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1年，这是大宋元祐六年，大辽大安七年。这一年，苏轼和苏辙这对兄弟都迎来了人生的最高峰。
前两年我们提到苏轼的时候，他还是杭州知州，热火朝天地在那疏浚西湖，搞水利工程。而到了这一年，他又被召回到开封朝廷，升为吏部尚书，这是大宋朝人事部部长的职位。其实朝廷早就打算给他升这个官，但是因为他弟弟苏辙当时的官也不小，又让哥哥担任这么高的职位，会不会惹人说闲话？朝廷就有点担心。刚好前两年杭州也在受灾，所以就让苏轼多留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年才正式提拔。
这一提拔之后，你看这兄弟俩人就比着升官。苏轼升官五天之后，弟弟苏辙又升了官，从御史中丞升为了副宰相。紧接着苏轼又升官，吏部尚书又不干了，又调任翰林学士承旨。这个职位更不得了，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皇帝贴身的首席秘书官。你要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大宋朝马上就会有一段兄弟俩人同时担任宰相的佳话。
但是苏轼和苏辙这两兄弟清醒得很，哪会有这样的好事？如果真的兄弟俩同时身居高位，那还不被那些台谏官的唾沫给淹死？所以苏轼就不干了，他就打报告，说这么安排不合适，朝廷还是给我一个地方官，什么知州的当一当就行了，以免大家议论。他这还真不是推脱，他是真心话。你看他从杭州到开封朝廷，他连家眷都不带，是一个人上的路。路上还不断给朝廷打报告，请求辞职。这就是随时准备着，朝廷让他去某个地方当个知州，他让家眷直接从杭州到那个地方去，这不省得搬两次家吗？
苏轼是这么个态度，他弟弟苏辙态度也一样。“我哥都当那么大的官了，我不适合当副宰相的。要不让我和我哥一样，咱哥俩都给皇帝当秘书去。”
好吧，总之这1091年，朝廷是坚决要，这哥俩是坚决推。从二月份开始，就这么一直僵持拉扯。终于到了八月份，朝廷不过他，苏轼被外放到颖州，就是今天安徽的阜阳，去当知州。所以苏辙这个副宰相也就当稳了，前后干了三年。
请注意，这1091年，大宋元祐六年，这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俩人生的最高点，从此就是一溜下坡路。这兄弟俩的命运，我们今天先放下不提。
那这一年我们聊个啥事呢？我们要关注一件小事。这一年大宋朝又编成了一套书。为什么要说“又”？因为宋朝就是爱编书。你看宋代初年编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叫“宋四大书”。还有别忘了前两年我们说的1084年，司马光编完的《资治通鉴》。这都是中华文化主航道里的大书，一旦编成就刊印不绝，从此成为架上经典的大书。
与此相对照，这一年编成的这一套书叫《营造法式》。那就没有那么主流了。这套书虽然后来也有抄本，但是到了几百年之后的民国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再谈到这套书的时候，通常用的都是这么两个字——“发现”。
什么意思？就是书虽然知道它存在，但是尘封在各种各样的藏书楼里面，没人知道它在。就连梁启超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想来也难怪，什么叫营造？就是造房子，搞各种各样的工程的书。这种书知识分子看了没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反正也不碰这种事。普通的工匠需要看这套书吗？不认识字。他们学手艺就是靠师傅带徒弟，那种口口相传，也用不着这书。所以《营造法式》这套书写出来之后，在南宋之后，基本就从中国文化的、主流视野当中就消失了。
好了，这要说到民国了。1925年，梁启超发现了它，把它寄给了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的那个著名的儿子——谁呀？梁思成。寄过去，在信页上，梁启超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对儿子说的话：“说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你从这句话里面就听得出来，当时的知识界对于重新发现这套书有多兴奋。
这当爹的在中国这么兴奋，可就把在美国的儿子给难坏了呀！梁思成拿到这套书之后，当时的反应就是俩字：“天书”。每个字都认得，但是绝大部分都看不懂，说的是啥跟啥呀？
对我现在手里拿的，给你展示的就是著名的陶湘本《营造法式》。民国大藏书家陶湘，比对了各个版本，然后仿照宋代的版式，做的最精美的一个版本，是当年梁思成先生读到的同款。那我随便给大家看其中的一页。这是《营造法式》里的一页，你就看这一句说：“其平棋方至枪科口内，共高六材五梨，于两跳之内，当中施骑科棋。”啥意思？全书都是这么个风格，大量的专有名词，它也没有个解释，还有各种各样的数字，要不怎么叫天书呢？
那梁思成先生的余生，可以说都在破译这本书。甚至你可能知道，梁思成先生的儿子叫梁从诫。为什么取这么个名？这个“诫”就是言字旁加一个“戒律”的那个“戒”。这个“诚”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营造法式》的作者叫李诚。这是要追随李诚的意思。梁从诫，梁思成先生这一辈子，对《营造法式》那真可以说是以身相许。你看我手里的这一本《营造法式》的注释版，就是梁思成先生一辈子破译它的心血。
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是古人关于怎么做一项工程、怎么盖房子的教科书吗？其实并不是，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
