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9年。这是大宋元符二年，大辽寿昌五年，与此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整整第100期。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年，这一年的年初，从大宋的西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说西夏的小梁太后死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个邻国君主的妈妈去世那么简单。小梁太后那还了得！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她就是西夏实际的统治者。就在去年，她还组织了40万的西夏大军，猛攻大宋的平夏城。结果西夏是败了，惨败而回，转过年去她就死了。是气死的？是被内部的矛盾逼死的？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她对北边的大辽不敬，是大辽派使团把她给毒死的。不管哪种死法了，反正根子都是因为去年吃了大宋的亏，在平夏城的那一场大败。
小梁太后这一死，她17岁的儿子李乾顺就亲政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夏崇宗。这位君主在位的时间特别长，一共在位53年。
对于大宋这边来说，小梁太后这一死，这个意义非常大。你想，从去年的平夏城大捷，到今年小梁太后死，再到这一年的年末，宋朝和西夏之间达成了新的和议。这个和议，大宋朝那是胜利者的姿态，主要内容就是西夏对大宋称臣，保证绝不再侵犯边境，双方的边界划分都按宋朝的规定来等等。这就标志着过去六七年间，也就是哲宗皇帝亲政以来，对西夏采取的那种主动进攻的姿态，终于是九转丹成，结出了胜利的果实。
而且，如果我们从长时段来看，就是宋夏两方博弈，这个平夏城大捷，它的意义可不仅是战场上的输赢。我们以前讲过的，大宋和西夏打仗，关键的争夺点就在他们之间的这个横山地带。横山这个地区要是在西夏的手里，那这片地方就是西夏骚扰大宋的前进基地；反过来，横山地区要是掌握在大宋的手里，西夏就完了，西夏的战略屏障就没有了。而上一年的平夏城之战，就发生在横山地区。这一战就耗尽了西夏的国力，从此大宋就可以发挥基建狂魔的能力，一站一站地往前筑城，一站一站地往前推，直至彻底掌控了横山地区。所以，从这一年开始，大宋算是拿到了对西夏的战略主动权。
反正，我要是年纪轻轻的宋哲宗，听到前线传来这一项捷报，肯定有跑到太庙里面去哭一场的冲动，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你看过我们以前的节目，就会知道，从宋朝的仁宗时代到现在，宋夏双方是打了60年的仗。而大宋这边呢，先是什么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败；后来到了宋神宗时期，又有什么五路伐夏的大败，以及永乐城的一场惨败。据说神宗皇帝就是因为永乐城之败，心神受到了重创，才英年早逝。所以你看，他们老赵家四代皇帝，从仁宗到英宗到神宗，一直到现在的哲宗，一直被西夏折磨得是寝食难安。现在好了，你看咱们这位年纪轻轻的哲宗皇帝，居然就终于把这个局面给扳回来了。所以，仁宗、英宗和神宗的在天之灵，你们看一眼这个好儿孙吧，这个哲宗太有出息了。
如果把视野放远了来看，这一场大胜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的影响是一直往后延伸到了南宋。
没想到吧？你看这已经是公元1099年了，距离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已经很近了。而北宋灭亡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就大宋的军队遇到北方金朝的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没有还手之力。但是很奇怪，双方打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南宋的军队突然就和金兵打得有来有回了，这南宋才立得住脚嘛。那为啥？就是因为南宋调用了一支力量，叫西军。
什么是西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阶段，宋夏战场上打磨出来的陕西军队，这叫西军。所以你看，南宋的那些立国名将，除了岳飞，剩下什么吴玠、韩世忠、刘锜，都是西北人，都是少年时代在宋夏战场上，在西军里面磨练过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说的平夏城大捷这一年，这几个人岁数还小，年纪最大的韩世忠，这一年也才10岁左右。但是你别说，军队就是这样，打赢了关键的一场仗，这个队伍突然就有了胆气，这个队伍就成了强军。而强军会成为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可以一代一代往下传的。
所以很多人提起宋朝，都觉得这个朝代不行，军事上很弱。没想到吧，就在宋哲宗的统治时期，就在这一年，居然还有这么一场重大而辉煌的胜利。
你可能会说，这也很正常吧？你打开地图瞅瞅，西夏那么小，人口那么少，地方那么偏，要论国力，它怎么可能斗得过大宋？就算军事上大宋刚开始吃点亏，但只要大宋这边肯整军经武，久久为功，肯定是能打得过西夏的。你这么说也不能算错，但是这么说有一点事后诸葛亮。胜了嘛，你当然可以这么说。
