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0年，这是大宋的嘉祐五年，大辽的清宁六年。
听听，这已经是嘉祐五年了，距离我们这位宋仁宗他去世还只剩下最后三年，所以这个时候的仁宗皇帝身体其实已经非常不好了。在朝堂上见大臣的时候做决策，只是靠听，听完了之后不怎么说话，点头摇头就算是皇帝表态了。但是赶在这一年，他还是办成了一件大事，什么事？给原来的唐朝修一部史书。
宋仁宗对原来的《旧唐书》，原来有这么一套史书的，叫《旧唐书》，他不满意，于是另起炉灶，新修了一套史书，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二十四史里看到的《新唐书》。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为前面的那个王朝修一部史，这可不是搞文学创作，那是一件非常有政治意味的大事。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给前朝办了葬礼，对，你已经躺那儿了对吧，于是我召集所有的人，我站在你的灵柩旁边，对你的是非功过、经验教训都给你明白了，总结出来了，然后拍拍你，放心去吧，然后你的那个法统就算是交给我了，我可以举着它继续向前走。所以这个政治意味很浓。
有的时候，新朝代接过法统的心态就很着急，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明朝修《元史》。你想朱元璋是1368年在南京刚即的位，大明朝刚成立，北边和蒙元的仗还没打完，就马上下令修《元史》，那真的是为元朝送行，一分钟都不想耽误。要知道这部《元史》其实规模不小，210卷，160多万字，但是这么大的规模，它花了多长时间修史呢？两次加起来用时是331天，你算还不到一年，这么大的活就干完了。干得这么仓促，所以这部《元史》就修得乱七八糟，漏洞百出，甚至有为同一个人修了两篇传记的情况，说白了连目录都没明白。所以有人说若论质量的话，《元史》在二十四史里面那是垫底的。
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件奇怪的事儿，就这《元史》，元朝也是个挺重要的朝代，它修得质量这么烂，但是后来的什么明朝的朝廷、清朝的朝廷都没有想过，现在腾出空儿了，我们给它重修一下，没有。《元史》烂就那么烂了。但是关于唐朝的史书，明明原来已经有了这么一部《旧唐书》了，咱们这位宋仁宗为什么还要再修一部《新唐书》呢？是因为《旧唐书》的质量特别差吗？当然有这个原因，宋朝人挑了《旧唐书》的一大堆毛病，什么没有章法、详略不当、文采不好、事实凌乱等等。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再差，它也不比《元史》差嘛。
而实际上呢，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对那部《旧唐书》是更重视的，觉得它的价值非常高。为啥？道理很简单，你想，《旧唐书》是什么时候编的？五代时候，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所以那个活儿干得就不细，有点糙，把找来的史料直接拼盘抄抄就得了。但是作为一部史，它反而落下了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材料。关于那部《旧唐书》的价值，咱别的不说，我就举一近一远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
什么是近的例子呢？你想，就在这一年，《新唐书》编出来往后只隔了十几年，就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而司马光关于唐朝的历史，他主要参考的，你猜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不好意思，不是这一部新编出来的、崭新的《新唐书》，而是那部原始史料更丰富的《旧唐书》。所以你看，同样是宋朝人，这个态度是不是证明《旧唐书》有价值？这是近的例子。还有一个远的例子，就距离这一年700多年后，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就觉得《旧唐书》的价值很大，于是把《旧唐书》又给请回来，放回到了正史的序列里面。所以这才成了我们今天经常讲的二十四史。请注意，二十四史这个概念直到编《四库全书》的时候才有，在此之前没有二十四史这个说法，都是所谓的什么十七史或者廿二史，就是二十二史的说法。所以你看，《旧唐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差到必须被废掉然后再编一部新的的程度。好了，问题来了，奇怪，为什么咱们这位宋仁宗他一定要重编这么一部《新唐书》呢？
咱们这位宋仁宗他为什么要重修一部《新唐书》呢？这个道理我估计你也猜出来了，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请问《旧唐书》什么时候修的？五代时候的后晋它修的。这就给宋朝人带来了两重尴尬。第一重尴尬，你想，后一个朝代给前一个朝代修史，同时也就意味着我继承了前朝的法统对吧？那好，如果唐朝的历史是由五代某个朝代修的，那它就继承了唐朝的法统，我大宋朝就只能继承五代的法统。可是五代是什么时候？血腥乱世，大宋朝觉得不长脸。宋朝人有的时候都不管它叫五代的，称之为叫“五季”，就是季节的那个“季”。那这个季字是什么意思？古人排行伯仲叔季，季就是老小的意思，衍生出来就是“末尾”的意思。那“五季”就说这是个末世，或者说这是唐代的末尾，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它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朝代。这是一层尴尬。
