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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35分钟,做加法是本能,做减法是智慧。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很高级,叫作《减法》。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Less is more,少就是多,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号,也认同“不能把生活搞得太复杂”这个观点,但我为什么要再次讲这本名为《减法》的书呢?因为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曾经荣登在《自然》杂志的封面上。

 

大家知道,在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杂志,一个叫《科学》,一个叫《自然》。《自然》杂志封面文章的研究者,后来写了《减法》这本书。所以less is more,少即是多,这个理念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科学背景的学科。他用整本书来给我们论述,为什么做减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相信你听完这本书以后,一定会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轻松。

 

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启发是什么呢?我读了那么多关于复杂体系的书,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有的地方越修路,这个地方会越堵?

 

因为平常我们解决拥堵的办法就是修路,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修了路以后,反而比以前更堵了。还有一些城市,拆掉了几条道路以后,反而不堵了。这让我们普通人的大脑来想,想不出来。因为路明明多了,怎么还会堵车呢?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作者从科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我们在后面会讲清楚这件事。

 

在开篇的时候,作者讲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我去过。旧金山靠着海,有一个叫作恩巴卡德罗的海滨。在二战以后,国家修了一条双层高速公路,通往那个海滨。但这个双层高速公路并不实用,而且因为有了它的遮挡,周围的环境也不会特别好看,居民的生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就讨论公路应该怎么处理,是再把它往前延伸,还是拆掉它?

 

当时规划委有一位委员,是一位叫作苏·比尔曼的女士。她经过了深入的研究和测算,建议拆掉这条公路。但是拆掉这么一条双层公路,却遭到了大家强烈的反对。首先是上班族,认为这会影响他们通勤;其次是公路两边的商铺、汽车旅馆,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大家闹得不亦乐乎,天天为这个事打官司、吵架。

 

经过了很多年的争吵之后,政府终于把这条公路拆了。但大家没想到,公路拆掉以后就恢复成了一个公园,海滨变成了一个生态化的地方,游客来得更多了,而且根本没有耽误任何人上下班,同时周围商户和居民们的收入都得到了提高。所以,这是第一个以少为多的案例。

 

第二个案例更有意思。大家知道纳尔逊·曼德拉,他从监狱里出来,后来当了总统(南非前总统)。在一次演说中,他专门向一个叫作利奥·鲁滨逊的人致敬。各位知道利奥·鲁滨逊是谁吗?这是美国的一位黑人码头工人。纳尔逊·曼德拉说,如果没有利奥·鲁滨逊的努力,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就不会被取消。大家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这位利奥·鲁滨逊到底做了什么呢?

 

其实利奥·鲁滨逊只做了一件事。他作为一个黑人,特别反感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他只做了一件小事,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带领工友们拒绝搬运南非的货物下船。利奥·鲁滨逊和工友们不搬货物,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其他各个港口都开始拒绝搬运南非的货物。

 

接下来,那些在南非投资的厂商就不敢投资了,因为货物都不能下船。所以欧洲、美国的资本逐渐从南非撤出,导致南非整个种族隔离政策的崩溃。

 

那利奥·鲁滨逊做了什么增加性的动作呢?没有,他只是做了一个减法,只是说我不做这件事,从而导致这么艰难的斗争——连纳尔逊·曼德拉都为此坐了27年牢,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还无法实现的目标,最终竟然能在南非实现。所以,纳尔逊·曼德拉要感谢这位码头搬运工的领袖。

 

这两个案例放在前边,让我们知道了减法的力量。所以作者在前言里就问大家:“你如果想知道加法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就问自己一件事:你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忙碌了?”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你会发现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习惯用加法来解决问题,而用加法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矛盾变得越来越多。

 

因此,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减法的力量。作者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是什么内容呢?他通过长期的实验和科学的观测发现,人们更多地重视加法、更少地使用减法是一个惯例,他用实验证明了这件事情。对于科学,我们不能口说无凭,不能随便拿嘴说说。

 

作者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这个启发,来自作者陪他3岁的儿子搭积木。搭积木的过程中,作者发现有一座桥搭斜了,一边矮一边高。那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桥没搭平,大人们的习惯就是在矮的这边加一格,桥就平了。但是他发现,3岁的儿子没有加这一格,而是把高的这边拆掉了一格,桥也平了。所以作者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区别,会不会是小孩子跟大人不同的区别?

