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3年。这是大宋的元祐八年，大辽的大安九年。
这一年其实是一个多事之秋，但是很多政治上的纠葛，我们都放到下一年，就是1094年，我再跟你集中聊。这一年我们主要去关注一个人，他叫蔡确。这蔡确在这一年的一月份去世了。
其实在《文明之旅》的1085年，我们已经讲过这位蔡确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是宰相，是宋神宗留下来的宰相班子的头儿。神宗一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蔡确当然必须靠边站。但是你看看他好可怜，他今年去世是在哪儿？是在新州，就是今天广东的新兴县。现在这个县当然很好了，但是在北宋的时候，新州那是蛮荒之地，那是岭南啊！当年的宰相以一个罪臣的身份死在远离中原的岭南，这个命运的落差也实在是太大了一点。
但是你别着急，这个人的命运非常有戏剧性。其实你只要等到明年，就是等到哲宗皇帝亲政，蔡确就又开始翻身了。什么恢复名誉，赠官太师，而且是越来越邪乎，甚至后来还配祀太庙，还封了个王。这还不够，到了宋徽宗的时候，皇帝还亲手写了几个大字，叫“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送给他立在了蔡确的墓前。朝廷后来想想还是不过瘾，来，蔡确的儿子给升官，这女儿也给个爵位，这个女婿也给个官做，整个蔡氏家族算是荣宠到了极点。
因为蔡确在哲宗、徽宗这哥俩登基当皇帝的过程中，后来的这俩皇帝都觉得立下了功劳，我得赏你。但是你还是别着急，再过些年头，到了南宋的时候宋高宗上台，把朝廷给蔡确的所有恩赏，什么爵位什么头衔又彻底剥夺。这个蔡确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请注意，这还不是蔡确这个人的终局，你就说这个人多有戏剧性吧。
又过了200多年，到了元朝人修《宋史》的时候，这位蔡确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而且是排名第一的奸臣。是的，这才是蔡确其人，面对千秋万世的最终形象，就是大宋历史上的第一号奸臣。但这个第一奸臣当然不是说他是最坏的。蔡确不可能比后来的什么蔡京、秦桧坏，这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
那你想这问题就来了，对吧？现在我们讲的是1093年，大宋朝从建立到这一年，你算算看130多年了。难不成前面130多年一个坏人都没出过，刚好到蔡确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个奸臣？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个问题。第二，蔡确他也是人，是人就有优点也有缺点。那他是因为平生干了什么样的坏事，哪件坏事，他才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我们还可以再跳出来，再问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嘴里经常骂奸臣，对吧？那这个“奸臣”它到底是啥意思？如果普通老百姓那不用操这个心，看戏的时候，戏台上谁画大白脸谁是奸臣。但是咱不一样，对吧？咱们都回到了历史现场，那就不妨真的严肃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奸臣？它是说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差吗？还是说这个人对皇帝不怎么忠诚呢？因为奸臣和忠臣这是对立的一个概念嘛。
请注意，奸臣这个概念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二十四史当中，什么时候开始有《奸臣传》？从早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没有《奸臣传》的。是一直发展到《新唐书》，才有第一份《奸臣传》。而且你想《新唐书》什么人写的？是宋朝人欧阳修他给编的。说白了，是到我们《文明之旅》现在讲的这个朝代，到了宋朝的时候，奸臣这个概念才比较成熟，奸臣才成了要给一个人做千秋定评的一个标签。今天这个选题就有意思了，今天我们就透过大宋朝奸臣第一人这位蔡确的命运，我们一起来推敲一下“奸臣”，奸臣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蔡确这个人的经历。先说个题外话，如果你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大家族那真叫是名臣辈出，其中很多人容易弄混。比如说那个东莱的吕氏，从早先的吕蒙正到后来的吕夷简、吕公著、吕公弼、吕好问，这老吕家老是出宰相，号称叫“一门八相”，这还是北宋。再加上南宋的一个学者叫吕祖谦，也是他们家的。你说这么多姓吕的是不是容易弄混？还有姓韩的，都是参知政事韩亿的儿子，他一共八个儿子全部中了进士，号称叫“韩门八虎”。这个阶段什么韩绛、韩维、韩都是高官，也很容易弄混。
当然了，整个北宋最有戏剧性的家族是福建仙游的蔡家。他们家是一个始祖，就一个老爷爷，底下出了好几支的子孙。一支是出了蔡襄这样的清流名臣，蔡襄还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的蔡。那另外一支就倒霉了，就出了蔡京这样的著名的奸臣。那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蔡确，大宋第一奸臣，也是其中的一支。所以我都替老蔡家这个祖爷爷发愁，要在天有灵的话，看着这一堂的子孙，一会儿大忠一会儿大奸，想必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呐。
