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3年。这是大宋崇宁二年，大辽乾统三年。
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宋徽宗上台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失去了耐心，中间道路不走了，猛打方向盘，重新回到了宋神宗的变法路线上来。那结果呢，就是韩忠彦和曾布这一届宰相班子，下台靠边站。宋徽宗任用了一个新宰相，谁呀？他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奸臣之一——蔡京。
那宋徽宗为什么失去了耐心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大量火烧眉毛的问题，朝臣们提不出解决方案、不办事。比如说缺钱，曾布就说：“当时国家财政是进得少出得多，国家的仓库，你打开大门看看都是空的。”但是你看这些新旧两党的大臣们，天天在讨论啥？我举个例子，这个阶段有一个言官叫任伯雨，这人口碑还是挺好的。他半年时间就上了108道奏疏，差不多你算一下就是三天写两篇，那真是作文小能手，快日更了。这些奏疏上面都写了啥呢？按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可重要了，写的都是关乎天下兴亡、社稷安危的大事。他自己还说呢：“小事我是不写的。”那你懂的，这就是明摆着，他只说空话不理实务。
我要是宋徽宗，我二十多岁的年纪，我整天看你这种老头子给我写这种空谈大道理的小作文，我看着也焦躁。朝堂里那么多要事要办呐，所以他把宰相换成了蔡京。什么好处呢？这蔡京名声虽然不好，但是真能干、真解决问题。咱们就说理财能力，蔡京上台之后，马上就调整了食盐的专卖办法，那真是立竿见影，立刻新增300万的收入。这徽宗一看就来神了，居然这么多钱！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只是蔡京的一个见面礼。后来的事实证明，蔡京搞钱的本领那确实很大。所以不管徽宗皇帝内心里多不待见这个蔡京，他确实不待见，但是他也不得不频繁地启用蔡京。这才有了后来蔡京四起四落的故事，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聊。
就说这一年宋徽宗启用蔡京，当时大家什么感受？大家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咱们就说两点。第一点是，蔡京这个人做事没什么底线。他还没当宰相之前，就有人说这样的话了：“咱们大宋朝这个天下是好是坏，你就看一个指标，就是当今天子会不会启用蔡京。如果启用蔡京那就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蔡京早就表现出了一种做派，就是喜欢结交宦官。为什么结交宦官？就是为了获得跟皇帝沟通的另外一个管道嘛，这不是正人君子该干的事。所以有人就推理，如果蔡京当了宰相，你放心，后宫里面会有一堆宦官会得势。这是个连锁反应。那宦官得势，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教训还少吗？那天下还能不乱吗？
后来果然，为什么徽宗皇帝这一次会启用蔡京？我以前讲过对吧，他原来是一个闲散的王爷，他和这些朝臣其实并不熟，他也不知道蔡京是谁。那为什么会用？就是因为蔡京搞定了一些宦官。以后我们会讲到那个人，你肯定也知道他的大名，就是童贯这样的宦官。当然还有什么皇帝身边的道士，皇宫里面的女眷呐，都被蔡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搞定了。所以这些宦官、道士和女眷天天在徽宗耳朵边上说这个蔡京的好话，蔡京就被用起来了嘛。那你想，这是个走歪门邪道的人呐，他一旦上位，那政坛的风气还能好得了？
这是第一点。那还有一点，为什么当时的人也不喜欢蔡京？就是蔡京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让人看不惯。我说个情境你来感受一下：据说有一次大臣们上朝，大家待在那儿暂时也没有事干。那个太阳光就照射过来，刺得人眼都睁不开，所有人都背过去，只有这个蔡京直接仰着头，在那儿盯着太阳看。我天呐，这是什么特异功能，是练过瑜伽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旁观的人就很感慨，说你看这样的人，他日后是必定大贵，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大贵了、得志了，这个人也一定是国家之大患。
你看这就是蔡京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你能力确实很强，你能直接看太阳，你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但是你这个本事好像又挺邪门的对吧？对于天下苍生也没有什么用，大家一点也不佩服你，你这个人透着一种邪门的狠辣。我估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都不一定，但是蔡京当时就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时朝野流传一句顺口溜，叫“大蔡小蔡，还他命债”。什么意思？就是说蔡京，还有他那个同胞的弟弟叫蔡卞，说我们这些人呐，跟蔡家兄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倒霉，我们上辈子欠他们俩一条命，这辈子我们来投胎，就是来还他们债的。你听听看，这兄弟俩都是什么口碑。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意外嘛，谁让他是蔡京呢对吧？中国古代奸臣多了，像蔡京这么著名的奸臣，那也很少的。
蔡京是奸臣，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在中国古代所有王朝里面，大家最想穿越回去生活的，就是宋朝。因为宋朝不仅政治宽松，而且老百姓的福利还好。宋朝有什么养老院、有公立医院、有公共墓地，都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弃婴收养制度，大冬天还给流浪汉提供收容站等等都有。请问这些福利设施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请注意，这么一整套完善的、针对穷人的福利体系，在整个北宋的历史上，可不是一直都有的，它就是一小段。那请问是哪一段？对，这个福利体系大规模建设和全国性推广，不在别处，就在蔡京当宰相这期间。
