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6年。这是大宋熙宁九年，大辽大康二年。
就是1075年的3月份，王安石又被请回了开封，再次担任了大宋朝的宰相。你算算，距离他第一次罢相，只歇了九个月，相当于只放了一个长假，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又回来上班了。
那这一次跟宋神宗君臣相见，神宗就拉着王安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爱卿，小人我已经帮你摆平了，这一回你可以大展身手了。”确实，这次王安石回来，干事的环境表面上当然是更好了。你就看这个宰相班子的情况，朝廷里的安排，首相是留给了王安石，你官最大。次相是韩绛，参知政事两位，王珪和吕惠卿，枢密使是吴充，枢密副使是王韶。这些人名你都不用记，但是你记住一个概念，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个名单里面，除了吴充和王珪，都是变法派的核心人员。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都相对中立，至少不能算是变法激烈的反对派。所以你看有这么个班底，王安石确实是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点事。
但是没想到，转过年来就到了这1076年，这个班子里的人是走的走，散的散了。到了这一年的11月，王安石自己也再次罢相了。你说这么快这就又走了？是的，只有一年多又走了，而且这一次走，王安石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关于王安石这一次罢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因为神宗皇帝年纪大了，毕竟快30岁了，已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君主了，所以他不肯再听王安石的话了。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个推测，你去看当时的那些史料，会发现很难得出这个结论的。这次王安石回来，和神宗之间的相处模式其实没有变。他还是那么一言不合就要辞职，必须得神宗皇帝给他服个软，他才肯出来干活。一模一样，跟原来第一次。
比如说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神宗皇帝说：“这事咱要不就算了。”王安石马上就怒了，说：“朝廷每次要干事，就一定会有人瞎哔哗，然后你就马上就改主意，这样下去我们还干得成什么事？算了，我请病假，我不干了。”神宗一看，说：“又来了。”只好派人去劝他，说：“朕对你是一丁点的猜疑都没有，老天爷可以作证，你听听皇帝都跟他起誓，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王安石这才起来干活。
你要是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对这个情节应该很熟悉。王安石第一次当宰相的时候，这君臣二人就是这么个“你要分手我偏不干，我拉着你不让你走”的交往模式。这回回来，他们俩有时候闹分手都闹得出格。比如说这一年的二月份，有一次王安石也是闹着要辞职，那神宗皇帝就直接下令，让人把王安石的宰相官邸给看住，不许他家有人带行李出门，我看你还怎么走。俩人闹分手就闹到这个地步。
好了，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年的11月份，王安石最终还是走了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死了。这个王雱的“雱”字是个生僻字，上面是个雨字头，下面是一个方字，这个字的本意是形容雪下得很大，念pāng。好了，王雱这一死，他可不是一般的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王安石对这个儿子王雱的感情，是远远超越一般的父子之情的。这个王雱从小就很聪明，一身的学者和豪杰气质，也是王安石这个阶段变法的重要助手。
王安石曾经对人说了一段，就算是自言自语的话吧，说：“有一天万一我死了，谁能继承我的位置，继续当这个宰相呢？”这是自言自语地问，一边说还一边着手指头数，这个那个，数了半天最后冒出来这么一句话，说：“不行，看来还得是我儿子。”这儿子说的就是王雱。你想当宰相这事，是你一个大臣能定的吗？但是王安石就是这么自信，就是这么钟爱自己的这个儿子。
好了，到了这一年，32岁的王雱死了，而55岁的王安石还在，他是彻底心灰意冷。所以这一次他跟神宗皇帝闹辞职，是真心实意要走，不是在闹脾气。当时神宗为了留他，不收他的辞职信，你只要递文书上来，我是不听不看不转账，就是不看。那王安石没办法，还特地给王珪写了两封信，跟王珪说说：“你帮帮我，你就跟皇帝说说，放我走吧，我真的不能干了。”那神宗这么一看，才知道这一回是彻底无法挽回了，这才决定放人。
好了，王安石也因此得了解脱。在离开开封之前，他去了一次寺庙，出门的时候突然心有所悟，写下了这么一首诗，叫“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尘垢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间自在春。”说我这十年，就跟做了一场梦似的，现在终于解脱了。这里面用到一个典故叫丁香结，这是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一个经典意象，就是丁香花的那个花苞，像是一个结，结就有“缠绕难解”这层意思在里面。那丁香结就是象征愁绪，像李商隐不就有一句吗？叫“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所以这一句的意思，王安石就是说，我的那个心结，我的所有愁绪，这一刻全部都解了。我剩下来的生命力，就要像那个丁香花一样，要在枝头绽放出下一个春天了。
“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间自在春。”好了，我们《文明之旅》节目一直有这么个传统，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离开历史舞台，或者是去世的那一年，我们会用专门的一期节目跟他们告别。虽然这一年是1076年，王安石后面还有十年平静的晚年生活，但是1076年毕竟是他离开政治舞台的关键一年。那好，这一年我们就来和王安石告别。我们一边要回顾王安石的人生，一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有人说，王安石搞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神宗最后撤回了对他的支持。那好，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给王安石更大的、更绝对的权力，那请问这场变法，它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呢？