那还有一层尴尬，那就更严重了。你想我刚才交代了，《旧唐书》不仅是五代人修的，而且是五代人中的后晋人修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谁修的咱都能忍，唯独这个后晋咱不能忍。为啥？因为在这五个朝代当中，只有后晋它是被北边的契丹，现在的大辽，给扶植起来的，而且后晋的皇帝还给人家当了儿皇帝，而且还有一件大家都知道，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那你想，我大宋能承认后晋在中原帝国里面的法统传承中的地位吗？那岂不是让大宋在法理上比现在那个大辽还要矮一头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对于宋朝的皇帝来说，有一个一了百了的方法，就是干脆你那套书划拉到一边去，我干脆新修一部《新唐书》，让我大宋的法统直接对接到大唐的法统上，这多好，问题解决了。
但是奇怪的事情来了，现在我们面前有两本书，一本叫《旧唐书》，一套是今年修成的《新唐书》。那按说人家《旧唐书》是五代时候兵荒马乱的条件下编的，当时文化人的水平也有限，朝廷能投入的资源也很少，而且前后也就花了5年时间吧，所以《旧唐书》你说它编得不好，它有各种缺点，这很正常。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套《新唐书》，这是什么条件下修的？那可是在大宋朝国力鼎盛的时候拉开架势干的。你算从庆历四年就是1044年，一直编到了今年1060年，这可是17年的时间，算干得活比较细了吧。那参与编纂的人都是什么？像宋祁、欧阳修这样的大家。所以资源够、时间长、人才多，那最终你产品的水平应该很高才对对吧？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中，这部《新唐书》历来遭到的批评非常多，毛病大了去了。比如说批评这部《新唐书》的文笔不好，说他的文章写得疙里疙瘩，不容易看得懂。这说的是谁？主要说的是那位宋祁，《新唐书》的编者之一。要说别人还则罢了，如果我们说宋祁这个人文笔不好，咱小心让宋朝人听见，被他们耻笑的。为啥？因为宋祁文名太盛了，他在宋朝几乎就是个状元。为啥我要说他几乎是？这就牵扯到一个典故，因为宋祁当年考进士的时候，他实际上考了第一名，所以他应该是个状元。但是出了个岔子，宋祁的哥哥叫宋庠，考了个第三名。所以大家一看说别了，你看这个弟弟压在哥哥的头上不太合适，要不这个状元干脆让他哥哥当吧。但是所有人还是心知肚明，若论才学、若论文采，人家宋祁其实就是个状元，当时人都知道。
那你可能会说，就算他是个状元，那文笔也不见得好。好，那我念一句词给你听听，很多人都熟悉这一句，叫“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有印象不？反正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这是语文老师重点讲解的例句，说怎么用好那个词儿，怎么让词儿具有那个通感的魅力，就举的这一句。你看那个“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来形容树枝上盛开的那个花，真的是神来之笔。这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的好词好句。没错，这首词叫《玉楼春》，它就是这位宋祁写的。这首词后面几句也特别好，你看，“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多好的句子。那写出这种句子的人，怎么可能文笔不好呢？他怎么可能写文章疙里疙瘩的呢？
但是咱别忙着下结论，如果你自己去看这部《新唐书》，宋祁主要是负责《新唐书》里面列传部分的写作，你会发现这个疙里疙瘩的问题还真的是挺严重的。我随便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个场景，说有一个人把门给锁了，然后再把那个铁熔化成为铁水，倒进在这个锁的锁眼里，让人打不开这个门。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同样这个事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写了8个字，叫“手锁其门，熔铁之”。很好懂，即使是文言文水平一般的人，看这几个字，应该也不难理解这层意思。但是你看宋祁在《新唐书》里是怎么写的？很简洁，司马光写8个字，人家只写5个字，叫“液金以”。什么鬼？乍一看这会稀的，我估计不仅是我们今天人稀，宋朝人看了也会的。慢着，容我来琢磨琢磨，这五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液金以”，液金这是不是把金属变成液体的意思？液金后面还有“”，一查字典，这个“”字，这不就是古人说的“锁”字吗？那，“”是完整，让锁变完整，什么鬼？你看这就是把金属溶液，液金嘛，倒进锁眼里让这个锁变完整，就是让锁变成铁疙瘩。说到底不还是那层意思吗？把铁熔化了倒进锁眼里，让人打不开门吗？你看他偏要这么写，这五个字多难懂。要不是同样这层意思，被同样是宋朝人的司马光也写了一版，我们差点都以为文言文本来就是这么难呐。
所以很奇怪，这个宋祁这么个大文人、大才子，他为啥非要这么写文章？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你写书人何必为难我们读书人呢？
其实这就是宋祁的文风，据说连欧阳修也跑去开这个宋祁的玩笑。有这么个记载，说有一次欧阳修就跑到宋祁的家里去，在他们家墙上写了八个大字，叫“宵匪祯札阀洪休”。这八个字我也不跟你解释了，反正这八个字拆开来我们都认识，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是连起来就是不知道啥意思。这宋祁回家一看，欧阳修在我墙上写了八个字，他也认半天，“宵匪祯札阀洪休”，他理解了半天，最后说，你这不就是说一个人夜里做了个不祥的梦，然后跑到自己家门上写了个“上上大吉”吗？是不是这意思？欧阳修点头，就这意思。宋祁说那你何必要标新立异，写得这么难懂呢？欧阳修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写的《新唐书·李靖传》里面的这一句，叫“震霆不暇掩聪”。这句话不也这么难懂吗？对吧，啥意思？换个说法你秒懂，就是迅雷不及掩耳。被宋祁写成了“震霆不暇掩聪”，对，震霆不就是迅雷吗？不暇不就是没时间来不及吗？掩聪，聪不就是耳朵吗？所以迅雷不及掩耳多明白，你宋祁为啥非要写成“震霆不暇掩聪”？据说是欧阳修和宋祁之间的一段朋友之间的开玩笑。