奇怪吧？中国古代社会福利的最高峰，居然出自公认的昏君宋徽宗和公认的奸臣蔡京之手。我现在就问你，你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所以就有历史学者提出了一个词叫“蔡京悖论”，说的就是这个反差感。这么坏的人，怎么干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好，那请问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他们俩什么收买人心、粉饰太平等等，没安好心都行。但是我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不能停留在这么表层的解释上，我们要追问几个问题了：第一，蔡京为什么要搞全民福利？第二，他搞得成吗？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搞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好的政治会带来什么启发。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蔡京蔡宰相，他到底搞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福利体系。我先请你来想象一个情景：假设我是北宋末年一个城市里的穷人，我岁数也大了，我也没有儿女赡养，也没有亲戚可以投靠，身上还有点小毛病。那好，在蔡京当宰相的时候，我能指望国家为我做点什么吗？你要是听完了朝廷的政策宣讲，我鼻涕泡都能乐出来！首先，我能住进居养院。这是专门收养老弱病残和孤儿的机构，我在里面有吃有住，冬天有棉衣棉被，有专人照顾。如果我生了病，就转到安济坊。那是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医疗机构，请注意，它还不是把所有的病人都塞在一起，而是按照病情的轻重还要分开，还要防止互相传染，还有专门的厨房负责煎药煮饭。
如果不幸我死了呢？又没有家属来收殓，那怎么办？别担心，国家会把我安葬在漏泽园。“漏”就是遗漏的漏，“泽”是恩泽的泽。你听听，被恩泽遗漏的人，那就是原来没人管没人疼的人呗。现在好了，徽宗皇帝和蔡京宰相疼我，每个人会给我一块八尺大的墓穴，两块方砖。这两块砖很重要，因为上面要刻着我的名字，还有下葬的日期这些信息。就是万一将来有一些什么远亲呐，来认领我的尸骸，也好找到我嘛。你看想得是真细。
好，大宋朝就有了这么三个机构，穷人的生老病死，这是一条龙服务。我是个穷人底层人士，我才不管你朝堂里的士大夫觉得蔡京是不是好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个活菩萨嘛。那你说，这蔡京搞的这一套是不是一个面子工程呢？就是在开封城搞个样板就算了？不是的。蔡京是真把它推广到了全国。朝廷是有规定的，凡是有1000户以上的城镇，全部要设立这三个机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现在我们去查史料，包括很多地方志上都有设立居养院和漏泽园的记载。不仅有史料的证据，现代也有考古证据。我就查到了一个，比如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的三门峡市，北宋的时候这里叫陕州，就发掘出了北宋的一个漏泽园的遗址。发现了多少墓葬？849座，都是安葬穷人的，免费安葬、政府出钱。849座，规模不小的。来我给你看一张出土的墓砖的照片，我们现在还可以模模糊糊辨认上面的字。你看写的，叫“崇宁四年三月十八日，兵士刘善，效字号”。你看下葬的日期、姓名、身份全部都有记录。如果这个刘善在世上还有亲人，是真能够找到他。你看，地方政府是真的严格执行了朝廷的相关规定。
这三个机构不仅在全国推广，而且机构的保障标准是非常高的。在有的居养院里，那是有吃有喝有穿，床是那种带帷帐的床，冬天要生火炉的，夏天是要搭凉棚的，老人配给女佣，弃婴是有奶妈的。我的天呐，这可是在宋代，那可是招待贫民呢，居然是这样的生活标准！后来有的地方搞的标准也太高，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就下了圣旨，批评地方官搞得太过分。宋徽宗说：“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居养院，居然还备了酒席，搞得像高档的宴会厅，这是不是不合适？”是不合适归不合适，但事实如此，国家当时确实在大把花钱去照顾穷人。
而且你别忘了，这一切背后的操盘手是谁？是蔡京。那可是大宋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行政人才。他老人家干事你放心，不仅效率高，背后还会有一整套的制度来保障系统的运行。比如说拿办福利的成绩来考核地方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他这考核能有多细？是一直深入到最基层。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给穷人治病的安济坊的医生，蔡京给他们每个人发一本手历，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病历本。你作为医生你要记录每次治疗的情况，是治好了还是没治好，然后按照治愈人数到年底给你搞排名搞考核，有KPI的。
