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87年，这是大宋元祐二年，大辽大安三年。
这一年的2月13号，司马光回到了他的故乡陕州夏县，就是今天的山西夏县，不过回来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灵柩。
对，司马光是上一年的10月份在开封去世的。他在大宋朝首席宰相的位置上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次归葬故乡，护送棺木的队伍是非常隆重的。其中有一位是户部侍郎，这是朝廷的代表。还有一位身份很特殊，他是内侍省的一位宦官，你懂的，这是皇家的代表。此外，从四面八方赶到夏县给司马光送行的，居然还有好几万人。没想到吧？所以那个场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下葬的时候那是哭声震天，好几万人呐。大宋一代名臣司马光，生荣死哀，他就这么隆重谢幕了。
你看这过去20年，大宋政坛上其实是有两面旗帜在上空猎猎飘扬的，也指点着不同的政治方向。一面旗帜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讲的王安石，他要干吗？他要以新法去破旧局，图的是一个富国强兵。那另一面旗帜，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司马光，他要以旧制稳根基，图的是什么？安民守常。
可是就在上一年的5月，王安石去世了，得年66岁。到了上一年的10月份，司马光也走了，享年68岁。大宋朝两面旗帜在同一年相继倒下。但是你细去分辨，他们俩这一倒，背后的那个意涵其实略有不同。你琢磨，王安石走了，它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熙丰、元丰年间变法的最终章。而司马光这一走，这叫“定海神针”这么一撤，从此开启了此后什么元祐、绍圣年间的政治大乱斗的序曲。所以王安石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司马光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不，司马光去年刚去世，马上就有人借题发挥，马上就有人上书皇帝。先是夸了一通司马光怎么了不起，然后笔锋一转，直接就开说，说皇上，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还能镇得住那些小人。现在他老人家这么一走，咱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就得赶紧干掉那些小人。你看，有人是着急借着司马光的死，继续搞那种政治清算，就是掀起更残酷的政治斗争。
可是你要说斗争吧，到这个时候你斗个啥呢？因为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已经大获全胜了。神宗皇帝时代提拔起来的所谓的那些搞新法的，所谓新党，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被一扫而空了。那还斗争个什么呢？你放心，政治斗争永远不怕没有题材。新党没有了，可以旧党内部斗。比如说到了这一年，你看1087年，程颐，就是那个程颐、程颢兄弟俩当中的程颐，在中央朝廷就被斗得待不住，所以没办法，官也不做了，回到洛阳，算你们狠。
同样是在这一年，范纯仁，就是范仲淹的儿子，他原来也是旧党当中的旗帜性人物。但是不好意思，你范纯仁是旧党中的温和派，也得斗你。这一年范纯仁也是被斗得灰头土脸。也是在这一年，旧党中的另外一个温和派的代表，谁呀？苏轼，苏东坡，也不断被攻击，也是在开封快待不下去。熬一直熬到了后年，苏轼说我也算你们狠，我也走。所以苏轼就去了杭州当知州。
让人感概，大乱斗时代就是这样，就是任何一派的胜出，都不意味着大乱斗的结束。因为胜了的可以内部分裂，斗争继续；败了的可以将来卷土重来，斗争升级。反正就接着斗。不知道司马光这一年的在天之灵，看着他死后的政局演化，不，我们换个词，恶化，他会作何感想？
我们这就可以回想到两年前，神宗皇帝去世，司马光当时众望所归，回到朝廷当他的宰相去执政。那你想，那个时候司马光回来，终于你可以说了，算了。他那个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拨乱反正，给新法踩踩刹车，把他们的新法全部都废掉，他当然想的是这个。但问题是你琢磨，司马光可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政治家的理想，不可能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我上去一脚给它端翻”。那不是政治家的任务。他不可能只是对某种现实的否定，一个政治家他有破，但也得有立，他必须能提出自己理想的那个政治蓝图。
那么请问，司马光的那个理想的政治蓝图是什么？这就不要忘了司马光的另外一个身份。前两期节目我们刚刚说完，他刚刚写完《资治通鉴》，他是一个大历史学家。他看了那么多朝代的兴衰，他描绘的政治蓝图，其中一定会包含一个非常超越的着眼点，就是我执政，那我要求的，就不仅是一般的国泰民安，我要能够避免本朝的衰落，不像历史上的其他朝代那样，就不可逆转地衰落掉。这是我执政的目标。
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能够避免大宋朝的衰落呢？方诚峰老师，这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在这本书叫《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里，就有一套总结，说司马光这个人到了晚年，关于怎么避免宋朝衰落，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答案。这也是一套政治蓝图，核心就是三条。
第一条，咱得有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大家意见不一致没关系，意见不同放在桌面上，该争争，该吵吵嘛，不怕。那为啥不怕呢？因为咱有第二条，上面有一个理想的君主，他老人家政治上乾纲独断，能够保证国家的正确方向。他来主持会议，怕什么乱呢？那如果争议得太激烈，会不会让政治秩序混乱呢？啥也干不成呢？司马光说没关系，我兜里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选择人才的时候，选择让谁来当官的时候，我们以德行为先。你有天大的才能往后靠靠，我们先来看你这个人的德行不行。这样意见即使很多元，也不会伤害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所谓君子之争，咱们都不会胡来的。