今天我们要解读这本《营造法式》。你可能会问了，这《营造法式》号称天书，我们读得懂吗？这就牵扯到读书的一个窍门。读书不仅要读书里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搞懂一个问题，就是当年这本书它在诞生的时候，它要解决的那个挑战是什么？这比读书里面的内容还重要。
我打个岔。比如说这套名著吧，《战争论》。如果你买了这套书，急不可待，马上就打开书里面的内容去看，你可能会失望，因为是叫《战争论》，可是里面写的战争，这可是二百年前的战争，无论是武器还是战法，早就变了呀！那读完这套书，对于我理解战争还有用吗？别着急，咱们先别慌着打开它，而要追问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这个书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当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他要解决的那个问题、那个挑战，它是什么呢？
你看这套书诞生的年代，是19世纪的30年代，那是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要知道，拿破仑对于欧洲的战争模式的颠覆太大了。有了拿破仑之后，战争就再也不是原来那种叫有限目标的、军人之间的决斗游戏了。战争变成了什么？一种全民动员的、有政治目标的国家行动。所以好多新问题就来了，就战争的性质到底是啥？战争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驾驭战争的复杂性？如何在一片混沌当中做出有效的战争决策？等等等等。这全是新问题。
好了，搞懂了这一层，我们才明白了，为什么《战争论》这本书，隔了二百年到今天仍然是经典。为什么一本压根就没提什么飞机、坦克、航空母舰的战争著作，到今天仍然值得读？因为克劳塞维茨在二百年前对那些问题的思考，到今天还是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还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争的不确定性、怎么做决策。这些问题还要回答。至于具体的那些武器和战法，反而就没有那么重要。
我顺便说一句，其实也不仅是读书，我们平时观察很多事物，也是不仅要问它本身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是因为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挑战，才诞生在人间的？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我们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件东西。
好，我们现在就要回到《营造法式》这本书了。现在我们就要问它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诞生呢？为什么大宋朝廷的官方要编这么一本关于怎么搞工程的书呢？
我们先得确定这本书的性质。虽然它的作者叫李诚，可是请注意，它可不是李诚这个人的私家著作。他李诚是作为大宋朝的一个官员，叫将作监，就是主管京城各种官方工程的官员。这是李诚的职务作品，他是为公家编的。公家为什么要编这套书呢？是为了给大宋朝上上下下，那么多工程师，编一本操作手册，一本教会大家怎么盖房子、搞工程的教科书？其实不是。
你想，如果你要编一本怎么盖房子的教科书，你应该怎么编？大致上，你首先得给建筑分个类，庙、宫殿、衙门，各自应该怎么盖，对吧？每一类建筑从设计到施工到收尾，应该怎么搞？应该是从大到小，从前到后，从粗到细，这么写。但是你翻开这本《营造法式》，你会发现明显不是这么写的。这本书对各类工程的各种零件，列得特别细，但是几乎没有施工技术的任何指导。说白了，你要是想看这《营造法式》，学会造中国古代的建筑，我保证你学不会。所以这肯定不是一本关于怎么造建筑的教科书。
那它是什么？我们再看这本书的书名，《营造法式》。请问，“法式”这两个字啥意思？我们很容易望文生义，这不就是方法和式样？这不还是教科书吗？错了。
“式”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唐代，这是一个法律的专有名词。到了唐代的时候，法律发展出了四种形式，分别叫律、令、格、式。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律，就是一个人犯罪了，判刑的依据；令，是制度规范；格，是具体标准；而式是什么呢？是步骤流程。大致是这么个区分。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怎么样防止官员受贿？律的规定就是：官员收受贿赂，什么情况、受贿多少，那就判什么罪，是律。那什么是令呢？就是各种各样查漏补缺的规定。比如说，全国的那个监察官，多长时间要巡查一遍，这就是令。那格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具体的标准。比如说，官员受贿，请问家人有没有责任呢？比如说，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市场上强买强卖，这算不算受贿等等，这是格要规定的。最后一个字叫式，式就是各种各样的操作步骤。比如说，这个受贿案破了，知道这个官员贪赃了，那请问这个受贿的赃物，要怎么算总值？受贿案件的调查流程是怎么样的？赃物的追缴步骤应该怎么进行？等等，这都叫式。
好，发展到了宋代，“法式”就变成了一个词，指的是什么？明文规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所以宋代文献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词，叫“有法式事”，就是指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无法式事”，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我这么一解释，你就明白了。