但是请注意，蔡确虽然出身于大家族，但是他可没有享受到什么家族的照顾，他是一个苦出身的孩子。他父亲是奋斗了一辈子，到70岁了还是只当了一个小官，叫陈州录事参军，算是州府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从八品你说这官多小。有一任长官，就陈州的知州到任一看，我办公室主任70岁了，您这么大的岁数还没本事，得了您自个儿辞职得了。蔡确他爹说：“别呀，我还有一大家子，还有小孩要养活呢。”长官说：“我跟你说好，我这可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自己不辞职，我就要上书朝廷罢免你。”没办法只好辞职。所以老蔡家这一大家子就流落在了陈州，据说当时连饭都吃不上。所以后来是蔡确争气，考中了进士，这家人才翻了身。
所以你看蔡确从一个普通的进士，一路后来当到了宰相，他不是靠什么背景，他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的发展道路。那你说这个蔡确这一路发展过来，他有什么劣迹呢？他最后被列入《奸臣传》，你想最后他都被写入《奸臣传》第一名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史的各种各样的史料上，肯定是专挑他这一辈子做的坏事来说。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去看正史，能说出这个人的坏，也不过就是两样。第一样是说他善于揣摩和迎合皇帝的意图。这个我觉得也不能算什么缺点吧，在一个官僚体制内，这是人性的正常表达，没什么可说的，无非就是迎合皇帝嘛。
那史书上浓墨重彩说的蔡确的一个劣迹，是说他这个人待人苛刻，或者干脆说他就是一个酷吏。比如说他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他居然给那些官员，就是犯官戴上了枷锁，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好几十天，来逼问口供，太残忍了。还有一个案子，他把一帮士大夫官员抓起来，塞在同一个大牢房里面，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屋子里，没有厕所上的。中间放一个大盆，饭菜全部放到这个盆子里，拿勺子搅一搅，就像喂猪狗一样，就让他们这么吃饭。那你想这么长期关押，这个屋子里臭得还能闻啊。蔡确也不审问就耗着你们，那你想只要一说蔡大人提审，肯定这些犯人那问什么他就得承认什么，在里面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挺残忍的？
但是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你会发现这两个例子，要是放在汉朝或者是唐朝，根本也都算不上什么酷吏。但是放在宋朝这可就得算。宋朝是什么时代？是有名的对士大夫很宽厚的朝代，是士大夫的主体意识觉醒，甚至要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你蔡确这么干，那在官场上的名声肯定就好不了。但是，但是我要提个醒，蔡确干的这些事它都发生在宋神宗一朝。你要考虑到宋神宗时候的政治氛围，其实有这些事也不奇怪。神宗皇帝是什么性格？是一种非常精明果决，对大臣的要求非常严，是这么个皇帝。他兴起大狱，把大臣抓起来，往往到最后是大笔一挥，说饶你不死。但是过程当中，这个宋神宗他就是能够制造出这么一种恐怖的氛围，让这个被抓起来的大臣们战战兢兢，担心自个儿小命不保。这就是神宗皇帝的本事，他特别能够拿捏在严酷和宽容之间的这个分寸。
你要是记得我们以前讲苏轼的乌台诗案的时候，这神宗也是没有把你苏轼怎么样，但是把苏轼是不是吓得要死？苏轼在牢里面不还写过那个绝命诗吗，就觉得自己这次活不了了。神宗皇帝就会这个。他那个时候大牢里面的情况，有人就记录，在御史台大牢里面的那个情况，叫“调辱通宵不忍闻”，审案的官员是一宿一宿不让犯人睡觉，通宵辱骂。所以可见，这是那个时代审案官员的通行风格，不只是蔡确这样，大家都这样。
我们还是回到蔡确这个人的性格，按照《宋史》上的记载，蔡确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好胜强，情绪比较容易冲动，在待人接物上也不是很谨慎。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被推荐到开封府去任职，按说你这么个小官，你到开封府这样的大衙门任职，你应该对长官是大礼参拜，恨不得都得磕头。但是蔡确不肯，就是不肯磕头。那开封府的知府就说了：“你这个年轻人有意思，你怎么那么不知礼数呢？别人都磕头你怎么不磕呢？”蔡确就反唇相讥，说：“你以为这是唐朝呢？唐朝的藩镇，下属的官员是自己花钱聘的，所以有这个大礼参拜的习惯。现在你看清楚这是大宋，在大宋朝我和你同朝为臣，别拿那些老规矩跟我说事。”你说他就这么个性格。这样性格的人你想想看，他要是处在宋仁宗的时代，也许他能成为一个犯颜直谏的名臣，愿意放炮，性格很耿直，也可能就是包拯那样的人没准。但是他生在了神宗时代，环境可就变了。
就算蔡确后来都贵为宰相了，又怎么样？神宗用你当宰相没错，但是一点也不假辞色的。神宗对蔡确这个宰相是经常找个小错误罚你的款，不仅罚款，你受罚之后不仅要交钱，还要请你到宫门口去谢罪。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这么不拿他亲自任命的宰相的尊严当回事，在宋神宗之前还真没有过。到了元朝到了明朝是有的，在宋朝的时候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明白了，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了，在宋神宗时代，这个动辄得咎的环境里面，蔡确这种直不楞登的性格，是很有可能被引导，成长为一名酷吏的。我们平时都说性格即命运，其实这话说得不全。一个人的性格，再加上时代的总氛围，最后才能够凝结成一个人的命运。反正从历史记载上来看，蔡确这个人的劣迹好像也就是这些了。那请问仅凭这些，他就会被认为是奸臣吗？而且是大宋第一号奸臣吗？而且还有一点，就算蔡确这个人不怎么样，是个坏人，咱大宋朝也有对不住这位坏人的地方，这就牵涉到蔡确身上的一桩冤案，这个案子还挺有名的，叫“车盖亭诗案”。这个案子可以和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并称北宋历史上的两大文字狱。