你看司马光这套答案，其实不就是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到的那句话吗？叫“君子和而不同”。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是上有明君，下有君子，不同的意见相和相应，既有秩序也能避免犯错。你看这本来是一个多好的理想的政治设计。
我之所以要花时间跟你聊司马光脑子里的政治设计，就是让你看到一种反差。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既然你司马光后来上台当宰相，你追求的是一种和而不同，就你允许这个不同意见在一起混合着，来共同形成一个政治局面。可是你干了什么嘞？你最后这一年多当宰相你执政，你应该力求调和新旧两派对吧？你让大家都能够在朝政中发挥作用才对。可是你看你这一走，你一撒手，反而留下了一个争斗不息的，更加撕裂的政治局面。而且这个政治局面可就没好了，一直走就走到了北宋的灭亡，这后面40多年都这样。
所以这就很奇怪。今天咱们的《文明之旅》，我们就来看看生命最后阶段的司马光。顺便我们还要解一个题，就是我们来看看一场政治的大和解，它为什么那么难？
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司马光这个人在政治理想上，他想造就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政治局面。我们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很融洽。但是结果呢？结果是他十几个月执政之后，他这一走，反而留下了一个大撕裂的政治局面。请问，这个反差是怎么发生的？好，我们就来破解这个题。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你司马光，你到底想不想调和这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呢？你主观意愿到底纯粹不纯粹呢？我们过去读宋代的历史，往往会有一个很粗略的印象，就是司马光这个人呐，对，尤其是这次上台执政当宰相之后，非常非常偏执。他一定要全盘地、彻底地废除王安石搞的新法。连自己阵营里的同志劝也劝不听。比如说那个苏辅，苏东坡不就劝他吗？说免役法还行吧，搞了这么多年了，没那么糟糕。司马光不听，一定要废掉。把这个苏辅给气的，一边回家，一边脱衣服，一边叹气，说什么司马光，他就是个“司马牛”。他怎么得跟牛一样？
是的，司马光的性格是很……但是咱不能怀疑司马光的人品。他在政策上的坚决和保守，并不妨碍他在人事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宽容和隐忍的人。我们有证据。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上一年王安石死之后，司马光的态度。我们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已经讲过这一段了。当时司马光已经病得上不了朝了，一听到王安石的死讯，在床头手写了一份建议，核心就是两条。
第一，王安石这个人，从文章到道德，过人之处很多，但这人性格不好，才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才要变革，我们才要废除新法。但是第二条来了，现在王安石去世了，必然有那些小人要诋毁他，那我也不答应。所以我要建议朝廷，该给王安石的荣誉和待遇，一定要给足。咱们不能克扣他的。你看司马光这个态度，非常光明磊落。许他王安石犯错误，不许咱们不厚道。我们厚道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当一个烂好人，我们是要为天下的风气做个表率，不能人走茶凉，动不动就踩人家。
所以你想，这两年大宋朝那个上上下下的政治气氛，都在反对王安石，都在废除新法。居然在这么一个氛围当中，王安石居然还被赠了一个叫太傅的官职，对吧？这是享受了极高的哀荣，不容易，司马光干的呀。而且司马光还不仅是对王安石，对王安石的那些小弟，就是那些神宗皇帝生前提拔起来的，那些新党的骨干，司马光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搞什么势不两立，穷追猛打。不那样，你们不是跟我观点不一样吗？没关系，各自表达嘛。反正上面不是有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听她最后定嘛。
这不就是前面我们反复强调的司马光当时追求的那个政治理想，叫“君子和而不同”？允许不同。我在这里可以举点例子。比如说对于一个人叫蔡确，蔡确是谁？他就是神宗皇帝生前留下的老宰相，那是个标标准准的新党。当时还担任首相，就是他的排名是在司马光的前面。按说按照当时大家心照不宣的那个政治规矩，就是新皇帝上台，老皇帝任命的那个宰相，你肯定是要辞职的，你得给新皇帝留下自己布局组班子的空间。新皇帝表示我舍不得你，你说我坚决要走，我舍不得你，坚决要走，搞几下大家不都有面子吗？这个蔡确不行，他就是假装，我不懂那套规矩，我就不走。所以这个蔡确在首相的位置上又赖了将近一年。
所以司马光，你别看他上台执政，其实司马光在前半段一直是蔡确的名义上的副手。那司马光手下的那些小弟，那些保守派的言官，御史台的那些人，那还受得了？你一个新党在前面挡着我大哥，是不断发文章去攻击蔡确。请问这些当口，司马光什么态度？拦着呀！跟自己这边的小弟说，说别介，没准人家很快自己就申请辞职呢。昨天晚上没准就已经写辞职报告了，咱不能这么于，这么干做得不留余地不好。
这是一个例子。再比如说，当时新党阵营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角色，他叫章惇。我们这期节目提到的陌生人名比较多，因为这些人在后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要大放异彩的。章惇，我们以后会经常提到他。那这个时候的章惇是枢密院的长官，这也是宰相级别的高官，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因为章惇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行政人才，他处理起政务来，脑子是又快又清楚。所以你看，司马光当时岁数也大了，平时也不擅长于搞政务，所以经常在朝堂里吵起来的时候，章惇就弄得司马光非常难看，下不来台。
