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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35分钟,看老上海世态百相。

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讲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作《银元时代生活史》。我一开始读这本书是当作消遣,但是读完了以后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阿城先生评价这本书,他说:“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我大有感慨,确实是这样。这本书有点像英国一套叫《佩皮斯日记》的书,英国作者佩皮斯把生活当中的各种事都事无巨细地记了下来,并且写得活色生香。而这本书的作者陈存仁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就能够帮我们还原那个用银元生活的大上海,还原那个时代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读完这个书以后,你再看那些年代剧,你会成为半个专家。

这个陈存仁是什么人呢?他是上海和香港两地非常著名的中医。他成名的时候,黄金荣还只是巡捕房的一个巡捕,七十六号的杀人魔王吴四宝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机,甚至吴四宝还给作者开过几次车,所以陈存仁是个相当传奇的人。

首先说说什么是银元。现在的小孩子们可能没见过银元,我们小时候见过。你把银元拿在手里,它会叮当响。怎么鉴定银元的真假呢?要用两个指甲捏着这个银元,悬在手中间,然后猛地吹一口气,如果它银的含量足够高,就会发出“殷”这种声音,这就是真银元。假如吹不出这个声,这银元就掺了假了。

银元是货币,一开始这个货币是在咸丰六年的时候,由上海的一些富商私自铸造的。铸造得多了,就逐渐被大家认可了。一块银元含白银七钱三分。过去还有一种银元叫鹰洋,鹰洋就是上面有一只老鹰的银元。咱们中国人一般不会印老鹰,这个有一个大老鹰的鹰洋是从墨西哥引进的。到了光绪年间,出现了龙洋,就是上面印有一条大龙。这个龙洋,我们今天在古旧市场上还能够见到。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又推出了袁大头,上面印着袁世凯的头像。这就是银元,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

一个银元有多值钱?银元之下,次一等的叫银角子,也叫毫子,再往下叫铜元。这三种货币之间的换算不是十进制的,并不是一个银元换十个银角子,它是根据银的价格经常变动的。在货币比较稳定的时候,一个银元能够买一百二十八枚左右的铜元。

那我们得知道这个铜元能买些什么。这个作者说,他小时候到城隍庙逛庙会,吃一碗大肉面(就是苏州、上海的那种大肉面,很香,有厚厚的一块肉在上面)需要四个铜元。四个铜元就能够买一碗面吃。如果是随便买点别的小吃,可能只需要一个铜元。如果买糖的话,一个铜元可以买十粒、八粒糖。

因为这个作者小时候家里有钱,过年的时候别人给他封的红包,就是一个用红纸裹着的银元。他拿着个银元很得意,在外边走。他们家里有个帮工,看见作者拿着银元就说,我们辛苦干一个月才得一个银元,你随便给人拜拜年就得一个银元,真是不公平。作者面露得意之色,结果这得意之色让那个帮工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帮工跟他说:“小开(有钱人家的继承人叫小开),你不要得意。像你们这样的小开,将来长大了是没有用的。我将来一定比你干得好,等我出师之后我就做生意,将来自己买一辆包车,到时候我路过,你找我讨饭吃,我给你丢两个铜板。”这个话让作者很生气。但是后来这个帮工真的成了大上海一个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家。所以,人生的命运也是很难讲的。

作者家里是开服装店的(就是绸缎庄),家境很好,在上海的南市。我专门到上海打听南市是在什么地儿,南市区是上海的一个老区,后来被别的区合并了,所以一般现在的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南市就在城隍庙附近。这个作者的叔父曾经这样夸耀他们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郭家的产业占了半个城,姓朱的产业占了一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他们家的店铺两头都有,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自己家里很有钱。但实际上他们家已经是外强中干,他们当时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有一天,他爸爸突然告诉他,咱们家破产了,店铺倒闭了。他家一下子家道中落,没钱了。有一天,他爸爸跟他讲,这样吧,我今天心情好,带你到夷场(即租界)去玩。逛夷场的时候,人们一般干什么呢?一般来讲有三件事是要干的,吃大餐、坐马车、看大戏。他们吃牛油面包加炸猪排,这是作者人生第一次吃这种正式的西餐,觉得味道很好,他感到非常欢乐。

结果,他爸爸带他玩够了,回到家里以后第二天吃了两块酱猪肉,竟然连着拉了七天痢疾,然后就去世了。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在临终之前,他爸爸指着两兄弟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作者的小名叫阿沅)。”他留下了“哥哥要出洋,弟弟要做医生”的遗愿,然后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钱连办丧事都不够。因为当时办丧事讲面子,讲究排场,需要花很多的钱。这时候,他四伯父匆匆忙忙赶来帮忙。那时候办丧事都会请一个执事,如果今天你们到农村去参加丧事,还能见到这个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专门帮周围的人操办红白喜事的,等于是大总管。四伯父就跟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送现钱。以往大家参加葬礼,就送一对白蜡烛,送一些布,大家都送东西。这样送的其实很少,但是今天他们需要钱。

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殡葬上有一件事非常感人,让我们看到了旧时候人的风骨和信用。

殡仪分三天举行……在开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各位知道为什么有存户吗?旧社会的时候,这些开大买卖的人都向四邻八街的人以及亲戚朋友们收钱,大家把钱给你,你给大家利息,等于大家跟着你一块儿做生意了,这个是常态,大企业都有这个东西),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

“以赎前愆”的意思就是他前面做错了事,现在来赎罪,把八百四十块钱的庄票直接给了他们家。方老伯意思就是自己做错了事,把作者家逼“死”了。实际上方老伯不知道作者家境况,他以为对方家大业大,才让作者家赶紧把这地赎回去,没想到这个消息放出去了以后,作者家突然就倒了,方老伯实在不好意思,就给了八百四十块钱。这就是葬礼上的一个细节。

但是他们家依然是落魄的,家里的族长就说,你们要不然就搬到祠堂去住。那时候大家族都有祠堂,祠堂通常在郊外,族长让他家到郊外的祠堂种地,做守祠堂的人,这样省钱,不太用花钱。但是他的母亲非常坚持,说孩子不能离开上海,一定要在上海读书,他爸爸还说要小儿子当医生。

然后他们就在上海找了一个房租便宜的地儿住了下来。那个地方看起来离上海市中心不远,但是旁边有个杀猪场,每天都能闻到非常浓的血腥味,让作者一家连饭都吃不下去。他们当时就生活在一个臭河浜旁边。

他们家怎么吃饭呢?作者给大家算了一下账:

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他们家很清贫地这么熬着,他的四伯父经常会来帮衬一下。

等到他要上中学的时候,他对家里人说,干脆我学工,我学工就能很快赚钱养家。四伯父听说以后讲,你爸爸让你学医,如果你能够坚持上中学,听你爸爸的话学医,一切费用我来承担,但是你不能中间出去学工。于是他决定要去上中学。

他上了民立中学,考上了南洋医科大学。南洋医科大学是学西医的,而且在南洋医科大学学西医的学费很高。作者在学西医的过程当中生了一次病,他用西医的方法治,治了好多天也治不好,然后找了一个老中医把脉、吃药,最后好了。四伯父讲,你学西医,西医还治不好你的病,人家中医一下给你治好了,要不然你改学中医怎么样?因为当时的老人家都是比较信中医的,于是他就改学中医。正好当时上海有一个叫丁甘仁的名医,开了一所叫中医专门学校的学校,刚开始招生,一学期的学费是二十四块钱,比之前的南洋医科大学便宜很多。于是作者就转学到了丁甘仁的中医学校学习中医。

丁甘仁是上海非常著名的医生,所以他在丁甘仁身边成长得很快。再加上这孩子很聪明,字又写得好,还没有毕业就帮着丁老师录处方了。一般得是很能干的大徒弟才能够帮老师录处方,但是丁老师非常欣赏他,就经常让他录处方。

而且陈存仁的机缘非常深,在上海,他经常能够遇到很厉害的人。比如学古文遇到姚公鹤,他拜姚公鹤为师学古文,既然他已经是姚公鹤的学生,那就要经常帮姚公鹤派送一些信件,毕竟那时候又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只能靠学生跑腿。

陈存仁有一次跑腿的时候到了一个老人家,一看这老人很面熟,原来他就是章太炎。章太炎问他,你跟姚公鹤学什么呢?他说,我跟姚老师学古文。章太炎说,你应该跟我学古文,我古文更好。他立刻鞠躬说,那再好不过了。于是陈存仁就又跟着章太炎学古文。

有一天,他看到大出版家丁福保编的《中西医学杂志》上有一个招聘启事,丁福保在招聘学徒帮着抄书、写字。他就去应聘,一报自己的身份是丁甘仁、姚公鹤、章太炎的弟子,丁福保说,没问题,你来上班吧。丁福保一个月给他六块钱的薪水,因为他干得不错,后来又了加两块,等于一个月给他八块钱的薪水。这个年轻人是很会赚钱的。

丁福保先生不但会出版,而且极善理财。丁福保和陈存仁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陈存仁不错,有一天跟他说:“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发,并预备水果四式,专程地送给我,我准备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你。”我(陈存仁)说:“好极了。”第二天早上,陈存仁焚香沐浴,带着四样水果去见丁福保。丁福保让他坐,就有点像孔子跟子路讲:“居(坐好)。”丁福保跟他说,一个人的生存是离不开钱的,不善理财,一世受苦,我传授你几个秘诀,这几个秘诀能够保你发财。

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我们也讲过这个,我讲《低风险创业》,创业要找一个大众市场,不能找一个太小的市场,那就没有创业的空间了。然后你要能够坚持,做到最后能够形成属于自己的秘密。你看,我也是深得丁福保真传。这是第一点。

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这句话在后来不断得到验证)。

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丁福保用这种口传面授的方式,告诉他一个人怎么攒钱、怎么赚钱。

大家应该都很好奇,那么多的银元都藏在哪儿呢?那种叮咣响的银元,在家里怎么藏?一般来讲是靠坛子,把银元放在坛子里,然后埋在屋子里的某一个地方,全家只有主人一个人知道埋在哪里,其他人不知道,甚至连太太都未必知道。

陈存仁八岁的时候,见证过一次挖掘家里银元的过程,这一段故事非常精彩。他说,八岁那年,有一天姑丈逝世了,就是他的姑父去世了。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富商,就怕他身后会闹出大家分财产不匀的豪门恩怨来。

送殡之后,过了三天,果然四伯父关照我说:“阿沅,明天一早我和你到城隍庙去赌咒。”我问:“为啥?”四伯父说:“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你要赌一个咒,明天见到的事永远不告诉人,你去不去?”我说:“去!”次日清晨六点钟就到城隍庙,向城隍菩萨赌了一个咒,并默祷说:“我今天见到的事,如果讲给别人听,一生一世罚我头痛。”

那时人们很相信城隍。

然后干什么呢?到了姑父家里,丧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大家先吃定胜糕,定胜糕的作用是能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安慰。吃完定胜糕以后,到了晚上了,家里的人一块儿在屋里坐定,这时候有人讲:“舅老爷你应该要说话了。”四伯父是他们家的舅老爷,就是娘舅。

四伯父就从从容容地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了这句话之后,已是奄奄一息,并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两字。这‘二十’两字是什么意思?”

大家猜大概是有二十个缸。那个书房里有一个大木箱,木箱大到什么程度呢?从书房门口肯定是搬不进去、也搬不出来的,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木箱一定是在书房里造的。那时候的人专门造这样的木箱是为了防盗,因为小偷也扛不走,门没那么宽,木箱又很重,压在地板之上。

大家把这个木箱挪开,底下的地板都已经有点腐烂了,然后大家开始动手挖,挖出来八个缸,缸内的银元宝是用桑皮纸包裹的,桑皮纸已经糜烂,上面写着“同治几年藏”,还有“光绪几年藏”。

我年纪很小,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屏息凝神,全屋子都听不到什么声息。八个缸掘出来之后,姑母就说:“这八个缸,我也参与其事,他临终怎么说二十、二十呢?”(姑母不明白他为什么说二十,她没有见过其他的十二个缸。)四伯父说:“你出嫁的时候是填房身份,可能在他的前妻时代还有十二缸,所以他说二十呢?”