下面我们要追问一个大问题，就是宋祁他为啥非要这么写文章？在这个地方我顺便强调一句，我读历史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管看到什么现象，再不合理、再气人，我绝不要归因于古人他傻，或者是古人他坏。对，如果觉得自己智力和道德上比古人强，尤其是比宋祁这种他自己就是古人中的人中龙凤，我还比他强，我读书读出了对古人的优越感，我读出了一身的骄傲之气，那这书还真不如不读算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你看今天我们说的宋祁之所以能把《新唐书》写成这个样子，我在内心里就绝不会认为这是因为他写文章的能力差，这一定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我不琢磨明白了，这书其实我就没读。
什么原因？其实跳出来一看很容易明白，这是因为矫枉过正。宋祁这种遣词造句晦涩的风格，是因为他在反对骈文的路上走得太远了。是的人有时候表现出来一种很奇怪的姿态，不是因为他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往往是因为他在抵抗、在反对另一个东西的时候太过用力，所以姿势显得不好看，其实就这么个原因。你想宋祁这么个大文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潮流中？前几期节目其实我们提到过，就是古文运动。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开始，直到宋朝的欧阳修、苏轼才完成。古文运动，那是一个持续了300多年的文风改革过程。在《文明之旅》1057年的时候，我们简单说过古文运动的脉络。那请问古文运动主张的是什么？就是反对浮华的骈文，主张写散文。但是你想反对浮华，就会往质朴无华的路子上走，一旦走过了，一旦矫枉过正，就很容易变成晦涩难懂。比如说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韩愈，他的文风就有一点叫奇险涩怪，佶屈聱牙，那就是难懂。
好，宋祁是谁？他也是这场古文运动中的一员，他反对骈文，所以他的散文那个风格就好像有点过，我们读起来就不太顺畅，疙里疙瘩。这宋祁他反对骈文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说的是他编的《新唐书》，他编《新唐书》的时候，居然把唐朝所有的朝廷诏令，就是朝廷下的所有圣旨，这都是非常珍贵的原始史料，全部都给删了。为啥？就因为唐朝的这些文件用的是那种对仗的四六句的骈文，他反对的浮华文风写成的，全给删了。你说能这么干吗？你写的是历史书，你看二十四史里面饱受表扬的那几部，什么《史记》、《汉书》，都大量保存了原始的朝廷诏令，你这就删了？宋祁不管，不能让这种唐朝的歪风邪气吹到咱们宋朝来，吹到后世去，打我这儿它就停了。这些东西说删就删，那如果有的骈文表达的信息很重要呢？这个历史信息很重要呢？宋祁的办法就这样，说得了，那我就用我习惯的散文，我来替古人把这骈文的意思我再给你写一遍，把你写成散文。至于这是不是古人的原话，甚至是不是古人的原意，不重要，我说改我就改了。
所以你看，在宋祁和欧阳修这些人看来，《新唐书》是什么？《新唐书》不仅是他们要编的一部史书，不仅是替朝廷完成了一项政治动作，还是他们这批文人搞文风改革的试验场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去看《新唐书》的很多问题，其实根子就在这儿，不是这帮大文人不会写，而是他们偏偏就要这样写。
比如说我们再说欧阳修，欧阳修在古文运动当中，他特别强调这个文风得简洁，能少写一个字，就不要多写一个字。好，欧阳修在写《新唐书》的时候，他是负责本纪部分，就是皇帝的传记。那怎么体现文风简洁呢？就大量地删篇幅。《新唐书·本纪》的篇幅还不到《旧唐书》的三分之一。那意思就是，怎么样？我欧阳修艺高人胆大，你《旧唐书》写得啰里八嗦的事情，我只用你三分之一的篇幅，我一样能说清楚。这就是欧阳修显自个儿的本事。删了这么多，但是后来读史的人一看，坏了，简洁你确实搞得很简洁，但是你删了太多的关键信息。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件事情在《旧唐书》里面，不仅要写年份，通常还会加一个季节，比如说某一年春、某一年秋，《旧唐书》是这么写的。欧阳修为了简洁，把这个季节他就给删了，春夏秋冬一概不写。后来读历史的人就蒙了，你就为省那一个字，很多重要的时间线索就没有了，我只知道这事儿发生在这一年，什么季节跟其他事情的前后关系就分析不出来啦。
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旧唐书》里面原来有这么个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就问狄仁杰，她特别信任狄仁杰，说要一个好汉，你有推荐的人选吗？原话就这么说的，“朕要一个好汉”，就是我想用一个特别能干的人。这句话到了《新唐书》里面，这个表述就改了，可能是觉得什么好汉，皇帝说话好汉，这个太粗俗了，就改成了武则天说，“朕要一个奇士”，就是“奇人异士”那两个字，奇士。你说这么一改，它确实变得文雅了一些，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唐朝人口头说话的那种生动感，尤其是武则天这样的人，她口语的那种生动感就没有了。我是宁愿看到武则天说“朕要一个好汉”的，没有了呀。