行了，这套制度咱们不说更多的细节了。你就说就冲这么一套安排，所以有现代的学者居然就讲：天呐，中国宋代的社会福利水平，比现代西方国家还要好。对，西方国家顶天了，对老百姓也就是从摇篮管到坟墓对吧？而宋代从摇篮还要往前嘞，一直管到十月怀胎；从坟墓还要往后管，一直管到身后的祭祀。这叫“从胎养到祭祀”，这个福利水平，比什么从摇篮到坟墓还要好。如果你不是生活在咱们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如果你对蔡京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没什么了解，你作为一个境外的学者，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中国宋代的蔡京简直就是现代福利社会的先驱？对，日本东京大学有一个汉学家叫小岛毅，他研究完了之后就建议：“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要给蔡京翻个案呢？因为按我的研究，如果后来中国一直按照蔡京这条路线走下去，那整个东亚的历史恐怕都会不一样，中国可能早几百年就现代化了呀！”这日本学者的说法当然过甚其词，但是我觉得你从中也看得出来，就是蔡京的福利方案，即使放到今天看也是令人惊讶的。
好了，替蔡京吹的牛咱就吹到这儿。接着咱们要问了：这一套福利制度，它是真的这么好吗？它能维持下去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不可能，它搞不下去。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请问钱从哪儿来呢？对，现代福利国家的底气是建立在现代的生产力水平上，而中国的宋代它是农耕社会，社会生产的剩余非常少。而且你懂，宋朝本身就是冗兵冗官冗费，这个负担就已经很重，上哪还有这么多的财力来照顾贫民？蔡京虽然权力大，你是宰相，但你能凭空变出钱来吗？好，我们就把蔡京搞的这个福利，把账本摊开看看，这钱从哪儿来的。就在这两年，朝廷为社会福利指定了两个经费来源。上一年就是公元1102年，朝廷指定居养院的经费来源叫“户绝财产”。说白了，就是指那些没有子嗣继承的民间财产，绝户。但你想这才能有多少？好，到了这一年1103年，朝廷又下圣旨了，说户绝财产应该不够，那好，再指定常平仓的钱作为福利的来源。
请问常平仓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国家的灾备基金。丰年的时候国家购买粮食存起来，荒年的时候再低价卖出去救灾。这是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粮。所以这一年下的这道圣旨，本质上就是蔡京挪用了常平仓的钱去搞贫民福利。这等于什么？就搁今天说，就是一个城市把防洪基金拿去建了养老院。养老院确实建起来了，非常辉煌，老百姓也好评如潮。但是洪水万一来了怎么办呢？就只能干瞪眼等着出事。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而且拆的还是承重墙。果然要不了多少年，大宋朝的常平仓就见底了、没了。等到了宣和二年的时候，宋徽宗就又下了一道圣旨，说：“现在这个情况很古怪，现在是贫民穷人吃得饱穿得暖，但是朕的那些士兵没得吃，士兵还有逃亡的，这么颠倒过来怕也是不行吧？”宋徽宗自己说的。果然就在那一年宣和二年，南方浙江江南好地方，就爆发了方腊起义。这是北宋后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民变。这说明什么？说明国家用搜刮百姓的方法搞来了钱，然后用这笔钱当中，肯定只有一部分去办福利。最后倒霉的，那不还是老百姓吗？你就想，在现代国家福利搞过了头，那国家财政也受不了，更何况是在宋代。所以这是搞不下去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其实压根没解决。
说蔡京这套福利制度搞不下去，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你想，现代福利制度的基础是什么？是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老百姓说好了负责依法纳税，那政府呢，说好了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提供社会福利。所以民众和政府之间是一个对等关系，他们当中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博弈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的福利到底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给老百姓发钱照顾老百姓应该发多少。这取决于国家的征税能力、财政的承载能力，以及社会共识，是一系列博弈的结果，最后达成一个动态平衡。
好，我刚才说的这一套，要是我真穿越到了这一年，有机会把这番话讲给宋徽宗和蔡京听，他们俩肯定是听懵了呀！啥社会契约？啥动态博弈？这是什么鬼？老百姓有福利，有且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恩浩荡！我皇帝是子民的君父，就像爹对儿子好，我掏心掏肺就行了，还有什么博弈的问题？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这是宋徽宗和蔡京的逻辑。那好，你用这套皇恩的逻辑来搞社会福利，那社会福利请问应该是在什么水平上？那你不就是拍脑袋来嘛！这水平就不会稳定的，而且质量也会很差的。你想，对当时的地方官员来说，办福利的唯一动机就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一种单向激励，他可不是真想照顾老百姓，这很容易就变成了一场忠诚竞赛对吧？地方官之间互相会比的，谁执行蔡宰相的指令更积极更有效，所以必须扩张规模、必须抬高标准、必须铺张浪费，宁左勿右。不然我的政绩从哪来呢？至于我办的福利，是否精准、适度、可持续，以后再说，我这地方官能当几年没那么重要。所以这个阶段，大宋的居养院就越建越豪华，里面什么金漆的器物、毛皮的被褥，还有什么奶妈和女仆。请问这都是为穷人服务的设施吗？不，这是为上级派人来检查而准备的。这个你懂的对吧。