大家决定再到处挖一挖,然后就在家里继续挖,挖了半天还是没有。四伯父讲,往深里挖一挖,再往下挖一挖。挖着挖着,哐啷一声响,果然底下还有十二口缸,大家把这十二口缸的银元全部拿出来。然后姑母就哭了,姑母说:“我们家开了几家酱园当铺,现在倒的倒了,烧的烧了,幸亏他一生省吃俭用,才留下这二万银元。”大家听完都陪着流泪。

两万银元,这是很大一笔钱。四伯父就给大家说怎么分,几个孩子怎么分,姨太太和太太怎么分。分完以后,大表兄说:“大家都已分了银元,剩下还有四十只元宝,应该孝敬四舅父。”舅父帮我们分家,应当孝敬你四十只元宝。舅父说:“四十个银元宝,我和你们母亲各得一半,而其中有两个元宝要给阿沅的。”要给八岁的孩子两个元宝。大家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八岁的孩子去见证分家呢?因为要在下一代中有见证人,得在下一代当中找到一个比较明事理的小孩子,将来长大了,他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得了两个银元宝,高兴得不得了,一个银元宝足有十两重。但是四伯父说,银元宝你不能收着,小孩子拿这样的银元宝会惹祸,我替你收着,就把这钱收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喝和气酒,又叫兴隆酒。这就是一个分家的过程。那时候要在家里存一些银元,还是颇费一些心思的,得在家里挖一个地洞。

作者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丁老师开始做医生了,而且可以收到一些诊费,虽然很少,只有几毛钱的诊费。后来,上海遭遇了一场大疫。在这场大疫中,很多医生都染病了,丁甘仁老师也一病不起,最后竟然去世了。

丁甘仁去世以后,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叫丁仲英。丁仲英也是一代名医,所以陈存仁又师从丁仲英。丁仲英对他也很好,要给他找个地儿住,那时候他们有一个拱廊,底下是置放汽车的,上边就是一个房间,于是就让他住在那个地方。

陈存仁就有了一个独立的房间,房间里还有一部电话。你想,那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一个人居然能够有一部独用电话。这个电话一个月的费用是六块钱,在当年这是非常高的费用。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才挣一两块大洋,电话费一个月就要六块钱,而且他可以随便用。因为他这儿有一部电话,所以他这个地儿就成了各种年轻人聚会的地方。因为有电话好约时间,大家都喜欢跟他交流,和他在一块儿玩。除了上海的这帮小开之外,他有两个外国朋友,一个叫作斯诺,一个叫史沫特莱,他们后来都成了大名鼎鼎的记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后来,他有一天跟丁仲英老师讲,自己想办一份报纸叫《康健报》。因为他看到丁福保先生办的那个杂志很受欢迎,他想要办一个《康健报》,专门用来登各种保健知识、各种药方、各种医生写的文章。他问丁仲英能不能在老师这儿挂一块牌子,丁仲英说没问题,你尽管去做。他总是遇到这些很好的老师。

陈存仁聪明在哪儿呢?卖报纸本身是很赚钱的,所以他需要有更多的订户。怎么才能有更多的订户呢?他想可以把那些安了电话的人家的地址全找到。于是,他就买了电话簿。把电话簿买来以后,需要按地址寄信,放在咱们今天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给他们发邮件,但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只能靠一笔一画地把电话簿上的人的名字全部抄下来,然后按照这个地址写信,把报纸寄给人家,问他们要不要订。结果,没想到竟然订户大增,一下子有很多订户都愿意订这份报纸。订这种健康类报纸的人,在有钱阶层中不算少数,所以很多人会订这个报纸。

第一个阶段,订户达到八千份,每份收银元二元,我顿时拥有一万几千元现款,在当时可以算得小康了。

甚至他都谦虚,这不止小康,这算是很有钱了。你想,他的姑丈一辈子也就攒了两万块钱,他走上社会才一年多,就赚到了一万六千多块钱。所以,陈存仁确实是很会赚钱的一个人。

同时,毕业后他还开了自己的医馆。因为他有钱,就在望平街开了新诊所,诊费一块二。这个价格是老中医的价格了,他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学生敢收一块二,其他人都觉得他太狂了,但是没想到他的生意还挺好的,因为他看病的效果还不错。

陈存仁的妈妈看到他这么成功,觉得他很棒,她说,你爸爸在天之灵得到了告慰,咱们要不要请大家吃个饭呢?陈存仁说,可以,请全家的亲戚朋友来吃个饭。四百多人,请了家里四百多亲戚吃饭。他的四伯父一听,就说自己那儿还有几个重要的客人也要请。都有谁呢?有孙宝琦,孙宝琦是前民国的总理,还有章太炎、姚公鹤、他的老师丁仲英。四百人的宴席,可谓是高朋满座。

在筹备这个宴席的时候,他的四伯父跟他讲,你也知道我对你好,从小到大是我带着你长大的,我有一个心事一直没说,你也知道我没有儿子,所以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过嗣给我?陈存仁说,这是没问题的。回去跟他妈一说,他妈就同意了。从此以后,他这个四伯父就成了他的嗣父。等于他过继给了自己的四伯父。

这段讲的就是医馆开张、报纸开张。

我们前面讲过,作者师从章太炎先生,所以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生活。

他见到章太炎先生的时候,听不清章太炎先生说话。章太炎讲一口杭州话(但他其实并不是杭州人),不仅口齿极不清楚,而且有浓重的鼻音。

每次在章老师处办完事以后,临走(章老师)都要留膳。让他别走,留下来吃饭。“但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这些气味浓烈腥臭的东西是章太炎最喜欢的,你要是想求章太炎写字,你给他钱他都未必给你写,但你给他拿去一包臭豆腐的话,他就会特别高兴,会说“拿纸来,我给你写”。

实际上,太炎老师经济情况非常不好。那时候他没有钱,因为他不愿意做官,不愿意出来见人,每天就是靠卖字为生。可是他又不登广告,那时候要以卖字为生的话,得在报纸上登广告。章太炎偏偏不登广告。所以有人主动来找他就有钱赚,没人来找就没钱。他的太太说,太炎先生最怕洗脸,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那时章太炎与时人交恶。他讨厌所有人,因为他经历过这么多次的革命,他不仅坐过牢,还被袁世凯圈禁过。

眼下,他唯一的收入就是靠卖字。

幸而有上海著名笺扇庄朵云轩主人,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总是留下笔润银币五十元。

不按件数收钱,人家之间的交情是把纸铺在那儿就写,有多少就写多少,不管写多写少,都是五十块钱。在咱们看来,五十块钱已经不少了,但是可能章太炎的生活费也高,而且写字只是偶尔为之,所以章太炎家里还是挺窘迫的。

但是章太炎“走红”了一次。有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冯自由来了以后要求章太炎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的原稿本就是由章太炎手撰的,所以冯自由想让章太炎把这个再各写一份。没想到,章太炎写完了以后,这件事被登在了报纸上。报纸一登,章太炎家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名流富豪纷纷登门,都希望请章太炎写这两件稿子,就照这两件的原件写。因为原件就是他写的,大家都想要请章太炎写这两件。

师母很高兴,师母觉得这下子钱有着落了,靠写这个能挣很多钱。但是章太炎很生气,他说天天写,烦不烦,一天到晚就让我写这个。后来他就罢工不写了。章太炎是个特别有个性的人。