是的，《新唐书》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你听出来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不是因为编写者本人的文化水平问题，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宋祁、欧阳修这一批人有一种强烈的写文章的风格主张。你想我自己作为一个文人，我写文章，我改文风，不一定有用，因为我的文章未必能够传到后世去。可是咱哥俩现在可拥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对吧？朝廷是给我这么一个正式的责任，让我编写《新唐书》，写正史。我们的这批文章传下去的概率那就要高太多了，这是咱哥俩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我们要在里面搞各种各样的文风书写实验，要让千秋万代的后来者看看，什么才是好的儒家文风。来吧，咱哥俩撸起袖子来干吧。这就是《新唐书》写成这样的根本原因。至于对后世的历史研究者来说，这部《新唐书》好不好读，普通读者觉得它是不是好懂，这不是欧阳修、宋祁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对吧，文风问题有的时候就得把那个劲足了才行。
我记得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叫写作？他说这个日常语言就是一只家禽，就是养熟了的鸡鸭鹅对吧？而写作呢？写作就是要把日常语言让它重新变回野种，要把它变成野鸡、野鸭和野鹅。说白了就是你那个风格得有野性，得彰显得足足的，让后人都能感受到这种主张的力量。这才是欧阳修、宋祁他们的追求，就是要让你们感受到这种风格的鲜明特征。
好了，作为后来者，我们这个时候心里自然就冒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么干，做得对吗？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那个要求，我前面说过的，就是绝不轻言古人的是非对错。为啥？你说读历史不是经常要看各种评价嘛，他忠、他奸、他对、他错，几几开等等。我绝不这么读历史。为啥？我不是怕自己说错话，而是一旦在古人的是非里面我选了边、站了队，我下了断语，这就让我这个读历史的人错失了读历史能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你说读历史对我们这些读书人有什么好处？可以让我们活得长，这就是最大的好处。你想人生不过百年，你要想活得长，两个办法，就是你把身体弄得很健康，真的在物理时间上活得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我利用我这短暂的一生，我看到更多人的活法，理解更多人的活法，把他人的生命装载到我这个短暂的狭小的一生里，让自己有机会突破个人经验的边界，这也是在客观上让我的生命的容量变大，我也活得长。
对我今天带来一本小书，这是台湾历史学家王曾瑜老师写的，它的书名就叫《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你看“心量”这两个字，这是一个佛家的术语，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广阔性和包容性。那请问一个人的心量它怎么扩大？光靠知识不行的，你把百科全书都背下来，你的心量也不见得大。心量怎么大？心量是被我们看到的更多人的活法、更多的生命状态给撑大的。就是你对越多人的活法能够保持理解能力，你的心量就越大。那好，如果凡事我们看到古人的一个做法，我们都要给他一个评价，你对你不对，你这80分你这不及格，我们都痴迷于古人评价，这是怎么在读书？这是用我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古人，对吧？那是借古人的故事又夯实了一遍我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时候爽是挺爽的，但是代价是啥？代价是我的心量并没有得到扩充，那我读书就白读了，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好，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宋祁和欧阳修，他们的《新唐书》被吐槽，后人说有很多很多毛病。好，那作为我们这些读书人，我们选择去看什么？是去看他们的漏洞吗？是去跟着别的历史学家一起去指责他们的毛病吗？还是试着去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对一些现象痛心疾首，比如说骈文的那种文风，是因为他们对一些价值爱不释手，儒家的那个至高价值，他们爱不释手。他们之所以拼命地去反对一些东西，是因为他们在坚决地捍卫一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一不小心走了极端，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活得很认真、很用力呀。这才是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去选择看到的东西。
我刚才这段话听起来有点像是在替欧阳修和宋祁洗地，替他们辩白。但是你想他们二位老人家离开世间都将近一千年了，他们不需要也不在乎我们为他的辩护，对吧？理解他们那一代人何以如此，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本质上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我们自己的心智新增添了一笔财富。原来这个世上有人这么想过问题，他有没有一点道理呢？所以我才特别喜欢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我在这个节目里其实讲过一次了，这句话特别好，叫“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我们这个脑子生来就不是冲哪一个想法去的，我们这个脑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同时能够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就像今天说的，我们既能欣赏像《滕王阁序》那样优秀的四六句骈文，我们又能理解欧阳修、宋祁这代人对于骈文的那种嫌弃、那种憎恶。这两个东西我们脑子里都能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并存得越多，我们的心量才越大。
