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2年。这是大宋熙宁五年，大辽咸雍八年。
这一年的9月份，巨星陨落，一代文豪欧阳修去世了。看过我们前面节目的人都知道，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当中，欧阳修算是中坚力量。
其实在上一年，欧阳修的身体就不行了，他请求退休。有人就借机做文章，跟神宗皇帝说了这么一番话：“皇上您看，这一批旧人他可还没老，这范镇才63岁，吕海才58岁，欧阳修才65岁，富弼才68岁，走的走，退的退。尤其是那个司马光，现在才50岁，就找了个闲职退养去了。这可都是当打之年的人啊，皇上您难道不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吗？”
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想让神宗皇帝反思一下，就是您跟着王安石搞变法，把这批国家栋梁都给逼走了，合适不合适？结果王安石听见了他怎么说的？王安石说：“这些人算什么栋梁？他们只是粪壤。”大粪的粪，土壤的壤。对，这就是王安石的原话，说这群人他不过是粪土，是一堆烂石头，上面盖得出什么好房子吗？
神宗皇帝听了这话，他什么反应？史书上面记了两个字，叫“上笑”。皇上听了王安石这个比喻，居然笑出声了。你感受一下，这就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典型场景，一切东西包括人物的价值，都在被重估。这张名单上，那都是原来被高山仰止的一群人啊，现在成了什么老朽粪士。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人物，心里念叨着应该是那首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然后从他们身边昂首而过，身后留下一连串嘲讽的银铃般的笑声。
对，熙宁五年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分量跟此前就没法比了。比如说正月里，有一个管天文的基层官员就说了：“我夜观天象，老天爷说了，让皇帝您罢免王安石，然后呢，然后再从西北方向找个人来当宰相。”那西北方向都有谁呢？当时几个变法反对派的重臣，像什么韩琦、司马光、富弼、曾公亮，都在开封城的西北方向，就是洛阳、西安那一带。那这个话看在宋神宗的眼睛里，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他不仅是反对新法，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一个掌管天文的技术官员，你公然假借天象干预政治，这个太过分了。所以神宗皇帝大笔一挥，把他刺配英州。所谓“刺配”，就是脸上是要刺字的，而且发配到岭南去，这是很严重的惩罚。
但是你听得出来这是小角色。这一年史料当中，还有记载的公开开骂王安石的人，还有管理国子监的王岩叟，还有那个速官唐。但是这些都是小角色，王安石没那么在乎。你看那个唐珂，他是当着宋神宗，当面痛斥王安石，把他都骂成了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皇帝当时拉架都拉不住。就这么个人，王安石是一点也不生气，而且还很大度地说：“唐这个人，他向来就是这么个脾气，不用责怪他。”
但是你也别觉得这是王安石的大度，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真的对变法大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王安石是要跟他拼到底的。比如同样是在这一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李评，评论的那个“评”。他是枢密院的都承旨，就是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这李评的官不大，本来和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交集。但是李评很特殊，因为他跟神宗皇帝从小就认识，算是皇帝的私人朋友，很受信任。
这李评有一次在神宗皇帝面前，可能说了几句新法的坏话，王安石知道一听就不干了。说这不是反不反对新法的问题，而是你神宗皇帝的身边，居然还有一个你可能更信任的人，那不行。所以王安石立即撂挑子不干，回家了要辞职。神宗就反复挽留，一边留一边还问：“您这么大脾气，是不是因为那个李评？”王安石是坚决不承认：“不是，我谁也不为，我就是纯粹身体不好我不干了。”但是搞政治的，大家心里还是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二选一，只好把那个李评给赶走了。而且神宗还得补上一个解释：“爱卿我对你那是无限的信任，连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是没有的。”好了，听到这话，王安石才答应出来工作。
所以你看，这个变法期间的王安石，也真是不容易。一方面很繁重的工作，要推进变法的工作本身，那另外一方面呢，那真的是一步一回头，要反复确认，就是我身后的这位皇帝老子，对自己，他还是不是一如既往的信任。所以变法真的不容易。
到了这一年1072年，变法已经开始了4年了。你想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整个过程也就8年，到最后两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难以为继了。所以这第四年，是正好处在变法进程的中段，是最凯歌猛进的年头。你看这一年，青苗法、免役法已经全面推开，那后面还有一堆新法，开始进入试点阶段。比如说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等。而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法，叫市易法，就是有关市场交易的一部法令。
