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3年。这是大宋嘉祐八年，大辽清宁九年。
这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宋仁宗驾崩。是的，历时42年的仁宗时代，到这一年就落幕了。这也是我们《文明之旅》节目送别的第二位皇帝。
我们简单说一说，大宋朝到现在刚过了百年诞辰，历经了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这是三朝。然后第四位皇帝就是这位宋仁宗。仁宗的本名叫赵祯，是1010年生人，13岁就即位当了皇帝。你听听这个岁数很小，所以刚开始他没有执政能力，是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11年。仁宗是24岁才开始亲政，到这一年去世你算算看，整个宋仁宗时代很长，有42年之久，将近半个世纪。这个长度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如果不算西夏那几个皇帝的话，它应该能够排进前十名，我们就按执政长度来算。
好了，到了这一年，宋仁宗其实已经病了很久了。这一年的4月24号，他身体还突然见好，大臣们挺高兴的，还正式上表表达了一下祝贺。但是谁都没想到，这居然就是他的回光返照。六天之后，就是4月30号，宋仁宗突然驾崩。他是在那天的夜里死的，当时宫门紧锁，内外交通隔绝。所以宫里面多亏了仁宗的曹皇后主持大局。你看曹皇后很了不起，当时有这么个细节，有人提建议，说赶紧开宫门，通知宰辅大臣进宫办后事。曹皇后说那怎么行，这个时候怎么能开宫门呢？对呀，你想如果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包藏祸心，他要另立一个什么皇帝，没准真的有这样的阴谋，不知道。好，你在夜里把宫门一开，宫内外的交通消息突然一互通，可能发生什么？宰辅大臣没准还没赶到，但是野心家先得到消息，没准先赶到了。万一发生这样的事儿，整个政局是有可能翻盘的。在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冲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曹皇后这个人了不起，镇定，女中丈夫。她不愧是宋初大将曹彬之后，这叫将门虎女。
曹皇后呢，随后还有一系列的处置。比如说把最后看到仁宗的那个医生暂时看管起来，避免他走漏消息。还有专门派人到御厨房去取了几碗粥回来，你猜为啥？这是个假动作，就是让宫里面隔得远一点的人都摸不准，这个皇帝是不是真出事了。你说出事了，这不还能喝粥吗？还去取粥呢。这就让宫里面的人不至于人心惶惶。好了，等到大天亮，宰辅大臣都来上朝了，曹皇后这才公布了宋仁宗的死讯。一时间里外就哭声一片。当时很多大臣来上朝的时候，穿的都还是那种大红大绿的礼服，听到消息这才手忙脚乱，把身上什么象征官员品级的什么金袋子各种装饰品呢，统统都摘掉。一时是哭声震天，大家都太突然了。
宋仁宗去世的这个消息一传开，整个国家，整个北宋帝国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在开封城里面的人，那生意也不做了，家家都哭。甚至连乞丐都拿了纸钱到皇宫门口去边烧边哭。那离开封远一点的城市，比如说洛阳也是，整个城市里面不分男女老少军民是哭声震天。烧纸钱的烟，当时有记载，说那个烟都遮天蔽日。再远一点的地方，即使是在山间，远离人烟的地方，也能看见打水的妇女穿戴着白纸孝服一边走一边哭，哭谁啊？哭宋仁宗，刚刚死去的大宋皇帝。
你可能会说至于吗？这是古代，天高皇帝远，对老百姓来说，他怎么会舍不得这么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皇帝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你可千万别觉得在皇权时代，皇帝是压迫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都恨皇帝，不一定。事实上越是在皇权时代，在老百姓的眼里，压迫自己的是谁？是身边的恶霸劣绅贪官。那远在开封城的皇帝是谁？那反而是老百姓心目中公平正义的最后的指望。所以皇帝是什么？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叫“集体象征物”。这跟我们现代人心目当当中的什么国旗国徽是一样的是个符号。他不是个具体的人，是被群体社会文化共同认可，而且赋予了特殊意义的一个符号。皇帝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个精神纽带来着，是每一个老百姓的价值观信仰身份认同，甚至是自个儿生命记忆的载体。
更何况宋仁宗当了42年皇帝，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北宋人，他生下来就只知道这么一个皇帝。所以有一天突然听说，说这个皇帝没了，这就是精神纽带突然崩断，这不跟天塌了一样吗？所以这是一次大宋朝的集体情感共振，天下人哭成一片，没什么奇怪的。
好了，这是4月底的事情。到了这一年的11月19号，仁宗皇帝入葬了自己的陵墓，叫永昭陵。那宋仁宗的永昭陵在哪呢？宋代所有的皇陵，北宋都在河南巩县，今天河南省的巩义市。一说巩县很多人熟，对，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老家巩县。那你可能脑子里有点模糊，这巩县这巩义市又在哪呢？你要是对河南的地理有概念，应该知道在横的这根轴上，西边是洛阳，中间是郑州，东边是开封，这三个点是河南地理最重要的三个点。但是很奇怪，宋代皇陵所在的巩义呢，你看这是开封，它恰恰离开封更远，离开封100多公里。它离哪儿近呢？离洛阳更近，它离洛阳只有50多公里，是在洛阳和郑州中间。
你可能觉得奇怪，那为啥要离开封这么远呢？100多公里。对，我们在《文明之旅》第二季的第一期介绍黄河的时候就说过，黄河过了郑州就到了下游，开封在黄河的下游，这一片全部都是黄河泥沙的冲击平原。这一带没有山，而且地下水位很高，就不适合造陵墓，陵墓都怕水泡嘛。所以只有到郑州这一边，就是到了洛阳附近的地方，比如说巩义这个地方，你看南边有嵩山，北边有洛阳的洛水，这才是建造皇家陵墓的好地方。所以仁宗皇帝就葬在了这里的永昭陵。