但是要知道，大宋对西夏这一边，过去几十年一直是战略被动的一方。咱都不用说很远，仅仅13年前，就是哲宗皇帝刚上台那会儿，高太皇太后找来司马光执政的那会儿，当时大宋这边士大夫普遍的共识是什么？是跟西夏绝不能再打了，打不过的。赶紧把刚刚占领的西夏的土地，还给他们得了算了。
把已经拿到的土地都要还回去？这不是投降卖国吗？你还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现在真的就不妨把时间回滚到13年前，我们来看看元祐初年的那帮人，比如说什么司马光，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这些人都是主张把土地还给西夏的。我们来分析一下，看看他们这么主张有没有点道理。
好，现在我们把时光倒转回公元1085年，就是宋神宗去世的那一年。我们看看仅仅十几年前，大宋对西夏的局面是有多被动。神宗皇帝死是在那一年4月1号的事。到了6月份，司马光回朝准备执政。大家知道，司马光这一回来，用问呐，神宗皇帝搞的那些新法，肯定是保不住了。到了10月份，有一个大臣韩维上书朝廷，大家一看这封上书就知道，何止是新法保不住，神宗皇帝好不容易从西夏手里抢来的那些地盘，这回怕是也保不住了。
因为韩维的这封上奏写得非常雄辩，你听那个词：“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就是我有三个理由说跟西夏的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了，我还有五个理由说我们抢来的这些地盘必须放弃。所有这些理由，有的是冠冕堂皇的，比如说什么皇上还小，太皇太后还在深宫中，天天听打仗的消息，一惊一乍的，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这种理由咱们听听就好。
那真正的干货理由，其实是有这么两条：第一条，是神宗皇帝在的时候，熙河开边看起来是拓地千里，胜仗连连威风凛凛。但实际上呢，咱们大宋占的那几个地方，每年是要花上个五六百万贯才能治理得住；后来我们又得到了兰州，每年又要多花100万。这几百万贯，什么概念？你就想想，澶渊之盟，每年大宋给北边大辽的岁币才30万，后来加了点，一年也才50万。就是一年花50万，就能搞定北边大辽那个庞然大物。好了，现在我们大宋跑到西边，占这么一点荒的土地，每年要带来六七百万的财政负担，而且将来占的土地越多，花的这个钱就越凶。这个账怎么算得过来？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真的，咱们大宋这边有步步为营，彻底灭掉西夏这个想法，现在付点代价也值。问题是咱现在不也没有这个计划吗？那我们养着这些不毛之地干啥？
所以你看，关于土地这个事，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前方将士看到的是版图，后方官员看到的那可是账单；前方将帅琢磨的是打不打得赢，后方官员琢磨的是打不打得起。很多观念问题，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但是钱的问题，账单只有这么一张，大家看到的都是同样捉襟见肘的财政。谁也别说仗还能打，这地方咱还能要。我就问你要这个地方，这个治理的钱从哪来？这个问题当时回答不了。
那随着后来司马光不是执政了吗？他废除新法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个问题就变得更明朗了。这些地方是真不能要，为啥？你想什么叫新法？新法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为朝廷敛钱的方法吗？好了，现在司马光一执政，新法全部都废掉，这也就意味着朝廷放弃了一大笔的财政收入。没钱了，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就更要不起了。
所以转过年来，到了元祐元年的2月份，司马光就正式出面上书，说这些咱们从西夏手里抢过来的地盘，咱要不就还给西夏。
你可能会说，啊，这就白给，这不丢人吗？对，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像司马光这些人，比我们这些现代人还在乎丢不丢人的问题，对吧？儒家知识分子嘛。所以司马光不仅要上书建议还给西夏这些地盘，他还得给一个解释。
他是这么解释的：说对付西夏，打仗不见得是唯一的方法，我还有一个好方法。你看咱们把地方突然还给西夏，他们一定是喜出望外。他们就是个禽兽，他们就算是一棵草木，他们不也得感动吗？我们大宋这是多么仁德，把地方还给你们了对吧？什么也不要。何况他们还是个人。我现在都能想到，他们拿到地方的时候，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样子。没准将来这么一感动，就臣服于我们大宋了。这叫以德服人。
我这么一说，你别觉得司马光迂腐，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思路，就是帝王您什么都不用干，你就专心搞好自己的品德。哇，你帝王这么棒，就都感动了，都向你帝王学习，天下自然就好了。对，儒家这一千年来，就是拿这套叙事来降服君主的。要不然中国的君主，古代那么大的权力，他什么坏事干不出来？所以当时司马光说这样的话，我们大宋一旦仁德，西夏就感动，就臣服于我们，这套理论当时说，没人会觉得迂腐。
但是大家这个时候，还是在顾虑另外一个问题。就咱们这儿说好了，把地方还给西夏，但是他们那边也没提这要求。总不能我们大宋上赶着还他们吧？对，我们想个什么招，让他们主动来提这个要求，找咱们要？到时候咱们就就坡下驴，我们再给西夏提点要求，以后严格要求自己，再把地方这么一还，我们在内部也好交代，西夏人也不至于因此看不上我们。