 

于是他拿着这套搭了一半的玩具,到课堂上找了很多学生来搭,作者在旁边慢慢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他逐渐发现,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增加一块。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增加一块,大家想都不想,增加一块积木就平了,只有极少部分的人会减掉一块。

 

作者说,积木这是一回事,我们换一个材料再试试。然后他拿了一个乐章,跑去找音乐学院的学生,让他们修改一下乐章,看看怎么让这首歌变得更好听。结论是,绝大部分的人增加音符,少部分的人会减少音符。

 

然后作者又拿了一篇文章给很多人看。他选了各种各样的人,年龄、层次都不同,让大家来改一下这篇文章,思考怎样才能改得更好。结果70%以上的人选择增加文字,只有20%以下的人选择减少文字。作者还用了很多方式来测试,基本都是3倍的差距,也就是想到增加东西的人数,是想到减少东西的人数的3倍。

 

还有一个最具科学性的实验,就是“栅格实验”。在一块板子上,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格子,这边有一些格子做成的图形,那边有一些格子做成的图形,然后实验者就会问:“怎样让两边的图形对称起来?”这是不是很简单?让图形对称起来的方法,就是把缺少的部分填上,或者把多了的部分去掉,这两种方式都能实现对称。

 

但实际上,只有20%的人选择了减少格子来实现对称。其实题目没规定应该是什么图形,只要两边对称就好了,但只有20%的人想到减少格子,80%的人还是选择增加格子,这就很奇怪了。

 

那人们这么选择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做科学,我们讲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作者做了一个可能性的预判,他说:“我们选择加法,或许是因为我们更喜欢自己制作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宜家效应’。”就像大家从宜家买回来的家具,很少有人投诉质量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自己装的。其实家具质量有可能很一般,但是你组装好以后,就会觉得我投入了心血,这个柜子就不一样了。

 

“选择加法,或许是因为删减东西就意味着要承认之前添加的属于沉没成本。”如果你要把家里的东西扔掉,心里会很难受。因为这意味着你买错了,而承认自己买错东西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明明已经很糟糕了,但你可能还在不断地为它付出更多成本——这叫沉没成本。

 

“或许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某个事物存在,那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或许是因为失去比收获更令人不安。当然,摒弃错误理论,拆除一条碍眼的高速公路,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也没有失去什么,但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读到的那样,人们很容易把减少当作一种损失。”

 

我们天生把减少当作一种损失,那怎样才能增加我们在生活中做减法的可能性?这个作者给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个方法,叫作“更深入地思考”。那些在高速公路边上抗议说“不要拆,不要拆”的人,他没有像专家一样去做深入地思考。他只是觉得我已经习惯这条路了,现在拆掉,没有了,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区里每次闹矛盾,都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想变化。有时候只是换一个保安公司,有时候只是换一个园艺公司,只是换一个清洁公司,业主们就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深入地思考,他是本能地觉得我不想要变化。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深入地思考。

 

第二个方法,叫作“有意识地想到减法”。你今天听了这本书以后,以后再处理问题,比如公司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想想看,能不能用一下减法。这是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叫作“在改变上投入更多的心智带宽”,“心智带宽”这个词是我最大的收获。什么叫心智带宽?日本人曾经做过一个搞笑节目,特别好玩。据说一个人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在他手里塞什么东西,他都会接着。比如说,我在这儿打电话,有人过来给我递一杯咖啡,我就拿了,说声谢谢,这很正常。但日本人就很搞笑,别人先给一个人送一杯咖啡,他要了,过一会儿看到他还在打电话,又牵了条狗交到他手里,他也接了,接了以后他继续打电话,一会儿突然发现怎么有条狗在手里?特别好玩。你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视频,这种心智的容量就叫作“心智带宽”。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能打电话吗?好多人觉得我打电话也照样能看路,没影响,不要紧。但打电话很容易出事,原因就是打电话会占据你头脑中的心智带宽。心智带宽变窄了以后,你开车的反应速度立刻就会下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打电话千万不要开车,开车不要打电话。

 

所以,当我们在改变上投入更多的心智带宽,意味着我们不是凭着惯性在做决策,我们不是一拍脑袋说“招人,招人”,说“再加一个流程”。就像公司里一旦出问题,老板们首先想的是把问题写到规则里去,所以公司的规则越加越多,加到最后,能干的人都走掉了。因为我们做事不过脑子,我们的心智带宽太窄了,老板整天想着怎么还债,所以他没工夫想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心智带宽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这一章,叫“加法本能”,就是让我们回到原始社会,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加法。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有一个展示自身能力的本性。女同志喜欢背一个特别贵的包,是为了展示自身能力;男孩开一辆很贵的车,也是为了展示自身能力。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有一种鸟叫园丁鸟,特别好玩。在求偶期间,雄性的园丁鸟就会搭一个特别夸张、特别漂亮的房子,如果有一排雄性的鸟,就会搭一排房子,都搭在一个地方,然后雌性的鸟就会过来看,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地参观。参观完了以后,雌鸟看哪个房子搭得最好,它就跟那只雄性的鸟交配。这就是它们求偶的过程。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雄鸟和雌鸟交配完了以后,没有一只鸟会住在搭好的房子里。意思就是雄性园丁鸟搭了那么奢华的房子,它们并不住,这只是为了给雌性的鸟看,看完以后它们俩结婚了,然后搬去雌鸟简陋的窝里住,而豪华的窝根本不住,这就是本性。

