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80年。这是大宋元丰三年，大辽大康六年。这一年正月初一，大宋朝东京汁梁的老百姓还都在家里热热闹闹地过年。开封城的南门叫南熏门，这里面就走出了四个人，谁？苏轼，苏轼的大儿子苏迈，还有两个押送他们的差人。
去哪儿啊？去黄州。对，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大过年的居然要出门。对，上一讲我们讲的是乌台诗案，这苏轼坐了130多天的大牢，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要去赴任了。或者我们说得更直白一点，哪里是什么官员赴任？你看后面还有两个押送的差人，对，是要赶赴被看押软禁的地方——黄州。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苏轼是上一年的年底，这12月末才被放出来，这才几天，至于大年初一就要着急上路吗？年都不让在家过。是的，这是当时的规矩。朝廷对你的贬谪命令一下，你马上就要上路，不能耽搁，以免节外生枝。所以这一行人是从大年初一开始走，从开封走到了陈州，不远，就是在今天的河南周口，短暂地住了几天。为啥？因为苏轼在这里要等一个人，谁？他的弟弟苏辙。因为乌台诗案，这苏辙其实也被连累了，也被贬了官。这是匆忙赶来和哥哥见上一面。
好，正月十一兄弟俩相见，正月十四兄弟俩再次分别。你都能想得到，这一别山高水长，何时再见，甚至能不能再见，谁都不知道。但是临别的时候，苏轼还是写了这么几句诗送给自己的兄弟，我念给你听：“但余无所还，永与夫子游。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就是我没什么可牵挂的，聚散无常，但是我在精神上和你永远在一起。这一别呢，你我也不过就是隔了一条大江而已，一个东一个西，没什么了不起的。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你听听这句诗，那个旷达的，凡事都能想得开的，什么处境下都能开心得起来的，号称叫“不可救药的乐观派”的那个苏东坡，马上就要破茧而出了。
好了，我们也一样，跟苏辙一样，就在这儿，就在陈州，挥挥手和苏轼告别，祝他多多保重。等到了后年，就是公元1082年，等苏轼在黄州写出那篇千古名文《赤壁赋》之后，当然还有那篇“大江东去”的词之后，我们再专程去黄州去看望这位苏轼。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年，这是大宋元丰三年。到了这一年年中的时候，朝堂上还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官制改革。因为这次改革发生在宋神宗的元丰年间，所以史称叫“元丰改制”。说实话，隔了这将近1000年，我们想透彻地看清楚这场元丰改制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改的，效果如何，各个人的心态怎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啥？别说古时候的事，就是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家小公司内部搞的组织调整，只要你站在外面看，你不是当事人，其实都很难搞清楚它到底为什么改，改了之后又达成了多少效果。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场组织变革，都会有各色人等把各种上得了台面的、上不了台面的意图带进来。这里面有的人要效率，有的人要权力，有的人要提拔特定的人，他不能指名提拔嘛，通过改规则让那个特定的人冒出来。那当然反过来，就有的人要通过改规则来排挤特定的人。有的人要审时度势吧，有的人还计算得失呢，有的人在暗度陈仓，有的人在浑水摸鱼，有的人就把改革当作赌局，有的人把改革视为机会，有的人就把它视为灾难，有的人力图保存旧局面，有的人就暗中筹谋下一步。所以很多组织变革都是这样，就不管开局的时候多么势在必行，多么大义凛然，你会发现改着改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掺杂进来，然后就是各种妥协，最后定局了一看，往往还是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就拿这次元丰改制来说，这神宗皇帝手里举的旗帜是很高的，按照儒家理想我们要复古，往上追溯到周朝设立官制的初衷，至少我们要恢复到唐朝的官制。你看，冠冕堂皇吧？确实这次改革表面上，也确实恢复了很多唐朝的制度，比如说三省六部制。但问题在于，什么恢复什么不恢复，那是有讲究的，那是有选择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唐朝就没有枢密院，枢密院是宋朝从五代的时候继承下来的一种制度，专管军事的这么一个机构。好，那你元丰改制，你不是要恢复唐朝制度吗？你会不会把枢密院给裁掉呢？让兵权重归兵部呢？就是三省六部之一的那个兵部呢？当时确实也有人这么提，但神宗皇帝当时的说法是，那怎么行？我们老赵家祖宗就定了的，兵权要单拿出来，不能归行政部门管，互相之间还是要制约的嘛。所以你看，改革的原则虽然是要复古，但是复哪个古呢？那就要看现实的需要。文官的官制我们听唐朝人的话，但是军事管理制度，那就只能听我们老赵家祖宗的话了。
所以这次元丰改制，刚开始的目的可能有很多重，比如说裁撤冗官、加强皇权、增强行政效率、减轻财政负担等等，心思很多。但是等改完了一看，其他的效果其实都很存疑，真正做到的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官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混乱了。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宋代的官制它到底有多混乱，重点是它为什么这么乱，更重要的是，这种乱它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呢？