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这位王安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你看中国历史上别的有争议的名人，像什么秦始皇、曹操这样的，优点和缺点全部摆在桌面上，那对他们的评价不同，不过是对他们人生不同侧面的强调。这个人五五开，那个人二八开，不过如此。可是王安石不一样，对他的评价经常是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外一个极端。有的人说他是千古第一完人，也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你别的不看，咱们仅看宋朝，不，咱们仅看宋朝的皇帝吧，那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这个过程。
首先是神宗，神宗皇帝对于王安石那当然是最好的。用他的时候称他为“师臣”，就是你既是我的臣子，也是我的老师，这叫师臣。即使这一年王安石不是不干了吗？罢相之后，神宗对他也是经常慰问，赏赐不绝，恨不得宫里包一顿饺子，都得到南京送他一盘。而且神宗是一个心思特别细的人，他为退休之后的王安石还做了两个特别的安排。王安石不是在江宁吗？对，一是派了王安石的亲信，叫吕嘉问去做了江宁知府，而且还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调到了江宁去任职。你看这是什么用意？两大地方官护着你一个人，你就说咱们君臣一场，皇帝对他做到了这个份上，是不是也就算可以了？
好了，这是神宗。神宗死了之后，王安石紧接着也死了。但是你没想到吧，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居然还在上升。到了神宗的儿子宋哲宗时期，他干脆配享了宋神宗的宗庙，这是极高的政治待遇。那到了宋徽宗时期，他干脆又升了一格，不仅配享孔子，而且是仅次于颜渊和孟子，地位就这么高。而且还被追封了一个王爵，对，他是王。这是王安石历史声誉的最高峰。然后就是一路走低了。
到了南宋，宋高宗建立南宋，开始贬低王安石，你要对北宋的灭亡负责。配享神宗停，追封的王爵撤回了。好，后来到了宋理宗时期，淳祐元年就是1241年，你想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讲的是1076年，到了1241年都快过去200年了。王安石对我们来说是古人，对于宋理宗来说也是个古人了，200年了嘛。理宗皇帝还是不解恨，送了王安石一个称号，叫“万世罪人”。对，北宋灭亡，现在我们醒过味来了，回过味来了，都赖你王安石。这真是到了一个谷底。那此后的几百年间，王安石就基本维持着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直到清朝末年，到了梁启超的时候给他翻案，他才重新成了正面人物。这就是梁启超写的《王安石传》。
好，问题来了，王安石还是这个王安石，那为什么对这个人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和起伏呢？其实很简单，你想对于后世来说，王安石他不是个人，他就是个符号，一个搞改革的符号。那你想这个时代经常分成两种，但凡一个时代要强调自己继承传统的那一面，到了这种时候，王安石就会成为一个大逆不道的象征。对，你王安石变法，你那个招牌性的语言叫什么？叫“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你这是要翻天，你什么都不认那还行？
你看宋朝的名臣富弼，当年听说王安石说这话，就有一个非常忧心忡忡的评论，说：“这么说不妥吧，天命不足畏，皇帝能够畏惧的也就是一个天命，如果皇帝连天都不怕，那他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所以谁要是跟皇帝说这种话，什么天命不足畏，那必是奸臣无疑。”你听听富弼的这个担心，是不是也有道理？好了，所以当传统的价值凸显的时候，王安石搞的这一套当然就很负面，对他的评价当然也就很差。
但是你想如果反过来，如果一个时代要强调变革，强调创新的时候，那王安石当然会被推出来，作为改革家的符号。梁启超为什么要写这本《王安石传》替他翻案呢？因为那是清朝末年，又到了一个需要勇气，需要冲破一切的大担当的时代了。你看梁启超夸他的这句话：“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要是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完美的人，那就是王安石。这夸得未免也太狠了，但是没办法，时代需要你王安石，还得劳烦你出来走两步。所以王安石又被请出来。
中国的传统史学就这样，它是以人物的评价为核心，所以一部二十四史里面主要琢磨的不仅是事实，就是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更重要的是谁是忠臣孝子，谁是奸雄恶棍，史学家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摆出来，要么这是后人的借鉴。那作为后人他也不傻，他不是你原来写什么，我后人就认什么，后人不会照搬既有的评价的。后人也会根据我的时代的需要，重新调整给古人打的分数。所以这王安石的评价就会这么忽上忽下。
好在我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我们从来不以褒贬为己任，给古人打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想做的只是解释，对，我们要解释人类今天的文明成就，它是怎么样一层一层，一年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我们要去解释我们今天的人的行为和观念何以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干这么想。所以我们不给王安石打分数，我们要试图跳出圈外，力求看到另外一个王安石。