好，与此同时，那些福利经费去了哪儿呢？以当时的治理水平，那当然会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执行者的腰包对吧。比如说漏泽园，那是埋穷人的公墓。当时的制度，是按照埋葬人数来领取官府的经费。那好啊，具体执行的人为了凑数，这有一具尸骨，拆了拆好几份，一份尸骨埋五个墓，好到官府那儿拿经费。真的史料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再比如，到底是什么人住进了那么豪华的居养院呢？我没有证据，我不敢说完全没有穷人。但你想也想得到，这么豪华的所在，那些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块肥肉呢？宋徽宗后来自己有一道诏书，就在说这个现象：“我打听过了，奇了怪了，怎么还有年轻力壮的人住进了居养院呢？你们地方上这么搞，朝廷怎么受得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别说宋朝，即使在现代社会前些年也有过一个讨论对吧？有人就提议，说国家建设廉租房最好不要建套内的厕所，只建公共厕所。否则廉租房如果是独门独户的套房，里面有厨房有厕所，这房子的质量恐怕就太好了，那难免就会有些人走关系占用这些廉租房，而真正需要的人反而拿不到。这是说现代社会，而那是在宋朝。所以你就知道，宋徽宗和蔡京的这套社会福利系统是肯定搞不成的。
但是我们不止步在这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个问题。假设，假设这套福利制度，它不是出自于宋徽宗和蔡京这一对昏君奸臣之手。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朝政清明、圣君在上贤臣在下的时代，请问这一套美好的全民福利制度有没有可能建成？毕竟传统的中国读书人都能背诵《礼记》上的那段话，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什么？这几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吧，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这说的不就是全民福利制度吗？那早就提出这么美好的理想，它怎么可能就建不成呢？
那我们就接着问了，在大宋朝有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全民福利制度吗？很难很难，几乎是不可能。这跟蔡京这个人的个人品德其实没关系，你就换了包青天来干这个事，他是一样干不成。为啥？因为核心的基础条件不具备。这个话题非常大，只是浅浅地说几个原因你来感受一下就好。首先在传统社会，你想识别出来一个值得用公共资源帮助的穷人，就非常困难。我不是说没有穷人，是识别出来谁该用公共资源去帮助的穷人，非常困难。这话听着像抬杠，但是你仔细想想，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中，请问什么是穷人？很简单，就是钱少的人就是穷人。好，那现在我们穿越到宋朝，我们切换到农耕经济和熟人社会这两个条件下，请问一个人钱少他就穷吗？那可不一定。比如说一户农民，他手头可能确实没几个现钱，但是他家的地窖里还藏着不少粮食，请问他穷吗？在农耕经济下，主要是实物产出、实物交换，钱也就是货币还没那么重要。我小时候就见过当时农村人的状态。就一家人当中，壮劳力下地种粮食，一年忙到头其实挣不了几个钱。但是那些姑娘媳妇搞搞庭院经济，养几只鸡几只猪，下了蛋到集上去卖，这反而是家里现金的主要来源。但是当时的农村人心里明镜似的，家里经济的压舱石还是那个种粮食的壮劳力，姑娘媳妇挣的那点现金，它是家里的零花钱，确实，但它没那么重要。用那点货币其实衡量不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这是农耕经济的特点。
还有一点，农耕经济它往往也是个熟人社会。就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你不能只看他名下的私人财产，你还要看他所在的社会网络。如果一个人真是急用钱，他的宗族、他的邻里、他的乡亲会不会出手拉他一把？这才决定他的真实生存状况。就像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农村孩子家里拿不起上大学的学费，全村人给凑的。所以你看《礼记》里面我刚才背的那句话里是怎么说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指什么？一个老头年老无妻叫鳏，寡是年老无夫，孤是少年丧父，独是老年丧子，废疾者是没有劳动能力。这说的都不是指一个人没有钱，而是指他在熟人社会里面的社会支持网络崩了。那好，这个时候外界来帮你，天经地义。这才是《礼记》里讲的大同理想。请注意，这里面可并不包括单纯这个人没有钱的情况。
好，我们再反过来看，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一个人没有钱就会被认为是穷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两个特点：首先人的主要收入它不来自于土地收入、实物收入，主要是指货币工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个陌生人社会。对，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几乎全部反映在他每个月的工资单和家里的那本存款账户上。一个人一旦失业或者是破产，马上就是绝境，没有人帮他。这是现代社会人的处境。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美国当年打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是奴隶主，北方是工业社会。请问是南方的奴隶更悲惨，还是北方的工人更悲惨呢？来我给你念一段当时一位为南方奴隶社会辩护的思想家的说法。他是这么说的：“自由社会中（指的就是北方），失业工人被抛弃无人问津，只能饿死。而在我们南方，虽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可是永远不会失业的，因为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会像保护自己的投资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观点肯定是胡搅蛮缠了，你就问这个作者自己，他是愿意当自由的工人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就好了。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话里面它确实也包含了一部分事实，就是你别把北方工业社会的工人的状况想象得太好。对，在工业时代，在陌生人社会，一个人其实是既孤立又脆弱的。他穷不穷很容易认定嘛，你就看他有没有工作，再看看他的存款账户就行了。
