刻》，跟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国宝级文物面对面。我们《文明之旅》的用户有眼福了，特别感谢《文明之旅》的独家冠名赞助商Sun Life永明，感谢这位长期主义伙伴。
刚才你看到的这期节目，我们梳理了一下《资治通鉴》这本书成书的故事，让我是特别有感触。回看历史学习历史，这其中最动人的不是记住过去，而是让每一个后来者都相信，既然前人能做到我们也能。这种信念正是长期主义者的底气。就像Sun Life永明，它用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价值是需要沉淀的，但也正因为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才能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感谢Sun Life永明的一路同行，以后的日子，希望和朋友们一起，继续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前行的力量。
这公元1084年，我们讲的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成书。这是一本时间之书，也是中国人的记忆之书。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读一首北岛的诗，它叫《时间的玫瑰》。
当守门人沉睡，你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当鸟路界定天空，你回望那落日，消失中呈现的是时间的玫瑰。当刀在水中折弯，你踏笛声过桥，密谋中哭喊的是时间的玫瑰。当笔画出地平线，你被东方之锣惊醒，回声中开放的是时间的玫瑰。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门，那门开向大海，时间的玫瑰。
致敬司马光，致敬《资治通鉴》这朵时间的玫瑰。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看每一篇留言。当然我最最欢迎的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不错，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找到有缘人。谢谢你。下周三《文明》节目，我们会讲到公元1085年，我继续在这儿等着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