请注意，如果我们用功过成败忠奸这些尺子来衡量这位王安石，那不管你的结论是什么，你其实都是把王安石看成了一个政治家。他的一生好像很简单，就是被重用搞变法失败了。你看九个字好像就把王安石的一生总结完了。其实这个角度，我们是把王安石看小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只是露出海面的那一小截冰山，它下面还有好大一坨。他在历史的水面下，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什么？那就是儒家的大思想家、大经师。
我们今天很少用经师这样的概念来形容一个人，“经”就是四书五经的那个经，“师”是老师的师。你比如说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北宋的程颐、程颢，南宋的朱熹，对，只要你是做过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研究工作的人，而且有很大的成就，都可以叫大经师。对，你想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出来搞变法工作，这才干了几年？我们前面几期节目从熙宁二年干到了熙宁九年，即使不算他中途罢相，还歇了那么几个月，满打满算，这个宰相他也不过就干了八年。可是王安石这一生非常长，你放眼他生命的此前和此后，那他在干什么？
我们简单说一说。王安石是1042年，就是宋仁宗庆历二年中的进士，到现在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间他在干嘛？在进京搞变法之前，他一直是在各种地方官的任上转来转去。那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当然主要是当官，但是他的精力可不只是在当官，他是在搞学术研究。没错，如果你生活在宋仁宗时代的后期，就是所谓的嘉祐年间，好，你在江湖上听说了王安石的大名，那请问这个名声是什么呢？不是什么地方政府的官员。王安石这个时候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大思想家。
尤其是王安石写了一本书，叫《淮南杂说》，这本书一出来，马上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他已经被看成是孟子那样的人物，什么概念？就是继承了孔子的道统那样的人物。对，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就已经攀升到了这个高度。那到他出山前夕，到他主持变法前夕，他在哪儿？他在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讲学的地方已经门庭若市，大量的年轻学生是从全国各地赶来听王安石讲学。这叫什么派头呢？其实历史上经常有这种场景，熟悉儒家历史的人知道，这就是儒家大经师攀升到一定的地位之后，设帐讲学的派头。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相传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大经师叫马融，那跟着马融学习的学生经常有上千人。你想一个课堂上千人这还了得？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这讲课怎么讲呢？他讲课的时候是坐在高堂之上，挂起深红色的纱帐，从远处就看得非常醒目。深红色的纱帐，前面教授学生，后面呢，他在这讲话，后面是女子乐队奏乐。学生们是按次序来请教，我有个什么问题要请教你，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很多人只能听马融的弟子去讲课，真能够走到马融面前，听他本人亲自讲的人其实非常少。就这个派头，马融。我们今天的王安石，他当然不搞什么身后还有女子乐队那一套，但是这种名动天下，众人仰望的那个讲学的状态是差不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学教授，哪有这个气派？
这是王安石当宰相之前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他不当宰相之后的状态。这一年他不卸任了吗？按说一个官僚，您都下台了还能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别忘了，我们说的王安石的生命的底色是什么？官僚只是他的短期身份，他真正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资本，是他作为一个大经师的名望。所以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影响力你可能没想到，他的影响力又持续了上百年。直到宋孝宗的时候，你想这已经是南宋的第二个皇帝了，就是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你想这距现在都一百多年了。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很多荣誉称号，我们前面交代了，什么配享神宗，什么当个王爵，这些都已经被朝廷撤销了，因为王安石要为北宋灭亡背锅。
但是即使到宋孝宗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给朝廷打报告，说我们能不能不用王安石的学说来作为科举考试的答案标准？这说明啥？说明王安石的思想还是当时儒家的标准答案。好了，这是说到宋孝宗。又过了六十多年，到了宋理宗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宋理宗了，就是送给王安石“万世罪人”这个称号的那个皇帝。王安石这个时候才正式被从孔庙里面搬出来，他作为孔子正宗传人的地位才失去，距离这一年已经快200年了。你看看，王安石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的生命，其实是远远长于他的政治生命。你把这一层看透了，你才能够看到一个立体的王安石。
这个地方我要插一句话，过去我们提宋代的思想史大思想家，往往只提什么北宋五子，就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个人，再加上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好像所谓宋代的学说就是程朱理学，加上陆九渊的心学，这就是宋代学术的全部代表了。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这是理学在南宋后期崛起之后，有意遮蔽改写历史的一个结果。