这个看似简单的穷人的认定系统，你发现没有，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前提的。就是现代社会把一个人从他的熟人社会那个网络里面拔出来。好，现在你孤立了，你到了陌生人社会，你可就是您自个儿了，您的经济状况就是您个人的经济状况，跟你的宗族、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没关系。而这个前提，在我们现在讲的宋代这个传统社会里并不存在。所以蔡京说国家要照顾穷人，听起来挺好，但是我们就看具体。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就是一排房子一排农户，请问谁是穷人呢？怎么认定？谁来认定？用什么标准来认定？你发现答不上来。其实他没准全是亲戚，这一排人他互帮互助对吧。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大宋朝办福利特别困难。假如我现在是大宋朝某个县里面的小康人家，比如我就是宋江，我自己就是衙门里的人，或者我跟衙门里的人有点关系。现在有一个远方的穷亲戚家里遭了灾投奔我来了。本来我宋江及时雨，这负担就是我的，我得养着他，我是他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熟人社会对吧。现在好了，蔡京不是办了个居养院吗？我跟衙门里的朋友熟，给朋友塞点小钱，喝点小酒打个招呼：“我有一亲戚，这是我认识一穷人，一点收入也没有，要不让他去住那个居养院？冬天有炉子夏天有凉棚，有老妈子伺候着多好！”你看，是不是一点毛病也没有？既符合朝廷的政策，他是个穷人；还省了我一笔钱，我不用花钱养他了；我这亲戚还能有吃有喝，过得比我还好。你看多好的安排。但是请问，你跳出来看就知道了，我宋江的这个亲戚，他真该享受这个社会福利吗？你看这就是传统熟人社会穷人身份认定的困难。
除此之外你想，如果要运行一整套社会福利系统，至少还得需要这么几个条件吧？你得有一支职业化的基层行政队伍，这才有足够的人手去入户核查、持续跟踪。你富了你挣钱了，你就得从这个穷人名单里剔出去。谁是穷人，这可不能让官员和衙役们说了算对吧。好，你还得有一套独立运作的审计和监察机制对吧，你才能让经费的每一笔都流向有据可查。你得有相对透明的信息环境，让受助者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谁可以申请，什么情况下可以举报等等等等。请问我刚才列的这些条件，哪一条在我们现在聊的宋朝它具备了？对吧，行政的、技术的、法律的、信息的、道德的，所有这些底层基础设施在这个时代根本就没长出来，你还办什么福利呢？
不仅有这些技术问题，其实在更上面还有一层观念问题，什么叫穷人。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韩非子就回答了，说什么叫穷人，他们要么就是乱花钱的人，要么就是懒汉。这就是韩非子的定义。按他的意思，国家救济穷人那不扯吗？就相当于从勤快人手里把钱拿走，奖励给懒汉。韩非子的说法。商鞅那可就更狠，说在我们的秦国，一个人如果因为懒而变穷，这干脆就是罪，抓起来当奴隶去。对，在法家的世界观里，穷是什么？不仅不值得同情，穷本身就是一种罪。这种观念我们今天的人是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传统社会，你要到一个村子里去看，这村子里谁是最穷的人？当然有一部分肯定是遇到具体困难，刚才说的鳏寡孤独废疾者，有这样的情况。可是也可能就是村里的那个懒汉和二流子，解放前哪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人，怎么能因为他穷就同情他呢？你看，这也是当时人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
你可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法家这么想，我给你举个国外的例子。19世纪英国人办那个社会福利事业，好像这是好心慈善等等。不，这里面有一条刚性的原则，叫劣等处置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出钱办那个叫济贫院，济贫院里的生活条件必须低于社会最低收入的独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这是精确定义，我再念一遍，是必须低于社会最低收入的独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说白了就是，但凡你还有点招，你在济贫院外面你要想找到一个工作，你都活得比济贫院里面要好。对，英国人当时就是这个观念。你不是号称是穷人吗？想要国家救济对吧？好，明白了，你就是想不劳而获行吧？不劳而获就不劳而获吧。那好，明告诉你，社会上是没有救济的，你别说今天吃饭到这儿来，然后回家舒服待着，没那事！想要救济必须住进国家办的济贫院，在外面可没有。进来之后不好意思，吃得是最差的，比外面最穷的工人还要再差一点。说白了就是只能让你不死，而且过得非常苦，要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体力劳动甚至都没什么意义，我看有的材料，有的工人就是把大石子给砸碎，就这个体力劳动没有用，但是必须要干。而且你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纪律，包括家庭分居。两口子还想住一块？哪有那个事，都是独立的。这就完了？不，还得羞辱你呢。你得穿统一的那种极其丑陋的济贫院的制服。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么做了，外面的人他才不敢来蹭福利。又苦又丢人，谁去呢？不到万不得已不去。这一套制度在英国，可是一直执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说帮助穷人这不是理所应当吗？这是国家的义务。这个今天听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人类其实是花了好几百年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这是文明的一个进展。而在我们今天讲的蔡京蔡宰相这个时代，不仅这个共识不存在，而且我刚才讲的那个相反的观念是很有市场了。穷就是活该，穷就是懒，国家凭什么拿好人的钱去养懒人呢？你看，这是蔡京这个时代的上层观念。