市易法。我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在这个阶段，几乎每年都要说到王安石变法，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换各种各样的角度，来透视这一场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社会实验。没错，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社会实验。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以这个市易法为例，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体设计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就是劫富济贫。当然核心当然是劫富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叫“抑兼并”，就是抑制富人对于穷人财产的侵吞。
抑兼并。那你想这个目标，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在道德上都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利可图的。你王安石变法不就是因为朝廷缺钱，把原来是富人的钱，拿过来给朝廷花花，这有何不可呢？但是奇了怪了，朝廷大权在握，变法想要劫掠富人，这么好的事，听起来这么简单的事，但是到最后它为什么还是没办成呢？
刚才我们说了，王安石是想通过搞变法，从富人兜里把钱给掏出来。这么说有证据吗？有。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一首反对富人兼并穷人土地的诗，就是王安石写的，题目就叫《兼并》。几乎所有的学术论文谈到这个问题，都要引用这首诗。但是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主题它不是说富人兼并穷人，穷人好可怜。不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它是从皇权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它说富人兼并最大的坏处是什么？是天下的利益就分散了，就不能利出一孔了，不集中在朝廷手里了，所以小人就有漏洞可钻了。
是的，这是重点。在王安石的眼里，富人的存在，他不仅是穷人的敌人，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还是皇权的敌人。你发现没有，这和我们平时的直觉不太一样。过去我们觉得，你皇帝嘛，你跟富人不是一伙的吗？关于什么是皇帝，曾经有一个阶级分析的定义，叫“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你们有钱人应该是一伙的，但其实不是。在历史上，皇帝从来就非常非常警惕富人。道理很简单，一方面我皇帝纵容你们这些地主和富人欺负老百姓，我能有什么好处？你们把老百姓给惹翻了，最后我还得吃瓜落儿对吧？另外一方面，你地主和富人一旦做大，你们太有钱了，会直接威胁到皇权的。所以摧豪强、抑兼并，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念念不忘的执政目标。
当然了，这也不仅是中国，在各个文明的传统社会里面，最高统治者他最想获得的同盟军是谁？对，就是底层的穷人。那最高统治者最凶恶的敌人是谁啊？对，就是境内的那些富人和贵族。皇帝和他们才不是一伙的。有一本书是秦晖老师的夫人金雁老师写的，叫《倒转红轮》，它里面就说到，说在俄罗斯的传统社会里面，沙皇，沙皇的角色，可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沙皇一直刻意塑造的民间形象是啥？叫“农民的父亲”。所以俄罗斯农民，真的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想，沙皇跟我们是一伙的，沙皇是我们亲爱的爸爸，他是仁慈的，只是老爷们太坏。心里这么想，多少还有一点盼头，再苦的日子也熬得下去。
在西欧也有类似的情况，你想中世纪的西欧农民，他要是和领主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小共同体里面要是解决不了，那就会要求国王去出面，调解和裁决。所以西欧的农民起义，他们的诉求往往很复杂，往往不是要造国王的反，他往往是跑到国王那儿去武装请愿：“你给我们做主！”所以最高统治者，往往和底层人反而是联合的，和那些富人反而不是一伙的。
中国皇帝当然也懂这个道理，他们不断地去限制和反对富商大族，这既符合皇权的利益，也符合皇权的道德形象，这多好对吧？你想一个普通老百姓，看见皇帝出手整治，收拾身边的那些富人，心里别提多爽了。这是一个道德形象。所以王安石变法，它从头到尾都贯彻了这个思路。反正变法的核心目的是要为国家搞钱，既然你富人手里有钱，而且还招人恨，那不正好吗？拿过来吧你。
但是王安石那确实是有学问、智商高，他打击富人，他又不想像汉武帝那样，就直接对富人横征暴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干技术含量太低了，他要用更高明的方法。史料上记载有一次，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在聊天的时候，还真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王安石说了：“按照程的意见，就是那个北宋五子程颐、程颢的那个程颢。按照他的意见，最好能像古代的井田制一样，限制民间一家一户拥有的土地的总量，这个政策我们要不要搞？”神宗皇帝马上说：“那可不行，那马上就会天下大乱。”王安石说：“对呀，王莽不就那么干过吗？不就天下大乱了吗？”神宗皇帝说：“对呀，朝廷主要是制定政策，对老百姓的行为施加影响，哪能那么直眉瞪眼地抢人家土地呢？”王安石说：“对呀，这首先是行不通，行得通也没有好处，所以不能这么干。”你看这君臣二人一唱一和的，他们已经把这个道理琢磨得非常明白了，不能明抢。