那你想司马光怎么办呢？他不是在朝堂上跟这个章惇针锋相对地吵，或者向皇太后告状？没有。他也没有安排小弟，说写奏折去攻击这个章惇？也没有。他的办法居然是这样，他私下托苏轼给章惇带个话。苏轼这个时候也是刚回到开封，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苏轼和章惇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俩都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同年。司马光让苏轼给章惇带个话，说能不能给个面子，能不能不要在朝廷上互相为难？你看他是这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意见不同的。
你从司马光的这一系列动作，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跟这些新党人物同朝为官，你说他享受吗？当然不享受，他也非常难受。但是司马光也并不觉得，我一定得想个辙，我把这些人给摔走，我自己才能一申壮志。没必要。还是前面我讲的那个词，在司马光心里是反复盘旋的一个词，我要的政治局面，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所以司马光这个时候的心态，旁边的人其实不怎么理解。比如说再过一个百把年，到了南宋思想家朱熹就说，说可惜司马光这个阶段的姿态很不妥当。他怎么还能跟朝廷建议说要给王安石一个太傅的礼遇呢？这个时候你既然要废除新法，你要否定王安石干的这些事情，你就应该明明白白说清楚，王安石都错在哪了，还天下人一个是非曲直。现在你又是什么？要尊重王安石等等，还赠个太傅等等。你是不是怕搞一个搞朋党的罪名？结果你看你执政期间，这边用几个人，新党旧党掺着用，这不就叫不问是非吗？让坏人混进自个的队伍吗？所以说你司马光这个执政，下场能好得了吗？
你看这是站在100多年后，南宋后人的角度看，就是你搞什么调和，你要什么宽容，你还不如干脆使尽蛮力，把那个新党给我一网打尽了算了。最后朝里都剩自己这边的人了，这你不就好干活了吗？打扫完屋子再请客，你多爽快呢？这是朱熹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穿越回了历史现场，我们假设自己现在就站在司马光的旁边，你感受一下，你马上就知道哪有那么简单。怎么可能把这些人全都摔走呢？搞政治，有一个很直白也很经典的表达，什么叫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所以尽量缩小打击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成熟政治家的本能。司马光也不例外。他怎么可能随意扩大打击面呢？
而且你想现在是什么时候？这是元祐年间了。你去看看历史年表，距离王安石开始搞变法已经快20年了。20年多长的一段时间。过去我们想到宋代历史，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常识，王安石搞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好像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块的。不，中间有20年。这20年新法已经嵌入到大宋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这20年间成长起来了一代行政官员。这些人都是什么派？严格说，他全部都是新法派对吧？都是王安石和宋神宗亲自培养、亲自提拔的。那现在你在朝中看到的所有官员，几乎是所有有经验、有能力、有组织，更重要的是有位置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新法派的。好，你说这些人我都不用，让他们全都靠边站，那请问你司马光用谁呢？你不还沦为一个光杆司令吗？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那活总得有人干。他找找找，让户部来执行这件事情，改革免役法。结果一看，这个时候的户部尚书是谁？曾布。这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弟弟曾布，是王安石的小弟。曾布说，让我干这个活，不好意思，当年这个免役法就是我曾布主持制订的。你们看到一切你们不满意的，事无巨细都是我干的。你现在让我亲自动手推翻它，我不能做嘛。我要是做了，我不就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小人嘛？我干不了，您呐，另请高明。
你看这个时候朝廷里的行政人才，几乎清一色都是新法派。好，我们再反过头来看，司马光也号称叫一派的领袖对吧？那叫保守派的阵营，里面都有谁呢？打开一看，几乎都是一些台谏官，发表意见的，空有一肚子的道理，一腔子的热血，会写几笔文章骂骂人。具体行政干活的人才，你没有。所以司马光能按后来朱熹出的主意吗？先把新法派全部干掉，然后再来搞改革吗？不可能，没人干活嘛。
这是这边的情况。其实也不仅是司马光想调和这新旧两派的矛盾。如果你换一边来看问题，就是站在新法派阵营这边来看，他们这帮人是愿意被团结的，愿意被调和的。你想新法派里面都是什么人？都是在神宗时代被迅速提拔起来的人。为啥他们能被提拔呢？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干皇帝让他们干的事。所以这群人当中，咱说一句坦率的话，他们理想主义的成分自然就会淡一点，实用主义的色彩相对就要浓一些，对吧？
好了，现在上面的风向变了，要废除新法了。对于这些所谓的新法派来说，把这个弯子转过来有什么难的？咱愿意配合。只要皇帝愿意干的，我们有的是一身的力气，我们就干呐。这是这帮人的心态。你看现在的年号叫啥？叫元祐。什么意思？就是神宗皇帝的年号元丰当中的那个“元”，和此前仁宗皇帝年号嘉祐中的“祐”，在这两个皇帝的年号当中各取了一个字，一个“元”一个“祐”，拿出来凑出一个新年号叫元祐。请注意，定这个年号的时候，宰相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新法派的蔡确。那他定这个年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摆着了嘛，要掺和两个时代。就是跟天下人说，你们没关系，不要激动。你们要是嫌神宗皇帝在元丰时代的新法不太好，要不我们就往里兑点水，把你们喜欢的仁宗皇帝嘉祐时代的那些传统的做法、旧做法，我们往里掺和一点，这不就造就了我们嘎嘎新的这个元祐时代吗？就这意思。