我今天带来了一套大书，叫《宋元学案》，这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编的一本学术史的著作。你看这个规模特别大，这里面收了多少学者？从宋代到元代，一共收了两千多个人，将近100个学派的资料，全部搜集在这里面。好，那请问王安石在这里面是什么地位？黄宗羲最早编这套书的时候，压根就不提王安石，一个字没提。是黄宗羲的一个继承者，叫全祖望，他后来继续编这套书，才勉勉强强把王安石给补进去。那补在哪儿呢？这套书100卷，补在了倒数第三卷，我都签出来了，你看就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点点。而且用的名字也不是某某学案，而是什么？叫《荆公新学略》。王安石不是有一个称号叫荆国公，所以“荆公新学”指的就是王安石的学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词，《荆公新学略》，重点是这个“略”字，说白了就是附在这个资料集的最后，简单说说得了，所以“略”就这意思。
但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宋代人，你真的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会看得很清楚的。你想王安石什么地位？从神宗的熙宁年间开始，到后来的南宋初年，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作为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风行天下六十多年。此前的什么汉唐时代的人，对于儒家经典做的解释，这个时候全部不算数的，只看王安石的解释。科举考试，王安石的学说那叫标准答案。所以你知道了，这一套《宋元学案》和后来的很多书，说宋代思想但是不提王安石，或者是贬低王安石，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偏见。
好了，说到这儿，如果你接受了王安石这个大经师的新身份，现在你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宋神宗上台之后，要急匆匆地提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王安石，来主持他的这个时代的变法。为什么？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王安石非常能干，在当地方官的时候政绩卓著，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有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手腕，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王安石已经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通过大量的著作，通过他学术思想的传扬，为自己已养出了一个巨大的声望。这个声望，请注意，它可不是一个当世的官僚所能有的，这个声望是被几千年的儒家道统所加持的，那是危乎高哉的。
所以当时司马光就讲过这么一句话，说：“王安石负天下大名三十年，天下的人不管是远的还是近的，也不管是认不认识王安石的，都说王安石不当宰相便罢，只要他当了，马上就是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要受到他的恩惠。”这是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对，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当中，一个人他历来就有两条上升的通道。一条是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来，你按政绩来，一步一磕头地往上升迁。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不去当官，我是先在江湖上养成自己的声望，当你的声望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连皇上都不好意思不请你出山，其他人也会在旁边跟着喊：“先生不出，奈苍生何？”就是先生你要是不出来给皇上干活，天下老百姓可怎么办呢？这叫终南捷径。当官分这两条路。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王安石的故事，请问他走的是哪条路？他可不是什么职场故事剧，一个能干的人逐级提拔，最后当到了宰相，不是这条路。它真实的逻辑是，王安石用自己已的学术思想和漫长的30年时间，堆出了一座巨塔。虽然他官位不高，但是他的江湖声望是生生地把他顶到了，推到了宋神宗的面前。所以你想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宋神宗，你20岁的年纪就当了皇上，你想搞一场变法大业，你想用一个有能力，也能让官僚集团集体都很服气的一个人来当宰相，请问你放眼天下，除了王安石，事实上你还有更多的选择吗？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王安石是大经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那请问他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呢？要想说清楚这一点确实太难了。一方面，咱要是想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咱得回到儒家的经学的思想传统中，这里边很多概念，像什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什么性命理气等等，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隔膜的，搞不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王安石当年的很多著作，其实都没有流传下来。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本《淮南杂说》，就是一出来就风行天下，很多人惊呼王安石原来是孟子再世。那本书《淮南杂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还有王安石其他注解经典的书，我给你简单念一念：什么《易解》二十卷，《尚书新义》十三卷，《毛诗新义》二十卷，《礼记要义》两卷，《孝经解》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还有什么《老子注》两卷，《庄子解》四卷，《维摩诘经注》三卷，《金刚经注》一卷，《华严经解》一卷。所有这些著作都全部或者是部分失传了。所以王安石作为一个大经师的主要学术观点，其实我们现在看不到全貌。那怎么办呢？咱又得理解他到底思想了个啥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借北大历史系前主任邓广铭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的就是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你可以到这本书，就是《邓广铭治史丛稿》这本书里去看这篇论文。我们就借这篇文章，我们跳出儒家经学的范畴，我们来看看王安石的学术创新，它到底体现在哪？