好了，那如果不直接剥夺富人，那王安石怎么搞抑制兼并呢？怎么劫富济贫呢？他想走的是另外一条高技术路线。简单说就是这样的，就是官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直接办公司，直接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挤占富人的市场份额。咱们跟富人当面锣对面鼓地，在市场竞争中去击败富人。你这么一听，这个设想如果能落地，那还真是一举多得。
首先这不伤害市场的活力，而且因为政府的参与，那带大资本进来的，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反而加大了对吧？其次这也不伤害那些勤劳致富、智慧发家的富人，童叟无欺的买卖对吧？你们和官营商业平等竞争嘛。至于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富人，那就不好意思了，你技不如人嘛，被挤出市场那是你们富人活该。当然更重要的是下面这第三点，就是靠做生意来增值财富，这才是王安石心目中的理财。
王安石是眼睁睁看着的，你看那些商人，从小本生意开始，一旦经营成功就富可敌国。对，商人能做到的事，朝廷为什么不能？王安石当年跟仁宗皇帝说过他的理财思路的，叫“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你注意到没有，重点是这句话里面的“生”字，生天下之财。对，财富不能靠抢的，要像万物生长一样，让它慢慢地长出来、生出来，越创造越多。你从这句话里面就可以听得到，王安石其实是洞见到了市场经济的魔力的。那王安石吹的那个牛嘛，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国家也不会没有钱用。他能指望的是什么？不就是这种市场经济的魔力吗？
那以前我们讲到青苗法的时候，你已经体会到了王安石的这个思路对吧？你们富人不是要放高利贷吗？这是个好买卖，我们官府也来，我们也来放高利贷，大家自由竞争，但是我的利息比你富人的利息要低，所以来卷我们比比，看谁有本事给老百姓提供方便，看谁有本事从高利贷市场上赚到钱。这就是青苗法的思路。你想王安石这个设计思路，是不是很先进？是不是充满了想象力？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市易法，它也是体现了这么个思路。
市易法，所有的变法都这样，你要推出来，你就必须得能解决一个问题。市易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王安石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开封城里的商业，其实是控制在一批富商大族手里的。外地来的客商被他们欺负，因为千里运来的货物，他给你使劲压价，不让你卖出钱来。本地的老百姓也被他们欺负，因为他们使劲地找机会囤积居奇，把货物的价格卖得高高的，他们就是这么低买高卖地挣大钱。那这一批富商大族的存在，除了欺负人，还造成了一个附带的结果，就是开封城的物价，上蹿下跳地不稳定，他们是一个祸害。你看有这么一批富人在，又是市场当中，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毒瘤，现在好了，想睡觉有人送枕头，王安石要找的就是这种富人。你们又有钱，你们身上还有民怨，你们挣的钱还来路不那么地道，那朝廷出面和你们竞争，把你们挤出市场，那岂不是又叫好又叫座？
好了，这就是市易法。市易法具体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设立一个官府办的商品批发机构。你外地商人不是来了吗？你千里迢迢运了几车茶叶进京，过去你得跟那些欺行霸市的地头蛇商人，所谓富商大族跟他们打交道。现在好了，你不用搭理他们，到官府这儿来，到爸爸的怀里来。你可以直接把茶叶卖给官府办的批发机构，您是要现钱也可以，你要换些货带走也可以，价格公道得很。怎么样？皇恩浩荡吧？
好了，官府的批发机构拿到这批茶叶怎么办？赊给开封城里的小商户去零售嘛。你们这些小商户好可怜啊，资本也不雄厚的，可以先不给钱先把货拿走，赊着付利息就行，利息也不高，一年才20%。而且我办这个机构，官府办的，特别说明，以上所有措施都不强制，都出于自愿。你看这真是一举多得，外地商人满意了，本地小商户被关照了，官府手里有了一个稳定物价的政策工具，顺便还可以为朝廷挣一点小钱。我要是王安石，我哪天突然想到了这么一大套办法，这么棒的主意，那真是睡着了也会笑醒了。
好了，这是市易法政策设计的初衷。那最后呢，具体的过程细节我们略过，我们直接看结果。市易法先是在开封城实行，后来推广到全国的很多城市。三年后，就是熙宁七年的1074年，最先提议搞市易法的一个人，叫魏继宗，这是一个平民。他先跳出来说不行，再不能这么搞下去了，这么搞下去会天怒人怨的。为啥？因为你们刚刚推出来的那个官办的商品批发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
对，刚开始说好的买卖都是自愿，但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呢，客商所有的货物运进城，都必须送到官府这儿来，那价格当然是高不了的。而老百姓所有的货物，只要你想买，你都必须到官府的国营商店那去买，价格呢？价格当然也是低不了的。当然临走的时候，我还得问你一句：“是不是自愿卖的？”你还得说是自愿的对吧？因为朝廷的法令上写着呢，得是自愿的。说白了，这个时候官府的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比原来的富商大族更可怕的市场恶霸。
