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6年。这是大宋治平三年，大辽咸雍二年。
接着上一期，我们来聊濮议。
什么是濮议？简单说就是现在在位的宋英宗，他能不能管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叫一声爸爸，就这么个事。因为他是过继给宋仁宗当儿子，然后才当上的皇帝。你当上皇帝又过继给人家了，现在又要回去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事厚道不厚道？合适不合适？符不符合礼法？就这么个事。
大臣们的意见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负责国家日常政务运行的宰相班子，另外一派是负责给朝廷提建议的台谏官。这两派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论就叫濮议。
吵来吵去可吵了20个月了，到了这一年的2月份，突然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怎么回事？深宫当中有一个女人出手了，这人就是仁宗皇帝的曹皇后，现在的曹太后出手了。她从宫里面递出来一张条子，这条子上就写了：“你们争来争去，这个事我就做主了，就让皇帝管濮王叫亲爹吧，尊濮王为皇帝吧。”
你看曹太后不仅同意英宗管濮王叫爹（当然濮王这个时候已经死了），还送了一个顺水人情，说你可以追封你爹为皇帝。曹太后这个做得非常漂亮。但是请注意，仅仅6个月前，就在上一年，曹太后也曾经从深宫里面递出一张条子，同样的条子，那上面说的意见可是相反的。说谁啊？谁提出这么个议题，让皇帝管濮王叫爹？荒唐！这个题目就不该提出来！老太后在深宫当中把宰相还数落了一顿。
好，现在太后的态度居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就把原来所有的濮议反对派们，就是那帮台谏官们给整尴尬了。对，他们之所以反对，就是打着宋仁宗和曹太后的旗号反对，说你英宗认回亲爹，你这不是欺负太后吗？对太后不孝吗？现在人家曹太后自己出面了，说可以啊，我认同啊，那你们还有啥话说？
好了，宋英宗拿到这个条子之后，马上就坡下驴发布诏书，说我现在要称濮王为亲爹了，你们都听好了，这是老太后的意思，我是听她的话才这么办的。当然了，什么追尊濮王为皇帝的事情，我不配，就先算了吧。
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濮议的那帮反对派台谏官们也没那么容易就善罢甘休。已经干架干20个月了，什么老太后答应了？那会不会是你们宰相，就是韩琦、欧阳修这些人勾结宦官，给曹太后下了什么迷魂汤，或者是老太后被胁迫的结果呀？而且她是个女人，这个时候国家的体制又不是垂帘听政，她从深宫当中递出个条子这算什么？无效！所以反对派继续发言，继续战斗，不同意！
那紧接着，大宋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可就诞生了，就是在宋英宗这一朝出现的，此前没有，就是所有的台谏官几乎被一锅端，全部贬走。这个时候台谏官一共是九个人，其中有两个人是临时被拉上来凑数的，上任还没到两个月，他们没有掺和进来，这不算。剩下是七个人，这七个人在濮议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都是铁杆的反对派。
这七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情况特殊，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前不久调走了，调任了龙图阁学士，所以这次没他什么事。那不还剩下六个人嘛，这六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就是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就被罢去了台谏官的职位，外放州县官，不准在开封待着了，到外地去吧。
那不还剩三个人，这三个人当时正在出差，具体地说就是出使辽朝。过了一个月，等这三个人回到开封，你还是台谏官，你还是要对这个事表态。这三人就说了：“我们也坚决要和吕诲他们共进退。”吕诲就是刚才被罢走的那三个人之一。说要走一起走，这个当然就是最后还要争一争的这个姿态，看朝廷敢不敢把所有的台谏官都贬走。那朝廷没含糊，说走就走吧，把这三个人也贬官，请出了开封城。
请注意，这可是大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因为一场争论，台谏机构几乎被一把清空。台谏机构是干嘛的？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这个皇帝拒绝听意见，那不就是昏君了吗？
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闹到这个地步，应该是英宗本人的责任，任性妄为，怀着颗私心，想尊奉自己的亲爹，才干出这么不体面的事。慢着，不能这么想，这么想有点错怪人家英宗。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记载，当时双方争议最激烈的时候，是宰相群体，就是韩琦、欧阳修这些人，给英宗皇帝出了一道单选题，说双方成这个样子，我们宰相群体和他们台谏官没法共存，要么宰相我们走人，要么他们台谏官他们走人，您看着二选一。
所以这个问题是以这么尴尬的方式提到了英宗的面前，英宗是犹豫了半天，最后没办法，才做出了赶走全部台谏官的决定。而且英宗还特别嘱咐了一句话，说对台谏官的惩罚不要太重，差不多得了。所以你看濮议的真相，和我们对它那个模糊的理解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濮议不是人家宋英宗和台谏官之间的矛盾，整个牌桌上实际上是三方力量，还有一拨人是关键，那就是宰相班子，具体说就是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这就是副宰相了，欧阳修。而且他们才是真正和台谏官撕破脸搞对立的这一方。
