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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哲学–樊登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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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咱们讲过《王阳明大传》,没有讲过瘾,为什么呢?那里边全是故事,等于我们用那本书把王阳明整个人生的经历介绍了一遍。

但是很多书友也反映,没有好好地讲王阳明的哲学含义。后来我就去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叫作《王阳明哲学》。

这本书的作者是蔡仁厚先生,蔡仁厚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们师徒都是研究王阳明的高手。这本书里边,我才算真的明白了王阳明。

之前对王阳明有很多误解,我一直以为王阳明其实是佛老的一种变体,就是他参禅悟道,他所说的很多东西跟佛教真的很像。

比如他说,人人心中自有一个仲尼在,就好像佛祖说的,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他天泉证道的时候说,一个是给利根器的人准备的,一个是给普通人准备的,这就很像禅宗所讲的渐宗和顿宗的区别。所以我总觉得王阳明是学佛学的时间长了以后,把它包装成了一个新的样子,没有看出他和禅宗的根本区别。

但是在这本书里边我才明白,最核心的王阳明的确不是佛教,王阳明是非常正宗的儒家。那根本是什么呢?在于薄厚的不同。

要想了解王阳明,必须得对《大学》《中庸》非常熟悉。在《大学》里边有一句话,叫“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个薄厚的关系。王阳明的一个学生曾经问过他,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同体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同体。

就是我们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去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身边其他的人,这种叫作同体。但是为什么讲同体的时候,《大学》里边要讲一个薄厚呢?把这个东西搞明白,你就了解了儒家和佛家最根本的分界线。

王阳明说,最重要的就是爱得有等差。这是一个天理,就是天理当中就注定了是有差别的。你对你的父亲就要比对其它的老人要好一点,你对其它的人就要比对其它的动物要好一点,你对动物呢,就要比对植物可能要好一点,你对自己人就比对敌人要好一点,这个东西是天理。

所以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乱了。所以儒家特别讲究的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有厚薄才会有秩序,有了这个秩序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个社会能够结构在一起。但是佛家所倡导的是无分别,不但人和人无分别,人和动物也无分别。

无分别心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真的心无挂碍,特别轻松。但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很难在这么一个明明有着等级、明明有着秩序的社会上去生活、去生存的。所以你看,很多修佛的人都出家,出家就是我不在这个社会上待着。

但是要在这个社会上去维持这么一个秩序,维持这么一套游戏规则,儒家的东西可能会更管用一点。薄厚和同体之间还有一个界限。那你说我什么都讲薄厚,好啦,我对我比对我爸爸更好。

王阳明说,这就过分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吾身和亲亲之间,就是我和我的亲人之间再去分薄厚,便是不仁。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庸之道很难把握?一方面要有薄厚,但是一方面要有同体。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孟子批评杨朱和墨子那一段。大家都听我讲过:“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咱们仔细地分析一下,杨朱自私,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是一个纯粹为我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是只知薄厚之分,不知同体之意,他只知道薄厚是个道理,但他不知道同体同样非常重要。而到了墨子这边呢?他只知道同体之意,但是不去管薄厚之理。

所以这两个人一个偏重于薄厚,一个偏重于同体,就变成了两个极端,这就不是中庸之道。所以当你能够把中庸之道搞明白,你才能够真的明白王阳明为什么说“天理本来自在”,就是这个东西就在那儿。

“良知自在人心”,而这个良知自在人心其实就是天理所在。这次我们不讲王阳明的故事,你们如果想了解故事的话,参看《王阳明大传》。我们就直接讲他的理论。

王阳明的学术发展分成前三变和后三变。什么叫前三变?就是大概18岁到37岁这中间,有三次质的变化。第一次,18岁的时候,当他拜访过娄谅以后,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

这时候他首先是泛滥于词章,然后研究格物致知的道理,每天格竹子,格到自己头疼,格不出任何东西来。这是向外使力的第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出入佛老,就是他喜欢跟道士、跟和尚待在一块儿。

甚至有一段时间,王阳明都已经修炼到据说是开了神通了,他在洞中打坐,他会告诉童子,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你去接他们一下,这种事都有。但是王阳明后来觉得这些事没意思,尤其是他在寺庙里面呆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思念自己的父亲和祖母,因为他的母亲去世得很早,他特别思念自己的父亲和祖母。