那你可能会说，新法嘛，可能是执行过程中，有个别的捣乱分子品德不高，是因为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吧？对，经办的官员三令五申，或者抓几个杀几个，加强管理是不是就行了？难。道理很简单，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个现象是深植在官僚系统的特点中的。官僚系统什么特点？就是它擅长做单一目标的事儿，它擅长处理那种明确、稳定、可度量的目标任务。但是它也有不擅长，不擅长什么？不擅长处理那种目标不清、价值冲突或者快速变化的事。这可不只是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所有的官僚系统都这样，包括今天你看到的很多大公司里面的官僚系统，它也是这样。
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这是斯科特写的，叫《国家的视角》，里面就举了很多例子。你注意到没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这么写的，叫“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简直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副标题。这里面概括得特别准。比如说书里面就说到，18世纪的时候普鲁士的官僚机构，普鲁士就是德国原来的一部分，当时也是个国家，开始管理森林。那请问森林是什么？我们普通人知道就是好多树，但是在普鲁士的官僚系统的眼里，它非常抽象，它就是所谓的木材产量的数字。我官僚系统每年管理着森林，给国王交出漂亮的林业产值增长的数字，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其他的呢？有关森林其他众多的、复杂的、可协商的社会用途，比如说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的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全部被忽略了。官僚系统眼里哪有这些？官僚系统眼里只有单一目标。最后呢？最后的结果你想也想得到，普鲁士的森林，交给官僚机构管理之后，最后一定是树种越来越单一，种植的密度越来越大，森林里面的生态就越来越退化，最后是大面积的森林死亡。
这是举个例子。那王安石时代的大宋的官僚机构，它也是一样。好，你可以设想一下，你让当时的一个官员，管理一个官办的新设立的市场的批发机构，请问你如何衡量这个官员的政绩？你依据什么东西来提拔他，说他干得不错？你不能说我得同时找你要好多目标对吧？我既要外地客商满意，还要本地小商户满意，还要你能调节市场，你顺便还能赚点钱。一个官员他也是普通人，他在多目标系统面前，会手足无措的。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官僚系统一定有本事，是把长官最重视的那个目标，变成唯一目标，其他目标嘴上说说而已，他只会认单一目标。这是官僚系统的根深蒂固的特点。
那好了，上有宋神宗，中间有一个王安石，他们俩最重视的目标是什么？搞钱。所以有一次，有人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面，就批评市易法，说：“子曰：‘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只有小人天天想着挣钱，你们俩怎么整天想着挣钱呢？”王安石马上就反驳：“切，官办的商业机构，如果不天天想着挣钱，你让人家具体执行的官员怎么干活？不挣钱他在那干啥？”
对，理解了官僚系统的这个内在机制，你就明白了，市易法的官办市场机构，它为什么最后会演化成一个新的市场垄断者。因为他要挣钱，他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挣钱。只有能上报的盈利数字，才能兑换成他个人的政绩，成为他升官的资本。这是这个系统里面每个人都受到的激励，他不可能不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到了后来，所有的宋朝的商人，只要你们敢和官府机构争买卖，不好意思，官府是有衙役的，小的打一顿，大的抓起来。当然这还是那种比较愿意干活的官府机构。如果是懒一点的官府机构呢？它也要执行市易法，它怎么干？干脆大家省省事，你们这些商人也不用把什么货物东西送到我这来，我还得操心怎么做买卖，老爷我没那个闲心。你们所有市面上的商人，干脆给我交钱得了对吧？朝廷反正也只找我要利润嘛，你们把利润给我这凑够了，让老爷我能跟上峰交代，那就行了。你们该怎么做买卖，你们接着怎么做。有的地方就搞到这一步。你看到了这一步，这市易法和我们以前说的那个青苗法的结果不就一样了吗？它还是演化成了一项新的苛捐杂税。而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天天琢磨的那一套，设计得极其精妙的新法，所想实现的其他目标呢？到这个时候就荡然无存了。
王安石的市易法，是从这一年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开始实施，一直坚持，一直到宋神宗去世，是在元祐元年，也就是1086年才被废止。你算算前后运行了15年。那市易法为朝廷挣到钱了吗？挣到了。比如说熙宁九年这一年，市易法就为朝廷搞到了133万。不少。每年给北边辽国的岁币才50万，这一年市易法就挣了133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是什么钱？这是盘剥大宋朝所有商户获得的垄断利润，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是整个市场活力的衰减。说白了，大宋朝疆域内的商业活动减少了。当时就有人说过，即使只为朝廷算账，这么干也不划算，为啥？因为虽然多挣了利润，朝廷本来就应该正常收到的商业税，它反而少了。所以算下来朝廷是亏的。