但是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觉得奇怪，韩琦、欧阳修什么人？当年他们也做过台谏官，负责提意见。而且他们后来在士大夫群体当中的那个声望，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直言敢谏。尤其是这个欧阳修，欧阳修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议论，那小文章写的，在当时的人看来，他就是宋朝台谏官的大宗师。宋朝朝堂上敢于提意见的风气，实际上就是他带出来的。现在这么两个人，竟然亲自下场，赶走全部的台谏官，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好，这一期《文明之旅》，就让我们来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来看看韩琦、欧阳修为什么不惜破坏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直言极谏的传统，也要站到全体台谏官的对立面。
宰相韩琦和欧阳修为什么站到了全体台谏官的对立面？我们首先来排除一个因素，这肯定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不是因为关系不好。因为从人际关系上来讲，韩琦、欧阳修原来跟司马光这些台谏官的私交很好的，都是开封城里体面的士大夫嘛。你想尤其是这个欧阳修，岁数资历都摆在这儿，他这个时候快六十了，他比台谏官那些人都至少大上个十几岁。而且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他向来有提携年轻人的习惯，总是夸年轻人。他对濮议中那几个著名的反对派，什么司马光、吕公著这些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推荐之恩。
再说韩琦，韩琦跟台谏官之间私交也很好，尤其是跟那个范纯仁，那简直是情同骨肉的关系。为啥？因为范纯仁是韩琦当年战友范仲淹的儿子。所以到后来，作为台谏官的范纯仁攻击作为宰相的韩琦的时候，韩琦气死了，在情感上受不了的。他说：“我跟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那是兄弟般的感情，所以我向来把范纯仁看成是自己子侄辈的亲人。他今天这么恶毒地攻击我，我就试问他怎么忍心的？”韩琦的原话。
所以你看濮议闹得这么难看，它肯定不是因为私交问题，个人恩怨问题。那好，那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濮议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它确实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非非常模糊，所以两派不过是在顽固地各执己见，是这样吗？不是。我在读这一段史料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除了宰相班子里的那几个人，韩琦和欧阳修，整个朝野上下士大夫的意见非常统一，几乎全是濮议的反对派。
我们隔了这一千年，我们不太关注濮议中那些是非，什么礼法该不该尊亲，这些事我们不太关心。但是根据史料你能感觉到，在当时那是有共识的。
那怎么见得这就是当时人的共识呢？我来举两个侧面的例子，你来感受一下。一个是苏轼的态度。很多中国人喜欢苏轼，那你想苏轼和欧阳修是什么关系？那是门生和老师的关系。而且欧阳修对苏轼，自从他们父子三人出现在开封城，那就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甚至要把自己文坛盟主的衣钵传给苏轼的人。所以苏轼这一生对欧阳修都是感恩戴德的。但是请问苏轼对濮议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
这一年的苏轼，因为他的父亲苏洵去世，他要回到四川去守孝，所以没有直接参与到濮议的辩论当中。但是三年之后，苏轼在一封奏疏当中，还是间接地表明了态度。他是这么说的：“濮议期间的是非，那是有公论的，台谏官是为了公论而奋争的。”苏轼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宋神宗的熙宁二年了，这濮议的风波已经过去了，而且欧阳修还健在。苏轼能这么说，可见濮议的是非当时有共识。不管欧阳修对你有多好，你心里多么感激他，苏轼也不能瞪眼说瞎话不是？
我还有一个侧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司马光。司马光是濮议当中第一个发言的反对派，但是在濮议的过程当中，他调走了，调离了谏官的岗位，所以后来什么台谏官全体被赶出开封，他是没有参与的。这个时候他既没有发言的责任，也没有跟台谏官共进退的义务，我不是在这干了吗？但是司马光事后还是几次上书要求朝廷：“你把我也开了，把我也给罢了吧。”
司马光是这么说的：“我是濮议最初的反对派，现在你把他们都开了，现在就留我一个人在开封待着，我实在是没脸见人。”没脸到什么程度？司马光说：“我现在是白天我也吃不下去饭，晚上我也是睡不着觉。进办公室看见人，老脸通红我就惭愧。出了门我遇见路上的人，我老觉得他在戳我脊梁骨，我也是惭愧。我也算是一个珍惜名节的人，这么被人戳脊梁骨，我是连人都做不成了，您赶紧把我也给贬谪了吧。”
你听听，到了这个时候司马光争的是什么？已经不是濮议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了，而是如果我不和台谏官一起被贬，已经关乎到我立身的名节了，我在整个士大夫群体里抬不起头。所以你从司马光当时感受到的压力来看，这濮议两边的阵营，它其实不仅是什么宰相和台谏官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而是什么？是整个宰相班子和整个士大夫群体之间的矛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当时士大夫的观念里面，濮议的是非是明确的，是有共识的。
说到这儿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这韩琦和欧阳修，这不也是士大夫出身吗？他们和大家是共享同样的一套儒家的价值观的，怎么大家都拼命反对的事情，只有你们两个赞成，而且是拼命赞成，毫不退让，还要逼着皇帝二选一呢？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换了别人，这就好解释，就这俩奸臣，你们为了讨好宋英宗，甘当皇帝的打手，让皇帝给你们俩什么高官厚禄的好处，想往上爬，所以就这么干了。但是他们是韩琦和欧阳修，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都是大宋朝的大风大浪中检验过的。当年搞庆历新政的时期，他们俩还那么年轻，都可以不计个人荣辱，为了自己的信念理想猛打猛冲。现在老了，而且还功成名就，位极人臣，上面没有什么台阶可以爬了，他们反而会讨好皇帝，甘当奸臣，站到天下士大夫的对立面，这个解释是不是也说不通？
