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本文约需50分钟,一部开启心智、激发思考的科学哲学作品。
樊登:各位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教授吴国盛老师。欢迎您,吴老师。吴老师写了一本书,叫作《什么是科学》。这本书真的特别棒。我先念一下推荐语。韩启德院士说:“本书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最适合当前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饶毅校长说:“吴国盛先生还原并呈现出科学最为本源的面貌,以此引发中国人反思并纠正自己对科学的长期误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咱们先从这本书的书名“什么是科学”开始。
吴国盛:好的。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学习科学,基本上是学怎么做(do)。比如说,中学、大学的时候是学做题;大学、研究生毕业,成为科学家以后,就是解决问题。从学习做题到解决问题,我们都是遵从中国文化自身务实的特点,但是这会忽略一部分内容,就是把科学当作一种文化来理解,也就是科学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为什么科学独独出现在古代希腊,为什么科学有些地方发展得很好,有的地方发展得不好,原因是我们忽略了科学文化这部分。科学如果没有合适的文化土壤和环境,光靠聪明的头脑、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一定能搞得出来。
樊登:您刚说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这本书里的一个争论,就是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您书里的那两节内容,第一节叫“中国古代无科学”,第二节叫“中国古代有科学”。这个话题很容易引起争论。比如说造纸术、火药、指南针,这些不也算是实用科学吗?
吴国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对科学最大的误解,叫作科、技不分。我们一般说科学,很容易说成科技。在汉语的集体无意识里面,科学和技术是分不清楚的。把科学等同于科技,把科技等同于技术,这样的话,科学就被忽视了。所以搞了半天,重视科学其实重视的是技术。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对于科学很大一个误解。
樊登:所以我刚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技术?
吴国盛:没错。古代中国是一个技术很发达的国家。即使在古罗马时期,丝绸、陶瓷都是中国靓丽的名片。这也是科学文化不足的表现。我们总是以技术代替科学,那自然会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技术大国,怎么能说它没有科学呢?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我们理解科学的时候,是按照技术来理解的,这就导致“什么是科学”变成了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无法呈现的问题。所以要想把“什么是科学”作为问题呈现出来,首先就要把科学、技术分开。然后,我们要思考:为什么19世纪前,在科学没有用的情况下,它在西方已经发展了两千年,发展它的动机是什么?
樊登:您刚才把科学跟技术分开了,但是还没说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吴国盛:慢慢来。
樊登:在您看来,科学到底应该怎么定义呢?
吴国盛:我知道很多人很着急。有些东西适合定义,比如简单的或者很稀罕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不适合定义,比如说人。
樊登:没法定义。
吴国盛:当然也可以定义。你要是让我给人下个定义的话,我首先问你想用这个定义干什么。我们一般跟人打交道,不会从定义出发,比如定义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也不会说专门给“人”下个定义。所以,定义的问题得看语境,看在什么情况是需要定义的。中国人之所以特别需要给科学下定义,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对它很陌生,第二,我们迫切地希望了解它,而给它赋予个定义最省事。
樊登:那假如我说,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具备科学精神,能够具备科学意识,这应该怎么理解?
吴国盛:这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叫科学精神、什么叫科学意识。比如说现在保健品市场里的骗子比较多,经常打着科学的旗号卖产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秉持一点科学精神来甄别。因为现在的医学已经是科学医学,就是19世纪之后变成了科学医学,我们叫作实验医学。这得益于过去两百年里实验生理学的成就,通过解剖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等研究,已经能够详细解释心脏、肝脏、脾脏等器官的化学反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医学,我们叫作科学医学,它有一套科学的方式来理解病因、病症这些东西。科学医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双盲测试。
樊登:对照。
吴国盛:对照,还有安慰剂测试。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双盲对照和安慰剂对照背后的逻辑问题。比方说某个药有没有效,有人说:“我那个亲戚用了特别有效。”那请问,这个药物对他的亲戚有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药物普遍有效?这是不一样的。
樊登:这其实就是双盲对照,你得排除各种可能性。
吴国盛:其中最关键的是区分单称判断和全称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可能是我们中国文化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太熟悉的部分。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类比思维:以点带面,由此及彼。比如说一个人心脏不太好,会建议他吃个猪心。
樊登:吃哪儿补哪儿。
吴国盛:吃哪儿补哪儿。类比思维偶尔也可能有效,但是你要搞清楚,这个效果来自什么。所以为了甄别科学意义上的有效并确立其中的因果关系,就一定要进行双盲测试,要做对照,要做安慰剂检验,把各种干扰结果的可能性都排除才行。这就是我们讲的科学精神。在这个语境下,科学精神就是你要有严格的逻辑,要有严密的实验组建方案,最后以此来判断产生的效果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这就是科学。实际上,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世界观,对于世界结构的关注是比较少的。中国古代是没有宇宙论的。
樊登:但是中国也有历法呀?