好吧，这是一段个人的感慨，还是回到《新唐书》。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语言问题、文风问题还只是枝节问题，后人对于《新唐书》还有一个更大的质疑，就是你这个《新唐书》里面搞的那个春秋笔法，未免也太多了点吧。欧阳修啊欧阳修，你真的是在写一本可信的历史书吗？
如果仔细分辨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传统史学当中其实是有两个传统的。第一个传统叫秉笔实录，有什么写什么，重在真实，哪怕是皇帝办了错事，也得如实地记下来，这是重在事实。比如说宋朝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花园里拿着个弹弓正打鸟，玩得正高兴，有一个大臣说有急事求见，急得不得了。那得了，只好把弹弓收起来见他，结果发现什么急事都没有。这太祖就急了，说你逗我玩呢？这大臣还嘴，说微臣我这事儿再不急，也比你打鸟玩儿急。那你想太祖什么脾气？当时就动了粗，把这大臣的牙打下来两颗。这位还不急不忙，弯着腰把这牙就给捡起来，拿个小布包就装起来。太祖说怎么的？你还要告我不成？你还在这儿给我留证据呢？这位大臣就说了，说告你我是没有地儿去告的，但是我留着这个证据，让写历史的人记你一笔，你等着。赵匡胤说行行行，算了算了，一边赔钱一边尬笑。你看皇帝他也害怕史官秉笔直书，这就是所谓的“实录”传统。中国传统史学当中这是一种精神。
但是别忘了，中国史学还有第二个传统，叫春秋笔法。说白了就是，你还以为历史是记叙文呐？不，历史本质上是议论文，那个观点比事实重要。历史记录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它都是暗藏褒贬的，它都是为了对某个人、某个事做个评价，重要的是观点。表面看起来，这两个传统好像也不矛盾，因为它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那些我们在现实中奈何不了的人物，比如说你是个皇帝，你是赵匡胤，我能怎么办呢？但是因为有着历史的存在，因为有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这两个传统的存在，多少让你们有一点敬畏心嘛。就是你们现在随便你横归你横，但是咱们将来在历史书上给你拉清单，我就问你害不害怕那千秋的悠悠史评。
你看一边是秉笔直书，一边是春秋笔法，这两个传统看起来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真到了要落笔写字，写那个历史书的时候，这两个传统其实也有矛盾呐。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有这么个很著名的故事，是《左传》记载下来的，是写春秋时候晋国的一件事。
当时晋国负责记载历史的史官大笔一挥，写下了五个大字，叫“赵盾弑其君”。赵盾是一个人，说你把你的君主给杀了。在当时的伦理观念里面，杀君主那还了得，是大罪过。但其实赵盾是个什么人呢？赵盾确实是晋国挺大的一个官，但是他为人很好，能力也不错。他不仅没有杀这个国君，他还老被那个国君欺负，他甚至还流亡。所以赵盾就大呼冤枉，说我哪有，我没杀，这怎么能怪我呢？你这不是胡说嘛，你写这五个字传扬到后世，我这脸可往哪搁？
这史官就跟赵盾说，说你别觉得你冤枉，你是谁？你是朝廷里面最大的官。是国君欺负你，你逃亡了，但是你没有逃出国境，你那个官还当着呢。说白了，你既然在境内，你当这个官，你对发生的所有事你都有责任。而且你现在回来收拾残局，你看你也不主张讨贼，对吧？国君死了，尸骨未寒，你在那也不处理这个事。总之你职责有亏，好，我现在作为史官，我就这么点篇幅，你说我不写你弑君我写谁？听着也有点道理。
孔子后来就听说了这么个事，就发了两条评论弹幕。第一条孔子就表扬这个史官，说对，你写得对，就该这么写，是谁的责任就写谁。但是有意思的是，孔子还发了第二条弹幕，是表扬这个赵盾的，说你也不错，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无辜地背了弑君的这个锅，但是你还成全了史官这么写的原则，你也不错，你受委屈了，我心里清楚。就这么个挺复杂的，是非曲折的故事。
回到当时的情境你会发现，所有人这么做，史官这么处理，他确实有他的道理，对吧？国家出了事儿，有一句话叫“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国家出了事儿，不责成你们这些有权有地位的人负责到底，难道我作为史官，我就动笔谴责几个动刀动枪的小毛贼就完事了？那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作为史官，我就得这么写，写你赵盾弑君，要责成你的政治责任。所以你看这么写它的本质不是为了追求真实，对吧？它是追求那个政治实用性。
孔子补的这个弹幕补得也很好，你看《左传》也都记载下来了，把各方面的是非曲直也都说明白了。但是你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如果没有后来《左传》把这所有的相关的事实都记录下来，如果历史真的就像这个史官写的，只留下这么五个字“赵盾弑其君”，那就麻烦了。那除了赵盾这个人叫沉冤海底，对吧？历史的真相与此同时也被彻底掩盖了。所以你看这是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春秋笔法和秉笔实录，这两个原则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