今天宋仁宗走了，但是关于这个人的评价历来还是有很多争论。好，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来送送他，本着不吹也不黑的精神，我们来看看这位宋仁宗，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就是他庙号里的那个字儿，那个“仁”字。请注意这个“仁”，它不光是指性格仁慈。你看后来帮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那个历史学家范祖禹就说了，说咱们这位仁宗，他的“仁”，它可不是一件事儿，那是五件事儿。他能上为天下爱民奉宗庙，就是能守祖制，而且还有两条，好学还听诉，爱学习还听得进意见。你看这是五件事，你听听，中华文明对一个理想皇帝几乎所有道德上的要求，咱们宋仁宗全部得高分。但是请注意，这只是评价他的个人表现。如果要评价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执政成就，那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了。
有人把仁宗执政的这最后八年称之为叫“嘉祐之治”，这是嘉祐年间嘛，我们这一年还在嘉祐八年。你一听这个词就知道，嘉祐之治，这是把这一段时间和汉朝的文景之治，还有唐朝的贞观之治这并列啦。什么意思？说这是一个太平盛世。这就有人不同意了，说嘉祐年间仁宗时期那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哪算得上是什么太平盛世？那我们就一条条地来看。首先是有边境危机，这总得承认吧。嘉祐年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这和平局面不是大宋用武力争来的，这是花钱买来的。跟西夏打咱没赢，花钱摆平。跟辽朝争咱也没赢，花钱摆平。所以现在这个和平局面的，就像那个金子一样，你是金子，但是成色不怎么高。这是边境。
其次，你有很明显的财政危机，对吧？这我们节目讲过多次，所谓“三冗”嘛，冗官冗兵冗费嘛，不多说了。还有你民生和治安水平也谈不上多好这个阶段。老百姓流离失所是史不绝书，而且还经常发生民变。有人专门统计过，整个北宋总共发生大大小小的民变兵变203起，那其中呢，仁宗一朝54起。你算差不多占四分之一。我们再按比例算，仁宗一朝在整个北宋的总时长当中，差不多也是占四分之一。所以你这一段没有什么特殊的，在整个北宋答卷当中，基本上就是个平均数。你算不上这一段国泰民安。
其实评价一个阶段是不是盛世，古人的观念里面还有一条，这一条很重要。就你要敢说自己这一段算盛世，那老天爷怎么也得给你点面子，你得海晏河清风调雨顺才行，对吧？说明老天爷祝福你。但是你看宋仁宗这一段，这天灾实在是太多了。光我们节目讲过的什么黄河大改道地震水旱灾害，那简直就没停过。咱们宋仁宗说他人品好，有一个招牌动作，就是一旦遇到水旱天灾的时候，就在宫里面找一个密室，要么就是光着脚站到宫殿门口的院里，那真是呼天抢地，虔诚地求老天爷保佑。这个情景当皇帝不容易，看着确实是感人，你看光脚站那儿。但是这个情景，多少也给旁观者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咱这位天子，是一个老天爷都不关照不祝福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太平盛世的天子？
听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这反差有点大。你说他个人表现是不错，可是考试成绩呢？真的不尽如人意。他就像是今天一个可怜的学生，明明是上课也听讲了，平时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个人表现没得说。但是每次家长一看这成绩单，就只能皱眉头，你是很努力，但怎么就是没考好？还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对吧？
如果咱们这位宋仁宗天上有灵，我们好像都能看得到他一脸的委屈，我尽力了，但就是没考好。那好，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替这位表现很好，但是成绩一般的学生，我们来替他找找原因。就是你的成绩为什么就不如汉文帝的文景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呢？
首先一个因素是考场不一样。刚才我们是把宋仁宗的嘉祐之治和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三个把它列一块了做对比。但是请注意这三个王朝，虽然都是乱世之后建立的王朝，但是它们的开局不一样。汉朝和唐朝的开局，那都是前朝末年的大乱对吧？汉朝接着的是秦朝末年的大乱，这都是那种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一言以蔽之，开局太低了嘛。那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不折腾只要不打仗，与民休息，是很容易在王朝初年走出一根叫低开高走的曲线的。司马迁在《史记》上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汉朝初年只给老百姓70年不折腾的日子，结果是什么？就是家家有余财，城里的府库那是满的，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钱也没人用。仓库里的粮食是陈粮压着陈粮，都坏了都没人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成语叫陈陈相因，指的就是这一段。
那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类似的。贞观年间你要真论成绩，其实不怎么样对吧？无论是人口还是财力，跟后来唐玄宗的盛唐时期没法比。但是人家贞观之治是处于从乱世到盛世的一根低开高走单边上扬的曲线上，它的势头很好，所以它显得唐太宗的成绩很好。