吴国盛:历法是另一回事。历法是拿来用的,它是为了满足礼仪的需要。中国是礼仪之邦,儒家更是重视礼仪。礼仪不限于人和人之间,还上升到了天人关系,也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比如你现在打算盖一间房子,那你可能想知道什么时候动工最为适宜,那就要“问问天,问问地”。问问天的时候,就问出历法出来了。所以中国历法是礼制社会的一个内在要求,不是对天体客观规律的好奇,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再强调,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天文学,但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不是科学。
樊登: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技术。
吴国盛:它是一种礼制技术,准确地说是一种社会技术。它的目标和动机,都只是为了调整人际关系。
樊登:那换个角度想,这些东西在19世纪前的西方同样也是没用的,为什么从古希腊起,就一直有人在研究这些事呢?
吴国盛:这就是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在19世纪以前没有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技术,为什么一代代西方优秀的学者、优秀的头脑还前赴后继地发展科学,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樊登:对,您讲讲这过程。
吴国盛:简单来说,科学在西方一开始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文。打个比方,阅读唐诗宋词不能当饭吃,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为什么中国历代有学问的人都要学吟诗作赋呢?
樊登:文化。
吴国盛:这就是文化。你读“四书五经”,学琴棋书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涵养一个人的人性。所以我这本书中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学其实是希腊人涵养人性的基本人文手段,或者说它是一种人学。这其中就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东西方对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人是很独特的,他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的智慧是后天养成的,而不是先天生成的。你所受的教养以及不同的文化环境,让你成长为不同的人。东西方文化比较大的差别是在“何为人”的问题上,理解是很不同的。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性认同方式,基本上就是强调仁爱。
樊登:“仁者爱人”。
吴国盛:“仁者,人也”。什么是人呢?有爱心,有情有义,可以称得上“仁”,就能算是人了。无情无义的人,就会被视为禽兽。所以在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把人的内核定于仁爱。而西方人(比如在科学的诞生地生活的希腊人)就没有走这条路,原因我在书里也讲了,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关系。
中国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一种定居文化,而定居文化是熟人文化。在熟人社会里面,社会结构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缘,这样很容易会把亲情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中国人对于一个人的认同不是根据外在的原则来确定的,而是根据血缘亲情来确立的。比如我们经常说“自己人,胳膊肘不能向外拐”。所以,过去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都和血缘亲情密切相关。而希腊一开始就不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它主要的生活方式就是游牧、航海、贸易,是典型的迁徙型文化。我们是定居文化。
樊登:他们一直在跑来跑去。
吴国盛:他们跑来跑去,所以经常会遇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生人。那请问:生人社会怎么构建社会秩序?这里出现一个关键词,是契约。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涵盖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契约社会,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按照定好的规矩来。这个规矩不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而是通过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制约关系来制定的。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不可靠,于是宗教就告诉他们,这个契约是神定的。所以在西方的契约社会中,它最终必须导向一个超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此作为契约的保证。
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化中,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里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神,这个神是颁布约(如《圣经》中的《新约》《旧约》)的。所以,契约问题非常重要。契约社会对人性是有一定的承诺的。就像我们的血缘社会,它要求人是有情、有义、有爱的,所以古代中国社会里面,一个人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忤逆犯上、不孝、灭绝人伦。
契约社会和人情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对人性的理解不一样。什么是人呢?在契约社会里,人是有能力订约,并且有能力守约的。契约社会首先要求“你”是你自己,你首先要有“自己”,所以“自己作为自己”这个问题在西方文化中是第一等的问题,并且先于“爱自己”这件事。