他就觉得不对,他说我这个境界修炼得不够,我怎么练了这么久我还是放不下呢?还是思念我的祖母,这怎么回事?后来王阳明突然觉得,假如我连这个念头就断掉的话,假如我连祖母和父亲都可以不思念的话,这个就坏了人伦大体。

所以有一次,他在寺庙里边看到一个和尚在那儿念经,然后王阳明过去就棒喝了一声说,你口巴巴地念个什么?然后那和尚吓一跳,他给他当头棒喝。后来那个王阳明就问那个和尚,你的母亲还在不在?和尚说,母亲还在。想不想你的母亲?和尚说,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在想,要哭。

哭还不回去?然后那个和尚赶紧走了,就被他骂得回家去了。所以当王阳明出入了佛老这一段以后,他对佛老的理论其实掌握得是非常多的,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慧根的人。

但是他会觉得,不能够把这点东西都断掉,就是薄厚不能够一点都没有。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37岁龙场悟道的时候。龙场悟道是他被大太监刘瑾迫害,然后发配到了贵州龙场,自己在那个地方帮助周围的人教学啊什么的。然后每天晚上一个人坐那儿慢慢地想,就很像佛祖坐在菩提树下不断证悟的过程。

那一刻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叫作“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就是圣人之道在我的本性当中就已经足够了,就有了。

你看这话像不像佛祖悟道的那一刻?“噫哉,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然后佛祖接着说,“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是被遮蔽了。而王阳明接着说,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以前老在竹子里边格,老在外头的东西上面格,错了,这事不对。你看一下王阳明的理论,你会发现,他是真正接续了孟子血脉的人。

孔子传到孟子,对吧?然后陆象山,王阳明,这是一路人。为什么呢?陆象山讲过“六经皆我注脚”,这话听起来好狂啊,说六经皆是给我做注脚的。不是一句狂话,这句话是一句老实话。为什么叫老实话呢?就是“千言万语,本心人体多方印证而已。”就是六经说了那么多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本心人体的一个多方的印证。

不信你看啊,孔子说的人就是这个心体,对吧?到了孟子这儿变成性善,到了《大学》《中庸》里边是诚,是忠和,是慎独,还有明明德,这些东西都是心的本体的一些不同的说法。然后用《诗经》来教的话呢,叫作温柔敦厚,用《易经》来教的话,叫作穷神知化,然后用《礼记》来教,叫作礼义大学,然后亲亲尊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脱离我们的主体,就是心。

因此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这话是一句证悟了以后的老实话。这是王学的前三变,从词章到佛老,然后到龙场悟道。这三变是性质的变化,就是每一次都调整了一个巨大的方向。

然后接下来从37岁以后,就是37岁到45岁这一段时间,他在不断地“默坐澄心”,这是后三变的第一段。后三变的第一段是什么呢?首先是默坐澄心,就是每天静静地打坐。为什么?王阳明从贵州回到了内陆以后,身体很糟糕,所以他为了调养身体,每天静坐。

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你要能够分辨真我和假我。什么是真我?真我是本心、真体。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少一些私意。什么叫私意啊?我喜欢拿演讲举例子,就是有人问我说,樊老师,为什么我上台演讲总是紧张?我说上台演讲紧张就是私意泛滥。就是你心中充满着对于自己的关心,你心中充满着我讲的好不好,别人会怎么看我?当你私意泛滥的时候,你不是凭借着本有应该的表现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想歪了,脑子里面在想的是跟此刻本该具足的实体无关的东西,你会发现你根本心不在焉。这就是私意泛滥。

甚至一个王阳明的学生,孩子生病了,然后就非常焦虑,很痛苦,坐卧不宁。然后这时候王阳明就告诉他说,孩子生病了,父母觉得很难过,这是人之常情,这个符合天理,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痛苦过分了,这就是私意在了。就是当你已经痛苦到六神无主的时候,说明你的私意太多。

在那个阶段,大概就是三十多岁,三十八九岁一直到四十岁、四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王阳明所倡导的是静坐澄心,然后让自己慢慢地去首先分辨哪个是真我,哪个是假我。这个阶段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初学者在学正念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说,我在不在正念当中?观察自己,做自己的观察者。所以这是后三变的第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发生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这个时候王阳明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他要去干活的,他要去平匪乱。王阳明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致良知。

