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云和王健林的遭遇 看中国微妙的政商关系
在中国，政商关系向来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很多曾经风光无限的商人如黄光裕、褚时健、周正毅、牟其中等，都曾因触碰政治红线甚至涉嫌犯罪而身陷囹圄。企业家与政府，资本与政治权力，究竟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或者说，中国政府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企业家呢？
马云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蚂蚁集团因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查和约谈而暂停了上市的计划，马云也很长时间未公开露面。
中国互联网公司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对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是”一直谈恋爱，就是不结婚”。中国地产企业巨头大连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认为，政商关系最舒服的状态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们的言下之意是相近的，那就是在中国要办好企业，应该与政府发展好关系。
这种政商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人在朝中好办事”，需要”人脉关系”来为商业铺路。不少中国商人极力希望与政府打好交道，同时也为政府发挥一臂之力。马云说过，”只要国家有需要，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以示对政府的亲近。然而，虽然马云、王健林如此强调与政府搞好关系，但他们却有资本无序扩张之嫌，被外界不少人质疑政商关系暧昧。
除了马云、王健林之外，中国还有另外一种企业家，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新希望的刘永好等一众企业家。他们一直以低调的经商风格和专心实业而备受好评。任正非曾说”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 任正非还主动放弃了中国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的评选，言行间始终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新希望创始人刘永好曾有人问他过去30多年，”中国很多商人起起伏伏，而为什么你还基业长青？”他说的非常简单，”第一，我们还是有企业家精神的。第二，我们有底线意识。做商人应该合法合规，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在他们的话里，关于政治和商业就没有那么多暧昧，而是更为简单清澈。
马云、王健林与任正非、刘永好代表了中国两种不同的政商关系看法。
从古至今，政商关系的处理，一直都难以拿捏得道，若中国商人与政府关系太密切，则容易有官商勾结之说，比如中国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朝廷官员的关系相当密切，并凭借关系网搭建起庞大的商业财富，甚至直逼朝廷财政收入，后来由于受到官僚敲诈勒索、外商排挤而落得个一贫如洗的凄惨下场。正所谓”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但如果与政府关系太远，政商互不信任，那也很难在中国做好企业。在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提出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但在中国要做到这两点却似乎很不容易。一直宣称和政府保持亲近的王健林和马云们近几年却恰恰是在政治上触碰了底线。
王健林马失前蹄，事业顿挫
2017年，在中国首富榜单上占据了4年的王健林开始遭遇生平最大的危机，因为他的以商业地产起家的万达集团忽然从6月份开始就遭遇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先是6月22日”股债双杀”，到随后海外大批投资受限，被中国政府点名禁止”贷款”进行海外投资，最后”甩卖式”地出售资产，根源便在于这位”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前首富在中国国内银行举债6,000多亿人民币的规模在海外大肆收购各种酒店、体育、影视等非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资产。据《纽约时报》等媒体采访中国银行高层官员说，在中国监管层防范金融风险的关节上，万达有向海外转移资产、催生金融泡沫的风险。
宣称”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这家中国明星企业家，因与政界关系良好而长袖善舞，却不料在如此重大的金融政治面前马失前蹄，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理解中国的大政治。对中国那几年来说，挤压经济中的高杠杆，降低负债率，从而化解整个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首要的政治议题，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却以高达70%的负债率疯狂在海外并购，无序扩张，这种与国家总体金融安全相违背的举动，犯下了”政治性、方向性”错误。自此之后，王健林的事业遭遇重大挫折，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无限，他本人也罕见变得低调。
马云身陷困境
无独有偶，一向以亲近政府著称的马云，声称”依法纳税就是给政府最好的’行贿'” ，以表示和政府的关系清白，但他却在政商关系上犯了大错。自去年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一番极具争议，被认为刺激金融监管部门底线的言论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剑随之出鞘。
蚂蚁金融上市受阻或因其招股说明书中遮掩了该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性。
马云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蚂蚁集团因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查和约谈而暂停了上市的计划，而马云也很长时间未公开露面，与昔日的高调、活跃判若有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之前，一项中国中央政府的调查中发现，蚂蚁的招股说明书中遮掩了该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这背后隐藏着一群中国权贵政治群体。而蚂蚁集团的IPO会造成大量的巨富，拉大了贫富差距，是中国政府近些年所反对的造富模式，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
更令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担忧的是蚂蚁集团的商业模式。该集团旗下的支付APP”支付宝”有超过十亿用户，同时为蚂蚁集团提供大量关于用消费习惯的数据丶借贷行为与历史，在中国形成严重的垄断行为。同时，该集团已经约五亿人提供贷款，但它却不必遵循中国严格的金融市场与资本规定，反倒由国有银行提供大部分的资金并承担风险。
2020年11月，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大肆批评了监管机关，指出这些规定都是不必要的，会让科技创新倒退。马云的这次讲话显然没有理解到中央高层的忧虑，以及蚂蚁金融模式自身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政商关系中无法绕开的”大政治问题”。该次的讲话激怒了监管高层，成为中断蚂蚁IPO丶整改蚂蚁集团的引子。
从王健林”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到马云”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再到近年来万达集团和蚂蚁集团所遭遇的”风波”，他们不可谓不精通中国的”政商关系”，但却都在这个敏感的”中国式政商关系”上栽了跟头，他们一个是地产行业，一个是金融行业和互联网平台经济，但都关涉着一个核心的议题，那就是中国的金融安全和反垄断。这就是中国当下的大政治之一。王健林和马云，虽说懂得中国的”官商人情”这个小政治，却不可说是懂国家战略考量方面的”大政治”。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一直低调专心实业。
任正非和刘永好：低调经商，专心实业
像任正非和刘永好那样务实本分，与政治保持距离，却与国家大政治方向一致的企业家，既可为企业发展争取更大空间，又受到社会和政府好评，应该才是北京期望的企业家。新希望的刘永好，1982年开始以养猪起家，其后发展饲料业务，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和农牧企业之一，如今专注于种业研发”猪芯片”核心技术，试图突破中国猪产业的”种业”短板，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
任正非自从1987年创立华为以来，就专注于电信业务，如今已发展为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几十年来，始终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如今在诸如5G等前沿领域掌握大量核心技术，并在大力研发核心芯片技术，而这也远远地走在中国国家战略之前，无疑当今更是成为国家支持的对象。任正非更是由此被许多人誉为企业家典范。这是懂得中国”大政治”之其一。其二，华为不似阿里巴巴、万达那样只是快速造富，也未有被一些人质疑暧昧不清的股权结构，而是员工持股，这也符号”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念。
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持续四十年，这四十年无数的人载倒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导向，事业遇挫。这背后，中国的体制环境当然有责任，但那些栽跟头的企业家，同样难辞其咎。而且在这四十年中，也有任正非、刘永好等一大批行走的稳健而长久的企业家。他们低调务实，却因懂得中国的大政治，专注自己的领域，谨守边界，不断耕耘，带领企业持续壮大，长期成为中国政府信任的企业家。”亲”与”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或许说的是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