你再来看这本书的书名，《营造法式》。现在你知道了，它不是一本没有约束力的、什么传播知识的、搞建筑的科普著作，可不是！这是非常严肃的政府文件，是宋代政府关于建造的明文规定。说白了，这本书你不照着做，如果你不怎样，朝廷就要拿你怎样。这本书不按照它执行是有后果的。
说到这儿，我估计这个答案你已经心里明白了。朝廷为什么要管造房子呀？民间造房子，朝廷就管个大概，规制上不僭越就行了。你具体民间怎么造，朝廷懒得管，也管不了。所以民间造房子，压根就用不上这么细、煌煌几十卷的大书。
那这本书之所以写得这么厚，规定得那么细，是为了管官方工程的，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杜绝官方工程的贪污浪费，而编制的一份工程造价测算的手册。
我这么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费解。我举个今天的例子，你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要编这样的书？有这么个段子，据说只有搞会计的人能听得懂。说有一天一个会计走在大街上，有一个歹徒拿刀要捅他。但这会计身边正好有一本书，就是注册会计师的教材，拿这书往前一挡。好，问题来了，你觉得这个歹徒的刀能捅到多深？答案来了：最多到这本书的第三章。为什么？这答案很无厘头，因为在会计准则上，“刀”是低值易耗品，它进不了固定资产。对，这本书你翻开看，第三章讲的是固定资产，所以这刀进不去第三章。
这个笑话有点冷，但是它折射了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即使是现代国家，它只要想管理市场，只要想征税，它就必须制定像会计准则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规章。它就必须规定得这么细，连刀子能不能进固定资产这样的事，都要做出明确规定。现代国家都这样，大宋朝的时候当然也如此，它就得搞规定。
你想，那个时代，国家财政最重要的支出是什么？往往就是搞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建筑工程是最容易出贪污腐败案件的，就得有《营造法式》这样的手册来严管。
你想一个工程，它会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资金密集。唐僧肉打它主意的妖怪太多了。我们在《文明之旅》1009年那一期讲过，当年的宋真宗要修那个玉清昭应宫，这个工程最多的估计是花了2亿贯。这笔钱什么概念？那可是大宋朝两年半的国家岁入。所以皇帝对于修工程这事，一旦上瘾了，上头了，搞工程就是国家财政的无底洞。没有法律看着能行吗？
还有第二点，搞工程环节众多，每个环节都可以跑冒滴漏，都可以贪污浪费。请注意，不仅是各级官员可以贪，甚至到了普通劳动者，就是工匠这一层，也有大量的漏洞。
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唐代的史料里面看到这么个事：唐代要修一座桥，按照工程进度的规定，每天要在河床上打多少根桩，这都是有数的。但是工匠就耍聪明，投机取巧，白天打桩的时候我就少使点劲，夜里派个小徒弟，偷偷地把桩子的顶端截去一截。那等到了第二天，负责工程的官员一看，这桩子打进去了，矮了一截，实际上是上面少了一截。这就留下了大量的安全隐患。所以后来这个漏洞被发现了，官员就没办法，每天打完桩，派人在桩子上得做记号，这个漏洞才堵上。
你想一个大工程，像这种使小心眼的地方得有多少？这是第二个特点。
还有第三个特点，虽然环节多，但是每个环节都必须有拿大主意的人。每个环节的权力都很集中，所以每个环节都容易权力寻租。比如说，清代治理河道的工程上，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文官吃草，武官吃土”。啥意思？所谓“草”，就是各种各样的工程物料，什么千草、芦苇、秸秆等等。文官有权决定采购物料，所以主要在这里面搞钱，这就叫“文官吃草”。那武官呢？武官决定不了采购，但是他负责施工，看着施工队，所以就虚报工程量，虚报土方量，这就是所谓“武官吃土”。
所以你看，各个环节都能滋生贪腐。
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搞工程这个事，它有技术壁垒。你unless不懂工程，你即使觉得不大对吧？这个数字不大对吧？没用。你明知道里面有猫腻，你也找不出毛病。反正你要是装修过房子，请陌生的工程队装修过自家房子的朋友，应该都理解我这是在说什么。
我举个例子，就在这一年公元1091年，苏轼上半年不还在杭州当知州吗？他就向朝廷提请了一个工程，要申请开凿钱塘江上的一条运河。苏轼当时是这么打报告的：“说我派了个人叫董华去估了一下，这个工程总共是需要15万贯的钱，3000个人，两年的工期就能干完。”就这几个数。苏轼写完报告之后，还补了一段：“说我估的这个预算和工期，可能不准，就是个大概。如果朝廷决定要干这个工程，可以派人来细估一下。”
对于苏轼来说，我就是个知州，我这么打报告，那已经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了，对吧？万一我算得不准，不要赖我。可是你替朝廷想想，朝廷好难的。你苏轼是个地方官，你在当地，你已经论证了工程的必要性，你还派了解情况的当地官员，做了预算。我朝廷，我在开封，我隔了几千里路，我现在派一个不了解一线情况的官员，去做预算，我很难比你算得还准。我就算派去的人是个能人，可以去估，那估出来的结果，跟你派的那个什么叫董华的人，要是结果不一致，朝廷该听谁的呢？总不能说谁的预算钱少，我就听谁的吧？总得有一个做预算的标准吧？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请你感受一下，在古代，想要杜绝一个工程的浪费和贪腐，它有多困难。宋朝的皇帝也是吃够了工程的亏，到了神宗皇帝的时候，就下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搞出一个方案来，怎么算一个工程的总预算。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拖拖拉拉了十几年，终于在这一年，公元1091年，大宋元祐六年，编完了一本《营造法式》。