什么叫致良知?就是当他经过了前面那么多的修炼以后,他时时刻刻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的时候,致良知就是把它一贯下去。致就是推致和扩充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把良知放在时时刻刻的每一件事当中去处理,也就是一行禅师最后能够做到时时都处在正念当中的那个时候。

你看,我又把佛家的东西跟王阳明扯在一起,说真的,逻辑结构上非常像,但是那个根是不一样的。致良知的里边呢,第一个阶段是主客体不再分裂,就是王阳明这时候提出“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你看,比刚才那个默坐澄心要高一级了。

默不假坐,就是如果我希望自己安静,我不需要坐,我走路也能安静,我跟别人说话也能安静,我的心时刻都是在静中的。然后心不待澄,就是我的心不需要坐在那儿才能够慢慢地沉淀,我的心永远都是定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是良知?《中庸》里面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就是“中”和“和”。那么未发、已发没有先后之分,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个未发和已发之间已经没有先后之分了。然后“未发之中,发而中节之和”,这就是良知。

这话太难懂了。“未发之中”,用我的俗话讲,就是能够特别容易地找到合适的那个点。就好像打太极拳,我跟一个太极高手曾经聊过,就是打太极拳两个人推来推去,推手推什么呢?他们在找点,就是推的过程当中找对方身上的那个支点到底在哪儿。

无论你的身体多么复杂,你总有一个力是你的那个核心的点,找着那个合适的点,轻轻一敲,这个人就飞出去。这就是找点的过程。因此“未发之中”就是,我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那一刻,其实我是知道那个中在哪的。

只要一发就中节,“发而皆中节”,一出手就合适,这就是中庸之道。而这个东西就是良知,你能够找到这种符合天理的东西,天理即良知,这就是良知。良知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对和错之分,甚至有人提出良知可能没有对错之分,这是另外一派的观点。

有人说,做贼的人也有良知吗?王阳明说,做贼的人当然有良知。为什么?你不信,你当面骂他是贼,他也生气啊。你骂他是贼,他也生气,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心中知道做贼是不对的,只是他自己遮蔽了,因为我现在要钱,我先要过好日子,所以我去做贼。

他用欲望、用习气遮蔽住了自己本有的这个良知之后,就会做出各种各样出格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人,作为一个想要接续圣人之道的人,你是需要不断地去探索“发而皆中节”的那个中和的点的。

而那个中和的点就是良知,就是道,就是天理。这是致良知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三个就是知与行合二为一。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关系,现在大家搞清楚了。就是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什么叫知行合一呢?就是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省察,便是知。

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一个事,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能够做到。然后你要想真的把一件事做好,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你必须得真知。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法从中间画一条线,说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那有人说,孙中山先生不是说知难行易吗?知难行易,你看,这不就是分开了吗?在这本书中还专门提到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的知是文件之知,就是知识,就是我们知道不知道的这个知。而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知是德性之知,这两个知是不同的。

比如说孔夫子进太庙,“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也是《传习录》里边的一段对话。然后大家就说,圣人不是都知道吗?圣人应该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子入太庙,每事问”呢?然后旁边的人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也”,说鄹人的这个孩子,就是孔夫子,这个人谁说他知礼啊?“入太庙,每事问”,什么事都问。

然后孔子说“是礼也”,我“每事问”这件事就是礼呀。这个话有很多种解释。有人给孔子脸上贴金,他就会说,孔子其实是知道的,但是他虽然知道,他依然要问,这个代表着对别人的尊重。我觉得这个把孔子的脑子想得太复杂了,孔子不是那样的人,就是孔子很有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在王阳明看来,孔夫子不知道如何祭祀的那些礼仪,这很正常不过。

但是圣人要知道的事是什么?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要问清楚,你不知道,你就虚心去求教,这个就是天理。所以所谓的“圣人无所不知”,是圣人对于天理没有障碍。所以“孔夫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件事情的知就是德性之知,而在太庙里边问的那些事叫作文件之知,这就是区别。

所以知行合一的这个概念提出之后,代表着王阳明在致良知的这一部分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是他后三变的第二变。那么后三变的第三变是在五十岁以后,就是叫圆熟化境。什么叫圆熟化境?就有点像孔夫子讲的,七十以后,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孔夫子活到七十岁以后,他已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已经不会破坏规则。