 

人们还有一个本性,叫作“获取物品的本能”。因为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糟糕,上午能吃到东西,但下午未必有饭吃,所以人们一有东西就囤起来,尽量地往家里放。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家庭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儿媳妇跟婆婆之间关于废旧物品如何处理的矛盾。老人家最喜欢囤东西,觉得什么东西都可能有用,瓶子用到一半,也觉得可能有用,所以家里变成垃圾堆了。这是人类原始的本能——获取物品的本能。

 

最后一个本能,就是人们感受多少的能力。很奇怪,一个小孩子没有学过任何加法,但是你给他两堆糖,他就能够知道哪个多,哪个少,这就叫作感受(相对)数量的本能。而且人们对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的感知还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给你80个糖豆,然后我再拿走30个,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我给你20个糖豆,我再给你30个。你选哪种方案?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选第二个,都会选20加30,讨厌80减30。虽然这两个方案的答案都是50,跟庄子讲的“朝三暮四”的故事是一个道理,但这不是用来嘲笑故事里的猴子,而是从科学的角度讲,让我们知道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带给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大家还知道,原始人从旧石器时代来到新石器时代,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就是石器的使用。砸碎了这个石头,石器才能形成锋利的刃,而这个砸碎石头的过程就是减少的过程。你得从石头中剥去一部分,才能有一个边,才能变成一把石刀。所以,给我们人类带来真正进步的,是当年的减少。

 

米开朗琪罗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别人问他为什么把雕塑雕得那么厉害,米开朗琪罗说:“天使就在石头里,我只是去除掉了多余的部分。”在我们外行人来看,雕塑是增加;在米开朗琪罗看来,是减少,就是把没用的部分拿掉。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加法定义了文明。比如说,咱们一说到文明,就会想到罗马斗兽场、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这些东西都是在不断地增加。所以增加给我们带来了文明的基调,让我们觉得只有增加东西,才能够显示出这个地方文明的力量。这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也导致了人类的本性依赖增加,而忽略了减少。

 

另外,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跟加法也息息相关。人不仅仅看细节,人还要看“场”。大家知道“场”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场”呢?人与周围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叫作“场”。而处理问题的时候,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看你的“场依存性”高还是低。什么叫“场依存性”?也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是更多地看细节,还是更多地看宏观,这就叫场依存性。更多看宏观的人,场依存度高;更多地看细节的人,场依存度低。

 

给大家举一个心理学的例子。这儿有一幅图,这幅图里有非常杂乱的格子,看不清。然后,作者要求被实验的对象快速地在格子里找出一个八边形。各位,八边形可不容易找,这是菱形,这才是六边形,像螺母一样,八边形比它还要多两个边。我当时就找了半天,说没有八边形。

 

 

然后作者说,如果你发现这个八边形所花的时间很长,你的场依存性就大。你越关注图中的所有线条,也就是那个场,就越难找到八边形。反之,如果你很快找到了八边形,说明你对周围线条的关注度较小。

 

我听到这句话的提示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八边形。各位知道怎么找吗?就是你根本不用在现有图形里找,而是你找到一个边就开始捋,图形多奇怪都无所谓,只要找到八个边的,就是一个八边形。因为你忽略了周围那些场,忽略了周围那些线条对你的影响,说明你处理问题是一个场依存度低的人。这就是高和低的区别。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倾向独立性的人忽略减法,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单个对象,不能在大的环境当中进行取舍。而倾向依存性的人忽视减法,是因为他们关注周围环境,而忽视了需要清除的对象。”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个场依存度高的人,还是一个场依存度低的人,我们都普遍地倾向于忽略减法,这就是作者论文里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我再举一个大家更容易听懂的例子。比如说,我在这儿堆了一堆的沙子,堆成了S形的形状。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我另外在这边放一堆沙子,不是S形的,就是一堆沙子放在这儿;那边放着用玻璃碎片堆成的S形。这时我问你,哪一堆物品跟最开始那堆S形的沙子更像?

 

这个问题问得很模糊,是这一堆金字塔一样的沙子跟这堆S形的沙子更像,还是S形的玻璃跟这堆S形的沙子更像?怎么选?有人选玻璃,有人选沙子,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他们给数千人做过这个测试,大家选择都不一样:“美国的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S形的玻璃碎片与S形的沙子更相似,而日本的参与者则更多地选择一堆沙子。”

 

为什么要挑出美国和日本来讲呢?因为这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文化。美国人在心理上认为S形更重要,只是这个形状恰好由沙子堆成,而日本人则认为是沙子的本质更重要,他们俩看中的侧重点不同。这两个不同反映了什么呢?“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很容易判断出日本人思考问题更注重整体性,而美国人则更关注细节。一个更实用且可靠的结论是:看到沙子的人看到的是‘场’;而另一些人看到的是目标对象,就是这个S形。”所以大家回答得不一样,就是因为角度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种情况。因此,场依存性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看待一种情况的角度会影响我们做出改变的方式,影响我们是否会考虑做减法。”或者我们减法的切入点在哪儿,你是更关注那个“场”的变化,还是更关注这其中细节的变化,这都跟我们的本性有关。