这个时候，司马光就提了一个想法，说这么地，我们先对西夏搞一个贸易制裁，就是西夏的商品我们什么都不买，而我们的商品，你们西夏什么也买不着，我们再严查走私。这就商业禁运。我估计也就是个年把的功夫，西夏的经济肯定就扛不住。等西夏派人来和我们求和，我们大宋就表达宽宏大量，原谅你了，赦免你们的罪过，允许互相贸易了。然后再给一个意外的惊喜，把这些土地再还给他们。西夏人还不得感动地哭在当场对吧？那把地方还给他们，对我们来说包袱就甩掉了，而且我们还得了一个大大的人情。这么干不就有里有面了吗？
那你说司马光这个分析有道理吗？有道理。他确实看到了西夏的一个软肋，就是在经济上，西夏对大宋的依赖太严重了。
那西夏在哪儿呢？你翻开今天的中国地图，基本就是今天的宁夏，加上甘肃、内蒙和陕西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黄河上游的那大片戈壁沙漠草原和山地。这个地方看着是大，但是真正能种田、能养活人的好地方那是没多少。更要命的是什么？就是西夏的经济模式太单一了。他们首先粮食是不能自足的。能卖给大宋的东西，你算来算去不过就是那几样：什么羊马，一些畜牧的衍生品，还有一种青白盐。剩下的你看，粮食、茶叶、布匹、铁器，还有百货，几乎是全部靠宋朝来供应。
所以司马光算得很准，说得也很形象。司马光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西夏人什么都靠大宋，在经济关系上来讲，你就是个婴儿。我们大宋只要一给你断奶，你立马就活不下去。这是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就双方这个经济规模，差距实在是太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西夏有一个王牌产品，刚才我说的叫青白盐。这个盐是又好吃又便宜。那你说大宋对这种盐，是不是就很需要？你的盐是很好，但是大宋打心眼里，至少朝廷是这么想的，不需要。为啥？因为我大宋境内我也有盐，我不缺你那么点。而且我要是买你西夏的盐，没准还冲击我大宋的盐铁专卖制度。所以我不需要。
但是你反过来看，这青白盐的贸易，对于西夏的重要性就不一样了。你国家小，就这么一点出口收入，就这么点青白盐，对大宋的出口，居然就能支撑整个西夏的国家财政。所以只要大宋一卡脖子，说我不买你的青白盐了，西夏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这就是国力大小的区别带来的后果。
反正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你要是当时大宋的治国者，你也肯定会这么想：我大宋治你西夏还用打仗？只要你敢炸刺儿，我直接贸易制裁，你马上就得腿一软，马上就得给我大宋跪下对吧？
但是你还别说，反常的事还真就发生了。不只是这回司马光有这个想法，其实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大宋就多次想用贸易制裁来勒住西夏的咽喉，我让你屈服。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失败。大宋这边想的是，我一举贸易制裁的大棒，你西夏立刻就得滑跪。而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往往事情都是这么发生的，就是刚开始西夏入侵大宋，大宋说我不跟你打仗，我就跟你搞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手段一上，西夏不仅不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大军事进攻，打得大宋这边受不了。这个时候西夏才会派人来请求和好。
只要西夏这边一来请求和好，什么开通互市，大宋这边因为打仗受不了，通常都会答应下来。答应之后，这个贸易制裁就只能放松。然后呢，西夏不好意思，继续新一轮对大宋的作战和用兵。你想想看，这不奇了怪吗？明明贸易制裁这个优势在我，怎么搞到最后，你听我刚才说那个逻辑，倒反天罡，大宋反而成了更被动的一方？
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这是李华瑞先生写的《宋夏关系史》，这里面就有一句总结：说北宋禁绝互市政策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是加剧了西夏南侵的直接因素之一。奇了怪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越卡你脖子，你越横。这不符合咱们的常识。
很多朋友应该读过一些先秦的故事，比如说春秋时候，齐国的那个名相叫管仲，就已经发明了搞贸易制裁的这套玩法嘛。比如说有一次，他让他齐国的国君和大臣都穿一种丝织品的衣服，而且这种衣服齐国自己不准生产，只准从他的邻国，就是鲁国和梁国来进口这种丝织品。鲁国、梁国这是小国，齐国的国君、贵族都穿这种衣服，而且只从我们这儿买，这不是大买卖吗？就组织全国人民都干这个活，搞这种丝织品，最后连田都不种。那管仲一看不种田了是吧？火候差不多了，就说好，收网！从现在开始，这种丝织品我不买你们的了。与此同时，我齐国的粮食我也不卖给你们了。那鲁国和梁国立马傻眼，钱没得挣，饭也没得吃，所以只好向齐国屈服。