好了，我们再回头来看宋朝。宋朝接的是五代的乱世对吧？五代的乱世我们多次讲过，那也很乱。但问题是什么？它时间很长。我们刚才讲的汉朝和隋朝末年的乱世是乱，那真的是非常惨，但是时间很短，通常也就是十年上下。但是五代的乱世，前面还有一个晚唐的乱世，差不多的时间很长，将近100年的乱世。100年，你要用乱世两个字去概括它也行，但是它内部其实有变化。到了五代的晚期，北方中原的经济其实已经开始恢复了。周边的地区，也就是所谓五代十国里面的十国部分，什么后蜀南唐，这个时候经济已经非常好。所以宋朝一建国，来把周边十国的那些国家府库里的钱财往开封城这么一搬，结果是什么？就是宋朝开局的时候，人家中央财政宽裕得很。仅从财政上来讲，开局就是巅峰。
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接下来的曲线自然只能是高开低走了，至少也是很难再走出一根单边上扬的曲线。你基数太大了，很难增长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本书里有一段话说得挺好。它说你看宋朝开局的时候，我给你分析一下这几个因素，天下人口又少，朝廷要养的官要养的兵也没那么多，天下人也没白养活那么多和尚道士，没有那么多佛寺道观，也没有给外国人付岁币，老百姓过日子也比较朴素。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所以国家就比较有钱。那为什么到了100年后，到了宋仁宗时期，国家财政又紧张了呢？就是刚才这几个因素，它全部都反过来了。天下人口多了，朝廷要养的兵也多了官也多了，也要付岁币了，大家过日子也奢侈了，满地的佛寺和道观。那你说国家财政这点钱它能够用吗？
这个局面，我们很多有知识的朋友一听，脑子里就会蹦出来两个字，这叫什么？这叫系统熵增。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的，一个封闭系统，它总是会趋向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序对吧？就像一个房间，你只要不收拾它，过几天你发现它总是会越来越乱。你新买一部手机，买回来的时候还行，但是只要你用，你都不用糟蹋，越用它就会越卡。这就叫系统熵增。对，咱们这位宋仁宗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不见得是局势越来越差，但肯定是越来越复杂，要应对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好，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对吧？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那都是在汉朝和唐朝上升的过程中，那当皇帝的确实很容易考出好成绩，只要不折腾就有好成绩。而我们现在这位宋仁宗呢，他处在一个复杂的熵增过程中。在熵增过程中，同一个现象是完全可以做相反的理解的。同一份考卷那得的分数，那不同的老师是判出不同的结果的。比如说宋仁宗执政的经济成就其实不错对吧？国家财政收入，他爸爸真宗的末期是2650万，那宋仁宗的末期呢，3680万，增长很大的。商业税收，宋仁宗的景祐年间是450多万，到了庆历年间就增加到了1900多万。你看仅从数字上来讲，国家财政收入直线上升对吧？但是后世的历史学家会觉得这叫经济成就吗？不会的。因为你在熵增过程中，所以这到底是社会经济极大繁荣的结果，还是你朝廷横征暴敛刻剥小民的结果？两种可能性都有，都在。所以仅凭一个上升的财政数字，是很难得出简单结论的。所以仁宗时期的嘉祐之治的成色就只能存疑。这是一个原因，考场不一样。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咱们宋仁宗这张答卷之所以没得高分，是因为老换判卷老师，每换一个老师上来就改分数。说白了，对于仁宗执政期间这一段的评价，它总是受到后世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干扰。很多朋友都知道，再过几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可就要开始了。对于变法派来说，他能承认你宋仁宗这一段干得不错吗？如果承认了，那我们算干嘛的？我们为啥还要变法？我们运气这么好，接了一太平盛世，接着继承先辈的遗志就完了。所以变法派他提到宋仁宗这一段，暗戳戳地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话，写下来的文字肯定说这一段不怎么样。
但是反过来，对于那些反对变法派的人来说，这个阶段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资源。我们又不敢对着皇帝说你不该变法，但是我夸奖你的列祖列宗，夸奖宋仁宗总没有错吧？你看人家仁宗皇帝这42年稳稳当当地干得也不错，反衬你现在搞什么变法，您就是胡闹对吧？这是反对派手里的旗帜。争来争去，等到搞变法的宋神宗再一死，这情况就更复杂了。你想对于后来的皇帝来说，这就有两个大宋朝的列祖列宗了，一个是搞变法的宋神宗。所以新旧两党的主要争议就是，到底是仁宗的嘉祐年间更好呢，还是神宗的熙丰年间更棒呢？北宋后期这就争成了一锅粥，成了宋朝政坛上的头等纠纷。这是后话，咱们今天不提。
但是现在你明白了，天下哪有什么简单纯粹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所谓的评价都是用手指指着古人，但是眼睛可偷偷瞄着当时人的需要。所以在历史上白纸黑字记下来的，无论是颂扬嘉祐之治的，还是解构嘉祐之治的，所有这些言论咱心里都得清楚，要打一点折扣，它都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都是为了后来的政治需要。
