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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45分钟,解码转折伟业,开启变局新篇。

各位好,今天我讲的这本书是大家的老朋友刘统先生的遗作。我们之前讲过刘统先生写的《火种》。刘统先生在2022年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了这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叫作《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这本书延续了《火种》的风格,严谨求实,并充满了考证,文笔也很有激情。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转折点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人、一个集体领导力的时刻。所以,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学习如何提高领导力与决策水平,更重要的是重温我们党保持胜利的工作作风。

首先是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开始。其实谈判之初,共产党方面是诚意十足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大家能够共享和平。书里的很多表述可以佐证,比如,“毛泽东恳切地表示:愿意将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迁到淮阴有什么好处呢?去南京开会更方便。他甚至都想到了将来联合政府肯定在南京,自己从淮阴过去要比从延安近得多。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区的指示中明确宣布:今后武装斗争可能停止,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部队的干部甚至已经考虑着复员回家娶媳妇,过安稳日子了。这就是签订“双十协定”时共产党的诚意。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东北的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在这之前并没有占领东北,抗日时期的东北属于“伪满洲国”,在抗战结束以后,共产党占领了东北的绝大部分面积。所以,国民党要求进入东北的各大城市。而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意思就是把沈阳、长春等大城市让给国民党,我们只要在中小城市有力量就够了。但是国民党步步紧逼,党中央就决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决心和力量,于是让林彪打了一场四平保卫战。四平保卫战中,双方在武器装备、供给等方面力量确实悬殊。对方有坦克、大炮、飞机,共产党坚持了1个月,已经打到了极限。这件事情让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他一下子觉得3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这是延安保卫战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1946年的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主席。这一段故事特别有意思,大家知道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在这次采访当中诞生的。斯特朗不知道什么叫“纸老虎”,她还问毛泽东“纸老虎”是不是扎在地里的稻草人。毛泽东说不是,纸老虎是看起来很强大、很吓人,但一捅就破的东西。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胜利是有着坚定的态度的。胡宗南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突袭延安。但是毛主席他们很早就收到了这一消息,因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实在是太扎实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熊向晖发挥了重大作用。熊向晖,1919年出生,2005年去世,安徽凤阳人。1936年12月,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由周恩来安排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胡的机要秘书。胡宗南发的各种电报、指令,都要通过这位机要秘书去传递,他是中共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的地下党员。据他回忆,1946年10月中旬,胡宗南就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开始撤退和疏散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彭德怀负责保卫延安的工作,立即在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所以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撤退工作。1947年3月3日,延安开始全面的撤退与疏散。

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让原来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撤掉番号,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宗南来到南京国防部,见到了参谋次长刘斐,才知道是蒋介石命令他立即进攻延安。在蒋介石的幕僚当中,刘斐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次长,这个次长待在南京,只是看着地图来指挥延安的战斗,但他的权力要比在延安前线的人大得多。所以你会发现,国民党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刘斐常常在跟胡宗南或胡宗南的手下吵架。而中共中央的指挥方式是与其不同的,我们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很多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他总是请彭德怀“酌情”“酌情处理”自己提出意见。

但是国民党这边却是南京的参谋次长在地图上作业,画一条线,就让前线的人赶过去,前线的指战人员一看,这一段距离在地图上是两厘米,但是实际上走过去是一千公里,而且中间沟沟坎坎,根本不知道这个路形要怎么走。而且陕北下大雨的时候,由于那时没有柏油路,一下大雨整个路面就成了黄泥汤,如果遇上山洪暴发,怎么还能够走得过去呢?所以指挥员绝对不能离前线太远,一旦离前线太远,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官僚主义的状况。这时候共产党正面临着一个问题。3月10日上午,胡宗南率指挥部到达洛川中心小学,晚上10时,召集整编第1、第29军的军、师、旅长会议。……(胡宗南说)我们已经集中了十几万大军,比敌人多几倍;还有邓宝珊的部队在榆林,马鸿逵的部队在陇东,配合我军进行封锁堵截,形势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大家要不负领袖的重托,发挥革命军人的精神,奋勇作战,建立奇功,延安必可指日而下,胜利稳稳在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在抓紧部署延安南线的防御。

3月10日,他到金盆湾视察教导旅的防御阵地,听取罗元发旅长的汇报。……罗元发说:“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十发。”彭德怀问他们能守几天,罗元发回答5天。彭德怀问能不能争取一个星期,最后还要补充一句:“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不是让大家把子弹打光,而是让他们运动防御,主要能拖住敌人就行,使其步伐慢一点,至少能给大家一个星期的撤离时间。西安地下党送的情报和国民党军的正式记录差别不大,胡宗南部队有2个整编军、14个旅20多万人,无论人数和武器装备都是绝对优势。而我军部队仅有4个旅,不到3万人,每人只有10发子弹。3万人打20万人!但是,胡宗南的部队有一个问题,这是一支机械化部队,有很多汽车,而延安乃至陕北只有一条公路。所以共产党很容易判断他们的行军路线,因为他们只有那条路可以走,其他的路都没办法通行。要让部队抛掉武器,抛掉坦克、大炮、卡车,胡宗南又舍不得,毕竟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