一切都在“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那里边。所以王阳明自己说,居越以后,什么是居越?越就是他们老家。就是王阳明在平叛了什么宁王之乱之后,身体也不好,就说回家呆着,然后刚好也是丁忧,就回家了。在家里边呆着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应该是王阳明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然后被学生、朋友们围绕着,在一起整天讨论关于学习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王阳明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就是我所用的这些工具越用越熟悉,然后我所收获的东西越来越化,大而化之,之谓圣,这时候已经接近于圣人气象。

所以到他最后,就是王阳明临死之前,他去征讨那个叛贼的时候,几乎没有打一仗。就是每到一个地儿,一看这情况,写一封信,叛贼立刻就归顺,就是人到了这种境界。像之前跟宁王还要打仗,或者是平其他地方的战乱的时候还需要杀人,但是到他后期的时候,几乎就已经不需要用这种暴力手段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他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在这里边有一段很有趣的冯友兰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不同,我跟大家讲一讲。

圆熟化境里边,冯友兰先生认为良知是一种假设,而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以及牟宗三、熊十力,这些人认为,不习不律的良知并不是习气中的直觉本能,而是随时当下的真实呈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边以良知为假设,熊十力先生曾经当面斥之,说良知是个真实呈现,怎能说是假设?但是冯氏始终不悟。功夫到了纯熟之境,良知涌现做主,所以时时知是知非,私意剥尽,了无执着,所以又时时无是无非。

随时随地都知道对与错,但随时随地对与错都没有那么重要。这就是王阳明到最后融入化境的那个状态,一直保持到最后去世。然后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王阳明一生当中他的学问的变化。后三变当中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就是龙场悟道以后,这个人是在同质的情况之下不断发展。而之前的三变是探索的过程,一直探索到龙场悟道,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脉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王阳明的一些基本概念。首先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道,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所用以运转的那个根本性的东西。所以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边讲,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就是你做任何事你都能够知道这事是该做还是不该做,而这个东西在你的良知呈现的那一刻判断是最准确的。当你的良知遮蔽的时候,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有很多人会把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或者说只要你的记心记恶,你的心是什么感觉,你就去做就好了,把它变成一种庸俗化的解释,变成说,那我现在就想要这个东西,那我就要好了,他反倒以为这个叫作洒脱。

不是,那是一种遮蔽的状态。所以“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事兄,便是悌;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就是你只要秉持着良知去对待你的家里的老人,那就一定是孝,你秉持着良知去对待你的兄弟,那就是悌,秉持着你的良知去对待你的老板,这就是忠。所以外在的种种表现的核心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那个一到底是什么?在王阳明这儿,把它总结为就是良知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所探索的就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一到底是什么。

在孟子那可能就变成了义,或者是孟子把它变成性善。因为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东西谁教了呢?有一个小孩朝井里边爬,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你看到了就要把他拉一把。没有人说拉这个小孩给你多少钱,但你忍不住要去拉一把,这个哪来的呢?天性,这就是天性。

所以天理并不是外在的抽象之旅,而是内在的本心之真诚恻怛。由此,真诚恻怛之本心昭明地、自然地朗现出来,便是天理。

所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凌绝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致良知,致良知的核心就在这。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推论出来,孟子内圣之学的嫡亲就是陆象山和王阳明,而王阳明又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发明了一整套心学的体系。

然后第二个字就是致。怎么样能够把它贯通下来呢?致的第一步是警觉,就是我们首先得学会对自己的习气有所警觉。我们讲过的《次第花开》、《透过佛法看世界》里边都说过,给我们带来最大困难的就是惯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惯性不断地作战,这个惯性就是不醒觉的状态。因此中国古人有一个说法叫“逆觉”,逆水行舟的逆,逆觉就是警觉。还有孟子说的“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什么叫求放心?你的心都跑到美国去了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要把那颗心找回来。这就是醒觉的过程。有了第一步醒觉之后,然后接下来你要依赖的就是良知本身的力量。你要知道,你体内的良知一旦被调动起来以后,良知本身的力量涌现,这时候外在的涵养,还有包括一些居静、格物、穷理的这些功夫,都只是助缘而已。所以朱熹所强调的格物,然后所强调的这些居静,然后每天要静坐,每天养气,这些东西都只是助缘,是外在的东西,不可以本末倒置。