好了，咱们这个时候对吧，隔了宋仁宗时期都1000年了，咱们至少可以做到客观公正。如果让我们今天来评价宋仁宗这个时期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有两个角度说出来供你参考。我能提供的第一个角度是，这个宋仁宗时代它肯定没有那么糟糕，但与此同时，它也肯定没有那么好。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心里太清楚了，我们是亲身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的，那也是一次变法。这次变法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派，为啥？因为此前的状态所有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接受嘛。只要搞改革，所有的中国人都从中受益嘛。所以你看一次变法，它之所以有共识，就是因为此前的状态大家不接受。那反过来，如果一场变法有激烈的争论，大家没有共识，说明什么？说明此前的状态大家心里很矛盾。对，这其实就可以倒推出此前宋仁宗时代的总体状态，就是大家不算特别满意，但是又觉得那该怎么办呢？努力也尽到了，即使改变也未必会更好。当时大家应该大致就是这么个状态。
我还有一个参考角度，那就是苏轼苏辙这兄弟俩的变化。你要知道，这兄弟俩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在宋仁宗时代。这俩兄弟年轻，评论起时政火力全开。苏轼说得还比较含蓄，说咱这个时代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就看着像太平盛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是苏轼的话。苏辙岁数更小，比苏轼小两岁，所以那个话说得更难听更重，我们这时代什么都不是，原因很简单，咱这位皇帝宋仁宗好色，你看他后宫里养那么多女人，这国家能治理好吗？这兄弟俩年轻的时候就敢这么说话。
但是等到宋仁宗去世之后，这哥俩这一辈子，但凡提到仁宗皇帝，那全是好话，有的话说得还非常动情。说一个十几年之后的事，就是宋神宗的熙宁六年，苏轼是出差路过苏州，他在朋友家里偶然看见了一副当年仁宗皇帝写的字，这就睹物思人发了一通感慨。他说评价一个世道好不好，你就去看这个世道里的人。这仁宗皇帝当年给我当领导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年轻，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胡说。但是现在回头看，他那40年，他前后左右的人都非常不错的。他身边的大牛人是光明磊落的大牛人，他身边的普通人也都是有长者风范的普通人。但现在他死了对吧？无论是朝堂上下还是内外亲疏，不管谁，大家但凡提到宋仁宗，提到当年的这伙人，提到当年的那些事儿，都不自觉地要感动落泪。这是苏轼的一段话。
你仔细听这段话，它里面其实给出了一个知人论事的新标准。对，评价一个皇帝，咱别拿着一堆尺子这么量那么量，很多事情人力不可为的。咱们隔着这很多年，苛求一个古人的是非没有什么意思。对一个皇帝，也许更好的评价标准就是苏轼刚才说的这两条。第一条，你看他活着的时候，他身边都是一帮什么人。第二条就是他死了之后，在远方怀念他的又是一帮什么人。你就看这两条，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身边的人是他的镜子。一个人死了之后，远方怀念他的人是他的镜子。苏轼这个标准那是真好。对，我们身边看到多少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对吧？活着的时候，身边围拢的人知道他有多少不堪，所以他身边围着的全是不堪的人。但是远方看见很光辉的形象，可是等他死了，只有他身边的人还念他好，他远方的名声随风而散。而我们今天送别的这位宋仁宗，正好反过来对吧？无论是用活着的还是死后的，是用哪个标准，是用近处的还是远处的哪面镜子，照出的这个人。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我们愿意亲近也愿意祝福的人。所以仁宗皇帝这一生活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
刚才我们说的是宋仁宗作为一个皇帝的是非功过。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他也是个人呐，那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到底是强还是弱呢？你去看史料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极其柔弱的人，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讨好型人格，谁的评价他都那么在乎。
有这么几个著名的故事。话说有一次，他在郊外的一个皇家园林散步，离宫里还挺远的。他一边走就一边回头张望，身边伺候他的人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反正他就这么一步三回头，等回到了宫里坐下之后，赶紧让妃子给他端水：“我太渴了。”妃子一边端水就一边问：“官家你咋的了？你在外面咋不喝水就回来呢？瞧把你给渴的。”宋仁宗说：“不是不想喝水，我频频回头，但是就是看不见本来应该给我端着水的人。但这时候我不能问，我只要张嘴一问，按照规矩这个人就得被治罪。算了，我还是回来忍一忍，回来再喝水。”这话一出口，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感动得不行：“我们的官家真是太宽厚仁慈了。”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故事。说仁宗有一天上朝，大臣们一看，说：“皇上今天脸色不好，怎么啦是病啦？”仁宗说：“不是，是昨天夜里饿着了。”大家就更奇怪了：“你皇上哎，你宫里面什么吃的没有，怎么会饿着了呢？”仁宗说是这样的：“昨天夜里我是有一点饿，当时就想吃烧羊肉，就爱这一口。但是宫里面没有现成的，我就忍忍算了。”请注意他为什么忍。仁宗说：“说我当时要是贸然开了这个口，羊肉是吃上了，但是就怕成了惯例，从此御厨房每天夜里宰羊，备着我这种不时之需。我也不是天天想吃烧羊肉，那得糟蹋多少东西。算了，忍了，饿着吧。”你看多好的皇上。