所以,共产党很容易预判敌军大部队的行进方向。而且公路一般都修在沟底,我军只要从两边包抄,扎一个“口袋”,就可以将敌军逐个歼灭。彭德怀是非常会打仗的,你会发现,在战争过程中,彭德怀每次打仗都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比如说想要吃掉对方1个旅,彭德怀就调6个旅,虽然我们总体只有3万人,但我这3万人只打你5000人,我要想办法通过运动,把你调动,你不是想跟我的主力决战吗,那我总让你以为我的主力在这个方向,然后只要某个部队一落单,马上扑过去围起来。最快的战斗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能吃掉对方一个整编的团或者整编的旅。在战场上最有效的方法,是创造绝对的优势,虽然我们总体人数少,但是我们可以在局部的领域内创造绝对的优势。这时有一个问题,延安到底守不守?一开始毛主席其实是想守延安的,他问过彭德怀延安能不能守得住。但是后来一看状况,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假如死守延安城的话将会非常被动。守延安的好处是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如果守着它就会造成大量的损失。师哲回忆自己曾问毛主席能不能不撤退,毕竟延安是重要的根据地,大家都有感情。主席微笑着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挡住他们去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

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这是毛主席跟师哲讲的原话,而他动员老百姓的时候说得就更加直白。他说,比如一个人背着金银财宝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匪徒,背着财宝怎么跟人打架,就得把财宝扔掉,等把匪徒打跑了这个财宝还是你的,所以不要害怕。于是,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毛主席认为,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反而是他失败的开始。占领延安以后,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嚣张气焰达到了巅峰,他们觉得占领延安太容易了,但是事实上,他们被拖入了陕北的战争泥潭。胡宗南的部队在一开始推进的时候就遇到了强力的阻击,阻击是为了让党中央尽快地撤离。

胡宗南的部队已过了二十里铺,接近延安宝塔山了。可是毛泽东还没动身(毛泽东这个人不着急,都能听见那边的枪声了,敌人都快到跟前了),他说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彭德怀一再催促,说“一分钟也不能待了!”毛泽东这才走出窑洞,同彭德怀握手道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延安。接下来,胡宗南要占领延安。他占领延安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打在最前面的是胡宗南的整90师,一路上整90师伤亡最大,因为我军的阻击战都是跟他们打的。终于打到延安城下的时候,胡宗南命令整90师打两边,不要往前走了,更改了攻击目标。整90师从官到兵都气得要死,为什么呢?谁先攻进延安城,谁就是首功,首功有一千万法币的奖金。胡宗南说整90师把道路让开,让后边的第1师先攻进延安,第1师进入延安也没有报捷,胡宗南最后一定要等谁上去呢?要等整1旅上去。等到整1旅上去以后,胡宗南才哈哈大笑,说现在可以向南京报捷了。其他人感到奇怪,不是早就可以报捷了吗,怎么不报捷呢?胡宗南说这是为了给整1旅恢复名誉。整1旅当年被陈赓歼灭,而现在整1旅攻克了延安,算是报仇了。胡宗南这是在干什么?他在搞政治,不是在打仗。他认为自己的面子很重要,之前的声誉终于得到了恢复,所以胡宗南当时觉得胜利了。

刘、朱、周、任(就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四大书记联名建议毛主席过黄河,前往太行山更安全一点,但毛主席坚决反对。3月29日夜里,他们在清涧县的枣林沟村召开了一次枣林沟会议。任弼时认为,离开陕北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担心万一大家被敌军一锅端了怎么办,毕竟所有的书记都在一块儿,一旦真的碰上了胡宗南的部队,就这么两个连的部队,根本没办法跟敌军打。万一被一锅端了的话,革命就完蛋了。这个会议的决定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反脆弱。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最后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分成两个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留在陕北,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4月,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就是说火种要分开,万一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至少其他地方还留有希望。中央前委机关人员组成了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的“昆仑纵队”,下属3个电台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胡备文任大队长;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今天新闻界的范长江奖,就是以范长江的名字设立的)。

警卫部队有四个警卫连,由警卫处长汪东兴负责。全纵队共600余人,非常精干。就是昆仑纵队带着这600人的到处走,从来没有调动西北野战军过来保护。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加上准确的情报,以及毛泽东的胆识和判断,一直支撑着这支队伍。一开始,国民党的部队是从西边过来的,有的人建议朝东走,毕竟敌人从西边过来。但是毛泽东觉得,为什么要听胡宗南的?胡宗南让我朝东走,你们也让我朝东走,我偏要朝西走。所以,毛泽东一开始的行军路线是朝西,迎着胡宗南的部队前进的,在那儿周边打转,离胡宗南的部队很近,这反而让胡宗南的部队难以判断了。他们向西走,一直在延安、延川、清涧一带转移,差不多两天就换一个地方。为了保密起见,大家都改了名,毛主席化名为“李德胜”,意为离开了还能得胜,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的谐音),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和李德胜对仗)。4月12日,队伍走到了靖边与安塞交界的王家湾,并在这个地方住了56天。大家都住在哪儿呢?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家不够住了,只有一孔窑给毛主席住,那窑里还腌着酸菜,但毛泽东觉得没关系,住着挺舒服。所以周恩来讲过一句话:“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是这么三四个人组成的司令部,在向全国发布指令。

