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7年，这是大宋绍圣四年，也是大辽寿昌三年。
这一年是苏东坡被贬到广东惠州的第四年，他过得怎么样呢？可高兴了！在惠州，他赏梅、种菊、酿酒、钓鱼，当然最著名的是吃荔枝。不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要知道在宋代人的观念里，一个官员被贬过了南岭，那就算是到了蛮荒之地，这是人生绝境。苏东坡说我愿意在岭南常住，这是一句客气话吗？还真就不是。其实到上一年的时候，也就是1096年的时候，苏东坡就已经想开了：我都60岁的年纪了，朝廷也正式表态了，就是永远不会再启用我们这批人。你再看哲宗皇帝那么年轻，才20岁出头，皇帝把这么绝的话都说了，我这辈子肯定是北归无望，翻身无门呐。没关系，我就在此地盖一所房子，就在这里终老，这不也挺好吗？
苏东坡是那种说动手就动手的性格，他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掏出来，在惠州的白鹤峰下买了一块地，盖了20间房子。你说他一个人要盖这么多房子干嘛？他要把全家都接过来住。所以到了上一年的年底，新房子上梁的时候，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决心，说三年了兄弟，我决定不走了，余生就在这里过了。到了这一年的2月14号，这新房子终于落成，他的长子叫苏迈，也带了一大家子到惠州全家团聚。苏东坡张着大嘴哈哈在那乐，你看他是真要在这里安家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他住上新房子也就两个月，朝廷新的贬他的命令又到了，你得走，新房子白住了。一个来自开封的声音就说：苏轼，别觉得岭南就是人生谷底，谷底下面还得有地下室，您挪动挪动吧，还有更惨的地方等着你呢。这次请你去海南，不要觉得过岭就很惨了，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次还得麻烦你过海呀。没办法，苏轼只好动身去海南。你想那个日子多紧呐，他要安顿一大家子人搬家，要跟惠州的朋友告别，要收拾行李，但是一共也就给他两天的准备时间。这一年他是4月17号收到朝廷的命令，4月19号就得上路。所以你看那只来自开封的大手，是急不可耐地要把苏东坡从他现在安稳的生活当中，那个词叫什么，叫“撕下来”，扔到前途莫测的海风里，你过海吧。
苏轼到了海南之后，给朝廷写了一份谢表，不管是贬还是提拔，你都得谢朝廷的恩典，写了一封谢表，其中有这么两句：“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就是我跟子孙其实已经做了永别，海外又不知道有多少小鬼恶魔，他们也不会允许我再回来了。这不是修辞，这是一个人对自己余生的判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来自于开封的声音，或者是那只来自于开封的大手，整个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操盘人，他是谁呀？是当朝的皇帝哲宗吗？不是，是这个时候的宰相叫章惇。哲宗皇帝亲政之后，一直是用这位章惇当宰相，七年时间从来没有换过人，非常信任的一位宰相。这一年章宰相其实也挺忙的，他一面在经营对西夏的战争，一面还在处理朝中的各种人事的纷争，他还在主持对很多前朝大臣的清算。比如说主要要去清算像司马光、吕公著，这都是此前元祐年间宰相级别的大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活。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把苏轼贬到海南，顺便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这只是他众多政治清算动作当中很随意的一个。
我为什么说他很随意？一是这个事比较小，另外我真的看到一个史料是这么说的：章惇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海南的儋州？因为他觉得你苏轼字子瞻，章惇说你看你这个“瞻”字的右边，和那个儋州的“儋”字的右边，不是同一个“詹”字吗？就是姓詹的那个“詹”，看来你跟那个地方有缘分呐，那你去吧。还有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那也是跟海南一海之隔的一个偏僻的地方。为啥去雷州呢？你看你那个名字起的，你苏辙字子由，“由”字的下边不是个“田”字吗？我在地图上找找看，找找找，你看雷州，雷州的“雷”字下边，它也是个“田”字，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你，你去吧。
你听听这个决策过程，这哪里是国家依法处置大臣，这是猫在戏弄它抓住的老鼠。它戏弄得越残忍，这个猎物越可怜，这个猫它就越高兴。那把苏轼贬到海南，这在当时已经是仅次于诛杀的惩罚了。这个章宰相他过瘾了吗？没有，他还是会偶尔抽空关心一下苏轼。什么，我听说苏轼到了贬州，还有当地的官员善待苏轼，还借房子给这苏轼住？那不行，你这么舒服，我章宰相我就难受了。来，传我的命令，把苏轼从公家的房子里摔出去，把善待苏轼的那个官员给他罢个官。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这章惇什么人呢？他怎么对苏轼那么狠呢？是的，章惇这个人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而且他名列《宋史·奸臣传》。但是要知道，章惇同时也是北宋一代数得上的能臣，就真能干，甚至是一个政治操守很好、公私非常分明的人。而更重要的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还是曾经是苏轼的好朋友。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是非，一直是一个历史界很热门的话题，就大家都在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绝顶聪明的人的关系能破裂到这个地步？章惇从性格上讲，他确实是一个狠人，但是这个狠，除了他自个儿性格的原因，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呢？