樊登:所以神庙里边写“认识你自己”。
吴国盛:没错。所以希腊德尔斐神庙上镌刻的三条箴言中,第一条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后来成了希腊哲学的一个主题,就是探索“什么是自己”。而中国文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他背后社会关系的体现。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文化认为“你”是函数的一部分,是一个因变量,不是自变量。你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是领导的下属,下属的领导;是同事的同事,同学的同学。你会怎么定义自己呢?一般中国人见面互相不会直接把自己的名字讲出来,我们一般问三个问题。第一,您贵姓,就是Family name(家族姓氏)。我姓吴。
樊登:免贵姓樊。
吴国盛:免贵姓吴。那么吴是大姓,意思就是说我后面有一大群人,你别惹我,我是不能被欺负的。第二,你在哪儿高就。比如我说我在清华教书。
樊登:第三,您哪儿人。
吴国盛:祖上是哪儿。
樊登:您哪儿人,一般都这样。
吴国盛:一般生人之间初次见面问这三个问题就够了,基本不会再问“您叫什么名字”,显得很不礼貌,也没有必要。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是根据你的家族、你现在谋生的单位和你的祖籍,来确立你的地位的。
而西方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就完全不一样。它首先要确认你是你自己。那么经由“什么是自己”这个问题,自由这个词自然就出现了,并且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核心价值。由于自由这个词也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古代汉语中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们现在对自由的理解就非常含混。这个词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候是不好的词。为什么忽好忽坏呢?原因就是它不是我们本文化中自动生成的词汇。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是非常欠缺的,你没办法通过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化来讲什么是自由。而两希文明从一开始,“有自己”这件事情始终是件大事。
那这个东西怎么实现呢?比如我们中国人说,你怎么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你得不断地参加各种礼仪场所,光一个人打坐是不行的,你得不断地去经受人情世故的考验。在不同的礼仪场所上,你得知道你自己的地位,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不足。那么反过来说,对自由这一理论的人性理想,你应该怎么来训练自己,使得自己理解自由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是变成一个自由人呢?希腊人是有一套方法的。他的方法是什么?他认为物也有自己。
讲到这儿,我们马上就讲到科学的产生了。物有自己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在中国文化中,物是没有自己的,而是和天、人普遍关联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说法。比如云,你以为古人就认为云是水的一种状态吗?不是。这是我们科学的说法。中国古代认为云是很不同的,有祥云,有乌云,有彩云。每种云的出现都跟整个天、地、人三才的互动是有关系的。
樊登:其实还是围绕着人。
吴国盛: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天地人三才是一直在互感互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相信“圣人出,黄河清”这种说法。
樊登:祥瑞。
吴国盛:有祥瑞之兆,有凶兆。天文学其实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是根据天象来预测吉兆或者凶兆。那么在这件事里面,请问天象有自己吗?当然没有自己。现在一般人认为,是希腊人发明了自然这个概念,就是Nature。
很多人现在疑惑,那我们中国古代难道没有自然这个概念吗?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不有自然这个词吗?1935年,张岱年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哲学大纲》。他当时就说,这是个巨大的误解。自然这个词是日本人对nature一词的翻译,它不是个古代汉语的词,中国古代没有这个词。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自然”是两个字放在一起,自是自己,然是语气助词,是“如此”的意思。
樊登:道法就是这样来的(“道法自然”的意思)。
吴国盛:自然是被希腊人发现的。那有人说,难道我们中国古人都不知道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不是。我们当然知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把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看作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但是,你必须要这么看才会有科学。所以,自然的发现是希腊科学诞生的一个标志。
比如说现在留存的古希腊残篇里面记录,第一个科学家叫泰勒斯。泰勒斯最早说地震不是海神波塞冬发怒,而是因为地像只船似的浮在水上,水晃荡就造成了地震。那么你会注意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把地震作为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言论,它不是神的用意。在此之前,希腊人也是神话世界观。泰勒斯认为这不是神造成的,地震就是地和水相互作用造成的。
樊登: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板块了。