我简单说一下过程，话说那是1088年的时候，蔡确不当宰相了，下台被贬到湖北的安州当知州。宰相当不成了，但日子得过，所以他就去了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旅游景点去散心，诗兴大发写下了10首绝句诗。这诗就在江湖上流传开了，没想到被一个仇家拿到手了，这仇家一看眼前一亮，行，这回有文章做了。然后一溜上书就到了朝廷：“太皇太后，微臣在蔡确的这几首诗里有重大发现呐。您看这一句，蔡确说：‘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他蔡确笑了，今天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政清明，他蔡确笑什么？他肯定是不怀好意的笑。您再看这句：‘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他说的就是眼前这就是一条小溪水不值一提，大海还有干枯，还有灰尘乱飞的那一天。蔡确这么写什么意思？这也太明显了吧，就是说太皇太后您呐，您老太太日子长不了，大海都有干的那一天，您反正这不是好话，对吧？您听得懂的。”
你说说看，这个仇家是不是信口胡说？这不是明显的上纲上线的诬陷吗？蔡确后来自己还辩解，说是我是写了一句沧海扬尘，这不是那个古书《神仙传》里面的典故吗？大家经常用这个典故。苏轼有一次给您太皇太后祝寿的时候，还引用了这个典故呢，凭什么苏轼能用我就不能用，我写这个典故就是别有用心呐。
好吧，前面这些诬陷都是前菜，爱吃吃，不吃撒了。接下来可就得给你上主菜了，他的仇家下面这一招可就厉害了：“太皇太后，您看这一句：‘矫矫名臣郝山，忠言直节上元间。’请问这郝山是谁？就是湖北安州人呐。这蔡确现在在安州当知州，他凭吊的是他呀。这郝山是个唐朝人，他这辈子干了一件事，就是拦着不让唐高宗传位给武则天。请问你在安州当知州，这安州的名人多了去了，你蔡确不怀念别人，你偏偏怀念这位郝甄山，你什么意思？太皇太后，他这就是讽刺您呐，说您是女主，他这是说您想当武则天呐，您有造反的心呐，你想当皇上。”
你别看这一句也是很扯，也是明摆着的诬陷，但是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不仅听进去了，而且还被成功激怒了。老太太说：“把蔡确给贬喽，什么知州别干了，一撸到底去新州待着去吧。”请注意，这个处分对于前任的宰相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年神宗皇帝惩罚苏轼是把他安置在黄州，黄州在湖北，而这个新州在哪儿？在岭南，是在今天的广东。当时的宰相之一，就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实在看不下去了。
范纯仁可不是什么蔡确的朋友，他纯粹就是觉得这事有点过分，他就跟太后说，说：“因为这种暧昧不清的文字上的罪过，咱就这么处置一个大臣，前任的宰相，这个先例不能开。而且您看您安排他去那个地儿，新州那什么地方太蛮荒了，我大宋朝贬谪官员，已经有70年不往那种地方放人了。”要是这个先例一开，他私下跟其他几个宰相说，说：“今天是蔡确，那下回就指不定是咱们中间的哪一位了。”你看范纯仁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不仅是范纯仁，其他几位宰相也帮着劝，跟老太太说，说：“这蔡确的老母亲岁数太大了，咱照顾照顾她呗，至少别把他放到岭南去了。”结果高太皇太后在帘子后面，冷冷地就扔出来一句话，说：“宰相们呐，你们就是能把山给挪动了，也休想给这个蔡确挪地方。我说是新州他就得去新州。”可见老太太对这个蔡确的怨念有多深。
其实这个阶段苏轼也帮着劝过，苏轼跟太皇太后的对话的方式比较艺术，他是这么说的，说：“我跟蔡确关系不好，我非常讨厌蔡确这个为人。但是咱们这么大朝廷，连几句诗都容不下，天下人会不会觉得太后您老人家气量太小呢？我出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咱先以皇帝的名义，把这个蔡确给抓起来，显得皇帝特生气，对您老人家有孝心。然后太皇太后您呢，再写个小纸条子递出来，就说我宽宏大量，他骂我但是我老太太我不生气，我原谅他。这不显得您大人大量，这多好。”对，苏轼是经历过乌台诗案的，他当然知道这种文字狱的滋味。明明是冤案，明明是诬陷，但是当事人是百口莫辩。所以苏轼算是间接出手，帮了蔡确一把。但是高老太后是在气头上，她没有理苏轼，而且还把所有替蔡确说过好话的人，包括范仲淹的儿子，当时的宰相范纯仁，全部都给贬了官。
这是元祐四年的事。时光荏苒，到了这元祐八年的正月初六，57岁的蔡确在荒凉的岭南新州凄然死去。其实天下人都知道，这蔡确其实是挺冤枉的。好吧，这就是我眼里的蔡确，他确实不是什么好人，性格上也有重大缺陷，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缺陷，他才被选出来，成了神宗执政后期的宰相。那个时代就欢迎这样的人，而且后人也很清楚，在车盖亭诗案当中，大宋朝其实是冤枉了他的，对不住他的。而纵观他一生，也没有什么人神共愤的大奸大恶。这就是蔡确。那奇怪了，为什么他后来还是被选中，成了大宋朝的第一号奸臣呢？
我们继续来推敲“奸臣”这个概念。假如我们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中国人，冷不丁问他一问题：“请教这位先生，什么是奸臣？”我估计很可能会得到这么一个直觉的回答：“啊，奸臣，奸臣就是坏蛋。”那什么是坏蛋呢？“坏蛋就是指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这是一个很容易滑过去的结论：一个人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个人的道德品质有问题。可是你去翻史书好像又不是这样。至少有一点，大宋朝从创立到这一年蔡确死，这已经是130多年了。大宋朝那么大，130年时间这么长，得有多少道德品质恶劣的坏蛋？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被写入《奸臣传》？所以可见道德品质并不是评判奸臣的首要标准。