你看新法派的人，是愿意主动往中间凑凑的。他们没有什么立场，说一定要坚守新法不动摇，没有这个想法。你看这本来是朝政当中政治和解的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很遗憾，他们怎么往中间凑，它也没有用。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来看看新法派阵营中的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的代表，就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那个人，蔡确。对，蔡确是这个时候的首相，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我这个宰相是宋神宗留下的，现在这个高太皇太后，还有这个司马光，他们要不要搞掉我呢？没关系，高太后相信司马光，我作为首相，我也相信司马光。司马光你是要主张废掉免役法，可以，我支持。废你就说怎么废，不用讨论细则了，你司马光不是有个奏疏吗？就把你那封奏疏原样照抄，然后后面批上两个字，叫“依奏”。就这么办，就直接把司马光的奏疏当圣旨就给发下去了。
那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蔡确有意给司马光埋雷吗？这么粗糙的圣旨，下面怎么执行？完全没有执行细节，只有一堆主张，执行不了。那大家将来会不会怪司马光呢？你蔡确会不会用这一招在暗害司马光呢？确实很多历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我是觉得蔡确，咱不能排除他有这么阴险的心思在里头。但是毕竟这个姿势在这儿了，我是首相，我的那个副手司马光，他想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这个投降认输的态度，那还是摆得很清晰的。所以蔡确这个时候态度就是，投降，你想怎么着，我来配合。
这是第一种态度。还有第二种反应，那个代表大名人蔡京。对，就是后来你知道的那个大奸臣蔡京。蔡京现在的职务是开封府的知府，他当然也是新法派中的人物。在神宗皇帝执政的时候，升官可快了，又能干又听话，这就是蔡京。蔡京现在一看换皇上了，皇上这个政治风向也要变，我可不只是投降，我要投靠，我要迎合你要干的事情，我保证干得比别人还漂亮。司马光不是要废掉免役法吗？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想这么重大的、复杂的法令变更，按说最难的是哪儿？就是开封府，大城市情况极其复杂。但是蔡京说，没问题，给我五天我就能办完。果然真能干，五天干完了。然后蔡京跑去向司马光汇报，我干完了，把司马光给感动得直表扬他，人人都像蔡京这样，那该多好。你看没点才能，咱还真当不了蔡京这样的奸臣，对吧？
好，这是第二种态度。那除了前面我们讲的蔡确代表的投降，和蔡京代表的投靠之外，还有第三种态度和反应，那就是，既然你们要废掉新法，想干这点事，那我拾遗补缺，我帮着你们把这事办成。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前面提的苏轼的那个好朋友章惇。前面我们说了，章惇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行政干部。他看出来了，司马光想要废掉免役法那些奏疏，其实都是有很多漏洞的，直接发下去那是执行不了的。
所以章惇就举手，说我来提一套建议，咱们得这么干。首先，咱得调动地方干部的积极性，让地方干部拿出各地的可行办法，咱不能搞一刀切。然后，咱们在开封府附近找两个地方来试点，一边试点方案，看合适不合适，一边也是培养人才。等这些人才都培养好了，再过几年咱们全国推开。这样免役法就能够顺利废掉。你看怎么样？我们今天的人一听就知道，章惇了不起，不愧是行政高手，就该这么办呐。
你看新法派里面，其实分成这三种人，分别代表三种突围求存的方法。对，他们的目标都是能在朝堂里待下来，是求存。有投降的蔡确，有迎合的蔡京，有支招的章惇。那么问题来了，你猜哪一种方法会奏效呢？哪一种人会留下来呢？不好意思，哪一种都没有。
对于保守派的台谏官来说，这个时候台谏官基本上都被司马光的那些小弟，保守派占据了。就是你投降，投降就证明你背后一定还有阴谋。你迎合，迎合证明你人品差。你拾遗补缺，你还想把事想办法办成，你办法当然是好的，但你人还是个坏人呐。所以不管你们怎么做，都恰恰更加证明你们这帮人是坏蛋，统统都应该给我赶走。
这其中其实对于章惇，就这帮人的做法和态度，是最令人感慨的。其中我在史料当中就看到一份攻击章惇的奏疏，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说司马光原来废掉免役法的那些方案，可能是有问题。章惇提的意见，我虽然没看，但是章惇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其中肯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那就采纳，关键是把事办成，管它意见是谁出的。你听到这儿，这份奏疏是不是还挺理性的？但是接下来这个画风是这样的，他就说了，说但是章惇这么说，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司马光不如他。接下来真是名言，说司马光就是有错误，那也是君子的错误。章惇就算说对了，那也是小人偶然说对了。既然他是小人，那咱们还是把他给罢免了吧。就这么一份奏疏，您就听听这个逻辑，不讲理呀。
到了南宋的时候，朱熹也发表了一通针对这个章惇的言论，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说在免役法这个问题上，司马光的说法确实有漏洞，被章惇抓到了痛处。章惇说得对，这是朱熹的原话，章惇说得对。但是章惇是个不好的人，这是朱熹的原话，他是个不好的人，所以大家还是攻击他，还是希望看到他被赶走。
所以听到这里，我估计你也会长叹一声，原来如此。原来你们之间的那个分歧，不是什么新法旧法之间的分歧，也不是什么态度和能力的问题。原来所有这些争吵，只有一个真问题，那就是派系问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共存？我们跟你们共存不接受。你还投降？投什么降？我们连投降也不接受，你们必须走。