吴国盛:你说得对。所以,认为事物有自身叫自然,认为思想有自身叫逻辑或者叫理性。到这里,差不多科学的起源就出现了。希腊科学的出现,是从理性和自然的角度来呵护所谓自由的人性。人的自由不是单纯地通过内省的方式获得的,而是通过发现自然、发现理性才获得的。所以人的自由是什么意思?你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有其自身规律的世界,你的思维本身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这才让你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按照这样的阐释方式,一开始科学的出现,是和自由人性的涵养有关系的。
刚才我们说的内容,是我这本书第二章的内容,讲科学为什么在希腊出现的一个基本的理路。科学不是因为人要吃饭,要生存发展,就要研究的东西。所以,我一再强调要区分科学和技术。人要活着是需要有技术的,没有技术你大概是活不下去的。但是没有科学是没问题的,人要活着是不需要科学的。在19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科学不是人类的刚需,它是一种奇特的文化。
樊登:它是一个奢侈品。
吴国盛:它是个奢侈品,你说得对。
樊登:那时候像第谷这样的科学家,几乎算得上是欧洲首富。他得特别特别有钱,才能够给自己打造一个天文台,然后去研究这些星象。
吴国盛:这也有一点额外的用处就是占星。
樊登:占星。
吴国盛:其实当年第谷,甚至哥白尼、开普勒都是占星家。占星甚至是很多天文学家的主业,天文学反而是副业。
樊登:但是没有想到在钻研天文的过程当中,酝酿出了像牛顿这样的人,慢慢地把整个数学体系,乃至整个科学体系搭建起来了。
吴国盛:你说得对。那么我们先说说牛顿。牛顿五十多岁以前,主要是在教会工作,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教会资助的学校)待了三十五年。刚开始的时候,牛顿在那儿还有一点点教学任务,但是由于他不太会教课,所以没什么人听他的课。所以他后来课也不教了。他在那儿待了几年,一直做什么事呢?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他最喜欢做的就是炼金术。
樊登:炼金。
吴国盛:炼金。炼金术也不是那么不堪。我们现在觉得炼金术是为了获得金子,其实不是。金子是比较low(低级)的一个目标,更高的目标是要恢复人类精神的纯洁性,重新跟上帝达成早期那样的默契。这是第一件事,牛顿一辈子都在炼金,他喜欢做这个。
第二件事情,和炼金的目标差不多,他喜欢研究在某些秘密宗教文件里面,是不是包含一些已被遗失的人类早期的东西。所以他特别喜欢研究《圣经》的年代学,研究究竟是哪一年人类堕落的,堕落到什么程度。牛顿留下的手稿里面,有好几百万字是研究这件事情的。
第三件事情,才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研究,比如光学、天体力学。牛顿在这部分花的功夫比较少,主要是集中在1684年或1685年到1687年,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这三年。他那几年一直做这个事情。你看,牛顿做这些事情,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满足理智的快乐。那请问,为什么研究这些事情会让他快乐呢?因为牛顿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最善、最全能的造物主,他造的世界机器不会差到哪儿去。人如果能够领悟到世界机器的逻辑和结构的话,这本身就是荣耀主的行为。
所以牛顿的整个科学探究不是功利导向的。它既有宗教的原因,也有他个人内心的、理智的爱好。当然,因为牛顿自始至终是一个在教会中谋生的人,所以更多还是宗教方面的原因。
樊登:所以您这本书里有一章的题目也广为流传,也容易引起争论,叫“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科学”。
吴国盛:没有现代科学。
樊登:没有现代科学。宗教是不是从中世纪以后开始慢慢对科学产生影响?
吴国盛:在国际学术界这是个常识。但在中国我们之所以觉得很奇怪,主要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对科学、宗教的关系的看法比较僵化。
樊登:我们认为是对立的。
吴国盛:认为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可是你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近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汪洋大海中诞生出来的。如果科学、宗教是对立关系的话,那怎么可能有科学呢?如果宗教是反对科学的话,那怎么可能有科学呢?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自己认为在两千年的基督教史上有五个阶段,科学和宗教有五种关系。
从基督教立教到公元4世纪,这三百多年是敌视科学但有心无力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型的基督教一开始的思路跟希腊学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希腊人讲理性、科学,基督教讲信仰、神恩、天启。所以基督教敌视希腊学术,但是它没有办法,因为它自己就是弱势群体。基督教在创立初期的三百多年里,是受到打压的,很多殉道者下场都很惨的。所以,虽然基督教不喜欢希腊学术,但是它也没办法。这是第一时期,我们叫作敌视但有心无力。
第二时期,是敌视但利用。什么叫敌视但利用呢?从4世纪开始,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它开始强大了。基督教想要更广泛地传播和发展,这时候他们发现如果不懂希腊文,连《新约圣经》都看不懂。所以这一时期,宗教对科学是敌视或者贬低,但利用。这是第二个时期。其实这个思想在基督教的某些派别中一直存在。
第三个时期,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的那个时期。科学、宗教可以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希腊学术促成了经院哲学的诞生;经院哲学也把希腊的科学思维带入了基督教世界。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科学和宗教相互转化、相互支撑是非常突出的。第四个时期是18世纪、19世纪,是科学开始长大、迅速膨胀,要向宗教夺回话语权的时期。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冲突时期,就是科学家说“我说了算”。
樊登:这是科学革命以后?