宋代的官制有多乱？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一个官员好像只应该对应一个头衔，否则平时怎么称呼你呢，对吧？他是李尚书，你是张御史，我是王县令什么的，这好像一一对应比较清楚。但是请注意，在宋代不是这样，一个官员的头上，至少同时会顶着三种头衔。我拿个老熟人来说事吧，包拯，包青天。嘉祐二年的时候，这位包拯的工牌上，如果他有工牌的话，当时会写着三个头衔，叫刑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包拯。好，问题来了，这包拯他到底是干嘛的？他平时在哪办公？他那张小小的办公桌，到底是放在刑部呢，还是龙图阁呢，还是在开封府？这是不是有点乱？
其实这三个头衔对应的是宋代官制中的三个名分，一个是官，一个是职，一个是差遣。有点乱，我简单解释一下。首先是这个官，比如说包拯在这个时候，他的官就是刑部郎中。这本来应该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不好意思，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个本职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你是户部尚书，按说你应该管国家的财政，不，你想多了，财政在宋代那是三司的事，你户部管不着。你是刑部尚书，按说你应该管司法，对吧？不不，麻烦你了，朝廷在司法上是另行设了什么大理寺、审刑院，这刑部没什么活可以干。没错，宋代的六部，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的职权，已经被其他另设的机构给掏空了。那你说这个官，比如说包拯的这个刑部郎中还有用吗？有用，你的工资待遇是按照这个级别、这个岗位领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官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职级，比如体制内你是部长、是处长还是科长，或者是互联网公司的P5、P6、M3、M4，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叫官。
好，我们再来看头衔的第二个词，这叫职，职位的职。包拯这个时候的职是什么？叫龙图阁直学士。后来我们说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包龙图这个称号就是打这儿来的。职是什么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荣誉称号，相当于今天一个人，他可能是大学校长，这是他本职工作，但是他同时有一个职，叫中科院院士，或者省政府顾问之类的。这职往往代表着皇帝对你个人的器重，以及你个人在文人圈里面的地位。所以一般来说，这种荣誉称号主要是什么馆阁殿学士名，比如说包拯这个龙图阁直学士，或者什么资政殿大学士等等，这叫职。
好，包拯头衔上还有第三个词，这叫权知开封府。这个就重要了，因为这叫差遣，这才是包拯的实际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开封市的市长，首都的市长。朝廷是真把你派到这个岗位上干活。但是你看，这前面有很有意思的两个字，一个叫“权”，一个叫“知”。“权”你琢磨那个文意，它就是姑且、暂时，权宜之计、权且这样，是这么个“权”字。听出来了吧，浓浓的临时感，就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先这么着吧。还有后面那个字“知”，就是你本职工作其实不在这，但是暂时也没有别的人管着，这开封府的事你就过问一下，你就知道这么一下就行。你听，还是那种浓浓的临时感。但是你别上当，官名上虽然写的叫权知开封府，你不能当真的，这个差遣就是朝廷对你的真实任用，你在这个职位上你得负责。
好，我们简单连起来看一下，官还是说的包拯，官是刑部郎中，这个只代表你的级别和工资水平。职，龙图阁直学士，这只是个荣誉称号，证明你是皇帝身边的，是受信任的，是有学问的那么一个人。而差遣，权知开封府，这才是你包拯真正要干的活。
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疑惑，就为啥要搞得这么乱呢？明明有个官职，偏偏又不让他干这个活，明明他干这个活，又非说他是临时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么混乱的官制呢？其实咱不说古代，你就切换到今天的现实场景里，我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懂。比如说你现在在一家公司，你的正式职务是产品研发部门的副总吧。好，现在公司需要一个人去东南亚开拓市场，全公司挑来挑去就看中了你。但是跟你谈话的时候，你提出我有顾虑，我这好不容易才在公司总部熬到了产品研发部的副总，让我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东南亚，万一那个地方我要干砸了怎么办呢？公司的人力总监或者是CEO就开始做你思想工作，说没事，你现在这个什么产品研发部的副总给你保留着，你在那边干砸了，干砸了没事，你随时再调回来呗。而且为了让你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还给你加一个叫公司首席产品专家的头衔，具体工作你就专门负责东南亚开拓新业务。你这么一听还行，对吧？合适，有安全保障。你说行，答应了。