那我们说蔡京搞的福利措施，它在当时其实是个奇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它全部都倾向于多要权力、少揽责任。这是当时政府的一个本能。我们稍微说个题外话，你可能也听到过一个说法，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不下县”。就是皇权影响力所及主要是在县一级以上，乡村怎么办呢？当时主要是宗族自治。所以有的书看起来挺美好的，说中国的古典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乡村自治社会。但是秦晖老师有一本书，我今天带来了，叫《共同的底线》，这里面就把“皇权不下县”这几个字来了一次当头棒喝。说哪里是什么皇权不下县，准确说就是国责不下县。就是国家的责任，它不会落实到县以下对吧。想来也是，皇帝的权力它主要是什么？收税的权力，剥夺老百姓钱的权力。那不下县你想得太美了，那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古诗里面不是有一句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你就是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皇粮国税你也是跑不掉的，谁说皇权不下县？但是反过来，有一个东西可是不下县的，什么？公共服务。什么修桥修路、救灾济贫、办教育，在县以下，不好意思皇上可就不管了，几乎全靠民间自己解决。皇权政府是能推就推，能不管就不管。
请注意，这可不只是中国，西方传统社会里面的政府也一样的。比如说西方人经常讲，说现代福利制度的开端是在英国。又是英国。是英国在1536年和1601年颁布的两部《济贫法》，这两部法律明确了国家有救济穷人的责任。是不是听起来挺伟大的？英国国王人性这么好大发慈悲呢？不是。你得去看这两部法律出台的背景。那是因为当时英国国王要和罗马教皇掰手腕，我英国国内这么多基督教，请问是听我的，还是听远在天边的罗马的？国王说你应该听我的，我近在眼前，所以国内的基督教财产得全部没收归国王。但是当时基督教的很多修道院是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的职能，它是宗教它有这份情怀，办医院、办孤儿院、办救济所、办学校等等。你国王把所有这些财产没收了，你不能只要财产不要责任。所以英国国王扒拉了一下算盘说没办法，不得不把救济穷人的责任跟基督教的这堆财产全部揽了过来，这才有了这两部《济贫法》。所以你看，福利制度它在英国这个情况下，它只是国王权力扩张的一个副产品。哪有什么大发慈悲这种事。
那我们回到中国古代。你可能会问，那在蔡京之前有没有过搞社会福利的尝试呢？有。确切的记载我查了至少有两处，但是请注意，这都不是国家的正式制度和正式机构。比如说南朝，梁武帝就搞过一个孤独园。具体材料没有了，但是看得出来这就是当时照顾孤儿的一个福利机构。好，后来到了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她也搞过一个照顾病人的悲田院。但是请注意，梁武帝、武则天这两个人干的事都是有佛教背景的。梁武帝你肯定知道，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武则天也差不多对吧。他们这么做的性质都是君王私人做的佛教意义上的施舍，帮助穷人。这可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比如他们俩干的这个事只在首都一个地方搞，根本就做不到全民覆盖的。那武则天之后不是唐玄宗吗？唐玄宗的时候，那个著名的宰相，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就知道他的名字，姚崇、宋璟之一的宋璟，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悲田院这个事不该干。因为它超出了国家能力，这种国家搞的小恩小惠没有意思，这不叫善政。”宋璟这样的大宰相说的。
所以带着这些背景，我们再反过头来看蔡京现在干的这个事。你发现没有，他恰好是反着来的。主动替朝廷揽下了一个巨大的、其实也承担不了的公共福利责任，搞出了一整套全国性的常设的、有编制有考核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违反了当时政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什么？违反了当时政权本能的一个搞法。有一句话就在嘴边就要出来了对吧，叫“事出反常必为妖”，它一定不正常。那蔡京为什么会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粉饰太平，是为了满足宋徽宗要当一代圣王的虚荣心。可以说这君臣二人，是为了一个错误的目标，做了一件看起来正确，但实际上不仅做不成，而且害国害民的事。结论就是这个结论，但是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咱不能停留在这么简单的一个结论上，就像蔡京，他本来就是个奸臣，不多我这儿多骂他这几句。我们还要再往深看：蔡京为了一个坏目标给了一个错答案，但是我们还要问，他有没有提出一个好问题呢？
都说宋徽宗和蔡京搞全民福利其实是个面子工程，是的，这咱得承认。但是你想，如果只是为了搞面子工程，那会有一万种更便宜更省事的方式。比如修个宫殿、搞个祥瑞、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请问哪一样不比搞现在这个全国性的福利体系更省事呢？而蔡京他偏偏选了一种最费钱最费力、最容易被人攻击的方式。请问这是为什么？要想理解这一点，咱们还是得退回来，回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再去看。如果你看过我们《文明之旅》前面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到现在蔡京上台这几年，这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30多年里面大宋政坛是个什么样？我觉得就是俩词，一个叫热闹，第二个词叫单调。既热闹又单调。