毛主席之所以一直带着电台,带着新华社,就是因为要发布消息。接下来,三战三捷来了。西北野战军认为,敌军想跟我们的主力决战,但是在主力决战方面我军肯定是吃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整建制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最少一个团,要是一个旅就更好了。三战三捷是什么呢?一个是青化砭战役,一个是羊马河战役,还有一个是蟠龙战役,这三场仗打得非常漂亮。我们先说青化砭战役。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处,是我军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作者刘统老师去看过这些战场(遗址),所以他能够特别清楚地感受到彭德怀当时的战略眼光。彭德怀指挥作战的时候,一定是要到战场上去观察的。而胡宗南一直待在延安,哪儿都不去,有时候还回西安参加舞会,他的指挥全部是在延安完成的。但是彭德怀扎根在阵地上进行指挥,从很多留存的照片中都能看到彭德怀和习仲勋在青化砭前线上。彭德怀(左2)、习仲勋(左3)在青化砭前线“为了确保初战的胜利,彭德怀、习仲勋带领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划分战斗任务。”旅长以上的指挥员都得来看,所有人都不能凭着想象去打仗,必须实地考察。等到敌人进入包围圈以后,马上把“口袋”扎起来。

这里有几个要求很重要,第一个是隐蔽要做得好,不能被敌人发现;第二个是“口袋”要扎得很紧,不能让敌人突围。“经1小时47分钟的战斗,国民党军第31旅被歼,共计消灭一个旅部及第92团共2993人。”李纪云被抓时感叹说:“就这么完了,真想不到,太快了,太快了!”只打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把青化砭战役解决了。紧接着就是羊马河战役。4月1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彭德怀风趣地说:“敌人游行了十多天。”他们觉得胡宗南的部队是在搞武装游行。如果你事后看胡宗南部队的行军路线,就会发现,他对于共产党中央以及彭德怀主力部队的位置一无所知,只是带着部队到处寻找线索。为什么呢?毛泽东留在陕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陕北的群众基础好。群众基础好意味着什么?没有人会向胡宗南汇报任何情况。一场没有后方支援的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包括之后我们会看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就是没有后方支援的作战。没有后方支援的作战,对于部队来讲就是没有给养,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彭德怀风趣地说:“敌人游行了十多天,寻找我军主力,到处扑空,他们认为这次找到了,急匆匆扑了过来。

好吧,这次就在这个地方来个虎口夺食。”边说边在地图上的羊马河一带画了一个圈。彭德怀的办法就是让对方误以为这边是主力。胡宗南一行人很骄傲,觉得共产党连延安都守不住,所以他们的预设是,共产党队伍的主力肯定在逃窜。逃窜到哪儿去呢?一般来讲是过黄河,他觉得彭德怀肯定是想逃到黄河去,所以就不断地追。一旦他们孤军深入,追到羊马河这个地方,便迎来了一场决战。大概两个小时的战斗之后,国民党军404、405两个团被全部击溃,绝大部分做了俘虏。接下来就是蟠龙战役。蟠龙是胡宗南的大后方,是胡宗南部队囤放粮食等物资的地方。但是胡宗南只留了半个旅守蟠龙,因为他觉得已经把共产党赶到别处了,没想到共产党竟然迂回过来打蟠龙。而共产党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因为他们早已坚壁清野了,老百姓也都躲到了山里,没有饭吃的时候就去打蟠龙,可以把粮食抢下来。但是部队在蟠龙作战的时候遇到了敌军的激烈抵抗,因为国民党为了保护粮仓,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有很多暗堡和机枪眼,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铁丝网。起初的作战中,我军就发现准备得不够充分,没法翻越这些铁丝网,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彭德怀决定停止攻击,发扬军事民主。大家马上在前沿阵地开会,请连排干部和攻坚战士一块儿群策群力,既然没见过国民党这样的防守,那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让基层的人提出大量的建议。