那请问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就得去看《新唐书》了。《新唐书》是开创了《奸臣传》传统的第一本正史，它的作者欧阳修在《新唐书·奸臣传》这个部分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这木头要坏了所以里面就生虫，国家要亡了所以奸臣就出来了。所以你听听看奸臣是什么？奸臣是一个国家要亡国的征兆，或者说原因。你看答案就明摆在这儿，奸臣的评定标准不是他本人的道德品质怎么样，而是他有没有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
我们就说《宋史》，挑奸臣怎么挑的，对吧？因为在南宋和元朝人看来，这王安石变法就是北宋灭亡的原因，所以参加王安石变法的这帮骨干分子一个也跑不掉。从我们今天说的蔡确到什么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统统给我进《奸臣传》。当然了，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北宋灭亡的原因，那可以另提讨论。但是奸臣的评定标准是指一个人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而不是他个人的道德品质，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你看，这因为王安石变法进《奸臣传》的这几个人，蔡确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人多少还有一点性格上的问题。而其他几个人我就挑一个人说吧，曾布。曾布是那个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他可是连性格上、道德上连这点儿问题都没有。以至于梁启超先生后来在写《王安石传》的时候，那是呼天抢地替这位曾布鸣冤。梁启超是说，说王安石还有人替他喊冤，这好几百年了，可这曾布，你们说他是奸臣呐，那真叫是“冤沉海底，万古如长夜”，我要替他喊喊。但是等到你梁启超喊有什么用呢？二十四史里面的《宋史》已经写在那儿了，改不了了。曾布就是奸臣。
是的，不是因为一个人道德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是奸臣，在宋以后形成的史学传统里面，真实的评判逻辑是反过来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祸国殃民的后果，所以记录历史的人反过来到他一生当中去寻找私德上的缺陷。如果找到了，那好吧，那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位蔡确一样，因为你是坏人所以你干坏事嘛，这就说得通了。在他的传记里面就写他干过很多很多坏事，导致什么什么后果。那如果找不到他这一辈子干的坏事或者是性格上的缺陷呢？那也没关系，人家曾布就没有，但是不耽误他曾布写入《奸臣传》。
你觉得这套逻辑实在是太残忍了，一个人不干坏事怎么还是奸臣呢？我再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你再来感受一下这个逻辑。欧阳修写《新唐书》，首创了《奸臣传》，里面一共写了九个唐朝的奸臣，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那个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有一个成语嘛叫“口蜜腹剑”，当面喊哥哥背后掏家伙，说的就是他。那这个李林甫大奸臣，他在道德上有问题吗？你去看史料好像有，但是即使有，也不过就是一些政客的正常使俩，什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就是这些，谈不上什么大奸大恶。
你想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唐朝那个局面也挺困难的。唐玄宗年过50岁了，岁数大了不想多干活，但是也是因为岁数大了，看见那个渐渐长大的太子，这个唐玄宗的疑心病还越来越重。所以当时那个政治局面还挺复杂的，你如果不是李林甫这样浑身都是心眼的人，你换一个心思简单的人，这个局面他是玩不转的。这就是李林甫的问题。但是有几点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简单说一说。
李林甫当宰相的时间可是很长，多长？18年多。所谓的“开元盛世”，就是杜甫诗里写的那几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几句话很有名，它形容的就是开元盛世的那个鼎盛的景象，指的是哪一段？就是李林甫当宰相的这一段。咱对比一下，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都学到，一说到开元盛世，往往就能联想起两个贤能的宰相，一个叫姚崇一个叫宋璟，但其实姚崇宋璟给唐玄宗当宰相，各自只有三四年的时间，这跟李林甫的18年差远了。你看奇怪不奇怪，李林甫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是最强大的盛世当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而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从来不谈李林甫的贡献，反而把他列为奸臣。