仁宗留下了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如果他要不是皇帝，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大暖男，凡事儿都为别人着想，情深似海，心细如发，多棒的一个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就很容易会拿身边的那种大白兔一样的大暖男来理解宋仁宗的性格，觉得他可能也有暖男的那些性格的缺陷，比如说意志不坚定，容易像墙头草一样随风飘摆。我们特别容易这么理解。
比如说后来的两个大儒，一个朱熹，一个王夫之。这两个人相隔了五百多年，朱熹是南宋的人，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人。这两个人对宋仁宗的评价其实都很高，但是他们批评宋仁宗的点也都一样。简单说就是觉得宋仁宗换宰相换得太频繁，意志不坚定，用人没有章法。朱熹就说嘛：“说你这就是不会用人，你今天突然启用一个人，过不了多久又把这样的人。你这么干，你最后肯定什么都干不成。”王夫之的说法就更细一点：“说你宋仁宗自己执政大概三十年，前面有十一年那不是太后垂帘听政，你自己做主三十年，你用了多少个宰相？你用了四十个宰相级别的大臣。用一个人你也不坚决，动不动又把人罢免了。你罢免了吧你也不坚决，过不了多久你又把这些人启用。一旦一个大臣被人攻击，你马上就怀疑。要是宰相们互相吵个架，你就两边都换。那你想你这么个执政风格，大家就无所适从嘛。”所以王夫之最后就给了宋仁宗三个字的评语，说他“无定志”，就是你没有坚定的意志，说白了你这个人拿不了大主意。
确实王夫之没有冤枉他。宋仁宗亲政三十年，他更换了四十多个宰相级别的大臣，你算嘛，平均每年换一点三个人，就这个频率，在整个宋朝都是最频繁的一个时期。你可能会说，这个大暖男确实也容易是个大渣男，对吧，心太软，墙头草，没主意。
慢着，我自己看史料，我是越琢磨这个事儿越觉得，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恰恰是宋仁宗性格深处他厉害的地方。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回到一个很基本的场景。假如你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你今年换一个CEO，明年换一个销售总监，后年又换一副总，你换得很勤。请问这是您这个董事长没主意的表现，还是你主意大的表现？常识告诉我，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它恰恰是证明这个董事长有掌控力，而且主意特别大，特别正。
首先你对公司必须有超强的掌控力，才能这么频繁地换人。因为你得能hold得住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动，你还得能撼得住可能发生的业务动荡，不容易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恰恰证明了你有强大的意志力，你不会被身边熟人的人情关系绑架。对，我们身边见过多少民营公司的董事长，他对他用的人其实也不满意，但往往就是下不了换人的决心。为什么？你去问，他都是被人情绑架了。
我们再来看这位宋仁宗，他跟大臣之间关系好归关系好，昨天还相谈甚欢，但是今天可能就请你走人了，眼睛都不眨一下。三十年换了四十多个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可能会说他是皇帝呀，皇帝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这么做。是他是个皇帝，但是你别忘了他也是个人，活生生的人，是人就会有人情的牵绊。
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大臣就劝宋仁宗：“说您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进献了几个女子，你留在了身边？”仁宗说：“嘿嘿嘿，是有这个事儿。”这人说：“你不该这么做。”然后一通理由说动了仁宗。仁宗说：“那好吧，这几个女子我就不留了。”然后点手就把身边的宦官给叫来，说：“我身边的那几个女子，你这样，你现在就去，每个人发她们一点钱，让她们赶紧走。把这事儿办完了，你赶紧回来通知我。”
这一番处置，这个大臣看着也发傻，说：“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回宫，这是你的家务事，你就回去慢慢办，哪有这么急的？现在就把人叫走，还要回来告诉你。”仁宗说：“对，就得这么办。因为我虽然是个皇帝，但我也有人情的。我回宫去遣散她们，几个女孩子再哭哭啼啼的，我就不忍心了，我怕我做不到的。所以你先别走，你等那个宦官把这事办完了，咱得着准信了你再走。你现在看着我把这事办完。”
你感受到了没有？这是一个连身边一个宫女都不忍心换的人呐，他换起朝中的大臣怎么可能心中全无波澜？但是宋仁宗就能做到这么流水般地换他的高管，以避免任何人长久掌权。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帝王术，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宋仁宗这种卓绝的意志力的表现。
其实你想，如果一个皇帝他真的心中没有主见，他是什么样？两种情况。一种是遇到一个权臣，他信任的人：“朕的爱卿你怎么那么棒，天下事就托付给你了，我可就不管了，我这人没主意。”是不是容易出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皇权不稳。这是一种没主见的皇帝。那还有一种呢？他不仅换大臣换得勤，更重要的是什么？原来信任的人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你要是熟悉明朝的历史，明朝的那个崇祯皇帝他就是这样，一开始是：“朕太喜欢你了，朕信的就是你。”很快就会变成：“朕恨死你了，来呀把这人给我千刀万剐。”所以没主见的皇帝的宠臣往往没有好下场。