好了，我分析到这儿，现在我们把局面再给你摆一摆。自从前两年神宗皇帝去世，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到司马光去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保守派上台，司马光是保守派的领袖，这是明面上的证据。但是里面的态度其实是有分歧的。对于司马光来说，他的态度是什么？是政治路线上，我是要坚决走回头路，废掉新法。但是在组织路线上，在人事路线上，我是可以宽容的。这是司马光的态度。
但是保守派的那些舆论大军，就是司马光那些小弟们，不这么看呀。在政治路线上，你们大佬们讨论，我们没有成见。但是在组织路线上，在人事路线上，我们要除恶务尽。管他们新法派什么表现，只要他是大家眼里的新法派，统统要打倒，统统要清算。
好了，把这个局面看清楚了，咱们还是得把目光投向司马光。就是在你生命的最后这十几个月里面，在这个乱哄哄的过程中，请问你这时候可是宰相，后期你可是首席宰相，你怎么当的这个宰相呢？
在赵冬梅老师的这本书《大宋之变》里，我看到了几个细节，那真是令我震惊的细节。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时候的司马光，你是个宰相，那请问你该怎么开展工作？咱们不说什么每天上朝，坐在办公室里，手挥目送，耳提面命，出主意，搭班子，带队伍，是这样吗？不好意思，那真没有。为啥？因为司马光这个阶段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不仅不怎么上班，而且还主动关闭了和同事沟通的管道。真正奇怪的是后面这一点，为什么主动关闭沟通？
我举例子，司马光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合作者，他的副宰相，他的副手叫吕公著。而且这两个人，司马光和吕公著，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当年的交情还特别好，当年号称叫“嘉祐四友”。好，这次出山，两个人是前后脚回到的朝廷。那你想，两个老朋友年轻的时候交情就好，政治立场一直都很一致，而且在新法时期，一起受了多年的排斥和委屈。好，这回又成了肩并肩的战友。那你就说这样的关系，它得多密切对吧？但是司马光居然在后来的奏疏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那个吕公著，他回到朝廷七个多月了，我们两个人只在公开场合见过一面，从来没有在私下见过，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书信往来。
请注意，司马光这个人这辈子可不撒谎。但是看在我们眼里大惊失色，你这叫什么老朋友？你们是怎么当的新战友？你们是正副手，你们之间不交流不沟通，你们怎么合作执政呢？这关系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范纯仁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二把手，也算是进入了执政核心。这两个人的私交也非常好，司马光和范纯仁。甚至范纯仁这次提拔，就是司马光向朝廷给推荐的。就这么好的关系，但是范纯仁一旦进入了领导班子之后，这两个人的沟通，你会发现突然就中断了。中断到什么程度？就跟这俩人从来不认识似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上一年的6月份，国家财政遇到了一些困难。范纯仁就给太皇太后提了个建议，说要不咱们暂时恢复一下当年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给老百姓放点高利贷，给朝廷挣点钱。请注意，这是上一年6月份的事。到了9月份，三个月过去了，司马光突然得知这个事，那还了得？要恢复新法！所以重病中的司马光，距离他去世大概只剩一个月了。司马光是挣扎着起了床，哆哆嗦嗦上朝要见高太后。站在高太后的帘子外面，高太后是垂帘听政，站在帘子外面激动地大声喊：“是哪个奸臣，劝陛下要恢复青苗法？是哪个奸臣？”把范纯仁给吓得，范纯仁当时也在场，吓得是面无人色，站在那不敢接话。
行了，司马光这一吼，恢复青苗法的事就此打住。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你们俩是一个执政班子里的人，你们俩平时不沟通的吗？你们之间遇到不同意见，你们就不能在宰相群体里面先协调解决吗？非要以如此激烈的姿态跑到皇太后面前去争个胜负？你们这样的同事关系多古怪？
这是为什么呀？有人可能会说，可以理解，这是因为司马光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所以沟通能力下降，才导致这个状态。请注意不是，司马光不是被动关闭了沟通，他是主动关闭沟通。你从一件事情里面就看得出来，司马光这次从洛阳回到开封来当宰相，他在自己家的客厅，在客人坐的位置旁边贴了一张纸。这张纸上写了这么几句话：说各位客人，如果你对朝政有什么意见，那你就正式写个奏章报给朝廷，接下来就走程序就行，你回家等圣旨。那如果你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没关系，你也正式写封信，封上口子，让你家的差人转送给我。我要是觉得你说得有道理，那我就改。还有第三种情况，如果你要托我办事，甬管你要谋个什么官职差遣，还是关于什么案子要翻案，没关系，你也正式写个文件，我和同事商量着办。但是重点是这个但是，但是如果你来我家做客，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上面所有这些事，都请你免开尊口不要跟我聊。
就过去你要乍一看这个文件，觉得这叫公私分明吗？但是你细一琢磨，它不是公私分明。这是在说什么？是所有的沟通都请做正式沟通，可以是公事也可以是私事，但是我不接受和任何人就任何事做私下的、非正式沟通。
你看这就很奇怪了。现代社会有点经验的管理者都知道，要想管理一个团队，让它有战斗力，非正式沟通很重要的，有的时候甚至比正式沟通还要重要。比如说一家公司，既得有开那种正式会议的会议室，也得有给大家进行非正式沟通经常发生的场所嘛，比如说公司得有茶水间。据说某个硅谷的大公司的餐厅，它就是要把就餐排队的时间精准地控制在4到5分钟。只要你去食堂吃饭，就得排上个4分钟左右的队。为啥？因为各个部门的人在排队取餐的时候，可以随机地聊一会，这就是非正式沟通。这种沟通是可以激活组织的活力。
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是4分钟呢？为什么不能是6分钟呢？时间不能长。要是长一点，大家就把手机掏出来了，非正式沟通又消失了。所以就4到5分钟正好，这是算出来的。