有一次,章太炎自己出门,跑远了以后叫了一辆黄包车要回家,但是他又说不清自己家在哪儿。他说,到我家去。然后那个拉车的说,您哪位,你家在哪儿?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然后那个黄包车的车夫没办法,只好把他拉回原地,说你还是回去吧,我这拉不了你。他就是这么怪的一个人。

后来,章太炎是在1936年的时候去世的。他去世得其实挺早的。去世的原因就是他的鼻子,章太炎是因为鼻癌去世的。他是作者一位很重要的老师。

作者也谈过恋爱。因为他年轻,年少有为,很成功,嗣父就跟他讲,你早点结婚,因为我怕你这样的小开不结婚的话很容易学坏。那就赶紧找个人结婚吧。陈存仁有一个从小就认识的、门当户对的女孩,叫作王定芬。喜帖由章太炎老师起稿。你想人家这个排面,喜帖都是章太炎给写。写完喜帖以后,请谁做证婚人呢?正好当时上海换了市长,张群到上海任市长,刚赴任,还没有什么事干,所以他们就请了上海市市长张群来做证婚人。

他们办了四十桌大席,还有小孩子的席面,费用大概多少呢?

我记得大富贵的筵席费是十二元(这非常贵了,十二元一餐饭换成咱们今天吃的席,大概等于五千块钱一桌的席面,属于很高级的筵席),儿童席是五元。……菜是四碟水果四碟冷盘,第一盘菜是炒虾仁,最尾是豆沙八宝饭。宴罢之后,分送蜜糕喜果,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完婚以后,因为大舅哥在北京,所以他们决定到北京旅游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到燕京(北京),要走三天三夜,他们这一路高高兴兴地、连吃带喝地过来。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吃德州扒鸡,说路过德州的时候买的那个扒鸡特别好吃,吮指留香。

到了北京以后,他要住六国饭店,房费是六个银元一天。家里人都说,你疯了,六银元一天太贵了。我换算了一下,按照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六银元一天差不多就是今天两三千块钱一天。家里人说,你低调点,别住六国饭店,到东安市场住东华客栈,房费是一块八一天。一块八一天,普通人也不敢想,这也是非常高级的地方。

他感觉到北京的物价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比如说,一家子聚会,七八个人吃一大桌饭,有烤鸭、涮锅,这样吃一大桌子饭,最后只需两个大银。两个银元就能够吃得非常好了。齐白石的画,一块钱两尺。所以你如果穿越回去,最佳投资就是去买齐白石的画。

这里有很多趣事,你会发现,这个陈存仁做事非常灵活。

他去参观故宫。那时候溥仪已经被冯玉祥赶走了,所以普通人也可以参观故宫。在故宫参观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宝座,那个皇帝的宝座是不让上的,有两个警察在那转来转去地巡逻。他就特想坐上去试试,因为听说皇帝的宝座普通人坐上去会头晕的,所以他想坐一下看看会不会头晕。怎么办呢?

他身上带了一只手电筒,这是上海带来的新鲜玩意儿,自动手电筒,一摁就亮。他就把这个手电筒拿给那个巡警,说兄弟,能不能方便一下,我把这个手电筒送你,你能不能够让我上去坐一坐?这个巡警说,那您这么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巡警就转到别处去了,他趁着那个巡警走的空当,他就赶紧到那个宝座上坐一坐。他说,坐这个并没有头晕。他还坐在上边的时候,巡警走回来,装模作样地跟他讲,快下来,快下来。然后他就下来了。这个人要办事,他总能想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办法。

当时北京有一个专门的行业是抄书。因为那时候印刷技术不发达,都是靠人手抄的。在南城琉璃厂附近的四合院里,有很多抄书的人。这些人趴在那儿,“万字一笔不苟”,写一万个字不带写错的,用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抄书。抄书是怎么收费呢?三毛钱一千字。这就是个体力活、辛苦活,三毛钱一千字。而且掌柜的跟他讲,这是头等抄书的工价,还有一毛八分钱抄一千字的。这个活很不容易。后来整个这个行业都被印刷完全颠覆了,现在没有抄书这个行业了。

他的太太那几天在干吗呢?在瑞蚨祥买裘皮的皮统,打算回来以后做一个大衣,她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统子。那个时候好东西多,虽然贵,但是都是真东西。他们把这皮统子买回去以后,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做成皮衣,结果上海的商家知道他们有两件皮统子,于是就情商要求转让,每件六百元。八十块钱一件买的,一千二卖的,赚了很多钱。

太太又以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对翡翠的耳环,当时的代价并不贵(翡翠花一百二十块钱买的),但是隔了二三十年,我们到了香港,这对翡翠耳环已贵了一千倍,所以我们以一万二千元脱手,但是至今还是懊悔不置,因为现在的市价已涨到五千倍以上。

他深刻地感受到丁福保老师教的那个“以钱赚钱,要比劳心劳力赚钱容易得多”。你想那些抄字的人,抄一千字三毛钱,他这儿投资买点书,倒手一卖就赚了几倍。所以,北京之行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有一件重要的事,1928年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突然推动了一件事——废除中医。这件事情传出来以后,整个中医界的人为之哗然。小伙子陈存仁是最有能力的,所以他就开始组织抵抗。他有电话,有电话本,于是他开始打电话联络。全国的医生汇集到上海,一块儿开大会、喊口号,他在大会上做司仪。

山西的医生比较豪气,山西的医生说光喊口号不行,我们得捐款。那时候医生们都很有钱,大家纷纷捐款,一下子筹集了两万块钱。医生们想拿这两万块钱去南京请愿。最后,选出了五个人,都是上海的名医,到南京去请愿,其中就有陈存仁这个人。这也是陈存仁在历史上能够留下名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参与了这一次维护中医的行动。

这五个人出发时,先是有很多人敲锣打鼓送到车站,他们到了车站就坐车到了苏州。事先就有朋友告诉他,苏州有人等着你们,苏州那个车站很热闹,有上千人迎接你们,你们做好准备。果然,一到苏州车站,他们一下来就看见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迎接他们的都是中医界的人。他们到苏州的松鹤楼吃了一餐饭之后,就去到了南京。

中医们能“通神”。因为他们老看诊,所以认识的名人多。他们到了南京都见了谁呢?比如说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民国的元老林森,一直到最后见到蒋介石。蒋介石也说,我小时候都是吃中药长大的,怎么可能废止中医呢。实际上,关于中医的斗争是两条线的斗争,斗争得很激烈。最后是医生们大获全胜。