但是你再来看我们这位宋仁宗，这一朝来来去去四十几个宰相级别的大臣，几乎没有君臣之间撕破脸的，往往都是好聚好散，聚了也能散，散了还能聚。我们举例子，庆历年间那场失败的改革之后，什么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人纷纷离开京城去了地方。但是你看兜兜转转大概十年后，除了范仲淹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其他人韩琦、富弼、欧阳修全部又都回到了中央，而且陆续都担任起了宰辅大臣的重任。所以你看，宋仁宗最后的嘉祐年间用的人其实就是庆历年间搞改革的这批人。
你就看这几个人，你说宋仁宗用人不专一，换来换去也行。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呢？说宋仁宗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用一种长期主义的精神，把这一批有闯劲儿的年轻人培养成了成熟的政治家，然后继续启用他们。是不是这个角度也说得通？当然这两个角度都搁在这儿，后者呢只是我的猜想。因为世界上确实有这么一种人，什么人？就是孔子说的。孔子有一句话，说一个君子他往往有三种变化。你离远了看他，你觉得这个人好有威严。但是你离近了，真跟他近身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非常温和。但是你一听他张嘴说话，你会发现他也不是简单的温和，他言论非常严谨，立场非常明确。这就是孔子说的，一个君子有这么三种变化。那个大词人宋代的大词人柳永，又有一个别名叫柳三变，这个三变就是孔子这段话，一个君子有三种变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性格温和，他并不一定就内心没有威严，内心没有主见。
当然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猜想。后来到了明朝，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邹智。这邹智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宋朝的皇帝只有宋仁宗可以算是一位英主。你要知道评价皇帝用这两个字叫“英主”，就是英明有为的君主，不容易。就说他有主意。邹智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你看宋仁宗用各种各样的人，用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驾驭的手段。你可千万别觉得仁宗用人没有定见，如果他是那样的人，是不可能做成那样的事业的。这是明朝人邹智的看法。
好了，宋仁宗性格到底是哪样的人？我把两种可能性现在都摆在你的面前，现在球可到了你的脚下，你愿意相信哪个性格才是真实的宋仁宗呢？
宋仁宗这一生其实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因循守旧，你不搞改革？对当时“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费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中央财政紧张，你自己心里难道没有数？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像后来的宋神宗那样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搞那么一场改革？答案似乎现成的，因为宋仁宗性格柔弱，优柔寡断。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那个猜想，仁宗皇帝的性格也许并不柔弱，他之所以不举起变法大旗，也许另有原因。
其实你想，只要这个当皇帝的每天都在上朝，都在处理政务，发布诏令，所谓的变革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的。我们就拿仁宗最后阶段的这个嘉祐年间来说，你看当宰相的都是什么人？什么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些庆历士大夫回到了中央。改革的大旗他们是不举了，但是改革的动作，你去看史料嘛，一刻也没有停。什么限制冗官、削减冗费，改革财政、改革盐政、更新茶法，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你看这最后八年，甚至有人这么说，说仁宗的晚年其实进行了一场没有举旗帜的改革。对当年庆历新政很多设想，都在实质性地往前推进。甚至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很多变法的做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空穴来风地发明的，往往在仁宗时代就已经开始有局部的试点。改革一直在。
那问题就来了，你仁宗皇帝为什么不举起变法改革的大旗呢？我们也许可以给一个答案，因为他不需要。改革者为什么要举改革的大旗？是为了凝聚共识，是为了让改革获得合法性。就拿后面的王安石变法来说，它不是简单说我就把祖宗之法一否定，然后我就改革了，不是。它也得有它的合法性来源。人家王安石是一个儒家的大经师，学问大得不得了的一个人。王安石是主张回到先王之法，就是儒家先祖的那些大秩序里。这就是他变法的合法性来源。
对我刚才提到这三个字，理解一个皇帝的行为，钥匙就在于这三个字：合法性。对，当年的宋真宗为什么要封禅泰山？后面的宋神宗他为什么要变法？神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为什么一会儿要用旧党，一会儿要用新党？你看着五光十色，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所有这些大张旗鼓的动作，隐藏在背后的都是这么三个字：为了合法性。