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聊天，他说我们平时这些工头，我们对工人是很严格的，我们得拉下脸来管理。但是我们每个月未，我们都有一笔公司给的经费，就是跟我管理的工人去喝一顿大酒。在酒桌上我要跟工人称兄道弟，抱头痛哭。第二天我们把脸一抹，该怎么严格还是怎么严格。他说没有这一顿大酒，你以为工人会服你那一套？他是在心里觉得你是大哥，你平时严格管理他，他才认。所以你看在组织管理里面，非正式沟通，甚至是正式沟通的前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好，我们现在回到司马光，您现在可是个宰相了，上有太皇太后的倚重，下有朝野上下的期待，您是朝廷的一把手。您可以不干具体的事对吧？但是你不可能不做人际之间，正式的、非正式的，各种各样的沟通。尤其是刚才我举的那俩例子，你这是和自己立场一致的战友，一边是吕公著，一边是范纯仁这样的，你平时总得有个机会跟他们交交心，透透底，协调一下立场，统一一下口径，这是必须的吧？否则你怎么当这个领导呢？
但是司马光偏不。你说这是为啥？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司马光的行政能力比较差，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事务型的官员嘛。确实这也是当时人的共同看法。但是我在读这个阶段的史料的过程中，我总觉得这个解释没到究竟。对，司马光事务性的能力确实比较差，甚至他这一辈子就没有什么行政经验。但是不怕，为官这么多年，这司马光总是见过别人怎么处理行政事务的吧？现在你承担了这个责任，你现在可是一把手宰相，你为了把责任担起来，你可以学，你可以见贤思齐。顶多说你的沟通不到位，那也不至于像他现在这样，就主动地拒绝沟通，不要跟我说话。
而且你去看司马光的为人，他这辈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迁叟”。他可能是有点迁，但他绝不是一个不通人情的人。你看前些年，他在洛阳写《资治通鉴》，洛阳一大堆老朋友，什么邵雍、富弼、文彦博，这些老朋友请他出去玩，喝个酒，吟个诗什么的，他是乐于奉陪的。他不是有一句诗吗？叫“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我很忙，但是忙中偷闲陪你们玩一下，那也是可以的。你看他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呐。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阶段司马光所有行为的表现，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就是当了宰相的司马光，他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的声望是怎么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这个阶段，大宋政局当中的那个角色。所以他是在用一种非常明智的方式，小心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声望，并且扮演好自己的那个角色。声望和角色，我们展开来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宗皇帝去世，那请司马光出山当宰相是众望所归？难道是因为他写了《资治通鉴》吗？当然不是，那一套书当时没有那么出圈，刚写出来。那是因为司马光有能力吗？当然也不是。你想他已经离开京城开封15年了，各项工作都非常隔膜。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朝廷里旧的那些典章制度，其实我都忘了。对朝廷现在搞的新法，我更是一窍不通。还在职的官员，你给我看100个，我最多能认识3到4个。那你想这种状态的人，他适合当宰相吗？不适合嘛，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看那个场面，就神宗皇帝去世的时候，司马光回开封奔丧，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把他给围起来，连他那个马都走不动。老百姓围着他就开始喊：“司马相公别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给老百姓谋一条活路吧！”是这么个场面，你感受一下。一个15年都没有在开封露面的人，居然获得了朝野上下如此崇高的声望，几乎是一致让他当宰相的呼声。凭什么？凭的不过就是两条。
第一条，你司马光自始至终，就是新法坚定的反对派对吧？你从来没有丝毫妥协过。对，在政治分歧当中往往就是这样，谁的立场最坚定，你坚定持续的时间最长，谁就会成为旗帜性的人物。其实早在十几年之前，王安石就对神宗皇帝说，说司马光这个人，才能是不怎么样，但是咱也不能提拔他。一旦你要是提拔了司马光，他要是身在高位，他就会汇集所有咱们新法反对派的力量，他会成为一面旗帜，不能让他成为这个旗帜。你看这是因为啥？就是因为司马光坚定。
这是司马光声望的一个来源。其实还有一个来源，就是他在西边的洛阳，可是坐了15年的冷板凳。而且人家没闲着，他是在写《资治通鉴》，进行一场艰苦的长行军。这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有一点点受难色彩的。你可以对比一下，你想那个曼德拉，为什么后来能当南非的总统？他最重要的声望基础，不是他本人有什么功劳或者是能力，而是人家坐了27年的牢。就凭27年的受难，他就值得一个总统，对吧？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一个政治原则，就是一个坚定的且有过受难经历的反对派，在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瞬间他就会成为无法替代的那个旗帜性的人物。
所以这就是司马光的，他的声望的来源。所以你想，司马光回到政坛他能怎么做呢？他必须继续坚定。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体精力全都不行了。他在元丰七年，就是1084年，写完《资治通鉴》的时候，他就说，我自己的视力已经不行了，我的牙也基本都掉光了，我的记忆力严重退化，眼前的事转身就忘。一部《资治通鉴》已经把我的心血给耗干了。这还是元丰七年的事。好，到了这元祐年间，他身体状况只能是更差。