好，CEO就开抽屉，掏出来一份给你新印的名片。你看这第一行上就写着公司产品研发部副总，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官吗？你也不在这工作，这就代表个级别，代表你在公司体系里面那个地位，靠这个级别给你发工资。那第二行呢，就写着叫公司首席产品专家，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职，代表你的学术水平和公司领导对你个人的水平认可。更重要的是第三行，小字写着叫东南亚市场负责人，这才是刚才讲的差遣，派你出个差，派遣你到这个职务上临时去干。干得好大功一件，将来提拔；干不好随时回来嘛。有了这张名片，你不就高高兴兴去东南亚上任了吗？所以你看今天的公司都能这么处理人事调动问题，古人也一样。我这么一说，对吧？官、职、差遣这三种头衔分离的事，是不是感觉也就不奇怪了？
好，说到这你就能体会到，朝廷设计一套官制，它不是做一套军棋，每个棋子上写着军长、师长、团长就行了。在真实的行政过程中，是有大量的棘手问题要处理的，需要留下充足的动态调整空间，所以各种临时性的安排非常宝贵。对，临时性比正式性要宝贵。这种临时性有多重要？我说一个常见的情况，领导看中了你，让你去担任某个职务，但是你毕竟很年轻，你到了这个职位上是不是胜任呢？周边的合作者是不是接受你呢？这领导心里其实也不是特别托底，对吧？那怎么办？有一个临时性的试用期，把你临时调到这个职位上干干看，合适了就转正，不合适就再说，反正是临时的，大家都不丢面子。
所以你去看中国古代的官制，里面有大量的代表临时性任用官员的名词，一大堆词其实都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护、典、监督、检校、试、摄、判、知、提举、提领、提点、点检、勾当、管勾等等等等，都是这一个意思，就是你临时干干，这里面有的是隔壁官员暂时兼着，有的是上级官员暂时代管，有的是低级别的官员暂时充任等等，目的都是试试看、等等看，让子弹飞一会儿，等确认合适了再正式任命。
说一个我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你来品一品。我当时是在一个挺大的单位，很年轻，资历浅，但是领导觉得小罗的业务能力还可以，所以有一次他就调我去一个部门主持改革。我当时的难题是资历浅，小年轻的不能服众。这种关头你就看领导的水平了，领导当时是同时任命了两个人，先任命了一个资历够的老同志到那个部门任正职，再把我调过去任副职。但是与此同时，又把那个任正职的老同志给调开，去负责一个临时性的项目。好，我是以副职身份一个小年轻的在家主持日常工作。所以你看这个格局就很有意思。首先对我来说，我一这么年轻的人我被提拔了，去主持这么重要一个部门，那我肯定是要摩拳擦掌，要干一番事业的。而且领导那个话里话外也在暗示，如果我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干得好，那位正职的老同事其实就不回来了，我就地转正。所以对我来说就有了奋斗的目标。
那其次呢，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我真有自己搞不定的事，就是因为我资历声望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也可以把那位正职的老同志搬回来镇镇场，毕竟他才是正职，我是副的嘛。再次，那个老同志正职他平时不在，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搞业务改革呀，发挥我的业务长项，我不受干扰。你发现没有，在这一套安排下，我们两个人，就是那个老同志和我，都处于临时性的状态。但是你觉得这是乱吗？不仅不乱，你站在领导的角度想想，这是在这种局面下的最好安排，给每个人都保留了可能性，也给整个组织带来了弹性。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那是非常早熟的，所有的执政者都特别会搞这一套。不管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比如说武则天那样的，还是穷途末路的执政者，比如唐代后期的那些皇帝，他们都会利用这种叫临时性的安排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我们简单说一说，我们先说武则天。武则天要当皇帝可难了，你想她可是同时在挑战两个传统，把姓李的要换成姓武的，把男的要换成女的来当皇帝，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对武则天来说，她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得获得一大批新生力量的支持。所以武则天往长安城一看，长安不行，这是关陇贵族的旧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肯定不是我的基本盘。得，我走。所以武则天马上就把都城迁到了东边的洛阳。到了洛阳武则天说，得嘞，这都是我们的天下了，什么寒门不寒门，什么阶级什么地位，不管那一套，只要支持我，来都弄个什么师长旅长的当一当。只要你有才能，我才不管你是不是世家大族出身。你说你没有才能？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才能呢？管你是谁，先弄个位置，试着干了再说。你没有人举荐是不是？没关系，我当皇帝的，我亲自来面试。对，后来科举中的殿试，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这就是武则天发明的，她就是为了提拔那些底层的知识分子。你殿试也没有门路没关系，你自己举荐自己。官员没有正式的员额了，那还不好办？发明一些临时性的官职嘛，没有员额就叫员外，不算正式的。还有一些称呼，什么检校、敕摄、判知，意思都一样，都是皇帝临时让你去管一点这个事。这种员外官甚至一拨就能提拔2000多个人，这就是武则天的手笔。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不是乱来吗？这么乱提拔人，国家受得了吗？没啥受不了的，只要财政能发得出工资就行。虽然贪官污吏也多起来了，那武则天是谁？杀起人来不眨眼的。网上不有一个段子吗？说武则天跟英国的那个血腥玛丽女王，两个人见面，玛丽说杀了300多个人，武则天说挺好，那明天呢？血腥玛丽一辈子杀了300多个人，对武则天来说，一天可能就杀这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些人才，你比如说后来的姚崇、宋璟、张柬之，这些后来盛唐时候的名臣，就是被武则天这样从底层提拔起来的。