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狠人章惇。章惇字子厚，他是福建浦城人。他出身非常好，是浦城章氏家族，这家族了不起，同族的先辈里面就有宋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章惇自己也是智力超群，我们以前讲过，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的科举龙虎榜，那一榜还了得，唐宋八大家里面就占了三家，有苏轼、苏辙兄弟，有曾巩、曾布兄弟，而章惇考取的也是这一届。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这章惇他特别要强，一放榜他就看，这一榜的状元也是我们浦城章家人，是我章惇子辈的人，这章惇就不干了，觉得丢人了，我这个当叔叔的，怎么能考不过侄子呢？所以这次不算，过几年兄弟我再来考。他真的第二次又考中了进士。你就从这个细节来品一品这个章惇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又聪明又狠的人？这事一般人干不出来。
刚才我们说到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定交，就从这儿开始，科举的同年，而且刚当官的时候，当官的地方也很近，再加上聪明人自然欣赏聪明人，所以苏轼、章惇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后来形势发展你懂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开始，整个大宋政坛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这边是变法派，那好你的对面就是保守派了，你是新党，不好意思对面就是旧党。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从此在政治上就分道扬镳，苏轼是旧党，而章惇成了新党。
你听到这儿可能会说了，那我知道了，为什么苏轼和章惇这对朋友后来反目，章惇这么迫害苏轼，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同。我要拦您一句，还真就不是。这是两个顶级的聪明人呐，自然有他们超越一般政治恩怨的能力。对，我们兄弟俩政见不同，怎么能耽误我们继续做朋友？我这是有证据的。比如说苏轼陷入过乌台诗案，因为写诗所以差点掉了脑袋，这是文字狱，有人就跑到神宗皇帝面前去进谗言，说皇上您看苏轼这首诗，您看这一句，您看这个词，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呐？这是进谗言。当时正好章惇在场，当着神宗皇帝的面就替苏轼解释，说没有这个意思。等下来之后，章惇一把就揪住那位进谗言的人问：“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不知道这是把人一大家子往死里送吗？”那人就说：“说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章惇马上怼回去，说：“那别人让你吃他唾沫你也吃？那些人的话你也能信？”
听听章惇这个口气，这是原话，“别人的唾沫你也吃”，这不只是在帮苏轼，这里面甚至你能感受到一点出于朋友关系的义气。后来的结果你知道了，苏轼是被贬黄州。这个历史有一个时间点特别有意思，就在苏轼到达黄州的两天后，这个章惇他升官了，成了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所以就在这两天，你去看这两位朋友的处境，真是令人感慨。这么好的朋友，这么有才华的大宋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一个成了嘎嘎新的副宰相，这个政治处境是一个天，一个地。但是苏轼这个人他没觉得有什么对吧，他这时候还是给章惇写信，说章惇这个人了不得，那是一代奇人呐，至于什么功名成就、出将入相，那只不过是您弹弹手指的事。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该夸你我还是夸你。
据苏轼自己后来说，他在黄州的时候，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跟他断了来往，连一个字的书信都不敢有。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苏轼还是夸张了，至少他的弟弟苏辙对他还不至于这样。那这个时候谁给他写信呢？章惇呐，章惇才不管那一套，我们之间是朋友就是朋友，我照样写信来问候你、来宽慰你。这是这一段。再后来我们知道这一段，大宋的政治形势经常翻转，翻转来翻转去，好，翻转到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是司马光这头的，所以他也回了开封，整个旧党是全面翻身。那回到开封的苏轼他也没觉着，说你章惇是新党，你也快倒霉了，所以我躲你远点。没有，两个朋友不仅正常往来，苏轼甚至还上门替司马光和章惇之间调解矛盾。我们是朋友，政治归政治。所以你看，我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政治立场它不是问题，甚至政治地位的高下它也不是问题，这些因素都不可能影响章惇和苏轼这两个人的朋友交情。
所以你看这就很奇怪了，距离我刚才说的那一大段事，到现在也不过就是十几年时间过去。这个政治局面虽然是颠来倒去，但是你看今年这个形势和当年苏轼在黄州那会儿也差不多的，不过就是章惇又当了宰相了，而苏轼又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了。那为什么这一回这章惇对他的老朋友苏轼下手这么狠？盖好的房子我也不让你住，你给我去海南。为什么这么狠？这方面的分析文章我看到很多，结论无非就是两类：一类就在猜，这个苏轼一定是做了什么对不住章惇的事，比如你弟弟苏辙是不是攻击过章惇，而你当大哥的苏轼没拦着，章惇就记恨上你了？或者你苏轼在攻击别人的时候，这个话锋扫到了章惇，章惇心里过不去了等等，这是一类解释。那还有一种解释，那就非常简单粗暴了，对吧，章惇是谁？章惇是奸臣，奸臣总是穷凶极恶的，他干什么不都很正常吗？他疯了嘛。