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其实有问题？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李林甫真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当宰相之前，在吏部、刑部、礼部、户部、兵部，除了工部，其他五个部这样的实权部门都干过，而且在国子监在御史台这样的清水衙门、清望的官职人家也干过。在当宰相期间，他更是主持了大量的改革，从财政到军事，从科举到法制，这一路上是政绩斐然，干了好多事。更重要的一点，根据历史记载，李林甫是一个气场非常强大的宰相。就说那个后来造反的安禄山，在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安禄山被他拿捏得是死死的。你想安禄山是什么人？胡人武将，他到长安来的时候，也不怎么懂礼法，对吧？但是安禄山唯独见了李林甫，那就是老鼠见了猫，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只要见到李林甫就毕恭毕敬，哪怕是在冬天也会吓得汗流浃背。据说安禄山平时在自己的地盘上，每次派人到朝廷办事，那个办事的人回来之后，安禄山先问，说李林甫对咱这摊子事什么态度？如果李林甫夸他了，安禄山就欢呼雀跃。如果李林甫带话回来，说小安呐，你以后要严格要求自己，安禄山就吓得要死，说完了这回死定了。你看，这就是李林甫这个威权人物的气场。当时大唐那么复杂的局面，什么玄宗和太子的矛盾，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矛盾，没有这么一位有威望的宰相当定海神针，还真就平衡不了。
我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这李林甫作为一个大奸臣，他身上还就没缺点了？话不能这么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没缺点呢？但是咱得说，作为一个宰相，他的缺点可能是被放大的。你想俗话说嘛：“当家三年狗都嫌”，何况李林甫当了18年的宰相，维护这么个局面不容易的。而一个宰相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决策，只要是决策，就会有人受益而有人受损。那站在利益受损的人的角度，就很容易质疑你宰相这个决策的动机，你是不是有私心，你是不是故意冲我来。
我们把李林甫放在这儿，回到今天说的主人公蔡确。为什么有人要拿他那个车盖亭的10首绝句诗来做文章？那个诬告他的人跟蔡确本来是两个人关系不错的，是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蔡确当宰相之后，拒绝关照这个朋友，这两个人才翻的脸。所以你看当权的人只要做事，就没有不得罪人的。而只要你得罪了人，你这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都可以从动机上做恶意的猜测。
我说来说去，不是替李林甫翻案，我是想说，你不要以为李林甫是因为有缺点有劣迹才被历史记录为奸臣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想李林甫死了两年之后，这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一代人从花团锦簇的盛世，突然就跌入了那种刀山血海的地狱。那一代人总得反思吧，我们总得找出这个原因吧。你李林甫，你当宰相执政18年，不从你身上找原因从谁身上找？现在我们所有现状的果，都起自你那18年当宰相的因。你不是奸臣谁是奸臣？对，这才是李林甫进入《奸臣传》的真实原因。
当然了，整个这个发展也是有个过程的。《旧唐书》写李林甫的时候还是比较客观的，既说他好话也说他坏话，因为那个时候的史学观念还是秉笔直书，有什么说什么。但是等到了欧阳修编《新唐书》的时候，这已经是宋朝了。宋朝人对于道德伦理是更重视的。既然把你李林甫放进了《新唐书·奸臣传》，那好，我们选择史料的时候那就得有偏向了，专找你那些坏事往里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新唐书》写《李林甫传》，就是说这个人奸坏阴毒得很，喜怒不形于色，形容他这个性格。这符合那个成语“口蜜腹剑”给我们的一般印象。但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新唐书》又说了这么个故事：说有一次李林甫和其他两个宰相一起等着上朝，一左一右这两个宰相都很恭敬，都弯着个腰，只有李林甫站在中间挺胸叠肚，牛哄哄的，所以站得就比较高。旁边人一看说：“你看这像不像一只老鹰抓着两只兔子？”说这形容那形象。过了一会儿宫里面出来圣旨了，这个圣旨把左右这两位宰相都给罢免了。于是李林甫是哈哈大笑，说：“还提不提什么左右丞相了，是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怒目瞪着两个人离开，把满朝的大臣都吓得瑟瑟发抖。这个小细节也记入了《李林甫传》。什么表现？这不就是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的那种没有智商的、那种很粗野的那个坏蛋的表现吗？你想一个奸坏的、喜怒不形于色的李林甫，他怎么会干出来这种事呢？性格不是这样嘛。但是《新唐书》不管，只要有材料说你李林甫的坏话，我全给你写进来。没错，刚才我说的这个什么哈哈大笑，什么一雕两兔，这个段子是欧阳修从一本笔记小说里面找出来的。欧阳修才不管你是不是前后矛盾的，都给你写上，只要说你李林甫坏话。你看这才是奸臣诞生的真实逻辑：首先咱们确定你要对祸国殃民的历史后果负责，然后我作为史学家我负责反过来找你的个人劣迹，然后给你拼凑出来。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对一个人也太不公平了吧，太不负责了吧？我们假设，假设一个人没有任何劣迹，没有任何恶意的动机，也没有任何过错的行为，但就是导致了恶劣的后果，难道这个人都要承受道德的批判，甚至还要被你们戴上奸臣的帽子？这公平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代性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平时也经常听人这么为自已辩护：“虽然我造成了某某某后果，但是我的初衷是这样的，我有错吗？”你看是不是经常有人这么说？对，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只要动机无恶意、行动无过错，我就不对后果承担责任。那请问这对吗？
