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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女儿》-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31分钟,是谁无声“杀死”孩子?

各位好,今天我们讲一本很有意义的书,叫作《永远的女儿》。一直有人给我留言,说希望我讲一本帮助失独家庭的书——一个失独家庭的家长如何走出伤痛,以及我们不要追悔莫及,而要更早地关注孩子早期的变化。所以今天讲的这本书,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看到,家长们应该更早地了解和关注需要帮助的青少年。

这是一本纪实作品,作者叫琳达·科林斯,她是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新西兰人,做新闻工作。她的女儿,在2014年的4月14日这一天,跳楼自杀。这个故事是从“起床时间到”开始的。这一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按照以往的规律,孩子应该起床了。妈妈已经做好了早饭,结果起床时间到了以后,她发现十七岁的女儿维多利亚没有出现。于是她到房间去找,没有人,然后在整个公寓找了一圈,都没有人。

作者和她的丈夫就有点慌神,不知道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在想维多利亚是不是突然出去跑步,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去了。就在他们慌乱地到处寻找的时候,作者突然想起来,自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梦到了自己的女儿在朝天上飞,一边飞一边跟她说:“我自由了!你们也自由了!”就在这个时候,伴随一阵摩托车响声,他们小区的保安莫汉来敲门,还没有说话,他就已经泣不成声。就是这个保安已经哭了,跟他们说“跟我来,发生了一些事”,于是把他们带到了现场。

车子来到山的另一边,在一座面朝热带紫檀、香灰莉树和粉白双色叶子花的公寓楼附近停了下来。公寓楼下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其中既有各个年龄层的新加坡人,也有正抱着彼此哭泣的年轻菲佣。现场的警察有的骑在摩托车上,有的站在附近做笔录或打电话。黄色的警示胶带将人群与他们关注的对象分隔开来。

她的双臂交叉在脑后,仰面躺在一楼停车场通往大堂的浅黄色水泥砖小径上,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双眼紧闭,在我看来十分安详,却又充满懊悔。她的脖子是倾斜的,一只手臂扭曲着,看上去十分奇怪。

我感觉不知所措,仿佛这世上有什么珍宝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一缕灵魂腾空远去,剩下的这副躯壳看上去和我的女儿很像,但那不可能是她。……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加快脚步冲向尸体。警察拦住了我,语气坚定地告诉我,必须等到督察过来。马尔科姆啜泣着、哽咽着,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不,不,不,不要啊,维多利亚”,然后竭尽全力地挣脱了束缚。他冲到维多利亚的身旁——感谢上帝——哭着亲吻了她的脸庞,却被一名警察拽开了。

马尔科姆是维多利亚的父亲,但是他和琳达还没有结婚,他们是同居了二十多年,但没有结婚。

警方支起了一顶小小的蓝色帐篷,遮住了尸体。我多么希望维多利亚能够站起来说:“你们上当了!该露营了。”

这是案发现场的情况。

我希望某个地方肯定放着一封遗书,一则写给我们的讯息。后来,我的确在小维的手提包里找到了一张小小的黄色便利贴,上面用工整的小字写道:“我不想变成植物人。”……屋里空空荡荡,只有马尔科姆和我瘫坐在沙发上,一边颤抖,一边啜泣。我们偶尔抬起头,迟钝呆滞、不可置信地凝视着彼此。

警察首先要排除各种疑点,所以收走了所有关于小维的生活用品,包括日记、电脑这些东西,排除了他杀的可能。然后他们在家里待着,但不能什么都不干,只是一直哭,总得收拾收拾。在收拾这个家的时候,作者看到了小维的T恤,那件T恤是一件小维穿过还没有洗的T恤,拿起来之后能够闻到小维的气味。她马上就用一个密封的塑料袋,把这件衣服装进去——以后想小维的时候,可以拿出来闻一闻。

四个小时以后,他们拥抱了彼此,然后开始发电子邮件,通知家人、同事、朋友。很多同事和朋友前来帮忙。他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是去停尸房确认小维的尸体,这是一个必经的流程。他们是新西兰人,所以新西兰的高级专员公署的领事顾问苏珊带他们去认尸。

我们迈进玻璃门廊,透过左手边的玻璃,我看到一双抬起的僵硬手臂,攥紧的双手仿佛是在愤怒地抗议;我看到一双呆呆地睁开的蓝灰色眼睛;我还看到了雀斑,瓷白色皮肤上的浅棕色小点。我们之间隔着的那层玻璃会给人带来一种屏幕的错觉。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正在观看事件的发生。这不是真的。轮床上的那个生物宛若一只仰面躺着的小鸟,爪子紧紧地蜷曲着,死在笼子的地板上。

“你们确定这个人是维多利亚·斯凯·普林格尔·麦克劳德吗?”