所以司马光这个时候他回朝当宰相，他能怎么个当法呢？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成为那种长袖善舞的政坛高手？不可能了，他的能力不允许，他的身体也不允许。所以这个时候的司马光，他给自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自己就像秋天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在烈风中摇晃，马上就要凋零了。他甚至很清醒地说，说我自己现在这个处境，世俗之人给了我很多虚名，但实际上我是什么都没有。而上上下下又对我有很多的期待。我现在，就我这个身体，我怎么应付得了？所以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是他，我是这个时候的司马光，这个时候我唯一理智的策略，就是我不干别的了，我主动当好那面坚定的旗帜，因为这是我声望的来源。我不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讨论什么妥协，怎么适应现实，那是你们具体办事人的事，年轻人的事。我这是秋天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就是像一尊雕塑一样，立在山头充当旗帜。我也不说话，我就是拿手指着一个方向，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凋零。
对，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除此之外，司马光他还能做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就是试图理解司马光最后的处境。那理解了这个处境，也许就可以解释他最后的行动方式。大概是这么一套逻辑，就是我非常清楚，我这次回到朝廷，我的声望来源和我在政局当中的那个角色。好，我就当好这个角色，我就维护好这个声望。我要当一个坚定的保守派。所以表面上我要废除一切新法。那与此同时呢，我要关闭和一切人的非正式沟通的通道。我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非常透明地摊在桌面上。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要当好那面旗帜。旗帜的作用和形象，就是高高地在上空飘扬，所有人都看得见，极其透明和鲜明。对我老人家，只剩下这最后一丝力气了，我确实没有多余的心力花在什么组织协调，做具体的工作上了。我能做的，不过就是留下一个在道德上干干净净，政治方向上始终如一的坚定形象。
那既然国家接下来要做方向上的调整，需要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那好，我司马光就拼尽最后的力气，我就当好这杆不动如山的大旗。当然，这是我的推想。司马光本人未必有这么一份算计，但是我们作为后生，可以对他有这么一种推想和体谅。因为唯有这样体谅他，我们才能解释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什么会那么做。
苏东坡后来对司马光有一个洞察，他说这位老人家，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大的道德号召力，就是因为两个字。一个字叫“诚”，诚愿的“诚”。另外一个字是“一”，致的。如果要再加两个字，那就是透明。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叫“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我事无不可对人言。你看诚愿一致透明，这不就是一面旗帜该有的样子吗？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恕我不再和你们做什么私下的沟通了，让一切都摆在台面上。我能贡献给这个时代最后的姿势，就只剩下这个强的方向了。对，有我这杆旗帜在，国家转型的大方向就不会偏。至于剩下来的事，那就交给有具体行动能力的，那些实干家们吧。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一场大宋朝的遗憾它到底在哪？遗憾的不是司马光，司马光已经扮演好了自己那个旗帜的角色。遗憾的是什么？是大宋朝没有能够为司马光准备好保守阵营里的实干家队伍。你看后来，苏东坡后来也是被台谏官挤兑得在开封实在待不下去了，反复打报告，我请求我到外地做官去。临走的时候，苏东坡就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发了这么两句牢骚。他说：“过去的那些正人君子，只晓得跟王安石；而今天的那些正人君子，只晓得跟司马光。但是虽然跟的人不同，但是本质一样，他们都在盲从。”
是司马光是旗帜，但是大宋朝只需要这么一杆旗帜。你阵营里的其他人，不能也都去当旗帜，大宋朝有一个司马光够了。下面该有一些有目标、能实干、想办法、会妥协的业务型的实干干部了。不能大家都是只长了一张嘴，而且还越来越偏激的人呐。对，这个时候的大宋朝，不仅需要调转船头，它还更需要定纷止争，大家得朝前走嘛。
好了，吵到司马光撒手尘寰，就再也没有人能有这样的声望了，能够实现新旧两派之间的政治和解了。所以司马光一走，从此北宋后期的政坛大撕裂、大乱斗，就拉开了大幕。这是大宋朝的历史遗憾。
那这个遗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TED演讲，题目叫做《如何发起一场运动》。这个演讲者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美国作家，叫德雷克·西弗斯。他在这个演讲里面有一个洞察，就是发起一场运动，不论大小，小可以是校园里组织一个活动，大可以发起一场社会转型。不论哪一种规模的社会运动，只要发起，都需要两种人。
第一种人我们都知道，叫我们需要领导者。其实当领导者没有那么难，他的任务就是站出来，当大家都在当庸众的时候，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他突然站出来，我发表不一样的观点，我做不一样的事情，就够了。他就是领导者。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他非常孤立，他会被人嘲笑，因为你跟大家都不一样。所以一个领导者必备的素质是什么？俩字，勇气。有勇气，他就已经是合格的领导者。