说它热闹是因为反复折腾。你算算这都多少轮了，神宗变法用的是新党，高太后上台开始用旧党，哲宗亲政又用新党，向太后垂帘又开始用旧党，现在徽宗亲政中间路线不走了，又开始用新党。反复折腾，这叫热闹。那为什么又说它单调呢？因为虽然热闹，但是用的是同一个剧本，过几年换一波主角再演一遍。更要命的是什么？是双方的演员，是越演他越不走心。你看早期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也吵，但是好歹是在争具体的政策，那个争的范围非常宽阔。一会吵青苗法到底好不好，一会吵免役法要不要改等等等等，话题很多。可是到了哲宗朝之后，这个政治争议就变成了符号之争。新党这边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四个字，叫“先帝之法”。你反对新法那你就是反对先帝，你反对先帝那你就是个叛逆。旧党这边最有力的武器也是四个字，叫“君子小人”。你是新党的那你就是小人，你是小人那我跟你拼了。你看双方都这么个姿势，他们争来争去就是几个符号。你是元祐还是绍述？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你拥护先帝还是反对先帝？就这么几个词，翻来覆去地撕了30年。
所以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叫吕中，他就说：“神宗皇帝在的时候，大家虽然争论，但是好在都出自公心。而到了元祐年间之后呢？不管新党旧党，不管是争东还是争西，那都是出于私利了。”你感觉出来没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政治气氛，叫既紧张又沉闷、既动荡又僵化。对，所有人都被锁死在两套越来越空洞的话语系统里面。不是东就是西，不是黑就是白，没有别的选择。请问这是什么呀？我送它一个词，这叫“国家目标的匮乏”。是的，不仅国家经济状况可以陷入匮乏，国家的目标状况也可能陷入匮乏。没有目标。上上下下这么大的大宋朝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新党要么旧党。那么请问大伙的奔头目标到底是啥呢？没了，迷失了。
你倒转30多年宋神宗那一会，国家目标好歹还有两个对吧：富国、强兵。这是传统法家的主张。这两个目标其实也不算多的，你要让儒家来说，他会觉得不够。孔子不就说嘛，国家目标至少应该有，叫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是在国富兵强之外，还得加上一个民信。孔子甚至说宁可没有国富兵强，也得有这个民信。民无信不立。那什么叫民信呢？孔子的意涵其实很复杂，它既包括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又包括老百姓对统治者的政治信任，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共识程度。你看孔子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目标就立体多了，就丰裕多了，它就不匮乏了嘛。
那到了现代社会，关于一个国家的目标这个讨论就越来越多。比如现在联合国就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就至少包括三个核心维度对吧。既有老百姓能不能活得好，这可以用经济指标什么GDP来衡量。但是不够，还得有两个维度：老百姓的受教育年限、脑子里的知识水准，还有健康长寿的水平，很重要的。这都是值得一个国家去追求的目标。你看这国家目标就不匮乏。还有一个叫《世界幸福报告》，那提出来的国家目标就更多了，除了刚才联合国那些，还包括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程度、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整个社会的包容程度等等，都算作了国家应该去追求的目标。所以你看什么叫现代文明，不仅是那几个指标什么GDP的那个数值越来越高，是指标体系本身越来越丰富，国家目标越来越丰裕。大家都有奔头，谁都能努个劲，利用自身的禀赋为国家做点事。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宋徽宗刚上台时候的这会的大宋。太可怜了，哪有目标？连当年神宗皇帝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都丢了，只剩下一个目标。两派都争着说：“皇上您就说说到底是我们对还是他们对？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我天呐，吵什么呢？中文有一个词叫国是，“是”就是是非的那个是。这个词就是这个阶段火起来的，指的就是国家的正确方向。听着特别高大上的一个词，后来国是这个词就干脆演化成了什么？国家的大政方针。那在宋徽宗的朝堂上，这帮士大夫好像都在聊国是，但其实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皇上您别当罗盘，这个指针不能乱指，你就是个开关，就是个二极管。治国就是拿个枪尖，反正就这两拨人，你就指到底指哪一拨。其他问题一概不值得讨论。什么状态？这就是我送他们的那个词：国家目标的匮乏。
好，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反过头来看徽宗和蔡京搞的这套全民福利。前面我们反复强调了，不存在翻案的，他们是目标错手段错千错万错。但是你不觉得吗，30多年了，大宋政坛居然因此而多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目标。这很难得。这个时候大家居然可以讨论一个新问题了，不再是新党旧党，而是我们能不能利用国家的力量，为救济贫民做点事？这个目标，上可以接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下可以变成可操作的行政指标。各地都点点算算，你们建了多少居养院，治好了多少病人，埋了多少无主的尸骨。穷人过得好不好这件事，第一次从一个道德口号变成了一个可以考核、可以问责的行政目标，甚至升格它变成了一个可以纠偏、可以扩展的政治目标。对，整个这件事我今天反复强调，动机未必高尚，手段未必正当，但是一个议题一旦被国家正式承认为目标，它确实会大大拓宽后来的政治想象空间。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角度上，肯定蔡京和徽宗的这项社会福利实验。