于是大家建议挖沟,把沟挖到铁丝网下边,然后爆破把它炸开,再去打蟠龙。这招后来成功了。所以一定要让员工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一线的员工能够参与其中,拥有话语权,让他的声音能够被领导听见,否则你在后边指挥,一个劲儿喊“冲”,但前面有铁丝网冲过不去怎么办?所以,军事民主很重要。蟠龙攻坚战,西北野战兵团以优于国民党守军四倍之兵力,用调虎离山之计争取了充分的时间,经两天三夜即解决了战斗(你看这战斗一场比一场大,这场打了两天三夜)。全歼敌167旅旅部和499团及陕西保安第三总队等部共67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以及大量药品,给西北野战兵团以很大补充。我军伤亡1549人。这场战役打完以后,我军转移至安塞进行休整。因为你不能长时间打,战士也会受不了,所以打一段时间休整一下。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提出了“蘑菇”战术。大家常听到的“蘑菇”战术这个说法,就是从这儿来的。“蘑菇”战术就是我们过去说的“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进”这样一套方法。我跟你“蘑菇”,你找不着我,一旦我找着工夫了就打你一下。在这个过程中,隐蔽战线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一个叫作戴中溶的人非常重要,他帮胡宗南建立起了完备的军用无线电台系统,受到了胡宗南的器重和信任,任机要处副主任。这个人为什么厉害呢?有很多文件,即使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也是看不到的,因为文件到熊向晖手里的时候已经封起来了。但是这些文件是怎么到胡宗南手里的呢?都要经过戴中溶的手才能到胡宗南那儿。为什么胡宗南对他这么放心呢?胡宗南认为,戴中溶是交大毕业的,学电机专业的书呆子,没什么野心,就是个技术狂人罢了,既然他搞技术是一把好手,就让他搞技术。他从来不认为戴中溶有可能涉足政治,他认为这个人跟政治没关系。戴中溶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抓时,胡宗南甚至还替戴中溶求情,觉得肯定是搞错了。但实际上戴中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戴中溶是怎么被供出来的呢?当时国民党引进了一套美国提供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侦测电报的来源。

于是他们把这个侦测台架在吉普车上,满大街找秘密电台,后来在北平的南池子和北池子之间发现有电报信号。有一种办法能够确定是谁的信号,就是查电表。看看哪家的电表电费高,因为秘密电台功率大,在不断地耗电。不过查电表来不及了,因为在当时查电表需要很长时间,不像今天那么方便,而且会惊动发报人员。国民党中统里边也是有能人的,有一个特工叫“草上飞”,轻功极好。南池子和北池子之间反正就那么几百户人家,他就跑到树顶上观察。结果发现有一户人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亮灯了,然后一看那边的信号,6点多钟就开始发报了,直接冲进去一锅端了。而这些情报人员工作时间一长也麻痹大意了,原本按照周恩来规定的情报要求,每发完一份电报以后一定要销毁,绝对不能留底稿。结果敌人一冲进去,一筐底稿全在,所以,这一下子就把西北的情报网也挖出来了。这个情报人员后来叛变,就把戴中溶供了出来。好在戴中溶一直活到了2007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是1950年归队入党,在这之前都不是中共党员。这是在隐蔽战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打完了三大战役以后,毛泽东很高兴,决定在5月14日举行真武洞祝捷大会。敌人几十万的部队还在那儿待着,但毛泽东依旧保持着乐观主义,觉得咱们应该庆祝一下。两万多军民把真武洞布置得红旗招展,准备召开祝捷大会。因为白天飞机是可以出动的,敌人的飞机会直接飞过来向四处扔炸弹,所以他们就等到夜里开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都到了现场,祝捷大会一下子让老百姓和士兵都士气大振,但是也引来了胡宗南的部队。既然周恩来都出现在真武洞了,那党中央肯定不远了。

然后胡宗南的大部队就朝着这个方向过来了,党中央只好撤离。在这个过程中,天上下着大雨,夜里的道路泥泞。各位可以想想看,星星、月亮都没有,下大雨的时候四周都没有光,他们就在大山里走来走去,而胡宗南的部队打着火把就在不远处。所有人不能抽烟,不能出声,离胡宗南的部队最近的时候就只有四五百米。经过几个昼夜的行进,部队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部队从王家湾撤离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敌人马上就要过来了,大家催毛泽东快走,就跟撤离延安时一样催他快点走。毛泽东说:“急什么嘛?还没有看到敌人呢!”他认为没看到敌人就不要着急走,后来听见枪声了,毛泽东还是坐在那儿接着抽烟。汪东兴理解毛主席,他认为毛主席是要在这个地方跟敌人交个火。于是汪东兴说:“主席,你先走吧,我替你留在这里,和敌人打上一仗……”毛泽东说:“你敢留下吗?”汪东兴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于是毛泽东留给他一个排。这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想的是,我在这儿跟你打一仗,能搅混你的判断,让敌人搞不清楚共产党的虚实,假如一路丢盔弃甲地跑,敌人过来一看,发现这里有中央机关的文件,就会坚定地判断前面的肯定是党中央,需要追击。但是你竟然敢留下来跟我作战、阻击我,说不定这是大部队,万一是个埋伏圈怎么办?毛泽东想的总是跟一般人的判断不一样。