但是我得解释一下，那本《营造法式》还不是我手里这一本，是几年之后，发现这一年编得不够好，又让这个李诚——就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名字就是打他这儿来的——让李诚重新编，是又花了三年之后，才最终编成了这一本《营造法式》。当时朝廷是说得很明白，为什么要重新编？就是因为第一个版本的各种标准定得太宽了，没有办法管理工程，没有办法杜绝舞弊。
所以你看，《营造法式》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规定建筑应该怎么做，不是为了教会你怎么造房子，而是一本宋朝编制工程预算的国家法规，目的在于防止贪腐。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你就是这个李诚，你接了这么个活，你要编这么一本书，请问你怎么编？你难道事无巨细吗？规定每一种建筑，每一个部件的价格，和每一道工序的工期吗？你办不到。因为天下每一个工程都不一样，你怎么可能穷尽呢？就算是你能够穷尽，这个工程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和意外的。你要是在文件上规定得太死，那麻烦了，具体干活的人手脚就被绑死了，他就没法干了呀！
说实话，这一年1091年编出来的那个不合格版本的《营造法式》，就是这么编的。所以李诚一看，这不行，规定得太具体了，没法用。对，这就是国家制定法规的两难：既要能管住，又不能管死；既要能堵住漏洞，又要留足工作的弹性。难！
我举个今天的例子，你就能理解。比如说今天中国国家规定普通公务用车的采购，通常有两个限制标准：一个是限制总价，一个是限制排气量。比如说普通办公用车的总价不能超过18万，而排量不准超过1.8升。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啥要限制两个标准呢？用总价限制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限制排气量呢？
这就是为了堵漏洞。你想，如果只限制总价，不限制排气量，好，有的买车的单位，你想它会不会这么干？我买一豪车，买一30万的车，但是我跟那个车厂，我们勾兑好，我们把价格拆分，表面上买车就18万，符合规定，剩下12万可能用其他的名义，其他的方式给支付掉。我不就买了一个排量大的豪车了吗？
现在排气量给你规定好了，你车买那么豪华，排气量相对就大，不准超过1.8升，你做不了这个手脚。你可能又会问，那就干脆限制排气量，咱不限制总价行吗？这也不行。因为那个车厂就会搞鬼，对吧？这个车多少排气量，这不车厂标着它说了算。车厂就有动力，把排量标得低一点，而卖给你价格超标的豪车。所以这两个标准一限制，这个漏洞就堵上了。
但是买车的单位，可以具体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买什么价格、什么排量的车，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用途，灵活选择。你看这就叫既堵住了漏洞，又留足了弹性。所以制定国家级的政策好难的，是需要有智慧的呀！
现在这个难题也放在了大宋朝的将作监，李诚、李明仲的面前。所以请问，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编这本书呢？
好，《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诚，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既要能管住，又不能管死。他怎么做的？简单说分成三步。
第一步就是“拆”。把各种各样的建筑，先拆拆到零件。你建筑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构成建筑的零件种类就那些。先把建筑里的各种零件的典型款式、典型尺寸列出来，后面算工、算料的时候，就拿这个当作基准。当然，他也不是列所有的情况，只是挑有代表性的来。比如说，当时的建筑里面往往都有一个石碑，对吧？这书里面就选了一丈八尺高的那种石碑，当作估算依据。抓个典型就够了。这是第一步，拆。
第二步，拆完了就得算账。两笔账：一笔是工账，就是这个建筑得用多少人工；一笔是料账，要用多少材料。可这天下工程大小不一，没有一模一样的，没法把所有规格都列出来。所以很简单，还是用样板法。比如说，中国古代建筑不都有那个斗拱吗？那我们把斗拱就分成好多级，很多等，用第六等的材料，当作例子来算它的工数和料数。其他等，这书里就不细写了，你照着第六等的标准，多退少补不就行了吗？不用一个个写一遍。这样写书是既省事又清晰。这是第二步，算账。
第三步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写各种各样灵活调整的依据。对，实际施工的时候，怎么增，怎么减。这里面涉及的因素可就太复杂了。《营造法式》这本书精彩就在这，考虑得特别细。
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功”，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一个“功”，它到底多大？这里面包含的变量非常多的，比如说工作难度的高低、物料处理的难易、工匠水平的高低等等因素。有一个变量，我在看这书的时候就觉得，这真是我们这些外行不容易想得到，但是《营造法式》就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季节变化，对于一个“功”的影响。对，夏天的时候，白天时间长，可以工作的时间就长；而到了冬天，不仅日照时间短，而且北方天寒地冻的，可以工作的时间就短。所以一个“功”它不一样的。《营造法式》就把“功”分成了三种，叫长功、短功和中功。夏天四月到七月，这就是长功。冬天十月到一月，这就是短功。而春秋两季，就是二月、三月和八月、九月，昼夜差不多长，这叫中功。那算账的时候就好办，以中功为基准，上下各浮动10%，那就是长功或者是短功。