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试着提出一个解释的角度，你听听这有没有道理。
我们先来看看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的角色。韩琦他正式的官名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右仆射，封魏国公。说白了这一大套就是首席宰相。欧阳修是参知政事，是协助宰相处理政务的副宰相。好，我现在请你设身处地地想想，过去几年间，如果你也是大宋朝宰相班子中的一员，你是韩琦和欧阳修的同事，你们身上责任是共担的，请问你们这个班子最首要的执政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完成好政权在两代皇帝之间的过渡。
但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难死了。它不是正常的老王驾崩，新王登基，非常丝滑顺滑。不，你想，首先这英宗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这本身就会给政权交接带来很大的变数。而且仁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位时间特别长，42年。大多数这个时候的朝臣，这一辈子只知道有仁宗皇帝这么一个皇帝，太习惯了，跟仁宗太有感情了。现在换了个新天子，还不是他亲儿子，这个就难免会看轻这位新皇帝，难免至少有各种不适应。
所以过去这几年，宰相班子那真的是有操不完的心。你想，首先你得不断地跟仁宗皇帝较劲，仁宗活着的时候生不出儿子，你得劝他立皇子吧？那接下来仁宗去世，你得护着这个宋英宗顺利地登位。第三，英宗又不争气，继位之后仅仅4天就生病了。所以你一边得请出那个曹太后出来垂帘听政，一方面又得担心这个曹太后迷恋权力，所以又得想着及时让曹太后还政，这个平衡是很难的。
好，既然说到了曹太后，这里面其实还有几个非常凶险的时刻。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一个非常蹊跷的事，就宫里面有一个宫女，她为了可能是少几顿打，多吃点好吃的，就诈称：“说你看我这个肚子圆圆的，我这是怀了仁宗的龙种。”这时候仁宗已经死了，如果她怀孕这事是真的，如果她真的为仁宗生了个男孩，这可就是仁宗的遗腹子，这个婴儿会不会威胁到英宗的皇位？不知道。但事实是这样的，就是曹太后把这件事情瞒得个严严实实，偷偷地好吃好喝地养着这个宫女，直到事情败露，说根本没有怀孕。那你琢磨去吧，你说太后这是想干嘛？这真的是说不好，会不会威胁英宗的皇位？
这可不仅是猜测，我们有证据的。比如说，曹太后曾经派人给宰相韩琦带过去一封信，这信里写的是啥？记的都是英宗在后宫犯过的那些错，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哪个行动没有礼貌，都这些。这是太后在宰相面前告皇帝的状。韩琦是怎么处理的呢？韩琦捏着这个信，当着使者的面就给烧了，然后对使者说：“请你回去报太后，皇帝生病了，病人嘛，言语行为有点过失，很正常，不足为奇。”这是一回。
还有一回，曹太后突然就问了一句宰相，冷不丁问的：“说听说汉朝有一个昌邑王，是咋回事？”这话一出口，那真的是晴天霹雳。昌邑王是谁？是汉朝一个被废掉的皇帝。那曹太后问这个问题用意就太明显了，就是试探一下宰相的口风，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病歪歪的宋英宗给他废了。这个时刻真的是电光石火的瞬间，宰相这个时候，他的反应只要略作犹疑，那下面的事态发展就真的不好说了。
那韩琦是怎么反应的？他先是装傻充愣，就反问曹太后：“您说这个昌邑王，昌邑王在汉朝有两代，您指的是谁呀？哪位呀？”这曹太后马上就明白韩琦的这个意图，就不说话。那韩琦就乘胜追击反问太后：“说昌邑王这事您是听谁说的？什么意思呀？”曹太后就慌神了，赶紧说：“说我就是老早听这么一耳朵，当故事听的，什么意思都没有。”
好了，过了一些日子，曹太后又来了，说：“老身昨晚做了个梦，我梦到咱们这位天子宋英宗回到了庆宁宫。”庆宁宫是哪儿？就是宋英宗原来当皇子时候的住所。那皇帝回到了皇子的住所，那谁当皇帝呢？说：“是我那大孙子，就是英宗的儿子，骑着龙上了天。”这个梦其实太明显了，就是曹太后在暗示宰相，能不能让这个病歪歪的宋英宗退位，但是皇位还是他们家的，让他的长子，就是未来的宋神宗提前继位。这是曹太后又提了一个方案。宰相韩琦听了之后，继续是装傻充愣，说：“挺好，这英宗皇帝要是回到原来的住所，这就说明他身体康复了，回到了原状，这个梦做得棒。”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老太太要干嘛呀？不就是和英宗之间闹点矛盾嘛，至于天天琢磨着要把他的皇位给废掉嘛？不能这么说。英宗当时是病了，而且很明显是那种精神性的症状，史料里面写了嘛，这个时候不认识人，而且胡言乱语。所以这种情况下，曹太后作为仁宗的遗孀，为整个老赵家的花花江山着想，想换个合适的、正常一点的、健康一点的皇帝，或者至少为英宗万一出点事，为那个情况做一点准备，这不能说老太后有什么私心对吧？
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宰相坚决不能同意呢？你想对于皇权政治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什么皇帝本身的能力，而是皇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皇帝坐在这儿，他有坚强的合法性，就能给天下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以稳定的预期，整个国家和政权就能稳定地运行。如果现在，咱们不管以什么理由，以皇帝生病，或者说你看他这个样子，没有执政能力，以这些理由换皇帝，那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甚至是打开了一个魔鬼的盒子。你想以后的野心家，可就多了一个篡位的理由，说你看他不行，所以我来，对吧？所以对于宰相来说，这个时候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既然英宗已经是合法的皇帝，那就要尽可能挺身而出保住英宗。