他说必须得跟敌人打一仗,而且要打得狠一点,所以汪东兴留下了一个排的兵力,带上了比较好的武器,阻击了敌人好几个旅。他们在这个地方阻击了很长时间,然后才追上主席,告诉他任务已经完成了,主席很高兴。我觉得,他的这种战斗精神和冷静的判断力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陕北这个地方到底能够容纳多少部队作战。胡宗南带了二十万人进来,西北野战军也扩编了,大家都在这儿打,老百姓是负担不起的。所以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把战争引向国统区。不能只在陕北打,要打就打到蒋介石的地盘上去,这样的话我们的补给、粮食和弹药都可以从对方那里来。所以这时候,党中央决定让刘邓去挺进大别山。刘邓挺进大别山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无后方作战,缺乏支援,而且这一路上要过黄泛区(蒋介石将花园口决口后,那片地区黄河河水泛滥),于是刘邓的部队抛弃了所有的重型装备,很多战士把那些炮炸毁,有的战士舍不得炸,就拆了以后分散掩埋。士兵们都哭了,好不容易流血丢命拼回来了这些装备,现在全部都不要了。后来到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大家发现二野的重炮是非常少的,就是因为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都丢掉了,不丢掉的话就无法渡河,他们要过汝河、淮河。前面有大河,后边还有追兵,每一次都是千钧一发,尤其是过淮河的时候需要搭浮桥。首先搭浮桥需要很长时间,搭好浮桥以后,士兵得排成一个单列,一点点过河。刘伯承说来不及,后边的追兵就要到了,于是他跑到前面问能不能徒涉(直接走过去),前面的旅长说已经勘察过了,走不过去。刘伯承不相信,就沿着河岸往上走,走了一段以后,刘伯承发现明明可以走过去,于是回来对他们说:“粗枝大叶(作风不扎实)就要害死人!”关键时刻不能够平白无故说走不过去,这是会要命的。最终刘伯承亲自探索出了一条路,一旦能够徒涉渡河,便不需要架桥,部队就可以快速过去了。等到国民党的追兵追到淮河岸边时,刘伯承的部队已经上岸了。

国民党的那些士兵、将军感叹共产党的命真好,走到这里竟然还能过去。他们原本认为淮河那么深肯定过不去,没想到共产党竟然挺进了大别山。挺进大别山以后,整个南方战局立刻发生了改变。蒋介石慌了,共产党只要绕过大别山,就能直接打到他的核心腹地,这是一件让他压力很大的事。接下来,说回西北野战军这边。胡宗南打了这么几场败仗之后,就开始龟缩不出来。于是彭德怀就去打了陇东、三边、榆林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的战役很多是消耗战,因为敌人有准备。在陇东是跟青宁“二马”(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打,这些人作战最独特的一点是用骑兵,他们的骑兵特别厉害。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会宗族作战,一上战场都是父子一家子,这与国民党的其他部队不一样。如果是其他部队的话,消灭这个旅,另外的旅可能就逃跑了,不会去救援。但是青宁“二马”的部队是真救,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反攻。打榆林的时候,第一次没成功,因为钟松的部队前去救援了。榆林的驻军是邓宝珊,榆林是他长期经营的地方,所以他守得非常严密。8月5日,蒋介石到延安视察。蒋介石到延安视察的派头很不一样。胡宗南首先要给他运来搪瓷浴盆,还要准备好西餐厨师等。

蒋介石来这儿视察只待了不到半天,在延安城里转了一圈就飞回去了,还留下了两个指示。第一个叫作急进猛打,以前叫稳扎稳打,蒋介石说不要稳扎稳打了,现在国民党已经完全占了优势,就应该急进猛打。(第二个是如何解榆林之围的指示。)胡宗南还判断共产党主力肯定是东渡黄河了,为什么判断主力东渡呢?因为空军在飞机上看到很多共产党员在过河,其实过河的人是贺龙的部队。他误以为共产党的主力已经过河了,还判断共产党的部队在占了几个便宜,消灭了几个旅之后肯定会跑掉,所以就希望能在黄河边背水一战,把对方堵在河边,完成大会战。国民党最希望进行大会战,因为他们武器精良,人员又多。所以,胡宗南就把西北野战军逼向了葭县这个地方。8月13日夜,毛泽东和“九支队”(党中央的代号)急行军,……终于把刘戡甩在了后边,暂时脱离了危险。14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在目前情况下,宜集中八个旅迎击刘戡。同时又指出,钟松今晨在榆林接受空投之粮食,“估计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堡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如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堡、镇川堡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但不知部署是否来得及。”大家听出这个措辞的意味了吗?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电报,他要汇总各处发来的情报,汇总了以后他就开始思考、判断,实际上就是在心里猜测国民党的军官是怎么想的、他们要去哪儿。