你去看记载管仲故事的，《管子》那本书，就是里面这类故事有好多，而且这类故事它的套路都一样。就是管仲想要收拾哪个国家，就观察那个国家有什么优势产业。如果你没有呢？那我就费费心，我替你培养一个优势产业。然后齐国，它是大国嘛，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拼命诱导小国的那个产业的畸形发展，直到这个小国放弃农业生产。等到时机成熟，管仲一声号令，立马断绝贸易往来，再加上粮食封锁，让对方陷入既没有粮食，也没有钱的绝境。最后就达到了所谓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这是先秦的时候都玩剩下的招。但是很奇怪，这种策略在管仲那儿是怎么玩怎么有，百发百中。而到了大宋这儿呢，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当筹码，这过去这都60年了，死活就是拿捏不了这个西夏，甚至是还被动挨打。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们更进一步地说，大宋甚至也不是想我欺负你西夏，我不过是想利用自己手头的这一点经济优势，我诈你一下，我威胁你一下，我制裁你一下。只要你不闹事，我就用我的经济优势换你一个相安无事就行。但是你看，过去这几十年，居然连这一条也做不到。
西方不是有经济学家说嘛，说如果商品不跨越边界，军队就会跨越边界。这是说贸易对于和平是有重大作用的。但是你看我刚才说的，大宋和西夏之间，不管商品是不是跨越边境，它军队都还是会跨越边境。这不见了鬼吗？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经济制裁经常没有用？这个疑问可不仅是中国的古人有，它一直延伸到了现代社会。你看现在很多大国，都是想用贸易制裁让其他国家就范。但是199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叫罗伯特·佩普，就发布过一项研究，他的题目就叫《为什么经济制裁依然行不通》。这一项研究里面有一个统计，我印象特别深，说经济制裁他国115次尝试，只有5次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概率太低了嘛。
那好，今天我们就回到大宋和西夏，这过去几十年的具体博弈场景，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在司马光这些大宋的士大夫看来，你西夏在经济上像个婴儿一样，你完全依靠大宋，我只要掐断你的奶，你除了屈服，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我们要跳出来看，司马光这个想法，其实只是农耕文明的逻辑。我们农耕文明默认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稳定生产加上和平贸易，对风调雨顺加上天下太平。这就是农耕民族最好的日子，我们的想象力也仅止于此。那战争呢？真要有战争，那是不得已的事。那对农耕民族来说，是纯粹的成本消耗。
好了，现在咱们试着跳到对面，就是跳到西夏的逻辑里来看。西夏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军事联盟国家。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什么？李白不是有一首诗吗？叫《战城南》，其中有一句名句叫“匈奴以杀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对，游牧民族打仗，他们的打仗和我们农耕民族种地是一样的，都是他们经济获利的方式之一。
好，现在我们可以回来理解了，宋朝对西夏的经济封锁，从来没有真正断过西夏的活路。它只是废掉了西夏和平获利的活路，却完整保留，甚至放大了它战争获利的活路。说白了就是，你大宋的封锁越严，对于西夏来说，这个战争的性价比就越高。
我们试着跳到西夏那边去想想。现在假如我是西夏的君主，我手里有什么呢？什么耕地牧场，这些经济产出的多少靠天收，我又做不了主了。那其他的变量，什么每年从大宋那拿到多少岁赐，我能卖给大宋多少青白盐，这些财政来源都掌控在大宋的手里，我手里也掌控不了。好，我作为西夏君主，我唯一能自主掌控的核心生产力，就是我西夏党项骑兵的劫掠能力。对我只要入侵你大宋，一次中等规模的入侵，我就能从你那抢到上万头的牲畜，几万石的粮食。有人粗略算过，相当于双方那种正式的贸易，半年的收入。打一场普通的仗，打仗虽然有风险，但是收益那可是顶呱呱的。
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说的，春秋时期管仲的那一招，大宋对西夏用不了。因为管仲的齐国，对付周边的那些小国，大家都是农耕文明嘛，大家成本收益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经济制裁有效。但是农耕文明想要跨文明，用这一招去对付那些游牧民族，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甚至是适得其反。
我们可以再往深处看一层。你发现没有？司马光在推测西夏的反应的时候，他有一个假设：说你西夏是一个有统一意志的政权，那你就应该像一个人那样，你有情感有独立的意志。所以司马光前面才会推测，看见我们大宋皇帝这么宽宏大量，都把地方都还给你们了，是主动还的，你们还不得感动得手舞足蹈，然后俯首帖耳对吧？你是个人嘛，你就会这么想嘛。同样道理，我要是对你西夏搞经济制裁，你们还不得吓得两腿一软，跪地求饶？因为你是个人，你要活下去，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对司马光来说，他想不出别的可能。你看这都是把西夏那么大的一个帝国的反应，看成了一个人的反应。但实际上呢，西夏和大宋可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皇帝说什么就算什么。本质上西夏是什么？是一个党项族的拓跋氏，联合各大党项部落，其他还有什么吐蕃的部落、回鹘部落，组成的一个叫军事利益联盟。没错，中国古代周边的那些政权，只要带有游牧性质，往往都是这样的。