就是王阳明在之前一直向外求的时候,他发现根本找不到,但是一旦你在内心当中去依靠良知的力量,去知道良知能够去判断这件事情,“所操益熟”的时候,这时候你发现它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力量,把你带入到一个正确的循环当中。这是致的意思,就是贯通。

首先是觉醒,然后是依靠。接下来是知行合一的概念。

这里边要介绍一个人,《传习录》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个人,叫徐爱。徐爱有点像孔子的颜回,这个人是王阳明手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弟子,也很聪明,而且他跟颜回最像的是,他也早早地就去世了。然后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婿,就是他妹妹的丈夫。徐爱有一次就问王阳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代表着我们很多人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关于知行合一这件事。

因为王阳明给大家强调知行合一,徐爱就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你看,我们每个人说起来都知道对于父亲应该孝顺,对于哥哥,你应该兄友弟恭,但是做不到,这个孝悌就做不到,这不就是知和行是分开的两样吗?然后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就是当你知道对父亲要好,但你不去做的时候,你并不是真知,你并不真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对父亲好,你心中的那个良知并没有被点燃。就好像我经常举例子说抽烟这件事,明知道抽烟不对,但为什么还是要抽?我知道抽烟不对,那为什么要抽?只是未曾真知。如果你哪天真的知道了抽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很有可能就会愿意放下它。

“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就是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如果你真的把良知本体调动出来的话,你喜欢一个东西,讨厌一个东西,就好像非常分明的好看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放在一块儿一样,你立刻就能够分辨哪个是你想要的,哪个是你不想要的。

所以王阳明说:“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始。知善知恶是知,好善恶恶是行。”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几句话。“知是行之始”,你得首先真知,然后你才能够真行。

然后“行是知之成”,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知道呢?怎么检验你有没有知道?直到做完的那一刻,你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知道。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然后“知善知恶是知,好善勿恶是行”,你只知道好坏,你不去做,那就没有做到知行合一。这是王阳明王学里边最基本的三个概念,良知、致还有知行合一。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功夫指点的一些意义,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名师特别的重要。王阳明经常在《传习录》里边,基本上就是他和他的学生不断地聊天,然后指点的一个过程。你知道,王阳明的这个东西有两个危险的地方。

第一个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这个人把自己的习气当做是良知,那就糟了。就是他会以为这是从我的心来的,我是按照这个心来做的,那有什么不对呢?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讲的,为什么不能够做自己呢?你就说出来好啦。你觉得自己过得非常洒脱,但实际上你伤害了很多其他的人,你的那个感觉并不是遵从良知而来,而是一种欲望。良知被情识所替代,就会使这个人活得特别的自私、庸俗、放荡。

然后第二种危险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太过高妙,他觉得这一切事物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的心看待这个东西的方法,所以他有可能会走出世一路,然后逐渐走入玄学,变成虚玄而荡。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特别难以把握的,因此功夫指点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王阳明经常强调说,我这个东西啊,是有一点真骨血在。什么叫有一点真骨血在?就是我是得了孔孟的精髓的,我要把孔孟这点精髓好好地保护着。但是这一点真骨血,也就是我们说的明觉与天地合一的这种东西,既有明觉又有天理,然后既知道薄厚又知道同体,你看,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中庸,能够找到这个准确的点,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学生问王阳明,说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但是我们现在又讲克己复礼为仁。那么一个人到底是应该克己呢,还是应该为己?你看,这话怎么整?就是你到底是应该克服自己的私欲,还是为自己去学习?这两个不是矛盾吗?然后王阳明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就是你要搞清楚克己克的是哪个己。

己有两个,一个是躯壳之己,一个是真己。躯壳之己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就是你的五色摄入的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是克己,你克的是你的躯壳之己,把你的欲望逐渐减少,控制着自己的贪欲,控制着自己的习气。为己是为什么呢?是为你自己的心性之己,为你的真己,知良知、知天理的那个真己。

这个学生说,我就是遵从良知啊,为什么呢?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我要为了他们好,眼睛它就是好色,嘴巴就是好吃,耳朵就喜欢听个曲子,所以我就得满足它,这难道不是为己吗?王阳明说,那叫为己吗?你不知道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这一段是王阳明引用的《道德经》里的话。