毛泽东对国民党的军官太了解了,因为国民党的体系可以说是一个KPI体系,得拿出业绩来,比如占领城市,需要有东西汇报,很浮夸。因此,毛泽东能判断这些人要去哪儿,他们到某地肯定要打哪个城市,毛泽东就建议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刘戡打一仗,把他的部队吃下来。最后这句话很重要,“但不知部署是否来得及”,也就是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我觉得,大家通常认为毛主席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但是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谦虚的。这种谦虚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认知的谦逊”,即我不认为我的一切判断都是对的,不过我可以给出我所有的建议,前线的指挥员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接下来要打的这一仗叫作沙家店战役,沙家店战役获得了一次大胜。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长地带(国民党赶到了这里,共产党确实在这儿),敌我双方集中了十几万大军。钟松南下,刘戡北上,将我军主力和党中央压迫在葭县西北一隅,企图进行南北夹击。此时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西北野战军正在决战,而毛泽东当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要么打赢,要么打输。如果输了的话,就要做好进一步离开的准备,想办法去保存有生力量,甚至销毁了大量的文件。敌人的两支人马加在一起有十万大军,可我军只有八个旅,一共三万多人。

彭德怀的办法是“隐蔽主力,待机歼敌”。钟松之前在榆林一战获得了一点点胜利,我方没有成功打下榆林,是因为钟松部队行军的路线没有被我们掌握。他们成了榆林的援军,使得我们一攻榆林失败。因此,钟松一直很骄傲,觉得自己很厉害,进而孤军冒进。于是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歼灭钟松的整36师。虽然刘戡的部队离得并不远,但是彭德怀判断刘戡没法来救钟松,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下着大雨,陕北的路上全是泥石流,所以没办法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8月17日,彭德怀决心在沙家店地区伏击整36师。沙家店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占据地利,是伏击敌人的好地点。另外那几天赶上暴雨,到处山洪暴发,交通被阻断,使得刘戡无法增援。最后沙家店这一战,36师整个被歼。“36师被歼,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业已开始反攻,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已到自食其果的时候。”……沙家店一战,国民党军士气如雪崩似地垮了下来,从此走上下坡路了。钟松带领的是胡宗南手下的王牌部队,他本人也一个很能打仗的人,结果整个部队被歼。毛泽东非常高兴,直接打电话给西北野战军,拿起电话说:“是呀,我是毛泽东!”这句话的意义多大呢,之前他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化名“李德胜”,所以他应该说“我是李德胜”,但是他张口就讲“我是毛泽东”,说明他已经对局势非常自信了。

他觉得安全了就不需要用李德胜的化名了,敌人的主力部队都被干掉了。所以,沙家店战役就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8月,中央走到了朱官寨,在朱官寨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毛主席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这样的重要文件,对第二年的作战作出了部署,要开始进入全国性的反攻阶段。这段时间里最艰难的是粮食短缺,党中央的这些人吃的是黑豆,而且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因为黑豆也不够吃,大家为了省黑豆还想出很多办法。有一天,一个厨师觉得毛主席营养太差了,就给他做了一碗小米干饭(用小米做成的干饭)。他让主席吃一碗,毛主席一看说:“你能吃上小米干饭吗?”这个厨师说:“我吃不上。”“大家都能吃上小米干饭吗?”“吃不上。”毛泽东就拍桌子,生气地说:“那凭什么我吃?别的同志都没吃,为什么让我吃小米干饭?不吃!”最后厨师只好把小米干饭混到别的黑豆里,煮成一锅,然后分给大家吃一点。那时能得到一点点小米,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段时间里,压力最大的人是贺龙。贺龙在黄河以东的山西,收到一封又一封的电报,询问是否有粮,能不能送一点过来,能不能送一万石,能不能送八千石。贺龙天天组织粮食转运,甚至很多没有成熟的粮食都被打下来送过去吃,这确实是非常艰苦的一段时间。马上要过冬了,陕北的冬天非常冷,如果找不到一个能够住的地方,大家都得冻死。

后来毛泽东听说杨家沟的环境不错,就让汪东兴去杨家沟看看,把取暖问题解决了以后能不能到那儿去住。11月22日,党中央来到杨家沟,并在杨家沟居住了四个月。这个地方环境确实稍微好一点,今天也还有遗址,大家如果到延安了可以去看看。接下来就是二打榆林。彭德怀决定再打榆林。为什么呢?因为不打榆林就没有吃的,现存的粮食确实不够了,所以必须打进榆林城才能够补充给养。但是榆林是个大城,城墙很厚也很高,非常难打。而且这个时候邓宝珊正好在北平,他一听说彭德怀要打榆林了,马上向傅作义求救。傅作义说:“能够救你的就是马鸿逵。”于是傅作义亲自出面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派两个儿子带着部队去增援榆林。但是这场战役彭德怀依然攻城失利。当时部队要炸掉榆林的城墙,办法是挖一个地道,挖到城底下以后把炸药堆在里面炸开。城墙已经被炸开了一个20米左右的豁口,但是指挥员没有听见,因为爆炸发生在地下,声音比较小。大家都等着爆炸,还疑惑为什么一直没炸,结果没想到其实早就炸开了,只是他们没听见,因为地下爆炸的声音很小,传不上来。之后国民党又把那个地方守起来了。另外一个坑道的爆破,则出现了判断失误。以为到城墙跟前了,结果没对准爆炸点,未炸开缺口。彭德怀没炸药了,准备的炸药就这么多,所以攻城失利了。这次因为攻城失利,再加上无粮,彭德怀说战士们经常饿得哭,因为没饭吃根本就没法作战,再坚持也没法作战。于是彭德怀决定休整军队,休整以后他做了检讨。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休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一方面是贪心了,想要攻下榆林,一方面是没有想到敌人这么顽固。