但是后果还不止于此，更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欠了官府的钱。什么钱？表面上是官府出给你们做生意的货，你们拿去卖，然后欠我点利息。就这点利息，最后就垒成了一座山一样的债务。我前面说过，这种利息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化成了实质上的税收。老百姓欠官府的钱欠到什么程度？到了市易法被废止的时候，就是1086年，仅仅开封这一个城市，老百姓欠官府237万贯。多大的一笔！有人算过账，这就相当于开封城里的人家，有五分之一都欠官府的钱。那为此官府又专门成立了追债的机构，大概一千多个人，日夜不停地去骚扰，去要债，去打人，去抓人。你想普通老百姓，但凡他还有一丁点的办法，谁敢欠官府的钱？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数字，就是五分之一什么概念？就是开封城里五分之一的老百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实在拿不出钱。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地狱图景。
对，王安石变法，最后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它就在这儿。王安石不是个笨人，为什么他种下那么多龙种，最后反复长出来的，都是这一窝一窝的跳蚤？这怎么回事？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反对派造谣，利益集团捣乱，王安石个性急躁，还有变法集团内斗等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上一期节目，我们在说一说免役法的时候，还提到过一个效应，就是在皇权时代，由皇权衍生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特权无处不在，它们会恶性地侵蚀整个社会机体，最后毁灭一切。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但是这一期节目，我们要继续追问一个问题，咱就算新法做不到造福老百姓，那祸害一下富人，这个总可以做到吧？对，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权力在手，我们精准地打击一下富人，这有什么难的呢？你不信你就看人家汉武帝对吧？汉武帝打击豪强和富人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直接先来一道叫“算令”，根据财产抽税，谁家里有钱就多交税。你不交是吧？那就再来一道叫“告令”，谁举报他们家有钱他还瞒报，谁就受奖，他就算倒了霉了。
那这还没打击到位是吧？直接汉武帝把各种各样的酷吏派到各地，有钱的豪强人家，找个借口随便去屠杀他们。你去看《史记》里面的《酷吏传》，那真是酷吏所到之处血流成河。那你说，要找不到杀这些人的借口怎么办？好办。汉武帝说我为我将来死了之后，造了一个陵墓叫茂陵，让他们富人都搬家，只要家产三百万以上的富户，直接去给我守陵。虽然我还活着，让他们去给我守陵。你想富人这一搬家，脱离了致富的土壤，这些富户也很容易就败落了。
所以汉武帝这一生，你别看他折腾得很厉害，但是有效，国家确实有钱了，可以干点汉武帝想干的大事了。而承受后果的，也确实是民间的有钱人，它符合劫富济贫、摧抑兼并的政策初衷。人家汉武帝精准打击，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人家做成功了。我们回头再来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那么聪明，想了各种各样巧妙的办法，但是最后呢，仅就劫富济贫、摧抑兼并这一项的效果来说，不好意思，你还远远不如人家直来直去的汉武帝。
这是为什么？我自己是反复看这一段的史料，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顿悟，我有一个猜想，听好了：王安石在设计市易法时的那个假想敌，就是所谓的民间的那些富商大族，那些欺行霸市的坏人，他们获得的不义之财、超额利润，所有这一切，王安石打他主意，也许压根就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表面上存在，但实际上呢，实际上都只是各种皇权衍生出来的特权的白手套而已。
我为什么这么说？你来看，开封城里低买高卖挣大钱的富商，确实有；通过各种行会欺行霸市的大族，确实有。但是只要稍稍深看一层，就很容易看到他们身后藏着的权力的影子。首先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市易法引起的各种各样的争议，史料里面斑斑俱在，往往都不是大宗物资，都是小东西。那你想开封城那还得了，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百万人口，那个经济规模你想都想得到，大得吓人呐。
那一个那么大的城市里面，最有商业价值的交易是什么？你想想，肯定是什么？房产的交易和租赁、粮食肉类蔬菜等副食品，还有煤炭柴火之类的能源品，对吧？这是交易规模最大的商品。但是市易法相关的史料里面，很少提到这些交易。那市易法主要提到的都是什么交易？我跟你说几个比较有名的争论。比如说当时文彦博，文彦博是枢密使，也算是高官，有一次到开封的大相国寺去烧香，看到有官府的商业机构，在大相国寺门口卖水果。文彦博回来就跟神宗皇帝说，说咱能不能有点出息，办国营商店咱就干点大的行不行？连水果都卖，和小民争利，又挣不了几个钱，还伤了朝廷的脸面，还在民间积了怨，咱不划算嘛，咱不能这么干。