回到仁宗，他为什么不举改革大旗？因为宋仁宗的最佳合法性来源就是守祖制，尊重祖宗之法。你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祖宗之法》，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老师的名著。她就是用“祖宗之法”这条线索串联起了整个北宋的政治史。其中就提到，“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和思路的成熟，就是在宋仁宗这个阶段。既然有了这个合法性的来源，那就别动不动就喊变法了。如果只是为了搞点改革措施，很好办，以皇帝的权威就事论事，不举旗，就事论事地往下推动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大声音地把它喊出来。
我这里特别想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宋仁宗式的政治理性。话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劝仁宗皇帝：“说您呐应该把权力收上来，别让别人感觉你总是听宰相的，好像你没有什么主意似的，应该收权。”仁宗皇帝就问他：“那你说说看怎么收权呢？”那人就回答说：“要让所有的政令都从您的嘴里说出来。”仁宗说：“这正好是我不想要的。让大家都知道朝廷大权是掌握在我手上的，我可不要。如果什么决定都是从我的嘴里说出来，那我说对了也便罢了，万一我说错了呢？我说的最高权威就是我，这个事说错了还怎么改呢？所以不如像我现在这样，大家说怎么办，最后宰相去执行。如果发现这个事搞错了，再让台谏官提出来，我去做一个决定，小小地推动一下，这个事儿就还能改。这样是最好的政治运行状态。”
你听听看，作为一个皇帝，他搞改革也好，他因循守旧也罢，对于权力，他是收权也好，他去授权也罢，这背后是什么？不是性格问题，这背后都是有政治理性来支撑的。对这个话题，我们将来讲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往深里去聊。
这一期节目呢你听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好像我今天是在刻意地挖空心思地来替宋仁宗去辩护，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没有那么软弱等等。其实呢，这是我个人读历史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定一定要假设古人比表面看起来要聪明。就是两个选项，一个他很傻，一个他很聪明，我宁愿选择他很聪明这个选项去相信。
那为什么呢？话说多年之前，我听一个老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有的人是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但是他就是敢说某个皇帝干得不行。潜台词就是换了他他当皇帝，他干得就比这个古人强。这是什么？这就是把读历史混同于看爽文啦。所以我在《文明之旅》公元1060年那期节目里就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在我看来已经话很重了，就是如果觉得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你比古人强，你要是读书读出了你对古人的优越感，你读出了一身的骄傲之气，那您呐还真不如不读书。
所以一个人应该怎么去读历史？我特别喜欢孔子讲的一句话，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今之学者，就是今天你学习是学给别人看的，这不好，应该学古人。古人他学习的目的就是为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我们说到读历史的目的，最近我正好看到宋史专家包伟民老师出了一本新书，叫《史学问津》。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当年我刚入道的时候，也听信了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以为史学这门学问蛮了不起，可以发现什么历史规律什么的。后来书读得多了才明白，史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研究历史无非是为了理解前人的生活，有所理解，也许可以让我们活得更通透一些，仅此而已。即使不理解别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妨碍大家‘嗨皮’赚钱。”这是史学家对研究历史的看法。
对，我们为什么要理解别人的生活呢？为了自己。孔子刚才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为了把别人的故事装载到我自己的生命里，让自己的生命更饱满、更多元、更丰厚。我们就拿今天宋仁宗这个话题来说，如果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像法官一样升堂断案：“你宋仁宗你如此这般，所以你是有缺陷的，你配不上什么嘉祐之治的说法，要不你怎么没拿回幽云十六州呢？”如果我们作为后人这么去审判一位历史上的人，我们胸中可能确实会鼓荡起一种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快感。但是你不觉得吗？这种快感是一种非常虚妄的权力感，苍白廉价。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刚才这期节目，我们是有意地、刻意地对宋仁宗高看一眼，我们把他的行为设想得更合理。那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他面对的挑战，他自己期待的成就，他曾经采用的方法，他正在进行的调整，他最后付出的努力。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最终受益的是宋仁宗吗？不是，他死了，他不在乎这些的。最终受益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居然可以用这么小的成本，在他人的生命和故事中多活一遍。这就是收益，这就是读书的好处，不是评判他人。