“是的。”我体内的某个部位不假思索地冒出了一个声音。苏珊攥紧了我的手。

他们生活在新加坡,所以他们要为小维举行新加坡式的葬礼。她要硬下心肠来为女儿穿衣服。

我已经记不得都给小维穿了些什么了,却还记得自己为此收拾了几件衣服,从她的梳妆台上拿了几样发饰和化妆品。我也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为她洗净了又细又长的头发,将它们一根根梳直,梳到发丝都干了。我的动作十分轻柔,充满了渴望与不舍,还在她已经毫无生机的脸颊上亲吻了好几次。

新加坡式的葬礼是人要停放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人们可以来跟小维告别。大家送了花圈、花篮,还送来了很多礼金。作为西方人,他们觉得很奇怪,葬礼怎么还要送钱呢?后来发现华人的这个文化是有道理的,因为最后整个丧葬费用超过了一万五千美金,靠他们自己的钱根本就不够,得靠大家帮忙。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学校的人没有来小维的灵堂探访过。只有一个学校老师曾经访问过他们家,态度很紧张,生怕这个家长闹事,所以很紧张,聊了几句就走了。没有人到灵堂来告别。

有人提醒作者,说你也稍微化一下妆吧,你看你头发都乱成什么样了。但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妆容,她说:“我想,这就是现在的我吧:一个被创伤和哀恸逼疯、又傻又土的中年妇女。但我很高兴他们能看出我的痛苦,我需要从他们的眼光中知道我在经受痛苦。我无法靠自己看见,整个人已经麻木到什么都觉察不到了。”这是她当时的心情。

然后马尔科姆的姐姐夏琳和宝拉从澳洲赶过来帮他们。三天时间到了以后,他们要送女儿去火葬。他们给女儿挑了几样东西,把这些东西放在了棺材里,给女儿化妆,做最后的告别。

马尔科姆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时候了。”他努力站直,身子却颤抖个不停,俯身最后一次亲吻了女儿的前额。我牵起她的手指,试图记住它们柔软的触感、优美的长度,记住它们曾经如何轻抚过猫咪的皮毛,又如何触碰过我的脸颊。

小维的遗容在副驾驶座位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好像正为自己能够高高在上地穿过车水马龙的新加坡街道而感到既兴奋又开心。很快,车子载着她开上高速公路,驶向岛上格外郁郁葱葱的万礼火葬场——那里毗邻她儿时去过的动物园。

新加坡不大,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聚集在一块儿。就在这个时候下雨了。

我已经麻木得哭不出来,于是老天替我淌下泪水。维多利亚,你的死就是这样令人悲痛。……我最后一眼瞥见的是引擎盖上黄白双色的鲜花,仿佛那是一辆婚车,正载着某个年轻的新娘去教堂结婚。

到了火葬场以后,有四十五分钟的告别仪式。大家都是排着队入座的,她发现,负责引导就座的人竟然是维多利亚学校里的级长。什么是级长呢?就是高年级的、表现优秀的、可以辅导低年级的学生,叫作级长。这些人都是在学校里比较受欢迎的孩子。

我还惊恐地发现,那些级长都是维多利亚感到困惑和自卑时讨厌过的人。他们个个成绩优异、社会关系优越,还颇受欢迎。……维多利亚学校派来的代表简直令人憎恶。……这是一场葬礼,他们的悼词听上去却像是颁奖礼上的表彰发言。

不过,还是有一些维多利亚的真朋友的。

我发现一小群不那么受欢迎的姑娘,其中几个戴着眼镜,看上去非常伤心。我猜她们才是维多利亚真心的朋友。由于我们住得很远,我还没有机会认识她的圈子。但不管是这群孩子,还是级长、老师,都没来和我们打过招呼。

学校其实通知了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为了保护学校的名誉,不要跟作者他们交流。实际上,学校是害怕家长闹事。

我既难过又欣慰地发现一名身着制服的级长正在角落里泪如雨下、心烦意乱。几年前,她曾和小维短暂地做过朋友。这段友情令小维兴奋不已,因为那个女孩颇有人缘,性格外向,长相还十分甜美。两人会一起去骑马。天真可爱的小维并不了解女生间的友谊变幻莫测的本质,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永远的挚友。可那个女孩突然为了别人而抛弃了小维,害她深受打击。

大家知道,上学的时候,女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戏剧化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而这种好和不好之间的变化,经常会给心理脆弱的一方带来很强烈的打击。

还好维多利亚真正的朋友在这个时候走了过来。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家拥抱在一起,她们却表现得十分谨慎。后来我才得知,学校告诫她们不要和我说话。我强忍住眼泪,让自己在悲伤之外留出些许空间,想想她们的感受,想想失去维多利亚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一个叫作玛丽的女孩,是维多利亚最好的朋友。

玛丽和维多利亚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从不知道。她邀请我们几天后的某个晚上去她家做客,还神秘地对我说:“你能得到拼图中的一块,但它给不了你全部答案。”我能做的就是点头,即便我还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后来去了玛丽家,玛丽家住在新加坡的高档小区。他们到了玛丽家以后,玛丽说以前维多利亚很喜欢来他们家,一块儿在家里做饭、唱歌、在健身房里玩、一起看《冰雪奇缘》等等,都很快乐。实际上作者并不明白这个“拼图”到底是什么,只知道玛丽和维多利亚的关系很好。

(马尔科姆告诉她们)我们得走了。玛丽哭丧着脸。我渴望给她一个安慰的拥抱,却也想一把推开她,放声尖叫:“为什么活着的那个人是你?”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理解这个安静谦逊、闪烁其词的女孩正为失去自己的朋友——我们的女儿——而伤心。小维会希望我去安慰她的。……我出发前从小维的梳妆台上拿了一块水晶。我把它当作纪念品,送给了她。

我们完全不明白玛丽(妈妈)在葬礼上对我说的“拼图中的一片”是什么意思。几周之后,我们从警察那里得知,玛丽本可以挽救小维。小维曾在跳楼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日的清晨,试图从窗台上一跃而下。