他回到上海以后,名气越来越大。因此,他经常会被请去富豪家里看病。有时候他真的能见到很多传奇人物,比如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稚晖跟他是忘年交,他们就是因为看病认识的。又比如说于右任,于右任在上海看病,也是让他看好了的。

还有丁福保老师,就是前面教他理财的那位老师,也是大出版家。丁福保有一天跟他讲,我觉得你应该买点房产,你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置业。他说,置业我不会。丁福保说,不会没关系,我教你,包在我身上。

丁福保怎么带他置业呢?那时候,置业都是到一个酒楼去聊天,这个酒楼叫作一乐天。一乐天酒楼里茶叶很好,你可以叫壶茶坐那儿喝一天,不用干任何事,卖房子、卖地的人自然会拿着白纸上来找你。所以丁福保老师带着他坐那儿聊天,一块儿聊出版的事,聊怎么出书。

很快,就有很多人递上来白纸,就是白单纸。丁老师只是看了摇摇头,这不行,不用看,看到很多单都不喜欢。后来,丁翁终于看到一张不错的白单纸,说:“这张白单不妨谈谈。”这个白单是静安寺愚园路西段。今天的上海人听了,会觉得这地段不要太好,愚园路是上海发家的一个地方。静安寺的愚园路西段,占地三亩七分,要价六千元。掮客就讲,明天早上去看看如何?丁翁说,好。第二天,他们坐了一辆汽车到那个地方。

愚园路的路面建得很好了,已经铺了柏油路了,但是两旁房屋不多,其余都是耕地,旁边还有一条河。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挤满了各种小别墅,那时候还是农田。然后丁翁就问,这块地皮有没有道契?上海道相当于政府,这是在问有没有政府认可的房契。对方说,乡下人的田产没有道契。丁翁说,那不妨约个日子和业主当面谈谈。业主四兄弟一块儿到齐,同时叫来了一个保长,双方商量好了五千二百元的价格,先付定洋二百元,由保长签收。

后来作者就讲,这块地行不行?道契都没有,万一这个地是假的怎么办呢?丁翁说,没关系,如果有道契的话,这个地价翻一倍都不止,咱们要抓的就是这个机会。这个地方每年地租交税的税单是全的,而且有保长签字,是靠得住的。所以置业要有经验,如果没有经验,被人骗是分分钟的事。你把这个地买下来了以后,不一定要动工兴建房屋,搁置几年再讲,这块地一定会涨价。

这个丁福保真是会赚钱。陈存仁买下这块地以后就放着,因为他在城里住,他也没打算在这儿建房子。三年以后,地价飞涨,有人过来要买这块地,最终以三万元成交。五千多块钱买的地,三万块钱成交。丁福保说,你愿意卖也可以,你就卖了,但是以后涨了也不要难过。丁福保的意思是,你心中要想清楚,后边的钱跟你没关系,千万不要以后涨了又难过。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地价就涨到了十万元。仅仅一块地就涨到十万元,但是他接受丁老师的建议,不难受,那钱跟自己没关系。

他拿了一千块钱给丁老师送去,说您帮我这么大的忙,给您一千块钱。丁老师分文不取,说不要,你给我做工做了这么多年,帮了我这么多事,所以这钱我不要,但是我想考验考验你,看看你到底会不会赚钱。给你出个题目吧!

这个丁老师准备干什么呢?他出版了一本叫作《古钱大辞典》的书,但销量不好。他说,我出版这《古钱大辞典》,我对古钱非常熟悉,我是古钱界的权威,请问你,我怎么靠这件事情赚钱?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赚到钱?

陈存仁回家就琢磨,他想了好久,想完了以后去找丁福保,说自己有一个办法,想跟丁福保说说。具体是怎么做呢?

我说:“这件事首先第一步:要大规模有计划地去做,由我出面,请你陪我到五马路(今广东路)古玩市场巡视一下。你只算是介绍人,从旁论价,我要把整个市场的古钱币,全部买下来。”丁翁说:“妙极了!”

因为卖这种古钱币的多是小本生意,没多少钱,再加上把他当作一个外行人,丁老师只是介绍,说这个人是个小兄弟,想要买钱。他们去了古玩市场后,布泉、刀泉、圆泉、无孔泉,只要是又古又绿的都买下来,一共买到几十斤。

(第二步)这一消息传开,古玩铺继续不断地收古钱,然后由陈存仁再转手送到丁翁家中。他收了所有的古钱,然后再成堆地都送到丁福保家中。

第三步:丁翁亲自鉴别,竟有真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铜钱隐藏在内。

甚至他们还找到一个枪头,一个又锈又烂的枪头,他们不认识具体是什么武器。结果有一个叫宣古愚的金石家,看到了以后说,我愿意出五十块银元,你把这个枪头卖给我。他说,这个枪头是战国时代的矛头,是稀见之物。

第四步:用同样方法,托朋友在北平、西安、云南、四川等处,搜集古钱。

那些卖古钱的人本来收来就便宜,所以就干脆称斤卖给他。他挣的是什么钱?他挣的是知识的钱。卖古钱的人不认识这些古钱,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物品,只要你给我一定的钱,够本我就卖给你了。

把古钱都买回来以后干吗呢?由丁福保把所有的钱排开鉴定,鉴定完以后分成套,每套装成二十四个锦盒,定名为“泉品宝鉴”(“泉”就是钱的意思),这个钱立刻身价陡增。他把历朝历代的钱分好类放在一起,装在一个大盒子里,这就价值不菲了,非常贵。

然后怎么卖呢?陈存仁开始推销工作。最后一步,推销。

先将十二套泉品宝鉴送到五马路古玩市场去上市,标明价格是每套银元二百四十元,只有三天,就销售一空,获利之厚,出乎意外。此后每隔两月又取出十套八套,声明这些成套古钱,供应是有限度的。

这个丁老师一看,他说,你可以了,你出徒了,你比我会赚钱,你这个赚钱能力已经很强了,我分你点钱。他说不要,之前老师帮我赚钱,我给你钱你不要,现在你给我,我也不要。不要钱,怎么办呢?丁福保就给了他一套“泉品宝鉴”。

以后每年农历新年,我去拜年,他总是用红纸包好银元若干枚,作为我的利市,最多一次给我二百大洋。

就是过年的压岁钱二百大洋,实际上是丁福保为了感谢他。

这个作者其实是个商业奇才,他很会赚钱。除了赚钱之外,他主要的工作是做医生,然后读书,家里坐拥书城。家里书太多了,所以他的书房的名字叫“书城”。“书城”两个字谁题的呢?叶恭绰。其他人可能对叶恭绰(中国近现代学者,1920年至1922年任交通总长,任内促建交通大学,并被选为校长)这名字不熟悉,我们交大毕业的都非常熟,他是我们交通大学的校长,我们学校有他的雕塑。