 

所以你知道,当你理解了人类不愿意减少的本性以后,就会发现这种本性有多难改。1927年,有一个叫作凯奇琳的建筑师做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空心砖。过去砖头都是实心的,就像长城上的那些砖头,但是根据力学的研究,砖头的承重只取决于四边,中间的心是起不到承重作用的。但直到1927年,人们才发明了空心砖,一下子帮我们节省了特别多的材料。对于地球的环保、经济的节约、对于墙体的轻质性,都有很多的好处。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在一个人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中,每天的知识是不是都在增加,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当你要真的接近道的时候,真的应用这些知识、用在生活当中去做事的时候,你要不断地简化、不断地减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做到最后不做了,这个道都能自然地运行。老子多了不起,他在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减法的思维,作者在书里也经常引用老子的话。

 

这是第一部分“加法的本能”,我们现在了解了。

 

但是,加法跟减法,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讲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两个要相得益彰。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金字塔、没有长城、没有哥贝克力石阵,人类的文明是没法一代一代地演进的。因为增加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得知道不能省去哪个部分,得知道要让加法跟减法相得益彰。

 

另外,现代社会也更倾向于做加法。书里提到了一个标志性的演讲,1949年1月20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那时候人们刚刚从二战中解脱出来,杜鲁门就做了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他用的手法叫作“首语重复”。大家知道奥巴马做演讲,最喜欢首语重复,就是不断重复前面几个字,例如“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怎样……”,这叫首语重复,听起来非常有震撼力。

 

杜鲁门当时怎么讲的呢?他说:“生产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物、更多的建筑材料,以及更多的机器!”人们刚刚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地方的物资都非常匮乏,而美国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所以杜鲁门上台以后就说,我们要生产这些东西卖给全世界。这就奠定了21世纪的一个基调,就是增加,只有不断地增加,似乎才能够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从人类诞生到1949年”,也就是到杜鲁门演讲的这个年份,“世界总人口增长25亿左右,之后仅仅过了70年,世界人口数量便增长至1949年的3倍,就是70多亿。1950年全球人均收入大约是3000美元,尽管人口数量增长了3倍,但2016年全球人均年收入仍然达到了约14500美元。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8岁,增长到今天的70岁以上。1950年15岁以上群体中,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占55%,而今天这个比例超过85%。”

 

这种不断增加的过程,奠定了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基调,所以人们陷入了忙碌的陷阱。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都越活越累,我们挣了这么多的钱,比50年代的祖辈们生活得富裕多了,但是我们怎么变得越来越累了呢?我们没有感受到从容,我们只感受到了富裕。“表面上抱怨,实则是一种炫耀”,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讲“最近忙,最近忙得不得了”,当一个男人跟你讲他最近很忙的时候,这代表着我很成功,事情很多。

 

书里还记录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作者找了一群人,把大家分成两组,然后每组每人都给了40美元。40美元还是挺多的,换算成人民币得好几百块钱。

 

然后,第一组拿这40美元随便买东西,买完之后大家聊一下,看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另外一组,作者也给每人40美元,大家可以花钱来免除一些工作。意思就是第一组的人要花钱买东西,但他同时要完成一些任务和工作,而第二组的人不买东西,但可以拒绝做那些工作。比如你让我去接孩子,我出20美元找人替我接了;你让我打扫卫生,我出10美元找人替我打扫。

 

两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花这40美元,结束以后,作者询问哪一组的人对这一天更满意。各位猜哪一组更满意?作者进行了很多次实验,都是花钱减少事的那组人心情更好,而花钱买东西的那组人心情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花钱购物,买了很多东西以后会觉得添堵,质问自己“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我怎么又这样”,但你买的时候控制不住。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卖旧书。好多人喜欢加我的朋友圈,就是想看我卖我们家的旧书。我把家里的旧书翻出来,有这么厚一摞,只卖100块钱。这个价格我肯定是亏了,因为那么厚一摞书,只卖一两百块钱太少了。但每次卖完一大堆,快递把它们全部寄走的那一刻,我感到神清气爽。这就是断舍离了,你减少这些东西以后,你会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们通过心理学实验证明,减少事情才是更开心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做到思维反转,有哪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多地做减法。第一招,就叫思维反转。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我因为太忙,所以没法把这封信写得更短。”这句话很有名,因为你要把一封信写短,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要慢慢炼字,慢慢删减,最后做到言简意赅。但马克·吐温说今天太忙了,所以写长了点给你寄过去。

 