我自己是把相关的史料看过一遍之后，坦率说我对这些解释我都不满意。而且朋友之间闹翻，这事确实很难解释，对吧，跟夫妻矛盾差不多，清官难断家务事，两个人之间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哪个动作被对方误解了，这都是人心当中那种非常微妙的反应。别说我们现在隔着900多年，根据很少的一些史料记载来猜，就是当时的人，甚至咱就说了，是苏轼、章惇身边的人，都未必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到底是怎么闹翻的？好，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试着提出一个解释，琢磨历史的趣味就在于基于公认的资料，我们提出一个可以讲得通的解释。我的解释的破题思路是从章惇的性格入手。听了我刚才讲的几个故事，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章惇是什么性格？聪明、能干、骄傲、自信、洒脱。这种性格往好了说，就是有信念感，他一旦认准的事，那就是孟子讲的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符合儒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
请注意，这不是我在为章惇说好话，刚才我们反复提，《宋史》是把章惇列入《奸臣传》的，但是就在这篇《奸臣传》里面，却不得不承认章惇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廉洁。他四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但是章惇身为宰相，从来不关照自己的儿子，以至于他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出人头地的。这种又能干又廉洁的性格在职场上是很容易被领导赏识的。章惇第一次被神宗皇帝看中，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官衙失火，章惇当时负责指挥救火，那在火灾现场叫一个指挥若定、有条不紊。神宗皇帝当时就在楼上看着，一边看一边在问，说这人是谁？旁边人说：“章惇。”好了，等这场火救完了，第二天宫里面的命令就出来了，任命章惇当三司使，就是国家的财政主管。你看以章惇的才能，只要领导看见一次他平时是怎么干活的，很容易脱颖而出的，这种人就是能干、就是聪明，这没办法，拦不住的。
但是请注意，章惇的这种性格也有他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很容易陷入那种叫“单一目标思维”，就是我不惜投入一切资源，以达成我眼里的那个目标。请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他做事不择手段，不是说他没底线，而是说他眼里只有一个目标。我举一个很有名的场面，话说年轻的时候，这个章惇和苏轼两个人结伴出去玩，遇到了一个深潭。章惇就跟苏轼说，说你敢从这个独木桥上走过去，渡过这个深潭，到对面的悬崖峭壁上写上几个字吗？苏轼探头一看腿都软了，说我不敢，独木桥不敢过。章惇二话不说直接就走过去了，在对面的峭壁上写下了五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我们兄弟俩到此一游。等章惇走回来的时候发现，那叫一个神不动、气不喘。苏轼就很佩服，就拍着章惇的肩膀说，说你这个家伙将来肯定能杀人。章惇说此话怎讲？苏轼说你看你刚才，你连自个儿的命都不在乎，你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命吗？这是开玩笑，章惇当时哈哈大笑。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宋史·奸臣传》里面要记载这个场面呢？当然是为了说明这个章惇打年轻时候就不是什么好鸟，胆大包天，这为他后来手段狠辣成为奸臣埋了个伏笔。但是我们隔了900多年，我觉得我们解读这个场景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我自己在生活当中真就见过这样的人，同样是面对独木桥，有的人一看有风险，我要过桥那怎么办呢？买装备、搞训练，然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过独木桥。但是你换了这种目标感很单一的人，他压根没看见，他就盯着河对岸的风景了，踩着高跟鞋噔噔就过去了。你问他，你刚才怎么这么大本事能过独木桥？他会说：“啊，哪有独木桥？我怎么没看见？”是的，这种人他不见得是训练有素，也不见得是胆大包天，他就是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他看不见脚下的风险。
章惇就是这样的人，而且章惇不仅是年轻时候这样，他老了也一样。再过几年宋哲宗去世，又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当时的皇太后就召集大臣讨论继任皇帝的人选，章惇这时候还是宰相，皇太后是主张立端王，而章惇反对，反对的态度还特别不好、特别蛮横。甚至有史料记载，他当时说，说端王不行，端王轻佻不能当皇帝，就说这个人不稳重。你说你也是一个老政治家，这一年您都66岁了，当那么多年宰相，你怎么还那么不成熟呢？你建议人选就建议人选，你说其他人选的缺点干什么？这不是白白得罪人吗？请问这个端王是谁？就是后来的宋徽宗。所以你想后来宋徽宗上台，能饶得了这个章惇吗？所以章惇晚年的命运非常惨，也被贬到了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就是他在这1097年把苏辙贬到的地方。