陈存仁的另外一位老师叫谢利恒。谢利恒身体不好,觉得自己快死了,然后就把他叫来,跟他说,我不行了,我现在需要用钱,我这一屋子的藏书全部卖给你,你帮我收着,因为这些书是个累赘,我怕我走了以后子孙们把它糟蹋了。

你们发现了吗,老教授死了以后,他们的藏书大多都流到二手书市场,被贱卖了。谢利恒跟他说,你收了得了。作者说,那您要卖多少钱呢?谢老师说,如果能够给两千块钱的话,我就很高兴了。作者说,我给你两千五百块钱。这个老师很高兴,就把书卖给他了。结果没想到,这一高兴病还好了。陈存仁买了自己的书以后,谢利恒心情大好,身体又恢复了。谢利恒恢复了后,跟他讲,我之前一直编书,我现在编那个书叫《中国药学大辞典》,我现在觉得应该由你来编,因为你年富力强,又懂药学,你能不能编一个药学大辞典?我帮你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作者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他答应了这件事,要用摄像机(勘误:照相机)去拍摄各种药材,再画图做成图册。这是他非常认真去做的一件事。后来他找商务印书馆出版,签下来合同,稿费是千字三元,合九千六百元。因为这个书很大部头。

等到他把这个书签下来了以后,别人告诉他,你这书根本出不了。为什么?签合同很容易,但是一本书要出版,必须得经过商务印书馆的委员会审查,这个委员会里的人心高气傲,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你这书都过不了。而且你老师姚公鹤跟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关系极差,他们知道你是姚公鹤的学生,就不会让你出书。所以你这书出不了了。他说这不白费功夫吗,干了这么久。(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现罢工风波,解散了五千工人,并对外宣布之前的合约无效。)结果商务印书馆出不了,大家就说还有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出不了,那就找世界书局,总之,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出了。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他为了要找到这些药材的原样来拍照,需要找到药材集散地。那时候,中国的药材南北汇集之地在蕲春。湖北蕲春,是李时珍的老家。他说,那我还可以顺便去拜一下李时珍的墓,因为自己是学医的人。

作者到了蕲春以后的故事特逗。上海人太有钱,拿出来的全是银元,叮咣叮咣响。当地朋友告诉他,你这个东西不能响,响了招贼,我们这儿人见银元的机会都少,看到你带着这么多银元一定抢你,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别说话,别露上海口音,你就说你是贩药材的,穿得穷一点。他就专门把自己打扮得很穷再出去,但他还是比当地人有钱太多。

晚上,他的同学树千兄请他吃饭,并约了当地几位名医作陪。

吃的是四炒四荤一汤,在将近散席时,忽然上了四只大盆,一盆是一条大鱼,一盆红烧猪蹄,一盆是全鸡,还有一盆是全鸭,大家说:“吃不下了,吃不下了。”我也停箸称谢(就是不吃了)。我看了这四只大盆,色泽有些不对。我正想动筷来看一下,旁边有一位医友轻轻地拉了我一下,并对我说:“这四样东西都是用木制的,上面浇了一些液汁,照规矩客人到此时是不动筷的。”

意思是上来这四个大盆只是给你看看,你不能动筷子。作者把那个鱼翻过来一看,还刻着字,写着“老大房公用”。大家吃饭的时候,吃到最后,吃好了,永远都把这四样菜端上来做做样子。他就觉得好笑,怎么还有这样的事。他说,尤其是那个鸡,雕得一点都不像,呆若木鸡,非常奇怪。然后他到李时珍墓前祭拜,拍了很多照片,找了很多药材。最后他回到了上海。

他去找中华书局出书,中华书局说出不了,但是世界书局有一个人叫沈知方,这人是从中华书局出来的,开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的人说,沈知方有非常新的很好的印刷机,能够帮他把图印得很好。作者就找到这个沈知方。这一段故事非常精彩。

沈知方说,你先把图稿拿来我看看。他把自己好不容易做好的、大量的、总共一百二十张的彩图拿去给沈知方看。这下糟了,这些稿子被沈知方扣下来了,沈知方这样的江湖人士不讲理,不还他稿子了。这时中华书局说,我们也可以出,你过来找我们谈。作者当然希望由中华书局来出版。但是沈知方不还图稿,他说这稿子归我了,你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给你一万两千块钱,这事就算定了。

当时,沈知方派了一个司机送他回家,那个司机就是吴四宝。吴四宝后来去了汪伪政府里管特务机关,就是我们看《色戒》里的那个七十六号,七十六号杀人魔王就是吴四宝。当年吴四宝是沈知方的司机,经常送他回家。

沈知方说:“这件事谈不好,画稿不会还给你。”并且还让作者跟陆霞公对接。沈知方请了一个有名的文化人陆霞公来对接。陆霞公是一个刀笔为生的人,这人一天到晚地打官司,是一个很恶的人。陆霞公说:“你的稿费一万二千元已成定局,而且只付现洋一万元,一千元规定你照预约价买书(这一千元是你买样书的钱,我们不给你了),还有一千元要送给我。”陆霞公就这么直接。作者听了这个话几乎笑出来。后来,陆霞公说:“这部书的画稿在我手里,重心已被我们抓住,他再也无话可说了。”意思就是你就别谈了,直接索要一千块钱的回扣。

我本想透露一些陆霞公从中抽佣的消息,不料沈知方已打好两张支票,一张一万元面额的给我,一张一千元的给陆霞公。

后来这个书出版了,是一本大部头,而且卖得很好。书名被改作《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注:图画部分和辞典分为了两部,图画部分叫作《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直到今天,这个书都还有人在看。这是本影响力很大的书,而且题词的是蔡元培。这本书一共再版了二十七次。

他们就办庆功宴。吃完饭以后,沈知方叫司机送作者和陆霞公回家。陆霞公和作者说:“现在世界书局教科书销路猛进,你的一部书销路也不少,赚了好多钱,你大可以发出一封律师信,要他们把全部图画印出,否则就要他们赔偿损失。我在世界书局中充任要职,可以暗中帮你一些忙。”这个人吃里扒外,怂恿作者起诉沈知方,你告他,我帮你,让他给你赔钱。这个作者说,我不告他,少印点就少印点,有一些画稿没有印出来也没关系,而且这官司也打不赢。陆霞公说,打不赢他也要给你钱,因为他怕名誉损失,所以这钱一定能要出来。