那天她没跳,她是周一开学的那天早上跳楼的。整个假期结束之后,周一开学要公布成绩了,她是在这天跳楼的。周日小维没有跳楼,之后她给自己的好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小孩子们是不会跟家长讲这种信息的。作者说:“我们本有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可以挽救小维。”假如玛丽能够把小维差点要跳楼的消息告诉他们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小孩子把这看成她们之间的秘密,你也没法责怪玛丽,她并不知道小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她们过去经常交流一些类似的信息。结果没想到周一早上,小维真的跳楼了。

回到家以后,作者就开始不断反思。每个人面对这样的事,可能都会一点一点地梳理过去发生过的所有细节。

我回想起上个星期日,这个家还没有支离破碎的最后一天。知道维多利亚那时已经尝试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回忆仿佛都遭到了玷污。那天早上,我给她泡了一杯咖啡。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看上去十分快活。谁知在几个小时前,她就站在公寓楼的高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她那天溜回家后只是在装样子,心里早已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就要最终赴死?还是她一整天都在犹豫,寻找着还要继续活下去的信号?我觉得是前者吧。她已经为自己的死亡设定了最后期限,无法再多上一天学。整个星期日就是最后的告别。我重温着所能记起的每一段回忆,苦苦思索着自己是否在某一刻说过什么可以令她回心转意的话。

这一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孩子在做出这样决绝的事情之前,你可能看不出丝毫痕迹。有很多家长说孩子一切都很正常,昨天还好好地跟我们玩,开开心心的。而且在那个周日,小维去逛街,还给她妈妈买了一块华夫饼。她知道她妈妈喜欢吃咖椰酱口味的华夫饼,就专门买了一块给她妈妈吃。她妈妈当时觉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一切正常。但是她在周一早上就跳了下去。

除了给她的妈妈买华夫饼之外,小维还给玛丽准备了礼物,并且叮嘱她的妈妈一定要把这个礼物交到玛丽的手里。两周以后,学校里开了追悼会,小维的同学和老师在这个追悼会上回忆了她在学校里的表现。

作者和丈夫决定飞回新西兰休息一下。在飞回新西兰的飞机上,那排三人座位中空着一个,往常都是他们一家三口一起坐在那儿,结果没想到这次空了一个座位,没有人坐。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个座位都哭了。

在飞机上,她实在是不知道该干什么,这里有太多回忆了,每次坐飞机小维都会晕机,她会安慰小维。但是现在没事做,她觉得特别空虚、难过,于是决定看电视。结果打开电视以后,所有情节性的电影她都看不进去,她就选了一部很无聊的纪录片。这部无聊的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叫作海伦·克拉克的政客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连这个纪录片里的情节都会让她痛哭不已。“再见了,亲爱的海伦,不管你是谁。再见了,维多利亚,很抱歉,妈妈帮不上忙。”她满脸泪水地去洗脸,那个空姐看到她说:“天呢,这个片子一定很精彩吧。”就是她觉得这片子能让你看得哭成这样。作者非常难过地飞回了新西兰。

回到新西兰以后,新西兰的朋友们都来看她、安慰她,大家一块儿点了一堆篝火。这是新西兰的习惯,点一堆篝火为死者送行。她说:

我眺望着连绵不绝、一直延伸至南美洲的大海,不知我的维多利亚身在何处。她只是冰冷的灰烬和尸骨,还是仿佛自由的精灵正在熊熊燃烧?船坞的篝火迸出的火星打着转飘过,余烬与烟灰的红点旋转着越过海浪,飞向地平线。那一刻我断定,她已经化作一个灵魂,一个自由的灵魂。我将以某种形式让她和她所有的活力、正能量保持生机。

然后作者回忆了小维去世前的三年,因为她要复盘,得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出的问题。她觉得她的家分崩离析是从维多利亚去世前三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一个菲佣被驱逐了,因为那个菲佣违反了一些打工的法律,就被驱逐了。而维多利亚跟这个菲佣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她拉着那个年轻的菲佣说“不要走、不要走”。但最后这个菲佣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在这三年中,作者自己也受到了职场的压迫,她在职场中遭受了大量的言语虐待和霸凌,甚至她在那个时候也产生了自杀的冲动。

2011年2月22日,新西兰发生了6.3级的地震,把他们的房子震坏了,所以他们家又陷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理赔大战。房子震坏了以后,他们要找保险公司赔,保险公司又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想赔或者少赔。所以在这六年的时间(房子是在小维去世三年后获得理赔)里,她花了大量的力气在应付职场、房屋索赔的事,对孩子的关注越来越少。这都是让她感到内疚的点。

维多利亚在新加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希薇。希薇是一个挺成功的女孩,而且跟维多利亚的关系还很好。结果希薇突然搬家了,去了澳大利亚,这也让维多利亚变得特别失落,因为她的朋友圈被打散了。作者说:

我忘了要去担心维多利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青春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要找寻属于自己的群体,经历月经、初恋和考试等重要的人生仪式,还要在社交媒体中维系友情,寻找自我定位。

希薇离开时,大家都哭了。但我仍把小维看作那个昂首阔步的周末商场女王,却不曾发现没有了希薇,我的女儿在公寓楼和学校里都形单影只,落后于同龄人,被排斥在“酷小孩”的队伍之外。