这只是一个例子了，还有各种各样灵活调整的因素、计算的方法，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好了，现在有这么一套书。就算你是一个完全不懂土木技术的文官，你要现在主管一工程，你大概也能知道了，盖某个规格的建筑，大概用多少柱子，每根柱子什么规格，需要雇佣多少工人，干多长时间，给工人发多少工资。有人给你报预算的时候，你查一查在表上对一对，你大概就有数了，这个预算合不合理。
这么一来，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贪腐，但也实实在在地给贪腐套上了一个制度性的加锁。这就是《营造法式》的用处。
那在整个《营造法式》这一套设计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是所谓的“材分制”。“材”就是材料的“材”，“分”就是我们考试时候分数的那个“分”，材分制。为什么说这个材分制很精彩呢？不得了，它不仅解决了怎么算账的问题，还顺带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呀？怎么快速施工？怎么提高施工效率的问题。这可是李诚当年他自个儿都没想到的副产品。
如果你要去考中国古建筑专业的研究生，这三个字“材分制”，那可是一个重要考点。我们作为外行，不需要了解得那么细，你就把它简单理解成，那个乐高玩具那个小块就行了。乐高玩具你看过，甭管是拼一个城堡，还是拼一个宇宙飞船，全都是用那种小方块给拼出来的。而中国古建筑里的什么梁、柱、斗拱这些部件，也都是以材分制，这种小方块为基础来设计的。相当于给建筑定了一个叫“通用标准件”。你就这么简单理解就行了。
好，理解了这个材分制，你就会知道中国古代建筑的很多奇迹它是怎么来的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天北京的故宫，始建于明朝明成祖时期。我们都知道，那请问它是哪一年开始干的呀？永乐十五年开始正式动工。那你猜它是什么时候干完的呢？答案是永乐十八年。你算十五年到十八年，一共才三年就完了。对，可是一个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差不多一万间房，人类古代最大的宫殿群。这么一个超级工程，在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手段，它怎么可能三年内就干完？今天一个房地产商，也不敢接这么个活。
但是《营造法式》这本书，把底就给你透了。你一想到它是拼乐高，是搭积木，你就明白了，完全有可能。你想它是怎么建的？当年建故宫的木材，是生长在中国大西南的深山里的，把大树砍下来，出三峡，顺着长江运到扬州，然后进入大运河，运到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再走上几十里的旱路，这就运到了今天北京朝阳门外的黄木厂。黄木厂这个地方在哪儿？在今天北京通惠河的庆丰公园附近，距离我现在给你录制这个节目的地方很近。我现在要是下楼走10分钟，就能到当年的黄木厂。
好，这么多木材，运到黄木厂之后，就把它加工成各种预制的零件，什么梁、柱、斗拱，都是小零件、小模块给拼成来的。大量的零件，将来再运到故宫的工地现场。到现场不用干别的了，咔咔一通组装，拼积木，这当然就非常快。你懂的，这叫模块施工。
那这种模块施工，这种快，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原因。你想，它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明成祖在盖北京故宫的时候，请问当年北京城里还有什么？你一想就明白了，还有一个元朝的故宫。根据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老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就是在永乐十三年、十四年，就在这两年间给拆掉的。那你说为啥这个时候拆？拆下来的那些木头的零件去哪了？答案不明摆着吗？当然就变成了拼成新宫殿的零件了。
这就是把旧积木拆掉，搭新积木一样，那当然就快。对，这就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个神奇之处。唐朝就有这么一个故事，那个唐太宗不是有一个爱卿吗？魏征老给他提意见那人。唐太宗一听说，这个魏征家的房子太小了，没有正堂。那怎么行？我的爱卿怎么能住这么小的房子？来，我不是正好要给自己盖一个小宫殿吗？停工，把材料给魏征家运过去，给魏征家造一个正堂。史料里面记载，五天盖成。你想，如果不是这种积木拼接式的施工方法，它怎么可能这么快呢？
这种材分制、模块拼接、乐高方法，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实践得是比较彻底的。如果用现代建筑业的术语，这就叫“模数制”，或者说“材分制”就是模数制的一种。所谓“模数制”，模就是模型的“模”，数就是数字的“数”。什么叫模数制？简单说，就是设定一个模型作为基准的尺寸。然后一个建筑，甭管多大，也甭管多复杂，各种尺寸，都是从这个基本模型的基准尺寸扩展而来的。
比如说，咱们中国现在建筑的基本模数规定就是100毫米。那好了，就现在中国建的房子，你甭管到哪个工地上去看，所有建筑上的尺寸，原则上都是这个100毫米的倍数。你随便去看一个房子的户型图，比如说一个住宅开间是3米乘3米6。比如说普通砖墙厚度是200毫米。比如说柱子的截面是400乘400毫米。门洞的宽度要么是900毫米，要么就是1200毫米。窗户的宽度1500毫米、1800毫米都有了。你看这都是100毫米的倍数。这就叫模数制。现代建筑也是这么干的呀。