这就要回到儒家的这个发展历史。其实在宋朝之前，到了唐朝的时候，儒家经学已经衰落了。一方面是因为儒家自己不争气，对吧，天天搞那种寻章摘句的学问，一字一句地去解释那些经典，然后再把解释经典的这些字句再做一番解释。所以你去看儒家的经书，首先有经，经下面也要做传，传就是解释经的，但是传下面还要接着做注，注还要补上一个笔，笔完了之后再写个疏，后面还有什么正义集解。所以原来的儒家五经，后来就膨胀变成好大的一个学术和著作体系。但是不管再多的字，它都是在最开始的那几本经文里面打转转。所以你就明白了，儒家思想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生命活力的东西，全部都是那些文字游戏。
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佛教和道教对儒家的竞争和冲击。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比如说很多问题，人的生死的问题，还有世界观和宇宙观的问题，你儒家不提供答案，所以佛家和道家就填补了这个空白。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像什么韩愈还有李翱，包括宋代的欧阳修，这些人都想着不行，不能任由儒家这么衰落，我们要振兴儒学。那怎么振兴呢？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我骂你佛家和道家，那站在我儒家的阵地上，向对面扔炮弹，我好我对，你不好你不对，就这么来。那你想，这种策略的效果它肯定有限。人家佛家和道教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出现，能够站稳能够有市场，一定是因为它解决了某些问题，适应了某些人的需求。你现在站在儒家的阵地上，这么打击排挤否定人家这些思想，你是消灭不了他们的。
好，到了王安石这一代人，这问题就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面对这种思想竞争，更高级的策略是什么？我不否定你，我干脆把对方的地盘我也占过来对吧？你不也就是思想的一种吗？好，我们现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来面对那些挑战，咱们提供解决方案。那过程当中，要解决问题嘛，需要用到什么思想资源，我管你是你的还是我的，我拿来就用。
谁把问题解决了，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对吧？这是一套有效的思想竞争策略。没错，这就是王安石在儒家经学史上的地位，他就是这么干的。也因为他开创了这套策略，所以他成为一代大经师。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熙宁二年的时候，神宗启用王安石，就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别人以为你只是个大经师，你不会操持具体的政务，但是他们不懂你，我懂你。”
王安石说：“对，有思想有学问算什么，还是为了干具体的事。你看，学以致用，咱解决问题。”这是王安石的出发点，他不在那些文字当中转圈圈，这是王安石和此前的人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那既然为了学以致用，那当然什么东西好我就用了，我才不会把自己困在儒家经典的地盘里。有一次王安石公然就对宋神宗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佛门的书，有的话讲得很好，跟儒家的经典道理是通的。”
神宗就回应：“对，这佛祖也是西域的人，他不也是个人吗？虽然语言咱们不一样，但是做人嘛，道理还能有什么不一样？”
王安石说：“对，只要符合义理，我管它是谁说的。”
这就是神宗和王安石之间发生的一个对话。你看，把其他学派的思想资源拿来为我所用，我要经世致用。所以你看我刚才念的这些书目，王安石不仅是给儒家经典做过注，还写过大量的佛家和道家经典的注解，如《老子注》、《庄子解》、《维摩诘经注》、《金刚经注》、《楞严经解》、《华严经解》。
其实也不只是佛家和道家，连儒家的那些老冤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结下冤仇的学派，像什么杨朱学派还有法家，这都是儒家一提起来就痛心疾首的，就要骂他们无君无父禽兽。就这些学派，王安石也是心无芥蒂，照样拿来就用。
所以邓广铭先生在这篇论文里面说了一段，我看起来是俏皮话，大概意思是：别人看来，这是什么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说白了就是把其他学派的东西掺和到了儒家里面来了，那好像儒家不就不纯粹了吗？就没有那么传统了吗？
邓先生就说：“你看看你们自己用的那个字，就是那个‘援’字，援助的援。你们儒家经典是怎么用这个字的？《孟子》里面不就有这么一段吗？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对的，这是礼数。但是你也得分情况，如果你嫂子掉井里了，你不拉一把。”所以《孟子》里的原话叫“嫂溺，援之以手”，这也是对的，这也符合礼数的。
你看这里面这个“援”字，就是援助，就是拉一把的意思。说白了，王安石这就是看着你们儒家掉井里了快死了，就像看见嫂子要掉井里一样，用别的思想资源拉他一把，这是救你们儒家呢，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是王安石在思想史上的功劳。