我们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好像选贤任能是天经地义的原则。但是请注意，古代社会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贤能你就能当领袖。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王国维集》，这里面有王国维先生写的一篇《殷周制度论》，讲的就是商朝和周朝的制度区别。那商朝君王的继位原则是兄终弟及，而周朝就改了，改成叫父死子继，而且这个“子”不是一般的子，是嫡长子，就是大老婆正妻生的第一个男性。
王国维先生说：“说这个突破不得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听着很奇怪，这为啥？万一这个嫡长子是个傻子，或者是不如其他人贤能，为什么还一定要他继承王位呢？还不能换呢？王国维先生有个解释，说：“因为对于天下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不是领袖贤能，是安定。对天下来说最大的坏处是纷争，就天下大乱。嫡长子继承，虽然可能继位的是个傻子呆子，或者人不怎么样，但那毕竟是老天爷定的是唯一的，就是他，没有什么好争好抢的，其他人你给我死了这条心，这叫定纷止争，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利益，这比他聪明这重要太多太多了。”
好，理解了这个原理，你就明白了，这会儿我们讲的韩琦、欧阳修这些宰相班子，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使命，他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维护住在位的英宗的皇位，不仅要让他坐得住，不仅要让他坐得稳，还要帮助他树立权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所以你想如果这个时候，英宗哪怕他和曹太后之间发生了任何意见分歧，表面上曹太后是他妈，应该享有更高的权威，但是宰相们没选择的，必须拉偏架站在皇帝这一边，树立皇权的权威。所以甚至当英宗在曹太后面前还有点理亏的时候，宰相也不得不这么做。
好了，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再回到濮议，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想出来这件事情发生的逻辑了。我猜可能是这样的，刚开始，可能是英宗本人露出了想认自己亲爹濮王叫亲爹，露出了这么个想法。病人嘛，宰相既然知道了他这个想法，也知道英宗这个心结的来历，因为英宗当年进宫的时候，跟仁宗两口子其实是有点不痛快的。至于怎么不痛快，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出门左转，看我们《文明之旅》上一期（1065）的节目。这就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英宗在情感上受伤那么深，宰相觉得那就迁就他一下，没准心结一解，他就回到了正常状态，病就好了，国家机器就能顺利运转了。
所以认亲爹行，所以接下来宰相就放了一个气球，去试探一下各方面的反应。结果发现捅了个马蜂窝，发现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台谏官群体是坚决反对，坚决不能叫亲爹。好了，那怎么办呢？宰相回来说那还得帮皇帝拔份儿，回来再找理论依据。整个宰相班子里，一看有个欧阳修，他是大理论家，来请你去到儒家的原典里面，去找理论依据。那你想这种事情对吧，如果非要找那还能找不着吗？所以欧阳修就找着了，然后就写论文，就开始下场辩论。于是两派阵营就这么形成。当然最后双方争论得一发而不可收，互不退让。
我说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生出一个疑问，说宰相不也就是想迁就一下皇帝嘛，如果他遇到了这么坚决的反对，你就退回来呗，有啥不行的？为什么宰相群体，韩琦、欧阳修这些人，一定要跟台谏官死磕到底，寸步不让呢？这又是什么原因？
濮议作为一场争论，一旦开始，对立双方的阵营一旦成型，你想作为宰相班子，他最大的难处在哪儿？在于他们没有办法退让。因为如果一旦承认这位宋英宗他认亲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是不符合礼法的，马上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首先一个，是皇帝的权威会受到打击。当然你可能会说他是皇帝，权威至于那么脆弱吗？认个错就会被削弱？如果是已经坐稳的皇帝，已经建立了权威，当然不至于。比如说以前的那位宋仁宗，他怎么从善如流，怎么知错能改，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光着脚站在庭院里，向老天爷认错，不要降下灾难，全是我的错，没有任何问题，反而会赢得美名。
但是如果像英宗这种情况，他正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那就不行了。这牵扯到对于权力这个东西的理解。请问什么是“权”？你看《说文解字》里面有一个解释，说“权”的意思就是反常。这是不是听着挺奇怪的？权力怎么是反常呢？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权”有一个相对应的词叫“经”，就经纬的那个“经”。那请问“经”是什么？是织布的经线。经线就是定框架定规矩用的。所以“经”引申出来的一个词叫“守经”。那什么时候要守经呢？就是需要按规定来的时候守经。那相对应的是什么？就是“行权”。什么时候行权呢？就是不按规矩，没有规矩的时候。所以你看，要不怎么《说文解字》说“权”就是反常呢？没规矩嘛。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一家公司，什么人能进公司的大门？平时就守经就完了，按制度来呀，有门卡您就进，没有门卡就不让进，这就叫守经。但是今天早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就是没有门卡，他就是要进，怎么办呢？在门口闹起来了，看门的保安只好请示上级，请上级来决定，这就是在制度没有规定，或者是违反制度的情况下该怎么办。那上级就能定，他就有权，这就叫行权。所以你理解这个场景就明白了，权力就是诞生在没有制度，没有规矩的地方。
所以自古以来，一个人要想建立权威，有一个万能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和正常是非、正常逻辑相反的场景，然后把权力用进去，用权力来扭曲现实，大家一看，就认可了这个权威。这里面好多历史故事都在说一说这个原理。