他说,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真的为你好,这是害你,所以这时候对于这个肉体之己你需要学会克它。克己复礼为仁克的是肉体躯壳之己,然后为己是每日精进的那个自己的内心。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名师的功夫指点呢,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甚至还沾沾自喜,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还包括很多人喜欢迷恋静坐,静坐和光景,就是在静坐当中坐得觉得好棒,然后还看到很多幻象,觉得好像有光,有接引,有什么东西。当你执迷于这个东西的时候,王阳明告诉我们,这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你一天到晚一味地求静,只是没有出息。

这个同样的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梁启超跟他的孩子梁思永,梁思永给他写信,好像说我现在在国外呆着,一天到晚都特别没事干,周围的环境特别好,很舒适,人真是一点学习的动力都没有了,提不起精神来。然后梁启超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这是没骨气的话啊。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要学习的话,绝对不是只有发奋以忘忧才能够学习。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之下,你依然能够认真地学习。绝对不要去贪恋外在的环境,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影响改变自己内心的志向。所以有没有静坐,有没有见到光影,对于一个人来讲都不重要。

王阳明晚年根本不做这个事,所以到王阳明晚年的时候,他连静坐这种事他都认为不需要,因为时时刻刻都能够在良知之中。那么最后我们还要讲一下,王阳明给世人留下来的四句教。这四句教是什么呢?就王阳明到了晚年,应该都是五十五岁以后了吧,五十六岁左右的时候,王阳明认为,他的学问要想传递给更多的人,应该遵循一个这样的次第。

什么次第呢?第一句叫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我们的心的本体是没有善恶之分的。然后有善有恶意之动,就是当你有了善恶的区分,你知道凡事都有一个对错、有一个是非在的时候,你的意开始发动,叫意之动。然后知善知恶是良知,你能够分辨它,这个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就这四句,王阳明始终强调说把这四句话记牢。这就是修为的一个方向,再重复一遍,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然后五十六岁那年,王阳明准备离家去人生最后一次远征,去广西平叛之前,他的两个学生,一个叫钱德洪,一个叫王汝中,这两个人在一块儿论证,说起王阳明说这四句教。

王汝中就说,我觉得不对呀,我觉得不光这个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连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他觉得心、意、良知这些东西都是无善无恶的,为什么要用一个善恶来区分这个东西呢?钱德洪就认为,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我们得次第修行。但是这个王汝中就觉得不对。后来他们俩就去找王阳明论说这个事。一说王阳明就乐了,说正想找你们俩说这个事,你们俩说得特别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段很精彩,就叫作天泉证道。就是他们相约在天泉桥这个地方讨论关于四句教的问题。把他们的原话讲一下。德洪曰,此意如何?就是把那四句教念完以后说,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这都是禅宗的用语,这个恐怕不是一个究竟的说法吧。

为什么呢?若说心体无善无恶,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恶亦是无善无恶的恶,若说意有善恶,那么心体就有善恶在。你看,听出来问题了吗?就是王汝中的说法更接近佛教的说法,王汝中的说法就好像禅宗里面有那公案,一个人学好了这个功夫要下山,问老师说,老师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吗?老师说,莫为善。

这学生说,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吗?老师说,善且不为,何况为恶?没有善恶,善都不为,哪儿来的作恶的事?少作孽就对了。所以王汝中所说的东西更接近于禅宗的境界。然后德洪接着讲,他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

若缘无善恶功夫,亦不肖说也。就是如果都没有善恶的话,那还修什么呢?那为什么还要炼呢?于是他们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来找王阳明。这时候王阳明说:“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皆人原有此二种:立根之人,只从本源上悟入。”这就说的是龙溪,也就是王汝中。“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原是个未发之中,立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

”这说的是谁啊?六祖慧能啊。六祖慧能就属于这种人,就是一句话突然明白了。这种人叫利根器的人,但这种人太少。“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力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渐宗和顿宗就是一个是为慧能准备的,一个是为神秀准备的。神秀叫“日日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就是次第功夫,你要不断地修炼,因为真正上等根器的人是不多的。而慧能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为他是利根器。但问题是,你如果把这个利根器的东西散播到全社会,说你们都学这个吧,有几个人能学会呢?而且搞不好会有很多人学偏,学歪了,变成狂禅,出问题。

所以你没发现禅宗往下传,禅师就越来越少吗?因为它难度很大。因此王阳明一再强调说:“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所以他最后还在另外一本书里边曾经有不同的记载,他说:“汝中需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意,无学更无遗念矣。