还有一次，神宗皇帝不知道从哪听到的消息，就问王安石，说：“我听说这个市易法推行之后，搞了一些小买卖在民间招了怨。”王安石说：“真的吗？你展开说一说。”神宗皇帝就举了一大堆例子，什么卖油的事、卖冰的事，还有卖芝麻、卖木头梳子的事，等等说了一堆。这些争论本身的是非，咱先搁一边，但是你听我这么说，你不觉得吗？怎么搞得这么细碎？那些大宗买卖，如果也被市易法的官府机构掌控了，按说矛盾应该更大才对，它触犯的利益应该更多才对，应该有更多的官司打到皇帝面前才对。不好意思，我翻了这个阶段的史料，一个也没有，那是真没有。
好了问题来了，那些真的能挣大钱的买卖，它到底是啥情况呢？我只能是猜，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挣大钱的买卖，都被控制在各种权贵的手里。市易法成立的国营机构，它是不想惹，也惹不起这些买卖。我这么说也是有依据的，这其实是宋朝公开的秘密。比如说那个开国宰相赵普，对，就是赵匡胤身边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他可不光是宰相，他还是一个大木材商人，甚至还是开封城里的房地产巨头，好多门头铺面都是他的。这种例子在北宋的历史上史不绝书。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宋朝的一个大名人，这个人叫曹佾。你说曹佾谁啊？怎么没听说过，没什么名儿。我说他另外一个名字，你就一定听说过了。曹是谁？“八仙过海”里面的那个八仙之一，曹国舅就是他曹佾。他是神宗皇帝的奶奶，就是曹太后的亲弟弟。关于这位曹国舅，有这么个记载，说他买了一批木头，但是就是不给钱。不给钱他还反咬一口，说这批木头我根本没拿到，是被官府、你们市易法新成立的商业机构给强行买走了。你听听，就这么个主儿，官府机构还没找他麻烦呢，他倒反过来有本事要惹官府的机构。他亲姐姐是曹太后，这你跟谁说理去？对吧。
那好了我现在问你，如果你是市易法新设立的市场机构的主管，你敢不敢去惹这位曹国舅，去插手他们家的买卖？给你八个胆子你也不敢。有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里面是详细描写了当时开封城的样子，你看看里面列举的店铺的名字，什么“伍防御药铺”、“孙殿丞药店靴铺”，这些铺面那真是有胆，把老板的官名都给写上了，这是明摆着后台老板是官员。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什么？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关系网，就这家铺子，它背后的后台老板其实是谁。当时很多大商户，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行为，就是让家里的子弟去娶一个皇族的远亲，最好能娶公主。公主肯定是娶不上，那就娶个郡主，郡主再娶不上就娶个县主。有一个卖木桶的张家，就卖大木桶的那个张家，居然一家人娶了三十多个县主，就是皇帝的远房亲戚的闺女。
我说到这儿，我估计你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你跟着我们《文明之旅》一直看到我们这一期的，你肯定知道原来我讲过，对吧？宋朝的外戚和宗室，是被看得死死的，一点政治权力都不给他。就这些所谓的皇亲国戚，他哪有能力欺行霸市呢？这个就得理解什么叫皇权时代的权力了。皇权时代的权力密码，不是看你当多大的官，正式职务是什么，是看你离权力的魔杖有多近。你离权力的魔杖越近，你就自然获得权力。“宰相门前七品官”，他不就是个看门大爷嘛，他怎么有权力呢？离宰相权力近，对吧。皇帝身边的宦官能有什么权力？他不就是个奴才嘛。但是宦官一出宫，面对一个地方官，你说他有没有权力？离权力近，他自然就有权力。
外戚和宗室也是一样的，他们确实没有明确的权力和职务。但是你想想看，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他能有关系、有本事跑到宫里去，在太后娘娘甚至在皇帝面前求个情，甚至一感动哭一鼻子，就这么点影响力，你就说足不足够他们在市场上横行霸道？足够了嘛。所以皇权时代的市场，看起来和我们今天的市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这么做买卖。但是那个时代的市场主体，往往都是长在一个由皇权衍生出来的特权网络上的。有权力的人，直接持有也好，间接参股也好，隐性挂名也好，暗中保护也好，他们才是大街上你看见的普通的、童叟无欺的、平买平卖做买卖的商铺的真正的后台老板。
这个史不绝书的例子，说个清朝的事你肯定听说过。清朝的和珅一倒台，大家都知道那句俗语嘛，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抄家抄出来很多钱。但是当时还民间流传着一份和珅的抄家清单，那上面何止是金银、土地、房产、珠宝，何止是这些，最主要的一笔财产是商店。和珅家有当铺、有古玩铺、有玉器店，有绸缎店、洋货店、皮货店。最夸张的是当铺的数量，那张清单上相传七十五家当铺。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张了，但是当时京城的奢侈品市场，肯定没有和珅和大人不沾边的。
我估计有人听到这儿，心里会犯点嘀咕，说这个应该不能说是权力控制了商业，这是商业、是资本主动投靠权力、腐蚀权力吧？这个方向不一样，性质还是有区别的吧？我估计有人会这么嘀咕。这个就容我说几句题外话，这其实是一回事。我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去看香港、美国的黑帮电影，对于黑社会的理解都是什么？都是一帮坏人在江湖上为非作歹，然后在政府里面找了一个当官的当保护伞。我们都觉得黑社会是这么回事。但是后来看的书多了才知道，黑社会的本质不是这个，恰恰是倒过来的。是政府，它有责任也有权力去管制整个社会，但是很多政府它管制能力不足，所以在一些复杂的、特定的社会角落里，它不得不去找一些代理人，去维持一种还算过得去的秩序。这个代理人是谁？他才是黑社会形成的真正原因。这才是黑帮大佬，是在正式秩序和非正式的民间秩序之间的那个接头。