说到这儿，我还特别想跟你打个岔，顺便我们要向现代建筑设计的大神柯布西耶，向他老人家致个敬。柯布西耶在模数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引入了一个新元素，就是人体的尺度。柯布西耶作为一个大建筑师，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是建筑？什么是住宅？住宅就是居住的机器。说白了，这房子建出来是要为人服务的，所以要以人的身体的尺度作为基本模数。
所以这柯布西耶就搞了一套东西，他就量了一下，说成年男子的身高1.83米（这是欧洲人1.83米），下垂手臂一量86厘米，那地面到肚脐是113厘米，举起手臂这个高度是226厘米。这一套他都算出来了。好了，我设计的所有房子，各种尺度都应该以这个为模数标准，写了这本书叫《模度》，就是表达这个思想。
但是很可惜，柯布西耶的这个构想，最后没能在全球推开。为啥呢？这原因你也想得到，首先，全球那个成年人的身高差异太大了，怎么能按你们欧洲人成年男子身高都是1.83米？所以柯布西耶的这个模数标准，有点过度理想化。而且柯布西耶提出这套理论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了，就是出版这本《模度》这本书的年份。当时很多国家都已经搞了公制的模数标准，再想回头按他那一套人体的标准搞，就不容易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打这个岔，跟你介绍柯布西耶的模度理论，就是他这个构想，还是让人觉得很温暖。柯布西耶是第一次把人体尺度、数学的美感，和工业的标准化捏到一起。他在告诉全世界，就是建筑这玩意，模数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它还能有人的温度，还能有人的审美。所以这个人是不是还挺值得我们致敬的？
好，我们说了半天的模数制，你可能会质疑了，这玩意会不会多此一举呢？怎么合适怎么来不行吗？大家手里都有尺子，到现场量呗，该是多少是多少呗，为什么非得有一个固定基准的倍数呢？
“怎么合适怎么来，用尺子去量”，在现代社会也许可行，对吧？因为现代社会的那个度量衡比较精准。在北京，咱们说1000毫米，和在深圳，你说1000毫米，没有区别。但是你想，在古代这能做到吗？那个时候度量衡和尺子的精度是不够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说宋朝。宋朝初年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要到各地选拔精兵。那请问怎么选？根据身高去选，个子大的就是好汉。皇帝他能发个文件下去，说你们各地，把身高5尺8寸以上的兵，都给我送来。行吗？不行。因为各地的尺子没有那么准，或者说各地的官员会以尺子没有那么准为理由，不把那个符合标准的人送来。
那怎么办？派个真人。对，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军队里，选拔了一些真人，去到各地去。这种人叫什么？叫“兵样”。就照着这个人的标准给我选人，比他矮不行。后来是嫌送真人麻烦，就干脆送一根木棍到各地，当作选人的标准。你们送来的人，不许比这木棍短。你看得有一个实物作为基准，光用度量衡不灵的。
古代的建筑工地那就更是这样了。如果所有的建筑的部件，都是按具体数字的尺寸来定的话，那麻烦大了。两个师傅的尺子，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不精准，那最后放大，放大到房子那样的尺度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后这个积木它就搭不成。
所以古代人的智慧就是：咱把尺寸先忘了，咱们都回到现场，回到现场一个实际看到的基准上。甭管什么建筑部件，都是这个基准的倍数，那非常容易在这一处的工地上统一标准。
其实即使是在现代社会，这个也不能光靠尺子。参数多了也不是好事，它麻烦。我举个例子，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它是按你每个人的具体的身体尺码来买吗？不是。它不也是分成几号吗？什么S码、M码、L码，还有XL码、2XL码等等。对，这也是现代服装业模数制的一个变种的应用。它就让商家和客户都减少了麻烦，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就是模数制的妙用。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接近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侧面。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工业革命之后，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经济增长，请问靠的是什么？乍一想，好像结论很简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科学技术转化而来的新发明、新工具，比如说当年的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这当然就是现代社会的财富增长的效率引擎了。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的答案仅止于此的话，那我们就会错过现代社会非常精彩的另外一个部分了。