比如说秦国当年变法，商鞅准备了很多法令，但是法令没有权威怎么办？搞了一次“木立信”，在城南门安了一个木头，你给我搬到城北门，我给你很多钱。反常吧？大家不信吧？那好，你搬，搬我就真给你这么多钱。这就是反常地给，所以我的权威就能建立。
还有后来的秦朝，那个赵高有本事逼着你，指着这头鹿，非要说这是马。这是反常，但只要他能做到这一条，能指鹿为马，他就拥有权力。这是同样的道理。
好，我们现在回到宋英宗。宋英宗认濮王为亲爹，这个事有点反常吧？有点。那如果这个想法一露头，就被大臣们否决：“什么规矩？不是这样！制度不是这样！先王不是这么定的！”好，那他就收回去了，他还有什么权力？那就一切都守经呗。他这个皇帝扭曲事实，搞反常的决定的权力在哪里呢？所以这就注定会是对皇帝权威的沉重打击。这是一个后果，还不仅于此。
更重要的是，濮议的实质是什么？是英宗为一方，然后死去的仁宗和曹太后之间是一方，在这两方之间评论是非。如果英宗要输了这一局，曹太后万一——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好几个例子——曹太后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心思，那可就为英宗又添了一条他必须下台的理由：他不守法度。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这更是宰相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结局，所以他们不能退。
说到这儿，你可能心里又升起了一个疑问：那是非呢？你韩琦和欧阳修是谁？你可是标准的儒家士大夫，如果你内心里不认同英宗的这个想法，为什么在行动上还要支持他呢？难道你们只讲利弊，就不讲是非了吗？
这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你在干实事，如果你是一个要对结果负责的人，如果你有明确而且具体的行动目标，那有的时候，您还就真的不得不让是非问题暂时靠边站，顾不得了。
我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比如说，你的孩子明天就要参加高考，今天就犯了个错误。那您是非得今天晚上就要跟他争出一个子丑寅卯吗？非得让他今天晚上就给你道歉认错吗？不会吧。你肯定是说：“没事没事，这事不重要，明天好好考试，这才要紧。”那请问，你是个没有是非的人吗？不，你只是有更紧急的目标而已，你孩子明天高考嘛。
再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在办公室里为一个问题，和你的同事争得个面红耳赤，你觉得自己就是对的。好，下午在开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客户在同样一个问题上，也和你的意见相反。那请问你会跳出来和你的客户争个面红耳赤吗？不会吧。那请问你是一个没有是非的人吗？不，只是当前对你来说，拿下这个客户的单子更加重要而已。你看，有目标的时候，是非就得靠边站。
有的时候，好，回到濮议。宰相这一方，既然他们当前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帮助英宗迅速地建立权威，完成新老两代皇帝之间的顺利过渡，那么濮议本身的是非，他确实就顾不了那么多。这是人之常情。
那我这么说有没有依据呢？你看双方的论战风格，它就是这样的。这双方争议的过程中很明显，就是宰相群体的目标不是要吵赢这场架，而是要赶紧结束这场吵架。你看，这个里面是有本质区别的。这里面好多迹象。比如说宰相这边，韩琦和欧阳修这俩人加起来，正面论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只写了四篇，两个人只写了四篇。你再看反对派那边，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仅仅那个吕海一个人，就写了26篇奏疏。
那欧阳修是宰相班子里面的文胆，主要的理论论述，写文章靠他。那欧阳修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记载，说欧阳修本来也是不知道怎么替这个宋英宗说话。那有一天就犯愁，偶尔散步，走到自家小孩子读书的那个院子里，一看到桌上有一本书，拿起来一看，是一本儒家的经典，叫《仪礼》，十三经之一。随手翻了翻，突然在这本《仪礼》里面找到了一句话：“得，就是它了！”然后就拿这句话当儒家经典的依据，去参与了辩论。实际上在此之前，欧阳修这辈子都没怎么读过这本《仪礼》。所以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先有论点再找论据，先打枪最后再画那个靶子，这是论点先行。
你再看整个争吵的这个过程，宰相这边主要的手段其实不是吵架，不是写文章搞论战，而是什么？是不吱声，任你们怎么说，不理、不回应、不接招。说白了就是不想恋战嘛。吵到了后期，宰相这边一看，这个争是争不出个结果了，赶紧想办法，就搬出了曹太后。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出现的那个场景，想用老太太的一张条子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想快刀斩乱麻，赶紧收场的迹象。
再到后来，英宗决定罢黜所有的台谏官。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台谏官当中，吕海的官职是最高的。吕海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宋朝以前的宰相吕端的孙子，这个时候是御史台的副长官。那按照制度，你要罢免这么高级的官员，朝廷要给两份文件，一份是圣旨，这是代表皇帝的意思；另外一份叫官告，是朝廷委任官员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很正式的文件，上面要以皇帝的口吻写明这次任免的理由，你哪好哪不好，为什么要撤换你等等。那这份文件谁写？是朝廷的大秘书叫知制诰，专门起草圣旨的这么一个人，要写这个官告。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知制诰如果觉得这个任免不妥，我不认同，他是可以拒绝起草的，这个任免就执行不下去。这是当时一个制度设计，是为了制约权力的一个设计。