吴国盛:科学革命以后。18世纪启蒙运动是这一时期典型的冲突,就是用科学来对抗基督教。然后,科学家又追认了很多历史人物的话语。所以这二百年,构建了我们中国人现在普遍认知中科学和宗教对立的概念。科学和宗教之间不是没有冲突,这二百年间冲突非常大,比如启蒙运动时的冲突,19世纪关于进化论的冲突。所以,第四个时期是冲突的时期。
樊登:斗争。
吴国盛:斗争、冲突。冲突的原因是科学家长大了,“我要说了算,我不能听你的”。第五个时期是20世纪,相安无事时期。为什么相安无事?因为科学已经壮大了,很厉害了。教会也表示双方握手言和,与科学各做各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认为,一个科学家信不信教是他个人的事情,跟科学没有关系。他不会因为信教就做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不信做得不好,那是他的私事。所以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不能让我一言以蔽之,告诉你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没法说。就像“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我也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科学毕竟是一个已经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人类文化现象,你很难说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以贯之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理性。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的……
樊登:“发现科学精神的本质,揭秘科学的文化基因”。
吴国盛:科学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如果你非要说的话,这是它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它后期不断地演变,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
樊登:中世纪后期出现了文艺复兴,紧接着启蒙运动的萌芽,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17世纪科学大爆发。为什么是发生在17世纪?
吴国盛:非常好的问题。有人认为基督教、希腊科学,都是概念上的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为什么科学大爆发在17世纪发生?它是历史偶然性带来的。14世纪欧洲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是瘟疫大流行和黑死病爆发,欧洲人死了至少三分之一,也有研究认为死了一半。那吓死人了,一半人都死掉了。第二,教会的分裂。第三,英法战争。这几个事件使欧洲人陷入一个困惑,就是上帝还救不救他们了。这时候出现一个新的运动,叫唯名论运动。在这本书里,我花了很多笔墨写这个运动。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的一个新理解。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很奇怪。如果基督教和科学之间相安无事,接着相信上帝就可以了,干吗要文艺复兴呢?其实唯名论运动在13世纪就出现了。它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对抗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因为经院哲学是需要讲道理,上帝也讲道理(这里的讲道理是指遵循理性思维,合乎逻辑)。但是你道理讲多了之后,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削弱了上帝的权威。
如果你都讲道理,那上帝的神迹还有没有了。请问上帝能不能让水往高处流呢?可不可以让红海里的水分开呢?如果都讲道理,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水往低处流才是合乎道理的。这样一来,有一派人就认为经院哲学走过了(把神学高度理性化了),需要往回掰。怎么掰呢?于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没什么道理可言,是像牵线木偶一样跟上帝单线联系。比方说按照希腊科学的思想,我们一说杯子,马上就知道杯子是可以装液体的;水,是喝了一定可以解渴的。现在,有一帮人问:“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杯子装不了水?”“当然可以,上帝无所不能。”这帮人又问:“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种水,喝了以后不解渴?”“当然可以。”“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种很冰冷的火?”大家注意,这些问题都是反逻辑的,都是不讲理的。
樊登:悖论。
吴国盛:但是由于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你又得承认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如果上帝能做到这些事情的话,请问“火”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说火热,没有冰火或者冷火的说法。唯名论的解释是:这就是个名字,你别当真。“杯子”就是一个名字,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装水;“水”就是个名字,并不意味着能解渴;“火”就是个名字,并不意味着它是热的。这就是唯名论的思想。