请允许我“说一说”书袋，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叫《学术与政治》。这里面收录了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在慕尼黑的一场演讲，叫《以政治为志业》。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现代政治学的奠基性的文献之一，其中就提到了政治家的两种伦理，一种叫做信念伦理，一种叫做责任伦理。我简单说一下什么意思。什么是信念伦理？简单说就是动机比结果重要。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我动机很高尚，所以我就可以做一切符合我信念的事，哪怕做错了我也不用负责，这就叫信念伦理。这时候马克斯·韦伯站出来说：“您可千万别，至少如果您是个政治家，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在传统社会很多人是这么相信的，我善所以我就出善果，我恶所以我出恶果，我信念的善恶决定我行动结果的好坏。但是如果你在现代社会你还信这一套，”马克斯·韦伯说：“你在政治上可就太幼稚了。”真相可能恰恰相反，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善的意图可能铺就了通往地狱的道路。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政治家，你仅有这种信念伦理，说自己初衷是好的愿望是好的，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有一种责任伦理，说白了无论你的动机怎样，无论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对你的行动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看，马克斯·韦伯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有多少政治上的坏蛋，都是以自己的动机美好来作为辩护词的呀。
我们这代人是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很清楚，这不只是对于政治家，你不觉得吗？现代社会对我们普通人也有类似的要求，我们对结果得负责。法学上有一个概念就叫做“无过错责任原则”。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哪怕你没有过错，但你对他人利益造成了损害，不好意思，请你承担一部分责任。举点例子，比如说你的一辆车正常行驶，你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是走路的人不小心撞上来受伤了，请问你作为车主要不要赔点钱？大概率你是要赔一点的。再比如说你养了一条狗，手续完全合法，你也尽到了管理义务，有邻居故意逗你们家狗，还是被这狗咬了，请问你要不要赔一点钱？不好意思，大概率也是要赔一点的。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顺便说个题外话，在现代的职场上，一个人怎么叫成熟了？其实也是跨过了这道坎，就是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这道坎。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很容易这么想问题，说我这花了一周时间，我这稿子我已经改了10遍了，我还找专家给我把了关了。现在我交给领导，领导应该怎么表现呢？领导你当然这么一说苦劳嘛，领导当然会说你辛苦了。但是不好意思，转头就可能让你去重写。你心里会想，这领导怎么这么不近人情，我的努力你都没有看到吗？这不是领导不近人情，这是职场的底层逻辑。客户、用户，我们服务的这些人，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就买单的，他们只看交付的结果行不行。领导让你重写，不是没有看到你的苦劳，而是咱们所有职场人请对结果负责。什么时候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必须对结果承担责任，其他努力什么辛苦都不用提，这个人在职场上成熟了。
这好像是说远了，我们还是圈回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奸臣问题，为什么扯到了现代社会的责任伦理呢？其实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你要对结果负责，我不管你的动机。你想中国古代社会那个整合程度那么高，中国的民众赋予了官僚体系的权力那么大，那自然就会演化出相应的责任伦理的约束机制，否则你官员就会胡来。既然您位高权重，那好，史笔如刀盯你，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不管你行动有没有过错，如果你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那就请你到《奸臣传》里去报个到吧。