好，这个时候宰相一商量说：“咱还要写这份文件吗？如果写，他万一真的就否决了怎么办？得了，别节外生枝了，干脆这个环节就省了。”韩琦和欧阳修等人就直接派人把罢免的圣旨送到吕海家里，说：“赶紧走人，收拾收拾赶紧。”这就把知制诰这个职位给绕过去了。这人就气得要死，惯怒之极，说：“哪有这么干的？还能这么破坏朝廷的制度吗？”好，请问宰相们是不知道破坏制度的后果吗？当然知道。韩琦和欧阳修是什么人？是典章制度烂熟于胸的人，是极力维护大宋朝祖宗之法的人。但是没办法，有一句话叫“事急从权”，急眼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当前宰相班子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结束这场争议，让御史台里面这几个杠头赶紧走人。制度被破坏了是很严重，以后再想法修补吧。
所以果然，到了这一年的4月4号，刚把所有的台谏官赶走，又过了十几天，4月16号，英宗就发布了一份诏书。那个架势摆的，说：“来呀，天下如果有什么不公平的冤狱，有不合适的征调，有贫苦的老百姓，各个地方官赶紧去解决问题。有什么重要的治国建议，赶紧给我报上来，提上来。”这份诏书就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姿态。从这个口气里面，你能感觉到，就是英宗和宰相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说：“得了，吵了两年的濮议终于结束了。来，我们赶紧想办法干点正经事，我们赶紧把大宋朝这艘航船驶入正常的航道吧。”
好了，说了这么一大堆，这是我们对于宰相这边态度的一个梳理。他们是为了做好大宋朝两代君主之间的顺利过渡，为了让大宋朝这条航船顺利地、赶紧地进入正常航道，他们是一不小心就卷入了一场叫他们既赢不了，但也输不得的论战。所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好，我们说完了宰相，那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接下来再花点时间，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对派，就是台谏官这边，他们为什么吵这么来劲呢？他们又为什么不能妥协呢？
在濮议当中，台谏官的表现是非常激烈的。刚开始争的是那个理儿，你看司马光最初的那几份奏疏写得是入情入理。但是很快舆论就升级了，大家就不再就事论事，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具体的人。观点的不同，现在就成了什么君子小人、忠臣奸党的这个区分。既然论战双方是君子和小人，那不好意思了，这是势不两立的关系。于是态势继续升级，台谏官就把韩琦比作是历史上的各种奸臣了。说欧阳修的话就更难听了，这个节目里我一般不念文言文的，但是这几句话我一定要念给你听。他们说欧阳修是什么？是“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说欧阳修就是狼，就是奸邪，兄弟们并着肩地上，争先恐后地去弹劾他们。这词你听听。有一句话说得好，说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韩琦和欧阳修是不是奸臣？当时朝堂里的同僚们心里肯定清楚。但是没办法，现在是论战，论战一起，唯一重要的就是输赢。至于我们用词是不是过分，管不了那么多了。
好，等这一轮攻击再无效，论战于是继续升级。既然你们不听我们的，那我们不干了，把任命书还给你们，我们回家把门一关，等着朝廷来处理我们吧。这就是拿辞职来作为要挟，对吧？毕竟朝廷把台谏官都赶走，这名声不好听嘛。事情到了这一步，终于逼得英宗皇帝不得不在宰相和台谏官之间做艰难的选择，最后是台谏官全部被贬。
那我们回溯这个过程，你也看得出来，台谏官始终是激化矛盾，推动局势升级的这一方。好，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要想解释这个现象，咱们就必须得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中国一直有那种叫鼓励自下而上提意见的这个政治传统。你看现在单位里都要挂个意见箱，这是有传统的。传说在尧舜的时候，就有什么“讬鼓”、“谤木”等等这些设置。现在天安门前的那一对华表，就是由谤木演化而来的。简单说，就是你要是对君王有意见，你就去他家门口去敲那个鼓，或者那不是有根木头，在上面写字。这么一敲这么一写，君王就能听到看到你的意见了。而且中国文化当中，还有一大堆什么君王纳谏的小故事，以及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类的政治格言。好，这是一个传统。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传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不能忘了，就是强调说话要符合等级和秩序。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就别操那个心。这话谁说的？孔子说的。到了孟子的时候说得就更明确，孟子有一句话，叫“位卑而言高，罪也”。您没到那个位置，就说那个位置上的话，这是罪过。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你想想看，平心静气地想想看，这是不是符合我们朴素的直觉？就是一个人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他说的话往往是既说不到点上，往往那个话也不怎么负责任，对吧？
你看这两个传统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君主要广泛地听取意见，另外一方面提意见的人，最好是特定位置特定身份的人，不能任由所有人不负责任地乱说。好，这两个传统它矛盾吗？有点矛盾。那怎么办呢？最后想到的是这么个办法，说我们干脆专门设立一个谏官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人，他就可以自由发言，他什么都能说，他怎么说都行。这套谏官制度是运行到了唐朝才成熟的。这套制度它的底层是两个办法：第一是任用一些低级官员，年轻官员作为谏官。年轻而且官小，提意见的时候顾虑就少，所以就可以自由发言。第二是所谓的“风闻言事”，就是你听见了这事你就可以说，你不用给证据，你也不用交代这事是怎么来的，而且言者无罪。这样谏官说话的自由度就有了保证。但是请注意，只有谏官可以这么说话，这是所谓“小院高墙”，只有这个职位上的人享受这份自由。