那更更重要的是呢，原来的什么关陇贵族、门阀士族，他们对于权力的垄断，就这么被武则天的一通王八拳给打破了、打乱了呀。所以你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要在官制上动手脚，从来都不怕乱，因为一通大乱之后，才有新人的机会，才能乱出一个新局面。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了乱世，甚至是那种穷途末路的执政者，他也是要靠各种临时性的安排来解决当下的危机。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这是美国学者写的，他叫唐斯，写的《官僚制内幕》。这里面就说得好，古今中外都一样，官僚制一旦遇到困境，比如效率低、机构臃肿，用的办法都是同一个，叫新建一个机构，而不是去改革那个老机构。你看这书里面说得好嘛，这新机构有什么好处？它拥有足够的专家和足够的资源，它可以独立于日常运作的命令链条，它被豁免了几乎所有现存的控制、管制以及程序，并且可以自由地创造它自己的控制、管制与程序。最后它具有充分的优先权来使用资源，资源配置无需直接与正规部门中其他的资源使用者来竞争。原来的规矩我不去破你，我干一新的，这效率就起来了。
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历史，你比如说唐代的安史之乱之后，朝廷的执政能力是剧烈下降的。所以唐代中后期的官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有了各种各样临时性的机构，甚至都不是一个机构了，就是一个人身上给你派一个差事，你去替我把这事给办了，我给你一个名称叫什么“使”，就是这种制度。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在公元1056年那一期，就专门讲了枢密使这个职务它是怎么来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对，唐代的中后期，这个“使”乱到什么程度？有学者专门统计过，史料上明文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使”，大概有350多种。皇帝要办大事也是派个“使”，比如说讨伐叛军，这是大事吧？对，任命一个招讨使。皇帝要办小事，也是任命一个“使”，比如说宫里面冬天这木炭今年怎么采买，采买多少，什么价格，也是任命一个“使”，叫木炭使。这不是我在瞎举例子，杨贵妃那个堂兄，著名的奸臣宰相杨国忠，就干过这个木炭使。所以小说里面说，为了杨贵妃吃荔枝，专门任命一个荔枝使，这在唐朝是完全可能的。皇帝想要做什么，你想他与其去行文到哪个正规的国家部门，让他们去办，还要照顾到各种各样的规矩，还要忍受各种效率低下，不如直接任命一个人把事办了。这个人没有固定的品级，没有编制的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且就这事边界很明确，所以效率很高的。
好，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从唐朝到了现在的大宋朝，它形成了如此奇怪的官制，就是朝廷正经部门的正式职位什么也不用干，只跟官员的级别和待遇有关，而各种差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使”那个“使”，反而成了官员们的真正职务。就这个原因，不管是要搞深层变革，还是要解燃眉之急，绕过正式制度，另建一个临时制度，或者临时的一个官职，都是成本很低，见效最快的好办法。当然这背后的代价你也明白，那个代价就是让整个官僚系统发生增，不确定性越积累越多。中国古代的官制从唐朝到宋朝这一段，大概400多年间，越来越多的那种临时性的安排层层叠叠地积累起来，最后可不就是成了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情况吗？朝廷正式设立的官职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干了，反而是临时性的差遣，变成了官员的真正职务。
好了，乱到我们现在这一年，这种情况把我们现在这位天子宋神宗看得是好生焦躁，大喝一声：“房间太乱了，我必须要收拾一下，让所有的东西都归位，我必须要发起一次什么呀？”我们今天讲的元丰改制。好了，问题来了，宋神宗发起的这次大刀阔斧的元丰改制，他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官制混乱的问题吗？
公元1080年，我们讲的是元丰改制。那这场官制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治理脏乱差，就是让官员的头衔和他真正干的活能够对起来，能够名实相符。说白了就是对中央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差遣，各种临时机构，来一次大清理，通通整合，整合进三省六部那个框架里。这个框架是唐代定的，让官员回到正式机构去上班。简单说一说，你就知道这次改革的力度。比如说，朝廷原来管理人事工作的部门是哪一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吏部。是从唐朝后期到宋朝，一直衍生出了一大堆的新机构，什么东西审官院、三班院等等，把吏部给架空了。神宗皇帝说那怎么行？该撤撤，该并并，把人事权给我还给吏部。这就是改革。
那原来朝廷管理财政的部门是哪呢？是户部。是后来才衍生出什么三司等等，现在都撤销，财务工作还给户部。原来刑部负责司法，后来才衍生出什么审刑院等等，现在撤销，把职权还给刑部等等等等吧。总之，经过这次元丰改制，原来唐朝官制当中那些词，什么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都或多或少地恢复了实际功能。这个时候一个官员头上顶着那个头衔，也就没有原来那么复杂了，那么文不对题了。