当然了，有功必然有过。王安石这种对待学问，有什么就用什么的作风，有的时候也很难免，就是导致在学术上的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比如说王安石有一个另辟蹊径的做学问的方式，就是从汉字的字形来参透它背后的义理。我们今天觉得这不胡闹吗？汉字造字它有一定的规律，有演化的那个过程。很多情况下，为什么这个字写成这样，它是偶然的。但是王安石觉得不，不会是偶然的。虽然字是人造的，那也是自然的，一定是天道给了人类灵感，所以这个字才写成这样。所以通过参汉字，是能够看穿天道的。这是王安石笃信的一套道理。
所以他怎么参呢？那个情景，南宋的思想家朱熹曾经描述过，说王安石晚年的时候，找一个禅寺，自己睡在一张禅床上，面前摆着什么笔墨纸砚灯等等。他就在禅床上就这么睡，别人都以为他睡着了，结果他能突然把眼睛睁开，突然起来写那么一两个字，然后参一会儿，他根本没睡着。这个状态就有点魔怔了。
所以朱熹就说：“说这个文字，它背后哪有那么多深层的义理？你王安石非得每个字都强行做个解释，还得前后贯通逻辑一致，你当然就牵强。”
我举个例子，王安石解字在宋代的段子特别多，往往都是笑话他的。我举一个不算段子，但是非常符合王安石风格的例子，你来感受一下。他就找了三个字，一个是人才的“才”，一个是工作的“工”，一个是士大夫的“士”。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比较，你这么一看，这三个字除了都是三个笔画，都是三笔写成的，也没啥联系。
王安石说：“怎么可能没联系？这背后有道理。”他这么解释：“你先看这个人才的‘才’，这个笔画四仰八叉的，对吧？对，人因为有了才，他就四通八达，所以你看中间这一竖，上下都出头，没有什么东西拦着他，这就叫人才。你再看那个工作的‘工’，‘工’嘛，人的器具而已，所以这一竖上下都被封死不出头。好，你再看士大夫的这个‘士’，‘士’就是普通人，还没有达到才的境界，所以你没有办法四通八达。但是因为你毕竟是个士大夫的‘士’，所以勉强让你向上通达，上面给你出个头算了。”
你听听他是这么解释的，是不是有点牵强？对，不仅是说文字，王安石的学问很多地方有这种穿凿附会的痕迹。朱熹还举过一个例子，你要是读过佛家的《心经》，最后有这么几句咒语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那个二百多字的《心经》里边，最后都是这么几句。
王安石说：“‘揭谛’这两个字它一定有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是揭谛，揭示了做皇帝的道理。”
朱熹说：“你这不是个笑话吗？对吧？这个揭谛它就是直接音译的印度原来的梵语，你非要用中文给它解释个意思出来，你说你王安石这是何必呢？”
但是没办法，我们今天不能看王安石的笑话，我们不能用现代学术的标准来要求古人王安石。他是为了解决他那个时代的难题，他急了，他什么招都用。我们其实应该理解，这也正是王安石的可爱之处。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对一切学术和思想资源都采取那种开放的态度，“拿来，我都拿来”。我倒是要看看，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用这么多的新东西，来自各家各派的新东西，能不能为这个传统的儒家闯出一个新局面。我觉得这种王安石的精神还是挺值得钦佩的。
将来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讲到南宋的时候，就是谈到理学和心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王安石在北宋闯出来的这条学术路径，在南宋以另外一种方式会开花结果。当然这是后话，我们今天按下不表。
好，我们还是回到王安石这个人，他身上有一个最大的谜题：您王安石您学问这么大，思想这么高深，江湖声望那么崇高，那为什么，为什么你最后主持的王安石变法，你没有搞成呢？我们前面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为你还原王安石大经师的身份，介绍他的学说，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请你注意一下这背后的那个假设。什么假设？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古代经常会这么想，就是一个人有思想有学问，那他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那对吗？按照儒家经典里面的观点，那当然对啊，当然能啊。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从格物致知，然后到正心诚意，然后是修身齐家，最后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不是一个滑梯吗？你做到前一个，自然就有后一个。那结论就来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了，他的学问大了去了，他的行动能力，说白了就是治国能力，自然也就上去了。这隔了快一千年，我们今天不就来想想，这个假设它真的成立吗？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也许王安石身上的那个千古谜题也就解了。
刚才我们说，王安石身上有一个千古谜题，什么呢？就是您那么学富五车，道德高尚，这两点从古到今没人否定过王安石。那请问为什么您主持变法，它还是失败了呢？自古至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比如前两期节目我们就说，这一场变革真正的主导者是神宗皇帝，这个变革姓赵不姓王，所以根子在皇帝身上。但是请注意，王安石他是以大经师的声望被捧上宰相的位置，他是以思想家的高度来主持一场变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王安石这是独一份。所以这个人的观念、行动和偏好，对于最终的变法结果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最后，我们刨除掉所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就回到王安石自己，回到他这个人身上，我们来找找原因。
王安石当年一见神宗皇帝，第一次见面，神宗就说：“爱卿你要帮我搞改革。”王安石当时说了一番话，他说：“您要是想用我，可以，但是不能着急。你先去看看我的这些著作，我的这些书，对我的学问思想原原本本地学透了，不怀疑了，然后您再用我。这个时候用我，这个改革就也许能有一点小成就。”