所以,一是思想上轻敌,二是组织上不充分。在进行反思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侦察工作没有跟上,指挥员责任心不强,将任务逐级下推,交代给一个旅的攻城任务,因一级向一级推,到最后变成了几个班和几个人的任务。旅长推团长,团长推营长,营长推到连长、排长,到最后就剩七八个战士去攻城了,所以当时队伍中存在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除此之外,还有战术配合差。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部队补充了很多新的兵员,这些新兵员有一个专有称呼叫解放战士。“解放战士”跟“解放军战士”是两个概念,解放战士指的是投诚后的国民党俘虏兵。这些解放战士被大量补充进来以后,整个部队的风气发生了变化。其中有很多老兵油子就说为啥要打内战,这内战不用打,各自回家挺好的。因此,队伍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于是,朱德总司令提出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后来完善成了“三整三查”,即整顿思想、组织、作风,查阶级、工作、斗志。从部队开展诉苦运动入手,这一招非常灵。我觉得这招特别有意思,诉苦运动就是让所有这些投诚的穷苦出身的战士们来讲讲自己受过的冤屈。这些战士开始讲自己如何被欺负,家里的老人是怎么饿死的,生活怎么不容易,怎么被侮辱欺压,讲得声泪俱下。人是有感情的,经过了诉苦运动和“三整三查”以后,整个部队作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过去是需要有人叫他们出来训练,现在是需要有人叫他们别训练了,赶紧睡觉。大家非常积极地投入训练和作战当中,这就是整军运动。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三天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杨家沟会议。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总结了解放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创业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业就是打仗,做营销其实也是打仗。所以,毛主席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另外,在这个时候,他还强调了土地改革纠“左”的问题。土改方面,农会把地主叫出来斗,斗完了以后把土地一分,结果后来发现很多地方出现了偏“左”的问题。什么是偏“左”的问题呢?比如乱杀人、乱打人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干部贪污、抢占土地等现象,这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这项政策不好,还死了这么多的人。所以,周恩来、习仲勋等人提出一定要纠“左”,强调我们消灭的是地主阶级,是要把这个阶级消灭掉,而不是要把所有的地主都消灭,地主也是人,不能把地主都消灭,只是把阶级消灭掉。这次及时的纠“左”为我们挽回了人民群众,还挽回了大量可以团结的各阶层力量。在杨家沟会议结束之后,有一个人从南方赶了过来,骑着马跑了很远的路,是谁呢?陈毅。陈毅来晚了,因为这一路上确实没法规划时间,能坐车的时候坐会儿车,不能坐车就得骑马,他就这么一路来到了陕北。陈毅来了以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与陈毅彻夜长谈。

谈什么呢?向江南进军,也就是向江南跃进。因为陈毅在江南的力量最大,所以毛泽东要求陈毅过江,虽然这时候过江还没有实现,不过我们知道最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在打南京的时候还是过了江。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提出可以过江,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陈毅给蒋介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接下来,蒋介石要求胡宗南抽调三个师来“围剿”陈毅。因为国防部次长刘斐在地图上看到陈毅已经被三面包围,就差一个豁口了,只要这三个师一调过来堵上这个豁口,陈毅就出不去了。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说要去跟刘斐吵架,于是专门飞到南京去跟刘斐吵架了。他说刘斐在地图上画的一杠只有两厘米,但到了实地是一千公里,而且刘斐恐怕连这种地形应该怎么走都不知道。两个人大吵一架,后来还是蒋介石出面,亲自提出还是要调,“没问题,我负责”,CEO说他负责,那底下的人就没办法了。但盛文很有骨气,蒋介石还没出门,盛文就拍着桌子大骂:“混蛋!”蒋介石回头看了半天,还想这人怎么这么凶,旁边的顾祝同一个劲劝说别吵。这次算是完全吵翻了。我觉得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他让陈毅跃进,然后国民党就马上调兵了,特别“听话”,把这三个师从陕北调出来了。这时候刘戡带着部队到了洛川,这时候刘戡的队伍已经不多了,也就是说胡宗南的部队人变少了。