”他希望把钱德洪和王汝中这两个人的学习方法结合起来,让那个喜欢参透本体的人也要下一点工夫,然后让这个喜欢下功夫的人呢,也要努力去参透一点本体,把禅宗的渐宗和顿宗结合起来使用。“中人以上皆可接引”,就这个人只要资质差不多,我都可以教他学得好。

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四句教以及天泉证道的这段公案。为什么他之前让我有那么多的误解,让我觉得他就是禅宗?你看,很像,如果没有之前讲的那个薄厚所在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那个证悟的感受和慧能所证悟的那个证悟的感受可能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这里边,儒家始终留着一个薄厚在。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个社会就垮塌了,这个社会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因为没有远近之分了。而佛教所倡导的那个东西是都是一体,只有同体,没有薄厚。

最后,我们再来讲讲王阳明的世功哲学。他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人,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薄厚在,所以他也杀贼。为什么杀贼呢?贼薄民厚,为了保护人民,我会杀贼。

但实际上王阳明爱不爱那些贼人呢?也是爱的。这其中有一段,是他把一个贼首,大概有几百人诱惑到兵营边来了。王阳明没有直接杀他们,而是暗中观察,还给他们送了官服,让他们穿上官服在他身边做官。

然后经常观察,这几个人到底能不能救?一直到最后,观察到过年的时候,那几个人慢慢地显示出那种马上就要叛乱的苗头,王阳明觉得特别难过,这些人真是救不了,最后把贼人杀了。杀的那时候王阳明痛哭失声,然后一病不起,得了很大的病。因为他真的不愿意乱杀人,他每次去打仗的时候都是要先写信劝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知道,你们造反也是有苦衷。

然后朝廷现在知道了,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然后能够回来的就早点回来,不要被奸人所害,等等。所以王阳明打仗的时候,他写的文章是非常重要的,经常能够打动那些做贼的人。在王阳明后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大学问》,这个“大学问”你要怎么念呢?不是“大——学问”,而是“大学——问”,是研究《大学》的。“大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他是有着民胞物与的这种情怀的,他认为应该爱天地万物,近人就是明明德,“欲明其明德,必先亲民,然后及于物。”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什么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把这个明德贯穿下去,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致良知,让它一贯下去而已。因此王阳明立下特别多的世功,原因就是他不会脱离老百姓去过自己的生活,他不会为了自己过一个美好的生活去修炼,然后让天下整个乱下去,没有人管,不会,他是一个努力做事的人。

因此为什么把他称作是完人?就是这个人既在修炼学养上有很大的功夫,又立下了不二的世功,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从人格的角度来看呢?王阳明所处的那个时代——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倒退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其实官员都已经不用跪着说话,然后在明朝的时候,恢复了跪着说话的习制。

然后宋朝杀人很少,但是明朝杀人很多,而且有廷杖,王阳明就曾经被打过四十大板,打得差点命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明朝是相当阴暗的。而欧洲在那个时候产生了文艺复兴。在那个阶段里边,整个明朝的士大夫习气是非常糟糕的。就是大家都在研究词章,研究唐诗宋词,然后尽量不谈政治,尽量让自己能够把训诂之学学得更好,然后能够考个状元,考个探花什么的。

所以王阳明对这个特别看不惯,他是有着大丈夫气概的人,因此王阳明斥责这些。他痛斥当时训诂记诵词章名利之恶习,与士大夫之奸私无耻,而思已经成恻怛之人的觉醒,而改变它。

在政治上,他为平民立言而反抗专制。这些都表示他讲学的时代意义,也有着文化的意识与客观意识,王学之风行天下,也正是表示人心之不死与文化心灵之活跃。所以在后来,王阳明的学问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在民间更是有很多的人开始学他,出现了特别多的学派。当然,也有学偏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质疑王阳明的致良知的说法或者知行合一的说法,其实是把人带偏了。因为它真的是为中上的根器的人准备的,就是如果你根器不足够的话,学这个是很有可能学不到位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叫大丈夫气概。第二个特点就是,王阳明算是圣贤中的狂者。为什么说是狂者呢?孔夫子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是如果一个人达不到圣人的境界,能够做到狂狷之徒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王阳明自己谦虚,说我就是一个狂者,他努力地不断进取。