军事利益联盟。在西夏，对你皇室，你拓跋氏，你确实是老大。但是你这个老大的统治合法性，它的核心不是那个天然的皇权，不是因为你爹是皇帝，你爷爷是皇帝，所以你在这儿就能当皇帝。你的合法性来自于，你能带着我们这些兄弟部落拿到好处，而且还能公平分配这些好处的能力。说白了，你作为西夏的君主，你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那我们这些部落，我凭什么听你的？
所以西夏的君主他在意的，不仅是整个国家有没有利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利益是不是能利出一孔，是经由我这儿，我的手里我再分配出去。只有利益经过我，我再分配，我才有权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夏君主的利益，和西夏国家整体的利益，你发现没有，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你看，如果大宋和西夏双方和平相处，西夏它能卖一些，比如说青白盐给大宋，大宋每年还能给他们君主一些岁币。这些收入掌控在谁手里？都是西夏的君主手里。这就好办，我君主手里有钱，我西夏君主就能收买，或者是安抚各大部落的首领，给你点儿，以后都认我当老大。大家说行，有钱就行，这挺好。
好了，我们现在换一个场景。如果大宋开始经济制裁西夏，我们来推导一下下面会发生什么。首先，西夏君主手里的钱就没有了，他勒住手下各个部落，最重要的一根缰绳就断了。然后你再想，贸易禁运一开始，谁的损失最大？受损失最大的，是和大宋接壤的那些边疆部落。越接近大宋的地方，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理论上就越大对吧？好，这些部落，对我西夏的中央就会离心离德，我西夏就会随时陷入内部分裂的风险。
这个局面怎么破？对于西夏的君主来说，这个时候就只能发动对宋战争。这是唯一的破局之法。只要战鼓一响，我们的内部矛盾，就完美转嫁给了大宋。不是我西夏君主不给大家好处，是宋朝的皇帝不是个东西，他断了我们全民族的活路。而我跟着我去打仗，我才是全民族的守护者。你看这个角色他就当上了。
还有，只要战端一起，打仗就会带来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又成了西夏君主可以再分配的利益，这些利益又可以巩固西夏王室的权威。这你听明白了吧？结果就是大宋的经济封锁越严，西夏王室的这套叙事就越有说服力，而战争的动员能力就越强，王室的统治合法性就越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李元昊称帝之后，对吧？大宋朝也是第一时间就全面封锁边境，我也不卖给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那你猜李元昊会怎么想？他的目的不是什么发展西夏的经济，他的目的是要称帝当皇帝，他要的是威风，要的是权力。大宋这边一封锁，西夏的经济确实受了损失，但是也方便了李元昊搞那种全民的同仇敌忾的军事动员。你看，我们要活不下去了，我们得跟他拼。你看士气反而就起来了。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李元昊在三年时间内，连续发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战，连续打赢三次。这三场胜仗可是大大提升了李元昊在内部的威望。所以事后一算账，你说这大宋搞经济制裁，这是惩罚了李元昊，还是帮了李元昊？这个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经济制裁为啥不好用？我们还可以再深看一层。司马光在建议朝廷经济制裁西夏的时候，他其实心里知道，这个制裁这个政令好下，但其实这个事是不好办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的是阻断贸易，但是你别忘了民间会有走私。所谓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它不是下个文件就能做到的事。这些买卖不是抽象的国际贸易，那是两边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计，是口中食，是身上衣。朝廷不让公开做买卖，大家就得想辙私下做买卖，大量的走私贸易就会起来。
好，我们往下推导，当贸易从正常的买卖变成了走私贸易，这做买卖的人会不会发生变化？当然会。这时候做买卖的就不是普通的良民，而是那些敢于刀头舔血的豪强。对朝廷来说，要禁止这样的人，那比治理老百姓成本可就高了去了。
所以司马光就说了，要对西夏搞贸易禁运，没办法，必须严刑峻法，只要抓着走私犯，必须立马杀头。而且还得鼓励老百姓互相告发，告发的人还得给他奖励，这个奖励还不能像原来那样，是拿犯事人的家产来分。官府马上出现钱，立马就得奖赏。司马光自个儿写这份文件，写到最后，那句话看得我都乐，他自己写得都摇头，说搞贸易禁运这一招，必须得有合适的执行者才行。如果没有一个狠人来禁绝双边的走私，这事怕是搞不成。