你看这个故事再次说明，章惇这个人他只要心里盯着了一个目标，他就直奔目标而去，对随之而来的什么风险、代价，他无感，他压根就看不见。所以章惇这辈子还有一个悲剧，就经常被人觉得他傲慢、脾气不好。比如说当年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不是上台吗，废除了所有的新法，章惇就不同意，然后就一条一条有理有据地反驳司马光，他反驳得还特有道理，让保守派这边无言以对，最后逼得保守派不得不掀了桌子：“你说得对也不行，你章惇也得给我下台。”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态度不好。隔了100多年，那个南宋的朱熹也是这套说辞，说在这个具体的争论当中，章惇说得对，但是章惇的态度不好。其实这就是目标单一的人的通病，他们往往又聪明又能干，一旦锁定一个目标，他能迅速在脑子里面形成策略路径，就该这么办。那相比起来，他身边的人往往就显得很慢，所以他们也就难免傲慢。对我正确、我高明，我为了远大的目标提出了有效的方法，你们听我的就完了，废什么话呀。这在别人感受起来，可不就是态度不好吗？但是你看，态度不好的根子还是在于他眼里只有那个单一的目标，与此同时，什么别人的感受、态度不好的后果，他们一概是顾不上。
好了，你理解了章惇的这个性格特点，我们就可以往下做解释了，他和苏轼的关系是怎么崩的了。在给出我们的解释之前，我先说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事，你先品一品。这个事的主人公叫李宗仁，就是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台儿庄大捷的那位将军，后来还当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他在这一本《李宗仁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这么个事：他年轻的时候带兵，苦于部队的军纪不好，那怎么办？办法是明摆着的，将军就要杀鸡给猴看。结果第二天就抓住了一个小兵，当时宪兵就怀疑他偷了老百姓的衣服，当这个小兵被押到李宗仁面前的时候，他就吓坏了，就说长官，我是你临桂县的小同乡，你能不能看在同乡的份上，就开恩饶了我呀？李宗仁心想就坏了，对吧，你不说这个还好，既然你当众说了是我的小同乡，这层缘分我就更要显得我大公无私，拿你立个军威，所以就立即召开了全军大会，就地枪决了这个小兵。果然第二天马上军纪肃然。
好了，几十年过去了，到了李宗仁的晚年，他在美国纽约口述这本回忆录的时候，他还是挺内疚的。他说当年这个小兵到底有没有偷老百姓的衣服，当时是有物证但是没有人证，很可能这就是捡来的。而且那个小兵确实也是自己的小同乡，我们两个人的家相距不过是7里路，很近的关系。他说当时我之所以一定要杀他，你看李宗仁的原话：“我之杀他，实是一种权术的运用，而非治以应得之罪。我的一生最不喜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虽当时情况使然，实非得已，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再一次穿越回这公元1097年，大宋绍圣四年。我觉得听完刚才的故事，你现在应该也和我一样吧，章惇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苏东坡呢？我们应该也能猜出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听完了我刚才讲的李宗仁的那个故事，你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人物的权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推测这个时候宰相章惇的心态。现在我是宰相，我要推进政治路线，我最怕的是什么？不是什么骂名，而是被自己人怀疑我心软、我徇私、我不坚定。那好，既然谁都知道我和那个苏轼关系好，那我就拿苏轼下刀给你们看。其他的元祐党人到广东也就行了，不为已甚，而苏轼呢，我偏偏要让他过海去海南，去更惨的地方。大宋朝到现在100多年，高官被贬到海南也就两个人，一个是大宋初年的卢多逊，一个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丁谓。章惇现在就是要让大家看看，只要政治路线和我不一致，越是朋友我下手越狠，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很坚定。
如果是其他人他未必这么想，但是你别忘了我们刚才的分析，章惇这个人他最重要的人格特征就是目标单一，他一旦确认了目标，是不惜投入所有的资源要去争取胜利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年轻时候的朋友，一个已经在十几年中疏远了关系、甚至还有点疙瘩的苏轼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苏轼和章惇之间关系的恶化，其实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事件，我们得放开视野来看，这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对，它还是大宋朝新旧党争这几十年发展的最新一环。我们不来回溯一下这过去几十年间，双方恩怨发展的过程，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
最早应该回溯到30年前的事了。1069年大宋熙宁二年，刚开始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搞变法，当时很多老臣就反对，我们讲过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那怎么办呢？神宗的意志非常坚定，我就是要变法，谁反对谁就给我靠边站，你也别在开封待着，到地方上当官去吧。所以这个时候的反对派，下场最惨也就是这样，就是靠边站。而且神宗皇帝把这些保守派的老臣送走的时候，态度上也是客客气气、给足面子的，这是第一阶段。到了十年后，比如说到了1079年，元丰二年的时候，就是苏轼陷入乌台诗案的时候，形势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大宋政坛上第一次出现了隐隐的杀机，对吧？你苏轼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但是你只要暴露你的政治立场不对，不好意思你是有罪的，甚至是有可能掉脑袋的。虽然神宗皇帝在处置苏轼的时候，是那种高高举起，但是轻轻放下，没把他怎么样，但当时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就是从宋代初年延续到现在的那个宽容的政治风气，一下子被收紧了，这又是新阶段。