刚才我们讲的是中国传统史学里面评定一个奸臣的原则：如果你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你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那不好意思，不管你的初衷怎样，也不管你有没有过错，请进《奸臣传》的候选人名单，到那儿等着吧，没准就把你给选上了。其实这个逻辑还可以再外推一层：一个政治恶果频繁呈现的时代，它其实就是奸臣辈出的时代。一个奸臣一个坏人，这既是他自己做错人生选择的后果，他更可能这就是一个坏时代的产物。
就拿这一年来说，这一年的正月，大宋第一号奸臣蔡确死了。等到了秋天，正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也去世了。所以你看，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出现了，有人提心吊胆，有人暗戳戳盼望的那个时刻它还是来了。哲宗皇帝终于马上要亲政了，就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从此奸臣辈出。
我刚才用了“糟糕”这两个字，这并不是说宋哲宗他很糟糕，而是对这个时代的政坛风气的一个评价，它太糟糕了。读宋朝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心里会生出这么一个疑问：你看这个北宋时期，这前期和中期这不挺好的吗，欣欣向荣，名臣辈出，什么寇准、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包括苏轼苏东坡等等。可是到了这个末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它怎么就没有高手了呢？那些道德高尚的明白人都去哪儿了呢？学者施展老师给过我们一个答案，他说高手其实一直都有。问题在于高手能否恰当地被选出来。北宋末年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人才的选拔机制出了问题。而这个根子可能真的就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提出来所谓“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变法者只要相信自己所行的是正道，什么天命的警告，什么祖宗之法，什么流言蜚语都不用去理它，“虽千万人吾往矣”，大胆往前走就是了，历史会还我一个公道。这就是王安石当年的那个姿态。反正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看到这段话，都觉得王安石说得好，这样的人生活得才痛快。但是你发现没有，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马克斯·韦伯所批判的那种信念伦理吗？只要我初衷是好的就放胆去做嘛。
其实就在宋代的当时，有一些老臣比如说那个富弼，他听到王安石这套说法就愣了就叹气呀。富弼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能让皇帝害怕的也就剩这么一个天了，你让皇帝连天都不怕，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不是把整个社会的那个刹车给拆了吗？你听出来了，富弼这些老臣他们的说法其实不是保守，不是反改革，他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就是马克斯·韦伯讲的责任伦理。搞改革没有错，但是咱们还是得更多地尊重传统，尊重习惯，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前走，要不然出了恶劣的结果那怎么收拾？我们都得出来负责。这种态度就是要给所有的政治行动装上那个刹车装置。
所以过去我们一谈王安石变法，往往都把宋朝这个阶段的新旧党争看成是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看成这种区别。其实今天我们聊奸臣这个话题就可以更深一层去看，这新旧两派之间的区别其实是什么？是对信念负责，还是要对结果负责的区别。好，你说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道德亢奋，我就是对信念负责，那必然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在政治行动上你是不妥协的。对，信念的价值就在于纯洁，那怎么妥协，沾到一点灰它都不是我原来的那个信念了。但是要命的是什么？是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是很容易也传染给对方的。
你看，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到现在，到现在的元祐年间，你发现新党也好旧党也好，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都发展成了为信念伦理而战的人。他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像，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没有是非。就拿我们刚刚说的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来说，谁不知道这是诬陷？刚开始诬陷蔡确的人，那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纯粹是出于私人恩怨。但是当这封诬告信作为一个案子摆在朝堂上的时候，请注意旧党当中的那些自为君子的人，也是一哄而上，跟高太后就说了，对蔡确他就是讽刺您高太皇太后。