这就要说到欧阳修的《新唐书》了。欧阳修作为一个大儒，他写史书里面充斥了春秋笔法，说白了就是观点先行，而事实呢？事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这样的例子在《新唐书》里特别多。举例子，比如说他觉得安史之乱，这是一场世纪大祸，对吧？谁闯的祸？安禄山，那是罪魁祸首。那我现在写历史，所有的责任我都要指向安禄山，我要天天提醒，每一句话都提醒安禄山的历史责任。所以在《新唐书》里面，他写安史之乱写很多战争，这些战争往往不是安禄山打的，是安禄山派手下人去打的仗。欧阳修说那哪行？我哪能写别人？我就写你。所以主语一律换成安禄山，什么安禄山陷京师，安禄山陷落颖川郡等等。你看到那些文字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欧阳修对安禄山的那个恨，那真的是一颗钉子一颗钉子地要把安禄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问题是你写的是历史，你咋能这么写？你比如说，说安禄山陷京师，安禄山没有到过长安，安禄山在洛阳待着呢。你这么写历史，有没有想到过要给后来研究历史真相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对吧？你这主谓宾它对不上。这是个例子。再比如欧阳修作为一个大儒，他这个时候是特别不喜欢佛教，当然他晚年有转折，这个将来再说。他不喜欢佛教，所以就把《旧唐书》里关于佛教的那些大师，比如说神秀、惠能、一行，这些高僧的传记全部删了，全当你们不存在。甚至你想，我们今天的人想到唐朝最著名的人物是谁？除了唐太宗、李白、杜甫，可能就是唐僧吧，对吧？玄奘大师吧？对，《新唐书》把玄奘大师的事迹全部删掉。所以玄奘大师什么西域求法，后来在大雁塔下翻译佛经这些事，你在《新唐书》里是一个字也找不到。欧阳修就这样，就是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记录，我用不记录来表达一个态度。
再比如说，欧阳修特别讨厌宦官，就觉得唐朝的灭亡，你宦官是负有历史责任的。那就不好意思了，有关宦官的部分，就别怪我写得绘声绘色。要知道《新唐书》在这个问题上，算是中国历史上观念的一个转折点。在它之前，中国历史书对于宦官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比如说同样是二十四史里面的《后汉书》，它写宦官就是一分为二，宦官里面的人有奸佞也有忠良，对，宦官他就是个人群，人群里面自然就分三六九等，当然各种人都有，这才符合我们的常识。甚至到了宋代，在欧阳修之前，有一套大书叫《册府元龟》，在编那套书的时候，关于宦官的事迹分成16个门类，其中就有对宦官的表扬，比如有的门类就叫贤行，就是贤良的行动，对吧？忠直、才识这样的门类，都是表扬宦官的。负面的门类也有，也是关于宦官的，什么朋党、态肆等等，也有。所以你看相对比较客观。
但是到了欧阳修修的这部《新唐书》，宦官作为一个人群，他总体上就被彻底否定了。只要你是宦官，我不管你的个体是什么样，你都是坏蛋。欧阳修就说嘛，宦官都是小人，都很猥琐。为什么？他从那个身体特征上入手，因为他们身体残缺，所以性格阴柔，所以就一肚子坏水，他们要么就是狗咬狗地窝里斗，要么就是狼狈为奸一起干坏事。你写历史的人，你带着这种观念写作，那结果能是什么呀？结果就是《新唐书》大大增加了写宦官的篇幅。有人算过，就是《旧唐书》写宦官用了13000字左右，而《新唐书》就是活活增加了10000字，写宦官23000字左右。请注意欧阳修是什么人？我们前面可介绍了，他特别强调文风简洁，惜墨如金。所以他这么写宦官，多写10000字，那是欧阳修下血本了。好了，结果就是写了21个宦官，有学者专门点算了一下，其中只有两个没有写到劣迹，全是坏人几乎。
类似的问题在《新唐书》里面还有很多。你可能听我这么说觉得也算正常吧，不过就是一个写书的人，利用自己手里的写书的这点儿权力，通过对事实的选择性书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好像也不为过。但其实没这么简单，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悉的观念，什么观念？就是关于什么是真实。欧阳修这一代的古人的看法跟我们不太一样，这是另一种真实观。
我再举欧阳修身上发生的一个事，你再品一品。其实这事我们以前说过，在公元1020年的《文明之旅》节目我们提到过，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话说就在几年前，范仲淹不是去世了吗？所以范家的后人就找到了欧阳修，请欧阳叔叔为我爹范仲淹写一份墓志铭。在当年这份嘱托是很重的，相当于请你写一份文件，为范仲淹这么重要的人物盖棺论定，所以这文章很重要。好了，等欧阳修写出来了，范家后人一看就不干了，说您这文章里有一个细节对不上，你这文章里怎么说我家老爷子范仲淹最后跟那个吕夷简和解了呢？吕夷简是什么人？是我爸范仲淹的死对头。你这文章里还说跟他“欢然和解”，就是很高兴地跟他和解了。没有的事，我爸从来没有和他和解。拜托了欧阳叔叔，您把这句话给删了行不行？欧阳修斩钉截铁说不行，他们俩和解这是我亲眼得见，你一小屁孩你知道什么呀？就按我写的刻到碑上。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两家闹了呗，范家后人刻碑的时候，就自作主张把这句话给删了。欧阳修拿到这个刻完碑的拓片之后，看了之后就公开宣称，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少那一句就不是我的原文，我不认。你看本来关系那么好的两家人，最后为这么个事闹得很僵。