就是你不再酷了,因为你的身边没有人跟随了,没有朋友罩着了。后来她在小维的日记里发现,小维用黑色的钢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我好想自杀,理由都很愚蠢。我没有别人那种极其严重的理由,比如沉重的债务、身边无亲无故或是肢体残疾。我真的感觉又傻又羞愧,因为我反应过激,又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们显然会觉得我在犯傻,觉得我可以克服和应对自己的问题。

小维觉得自己融不到学校的圈子里,学校里那些有钱、长得好看的姑娘们不跟她玩。

我似乎真的遭到了冷落。尽管我不想被看作一个渴望关注的人,但自残和绝食好像是能让他们注意和重视我的唯一方法。……即便是走路去上课,我也会为自己的样子、走路方式和说话方式感到尴尬。

这些事情家长都不知道,因为孩子们是不会主动跟家长去分享内心的这些隐秘的。她内心中有这么巨大的压力——连走路、穿衣服、说话这样的事都会给她带来沉重的压力,而大部分的家长知道了以后,可能只会说这没什么,没那么严重,你自己别太重视就好了,你放松点。但是这些都是成年人才能做到的,小孩子这时候正在经历一场战斗,她需要辅导、需要帮助、需要关注,需要有人帮她去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甚至帮她去交朋友。这是作者在日记中慢慢发现的。所以小维的基本状况就是在学校被边缘化,然后产生了社交焦虑。作者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觉得自己早就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女儿在青春期的这些变化。她说:

我总是在办公室里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小维的朋友全都离开了,没有人陪她;我得了支气管炎;不友好的邻居放任自家的猫欺负我家的猫;学校的学业压力;还有即将到来的“血月”(月全食发生时,月亮会在地球的阴影笼罩下呈现红色,故称为血月)。当时还发生了马航MH370航班神秘失踪的事件。……此事令我深感不安、心烦意乱。这些影响和因素本身都是可控的,但当它们一起发起猛攻时,却搅乱了一个家庭的安宁,光明熄灭,黑暗侵入。

2014年4月14日,维多利亚去世那天,正是罕见的月全食发生的前一天。这被称为“血月”。

种种这些导致慌乱、导致内心越来越躁动的事情都同时发生。她在对小维的教育的回忆中,还有对学校的反思。她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非常不愉快。因为在家长会上,每一个老师讲的重点全部都是学业成绩,比如“你的孩子这样下去考不上什么学校”之类的,没有人讲孩子在学校高兴不高兴,心理健康不健康。

小维尤其不愿意上的一门课是艺术课。在这个艺术课上,小维本身喜欢画画,但是老师坚定地说:“你画画拿不到高的成绩,你没有天分,所以画画是不可能让你考上大学的,你应该去拍摄视频作品,拍摄视频作品更容易得到高分。”所以她就强迫小维去做一个视频作业。小维在去世前的这段时间里四处奔波,拍摄了一部叫作《恐高》的摄影作品。

她将摄像机放在了一座公寓楼楼梯间的窗台上,视频内容显示小维出现在屏幕中,手里拿着一张餐巾纸。镜头推近,纸上用红笔写着“恐高”。镜头拉远,小维将餐巾纸团成团,放进手里,将手伸出窗台。她靠在防护矮墙上,吹了一口气。餐巾纸团飞起来,向下飘落。两天后,她从同一个地方跳了下去。

小维的艺术老师一直要求她去拍这部纪录片,只是因为有可能得到一个高分。

三个星期以后,他们必须返回职场。因为他们还要交房租,还要养活自己,所以她跟马尔科姆都得回去工作。在去工作之前,她跟小维说:“再见,亲爱的。”大家知道,对于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来讲,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意味着一种“背叛”。就是女儿死了,我怎么可能正常工作,我正常地工作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她在心中跟小维讲:“小维,对不起。”

(回到工作岗位上以后)我发现悲伤与震惊已经让我的大脑化作一团糨糊,认知能力就像个孩子。第一个星期,我把手放在键盘上时会发抖,盯着某个句子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我打算将它重写或是移动某个段落,可开始动手后却发现自己忘了想要干什么。……有时还会因为止不住眼泪,不得不请假回家。所幸我的上司莉迪亚、保罗和扎基尔十分理解我的处境,总是会同情地点点头,放我离开。

小维在小时候喜欢写日记,从十四岁开始手写日记,大约十六岁时开始在电脑里写日记。现在电脑被警察收走了,所以家里有小维原来的纸质的日记。在这个时候,作者开始反思,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看女儿的日记。之前她的朋友因为看女儿的日记跟女儿吵架,大家就觉得应该尊重孩子的隐私。但是她现在想,如果当年早点偷看了女儿的日记的话,也许能够帮到她。她翻开小维的日记,这里边有她的笔记。

随着成长,她的笔迹……发生了变化。内容也从……“我午饭吃了三明治”这种感人的朴素,变成了最后一条仿佛充斥着尖叫、密到模糊不清的手写笔记:“我想死!我只想死!我没有把话说出口,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停止感觉自己还有这个选项。我只想死,这样的要求过分吗?”紧接着是个十分潦草的短句,除了“请在___×××我”之外无法辨认。