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要我们信念正确，只要能够成功打击新法派的那些奸党，打击蔡确，至于他那个诗里面有没有这层意思，他冤枉不冤枉那还重要吗？为了我们正确的目的搞他。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说的是什么吗？他说：“不要把蔡确贬到岭南去吧，这个先例一开，将来免不了他们也会这么对我们的呀。”对，范纯仁这是一语成谶。在这一年之前，整个大宋朝当过宰相而被贬到岭南去的人一共只有四个，宋初有一个卢多逊，后来真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寇准一个丁谓，这两个人的故事我们以前都讲过，再加上这位蔡确，一百多年只有四位。但是这一年之后，等新党反扑回来之后，新党就想：“你们这帮旧党所谓的君子，你们开的头，你们把你们的政治对手贬到岭南去的，不要怪我们有样学样。你们旧党的人，来，我看看都有谁。苏轼，岭南去吧，去惠州。还有苏辙，岭南去吧，到雷州。还有什么刘挚、梁焘、吕大防，这都是旧党宰相级别的人物，全部给我贬到岭南去。听说苏轼在惠州日子还不错，还盖房子，得再加码把他贬到海南岛去吧。”你看层层加码，到了这个时候，所谓新旧党争这两边，哪里还是什么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执，只剩下两头信念怪兽的生死互搏和无限加码。大宋的朝政就是在这反复的折腾中败坏下去了。这种情况下，那个大政外交不可能做正确的决策了，甚至后来外交决策上，在对大局的判断上，就会被这种高调的政治口号给绑架和牺牲掉。后来北宋就是这么亡的，这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说。
好，到了这公元1093年，大宋元祐八年，蔡确死了，高太后也在这一年死了，一个时代落幕了。表面上这过去8年是保守的旧党上台执政的8年。但是600年后的那个王夫之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说：“不对，你们不是什么保守派，保守派那你也应该干保守的事嘛，你干正事。但是你看你们这帮人的8年，你们在干吗？你们只是在和王安石的幽灵在搏斗，你们什么都没干。天下难道没有水旱灾荒吗？没见过你们这帮君子救济百姓。四海难道没有冤狱吗？没见你们这帮君子清查慰问。你们什么都没干，你们只是在互相撕扯。”是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能人和好人，但是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一声叹息，这个时代只有两头信念怪兽的互相撕扯。在这种撕扯下，什么好人什么能人都选不出来了，甚至原本可能会变成好人和能人的人，也在这种撕扯下向那个深渊堕落，最后有可能也走进了《奸臣传》。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093年大宋元祐八年的关于一个时代落幕的故事。下一年到了1094年再见。
这一期节目想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安徽芜湖。从去年11月底开始，芜湖市的镜湖区政府就持续组织观看我们的《文明之旅》节目，像在老船厂的活动空间，还有镜湖书苑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每周组织一次观影活动，到现在已经组织超过5场了。真是把节目变成了一场真实发生在线下的讨论，一场持续的公共文化实践，恭喜你们。同时芜湖多所高校还自发组织了《文明之旅》的观影和交流，比如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芜湖学院等等。从历史学院到图书馆，从晚自习的教室到礼堂，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围绕同一段历史展开讨论，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讨论。所以感谢芜湖的家乡人，你们让《文明》这个节目不止被观看，而且可以被讨论被延续。在这里我也欢迎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公共机构能够加入进来。如果你们也在组织《文明之旅》的集体观看活动，欢迎你们告诉我，我们非常愿意把这些正在发生的故事一起继续讲下去。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诗人北岛，还有他那首写于1976年的诗，叫《回答》。那一年北岛27岁。我这一代人太熟悉那首诗开头的那一句了，写得真好，我们一起来重温它：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你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吗？蔡确、李林甫，他们是能臣也有缺点，有意思的是写入《奸臣传》，以坏臣的身份被历史记住，这到底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呢，还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呢？这首诗写于将近50年前，今天读起来依然有力量。我们《文明》这个节目并不是非要做翻案文章，但是面对盖棺论定的那些评价，面对那些板上钉钉的标签，我们就是想要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换个角度换个侧面再想想，找到那些有利于我们理解何为中国、何为文明的线索。致敬北岛，致敬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喊出“我不相信”这四个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