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它提供了一个方法,叫作“满意度达成后的减少”。意思就是我们的减少不能建立在无所谓的基础上。比如说,让遥控器的按键变得更简单,结果功能少了一大半,那肯定不行。我们得保证基本功能都能实现,然后再把遥控器变得更简单,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减少。而这个减少的方法,叫作“满意度达成后的减少”。你首先得达成基本的满意度,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怎样改变,怎样减少。

 

作者提出了一个比例,叫作“信息墨水比”。信息墨水比最大化,指的就是我们传达出来的内容越短越好,最好能用最少的字就把这件事说清楚,这是简化的方法。大家现在可以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封面画的是一个坐标轴。咱们过去学解析几何的时候,要把纵轴、横轴画得非常清楚。但那是考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图表看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趋势。减法的趋势就是把这两边都简化掉,一杠,这就让我们知道了减法的力量。

 

第二个方法,叫作“减至激发出喜悦为止”。生活需要减少到什么程度?减少到激发出喜悦为止。比如说,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断舍离、心花怒放的整理术,就是通过整理生活,点燃我们内在的快乐,然后产生心流。大家回去可以学一下我卖书,你们可以回家卖包,或者清理家里多余的衣服。

 

市面上也有很多捐赠的渠道,我们就捐赠出去,把多年不穿的旧衣服整理出来,打包捐赠出去,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由内而外的快乐。那种快乐的感觉,比买东西要强烈得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直到下一次我们再把柜子塞满,然后再捐出去。这就是我们说的“减至激发出喜悦为止”。

 

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对减法进行转换。为什么呢?因为减法的词都带有“消极效价”,也就是减法的词只要出现,我们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一个事件、物体或想法对人的内在吸引力,这就叫作“积极效价”;或者带给人们的厌恶感,这个叫“消极效价”。你听到一件事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觉得高兴,那是积极的;觉得不高兴,就是消极的。

 

“正如(化合价)在化学中一样,效价现在是心理学的一个既定概念,对心理的建构非常有帮助。”我们要让一个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可以转化它的心理效价,把那些大家不喜欢听的词,变成大家容易听的词。

 

这跟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也就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说“人都厌恶损失”,所以各位就能理解,我们去4S店买车的时候,为什么卖车的人希望我们能试驾一下?因为一旦你试驾了那辆车,你就会觉得这辆车是你的了。一旦你觉得这辆车是你的,你就希望一定要拥有它,这时候跟销售讨价还价,就是为了成交。

 

大家到样板间去看,最会销售的人都会说:“想象一下你坐在这个地方,想象一下你在这儿做饭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不断地让你想象这是你的家,想多了就扔不掉了。这就是厌恶损失的心理,来自效价这个概念。对于损失的东西、减少的东西,我们的心理效价就是排斥的。

 

接下来,是这本书里我认为对我启发最大的一部分:减法可以改变系统。这是从系统论和复杂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的。比如,利奥·鲁滨逊在拒绝卸载南非货物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没有人能够测算出来,说这就是远隔千里之外的种族体系崩溃的起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能简单地预测一个系统。

 

但种族主义就是一个系统,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系统会从哪里崩溃,因此当码头工人做出这个反应的时候,连锁反应来了,导致整个种族歧视系统崩溃了。所以,要看清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看清它的细节,更需要看清这个“场”,这两者都很重要。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者,叫作库尔特·勒温。库尔特·勒温启发过两个了不起的人物,都是我们曾经在书里讲到的。一个人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我们经常会看到“费斯廷格法则”,费斯廷格就是库尔特·勒温的学生;另一个人就是丹尼尔·卡尼曼。这两个人都曾多次引用库尔特·勒温的学术发现。勒温讲过一句话:“消除系统内阻碍进步的力量,是最有效的改变系统的方式。”因此要改变一个系统,我们有一类好方法,有一类坏方法。

 

什么是好方法呢?消除进步力量的阻碍,这就是好方法,因为你所用的方式是减少、减少、减少。而坏方法就是增加,通过增加规矩和方法来改变这个系统。比如说,一个公司为了鼓励创新,就会不断地增加KPI(关键绩效指标),再给每个人增加一条规定:你所做的创新产品的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多少。很多公司习惯用增加指标的方法来决定员工的行为,最后员工就崩溃了。

 

所以好的方法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减少约束来增加创新的行为?比如减少一个报销的流程、一个审批的流程、一个评委会的流程。在我们过去的系统中,人们不相信复杂体系,反而更相信机械式的掌控,导致我们产生了一个误解:掌控得越严密,这个体系越会稳固。

 

复杂体系的学者考夫卡,曾经有一句被人们误读的话,这句话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很多人都讲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比如说,你们家本来有两口人,现在增加了一个孩子,请问你们家的事是不是只多了三分之一?绝对不是。多了一个小孩以后,事情多了好几倍,因为家庭关系多了好几倍,所以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但这不是考夫卡的原话,他的原话是:“整体不是部分的机械相加。”因为他们的互动关系会非常复杂,我们不能把这三个人加在一块儿就组成一个家庭。