我天呐，这口气也太大了。就等于给皇帝说，你得学习我的著作，恨不得我还出张卷子，看你考及格了，然后我才能帮你。但是请注意，神宗皇帝对于王安石这么大的口气，他是认的。他也对王安石说过：“说我请你来当这个宰相，你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功名利禄，你就是因为有思想有道术，可以给天下带来福补，所以你才来干这个活。”你看这君臣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默契的。什么默契？就这场改革，咱们之所以用王安石，让他在前台干活，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有思想高度。
如果我们跳出了中国文化的语境，这个话听着是不是有点熟？没错，西方也有这个观念。你看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里，这书里面有类似的表达。我把这段话念给你听听，苏格拉底说的：“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就是柏拉图哲学里面的著名结论，叫哲人王，就是哲学家要当国王，这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这才是理想国的样子。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王安石的故事，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思想家一个哲人，他真的成了治理天下的王，那也许才是灾难的开始。这不是什么理想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哲学家和政治家，这不仅是两种身份，你琢磨琢磨，这背后还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们先来看哲学家。哲学家思考世界，他思考的是世界的本质，他们会用精准的概念，严密的逻辑，直达事物的核心。他们要怎么思考？要简洁、要纯粹、要优美。
好，我们再来看政治家。政治家思考世界，他没有那么在乎世界的本质，他们思考的是什么？是现实问题的那个解决方案。而要解决问题，那就要什么？左右权衡、让步妥协、规避风险。政治家思考的是这些。
好，我们再归纳一下，哲学家和政治家这两种思维方式其间的最大的那个区别在哪里？他们之间的思维鸿沟是什么？在于对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那个态度。哲学家他要优美要简洁，所以他们要剥离掉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而政治家，开玩笑啊，他要解决问题，他是在那个现实世界的丛林里面，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所以政治家追求的，反而是要能纤毫毕现地看到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任何细节都不能丢，任何人的心态他都不能忽视。所以政治家他们才能理解尼采说的那句名言，那句名言是这么说的：“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弯曲的。”这是尼采的话。哲学家怎么会认为真理是弯曲的呢？我琢磨出来这个真理，就是像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它是明晃晃的。只有政治家会觉得真理是弯曲的。
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不举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咱们举西方历史上。美国总统林肯，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很简单，了不起。林肯总统当年带领美国的北方打赢了南北战争，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观念上的成就，他解放了黑奴，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了不起吧？这当然没错。但是你去看整个事情的细节，林肯总统是因为他在观念上是一个废奴主义者，所以他才干出这些伟大的事情吗？当然不是。
南北战争是1861年开打的，但是林肯总统签署的那一份叫《解放黑奴宣言》，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呢？是到1862年才发布的，中间差了一年。那林肯对于废除奴隶制，他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我这有一封他的信，我逐字逐句念给你听，他说得明白：“说我进行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是保存联盟，就整个美国南北方的那个联盟，而不是拯救或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够在不解放任何奴隶的前提下保存联盟，我会那样做。如果必须解放所有奴隶才能保存联盟，我也会那样做。如果只能解放一部分保住联盟，我同样会这样做。”
这才是政治家的典型行为方式。我为了那个目标，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段好说。所以你看为什么1862年他会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呢？这不是什么政治态度，这就是打仗打到了1862年，那个当时的非常具体的情况下的，一种战争策略。打仗嘛，我宣布你们南方所有奴隶现在解放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慷南方之慨。我鼓励南方的人，那些奴隶叛逃，给他们捣乱，到我这儿来参军，我至少也能起到破坏南方经济的作用。我作为北方的统帅，我当然何乐而不为，我又不花一个子儿，对吧？
你可能会说了，这是不是故意在曲解伟大的林肯总统呢？你要是不信，我再给你念一段林肯当年签署的《解放黑奴宣言》的原文，我给你念的逐字逐句的原文：“自1863年1月1日起，这文件是发表在1862年，说到了明年的元旦开始起，凡在反叛美利坚合众国之州，或部分地区中所持有的奴隶，从此日起将获得永久自由。”
听听，林肯可是大律师出身，用词造句都是非常讲究的。是反叛的州和地区，这些地方的奴隶才解放呢。林肯还怕这事有什么误解，把什么叫反叛的州和地区，那真是逐条逐条地给列出来，细到每一个教区。换句话说，林肯是在就是我们打不到的地方，宣布奴隶自由。而在我们打得到，我们现在拥有，或者是我们朋友的地盘上，不好意思，继续保留奴隶制度。你看这就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实行的策略。