好，听到这儿，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收拾房间的人，看见这么一个改革成果，心里会暗道一声舒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归其位，整整齐齐，这多好。但是咱得说，如果你去看后来中国官僚制度的演化，你会发现这宋神宗这一次收拾屋子，挺好，但是没那么管用。渐渐地，各种各样临时性的安排，还是会慢慢地冒头的，这房间还是会越来越乱。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元丰改制废掉了一个官职，我们在此前的《文明之旅》节目里经常提到的一个官职叫参知政事，副宰相。你一听这个名就知道，它起初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就是你不是宰相，但是你还是去参与一下国家大事，所以叫参知政事嘛。元丰改制就把这个临时性的职务给废掉了。但是怎么样呢？到了南宋这个职务又被设立了。
你再往后看历史，明朝的大学士、清朝的军机大臣，还有地方上的巡抚总督，本质上都是形形色色的权宜之计的产物。都是皇帝为了解决临时性的某个难题，绕过正式制度发明的临时性差遣。这种事后来又屡次发生，这也符合我们的感受，对吧？古代的官员，一直到清朝的官员，在正式场合亮出来的头衔，往往都长得吓人。元丰改制并没有让官员的头衔能够缩小。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朝末年的曾国藩。曾国藩要是死了，他要是办葬礼，那请问他写出来的那个完整头衔应该是什么？我念一下，他叫：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太子太保、谥文正曾公。你看这一大串，里面有散官、有赠官、有荣衔、有本官、有加衔、有实职、有爵位、有虚衔、有谥号等等等等。这还不算曾国藩这辈子挣的那些恩赏，什么赏穿黄马褂、什么赏紫禁城骑马，这些都不算。曾国藩要办个葬礼，在葬礼上这要都写在牌子上，能摆出去半条街。
所以这是中国古代官制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就是头衔大乱炖。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都是官制混乱的产物吗？搞这么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前面那一段我们是从现实政治运作的角度来解释了这个事。现在我们再来换个角度，我们就从头衔这个事本身，它的用处，我们再来做个解释。
我先说个题外话，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个文化，人类都会给自己发明那种很长很长的头衔。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022年刚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你别觉得她的头衔就是英国女王这四个字，她的正式头衔全写下来是这样的，我念给你听：蒙上帝洪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其他领土和属地的女王、英联邦元首、基督教的保护者伊丽莎白二世、爱丁堡公爵夫人、梅里奥内斯女伯爵、格林尼治女男爵、兰开斯特公爵、马恩岛领主、诺曼底公爵、最尊贵的巴斯勋位骑士团领主。后面的我不念了，太长了，光是各种勋章、骑士团的领主的头衔，还有十几个。
这么长的头衔，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我这么一念，就这种西式的长头衔和咱们中国古代，就是我刚才给你念的曾国藩的那种官员的长头衔，好像有点不一样。对，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你看这种西式的长头衔，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对财产权的宣示。就像伊丽莎白二世，我既是英国女王，但我同时还是原来就是红白玫瑰战争期间那个兰开斯特公国的那个财产的私人领主，这是我另外一个身份。我同时还是马恩岛的领主，等等等等。这一大长串都是财产名单，每一个头衔都是我的一份财产，而且是有一份算一份，是不重叠的。
打个比方吧，就像是你今天要是中国的一大富豪，如果按照西式头衔那个习惯，你是可以这么称呼自己的，比如说北京万柳书院小区业主、上海陆家嘴汤臣一品几栋几号主人、杭州西湖湖景别墅物业持有人某某某。你要是不怕人笑话，你这名片上就可以这么印，这叫西式头衔。
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头衔就不是这么回事，它不是财产权。对，首先你要是皇帝，你没有必要在头衔中说明自己的财产，对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都是你的，你还需要再说我是紫禁城业主、天坛管理员、颐和园园长，你有必要这么说吗？多此一举，对吧？普通的大臣呢，你连骨头都是皇帝的，没见古代大臣退休都叫乞骨吗？把我这把老骨头还给我吧。那请问你作为一个大臣，你有什么不可剥夺的财产吗？你还写在头衔上，你写给谁看，对吧？