我给你举个例子，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黑帮老大黄金荣，他是谁啊？他有两个身份，民间他是黑帮老大，但是他还是法租界的巡捕。他是法租界起的家嘛。当时的上海分成租界和华界，租界是外国警察，他不能到中国人的地界上抓人；而中国华界的警察，他也不能到洋人的租界去抓人。但是上海滩的那些小偷地痞，他可以四处窜。所以你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能够hold得住这些小偷地痞，你就没法在上海滩维持秩序。所以外国人就必须得依靠华人巡捕，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私人化的社会网络，去抓这些两头窜的小毛贼。现在你就明白了，法租界为什么一定要任用黄金荣，而黄金荣一旦获得了这个授权，他为什么又能成为上海滩的黑老大。这才是黑社会形成的机理。
所以黑社会现象，你既可以看成是坏人在官府里面找了一个保护伞，也可以看成是什么呢？正式秩序在自己能力的尽头，不得已主动授权给了非正式的秩序。从黑社会形成的这个过程，这个发生学的原理来看，可能后者这个视角才更符合事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你去看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名著，比如说对于意大利黑手党的形成，就有很多精彩的研究，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和你聊。
好，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来看这个阶段大宋朝的商业。那你说是街面上的这些商人主动地投靠、腐蚀官府的权力，还是官府的权力在用白手套控制商业呢？根据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视角，其实这是同一个事实的两面而已，它是一回事。好，回到王安石的市易法。王安石王大人，他本来想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重整，通过官府下场去做生意，把原来富商大族的不合理的超额利润拿过来，变成政府的收入。这样既能增加财政收入，也能间接地实现社会公平，多好。
但是他可能没想到，压根就不存在这个富商大族控制的所谓不合理的、可以拿过来的超额利润。所有表面上看到的不合理的利益和利润，早就被背后的、由皇权衍生出来的隐形的那个特权的权力网络瓜分完毕了，一毛都不剩。如果你要打这部分利益的主意，我好有一比，就像你在野外翻开一块石头，你觉得石头下面就是泥，对吧？不好意思，你翻开看，发现里面是一窝你根本就惹不起的蝎子，小心扎你的手。
那好，市易法还要推行，还有这么一个官办的机构，既然惹不起这部分利益，而上官、朝廷、宰相王安石大人，又希望看到市易法推行的成果，最后倒霉的会是谁呢？除了普通的老百姓还能是谁呢？这不就是鲁迅说的那句名言吗？“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是的，最后被市易法搞得家穷财尽的，当然只能是城市里面那些卖油的、卖水果的、卖芝麻的、卖木头梳子的小老百姓。
听到这儿，我估计你心里会有一点嘀咕，会觉得我说得有点绝对了。你想大宋朝的商品经济那么发达，它总会有一些民间的、靠勤劳致富的、不跟官府勾搭的商人，他们手里的商业应该也很大才对。有的一定会有的。但是在一个靠权力分配利益的社会体系里面，这一批人他们手里的那点钱，早就被算计在其中了，不会有剩余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经对皇帝说，说咱不要对城里的商人盘剥太过了，现在市易法那套不行，为啥？因为这些人呢，虽然顶着个“兼并”的名声，但是别忘了，国家万一有急事的时候，是要靠他们的。比如说有饥荒的时候，找他们要钱赈灾；有盗匪的时候，找他们出人防贼。这个钱虽然在他们兜里，但是跟在官府的手里没有区别。要用的时候，咱不过是从他们的左兜掏出来，放咱右兜里。
你看当时士大夫对这个问题的观念都差不多，什么私有财产的保护，当时没有这个事。连苏辙这样的变法坚定的反对派，他反对的也不是拿走这些富人的钱，有区别的地方仅仅在于，是一次性拿走，还是放水养鱼养肥了，到关键时候再去拿，区别仅此而已。这不是苏辙一个人的想法，类似的话，宋太祖赵匡胤说得就更直白。赵匡胤那个人的性格，他确实大大咧咧，愿意把话说得很白。他就说，那些富人只不过是“为国守财”，他们暂时看着而已，是我的一个储蓄罐而已，我要用的时候我就找他们要，“皆我之物”，赵匡胤原话。
那请问这个储蓄罐，在历史上被动用过吗？动用过。就是前不久，宋仁宗的庆历年间，不是和西夏打仗吗？朝廷就缺钱，还差这么几十万的军费，朝廷当时拿不出来怎么办？开会，找开封城里的几十个富商大族商量，几十万，easy（容易），一天就给凑齐了。那你说，这钱将来朝廷会还给这些富商吗？报效朝廷，是这些富人良心发现，激发了天良，还谈什么钱。回头朝廷给点什么当官的名额，就算是两清了，回去再接着老实做生意去，那个储蓄罐就接着往里存钱。
你这么一看，王安石的市易法，就是针对一笔也许并不存在的利益，发起了一次机关算尽的冲锋，最后发现啃不动，或者这笔利益根本不存在，半途才调转枪口去伤害谁？伤害原本无辜的小民。我们跳出来看这件事情，你会发现，王安石原本想实现的那些目的，在皇权社会不难嘛，本来就有一些更直接、更简单的，而且从汉武帝到赵匡胤到宋仁宗，都已经给你示范过了的方法，成本又低，效果还好，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干？所以事后复盘的王安石，不知道午夜梦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多此一举。