请问，人类现代社会的效率是怎么提升起来的？过去我们当然更看重，像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这些新工具。对过去二百年，我们是眼睁睁看着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一座座烟囱高耸入云，一条条高速公路向远方蜿蜒。人类文明的边界，就是在这种新工具的开拓下，一次一次被拓宽。
好了，我们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依赖这种划时代的新工具，在这个前提下，就在人类文明现有的边界内，有没有可能大幅度提升人类财富的增长效率呢？
有。当年我读这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时候，就在这本书的第一页，我就被一个例子震撼到了。我们以前也讲过的，亚当·斯密就写，当年他去观察一个做针的工厂。18个工人分成了18道工序，每天居然可以生产48000根针。这是什么效率？亚当·斯密说，如果不这么分工，一个人自己独立造针，他包揽所有的工序，不好意思，一天一个人可能连一根针都造不出来。所以只要分工，就至少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千万倍。
我当年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之所以觉得震撼，就是因为突然意识到，不对，这里面居然没有机器的事，没有新工具，没有新发明，没有新技术。只是调整了一下人类合作的方式，居然就有了这么神奇的效果，这么大倍数的效率提升。你不觉得吗？这和我们从小形成的那种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你就看这过去二百年的历史，这样的事是一直都有的，只不过它发生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只道是寻常。但是再过些年，你回头去看，不得了，居然一次巨大的效率革命，就在我们眼巴前就这么发生了。
我给你举俩例子。第一个是工业生产的流水线。这是美国福特汽车在1913年搞出来的一个小创新。当时看起来也挺简单的，没啥变化。原来造车怎么造？一堆工人围绕着一台车转，一个一个零件堆上去，从无到有，把一辆车给造出来。有了流水线之后，也没多什么呀，就是多了一根传送带。这下工人不用动了，车跑到不同的工人面前。那一个工人就专心干这个环节的活就行。比如说，有人专门拧左前轮的两颗螺丝，有人专门装右车门的那个把手。工人不用动地方，也不用换工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创新，请问什么结果？
首先是生产时间。以前造一辆车12个小时，而流水线一上线，直接降到了93分钟，剩一个半小时了。效率翻了7倍多。而且这个效率还能一直优化下去。这是1913年的事。到了1927年，十几年过后，整个福特工厂平均24秒就能下线一辆车。1923年的时候，福特工厂一年就造了200万辆车，比当时全欧洲所有汽车厂的总产量还多。这个效率跟井喷一样。
效率上去了，汽车的单价它就下来了。比如说福特的那个著名车型T型车，1908年刚造出来的时候是850美元，已经比当时别的车便宜多了。但是到了1920年，850美元降到了260美元。什么概念？只相当于普通工人3个月的工资，你就可以买得起一辆车。那普通人买得起汽车了，汽车社会才真正能到来。
所以回顾这一段汽车工业的历史，现在我把两个人放在你面前，请你投票。一位是发明内燃机和汽车的卡尔·本茨，对，就是现在那个豪华车奔驰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本茨。另外一位是我刚才讲的，发明汽车生产流水线的福特。请问这两位，谁对人类汽车文明的到来贡献更大？我自己是投福特一票。真比较起来，是难分伯仲。
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集装箱。现在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常识，就是海运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陆地运输。但是请注意，人类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并不是这样的。海运并不便宜。你想，当陆地上有了铁路之后，陆地上的那个运输效率是飞涨的。对，什么叫铁路？铁路就是在陆地上铺上钢轨，让陆地变得和海面一样平，火车可以像船一样在陆地上行驶。所以陆运的成本，因为铁路的发明而大幅度下降。那请问火车的运价，能比船比海运还低吗？
你别说，当年很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用船来搞运输，有一个大麻烦，就是装卸的那个成本太高。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年没有集装箱之前，一件中国生产的T恤衫，你要运到美国去卖，请问你要搬运多少次？首先你在工厂里，把T恤衫得装进麻袋，扛到卡车上，运到码头，这是第一次。到了码头，从卡车上卸下来，扛进仓库，这是第二次吧。等货船来了，再从仓库里面，一袋一袋打上船，安放好，这是第三次。好，船到了美国还得卸货，至少还得这么重复三次，总共你至少得搬六次。每多搬一次，就多一次什么？被偷、被摔、被弄湿的风险。
对，传统的海运，这种上上下下的装卸成本，通常占到了总成本的一半左右。这当然就贵。我这还没算这个装卸过程当中的损失，这都没说。
但是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人类发明了集装箱。你想，集装箱这有什么技术含量？什么都没有，就一大铁盒子。就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发明，但是大家突然发现，奇怪，这个集装箱在工厂装好之后，无论是海运、陆运，全程不用打开，不用倒腾，不用装卸。所以海运的装卸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尤其是远洋运输，那个成本居然下降了90%以上。这还没算装卸时间，装卸时间也省了太多太多。