你看连司马光自个儿都嘀咕。好，这是大宋这边的难处。现在我们再跳到西夏那边。正常的贸易不能搞，好，走私贸易就起来。那边崛起的是什么人？也是当地的豪强部落。比如说西夏卖青白盐，原来是公开市场上卖，收益在中央政府手里。现在公开市场没有了，全部是地下黑市，那收益落到了谁手里？就是边境的豪强部落手里。盐这在古代是巨额利润，是能滋养出一个边境叛乱集团的。这个局面一形成，西夏的中央也是不能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夏中央的理性选择，也是只能向大宋开战。开战要么用军事胜利，逼迫宋朝重新开放贸易，把贸易收益收回中央；要么就靠战争的掠夺，获得比走私更多的战利品利益，重新压制住地方豪强。我作为西夏君主，我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上马打仗。
所以，从公元1038年，就是西夏李元昊称帝开始，到现在的哲宗皇帝亲政，这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宋朝就陷入了这种叫“鬼打墙”式的逻辑。跟西夏打仗很难赢得彻底；我占了西夏点儿地盘，我守住的成本又高到不像话；我想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搞一点贸易制裁，效果又适得其反。你看这是一个死循环。
我讲到这儿，我知道你心里想问什么问题：我们这期节目一开始讲，自从哲宗皇帝亲政之后，这个死循环就解了呀？上一年不是平夏城大捷吗？仗也打赢了，地也守住了，经济制裁也搞成了。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简单说，这就是大宋这边，这想法突然就发生了变化。大宋这边是再也不相信，咱们面对的西夏问题，有什么低成本的简单的解决方案。咱既别想像神宗皇帝那样搞什么五路伐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也别想通过什么轻松的，搞个经济封锁让西夏屈服。我两边我都不想了。我现在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经济封锁要搞，军事绞杀也得搞。
这就要说到一个狠人，就是上一年平夏城大捷的主将，这个人叫章楶。章楶说起来，他和现在当朝的那个宰相章惇，他俩还是堂兄弟的关系。两个人都出身于福建浦城的章家，这两个人往上算，是同一个高祖父。而且章楶的岁数，比章惇还要大上8岁。上一年他带兵打赢了平夏城之战的时候，他已经72岁的高龄，是个老将。
这位老人家章楶那是真狠。他到西北上任之后，把算账的方式“啪嗒”一下就改过来了。过去大宋这边的官员算账是这么算的：我大宋占这个地方守不守得住？我守住，我这个财政上的代价大不大？通常这么想。而章楶不这么算，他说我占住这个地方，对西夏的打击狠不狠？我通过占领，能不能够削弱西夏发起战争的能力？你听出来了吧？这个算账的方式，就是我不算自个儿的代价，我就算给你对方造成的损失。
我只要不断蚕食西夏的可耕地，反正你原来可耕地就很少嘛。我不断耗竭你西夏的人力资源，就凭我身后大宋这么大的体量，我一直坚持这么一个耗损你的策略，我迟早是要把你西夏耗死的。这就是章楶心里的那个算盘。
好了，计算成本收益的方法变了，打仗的策略也变了。以前宋军仗着自己会筑城，所以你西夏军一来，宋军就躲到城里了。外面是坚壁清野，我才不跟你西夏野战呢。西夏军队在城下打也打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只好跑到周围一通掠夺，然后安然撤退。轮到章楶上任，章楶说这哪行？这么个打法，虽然只能减少我们的损失，我的目的可不是这个，我的目的是得增加你西夏的损失，没破坏你西夏的战略资源，这个仗耗到哪一天算个头？不行。
所以我打仗，守城我也得守，而城外我还得有兵，什么兵？骑兵。我骑兵的机动性强，二三百里之内的运动作战，基本上不牵扯到复杂的后勤问题。我们也都知道，后勤问题是宋军的传统弱项。我用的是骑兵，我用骑兵干什么？就是在旷野上随心所欲地攻击敌人。来，我把这个话说得透彻一点，就是我宋军的攻击对象，可不见得是你西夏的军队。我可能主要打的是你普通的老百姓。我大宋的城筑到哪里，就骑兵四出，周围好几百里地的西夏老百姓，不好意思，你们就不用踏实种田了。
这一招也不赖我，你西夏过去就是这么对待我大宋的平民的。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最终的目的你也懂的，这就是一点一点耗干你们西夏发动战争的能力。
好，这套打法一旦成型，西夏就受不了了。到了1097年，这个章楶就在一个要害地段，就是在今天宁夏的固原地区，建了一座城。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那个平夏城。这座城一旦拔地而起，西夏人一看，彻底就急了对吧？我们西夏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大宋就这么一站站地往我西夏的腹地推进，拼了吧！
所以上一年，1098年，小梁太后就带着西夏皇帝倾国而出，用将近40万人的军队，猛攻这个平夏城。打了十几天，宋军是坚守不退。大家发现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坏，某一天晚上突然刮大风，西夏带的攻城器械被大风给摧毁。加上西夏军队一看，口粮已经消耗殆尽，这个军中无粮，这个军心是要崩溃的。所以小梁太后没办法，痛哭失声，然后还是得决定，在子夜时分撤退。
但是你别忘了，宋军这边我刚才说了，章楶在城外还有机动的骑兵部队，所以就一通乘胜追击。结果就是一场大胜。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平夏城大捷，彻底打掉了西夏的战略能力。
好了，到了这一年，这是公元1099年年底，宋夏双方重订合约，从此西夏的国势就急转直下，再也不能对大宋构成威胁了。