好，那中国古代官员那么长的头衔，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有人说，那些都是虚的虚文假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放心，不会的。古人搞的很多花样，我们现代人不容易看得懂，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用，而是因为古人有用的那些场景，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它消失了。我们一眼看过去，无法理解那些场景和用处而已。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代军队里的军衔。按说你作为一个军官，你都是营长或者团长，你有职务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搞个什么上校、少校、中尉这样的军衔系统呢？是的，如果只是日常带兵，那确实有一个正式职务就够用了。但是如果要考虑到战场上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个军衔的作用就很大。我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两个营协同作战，一个营的营长是少校，另外一个营的营长是中校。那好，在没有上级明确指令的情况下，那就按军衔的等级来，中校营长自动拥有指挥权，对吧？你想这也合理，少校营长一般来说都是刚刚晋升的，他资历就是浅，他就是没有中校营长资格老经验丰富，所以听中校没错。
再比如说，两支我方的军队在同一个路口遇上，都要过路口，那请问路权归谁，谁先过？不用争，在没有明确上级指令的情况下，现场谁军衔最高，听那个军官的，他让谁先过就谁先过。这只是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了，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军队内部的情况也是千变万化。军衔在这些场景下发挥的作用就太大了。
好，我们还是回到古代的官制。一个官员那么一长串的头衔，他本质上就是在应对一个个不同的场景。什么场景？你想一个古代的官员，他看起来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网络节点。他和其他网络上的其他节点之间的关系都是不一样的。那一长串的头衔，每一个词其实都是在处理他在不同的关系维度里，和其他节点之间的那个相对位置和关系。请注意，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
我在这儿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说到的熙宁七年，就王安石在罢相之前，请问他的正式头衔是什么？我给你念一下，叫：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这是第一个词。接着光禄大夫。接着行尚书礼部侍郎。接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一百户。食实封八百户王安石。把王安石这三个字搁一边，剩下一共还有58个字。你别嫌烦，我简单给你说一下，这58个字都啥意思。
首先你看，这叫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这叫功臣号。这个实衔的对话对象不是现在活着的人，是千秋万代的历史。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官未必当得有多大，身份也未必有多显贵，但是这个功臣号可以定位你的历史地位，以及现在这个朝廷对你的政治认可。所以这是一个政治身份。
再来下一个词叫“光禄大夫”，这个头衔叫散官。这个头衔的对话对象就不是我的上级、我的下级、我的左边、我的右边，不是。是指朝廷里的所有官员群体，我要拿这个头衔来跟他们对话。你想会有这样的场景的，就是一大堆各个部门的官员凑在一起，比如上早朝的时候，这位大人和那位大人他也不是一个部门的，那谁比谁的地位高？这横向就不好比。对，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散官的阶级高。每个散官阶级对应的那个特权和礼遇都不一样。比如说穿衣服，最高的那个文官散官叫“开府仪同三司”，那最低的叫“将仕郎”。从最高到最低，一共是29个阶级。不同的级别，不好意思，能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最显眼的当然就是衣服的颜色了，高级的官员穿的是紫色，再往下是红色，再往下是绿色、青色，这么往下排。那如果同样都是穿紫色的呢？再细分，紫色的袍子，但是你能戴玉带，我这就不行，我的地位就比你低。那同样都是戴玉带的，再细分，你能佩戴一种叫金鱼袋，我不能。这样在大朝会上，那么多大人们在一起，我一眼看过去，先看衣服色，再看腰上有没有玉带，再看有没有金鱼袋，我就知道某个人的地位高低。这叫散官。
好，我们接下来看王安石的第三个头衔：行尚书礼部侍郎。这看起来像个官职的名称，对吧？但是我们前面讲了，在宋代的初年，这只是意味着官阶，这叫本官。它只是个阶级的代称。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迷糊，前面你讲到那个散官就是光禄大夫，这不也是个官阶吗？这个行尚书礼部侍郎，这不也是个官阶吗？你弄两个官阶有啥区别呢？区别很大。简单说前面讲的散官，它代表的是面子，而现在这个“行尚书礼部侍郎”这个本官，它代表的是里子。散官代表的阶级更多和什么朝会上怎么站、平时怎么穿、死了该怎么办葬礼，和这些礼仪性的事相关。而现在讲的这个本官，更多是你现在该拿多少钱、什么情况下能晋升等等实际利益相关。所以这两个阶级也是不一样。
我们再往下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不用说了，这就是宰相在这个阶段的称号，是王安石这个时候的差遣，或者说是实际职务，是真要干活的，是要真负责的。整个这58个字里面这个词最核心。好，再接下来“监修国史”，就是要替国家编写史书。这看起来是个活，确实是，但其实也是一个荣誉性的头衔，就是兼职的那个职。那这个头衔，他的对话对象是谁呢？就是大宋朝所有的文人群体。对，我们大家不只是官员，大家还是科举进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也得分个三六九等，那就要看在那些清贵的舞文弄墨的场所，比如朝廷设的各种馆阁殿，在这些场所里面的地位。大家在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兼职，那王安石这个“监修国史”的职，那是第一等的，是宰相专用的。你要是仔细听我前面讲的包公包拯的那个职叫什么？龙图阁直学士，也是这个序列里的。不过包拯的那个职地位要低很多。