就是小维在日记当中,好几年前就已经表达了自己有一个选择是离开。

学校约他们见面,在见面的时候,负责心理辅导的C老师突然爆发了。这个C老师还没坐下来,就对他们俩说:“我知道你们想把事情怪罪在某个人身上,但那个人不会是我。”就是C老师一直考虑的是自己会被开除,她担心失去自己的工作。另外一个D老师一边跟他们聊天,一边玩手机。她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一边说话还一边玩手机。后来她突然明白,她是在跟某人汇报。就是她一边跟家长谈话,一边跟校长汇报谈话的进展。

我们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些人都是企业的职员。C老师忧心忡忡、百般狡辩,说出的答案似乎都是演练过的。……我们可怜的女儿竟会把内心的焦虑、精神健康和人生都放在一群无法为她提供帮助的人手中。

因为这家学校是一个教育集团,这个教育集团是企业化的运作。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是让这件事赶紧过去,让一切回归正常。虽然作者有过很多想法,比如去大闹一场、撕破脸面,让他们所有人觉得痛苦,但是想想还是作罢了,因为这样做有可能让小维更加“不安”,所以她没有做更过分的事。

最后这个C老师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之前C老师曾经心理辅导过小维四次,但是从来没有提醒过他们小维有心理问题,而且这四次心理辅导中,很多是没有记录的。所以这个学校的心理辅导很不专业,既没有记录,也没有治疗的方案,也没有通知家长。同时,因为这所学校在小维上学的期间被转卖过一次,卖给了现在的这个教育集团,很多之前的学生资料都丢掉了。所以,他们认为学校在这方面肯定是有做得很不足的地方。

有一天,她在家里突然感觉到听见小维的声音在呼唤她,说:“妈妈到窗台上去,妈妈到窗台上去。”就是让她到那个小维纵身一跃而下的地方。

不知怎的,这里的横梁一直在引诱我追随维多利亚跳下去,仿佛在说:“就是这样!跳啊!”但我还是转过身,穿过沉重的大门,来到楼梯间。……就在这时,我找到了它们:那些讯息。维多利亚在灰泥涂料中刻下了几条又细又长的线。

维多利亚在跳楼之前,在那个楼梯间的墙上画了一些线。她能够认出来这些线条,因为那个线条的一头画着爱心,这是维多利亚经常画的爱心。

我更加仔细地凑上前,朝着刮痕的另一边望去,找到了——一颗爱心。我曾在她的学校作业本空白处见过她画的一颗又一颗同样的爱心。爱心下面潦草地刻了几个字:“再见,妈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即便身处那么黑暗的时刻,小维竟然还能记得我。她想过,也一直想要我知道,她爱我。

无论如何,这个讯息让我打消了跟随小维跳下横梁、结束痛苦的念头。我会继续活下去的。

马尔科姆(小维的爸爸)有一天去逛街,去到他和小维经常去的那种卖厨具、百货的商店。他坚称自己看到了小维,他说小维在前面走,那个人肯定是她,只不过追上去以后没有找到。

后来警察还回了所有的东西,就是之前收走的那些电脑、资料。在那里边,他们看到了小维正式的遗书。这封遗书写在四个月以前,是一封详尽的遗书,等同于看到了小维的心声。电脑里还存有她的日记、作文、诗歌,她和玛丽在网上彻夜长谈的记录。原来她们两个人不只是朋友,还是最好的闺蜜。小维喜欢玛丽,也就是说,小维不确定自己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她自己有点恍惚,而她确实也很喜欢玛丽。这封遗书小维写得很长,其中有一段写:

怀疑如同液体涌上你的肺,越涨越高,直到你感觉自己快要溺水身亡。你大口喘息,喉咙却不让你吸气。于是你等待着缺氧带来撕心裂肺、难以承受的剧痛,腐蚀你的大脑额叶。我快要彻底地失去理智了。

小维不仅仅是心理的问题,她在生理上都会产生这样的不适。

她去世前整整三个月:

我知道,凭借这点分数,我是永远无法拥有什么璀璨人生的。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到头来可能真的会突然失控。我以前就曾失控过——那年我十四岁,不明白眼前还有漫漫人生路可以去补救。我的意思是,要是你知道自己即将度过悲惨的一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太多人给孩子灌输“成绩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孩子觉得自己的成绩完全不行的时候,她就认为人生已经确定了,人生没有意思了。

老实说,我不知道返校后该怎么办。我明白仅仅因为高中考试不及格就寻死是荒谬的。可当你在生活中也无疑是个失败者,基本上每天都在后悔当初不该说的话,不该寻求的帮助——这就足以压倒一切,让其他事情看上去都无足轻重。

作者把小维的遗书、日记拿给她的心理咨询师看,希望她的心理咨询师能够给出一些分析。心理咨询师说,小维写得“文采飞扬,文笔流畅”。她听到后还挺安慰的。然后心理咨询师说小维这个状况叫作无情理智,她的死是无情理智的一种结果。太理智了,已经理智到对自己无情了。而且这个心理咨询师看小维和玛丽的聊天记录,发现小维和玛丽在一起的时候,“她扮演的是顾问的角色,能够给出似乎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就是她在指导玛丽,玛丽也有很多痛苦。小维竟然能够安慰别人,但她没法疗愈自己。

她经常困惑于自己到底是双性恋,还是有机会破例的同性恋。她也不敢跟别人表白,所以内心非常压抑。看到这些遗书以后,他们发现小维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隐秘环境中,而且被一些令人不知所措的问题困惑,再加上大量的学业压力。作为家长,他们后来访问学校里的很多同学,就是小维日记里边提到这些同学。他们约见了像安娜这样的同学,去了解她在学校的状况。