好，再过几年，到了元祐年间，整个政局翻过来，旧党上台，他们也是照样把变法派的新党挤出中央，你们到地方上当官了，但是请注意，这个时候有区别。什么区别？就是把你们摔走到地方上当官，我给的那个政治理由，没有那么客气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就拿章惇来举例子，章惇这个时候是什么？是神宗皇帝亲自提拔的副宰相，被摔出开封，摔到汝州去当知州，这本来没什么。但是后来为了方便章惇就近照顾老父亲，朝廷把他调到了扬州当知州，这算平调。这个时候章惇的父亲87岁了，你看在那个时代，87岁了，那么大岁数，而章惇又当过宰相级别的官员，这种人事安排算是一种照顾臣子的惯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没想到，就这个调令居然捅了马蜂窝，保守派就是旧党的人不干呐，那跟在后面骂，左一句小人、右一句奸佞地骂，说这个章惇本来就应该杀头的，已经让他当知州已经是便宜他了，现在还要照顾他，哪有这种事，就闹。结果呢，章惇已经接到了朝廷的调令，已经上路了，从汝州要走到开封，然后再去扬州上任，对吧？朝廷居然干出什么事？硬是派人在半路上把这个章惇给截住，说我们改主意了，把你去扬州的调令收回，你不许去照顾你的父亲。这在宋代这是什么行为？这么羞辱一个大臣，那真是前所未有。所以你看，就从这个小插曲里面你感受一下，到了这个阶段，被打倒、被排挤的那一派，不仅是政治上靠边站了，朝廷其实默认你们是有罪的，你们不配得到任何照顾，看这个事情已经升级了。这是元祐年间初年的事。
好，到了元祐四年，整个态势其实又升了一次级，我们以前讲过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朝廷把新党的前任宰相蔡确贬到了岭南，这就是今天广东的新兴县。你想原来宋神宗把苏轼贬到黄州，黄州在哪儿？长江边，那已经是很严重的处分了，你已经去南边了，现在是把官员，而且是当过宰相的高官贬到广东，那叫南岭以南，这叫过岭。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处分是仅次于诛杀了，这就有点过分了。所以当时保守派这边有一个人谁呀，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了，大惊失色，说千万不能这么干呐，朝廷七八十年了，都不往岭南流放高官了，此例一开，将来万一我们这一派要是失势了怎么办呢？对方要报复我们怎么办呢？那不得更狠呐，我们也没法幸免。
你从范纯仁的这句话就知道，当时的士大夫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搞党争归搞党争，但不能冤冤相报，千万不能搞迫害升级，对吧？范纯仁他爹范仲淹就说过一句话，说千万不能引导皇帝杀人，我再恨的人我都不能让皇帝杀他，不然的话，万一哪一天皇帝手一滑，没准就杀到我们头上，手滑，这就是范仲淹原来用的这个词，这词特有意思，他日手滑。是的，搞政治迫害，最怕的就是习惯成自然，手越来越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层层加码，这个回旋镖迟早是要打到自己头上的。好，这是这一个阶段，已经升级到这儿了，失势的官员可以贬到岭南了。好，再后来又反过来，等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上台，这回轮到宰相章惇动手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迫害果然继续升级。这次上台的新党就是章惇这边，几乎把所有活着的旧党的重要人物都贬到岭南去了。原来你是贬我一个人，现在你们都去，而且都贬到岭南最差最远的地方，而且在流放的过程中，有的是法子折磨你们。比如说你们一家老小都过去对吧，在半路上给你们强制分开，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让你们一大家子不能互相照应，让你们抱在一起埋头痛哭，我们在一边看着很高兴。那像这一年，对苏轼、苏辙兄弟这样贬了再贬，不仅到广东而且要去海南，这也是常有的事。
有人可能会说，说可见章惇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怎么说呢？你看梁启超先生在这本《王安石传》里，他的立场是站在王安石这边，也就是站在新党这一边，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观点可以代表当年新党的心声。梁启超就说了，是的，这一轮章惇迫害元祐党人，是比当年元祐党人迫害新党要狠，可是你们元祐党人迫害新党，也比以前升级了，你也升级我也升级，那凭什么说我们章惇不对呢？对，这叫冤冤相报。这江湖上搞报复，儒家是有原则的。孔子当年就讲过，千万不要搞什么以德报怨，对吧？人家对你不好，你还要对他好，凭啥呀？那你拿什么回报对你好的人呢？所以孔子的主张是要以直报怨，什么是直？直就是对等，人家怎么对你，你就同等奉还回去。但是你懂的，对等这只是个原则，对吧？真到了冤冤相报的时候，哪能把握好那样的分寸，所以只能是层层加码，层层升级。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个章惇就不能宽宏大量一点吗？何必搞得这么残忍呢？这个怕也是很难。有一句话叫形势比人强，我们普通人做事可以由心而发，听着内心的道德指引去干就行，可是政治家不一样，那叫高处不胜寒，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政治家总是在特定的政治态势里面开展工作的。你章惇也就是个人嘛，你就算没有那些什么偏激的性格，我们就假设他是一个既理性又仁慈的政治家，又待如何？他一个人是很难叫停新旧两党之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冤冤相报的循环的。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一年，请问哲宗皇帝亲政的时候，为什么用你章惇当宰相？而且一用就是七年，不就是看中你的能力吗？你要用自己的能力帮助皇帝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就是他要继承神宗皇帝当年的变法精神，要图一个富国强兵，对吧？好，你章惇富国强兵给我看，你要不要用钱？可是钱又从哪里来？现在朝廷最大的现实就是没钱，对吧？为什么没钱？因为元祐党人就是旧党那批人反对新法，把朝廷搞钱的那些法子全都废了呀。还记得我们前几年讲过，就是高太皇太后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当时哲宗皇帝才十几岁，他就表达过担心，小孩就愁，说你们现在把我搞的什么青苗法都给废了，现在是没什么感觉，几年之后等我当权的时候，恐怕就没钱用哦。当时那些大臣们看哲宗还是个小孩就糊弄他，说青苗法不是好东西，我们不找老百姓收钱，老百姓就有钱，老百姓有钱了，国家怎么会没钱呢？哲宗当时也是年轻、不依不饶，说现在是太皇太后当权没啥问题，将来等我亲政了，那就有问题。大臣们还是继续糊弄他，那个时候都是太平盛世了，不用担心等等。但是怎么样？结果就是如哲宗所料，等到他亲政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临崩溃。所以章这个宰相一上任，就在当一个很穷的家。