但是请注意，我这么说一点也不会减损林肯作为黑奴解放者的历史声誉和地位。这就是政治家行为的正当方式，他不这么做，他就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他必须曲折前进的。
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哲人一个思想家，他当了政治家呢？很难免的，他们的脑子里的正义原则往往是绝对的。他们要求世界简洁、漂亮、干净，他们是至少不肯在现实的泥中摸爬滚打、曲折前进的。这就是思想家的软肋。
我们还是回到王安石。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对他有一句话的评价。请注意这个时候，司马光可是王安石的铁杆反对派，但是司马光还是说得挺厚道的。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没什么毛病，他就是执拗。对，一个思想家，您确实可以执拗，对吧？思想家的人生，往往只为一个大道理而来，你坚持住挺好的。可是您要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您手里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则，您的态度还特别执拗，你怎么对付得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呢？
我们现在最后了，我们不提王安石变法过程中那些具体的事，我就建议你去读一读王安石那篇著名的小短文，叫《读孟尝君传》。他说这孟尝君，他也算是能招揽贤士吗？如果他能招揽到哪怕一个贤士，真正的人才，他马上就可以君临天下。你看他招揽的那些人，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就全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能学个鸡叫，能打个狗洞，你全招的这些人，这些人来了，真正的贤士就不来了。
这篇文章真是写得很精炼，就这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层意思，四句话88个字，千古名文。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是不是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你再琢磨，你不觉得吗？这里面很可能有两个极其错误的估量。第一，他高估了所谓的贤士，所谓的思想家的价值。得到一个贤士，只要他是真贤士，什么打败秦国君临天下，那真的就能做成，这是不是高估？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懂得一些政治常识的话，王安石在这个地方是严重地低估了所谓鸡鸣狗盗之徒的价值。在泥泞的现实世界里，能为我所用的每一份力量都无比宝贵，不要小看了鸡鸣狗盗。
今天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要送别王安石，但是这一年并不是他生命的终点，他还要在江宁度过人生平静的最后十年。晚年的王安石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他每天就是骑着一头驴，在四处到处转转，他也闲不住。话说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寺院，遇到几个读书人，正在畅谈文史，激烈地在辩论。王安石老头嘛，就默默地在旁边就坐下，一言不发就听着他们几个在那儿侃大山。过了许久，终于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奇怪的老头在这儿，怎么多了这么个听众，就上来问：“说老人家你也知道我们刚刚说的《尚书》吗？”《尚书》是儒家的五经之一。王安石点点头，说：“我知道一点，知道一点。”这个人又问他：“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王安石也是一拱手，说：“我叫王安石。”给这帮人给吓的，愧地掉头就全跑了。
你看，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报出《尚书》这两个字和王安石这三个字的大名，在江湖上在学者中，还是能有这样的威风。我不知道，王安石在生命的最后那个阶段，他会不会后悔。如果这辈子呢，他只是读书只是思考写作，结果是著作等身，名高一时，而不是下山到红尘中去大闹一场搞什么变法，这一生会不会更好呢？不知道。
好，这就是公元1076年，我试图让你看到的，一个可能会让你有点陌生的王安石。我们下一年，到公元1077年再见。
公元1076年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致敬王安石。虽然整期节目我都在说哲人当不了国王，但是你看王安石的一生，他以大经师的身份入主朝政，试图用自己的理念来重塑世界，他这一生我觉得虽败犹荣。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一篇王安石的游记，叫《游褒禅山记》。这篇游记前半段其实写得平平无奇，就是说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鼓起了很足的勇气，结果我走到了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接下来我给你念这篇文章的后半段当中的几句。到了这些风景之后王安石感慨：“于是余有叹为：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为，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说得多好，“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谢谢王安石，在将近一千年前，走了一条艰难的少有人走的路。中华文明的人格宝库里，从此就多了这么一个不折不挠的相公。向走得足够深足够远的王安石致敬。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当然我更期待的是，你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请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下周三，《文明》节目公元1077年，我们继续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