 

那这里,就要揭示我们之前说的道路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修了更新的路以后,效果可能会更差?原因是什么呢?各位知道,道路出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每一个开车出门的人,他的行为都是自己来决定的。成十万、上百万的人在这片地域里活动,他们的行为都是自己选择的,当你多了一条公路以后,他们可能整体转换了一种出行方式,而这个出行方式是不是最优解呢?其实不知道。很有可能这条路的修建,使得整个系统从原来的最优解变成了次优解,这个次优解就会导致更多的拥堵。

 

反过来讲,你拆掉这条公路,从机械态的角度讲,路面的比例少了,车多了,应该会堵车。但这条公路的拆除,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可能就不堵了。这是一个随机的变化,并不是说拆除这条公路以后,人们还这样出行。因为城市太复杂,所以拆路反而会变成一个最优解,进而导致路面没那么拥堵。

 

这就彻底解决了我头脑中一直想不明白的事。因为这个社会是复杂的,道路体系复杂到你用计算机都算不清楚,所以有时候“少就是多”。这件事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韩国,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人们发现拆了公路以后,交通环境变得更好了,甚至拆掉红绿灯,出行更通畅了。

 

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过去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足球队踢比赛,他们的队伍怎么都踢不过别人,就是联赛无望的水平。大家猜他们的教练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教练竟然裁掉了两位队员,也就是在平常训练和预选赛的过程中,只让九个人上场踢。一支十一个人的球队只上九个人,大家都觉得教练疯了,这根本没法踢。但事实并非如此,等到这九个人配合得非常完美了以后,正式比赛的时候再增加两个人,变成十一个人,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得了冠军。

 

为什么呢?因为十一个人的队伍并不是最好的。他选了最好的九个人,把这九个人先练成一个体系,练成最优解。虽然最后增加了两个人,但他们只是边缘人物,九个人的核心已经练出来了。教练用这种方式训练出了一支冠军的球队,跟我们以往想象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会希望这个大名单越长越好,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人上场,但是这个教练所用的方法是减少,用九个人练出一个核心来,这都叫作“系统性地思考”。

 

所以我们想要系统性地使用减法,得学会拥抱复杂,追求本质。作者说:“遇到复杂系统,我们要尽量避免超过工作记忆的负荷。一份含有上千件物品的清单,或许在进行法律诉讼时用得上。但如果我们既要记忆又要运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就会变成一幅全尺寸的地图,大得可以遮住太阳。为了改变系统,我们需要找到系统的本质,这就意味着需要删去一些细节。那么问题就是:留下什么,又删除什么?这个是挑战。如果系统越复杂,做减法的难度就越大,那么做完减法后的收获也就越大。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细节,正体现了我们干预系统的方式和着力点。”

 

所以,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说的话就特别重要,叫“一秒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也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会有不同的命运”。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抓住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那几根支柱。

 

就像我自己写的那本书,叫《陪孩子终身成长》。教一个孩子成长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如果在这个复杂体系中,我事无巨细地把这个孩子管好,肯定会全家崩溃,谁也受不了,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孩子的方方面面。但如果我们知道,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无条件的爱、终身成长的心态以及价值感,我们把这三根支柱找好了,孩子就会长得非常愉快。你也开心,也轻松,孩子长得也幸福、快乐。这就是事物的本质。

 

书里还有一个例子,讲的是作者的表姐在急救室当主任。各位想想看,当急救科主任是什么感觉?我之前陪家里人晚上看急诊,实在太吓人了,房间里一会儿这边打架了,一会儿那边又喝醉酒了。那么复杂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外人看,就会觉得这工作很难做。因为手术室只有两间,只有几张打吊瓶的床,我们要如何接待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人?

 

作者后来就问他的表姐,她是怎样从容地处理急救室这么多事情的呢?表姐回答,只有三件事。各位注意“三”这个数字太重要了,你找到这三根支柱,就能解决复杂体系的问题。

 

第一个,叫作“需要对该患者立刻实施救生干预吗”,就是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不抢救就死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该患者需要占用多少医疗资源”,也就是你要救助这位患者,需要调用多少医疗资源。第三个,“该患者的生命体征如何”。在这么乱的环境之下,急诊科负责调配资源的人,考虑的就这三件事,从这三件事出发,每个晚上都能够平稳度过。

 

当我们面对复杂体系时,如果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我们肯定照顾不过来,所以一定得抓住最重要的部分。这还有一个极其精彩的案例,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各位知道有一个叫作“心脏导管”的手术,就是在心脏里面插一根导管。在美国,每年差不多有三万人因为导管感染而死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美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大概也是三万人,相当于每年因为导管感染死亡的人数,跟大街上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是一样的。

 

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们就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插入导管的过程,最后得出了非常简单的步骤。“第一步,用肥皂洗手。第二步,用消毒剂清洁病人皮肤。第三步,用无菌纱布包裹患者的整个身体。第四步,佩戴无菌口罩。第五步,穿戴帽子、防护服和手套。第六步,在导管部位敷上无菌敷料。”如此简单的这六步,效果出奇地好,几乎完全消除了置管感染的情况。

 

但这个案例精彩在哪儿呢?后来有人提出,全美国的手术室里,每年会发生一百多起手术火灾,有时候会烧死或者烧伤病患。这个六步法里有火灾的隐患,能不能再增加一些步骤去改变它?