刘戡觉得不能再跟共产党决战了,于是退回了洛川。这个时候彭德怀开会,他开会的风格很不一样,把旅以上的干部叫在一起,分析现在有三个选择: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南进陕中(就是往关中方向),让大家讨论。大家都各抒己见,争论得很厉害,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还有人说打延安,因为延安在政治上的意义重大,大家都进行了发言,所有人发言完了以后由彭德怀来总结。彭德怀并不是主观地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提供了三个选项供大家讨论,讨论之后彭德怀决定南下打宜川,即往陕北关中去,因为一旦从延安打到陕北关中,就可以直捣西安,打到胡宗南的老巢去。而且那边是国统区,我们能拥有的战略物资会更多,可以从前线获取更多的补给。然后,在宜川这个地方又上演了一次经典的围点打援——包围宜川等着刘戡的救援部队出现,最后把刘戡的整90师“吃掉”了。这一场战役可以说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相当于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打完了。当时那么气势汹汹并占有绝对优势的部队,竟然被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彻底打没了。这一段打得还挺惨烈的,因为刘戡部队的人很多,全都在一条洼地里走。中途有一个分叉路口,可以走山梁,也可以走洼地,刘戡说还是走上边吧,安全一点。旁边的人说:“我们这么多部队还怕他们吗?若要多走几公里太累了,还是走下边吧。”刘戡竟然同意了,于是就走了下边,决策非常随意,他觉得走哪儿都行。

后来他们就走了下面的洼地,共产党就在两边埋伏着,等敌军进入包围圈以后,两边一扎口袋开打。最终在宜川战役中,整90师被消灭,刘戡不愿意做俘虏,跳出战壕,引爆手榴弹自杀了。这是一场国共之间的大战,共产党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考虑离开陕北,因为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陕北战局全面扭转),胡宗南的部队已经被全部歼灭。而且最后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胡宗南觉得西安已经非常危险了,没有人守卫。刘戡的部队被歼灭以后,胡宗南和盛文都受到了来自蒋介石的处分,但是胡宗南担心西安没有人保卫,于是把陕北仅剩的部队悄悄调回了关中,然后要求他们关闭电台,不跟任何人联系,把部队当作自己的私人部队调回了关中。这是盛文出的主意,他让胡宗南把部队调回来保卫西安。盛文说,反正杀头只杀一次,等他去南京让他们杀自己的头吧。到了南京以后,刘斐就问盛文部队去哪儿了,盛文说:“你是国防部次长都不知道部队去哪儿了,你问我?”大家知道一旦地方上的人和中央的人发生了这样的矛盾,就有无数种方法相互刁难。所以刘斐气得要命,在地图上、电台里都找不到这支部队。

这些部队被胡宗南悄悄调回去了,陕北整个已经无人防守了。这时候很自然就要收复延安了,因为延安已经没有了国民党驻军,所以延安收复。党中央离开陕北,准备去往西柏坡。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考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陕北的老百姓确实负担过重。另外一个就是管理方面的考虑,大家熟悉地图就知道,陕北太靠西北了,中共中央到了西柏坡以后就能更好地指挥全国的作战。所以,毛泽东带着党中央离开陕北,去往西柏坡。毛泽东说:中央机关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去。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刚到陕北,中央红军只剩下2万多人,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300万。中央在陕北12年,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当然舍不得离开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需要有一批同志留下来,大家都不愿意留,都想跟着党中央一块儿走。毛泽东幽默地说:“我毛泽东离开陕北时,把所有干部都通通带走,将来到了华北,走时又把全部人员带走。如果这样毛泽东越带人越多,走到哪都带到哪里,这像话吗?”主席的话把大家都说笑了。毛泽东最后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里还是模范解放区,中央走后,还要把这里建设得更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林老(伯渠)、彭老总、贺老总、仲勋同志都欢迎留下来的同志,共同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些同志后来都同意留在了陕北。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在王家湾住58天,小河镇住46天,朱官寨住29天,神泉堡住52天,杨家沟住64天,还有住1天至7天的地方,总共在40多个村庄住过,共计368天。……西北野战军于4月22日顺利收复了延安。……彭德怀向全体官兵说:“陕甘宁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铁打的江山。这里的150万人民,就是150万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敌人永远也赶不上。”这就是依靠人民群众。作者最后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非常准确:转战陕北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作为领袖人物,不是看他在胜利的时候如何潇洒,而是看他在艰难时刻如何勇于担当,如何运筹,转危为安。……毛泽东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体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担当精神。

中央在陕北坚持,给全党全军作出了表率。……在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得非常实际,非常理智。在掌握情报信息的条件下,他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保护。能够忍受敌人忍受不了的艰苦,才能出敌意料,在看似无法生存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这既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又要敢于作出别人作不出的决策,是领袖才能的高度体现。

最后,作者写道:尽管极其困难,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都始终不渝地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大家在共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为建立新中国的理想而奋斗,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我掩卷而思,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实事求是、敢于斗争、依靠群众、民主决策,这些优良作风让我们党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希望今天的这本书,能够给大家现在的工作带去更多的启发。谢谢大家,再见。

来自樊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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