好，再接下来看，“上柱国”这叫勋，那“太原郡开国公”这叫爵。你看这两个又不一样，看起来都是荣誉头衔，但是勋和爵这两个头衔，你要是往前追溯有微妙区别。我这么简单地说，不严谨但是简单地说，爵代表的是功，而勋代表的是劳。我们平常经常说功劳，但其实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功是你有突破性的贡献，比如你打下一座城池，杀了对方多少军人，这叫功。劳不用，劳本质上就是苦劳。所以如果你没有突破性的贡献，那没有说得出明确的理由，一般你不能封爵，因为爵是赏功的。但是如果你够了年头，你也没有犯什么错误，那这个勋还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上升的。勋就是这个“上柱国”，而这个“太原郡开国公”这是爵。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法，勋和爵这两个头衔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之后，到了宋代的这个阶段，实际意义其实已经非常模糊。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两个词：食邑三千一百户，食实封八百户。什么意思？这是待遇。就朝廷名义上给你的，是3100户人家的收入，做你全年的薪俸，或者说你的特别津贴。但是3100户太多了，朝廷没有那么多钱，对吧？实封800户，给800户意思意思得了，就这样。
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中国古代官员头上顶着那么长的头衔，其实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都是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对不同的对话对象，它有不同的用处。你想两个场景，对吧？一个官员自己待着的时候，晚上做美梦就在想，我这个方向上能不能长一长，散官阶级是不是熬够年头了，能够往上升？我这次立的功劳，朝廷能不能给我涨一涨爵位？我是不是苦劳也够了，我的勋位也该上一上了？那皇帝赏赐他也在想，这个地方给他拖一拖，那个地方给他加一加。所以一个官员自己待着的时候，他面对很多条绳索，这上面都有自己的登天之阶。这是一个情景，自己待着。
但很多官员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么长的头衔当然也有用。比如说早朝的时候，那么多大人排在一起，怎么排序，谁站前谁站后？这个大人这方面比我强，我得在他后面，你到我后头去，对吧？是这么长的头衔名目，本质上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人有奔头，第二集体有次序。而整个官僚体系，因为个人有奔头，集体有次序，整体就拥有了一个宝贵的特质，什么呀？有弹性。
我举个例子，就拿宋代的官阶来说，朝廷要考核每个官员的表现，但是你懂的，所有的大规模的普遍性的那种考核，最后往往都沦为走过场。你只要没有大的过失，三年一升迁这是稳的，你放心肯定给你升。但是那你说走过场，这不不严肃吗？没关系，朝廷不在乎给你这个确定性，你就三年一升，就这么慢慢往上走。而对你真实表现的评价，上级到底是欣赏还是不欣赏你，是体现为派给你的差遣，也就是具体的职位。你看这两个系统是分开的，一个完全可以走过场，一个代表领导对你的真实态度。所以你看，一个平庸但是资历够的官员，他就说不出什么意见了，朝廷确实没有重用你，但是你不也在按部就班地升官吗？你有啥委屈的，对吧？
再换个场景，某个官员他犯了错误，必须要给个处分要背锅，但上级知道这个人还是挺能干的，这个岗位也离不开他，那就可以给他降一降官阶，但是差遣，就实际职务实际上不变。这就既严肃了纪律，又保证了政务的正常运行。等等这样的场景多了去了，各有妙用。
听到这儿，我估计你心里会嘀咕一句话，是你讲得有道理，但是中国古人搞出这么一长串啰里八嗦的头衔，他还是太过分了呀。现代社会里的政府企业也有官僚系统，一个官员虽然有几个身份几个头衔，也就够了，也就可以正常运作了。那中国古人搞出那么一长串头衔，真的有必要吗？你如果问出这个问题，就说到要害了。是的，这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最最根本的区别。
今天我们是借着元丰改制，讲中国古代的官制和头衔。这门知识其实非常渊深，我们今天只讲了其中一些非常皮毛的部分。如果你有兴趣深入了解，你可以去看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老师的这本书，叫《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这本书我自己读下来，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就中国古代王朝的本质是什么。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中国古代王朝它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功能组织，而且它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
我们这一代人是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默认社会上看见的大部分组织都是功能性组织，对吧？就是要干活的，你干活就是要讲效率的嘛。怎么讲效率呢？好办呀，两个办法：第一是科层制，第二是绩效管理就够了。所谓科层，竖的一条一条叫“科”，那横的这一级一级叫层。这么切分完了之后，谁能干谁功劳大就提拔谁，这就讲绩效。所以想要优化科层组织，那无非就是调整一下科层的结构分法，或者是激励方案就行了，它就蹭蹭往前干活。所以现代官僚组织反而好管理。