我举个例子，唐朝的著名的白居易，他年轻的时候就当过谏官，那说话又多又直，经常搞得皇帝下不来台，而且非常不高兴，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他，他怎么对朕这么无礼呀？”但是皇帝也没办法，因为白居易是谏官，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他就是可以随便说。后来白居易也不当谏官了，但是他还是改不了这么说话的习惯。那这回好了，宰相就随便抓了个小事：“这事该你说吗？你就说！”就把白居易给贬了。所以白居易因为说话，被贬到了江州司马，就是今天的九江。后来不是在这儿写出了那个《琵琶行》吗？“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因为这次被贬。但是过去我们都觉得因为说话所以被贬了，不是，不要误会，不是朝廷拒谏不爱听他说话。这次贬他，不是因为他说话的内容不好不对，而是因为他说话的位置不对，你不在谏官的位置上，就是不能这么说。
这是谏官制度的一个简单描述。但是你意识到没有，这种谏官制度有一个天然的问题。你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谏官，我没有任何具体的职守，我不用对任何结果负责，我只负责说话。而且如果我还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那请问会发生什么呢？我会把我说的话当作工作对象。我第一句话出口之后，我表达一个观点，我下一句话就是为了捍卫第一句话的那个观点的正确性。我第一句话我要指向一个目标，发现没有奏效，那好，我下一句话就是要加强力度，以便让第一句话奏效。这就相当于一辆车，只有油门可就没有刹车了，它是一个单边，要不断加强的一辆车，不断速度不断上强度。
我举个例子，宋朝的庆历年间有一个大臣叫石介，他还算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们搞庆历新政时候的战友。这个石介性格是比较偏激，而且声名在外。有人就推荐石介去做谏官，把这个宋仁宗吓得直摆手，说：“不行不行，石介不能当谏官，他要是当了，我要是不听他的话，他还不得一头碰死在我这台阶上？”所以你看，千万不能小看一个人捍卫自己言论的意志，尤其是他当了谏官。所以为什么谏官的言论总是会倾向于越来越激烈，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态势升级？就这个原因，因为他只负责说话，不负责做事。
什么是言论呢？言论本来是为人的现实目的服务的，对吧？人只要有一个现实的目的，那他说话就是他的言论，就会多多少少地受到约束。你要是胆敢撒谎，你要是胆敢夸大其词，哗众取宠，言过其实，你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对吧？即使你是一个小孩，你是一个放羊娃，你老说假话，你要付代价。我们小时候就懂。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谏官，你没有具体的现实目的，你们就只把论战输赢本身当作目的，这样你说话可就很难不扭曲，你的言论通常就不负责任了。
我今天还带来了一本书，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索维尔写的一本，这叫神作。这本书叫《知识分子与社会》。他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什么工程师、医生这些人，他是指那些作家、评论家这些人，是以理念、以想法为工作对象的人。你看工程师的工作，或者医生的工作做得不好，那自有事实来校准的。你建造的桥塌了，你这工程师得去坐牢。虽然你是用知识去工作，但是现实会校准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评论家，你是以理念为工作对象的人，那就麻烦了。因为理念世界里面，没有任何校准你的工具，你说错了不用负责。所以你看这书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毒舌，说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叹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咱就不多举例子了，你心里肯定知道。这本书说的当然是西方的现代的知识分子。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发现没有，在宋代的台谏官身上，是不是也能看到一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说话不用负责。比如说，他们说欧阳修是豺狼是奸邪，这是个理念世界的事，他这么说无需证据，而且也没法验证。那可不就怎么痛快怎么说嘛，怎么能赢怎么说嘛。而且这样的言论一旦走向持续强化的单行道，一旦开始升级，没法退的，没法妥协的。
好了，今天我们是把濮议双方都拿出来说一说，为什么他们互不退让的原因，我们就分析到这儿。表面看来，是双方的观点不同，但是深究之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是观点不同吗？不是，他们行动依据不同。这两拨人是在完全不同的行动依据下发生了对峙。什么依据？台谏官是负责说话的人，他们的行动依据就是是非，我心里认定的那个是非，所以我认准了道理我就不退缩。而宰相群体干活得负责，他们是做事的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就不是是非了，而是主次。对他们有具体的执政目标，他们要保证两代皇帝的顺利过渡，所以不能在道理上纠缠。他要确保大宋朝这艘船能行驶在稳定的航道上。在做事的人看来，是非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要根据眼前的目标来调整处理的优先级，所以主次才重要。
这其实是什么？这就是儒家那本经典《大学》里面的那句话，叫“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面的“先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次。我们平常经常说一个人做事的能力，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他能随时随地能分得清楚做事的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分得清楚你就有能力。