但是请注意，只有领导者发起一场运动远远不够。一场能成气候的运动，还需要另外一种关键角色。什么呀？就是第一个追随者。第一个追随者，他确实不需要那样的创造性，和那么大的勇气，因为他已经是追随别人，他不需要独创性。但是第一个追随者的任务也不轻松，他有两个使命。我得号召其他人也加入，让更多的人看到加入的风险也不高，看我，我不就加入了吗？也没事。对吧？他得干这活。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事，只有当这个第一追随者他做得好，他的行动有建设性的时候，他才能把那第一个站出来的人的形象，从一个孤独的怪人变成一个领导者。没错，这个逻辑稍微有点绕。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并不天然就是领导者。他可能在大家眼里，他只是一个孤独的怪人。只有当第一个追随者出现的时候，那个孤独的怪人，你很伟大，你特立独行，你是领导者。领导者到这个时候才诞生，不是他站出来的时候就诞生了。
这个原理在很多宗教的历史上也都有所体现。你看那些教主刚站出来的时候，他距离这个宗教的创立还很远。为啥？因为教主的行动方式，在当时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孤独的怪人，教主不可模仿。那只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他的第一代弟子也成熟了，也站出来了。比如说基督教里面的圣彼得，还有佛教里面的阿难、迦叶，这些人一旦成熟，那就厉害了。他们不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实务行动能力，而且他们追随教主的方式，这才是那些普通人可以模仿的对象。这个时候一个宗教组织的扩张才成为可能。
对，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能成，往往也是因为背后有实务型干部的支撑。比如我们熟悉的刘邦身后的那个萧何，还有罗斯福身后的那个劳埃德·霍普金斯，他们都是这样的人，支撑前台的那个领导人能成。其实我们中国人，理解这个模型一点也不难对吧？想想看，取经队伍当中光有唐僧，没有孙悟空那行吗？没有孙悟空，就斗不过沿途的那些妖魔。可是光有孙悟空行吗？没有唐僧坚定地要去天竺，这队伍只怕也早就散了。所以这两种角色，在一场社会运动当中都是必须的。
你看任何一项事业，既需要一位坚定的精神性的领导者，他们的任务是死死地把住方向。那与此同时呢，也需要一些身段灵活的、方法多样的干部，业务型的干部，他们的任务是摆平那些棘手的问题。
今天我们是在公元1087年，大宋元祐二年。我们送别司马光，我们看到了他生前的努力，也看到了他身后的那些乱象。但是平心而论，司马光什么都没有做错。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扮演好了自己预定的历史角色。是这个时代辜负了他，是这个时代没有为他准备好一批合格的实干型的追随者，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人才空洞，就在这一年的大宋朝堂上，那么空荡荡地摆在那儿，向我们展示着一种时代悲剧的样子。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087年司马光走后的大宋故事。我们下一年到了1088年，我们不在欧亚大陆的东边待着，我们要去欧亚大陆的另一边，我们去看另一个现代文明的人类奇迹。下一年我们再见。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说坏消息，就是2025年只剩下最后四周了。但是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也还有四周就要举办了。每年跨年，都是我们和彼此创造一个小小仪式感的机会。今年全国很多城市的同学，都已经自发组织了跨年演讲的分会场，真的是自发组织的。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0家分会场确定要举办。我当然知道举办这么一场活动非常不容易，所以在此要郑重感谢他们很多人，都是《文明之旅》的老朋友，线下看片团里面的熟面孔。
如果今年你想让跨年多一个出门的理由，不只是看一场演讲，而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把这一晚过得更有仪式感，也欢迎你来加入身边的分会场。好，现在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搜索一下你附近的分会场，说不定就在你们家楼下。好，期待今年跨年，不止在线上，也在线下的某个场馆里，期待和你一起迎接未来的1000天。
公元1087年，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致敬司马光。风烛残年重归政坛的司马光，并没有能够弥合北宋新旧两派之间的那个巨大的裂缝。但对于这样一个老人家来说，我们似乎也不应该要求更多了。今天的最后，给你读一首司马光退居洛阳的时候，跟他的老朋友邵雍，这是北宋很著名的一个思想家，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他们之间唱和的诗。这是一首七律：
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
细雨寒风宜独坐，暖天佳景即闲游。
松亦足开青眼，桃李何妨插白头。
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想起司马光，我们的印象里通常都是那个说“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的”那个严肃的，甚至是有点刻板的老先生的样子。可是你也听到了，刚才我读到的那一句“桃李何妨插白头”，你不觉得好高兴吗？春天里粉红粉白的桃花李花，插在他老人家的满头白发之上，这天地之间一时都明亮起来。对，就是这份明亮，和他那部《资治通鉴》，一直照耀着千年后的中国人。致敬司马光！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每一条我都会看。当然，我更欢迎的是，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拜托你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
下周三《文明》，我们会讲到公元1088年，我继续在这等着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