这个思想的背后,当然是为了高扬上帝的绝对全能,但是它也造成深远的后果。什么后果呢?就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不能只讲道理,可能这个道理在上帝那儿行不通。那应该怎么办?比如,我是一个自然界的好奇者,我想探索自然的奥秘。古希腊人说:“你想要探索自然的奥秘很简单的,把讲道理那套技术(推理、演绎、论证)学会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唯名论派的人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作为上帝的造物,你要时时刻刻受制于上帝的行为。”而上帝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我们是没法知道的。
那你作为一个自然奥秘的好奇者,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看。大家注意,“亲自看”这件事就是实验科学的来源。古代希腊的科学是不做实验的,它认为没必要做实验,做实验也没用。
樊登:都是逻辑推理。
吴国盛:都是逻辑推理,因为自然界是自己如此的,做实验是没必要的,而且也是非法的。你怎么能打扰自然界呢?但现代科学就不一样了,因为自然不再是自然。
樊登:你要去看。
吴国盛:因为自然是上帝的牵线木偶。上帝是怎么牵线的呢,你不能事先揣摩,也不能通过逻辑推理,你得去看。这就是实验科学的由来。
樊登:唯名论本来是想维护上帝。
吴国盛:维护上帝。
樊登:结果没想到推动了实验科学的诞生。
吴国盛:没错。它不光是带来了实验科学,把“人”也带来了(这里指推动了人文主义运动)。如果将唯名论推向极端,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就是上帝是完全不可揣摩的,如果过度高扬上帝的权威,最后的结果是人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上帝要干吗。有人就问了一个很极端的问题:“请问上帝会不会让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上天堂呢?”“有可能。”因为就算你认为这个人无恶不作,但也许在上帝看来,他不是个恶人。你们就需要揣摩上帝的标准,那到这一步,梵蒂冈都慌了。什么意思?因为这样的话,上帝就是个不可理喻的家伙,那么跟着他还有什么前途?他连善恶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件事就引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后果。
除了科学之外,它就是把“人”弄出来了。因为既然上帝这么不可揣摩,那人类只能靠自己了。所以人文主义运动或者是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过去这个问题一直解释不清楚,如果你信上帝信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文艺复兴呢?其实它也有内在的思想史理路,就是唯名论运动走过头了,它使得上帝变成一个不可琢磨的家伙。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它没有把上帝赶下去,它实际上是在某种意义上让上帝“退休”了。就是上帝已经创造了世界,剩下的就不要再管了,交给人类来管吧。
我们今天特别喜欢讲创新,觉得创新是个褒义词。但其实古代人认为创新是个贬义词,是件缺德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各归其主,各安其位,创新则扰乱了世界的秩序。现代人认为创新是个好词,这和人文主义的崛起有关系。因为现在上帝不管我们了,需要人类自己管自己。所以人生的意义、价值,都关乎自由意志的张扬。就是你做的事情越多,你的意义就越多。科学也在配合这件事。
在科学造就的世界观中,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你不能说在我们这个宇宙里,亮一点的地方更有意义,黑一点的地方更没有意义。在牛顿力学看来,世界是冷漠的、无情的,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已。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那人类的意义怎么办呢?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那就需要靠自己。你创造得越多,你就越有价值。人文主义崛起以后,科学配合这个大思潮建立起来。现代科学跟古代希腊科学不一样的一点是,现代科学得有用。虽然这件事在科学大爆发两百年后的19世纪才兑现,但是它一开始是埋下了伏笔的。比如牛顿力学当时没有用,过了一百年,陆陆续续派上了用场。
樊登:我们过去读关于文艺复兴的书,都会提到印刷术的发明,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资料,意大利城邦的崛起,大家族手中的钱变得越来越多,进而促进了文艺复兴的诞生,这些说法好像还是从比较表象的角度来说的。您今天从整个思想史的角度讲的这种大辩论,真的是要深刻很多。
吴国盛:这是暗线。你说的那些也是对的。你说的这些暗线为什么恰恰是在15世纪、16世纪才发生呢?是因为积累到这时候,才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出现首先就是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发展有很多历史因素的凑巧,比方说得有机械制造技术所带来的自然力的开发。自然力的开发过去是靠人力,过去所有的文明主要是靠人力、畜力这些生物能来实现。直到中世纪,诞生了一种新的能源类别——自然力,比如风力、水力。加上机械传动等这些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时机要等。观念有时候可以一蹴而就,但是真正落实下来是需要等的。
樊登:我还读过一个说法,说现代科学萌芽是因为17世纪建立了贯通整个欧洲的邮政系统。邮政系统使得这些独自思考的人开始互相通信。然后才发生了整个科学的大爆发,出现了像莱布尼茨、牛顿他们这些人。
吴国盛:没错,其实古代也有通信系统,但是它是非常稀罕的。
樊登:供皇家使用的。
吴国盛:皇家,还有一些贵族才有权力使用。邮政系统的出现还跟物流有关系。在电子信息出现之前,物流就是信息流。19世纪有了电磁学以后,物流才分离出来。所以邮政系统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们的沟通。信息流就这样产生了。