那该怎么办呢？假如你现在就是宰相章惇，你可能也不得不按照下面这个逻辑来开展你的工作，什么逻辑？第一点在政治路线上，你肯定要旗帜鲜明地恢复新法，对吧？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要满足哲宗皇帝的愿望，在财政上新法是干嘛的？那就是搂钱的耙子呀，可以缓和国家的危机。你章惇当宰相，什么叫宰相？就是所有人都找你要钱要干自个儿的事，这是第一条。那好，第二条，请问你怎么恢复新法呢？要知道新法、旧法大宋朝可已经折腾了好几十年了，这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政治方向，所以你就一把要抢过方向盘，一个急转弯要打到这条路上来，这不是一个小动作，你要摆明政治态度，那就先要把对方的大旗给砍倒。对方的大旗是谁呀？司马光。所以在章惇上台之前，有人就问他，说你马上要当宰相了，当务之急是什么呀？章惇想了想说，当务之急是要把司马光认定为奸邪。后来章惇甚至给朝廷上过奏疏，说要对司马光开棺戮尸，当然这个后来没干成，但是他也不是要把司马光本人怎么样，就是要摆明一个坚定、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国家这辆车，我要搬回到这条赛道上，这第二条一定要做的。
好，第三条，请注意，大宋朝这新法、旧法颠来倒去已经折腾了好几轮了，现在一个普通的大宋朝官员一听国家又要转方向盘了，新宰相又有新主意了，他会怎么想？他会观望，对吧？谁知道你搬不搬得成呢？搬成之后将来会不会又搬回去呢？大家心里没底，所以章惇为了凝聚新党的士气，他就不得不下狠手，这是逻辑的必然。他不仅要打倒旧党，他还要迫害旧党，他还要祸延他们的家族，他还要迫害自己的好朋友苏轼，为的就是要告诉大家：看看，我这脚可踩着他们，我一定要踩到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们这些兄弟们放胆跟我干！这就是章惇的逻辑，他在这个结构当中，好像他也不得不这么想，他也不得不这么干。说到这儿可能还是会有人说，说做人还是得有底线嘛，差不多得了，何必那么残忍呢？这就牵涉到对当时党争局面的理解了。从某种角度上说，不是章惇想残酷，而是这是一局什么游戏？这是一局互害游戏。互害游戏的特征就是把双方的动作锁死，你必须这么干，你们很难退出的。
我们今天看宰相章惇的处境，其实就是陷入了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词，叫“囚徒困境”，对吧？假如我是个小偷，我和我的同伙都被抓了，警察把我们分开审讯，警察跟我说，谁先招认对谁就从轻发落，谁招认得要迟了那么一点点，谁就从重从严。我又不知道隔壁的同伙是怎么想的，那我只剩下一个理性的选择，我赶紧招认，我迫害对方得了，虽然我们俩是同伙，对吧？对，你按照这个逻辑去想，当年大宋朝的新旧两党这几十年他也是这样，谁在台上，谁都不清楚台下那帮人万一有一天翻身，会对我们这些人做什么，那好我们只剩下一个最理性的策略，就是趁自个儿有权，想办法把对方往死里整，这是作为一个党派的领袖，他在外部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而作为章惇这个人本身，他还有一重不得已，就是在自己的派别内部，对，在这种年深日久的党争当中，你敢主张宽容，你在自己这边人看来这就叫意志不坚定，那是要出局的，甚至会被反噬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即使我们今天不考虑章惇的性格因素，他在眼下的局面中，很难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你看章惇这个处境，我们刚才分析的，就是在外部他面对一个囚徒博弈的问题，和对手之间没有起码的信任，他停手可能就意味着送命。在内部呢，他面对的是一个群体极化的问题，他也没法妥协，因为在内部人看来，谁宽容就意味着背叛。所以章惇再强悍又怎么样，他不过是这个大结构中的一个小人物，大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你再有性格你也得跟着走。
其实历史经常会出现类似的局面，就形成一种叫“两派互害结构”，互相坑害。身在这个游戏当中的人，你是很难退出来的，不是不想退，是退不出来。现在我们讲的是公元1097年的事，其实不远，就在一百多年前，就是所谓的五代乱世，那时候还没有大宋朝。什么叫五代乱世？你到中原去看一看，到处那种凶神恶煞、杀人如麻的军阀。请问他们在干嘛？我们隔了这一千年，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这些人首先军阀道德水准很低；第二，军阀他们是在用武力争天下，他们没有底线，但是他们心中都有当皇帝的理想。是这样吗？最近我看到历史学者施展老师有一篇文章分析得是真好，说你真要是穿越到那个时代，在五代乱世生活，你就会发现，这些军阀，你看着他颐指气使、看着他凶神恶煞，他们哪里是在争天下？他们哪里有什么理想？他们好可怜，他们不过是在争取多活几年。对，只是多活几年。当时五代其实是一局“大逃杀”的游戏，对吧？中原就那么狭窄的一个空间，乱世中人几乎没有退出机制，你不当兵杀人，你就等着别人来杀你，对吧？当兵杀人也只能是拼命争取，让自己成为稍迟一点被杀的那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我是最后被杀的那一个，所以五代军阀才有那种极端暴力、极端猜忌、极端短视的行为模式。请注意，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性格问题，这是那个大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互害游戏的政治结构，逼出来的理性选择。