南宋的历史学家李焘，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针对市易法说了几句很重的话。他批评王安石，他说这个青苗法、均输法，虽然最后也搞得天怒人怨，但是情有可原，因为你王安石是这么想的，你后来也这么干，这出于你自己的思想。但是市易法无法原谅，因为这都是王安石受身边小人的撺掇，去争市民的蝇头小利，卖水果、卖木头梳子、卖芝麻，就搞这些事情。而王安石呢，用自己强大的理论和逻辑能力，居然也把这说成是“王政”，你糊弄谁呢你？
这是李焘的观点。我其实觉得也不该怪王安石，王安石距离那个时代还是太近了，他是很难看得清那个时代的实质的。在将近一千年之后，当代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阎步克老师，有一段话说得特别精彩，我念给你听。这段话稍微有一点书面化，所以你要认真仔细地去听。他说：“与邻里型社会、网络型社会不同，这是一个以君臣民为基本结构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皇帝、皇族处于顶点，其下是官贵，再下是民众。中国官阶体现了公权力的无限扩张的趋势。”注意这个词，“无限扩张的趋势”。“社会中的政治特权、法律特权、经济特权和文化特权，是根据官爵来分配的。行政品级由此成为确认社会身份、塑造社会分层、施加社会控制、实现社会激励、引导社会流动、建立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
一切的核心都是行政品级。“各领域的等级尺度，与王朝品级又是可以通约的，辐辏于王朝品级，有如帝国金字塔的附属建筑。”最后的结论来了：“中国王朝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功能组织，而且它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对，这段话出自阎步克老师的名著《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这才是多么痛的领悟。平时我们心目中的宋朝，雍容闲雅的宋朝文化，有圣君风范的大宋皇帝，熙攘繁华的开封城，那确实是引人怀想、令人钦慕。但是咱把它表面上的尘土抖落抖落，直到看见它社会内核的深处，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阎步克老师说的，是一个君臣结合的、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王安石还试图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找到，甚至挤出来一些剩余的利益，他是没意识到，什么利益？一切都已经被瓜分殆尽。他这个屠龙少年，最终举着这屠龙刀，一个人站在烈烈的寒风中，一无所获。
公元1072年，大宋熙宁五年，王安石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打了一场错误的、甚至连敌人都找不着的、因此也注定失败的战斗。这就是我在这一年，为你讲的有关市易法的故事。好，我们下一年，公元1073年再见。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来给你读一首诗，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这首诗很多年长的朋友很熟。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公元1050年，那个时候王安石才30岁。他是在浙江鄞县，就是今天的宁波担任知县，期满之后要返回到故乡临川，就是江西抚州，途中就经过了杭州，他登上了飞来峰，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你看，借着登高望远，王安石写下的是那种年少气盛、抱负远大、一心只要身在最高层的豪情壮志。
但是你看，这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现在是大宋朝的宰相，他可不就是身在最高层了嘛。现在终于没有什么浮云遮望眼了，你想看啥都行，你想干啥好像也有无穷的力量。于是现在他就在朝堂上喊出了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口号，壮志满怀地要去搞改革。但是怎么样呢？新法轰轰烈烈地施行下去，却最终是龙种变成了跳蚤。他原本想砍向富人的刀，却屡屡地落在了穷人的头上。
我不知道，如果王安石回看自己二十多年前写的那首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改上那么两个字。你看原诗叫“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倒是觉得要改的话，改俩字就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怕你身在最高层”。你在山顶上，你已经不知道山脚下、在民间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了。
在《文明之旅》公元1072年这一期的结尾，我谨以这首可能会被改上两个字的诗，致敬所有能够换个角度，再来看一眼现实世界的人。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表扬也行，批评也行，就任何话题发起讨论也行。我会仔细地每一条地看你们的留言。如果方便，我也期待你们能把我们的《文明》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了。咱们下周三，《文明》公元1073年，我在这继续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