好，隔了这一千年，濮议的僵局它有没有机会能被破解呢？其实都用不了一千年，只隔了一百多年，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就把这个局看得明明白白的。朱熹是这么说的，说濮议当中，欧阳修的观点肯定是不对，违反礼法。但是那帮台谏官也说得太偏激了，他们也不对。这事的本质很简单，就是宋英宗想给他亲爹一点特殊待遇，这好办，咱发动聪明才智，给他发明一个新称呼不就得了嘛。比如说给那个死去的濮王加一个封号叫“太王”，就是太太的那个“太”，叫太王不就得了吗？你们那帮台谏官非要咬死了说只能称皇伯，请问这个皇伯和其他的皇伯还是区分不开，他想让自己的亲爹有特殊待遇的这个目的就达不成。你们非要守着这一条，你们一步不退，所以这个事才僵住。这是朱熹的看法。你看，这不是说朱熹有多聪明，而是如果双方真的要解决问题，其实有的是办法。但是很可惜，身在这一年的对峙双方，他们都是只要赢，所以才和那么多解决方案失之交臂。
那这期节目的最后，我说个我最近听到的小段子，我还是挺有感触的。话说村里有个女子，村口的老太太都说这个女子不正经。证据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老太太都发现，这个女子每天晚上是由不同的男人开着不同的车把她给送回家的。你看这是不是铁证如山？哪有正经女子是这么干的？所以老太太那嘴撇得：“不正经！”后来村里有一个小男孩就没忍住，就跑去问这个女子，说：“姐姐，他们都说你不正经，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男人开不同的车送你回家。”这个女子就想了想说：“孩儿呀，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一种东西叫滴滴打车呢？”你看，一个人看到的铁板钉钉的事实，再加上自己脑子里的理念，得出来的确凿的、深信不疑的结论，它能有多荒谬？你去想想这个段子，你别笑，它就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要警惕自己脑子里的那些深信不疑的理念，也要警惕那些只负责说话的人。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发生在公元1066年的濮议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067年再见。
下面是本期感谢。本期我要感谢的线下看片团，是湖北省荆门市建筑防水协会主办的荆门看片团。这已经是他们组织的第13场，二十几位当地的防水行业的朋友聚在一起看了我们《文明之旅》公元1063年的这期节目。是边看片边喝茶，据说气氛特别好。大家看这期节目，因为那期是讲宋仁宗的，觉得特别感慨一点，就是宋仁宗30年居然换了40多个宰相。看起来这个皇帝是温和没脾气，其实你就看这一条，还是很有手腕的。也有同学说，管理其实就是弱中带强，强中带柔。对，历史故事看着有意思，落到现实是更有启发的。所以感谢荆门看片团带来的这场强弱之辩。
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为我们提供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跟《逆水寒》这个团队合作久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从来没把自己局限在娱乐产品这个壳子里。他们总能时不时地给你掏出点意想不到的文化狠活。最近《逆水寒》又要放大招了，他们正式官宣和中船文创联动，要把中国的航母舰队搬进他们的游戏。这可不是普通的跨界，背后藏着的是贯穿千年的航海文明暗线。听《逆水寒》的朋友说，其实人家早就有伏笔，因为游戏里面有一个沧澜舰，对吧？那可不是摆设，那是一座展现宋代航海技术的博物馆。所以这次联动，《逆水寒》就是用游戏当作桥梁，给它的玩家串起这条跨越时空的航海脉络。如果你也想看看这一场古今航海文明的碰撞，别着急，记得国庆前后来《逆水寒》的游戏，咱们一起来见证中国航母在游戏里面的启航。
《文明之旅》1066年，我想致敬一份咱们中国人的行动指南。这就是清代的朱柏庐写给后代子孙的《朱子家训》。对，《朱子家训》可不只是朱熹的家训，还有这位朱柏庐的家训。你别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家训不少，但是最普及的其实就是这个版本。你肯定听过那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对，就是这份文件里的。朱柏庐好像也不是很有名，那为啥他的这份家训这么出名呢？不光是因为篇幅小，只有500来个字，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不是祖宗给儿孙讲一大堆空泛的道理，它几乎每一句都是非常明确的行动指南。你就说开头这一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下联是：“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说啥道理啦？没有。清早起来怎么打扫卫生，黄昏怎么关门闭户，又简单又明确。而且在古人的生活中，这真有用。那你说一个人一个家，在这样的日常规范中坚持下来，是不是它就能变成一个挺好的，挺让邻居羡慕的家呢？
接下来我再给你念几条，你看：“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还有：“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还有讲到彩礼了：“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什么嫁妆彩礼，不要计较这些，关键是人好。人家说的。还有这句：“家门和顺，虽餐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无余，自得至乐。”就是和气，一家人比什么都重要。早早地把国家的税给交了，心里干净，这也很重要。你看这话说的，这些行动指南我们今天也受用的。其实儒家的主张哪是那些抽象的道理，都是对日用行动的指引。所以今天我们要致敬中华文明中重视行动、重视人的行为，在细节末枝上的修正的文化传统。
感谢所有观看本期《文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订阅我的账号，也欢迎你就本期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咱们下周三，《文明》公元1067年，继续和你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