所以你看，为什么最后是宋太祖赵匡胤得了天下呀？他是那个乱世当中最能打的吗？你去看历史你会发现并不是。当所有的军阀都觉得我只有用暴力赢了所有的人，打败所有的人，我才是最安全，我才能最后死的时候，赵匡胤突然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解决方案，对吧？他提供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秩序。什么秩序？就是你不用赢，兄弟，你放心，你即使放弃了暴力，看哥哥我有本事让你活下去，有平安、有富贵。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吗？杯酒释兵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在五代那样的互害游戏的乱世当中，重建了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叫退出机制。对，你要是觉得不好玩，这个互害游戏你要是不想玩，你可以不玩，我保你的平安。这是赵匡胤的发明，这才是结束乱世的正确姿势。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军事术语，叫“改出”，这是当军用飞机遇到失速，尤其是失速之后旋转下坠的那种情况，非常危急的。这个时候飞机的飞行员千万别跟着本能走，比如说紧急拉操纵杆，或者反方向推操纵杆，这都不行，不能根据本能，是要根据一套事先规定好的操作规程，才能让飞机重新飞起来，打破现在的恶性闭环，这是非常紧急的一套操作，这叫改出。请注意，“改出”这个词它核心是哪个？是“改”呀，“出”不重要。出，谁都想，在这么危急的局面下，谁都想出来，问题是你能不能打破原来的那个惯性逻辑，你改不改得了？所以这个词叫改出。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宰相章惇的话题，他这种性格的人，能把大宋朝这架正在失速下坠的飞机改出吗？怕是不能。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那么能干，但是他有一个缺陷，他目标太单一。他能干、他聪明，他要在已经锁死的旧逻辑里面，他要的是个赢，对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打破旧逻辑，建立一个可以改出的新机制？
我今天这期节目听下来，你千万不能有一个误解，觉得我是在为章惇辩护。我最后恰恰想说的是，形势真像你章惇想的那样无可更改吗？你真的除了迫害跟你对立的那些人、迫害你的朋友苏轼，你真的别无选择吗？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在任何处境下你都有得选。对，任何处境，即使是集中营里的囚犯、马上要进毒气室的囚犯，他已经没有任何自由，他甚至生命都必然要被剥夺，他也有得选。他可以选择，至少他可以选择自己面对这份命运的态度。所谓没得选、所谓不得已、所谓我不得不这样，这是章惇这样强悍的、目标单一的人的一个执念，或者是那些懦弱的、随波逐流的人的一个借口。只要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任何单一目标的奴隶，你会发现自己在任何残酷的游戏里面，你都有得选。你不能改出大势，但你至少可以改出你自己，只要你有更多的人生目标。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一个远远被历史低估的人，这个人叫冯道。冯道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五代军阀一样，他也生活在五代乱世，他当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的宰相。那在宋朝的价值观里面，你这当四个朝代的宰相，你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女人嫁了四个丈夫吗？你哪有贞洁可言？那个欧阳修还专门写文章嘲笑冯道，说我听说过有一个烈女，被人牵了一下手，就拿斧子把自己的手给砍了，你冯道看看这个女人你如她吗？你看见她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廉耻吗？这是欧阳修写的。在欧阳修这些宋代的儒家士大夫看来，你冯道你只能向着士大夫既定的那个目标前进。这个游戏，我知道你身为一个文人，你手无缚鸡之力，你肯定也赢不了那些武夫、那些军阀，对吧？但是你也不能退出，你赢不了你可以去死。这是欧阳修作为一个后来人对冯道提出的非常严厉的一个道德要求，这就是一个单目标性，要么赢，要么死。
但是实际上的冯道呢？你去看他这一生，他既不要在乱世里赢，他也赢不了；他也不肯在乱世里死，我活得好好的，我凭啥死呢？他是给自己另行订立了目标。冯道当宰相，他会劝皇帝尽可能少杀人；他对于犯了法落到自个儿手下的人，比如判了刑的人，他是能赦免就赦免；有些武将抢来了女子当礼物送给他，他也不拒绝，因为这些军阀的面子是不能驳的，别人给你送女人你不要，你啥意思？宰了你，这有可能。但是他会怎么干呢？他会弄一处空房子来安置这些女子，让手下人悄悄帮这些女子找到家里人，把她们给送回去；他在国外看到被掠去的老百姓，他也会尽其所能买下来给送回家。他与此同时，利用当宰相的职权，还去推进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儒家的经文，所以他在干什么？他既是在为这个残酷的世道留一点善行的种子，也是在为下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准备条件，比如说印制那些书，这就是后来宋代能搞科举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回头来评价冯道这个人，他确实不算是什么道德楷模，但是也要允许一个人在他不喜欢的这一局互害游戏当中，订立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目标。这个目标跟大目标不一致，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不同的目标。