好，我们不妨来为老将章楶复个盘，他老人家到底做对了什么，以至于有了这场平夏城大捷，彻底扭转了大宋这边的被动局面？我觉得他最大的长处，就是尊重自己的对手。他不像有的知识分子那样，把对方想得很简单：西夏就是一个一逼就死、一压就服，按照自己这边固有设想行动的傻白甜。章楶是知道的，西夏人也是人，而且是理性人，甚至是个聪明人。他们是可以灵活进行多种选择的。我大宋这边启动贸易制裁，我确实能让西夏受苦，确实封住了西夏的一个选择，但与此同时，也就把他们逼到了另外一个选择上去了，那就是战争。
所以对付西夏，单纯的经济封锁是没用的，必须在军事上彻底废掉他们的战争能力，同时在经济上彻底断掉他们的所有活路，双管齐下，两头全堵，西夏才能够真正低头。对，这就是章楶干的事。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其实也可以获得一些启发。我们可以洞见到，我们今天的人，也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己度人。我们老是设想，我要是在那个处境下，我就会这么选。我们就经常默认，别人要是在这个处境下，也会像我这么选。我们要是老这么想问题，可就太低估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了。这会犯大错误的。
我给你举一个看似和今天的主题不相干的例子，那是20世纪的事，准确说1920年，美国通过了一项禁酒令。这不是一般的法律，这是美国的第18条宪法修正案。你说决心大不大？美国就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从此禁止酿造、运输和销售带酒精的饮料。酒精含量只要超过0.5%，全算。从此美国境内没有酒了。
按照当时一个朴素的想法，这不挺好的吗？酒精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让人沉迷，让家庭破碎，让丈夫打老婆，让工厂事故频发。我作为政府，我就挺身而出，我把酒从市场上彻底给抹掉，这个社会不就清静了吗？你看这就是不喝酒的人的想法：你们这些酒鬼，你们从此在市场上都买不到了，你就不喝了嘛？这个想法你听起来，跟我刚才说的司马光的那句话，是不是挺像的？你们西夏不就是个婴儿吗？我们宋朝给你一断奶，你立马就活不下去。你这还不屈服吗？你看是不是很像一个思路吧？
但问题是，如果你站到天天喝酒的人那边去想，你就知道，对他们来说，喝酒那是刚需对吧？为了喝上这口酒，什么招都能想。至于怎么喝，喝什么，这些酒鬼的选择，远比你以为的要多得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在美国1920年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首先，你禁酒令只管得了阳光下的交易，你管不了暗处的交易。所以酒是从白天商店的柜台上消失了，但是一个新物种可就诞生了，这叫地下酒吧，夜里营业。1920年发的禁酒令，到了1925年，我看到的资料，说仅仅纽约一个城市，地下酒吧有人估算3万到10万间，太吓人了这个数字。如果放眼到整个美国，你想想该有多少地下酒吧？
好，地下酒吧只是个种子，它一旦出现，它在上面会长出新东西的。你想围绕这么多地下酒吧，给它供货的、运货的、看风的、放哨的、串通的、收保护费的，这些行业、这些分工就全长出来了。那请问，什么人会围绕地下酒吧干这些事呢？你可想而知，肯定不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小商贩，肯定是那些能组织、能控场、能摆平的人，说白了，那不就是黑帮吗？
好，到了这一步，这一门卖酒的生意性质可就变了。原来在市场上公开卖酒，是靠口碑、靠渠道、靠成本、靠价格，靠的是这些。现在那得靠胆量、靠暴力、靠关系。那你想，你要想管理这些人，执行禁酒令的成本，那是节节攀升对吧？政府就只好不断加大执法投入。高峰时期，美国禁酒令的执法机构膨胀到了4000多人。
但这事还没有完，这个种子它是继续往上长的，会开出更邪恶的花的。你首先想，地下酒吧里卖的酒，比原来公开商店里卖的酒，是更便宜还是更贵？当然更贵。你越禁，这个酒价就越贵。好了，酒价越贵，而且他是黑帮，他就越有向官员支付贿赂的能力。这个贿赂越多，腐败就越能渗透，腐败越深，法网就越是千疮百孔。
到了这一步，国家一看就傻眼了。国家原以为是禁令一下，我这不让卖酒，你要是卖，这就提高你的成本。但实际上是在提高对方的回报。他的酒越卖越贵，他挣的钱越来越多，同时提高了政府执法的成本，而且政府执法的质量越来越差，越来越腐败嘛。
好，再接下来你想会发生什么？地下酒吧它也是市场，它也有纠纷呐。原来公开的市场纠纷，靠法院就能解决。现在黑帮之间的纠纷，那要解决只能靠暴力。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9年的2月14号。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是情人节，芝加哥一次帮派火并。所以这个事件就被称之为叫“情人节大屠杀”。死了好多人，被载入了美国的史册，就是因为禁酒令。
再接下来，还出现了一个，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事。就好像卖的都是酒，酒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你想，反正是卖私酒，反正都违法对吧？那我是卖一车啤酒（低度酒），还是卖一车烈酒？冒的风险差不多。烈酒酒精含量更高，肯定更值钱。所以市场上能买到的酒的浓度，就越来越高。喝醉酒甚至把人喝死，带来的危害是越来越大。这是一系列的后果。