樊登:所以17世纪科学大爆发之后,到了19世纪,科学才逐渐地变成了生产力。蒸汽机就出现了。
吴国盛:科学转变为生产力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源于英国,这实际上是此前漫长的工商社会硬件准备的结果。我们经常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会爆发在英国,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话题。在我看来,各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同小异。大家基本上认为,第一,英国社会有统一的市场(英格兰、苏格兰已经统一)。第二,英国是个岛国,交通便利,便于海运,也更便于接入世界市场。第三,英国有非常严格的专利制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法律可以保障你的发明最终能够获利。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的英雄瓦特,他是个穷小子出身,最终成为百万富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蒸汽机专利让他发了财。
瓦特的财富积累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所有人都不愿意轻易给钱。瓦特打了很多官司,最后是英国强大的法庭给他做主。这件事情就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所以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基本全是靠技术革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蒸汽机。专利制度、法制制度和市场制度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建立好的。这些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跟科学结合。
18世纪工业革命和科学的结合方式很奇特,它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研究成果立即就能转化为技术成果的情况不同。在当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往往无法直接转化为技术成果。以蒸汽机为例,它的发明和应用需要等待热力学理论的成熟,而热力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直到19世纪才真正形成。所以,科学在18世纪没有对工业革命有直接的贡献,它的贡献是科学精神。你会发现,18世纪的科学对工业革命有间接的反哺作用。19世纪,科学得到了全面应用。当时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是电磁学转化为电力工业和电信业;第二个是化学转化为化学工业;第三个是实验生理学转化为实验医学。19世纪变成了一个科学的世纪。
樊登:摩尔斯、爱迪生、特斯拉那些人……
吴国盛:当年美国人都是在做转化这部分的工作。在19世纪,美国不是个科学大国,而是一个创新大国。
樊登:我觉得讲到这儿,基本上把对于科学史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跟我们认知相差比较远的部分讲明白了。19世纪之后的科学发展,可能咱们在物理课、化学课上,也都多多少少学了一点。那还有一个话题,咱们现在中国要发展底层的基础科学。这方面您觉得咱们在文化上,在社会氛围上,在大家的认知上,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醒或者调整的?
吴国盛:非常多。因为我今天一开始就说,中国的科学文化基本是空白的。我们过去搞科学研究,基本上就是干活,不要说“废话”。现在发现“废话”是很重要的,它构成了舆论环境、文化土壤和制度基础,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非要让我说点比较现实的建议,第一个从教育做起。教育界要补充科学文化这部分的知识教育,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科学的来龙去脉,它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东西。如果全民对它都是漠视的,或者完全不知道,任凭一些对科学的错觉或者是误解流传,肯定是不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先在教育上做文章。
第二个,我觉得民众对科学要有一个了解,具体就是科、技要分开,不要用技术的心态来要求科学,不要动不动就说“科学有什么用”“研究这个干吗”。你要知道,在今天,科学的架构是立体的,有基础科学,有应用科学,也有开发性的科学。不同部门的要求和标准也不一样。科学文化的训练任重而道远。
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有基本的批判能力和态度。比方说,当你听到有人输出观点时,你可以先自己思考一下,这个人讲得对不对,靠不靠谱,合不合理。在科学问题上,我们并不需要舆论一律,是可以争论的。所以科学文化的培育,在我看来是中国未来科技事业能够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这一部分在我们过去的科学教育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樊登:我们现在的科研似乎一直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包括现在对芯片技术的追赶。我经常在想,那下一代呢?就是突然颠覆芯片的东西,它会从哪个地方冒出来。
吴国盛: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人都没想到这一点。
樊登:你追赶一个科技,追上了以后它没用了怎么办呢。
吴国盛:对。
樊登:我觉得原创性的科学思想的土壤很重要。为什么很多改变世界的专利出现在美国?为什么更早以前,很多原创性的科学思想在欧洲萌芽?这个土壤到底应该怎么培养?