 

以我们过去简单的、机械化的思路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化这个点,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步骤?但教授们坚决不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那六个步骤里再加一条,又会引发更多感染的风险,而感染致死的风险,要比手术火灾大得多。所以为了最大化地减少损失,我们先忽略那一百场火灾。但这个无菌流程,我们先把它固化下来,让感染情况减少。急诊科的这两个案例就典型地强调了这一点。

 

大家玩过叠叠乐这个游戏吗?叠叠乐的游戏就是叠木头块,一个方形的木头块,一个人从下边抽出一个放在上边,另一个人再从下面抽出一个放在上面,最后看谁把这堆木头块弄倒了,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叠叠乐和乐高正好相反。你有没有发现,乐高是越玩,家里的碎片越多,因为你需要不断地买、不断地买,买完家里有一大堆乐高玩具。但是当你拼好一个完整的模型以后,你不会再玩了,因为乐高的特点就是这样,拼好了不会再玩,你就放在那儿了。所以乐高越玩,你会觉得越没得玩,还需要再买新的,增加家里的东西,所以乐高是一个加法的游戏。

 

但这个叠叠乐的好玩在哪儿呢?凡是朋友聚会,只要开始玩这个叠叠乐,就能一遍一遍地玩,还可以玩很多年,你也不用再买新的了,因为它就是一直减少的游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思路。

 

这些玩具也让我们明白,先做减法会增加改变的效果。“不仅仅是玩具,项目管理专业教科书也提醒学生和教授。若发生一系列变化,早期的结果变成了后期的条件,那么早期的变化往往会更具影响力,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更低。”叠叠乐是靠减少来玩的,但是越玩越刺激,越玩越惊心动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每一个改变,都是下一次改变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一个组织里,如果能学会做减法的话,它的效用是不断倍增的,而不是减少的。如果你用增加的方式来改变组织,每增加一个指标,它的边际效益是下降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因此,当你找到想要改变的系统本质以后,你可以像玩叠叠乐那样,试着先减去一点,再减去一点,让少凸显出来,实现质的变化。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还可以对删除的东西进行重复利用。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甜甜圈。各位吃过甜甜圈吗?就是一个圆饼中间有一个洞。但甜甜圈最早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不是甜甜圈,而是炸油饼。

 

在大概184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作汉森·格雷戈里的少年。这个少年的妈妈厨艺不太好,炸的油饼中间总是炸不透,少年就问妈妈,油饼为什么中间炸不透?妈妈说中间的面太多了,所以炸不透。这个小孩就做了一件事,他想,那我把中间的面团掏出来不就好了?于是他在油饼中间掏了一个窟窿,掏出以后,油饼很容易就全炸透了,变成了甜甜圈,还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食物。这就是一个“少即是多”的案例,你把油饼掏出一个空洞以后,这个东西就变得更好吃了。

 

更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掏出来的部分并不浪费,把它重新炸过后就变成了甜甜球。所以你发现甜甜圈店里,既有卖甜甜圈的,也有卖甜甜球的,没有造成浪费,而且大家的满意度都提高了。

 

因此,给大家列一个减法清单。作者总结说,有效的减法清单是这样做的,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在改进系统前删减细节,比如说急诊分诊的时候删减细节;第二步,先做减法,就像玩叠叠乐那样,减少一点,再减少一点;第三步,坚持让“少”看得见,实现质的飞跃,让少的部分能够被人们发现,带来好处;最后一步,重复利用删除的内容,就像这个甜甜圈的洞一样,就像你拆了这座桥,剩下的建筑材料也要利用起来。减少的东西不应该被浪费,这就是用减法来改变系统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地球环境。现在的地球不能再做加法了,气候也变得越来越热。而且,人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地球,都认为气候不能再变暖了,我们中国也强调碳达峰、碳中和。地球之所以会在短短的一两百年内升温升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做加法。

 

现在要做的是“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中文意思是“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这叫“3R原则”。用减法的方式减少地球的碳排放,甚至光减少都不够,我们还要有意识地从空气当中捕获这些碳,所以现在森林除碳和固碳技术都越来越得到重视。

 

接下来,减法不仅仅是信息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所以最后一章叫作“从信息到智慧”。

 