现在我为你讲述的是大宋朝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一年，1097年绍圣四年。这一年的6月11号，苏轼被贬抵达了海南，也不过就是再过四年，政治形势又翻过来了，章惇被贬到雷州，而那一年苏轼从海南北归大陆。在归来的大船上，苏轼看到参横斗转、云散月明，他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纵然在南荒之地历经九死，我也不曾有过半分的悔恨，这一段奇绝非凡的人生旅程，反而是我平生最壮阔的经历。这是苏轼在回来的船上写的。这一年的苏轼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应该不会再想着回朝做官了，但是他有太多的人生目标，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他有那么多朋友要去探望，他有那么多的感怀要发，他还要去做几餐好饭，他还要酿几坛好酒，他还要去看花，他还要去观潮。你看一个人的目标多了，恨意就少了，而他的人生也就随之壮阔了。
好，我们下一年，到公元1098年再见。
以下是本期的特别感谢。3月2号我们在深圳举行了《文明之旅》第三季的提前点映，特别感谢来到现场的永明客户，以及四位来分享自己和节目故事的老朋友。我们也要感谢线上超过100万看直播的用户，跟我们一起开启了《文明之旅》第三季的大幕。在现场包括在直播里，我陪大家一起看了节目，我们还一起朗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段落，就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这种感觉可真好。《文明之旅》这个节目已经进行了三年，希望今年能更多在线下和大家相见。我自己尤其希望《文明之旅》能够更多地走进校园，如果你是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可以通过屏幕上的邮箱联系我们报名接洽。
特别感谢《文明之旅》的独家冠名赞助商SunLife永明。最近SunLife永明的伙伴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2025年的第三季度，他们的经纪渠道的业绩拿了第一名，在这儿向我们的合作伙伴道一声祝贺，由衷地为SunLife永明高兴。但是我也知道，这家公司更在意的可能不是一时的什么排名，而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面稳稳陪伴客户，帮一个个家庭在穿越周期中抵御风险，这才是值得尊敬的第一。再次祝贺SunLife永明。
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为我们提供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说到一个地方叫楼兰，你会想到什么？“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楼兰曾经是什么样的？史书的记载其实很少的，我们只知道那里曾经是商旅云集的西域明珠，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地方就消失了，这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声长叹。但是最近，《逆水寒》的朋友跟我说，开发组直接把沉睡千年的古城给唤醒，搬到了游戏的世界里，比如说熙熙攘攘的街巷，白鸽飞过了鸽子亭，骆驼集里的烟火气，甚至还有日月同辉的天象。你看，这些视觉奇观在史料里面那可是找不到的，是《逆水寒》把史料和想象结合起来，再利用美学技术，给大家重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楼兰。如果你也想看看那个曾经繁盛光景的楼兰古城，欢迎你来《逆水寒》里体验一下。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五代时期的一个名人，他叫冯道。前面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冯道在乱世里面自行订立的目标和他在历史中遭遇的种种误解。冯道有一首诗叫《偶作》，我特别想在这期节目的结尾给你读一读：
“莫为危时便怅然，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首诗实在是说透了当所有人都陷入囚徒困境，当整个系统都在玩互害游戏的时候，一个人他到底该怎么办？尤其你看这诗的最后两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说得多好。冯道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他比谁都清楚，五代乱世我今天还是宰相，明天就可能人头落地，但他还是订立了自个儿的目标。我冯道我不参与你们的互害游戏，我只做我以为对的事。
你熟悉的另外一句话其实也出自这位冯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所以你看，走出囚徒困境、走出互害游戏，它靠的不是你更狠、你更坚定、更不择手段，而是你得有别的目标。你不跟他们玩，你得知道这个游戏之外还有更好玩的游戏，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致敬冯道，致敬在文明长河中所有在狼虎丛中依然守得住方寸的人。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每一条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当然我最欢迎的是，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把我们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下周三《文明》节目会讲到公元1098年，我继续在这儿等着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