作者说自己不参与,结果没想到陆霞公直接找沈知方,说:“陈存仁对于你没有将彩色图画全部印出,将提出诉讼,虽然他没有获胜的把握,但是书局方面的名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沈知方一听,当场拿出一千元交给陆霞公,说你把这个给陈存仁,希望这件事不要闹大。陆霞公真的搞到了一千块钱。

后来,陆霞公找到陈存仁,并且直接递上一张收条,他说:“我最近经济情况不好,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向沈知方拿到一千块钱,但是我用途很大,已经花掉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签了这张收条。”就是钱花掉了,还要作者写收条,给人交差。这件事后来传到沈知方那儿,沈知方知道了。沈知方说:“算了,算了,陈医生的辞典为我们赚了不少钱。”希望他以后再编一本书就好了,不要跟他计较,陆霞公这样的人惹不起。因为这种坏人干好事难,但是干坏事、搞破坏是非常容易的。当时大上海鱼龙混杂,身边开车的司机可能将来都是杀人王,这是多么乱的世道。

编这部书把作者编伤了,他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在南市老家养病。他有一个朋友叫秦伯未来陪他。秦伯未是上海城隍庙城隍爷的后人。城隍是一个人(城隍是选择当地有德政的人,死后经地方人士奏请皇帝追封的),上海的城隍姓秦,他本是元末明初时上海守城的一个官员,后来被朱洪武(就是朱元璋)封为上海城隍,所以上海城隍庙里最牛的是这个姓秦的人。秦伯未陪着他,拿着上海的县志旅游,说咱们附近四处逛逛,其实逛的地儿无非就是咱们今天讲的静安寺、龙华寺这些地方,他们到处寻访。

世界书局又来找他,想再让他出一套书叫《皇汉医学丛书》。什么叫《皇汉医学丛书》呢?就是收集日本人研究中医的内容。他说,我不出了,你们上一部书出得我都快死了,我还要出这个?但是来说服他的这个人很有办法,那个人开着一辆崭新漂亮的汽车来到他们家,然后跟他妈说,老太太,坐汽车出去兜兜风吧,今天这外头热闹。他妈说,听说梅兰芳最近在唱戏。那人一口答应,那没问题,买票。然后对方马上买票,带他们看梅兰芳的戏。看完戏、吃完饭以后,作者觉得不好意思,对方花这么多钱请他,那就干脆答应吧。

他们商定稿费为七千块钱,预付两张五百块钱的庄票(勘误:预付稿费二千元,分四张五百元的庄票)。作者给了他妈一张五百块钱的庄票,给了他嗣父一张。嗣父拿到庄票说不太吉利,因为你要去日本(因为他要去日本收集资料),日本与我们隔着海,这多危险。而且你临走之前给我钱,这个兆头看起来不太好。嗣父这个老人家非常迷信,他说我要去海神庙起一卦。到海神庙起卦,起完卦后是上上签,这才同意他出海。

然后作者买了一张二等船票,坐船去了日本。谁给他介绍到日本以后在哪儿买书呢?大有名的人,叫内山完造,就是上海内山书店的店主。内山完造给他写条,让他去日本找谁找谁买书。作者到了日本以后最不适应的一件事就是洗澡,日本的澡堂子是男女混浴的,男的和女的之间只隔着一个小木板,这个小木板什么也挡不住,日本人觉得很习惯,但是他臊得通红。

作者从日本回来过年。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值得讲的东西,就是风俗。旧时候的人过年极其讲究吉利,就是所有人绝对不能够说难听的话。有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说出了一个死字,全桌的人去拿草纸擦他的嘴,说你这个说了死字要擦嘴。早上起来吃馄饨,要说:“吃元宝。”吃元宝,发大财,都是说这些吉利话。

上海人做生意全凭信用。

老板拿钱出来做生意,无论银楼、钱庄、当铺、酱园、布厂,范围尽管大,都是请一个经理,名为“当手先生”(北方叫掌柜的,这边叫当手先生),全权经营,连账房都归当手先生聘用,做老板的人,尽管在家享福,百事不问,他们从来不会“作弊”。到了年底,由当手先生结算一年赢亏,写上一份红折纸,说明全年赚了多少钱,称为“红账”。老板客气得很,茶烟相待,略叙数语,恭送而别。(过完年后,当手先生再来上班。)

还有一种商业习惯,大家全凭信用交易,甚至都不需要第三者证明。

那时候有很多很牛的人。有一个人我要介绍一下,大家知道南京有个品牌叫冠生园,上海有个品牌叫冠生园,分别是南京冠生园、上海冠生园。(注:冠生园始创于上海,后陆续在南京、重庆、昆明等地创设分店,各地分店均隶属于地方。)那么冠生园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有一个广东人叫冼冠生。冼冠生最初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戏院旁,租了一间小屋子,日间卖叉烧,晚间卖叉烧粥(白天叉烧没卖完,晚上熬成粥接着卖)。后来新舞台的老板觉得他诚实勤劳,特许他在戏院内托盘卖糖果,所以他每天托着个盘子在戏院里转来转去。他发明了两个好吃的,一个叫作纸包陈皮梅,一个叫果汁牛肉干。他的小吃越卖越火,后来就搞了一个品牌叫冠生园。冠生园的发家之路是从端着盘子在戏院里卖糖果开始的。这也证明了大上海当年确实是有很多的机会。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产生了畸形的繁荣。因为上海有租界,比如英租界、法租界,这些租界相对其他战火蔓延的地方要安全一点,所以那些有钱人就带着财物来到了上海租界,让上海的房价一下子暴涨,租金大涨。那时候上海人觉得发财太容易了。但是西侨产业开始转手,这些外国人是很聪明的,就像哈同他们这样的国外地产商就开始卖产业了,把很多产业交给新人,他们自己拿钱回欧洲去了,他们知道这个地方要开始蔓延战火了。

在中日爆发战争以后,日本人开始在金融上捣乱。他们委托了大量的小钱庄(相当于发国难财的汉奸),在市面上大量收集银元。他们只要收到银元就不花了,全部换成纸币给你,然后悄悄地把一筐一筐的银元卖给日本人。日本人这么做是为了破坏中国的币值稳定,因为中国是一个银本位的体系。中国不是金本位,是银本位。当大量的银元被日本人搞走了以后,金融就开始出现动荡。

国民政府做了一件事,叫作“废银改币”。就是货币不用跟银挂钩,直接用政府的信用去发行纸币。“废银改币”在一开始也挺成功的,不但有国民政府的官员参与,还请了英国的金融专家一块儿参与,跟日本人打金融战。但是,从1937年以后,货币的价格慢慢地开始浮动,就是我们说通货膨胀即将来临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作者专门记录了各种年份的货币价格,因为他喜欢记日记,所以记了很多年份的货币价格。基本上1937年是一个分界线,在1937年之后,币值不断地崩溃,因为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