你算吧，原来一大概5000吨的货船，装卸一次至少得忙活一个星期，有的时候遇到港口，什么刮风下雨，还得误几天。所以过去有一个数，就是货轮在港口滞留的时间，比在海上航行的时间往往还要长。这是没有集装箱之前。
后来呢？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现在最先进的那种智能港口，一艘22万吨的超大型集装箱船（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可是5000吨，比5000吨船大了44倍的），22万吨的船，连卸带装能压缩到，你猜多长时间？整船装卸24个小时。这是多惊人的效率提升。
有了集装箱结果是什么？可不仅是海运便宜了这么简单。集装箱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接入到全球化的那个生产网络里了。对，当海运已经便宜到这个份上了，地理空间的距离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一个工厂、一个企业的生产，就可以分布在全球任意地点进行了，当然，必须得是港口附近。
所以轰轰烈烈的全球化，就这么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亲眼所见的国家崛起和空前繁荣，也就是这么启动的。所以你看，集装箱这个小小发明的价值，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
讲完了流水线和集装箱这两个例子，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大宋朝将作监李诚、李明仲的《营造法式》。其实也揭示了这个类似的原理：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它其实有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就是通过各种各样新发明、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扩展文明边界。这是我们熟悉的路径，它往往决定了，一种人类文明的上限。
但是别忘了，还有第二条：就是在原来文明的边界内，通过创造标准，增进共识，降低浪费，减少摩擦，优化合作，改进制度，等等等等。即使在没有重大发明、没有新工具的前提下，其实也可以极大提升社会的生产效率和财富水平。这一条路径，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人类文明的技术上限。
所以不用等到什么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不用等什么奇迹性的突破。人类文明无限提升的机会，其实一直都在那儿。它在哪？它藏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场景里，藏在人和人之间的每一次合作里，甚至它藏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每一丝缝隙里。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091年，大宋朝编撰的一本书，《营造法式》的故事。我们这个节目，未来还有800多期节目，我们《文明之旅》节目会，就像今天这样，在时光的隧道里，跟随着我们的祖先匍匐前进。我们不着急，我们也不停顿，就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看着人类文明之花的点滴积累和渐次绽放。好，我们到了下一年，公元1092年，再见。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第十一届“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也即将在今晚举行。提前祝你新年快乐。那除了在今天三亚的现场，这一晚的热闹还属于全国各地的分会场。我要谢谢每一位主动组织分会场的同学，也谢谢每一位走进分会场，坐下来一起看演讲的朋友。感谢你，感谢你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祝你在新的一年，和未来的1000天里，既能看清未来的方向，也能走稳脚下的路。
这期节目咱们讲的是中国古代解决工程建设的伟大著作《营造法式》。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背一段杜牧的《阿房宫赋》，他开头的那段描写，就是描述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最恢宏的篇章：“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无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你看，营造可不仅仅是盖房子、修桥梁，它是人类对抗时间的方式，是我们把文明经验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载体。每一次营造，都是在优化标准，为后人铺路。致敬人类所有的伟大的营造活动。
观看《文明》的朋友你好，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提前祝你新年快乐。谢谢你一年来对我们《文明》节目的支持。新的一年，也欢迎你继续跟我一起，走在文明的路上。也期待你把我们这个节目，推荐给更多说汉语、读中文的朋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