小维在十一到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拔毛症。大家知道什么是拔毛症吗?就是自己薅头发,有男生会薅胡子,使劲地拔。拔毛症是一种典型的焦虑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应该知道,在那时候小维在学校里已经面临着特别多的压力了。

而且学校里有一种隐形的霸凌,这种隐形的霸凌来自校方特别重视成绩,所以成绩好的或者家境好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圈子,这些圈子里的学生对其他人会恶语相向、讽刺、挖苦、起外号、孤立别人。虽然没有发展到伤人的状况,但是言语上的虐待和行为上的孤立,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霸凌。这本书也在提醒我们:在学校里,隐性的霸凌给孩子造成压力是很大的,家长们应该重视这件事。

小维有一次在日记里写:“打算告诉C老师的一些话……我想要重新独立;我不断地萌生那个念头;治好我吧,求求你治好我吧,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她真的找C老师咨询过好多次,希望能够获得C老师的帮助。她还在日记里写:“我可能活不过今年了,拿到成绩我就知道了,我要不就会高兴地跳起来,要不就会从这栋公寓的楼顶上跳下去。”

实际上小维的成绩没有那么糟,她有三门功课的通过率都是百分之六七十,也就是我们说的六七十分,然后商业研究课和历史课勉强通过,只有生物课的成绩不太好,只拿到了百分之三十的分数。

我怀疑我们亲爱的女儿也想保护我们不受伤害,她错误地将自己的问题看成父母在忙碌的生活中需要承受的一个“负担”。

小维觉得父母已经很辛苦了,父母是工薪阶层,需要工作,所以她觉得她不应该再成为父母的负担。这些事她都不跟父母说,她甚至觉得自杀是给父母减轻了负担,觉得“这下你们就轻松了”。她没想到这让父母的内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有一个叫艾莉的女生告诉作者:

那些“酷小孩”霸占了用餐区。下楼会让人感觉孤立无援,那里充斥着一种有毒的氛围,我还找过学校的辅导员。她会对老师的行为或学生抱怨两句,却什么也做不了。

学校对这些霸凌行为没有感觉,也没有出手制止。连作者本人都遭受过别的家长的霸凌,她说:“我们没有车,没有豪华公寓,也没有在跨国公司中从事什么成功的国际事业。……有一次,我在某个炎热的下午换了两趟公交车才从公司赶到学校。”大家知道,在新加坡开车很贵,新加坡公路收费是实时变化的,非常贵,只要拥堵它就收拥堵费,所以一般的中产都不开车,都是坐公交。

小维同班同学的母亲把我拉到主走廊旁的家长休息室说:“别告诉我,你是坐公交车来的。我是首席执行官的妻子,我来这里可不是想和你这种人打交道的。”

你想想看学校里的这种氛围。作者说,她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应,实际上她当时就应该回击她。可想而知,这样的家长培养出来的学生会对别人产生多么严重的歧视。所以成绩压力、性取向的压力、社交的压力,种种压力集合在一起,小维没法承受了。

在小维去世一年后,同年级的另外一个男生自杀。一开始,学校还在隐藏这个消息,说他是出了意外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后来这个作者找到了那个男生的妈妈确认,才知道那个男生也是跳楼自杀了。同一个年级里,又一个孩子自杀。

调查之后,她放弃了进一步的维权或者进一步的大闹,她觉得用不着。她和马尔科姆说,不行咱们就收养一个孩子,因为家里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天天面对面地哭。但是他们竟然不符合条件,一个原因是马尔科姆的年纪太大了,六十一岁,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孩子是自杀身亡的,所以社会机构认为他们很有可能不具备照顾孩子的能力,这对他们内心的伤痛来说是雪上加霜。

然后他们俩的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小维曾经说过,如果她死了的话,那他们的教育经费就可以花掉了,就不用为她攒钱了。然后作者和丈夫就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因为留着这些钱没有意义了。而且他们开始喝酒,还要花钱去接受大量的心理治疗。

研究发现,丧子的父母在孩子去世后三年内的死亡率比未丧子父母更高,尤其是那些自杀等非正常原因导致的死亡。……丧子父母的离婚率比未丧子父母更高。

很多失独家庭的夫妻在孩子走了以后就离婚了,因为大家相互埋怨,还包括存有“看到你就会想起孩子”这种想法,这些都会使离婚率变高。但是他们俩不一样,他们在失去小维六个月后,前往新加坡民政局登记结了婚。她为什么选择登记结婚呢?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结婚以后,她的姓就跟小维一样,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仪式。

如果你不曾经历过失去孩子,就不会明白悲伤有多无孔不入。你怎么会理解呢?像我们这样默默承受丧女之痛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如同游荡在人间的鬼魂,害怕被眼泪污染,害怕不可预见,害怕情绪的混乱。我们试着去理解,把伤口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就是自己的保护者,因为悲伤是可耻的。……悲伤可以暂时转移,却无法被治愈。因为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爱的延续。如果你深爱自己的子女,无法停止这份爱,就无法停止悲伤。

这就是失去孩子的痛苦。有很多朋友试图劝她,甚至有些并不怎么熟悉的朋友对她说:“小维已经不在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她已经不在了,你应该向前看。”她觉得这没法理解,因为对方体会不到她的感受,她认为爱是永恒的,她说:

我决定相信小维并没有彻底死去,相信“向前看”并不意味着将她抛弃。我的女儿永远不只是骨灰瓮里的一堆白骨。当她在黎明时分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时,就曾告诉我,她自由了,感觉无比幸福。她现在仍旧可以与我交流。

就是她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小维的世界里。除了酒精、花钱、心理治疗之外,她选择了读书,通过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去重新理解这件事,否则的话,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随着我读了越来越多有关自杀心理的书籍,还与人交流有关精神健康的话题,我开始有了更好的了解。维多利亚也许会坚定地写下“你想自杀不一定就是疯了”,但对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来说,采取如此暴力的方式就属于思维不正常。事后来看,我的女儿无疑受到了严重的困扰,需要药物介入。至于其中的缘由,我只能猜测是青春期引发的化学失衡、遗传的自我毁灭思想倾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缺乏,还有复杂的神经原因或所有因素的综合。

他们家有自杀的历史,小维外公的爸爸就是自杀身亡的,这件事情也给他们家族带来了一些影响。有好多父母特别忌讳让孩子吃药,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父母阻止孩子吃药,说不要吃,咱们打起精神来。但是如果这个病真的严重到有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己的时候,吃药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能够让孩子恢复正常的方法。

“我从来就不知道她有多追求完美。”作者在小维日记里看到一个叫乔迪的女孩。小维看到那个女孩的朋友圈,觉得人家过得真是太好了,简直是完美的生活。因为所有人都会美化自己的朋友圈,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会美化自己的朋友圈,发的都是生活中最精彩的那一幕。而在一个不成熟的孩子看来,他就会觉得人家的生活怎么都这么好。实际上,我想如果小维听过我们讲的那些书的话,她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用羡慕任何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难处,每一个人都在跟生活做着一场艰苦的搏斗。

小维去世后很久我才明白,她撒谎并不是因为存在道德问题。

很多老师都反映小维撒谎,不交作业的时候说她交了,抄的作业说是自己写的,都被老师当场揭穿。甚至作者也发现小维在很多问题上说谎。

心理学家认为,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大脑往往会现场编造一些内容,填补信息空白、创造自己真正想要相信的虚假回忆。这并不是孩子不诚实的表现,而是他们的一种应对机制。他们可能害怕自己做了什么糟糕的决定,或者如果他们自卑,还会在试图交友时通过撒谎来抬高自己。

所以小维的撒谎是一种病,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好多家长把撒谎视为叛逆,把撒谎视作“绝对不能够允许的东西”,无限地上纲上线,这会给这些孩子带来更大的压力。

小维有很明显的注意力缺陷,就是她学习起来是非常吃力的。而且作者后来根据她读的书和对小维的判断,发现小维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闭症。自闭症并不是一个能够看出来的疾病。甚至有的人活了很久,到中年以后才突然发现自己有自闭症,这些情况都是有的。

我利用晚上下班后的时间攻读了有关学习障碍管理的一年期文凭。共有四个模块:学习障碍管理、口语语言发育、儿童心理学与咨询。……她很可能患有自闭症,在感到压力或困惑时会拍打自己的手臂……小维的视觉和听觉很容易受到过度刺激,对气味也十分敏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维坐飞机的时候会吐。小维每次跟作者说,她闻到飞机上那个味道就会吐,就是一旦空乘把飞机餐推出来的时候她就会吐。她不是因为晃动产生的晕机,她是对气味过度敏感产生的晕机,这也是自闭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因为自闭症的人敏感,对周围的声光电、气味都非常敏感。

我们能够看到读书、学习对于作者走出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她理解了这件事,而且不断地梳理自己过往的每一段回忆,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比如,她会怀疑是不是怀孕的时候抑郁导致的。因为有的人在怀孕和生孩子之后,会有产前、产后的抑郁症状。她怀疑:是不是怀孕抑郁导致的?我是不是就不是做家长的料?我们两个人本来就不想生孩子,后来意外怀孕有了孩子,会不会我们没做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没有要二胎?小维曾经跟我们说,你们再要一个孩子,我为什么没有要?产假后,我很快就回到了工作岗位,是不是产假后的缺席,让这个孩子丧失了安全感?……

你会发现一个妈妈会不断去回忆这些事,还包括:我们是否应该回新西兰?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待在新加坡?因为待在新加坡,小维被称作第三文化儿童,她虽然生在新加坡,但她长得不是新加坡人的样子,别人认为她是西方人,但她回到新西兰又没有感觉,所以这种第三文化是不是使得小维格格不入的原因?作者有大量这样的反思。

她在小维的日记当中看到:

我拥有那么多的机会。如果有人是我,一定会很高兴。他们会有自己的房间,在一所不错的学校念书,每天就像生活在天堂里,所以我才会彻底放纵自己。在有人愿意为了过上我的生活放弃一切时,我不该沉迷于那些愚蠢而又毫无价值的问题。还有大好的人生在等待着我,为什么就不能活下去呢?