这就牵涉到事实本身了，哪边才是真相呢？我们作为后人只能去猜。按照人之常情，这范仲淹死的时候，内心里有没有和吕夷简和解，这事儿他身边的儿子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如果没有确实的把握，他儿子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小事上跟欧阳叔叔这么闹这么坚持，对吧？所以大概率是欧阳修在歪曲事实，或者说他在制造事实。那问题是，欧阳修他人品也不错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当然有他很多理由，比如说为了朝局的安宁，这两家人不要再闹，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你们范家的后人不要去得罪吕家的后人，或者是为后来的士大夫做一个人格的榜样，等等。请注意不管是哪个目的，我理解欧阳修都是在落实儒家的一个要求，这很具体，就是孔子当年对君子的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这是论语里面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就问老夫子，你说说什么是君子？孔子关于什么是君子有很多个答案，在这儿他提了一个答案。孔子说所谓君子，就是那种用很恭敬的态度来提高自己修养的人，这就是君子，叫“修己以敬”。子路性格是比较毛躁的一个人，不依不饶，说你这么说就够了吗？这就叫君子吗？孔子面对子路也没招，那好我再加俩字，叫“安人”，不只是“修己以敬”，还要“修己以安人”，就是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还要用这种修养来让周边的人各安其位，修己以安人。
大概是20年前，有一位长者就跟我讲，说很多办企业的人都搞错了努力的方向，以为什么利润增长、业绩增长才是企业的目标，其实增长那个事是很难持续的。你做企业、搞创业、做事情，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值得追求，什么目标？就是我刚才讲的孔子讲的那四个字，修己安人，对吧？就是你做一摊事目的很简单，就是做这一摊事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修为、自己的境界变得越来越高，顺便你让自己周边的这些人过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目的。比如说你创业，对吧？那当然随着你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你自己作为创业者的素质越来越好，那顺便呢？你的员工，你的上下游的供应商、你的客户，因为你这家企业的存在，所以过得越来越好，这才是目的。
刚才我说的这段对话大概发生在20年前，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崇高的目标，修己安人，这是一个好高的做人做事的要求，我这辈子能不能达得到？所以你回头再来看我们刚才讲的真实性原则，这当然是一个好原则，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你会发现它经常不得不为修己安人这样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让路的，它的位阶其实并不高的。我们作为一个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这么干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姑娘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美美的自己的照片，然后顺便发了一段话，说最近休假我在家读《史记》，《史记》写得真好，我刚读到唐朝这一部分。
我现在假设这姑娘真的是你的一个朋友，或者哪怕只是一个熟人，请问如果你一定要回复这条朋友圈，你会怎么说？你是坚持是非标准吗？指出她的错误吗？说《史记》压根就没有写到唐朝，哈哈哈你这个傻瓜。你会这么说吗？不会的，你我都不会这么干的。我们要不干脆就漠视就不说，要么就会说，开卷有益，太高兴你喜欢读历史了，对吧？对，我们这么回复，可能确实没有坚持是非，我们也漠视了那个事实，但是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这么说是在修己安人，我们是为了通过自己这个人的存在，让这个姑娘活得更好，而不是指出她的错误。对，理解了这个角度，你才明白欧阳修这一代文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一个我在这本汉武帝的传记，这是戴波老师写的《有为》里面读到的段落。话说这汉武帝到了晚年，觉得自己这辈子真的是太牛了，你看我干什么没有干成？我击败了匈奴，我封禅了泰山，各种大功告成，那真的是叫拔剑四顾心茫然，这就是汉武帝晚年的这个心态。自古以来就没有我这么牛的人。但是即使到了晚年，汉武帝还是会羡慕一个人，谁呀？黄帝，就是黄帝炎帝的那个黄帝，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那个黄帝。为啥？因为有一件事黄帝做到了，汉武帝觉得自己还没做到，就是成仙。黄帝据说就最后成仙了，所以汉武帝身边的那些方士就天天勾引着他，学黄帝学求仙，这是汉武帝晚年的事儿。
那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在汉武帝晚年，司马迁在奋笔疾书写《史记》。这《史记》就不能回避黄帝这个话题，请问司马迁会怎么写这位黄帝？我原来是没有注意到，是经《有为》这本书的提醒，我才发现，原来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了两个版本的黄帝，不一样，同一部历史书里居然有两个故事。在《史记》的《封禅书》这一篇里面，司马迁是借各种方士之口，写了一个最终就是羽化登仙、得道长生的黄帝，成神仙了。但是在《史记》的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里面，司马迁又写了一个最后像凡人一样死掉了的黄帝，六个字：“黄帝崩葬桥山”。他死了，他葬在这儿，这就是他的坟墓。