但是阎步克老师说了，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不一样。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叫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这个词把偌大的朝廷说得跟个江湖帮会一样，但是你琢磨这个词，它可能确实接近事情的本质。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确立了之后，它虽然摧毁了封建贵族，但是古代社会就是身份社会，这个本质是没有变的。什么叫身份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是靠身份，也就是靠对于某个团体的归属感来活着的。我是这个部落的，是靠这个归属感活着的，我个人不算什么，那个集体才重要，这叫身份社会。
那好，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他摧毁了所有的贵族，但是他也是要争取这个社会上各种精英的合作的。你没有贵族身份了怎么办？皇帝得给你发明一个的。没有贵族那就得有门阀，没有门阀那就得有勋贵，没有勋贵就得有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让这些人互相认同，认同之后两个效果就出来了：第一对外有排斥有尊严感，我们科举出身你们算什么，对吧？对外有排斥有尊严感，对内就得有阶级有视链。这就重新打造了一个身份组织，这才能把这些精英捆绑在皇帝自己的战车上，合起伙来统治这个社会。
你看懂了古代社会的这个底层逻辑，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官制会给一个官员发明那么长的头衔。说白了中国古代的官制它要处理的不是一个功能组织那些要处理的事，它要处理的主要是人。事可以简单分类，可以根据目标来简单进行排序，但是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无比复杂了，可以无限细分的。你看你要是皇帝你也会这么分，文和武要分开吧，内宫和外朝要分开吧，资历要分功劳要分吧，等等等等无穷无尽没完没了。那最后堆积起来的一个巨大繁琐的官阶和头衔体系，说到这儿你明白了，这不是什么繁文缛节，这是身份社会的必然结果。
说完了这么多，我自己是长舒了一口气，好庆幸我只是在做节目，我不是真的穿越回了中国的古代。因为在现代社会，我们这些人才有机会说，我我是凭自己的本事活着的，我根据自己的本来意愿和他人签订契约平等合作，我是用那个合作的成果最后来分一些奖赏自我，或者向社会贡献价值。只有现代人有资格这么活，你摆脱了身份，你通过契约来连接社会。这不就是法学大家梅因在《古代法》这本书里的名言吗？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就是要顺着时光的线索，一年一年我们跟着走，看看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文明进程，它到底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好，我们下一年到公元1081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四年。
我手里的这本书是《文明》节目出的第一本书。好消息来了，《文明》节目出的第二本书《文明2:1030-1059》，讲这30年故事的书，马上在2025年10月31号晚上的7点半，在北展剧场正式发布。这次发布会我们真是挺下功夫的，我是把它当做我个人脱口秀的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的主题，叫“文明的渡口”，副标题是：在这里和所有的少年相遇。对，文明就是一条河，所有的河上都会有渡口。渡口是什么地方？就是有缘人相遇的地方。所有在这个渡口相遇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一个少年，我等待和你的相遇。
这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宋代官制的复杂性，一个官员同时拥有官、职、差遣三重头衔。虽然从表面上看给人一团乱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一套逻辑是暗含了组织管理的深层智慧的，就是在秩序中保留弹性，在规则中留出空间。这种对于系统弹性的尊重，与Sun Life永明秉持的长期主义精神也不谋而合。既有对承诺的坚守，也有对多元化需求的灵活响应。所以长期主义从不意味着僵化，而是在那种动态平衡当中，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公元1080年，我们借着“元丰改制”这个话题，聊了宋代的官、职、差遣这三重头衔。你听出来了，这是古人们处理身份问题的智慧。是的，谁在世上不都要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吗？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试着背诵一段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谨以这首诗致敬古往今来所有人追问“我是谁”的那个时刻。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当然我最最最欢迎的是，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把我们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下周三《文明》，我们会讲到公元1081年，我继续在这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