终于十几年，把整个美国社会折腾得受不了了。到了1933年，这个禁酒令不得不废除。但是你可别觉得，禁酒令带来的问题从此就结束了。那些已经长成的黑帮组织，会自动解散吗？怎么可能对吧？私酒生意是做不了了，转型啊，搞赌博、卖淫、高利贷，继续为非作歹。就像我年轻时候看过的小说，还有一部电影就叫《教父》，写的就是美国上个世纪中期的黑手党的故事。那批黑手党都是从禁酒令时期起的家，直到上个世纪应该到80年代，美国黑手党才开始走下坡路。
所以你看，20年代的一个错误政策，导致的社会后果，它居然如此严重，后果竟然如此漫长。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从1933年的美国，拉回到这1099年的大宋和西夏的边境。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讲的这两段故事，这两个在不同时空里发生的故事，它背后的逻辑几乎是一样的。当和平的、公开的利润被你掐断，那非法的利润它就会冒出来。而非法利润一旦冒出来，它就会养组织、养豪强，养走私、养黑帮，甚至是养边患，甚至是养战争。你堵住了一个看得见的市场，却在黑夜里替对方点亮了一条更值钱的路。那条路叫暴力、叫劫掠、叫战争。
所以经济学家薛兆丰老师有一句名言，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和规律。你有一个设想，你有一个愿望，但是事情往往并不这么发展。为什么？因为他人的行动逻辑，比你看到的、比你以为的，要更复杂。他人面对的选择，比你以为的要多得多得多。
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吗？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在统治印度的时候，想要在印度灭绝眼镜蛇，就公开悬赏要捉拿眼镜蛇。你就是捉一条，政府就买。结果呢？眼镜蛇是越来越多。为啥？因为印度当地人他面对的选择，比你英国统治者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他们不仅可以抓野外的眼镜蛇，去到你们殖民政府那儿去领赏；他还可以在家里偷偷地去养蛇，养出来更多的蛇去领赏。所以这蛇不就越来越多吗？
你看，不要对自己的愿望和逻辑太有信心，因为复杂的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事与愿违的地方。
今天关于大宋和西夏，我自己看完了这一段史料，那真是掩卷长叹。我脑子里就浮现了一行字：叫千万不要小看人，不要小看人的选择权和创造性。不管我们对他人做什么，我们是禁止他、堵截他，是把人逼入绝境，我们以为这就没得选了。而在对方的感受中呢，这其实都是一种激励，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道路上，为他提供激励。
当我们用自己的简单愿望来推测他人的时候，我们可得时刻提醒自个儿：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在我想不到的逻辑里，他们其实仍然有得选，仍然有路可走。
好，这就是公元1099年，我为你讲述的大宋和西夏的故事。下一年，这就换了时间了，这就要到了公元1100年，我们在11世纪的最后一年再见。
刚才在节目的正片里，我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想不到的逻辑里面，人其实仍然有得选。我来举个例子，就在这一年公元1099年，大宋元符二年的元宵节，在哪儿？海南岛儋州。一个我们熟悉的人你知道的，就是苏东坡对吧？他用自己的方式，同样演示了选择这件事情的主动性。这一年63岁的苏东坡，是孤悬海外，垂垂老矣。按照所有人的想法，他这个时候的选择，应该只剩下一个了，就是以命等死。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元宵节，苏轼写了一篇小文章，我给你读一读。先读文言文，我再解释：“已卯上元，予在詹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日：‘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轩矣。杖而笑，孰为得失？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就这么一篇小文章，简单说，就是过元宵节，海南的父老乡亲带着我逛了一回热闹。回到家已经是三更天了。苏轼这个时候就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人生的得失。把苏轼逼入绝境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苏轼这个时候说：“你们都想钓到更大的鱼对吧？所以你们都想往海边走。没想到吧？没想到到了海边，你也不见得能钓到大鱼。你要是问我，我反正是偏不去。”你看，他还是有得选。我不羡慕你们那些大鱼不行嘛。
今天节目的结尾，向古往今来，向所有那些看到更多选择的人，包括苏东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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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三《文明》，我们要讲到11世纪的最后一年了，就是公元1100年。我继续在这儿等着和你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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