你可能会说，一个新的政治目标，或者一个新的话语维度，它真有那么重要吗？万维钢老师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代的人他之所以可怜，不是因为他穷困，而是因为他的认知范围之内只有那么几个变量。怎么玩都是无解。比如你去看西晋的那些士族，怎么折腾他都是在什么门第、权力，顶多多一个审美脸上铺点粉，就这点事，就在这几个变量之间打转。还有你看现在很多国家的贫民区里的穷人，他是可怜，但是你去详细了解他的生活，你会觉得他的认知匮乏更要命。他搞到一点钱，他只能在物质生存和精神诱惑之间做取舍。我吃一顿好的呢，还是去买一张足球票去看一下呢？没有其他选项。这叫认知匮乏。
万维钢老师这篇文章有一段话我特别想读给你听。他说：“如果一个工程师，他只能看到工资、绩效和闲暇时间这几个变量，那他就只能要么996要么躺平；如果一个大学生只看到私企的不稳定性和公务员的稳定性，那他就只能做考试的机器；如果一个相亲的人，只考虑对方的收入、学历、长相、家庭和彩礼这几个变量，那无论对方怎么样，他其实都不会满意的。”而且你也知道，如果相亲用这几个标准，他是肯定选不出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个人的目标匮乏。今天我们讲的是国家。国家也一样，你目标匮乏了，选项一旦有限了，你那个思维、你的前途必然就窄化了。
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就提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他说，衡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要看他有多少钱，要看他实际上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他的可能性的空间比他现实拥有的东西更重要。同样，衡量一个社会发展得好不好也不能只看它生产了多少东西，不能只看GDP数字，更要看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多少种有意义的选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他能做什么、他能成为什么。这个选项更多，这个社会更美好。
还记得我们节目以前讲过的那个原理吗？什么叫战术？战术的目标就是为了赢。而什么是战略？战略的目标是为了让己方有更多的选择。这是同样的道理。蔡京的这场福利实验是错的，但是他毕竟为当时的社会多提供了一种选择。好，今天我们讨论了公元1103年大宋崇宁二年，奸臣蔡京提出来的全民福利方案。蔡京是一个坏人奸臣，这没什么可翻案的，但是一个坏人为一个坏目标提出来的一个坏方案，也可以提出一个好问题。就是新旧党争30多年了，当老的话题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的时候，大宋朝的政治有没有可能提出更多的目标选项？
想起来文明其实就是这样的。不仅一代一代的往圣先贤在为它添砖加瓦，每一个走过的路人，甚至是像蔡京这样很邪恶的人，他也会用自己的失败、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尸体，就像那个海洋里的珊瑚虫一样，把文明的底座垒得越来越高。提出好答案当然是文明的进步，像今天的蔡京这样提出一个好问题，它也是文明的进步。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103年的故事。我们到了下一年，公元1104年再见。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本书，它叫《礼记》。致敬那个2000多年前就被中国人写下来的理想社会的模样。你肯定听说过这一句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礼记》里的句子。但是今天请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咱们一起把《礼记》里面这段关于理想社会的文字完完整整地给你念一遍。它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多有力量的一句话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说的不就是全民福利吗？《礼记》里的大同理想，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实现的方案，它只是一个问题，一个好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呢？你看2000多年过去了，人类还在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期间有人给了错误的答案，就像我们刚才这期节目里讲的蔡京和宋徽宗；有人给出了残酷的答案，像我们刚才说的英国劣等处置的济贫院的制服；也有人给出了更好一点的答案，像现代国家的种种福利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完美、确切的最终的答案。这就是伟大理想的样子。它不在于能不能马上实现，而在于能不能一直提醒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方向值得我们共同努力。致敬《礼记》，致敬那个2000多年前就被提出来的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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