四十五岁的时候,王阳明受命去平叛南赣、汀漳这些地方的贼乱。然后走之前,他的一个叫王思舆的朋友对别人说,阳明此行,必立世功,说这次去王阳明肯定能够立大功。然后别人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吾触之不动矣。什么叫触之不动?触之不动就是孔夫子的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不惑于外物,不再为外物所动摇,坚定了,这就是四十不惑,也就是孟子说的四十不动心。

而王阳明那个时候正好是四十三岁,所以人能将厉害荣辱、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一切都是直道而行,事事都会义之与比,便自然能够触之不动。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很难做到触之不动,就是一点点小的变化,我们立刻在情绪上就反映出来,而且反弹得还挺强烈。

这时候你发现,你根本没法按照你的直道而行,根本没法做一个狂者。做一个儒学求学的路上的狂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王阳明是一个有坚定毅力的、喜欢进取的狂者。然后第三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王阳明的敬畏与洒落,他能够把敬畏和洒落这两件事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只是潇洒,没有任何的敬畏,你看,魏晋名士就是这样,阮籍、嵇康,竹林七贤这些人就是什么东西在我眼中都无所谓。包括西方的犬儒主义,这个皇帝挡住了他的阳光,说让开,挡住我的阳光了。这种人是很潇洒,但是他缺乏一些敬畏。而如果一个人只是敬畏,一味地拘谨,他就少了一些洒落。

你要说,曾国藩跟王阳明之间差在哪儿呢?当然,咱们后人也是乱评论,我也不认识两个人,我觉得就是差在了一些潇洒之上。所以王阳明认为敬畏是什么?敬畏不是见到皇帝就害怕,不是那么简单。敬畏是不要欺瞒你的良知,这便是敬畏,一个人能够做到不要欺瞒良知,便是敬畏。

然后,稳当快乐便是洒落,什么叫稳当快乐?孔夫子所做的叫“曲肱而枕之,不亦乐乎”,这就是稳当快乐。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个乐就是稳当快乐。孔夫子“于是哭则不歌”,所以他除过参加葬礼之外,剩下的时间都是快快乐乐、洒洒落落的,高兴。

所以当你心中有着对于良知的敬畏的时候,你反倒更容易做到真正的洒落。这两个之间不矛盾,绝对不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这种庸俗的说法是没法给你带来真正的洒落的。花天酒地不代表着内心的喜悦,你没看到很多人在花天酒地之下满面的愁容吗?钱钟书先生说过一段话,我特别喜欢。

他说,你喝了一杯茶,觉得很好,然后你晾了几件衣服,你觉得很好,你出去散了一圈步,你觉得内心很好。不是那杯茶好,不是那个衣服好,也不是出去走一圈散步好,而是你心中无挂碍。你心中无挂碍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好。那么怎么才能够做到心中无挂碍呢?凭良知而行。

所以当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迫于压力,刘瑾那边不断地派人要杀他,他压力很大,整天想着生死参不透,万一死得多难受这种感觉。所以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洒落。然后他突然明白,只要我遵循良知,力行就够了,人生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所以到他最后那一刻躺在小船上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非常坦荡地说出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没什么话好说的。

这一次,我是把王阳明所涉及到的所有概念,前三变,后三变,致良知,知行合一,还包括四句教,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引用原文比较多,因为蔡仁厚先生写得的确是非常好,这本书的特点跟我们讲过的《梁漱溟先生讲孔孟》有点像,颜色都很像,然后薄薄的,都是很少有人会去看的书,我在旧书堆里面找到的,然后非常喜欢。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买来仔细地看一看。没那么容易,因为他用了半古文的这种方式在写,确实挺难的,我希望我讲的大家能够听懂。那么在最后,我们用王阳明先生的一句诗来作为今天的结尾:“个个心中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只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仲尼在。“自将闻见苦遮迷”,就是我们外在的东西把它遮住,遮蔽住了我们心中的良知,也就是遮蔽住了我们心中的天理和人性。然后,“而今只与真头面”,告诉你,真实的东西在哪呢?别找了。

“只是良知更莫疑”,只要你在良知这件事上始终下功夫,你的人生就无坚不摧,就能够过得非常敬畏与洒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听《王阳明哲学》,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每年读50本书,用阅读来改变中国。

来自 樊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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