好了，我们现在是穿越回了公元1063年，今天我们送别宋仁宗。话说宋仁宗下葬之后，在他那个永昭陵的寝宫，后来有人就题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叫：
农柔不扰岁常登，
边将无功更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过，
春风吹泪酒昭陵。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景象。宋仁宗时代四十二年，将近半个世纪，没有什么赫赫的武功，也没有什么看起来能够扭转乾坤的大能人呐。四十二年的时间，就这么平平常常地流淌过去了。但是不知怎么的，路过昭陵的人知道这里躺着那个叫宋仁宗的人，路过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把自己的泪水洒在春风里。
对，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看似平康的时代，一个宽仁得像是没有主见的君主，这么惹人怀想呢？这是宋仁宗给我们这些后人出的一道思考题。
好，《文明之旅》，我们在下一年1064年，在宋英宗的时代里再见。
下面是本期感谢。本期的线下看片团，我要感谢的是魏红亮组织的郑州看片团。他们在筹备看公元1059年这一期的时候，这一期正好讲《千家注杜》，讲杜甫。正好他们团队里面有一位巩义的朋友，他就说了：“我老家就是杜甫的老家呀。”于是四十多位同学自发组队，二十四小时之内敲定行程，开着十三辆车，四面八方汇聚到杜甫故里巩义，在巩义看完了节目。听说他们郑州小分队还要继续开展这种叫地图模式，在空间里面追更咱们《文明之旅》节目。感谢你们，期待你们的线下现场追更。
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为我们提供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在弘扬传统文化上，《逆水寒》可以说是把数字科技工具用出了新高度。听《逆水寒》的朋友跟我讲，说他们游戏里的诸多场景，都是用数字技术对真实景点的复刻。比如说游戏里面的雁门关，关城的原型就是对准了真实的雁门关城楼。还有那个靖边祠，那个构造也是复刻了历史中的李牧祠。这就好像是用数字技术给咱传统文化拍了一套高清写真。还有更厉害的，为了让玩家感受到浓烈厚重的民俗艺术，他们还把黄土高原的窑洞民居，闽南文化里面的皮影戏，还有傩面，梁祝戏剧都揉进了游戏场景里面。你看在《逆水寒》里面，你每走一步，好像都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之旅。如果你也想看看传统文化在虚拟世界里面的鲜活模样，别犹豫，赶紧来《逆水寒》里面探索一番。
本期节目我们送别了宋仁宗。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个时刻，准确地讲它就是宋仁宗嘉祐六年的三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宋仁宗在他们的皇家后花园里面重启了一种宴会，叫赏花钓鱼宴。这种宴会在宋太宗、宋真宗和宋仁宗朝的前期举行得是非常频繁的。但是自从西夏的元昊叛乱，朝廷连年用兵，所以仁宗皇帝是寝食难安，这种宴会就停办了，一停就是二十年。到了宋仁宗的晚年，就是嘉祐六年，你知道的，这距离他去世只剩下两年时间。他终于决定要重启赏花钓鱼宴。宴会上大家玩什么呢？就是名字，赏花钓鱼，当然还缺不了赋诗。
在这次宴会上，曾经亲自驻守边防跟西夏人打过仗，现任的宰相韩琦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当然在座的每个人都得写。韩琦写的是这样的：
诗题是：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奉圣旨次韵 韩琦
花簇香亭万朵开，雕舆高自九关来。
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
仙吹彻云终缥缈，恩鱼逢饵几徘徊。
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
你看韩琦说自己上次参加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这种应制诗说不上多少文学性，但是你也可以体会一下这种久违的聚会上，宋仁宗和一群士大夫，他们当年的那个气氛该有多高兴。据说王安石有一次在赏花钓鱼宴上糊里糊涂地就把鱼饵当零食给吃了，闹出了一个大笑话。你要是按照时间去推算，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回，就在这一场赏花钓鱼宴上。
之所以今天我们要致敬这个时刻，就是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很多那些激动的时刻，往往就是由这样一次一次的聚会来勾勒出个时代的轮廓。比如说剑拔弩张的楚汉相争，今天留在我们印象当中可不就是鸿门宴吗？再比如说后来南宋时期的思想激荡，留在我们后人心中的可能就是那场鹅湖之会。
对，嘉祐六年的这一场赏花钓鱼宴，它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从此之后，大宋政坛上这种君臣相得，这种宽厚和煦的氛围，它也成了绝响了。今天我们在公元2025年，我们致敬那个千年之前的春风荡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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