是的，同一本书同一个作者，里面居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写法。我现在请教你，你说哪个是真的？这是司马迁干的。您呐也别忙着说死掉的那个黄帝就是真的，其实你想司马迁活着的时代，距离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是5000年前，比我们今天距司马迁还远。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司马迁哪知道黄帝到底是死了还是成仙了？黄帝葬在这儿，这个地方真有黄帝墓，司马迁怎么知道？司马迁这么写哪个是真实的？这么说吧，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司马迁以最后的残破之躯，在汉武帝晚年疯狂地崇拜黄帝，疯狂地求仙的那个时代氛围里，他有胆量在《史记》的第一篇里，在那么醒目的位置上写下这六个字：“黄帝崩葬桥山”。黄帝死啦，我告诉你们他死啦。就这六个字你感受得到吧？感受得到司马迁那种顶天立地的豁出去的泼天勇气吧？对，这种勇气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那叫伏脉千里，一直都在。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欧阳修、宋祁写的《新唐书》，这里面一直都有。
好了，我们归拢一下。今天我们是介绍了两种历史的真实观，一种就是秉笔直书，一种是春秋笔法，一种是事实为大，一种是观点先行。我自己是没有为任何一种真实观辩护的意图，我只是请你看到它们在中国古人那里同步存在的事实，这两种观念都在。那说到这会儿，如果你还要问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或者你跟我一样，你看见这种歪曲事实、制造事实的历史书写方式，多少觉得不舒服，怎么能瞎编呢？怎么能说谎呢？怎么能不照顾事实呢？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感觉，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我们一起来朗诵刚才我引用的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我起个调咱们一起念。
好，祝你我都有这样的能力。好，这就是我们在公元1060年为你讲的一段有关历史书写的故事。我们下一年到公元1061年再见。
下面是本期感谢。我要感谢的线下看片团是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云安产业学院看片团。他们学校的唐律老师在每周三都组织同学们一起看节目，这次是第七场。来看的同学都是大专一年级的新生，第七场正好赶到看景德镇的那一期。看完节目之后，据说有一位同学主动上台聊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景德镇这一期抚慰了他高考失利的挫败感。人生就像造瓷器，耐心比速度更重要。这感慨真好，我说节目的时候我可没想到这一点。他还跟现场的100位同学约定说，将来咱们一起专升本，谁都别落下。好，祝所有看片团的同学都在两年后专升本顺利成功，也祝你们早日赶上我们节目的进度，等你们的好消息。
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为我们提供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说到玩游戏，咱们图的不就是一个松弛感吗？我自己也一样，忙里偷闲的时候，我也找点儿小游戏给自己充电，给自己的心情放假。最近《逆水寒》的朋友就跟我讲，他们有一个宝藏模式叫图一乐。这名字起得也很实在，就是要让你快乐起来。在这个“图一乐”里面，你能体验到就在游戏里面做游戏这种神奇的体验。你可不要以为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游戏消遣，这个模式能让你钻进不同场景的故事线，当一回快乐主角。比如紧张刺激的密室逃脱，有趣的主题闯关，调查一场超自然事件等等，题材很丰富，充分激活你的快乐细胞，收获快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也想收获这种简单的快乐，不妨来《逆水寒》里面试一试，一键就打开松弛感的开关。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中华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他写的《史记》有这么一个称号，叫“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但是后世对《史记》不完全只有表扬，有批评的，很多人说《史记》写得不真实，有很多小说家的笔法。比如说《项羽本纪》里面那一篇《鸿门宴》，你写了那么多精彩的细节，你司马迁又不在现场，你恐怕有脑补成分。怎么理解历史的真实？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去朗读一篇文章，司马迁写的《报任安书》当中的一段，中学的时候咱都学过。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对，人类为什么要写历史、读历史？司马迁说得多好，那不是为了记录真实，而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真实观。我们致敬司马迁，致敬所有让我们有可能带着全新的想象再来回看现实的所有的伟大的历史写作。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下周三《文明》公元1061年，我继续与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