吴国盛:我们可以想一下,比如美国有多少做“无用之事”的科学家,大量的。这些科学家出于自身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或者对所谓真理的追求,就去做自己的研究。社会只需要给他相应的支持,不需要总是问他“你研究的东西是干什么的”“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他就是自己做研究。研究成功了就是成功了,没做出来就没做出来,问心无愧。即使研究成功了,拿了诺贝尔奖,他可能也就是高兴那么几个小时,回去该干吗干吗。
科学研究跟艺术创作有点像。我过去经常开玩笑说,有时候科学研究也跟做梦一样,没法计划。你不能说:“我今天晚上计划计划,做个好梦。”那如果你太紧张了,可能做的就是噩梦。你只有放松,心情愉快,做自己爱干的事,可能才能成功。
樊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这本书的趣味。你看,我在旁边听着一直乐,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玩。如果你愿意好好读一下这本书,愿意沉浸在里边去研究科学发展的历程,一定会有很大收获。吴教授还有一本很厚的书,大家也可以读一读,那本书太厚了,所以我没选,叫《科学的历程》。那本书讲了整个科学史的发展。最后一个问题,您跟大家讲讲,对于每天忙着上班,挣钱还房贷的年轻人,了解一点科学的历史、科学的常识,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吴国盛:首先就是确认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经常说一句话:现代社会隐秘的密码和结构,是由科学来提供的。就是说你懂科学的世界观,可能不见得对你办具体的事有什么好处,但是会让你对自己生活的现代世界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比方说一个山区农民突然到了城里,他可能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他不了解现代城市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比如红绿灯通行规则。从整体上来讲,现代世界也有一套逻辑,比如投资和回报,工作和休息……这些东西的背后都能追溯到科学。科学是现代社会隐秘运作逻辑的提供者。如果你知道一点点科学的基本逻辑的话,可以帮助你在世界上更明白地活着,让你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走向能有一些基本的理解。
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首先要把自己日子过好了。但是在满足温饱之后,你需要对世界有一些看法。比如过去有人常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这是用自己的脚去丈量、了解世界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要通过大脑了解其中的逻辑。所以我觉得了解科学最大的好处,就是了解现代世界的基本架构、底层逻辑……
樊登:而且建立这样一个基于科学的批判性思维架构,你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少生很多闲气,能够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对自己和社会都更有好处的事。
吴国盛:对。
樊登:因为作者好不容易光临一次我们的节目,我们从观众当中选出来了两个问题问您。
“老师,您好。我的女儿快要上学了,所以想给孩子一些科学启蒙。想问您,在学校教育之外,怎样培养她对科学的兴趣?是让她去多观察自然,尝试做小实验比较好,还是给她讲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比较好?”
她两个只能干一样,是吗?
吴国盛:其实都可以做。我觉得咱们中国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兴趣要培养”。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孩子的兴趣首先需要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天分,都有自己的兴趣,家长首先应该发现孩子的兴趣。同时你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到田野里去捉蝴蝶,去看熊猫,这一类我们称为博物学的爱好。还有的人就喜欢算算数,动脑子。这两类是不大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两个都可以。
我认为第一,兴趣要去发现、呵护,而不是培养。所以发现、呵护、巩固,这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孩子本来不感兴趣,你给他培养兴趣。你应该去发现孩子的天性,每个孩子都是有天赋的。比如,有的人愿意读书,有的人不愿意读书。达尔文就不爱读书。达尔文喜欢上树抓鸟,下河摸鱼,被他父亲呵斥“你要为我们家族丢脸的”。结果他没有给家族丢脸,反而成了家族中最有名的人。他这个天分适合研究博物学。
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天分是没有用的。如果每个人都极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天赋的话,都能够绽放自己的光。
樊登:第二个问题是,您曾经推荐过很多本经典科学书目,推荐了有一百本,有点太多了。您能不能简单地推荐个三五本,他们好入手去读。您觉得最推荐读哪几本书?
吴国盛:关键读者是谁。
樊登:他没说是谁。
吴国盛:我曾经给大学生还有高中毕业生列了很多书单,有三五本的,有一二十本的,也有一百本的。如果非要让我推荐那么一两本的话,我第一个推荐一本科普书,《从一到无穷大》。作者是20世纪最牛的、脑子特别活跃的科学家伽莫夫。再推荐的话,我觉得可以读《爱因斯坦文集》,体会伟大的科学家的内在世界。《爱因斯坦文集》有三卷,第二卷讲科学的一般读不懂,不要读了。第一卷是讲哲学思想的,第三卷是讲社会政治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好的,能让你领会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内在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有各种想法。这些普通人是可以读得懂的。我觉得还有一本书值得读,就是《寂静的春天》。
樊登:《寂静的春天》。
吴国盛:《寂静的春天》好像已经进入了中学必读书单。
樊登:环保主题。
吴国盛:环保主题的。你要了解现代世界很多主题的由来,读这本书很好。这三本书我是经常推荐的。如果再推荐一本,比如说数学方面的,我推荐《数:科学的语言》。这几本书虽然比较老,但是它们是经过时代反复筛选的,是长盛不衰的。《数:科学的语言》是讲数学的,书也不太厚,翻译得非常漂亮。数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刚才讲,有算术不见得有数学。数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对数学的理解更多是计算数,算得快。但数学其实是一种世界观。我们现在处于数字时代,这背后实际上有一套世界观。你能假定所有的事物可以还原成数学,还原成数字,这样的话,数学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这也很重要。如果非要让我推荐的话,这四本书大家可以考虑读一读。谢谢。
樊登:非常感谢您写了这么好的书,并且愿意拿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谢谢吴国盛教授,也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来自樊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