这个问题也是作者想问的:小维为什么就不能活下去呢?后来她看到一位叫贝林的心理学家写的一本书,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关于自杀,最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会那么做的人其实过着比普通人好得多的生活。在我们许多人看来似乎不算糟糕,或者不至于要结束生命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却是夸张的。因为这些个体对自身的成功有着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他们的幸福被拴在了一颗无以为继的星球上。

如果你真的生活在底层,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一分一毫地赚钱养家、喂饱自己,你反而没有时间去体验精神的痛苦。像小维这样衣食无忧,生活在一个那么美好的国际学校的人,她会追问意义,她会追问价值,她会追问人际关系,导致最终走入一个窄胡同,走不出来,所以自杀了。

作者除了上班之外,还去做了英语教育的志愿者,她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女孩英语,她们都是七到十一岁的女孩。她在教这些小孩子英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体会到跟孩子之间的交流,另外她能够了解到,学习障碍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有很多孩子是真的学不进去,包括小维那时候总是系不上鞋带,当她的注意力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她是没法把鞋带系好的,她总是散着鞋带就去上学了,这是典型的注意力缺陷障碍的表现。所以通过不断学习,作者重新认识了是什么导致了小维的这个事件发生的。

之后保险公司也给了他们赔偿。在小维去世三年以后,终于把那个房子修好给他们了,他们直接就把那个房子拍卖了。她说:

就像保险公司成功地降低了对房子的损失控制,学校也成功地控制了维多利亚的死亡造成的负面影响——招生名额满员,新楼拔地而起。我开车经过,看到学生们穿着她也曾穿过的制服,跑来跑去,生龙活虎。

这种感觉非常难以描述,就是别人的生活还在继续,而她的孩子已经不能够再参与其中了。在某一个周五早上,她又去了小维赴死的地方。她在日记里边看到,在小维去世前一个半月的某个星期五,小维也提到过她选的这个地方。

(小维日记里说:)我离开家,走路去了另一座四层楼的公寓。我坐了一个小时,麻木地默默哭泣。我知道妈妈很快就要回家了,于是我起身穿过停车场,走到了外面的台阶。感受到微风的那一刻,一切又回来了。我毫不在乎这种绝望,在石阶裂缝的阴影中坐下,抬头仰望着天空。

回忆起那篇日记,我感到莫大的悲哀。想想那个星期五,下班回家的我可能正在期盼着周末的到来,心情愉悦、唠唠叨叨。小维却在忍受一切,无法对我开口。”

她的女儿在那儿想着自己要死,而她觉得是一个阖家欢的周末。女儿是很难对妈妈张口求助的。

“小维去世三年后,我在日记中记下过一百多次看到翠鸟的经历。”西方人在亲人去世以后有很多种迷信的说法,比如当你看到白色羽毛飘零的时候,这是亲人在跟你打招呼,或者你看到一只翠鸟飞过来,这是亲人在和你打招呼。

“自从小维去世以来,心情低落的我在散步途中看到一只翠鸟,有时是两只的频率就高得惊人。”她经常会看到翠鸟。“我的精神振奋了起来,仿佛那对翱翔的闪亮蓝色翅膀就代表了维多利亚的神韵,令人安心。”她把翠鸟视作小维的精神。

赴死前十五天,她在笔记本电脑里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

是我任自己被胆小怯懦吞噬,怎么也无法摆脱。

我即将做的是一个人对爱你之人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离开这个世界。可怕的是,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她接着解释道,这是在帮我们——她的父母——一个忙。因为她是我们的负担——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

作者在三年之后开始写作,开始写下这些故事,她觉得写下这些故事是一种很好的疗愈。

这自然会让我对自己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进行反思。我想到的是,能够写出她的故事,写出我和马尔科姆的故事,这是维多利亚给我的礼物。悲伤可以是一座监狱。通过让我书写她的故事,维多利亚冒着成为公众人物的风险,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扇走出悲伤、迈进世界、帮助他人的大门,也帮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身份。我愿意随波逐流,去往内心深处那个对世界更加清醒、充满各种神秘与可能性的地方。

她把女儿最后留下来的这个机会视作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些失独家庭能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就是要慢慢地学会去理解这件事,同时帮助他人,把你的经验、你的教训告诉别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你能够感受到意义。因为人们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一件事发生了,但是它没有意义。

小维去世五年之后,她有时候回到小维跳楼的那个地方,还经常会看到一个叫作玛丽塔的菲佣在那儿祭奠小维,给小维放上一束鲜花。

事后,我在和玛丽塔聊天时得知,维多利亚小时候经常和玛丽塔去她后来去世的地方,坐在那里把从附近花盒里摘来的花绑成小捆。玛丽塔说,那时小维五六岁,总是有说有笑。两人会把各种颜色的花放在花槽的台子上,假装互相买卖。也许这是小维选择在这个地方结束生命的另一个线索——这里是个安全的地方,一个曾经带给她欢乐的地方。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这里是她童年开始的地方,所以她选择不要离开,或者至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离开?在有关欢笑的记忆、黄色的大丽花和亮橙色的非洲菊中,小小的她就在那里,身边环绕着香灰莉树和椰子树,耳边是翠鸟的尖叫声。

我是在4月14日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准备了这期讲稿。那一天正好是小维去世十周年,这就是缘分。当天,她的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纪念小维的文字,其中还谈到了这本书,感谢了这本书的出版方——光尘出版方。这本书冥冥之中跟我们产生了更深的连接。

希望大家能够读一读这些忧伤的文字,它不仅让我们流泪,也能带来很多启发,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去关注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小孩子,他们确实很需要帮助,但是却无法张口求助。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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