大家知道,货币的稳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作者说,我也讲不明白为什么货币体系会崩溃,但是物价变得越来越高。物价高就代表着手里的钱不值钱,政府的信用开始下降,大家不相信政府了。

这书里记载的:1938年4月,美钞一元合法币二元七角半(一比二点七,还可以);1938年12月,美钞一元合法币六元一角八分(这就翻了快三倍了,而且这才刚刚开始)。法币的动摇是在1938年4月之后开始的,4月之前实在和战前相差无几。

那时候,他有一个做汽油公司买办的远房舅舅,这个远房舅舅就跟他讲,你最好囤点汽油。钱不值钱了,得囤货,最好囤点汽油,汽油以后肯定是值钱的。然后作者就买了一两百桶汽油(每桶五加仑,桶也不大),放在家里。放在家里以后,邻居们就来抗议,邻居们说你在这家里放这么多汽油,点起来怎么办,咱不都完蛋吗?而且他们说,陈医生,你还囤这么多货。作者一听囤这个词,就不高兴了,然后他说,那就不要了,就把大量的汽油拉走了。拉走时他留了个心眼,留了二十桶,万一有用呢。于是他留了二十桶。你知道后来这汽油多值钱吗?最后的几桶汽油,要以战前数目来讲,可以买进一幅地皮了。

他有一个朋友特别惨,喜欢每年定期存钱,已经存了好多年,在账户上存了两万块钱。按照咱们前面讲的,两万块钱是一生的积蓄,那是很多钱了。这个朋友发现钱毛得太厉害,就去银行把那两万块钱取出来了,取出来以后只买了一兜枇杷。两万块钱只买到一兜枇杷。

在这个时候,陈存仁竟然还买了一块地,然后要建房子,自己建了一个新居。他还挺看好的,他说,未来万一上海升值呢。虽然战争在打着,他还是建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建好了以后,他们请家里人吃饭,每桌菜八十元,大家听了十分惊骇。这说明这个时候物价已经开始飞涨了。

最显著的是米价,天天涨,初时大概涨三成,经过当局的禁令和限制,就跌一成,但是不到几天,跌了的一成又涨了起来,涨了三成,又跌一成,这般周而复始,天天涨,月月涨,年年涨。

到1948年8月份的时候,一美金等于一千一百〇八万元了,前面是一比二点几,现在是一比一千多万了。像他们这些有钱人都一样,全部变成没钱人了。因为他要赚钱养家,所以他每天拼命看病,最高记录一天看一百四十多个号,看了一百四十多个号之后还要出诊十四家,这样的收入也仅能够应付第二天的支出。因为这时人们挣的钱全是毛的,挣完了钱以后立刻换大洋,虽然大洋已经被禁掉了,但是由于这个钱毛得太快,很多老百姓又把家里藏的大洋拿出来用,所以大洋又开始重新流通。

买米一担,没有几天就吃光了,向米店去买米……有时要三大麻袋钞票,才换到一袋米。

人都不数钱了,拿了钱都没有人去数的,都不用数钱,都是按麻袋算,这一麻袋给你一担米。

煤球成为天之骄子,因为当时煤燃料紧缺。那时候的警察也不干活了。据作者说,像我们这样看病的人还有个活钱,每天只要努力,挣到的钱至少够吃,最可怜的是公务人员。为什么?公务人员挣的是死工资,死工资不可能涨得那么快,但是物价涨得很快,所以警察、消防员没有能够支撑生活的钱。没有钱,所以他们不干活,这些警察怎么做呢?他们不办案子,而是每天问百姓们要不要煤球,需要煤球我帮你搞来,我帮你送过来,因为我有特权,我能够送来煤球。他们是这样挣的钱,警察都变成了煤球警察。失火怎么办?一个地方失火,救火车很快就到,但是没有人救火。先要钱,你给我足够多的钱,我就帮你救火,你不给钱,烧完了我也不管。因为对于消防员来讲,他的生计没有着落。所以,整个国民政府在那个时候已经基本上瘫痪了。

一根油炸桧(就是我们说的油条),一开始卖两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最后涨到一万元。一盒火柴,一万元。他记得去五芳斋吃汤面,吃罢之后付了十五万元。这时候真的人人变成“千万富翁”,一碗面要十五万元。所谓的积蓄是没有用的,积蓄变成一兜枇杷。房产没有用,没法变现。唯一有用的是每天看病,只有这个手艺有用,看了病的钱马上换大洋,马上换米,但是立刻就吃完了,钱还是不够用。所有人都变得非常穷困,连他这么有钱的人,都变得非常穷困。

“许多人劝我从速离开上海”,有人劝他去香港发展。“最后一天,我看了一百个病人的诊金,只换到四个大头。”最早的时候,还能换十六个袁大头,后来换八个,最后一天看一百多个病人只换四块钱。他说,实在待不下去,他决定要离开上海去香港。只有他一个人走,他妈妈不走,他妈妈说我就要住在我的老房子里(就是那栋新盖的房子),我不走,就留在上海。他的老婆孩子是后来才去香港跟他见面的。

走的那天,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觉得没有一样东西不想拿。你想,他有那么多珍贵的书籍,那么多收藏来的古董文物。但他也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

只是走到母亲身边和两位老师讲了几句辞别的话,拿起一个藤包,就此离开上海。我的太太和子女,是后来到香港的。母亲坚守自建的楼宇,不肯离沪,后来仙逝,享年八十三岁,其时我已不在上海了。

就是他没有在他妈妈身边陪伴到最后。

这个人到了香港以后,白手起家。你要相信,有本事的人只要周围经济环境稳定,他就能赚钱的,所以作者在香港慢慢地成为一个名医,开始坐诊,参与很多社会的事务和活动,在香港又重新置业。他的嗣父在他建上海的房子的时候去世了,活了八十多岁。

他说银元时代就此结束,后来都进入纸币的时代。

以前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上海滩》,大家现在再看《上海滩》可以留意一下,《上海滩》打出的字幕写着“特别顾问:陈存仁”。

我读这个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个人的能力确实重要,但是大时代的背景更重要。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你发现仅凭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力挽狂澜的,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尽量让自己能够长本事,让自己能够赚钱养家。

读《银元时代生活史》,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一百年前的生活中,可以说是非常光怪陆离,也可以说目不暇给。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读一读这本书,其中的细节比我讲的还要精彩得多。

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来自樊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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