我们现在需要做信息节食,因为每人每天收到的信息太多了。各位知不知道,你们每天能收到的文字大概有多少吗?你每天收到的信息差不多要十万字,有的是通过视频收到的,有的是通过文字收到的,还有公众号等等各种媒介,你一天会达到十万字的阅读量。如果你有那样的阅读量,这本书一天就看完了。但是我们拿了大量的时间在看碎片化的信息,所以做信息节食是有必要的。

 

曾经有一个在美国教授界疯传的电子邮件,叫作《电子邮件让教授们变傻了吗》。美国人收电子邮件是一定要回的,这跟中国人习惯不一样。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看电子邮件,但美国人不行,他们是收到电子邮件之后当天必回,如果你不回,都是没礼貌的行为。很多教授每天一打开邮箱,就有一两百条信息,处理完这些电子邮件,教授们哪还有时间做科研?所以有一个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子邮件让教授们变傻了吗》。最好笑的是,这个文章还是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发给了其他教授。

 

另外,过度的信息会阻塞我们的心智带宽。我前面讲了打电话牵狗的故事,那就是心智带宽被阻塞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为什么父母不能冲孩子大喊大叫?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父母冲孩子大喊大叫,打他、威胁他、恐吓他,都会占据孩子大量的心智带宽。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要打你,你能不想这件事吗?你肯定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

 

所以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为什么写作业写得特别慢?为什么有这个坏习惯、那个坏习惯?因为他头脑中大量的心智带宽,都被父母巨大的压力给占据了,他每天花了大量的精力跟父母做斗争,在想着怎样才够不被揍。如果孩子在家里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环境,他根本就没精力学习。所以心智带宽这个概念,一定要大量地重复。

 

对于我儿子来说,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管他,也不看他写作业,他成绩也能那么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心无挂碍地学习。他坐在那儿写作业的时候,根本不用想背后会不会有人突然冲进来打扰他。这就是心智带宽的问题。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减少作为,减少父母对孩子的信息侵入。

 

减法的智慧还包括减少会议中的PPT(幻灯片)。很多人习惯了开会的时候放PPT,这也会影响心智带宽,会影响自己在会上思考。所以你最好把PPT写完,自己记清楚具体的数字有哪几个,写在手上或者拿张纸在会上说,说的效果远远好于读PPT,因为你的大脑是运动的。所以,化繁为简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

 

我们还要学会去除错误的想法。作者有一次给孩子的幼儿园捐了两辆玩具翻斗车。因为小孩子喜欢推着翻斗车在院子里玩,他有一次去幼儿园看孩子,就发现大家在抢翻斗车。一个小孩玩,好几个小孩排队,都等着玩翻斗车。爸爸一看这种情况,觉得这还不简单吗,我捐两辆给幼儿园不就行了。然后作者自己买了两辆翻斗车,捐到操场里去。

 

结果送去了以后,他发现幼儿园的老师不高兴,也没有跟他说谢谢。这很奇怪,按理说老师最起码应该说个谢谢,但老师没有说,甚至有点不高兴。为什么呢?作者后来突然理解了,当幼儿园只有一辆翻斗车的时候,孩子们学会合作、学会等待、学会耐心,还可以去玩浇水的皮管子、玩沙子、玩草地、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当操场上有了三辆翻斗车以后,大家都跑来玩翻斗车了,一下影响了老师构造的小孩子玩耍的复杂环境。

 

所以当我们简单思考时,就会想“东西不够就加”。但做加法是错的,我们会破坏整个的“场”。尽管作者研究这件事,他依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而且,人们在接受知识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叫作“适应而非清除”,让你清除掉自己过去错误的认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你一旦认知了,就很难把它放下。我现在在生活中面临的最大的认知错误,就是好多人不断问我“为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学这句话,但我就奇怪,为什么大家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呢?你都没想过这句话是不是对的,你就问我“为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这个概念已经先入为主,现在想要清除掉就变得非常难。

 

作者有一次给他儿子准备圣诞礼物,结果圣诞礼物是亚马逊寄过来的,他儿子看到礼物是亚马逊寄过来的,就很奇怪,问爸爸:“圣诞老人的礼物为什么是亚马逊寄过来的?”这就产生矛盾了,爸爸一想,解释说:“因为圣诞老人跟亚马逊签了个协议,他们俩现在合作给你送礼物。”这么一说,小孩子就能接受了。

 

大家注意这个过程,这代表了人们学习的过程。人们学习更容易适应而不是消除,假如你告诉孩子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说这是骗人的,他其实不容易接受。但适应是很容易的,所以作者说圣诞老人和亚马逊合作,小孩子很容易理解。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学了很多新知识,但应用起来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跟过去的东西适应,觉得这些新知识跟我过去想得一样,这样你就很难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但如果你能够意识到我过去是错的,我得把错的东西抛掉,这才是真的进步。所以人们学知识的时候,去除是非常难的。“为道日损”,这个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你看张三丰打太极打到最后,他说动作已经忘光了,这反而是至高的境界,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学会去除,而不是简单地适应,因为适应会不断产生半吊子的想法。

 

这里有一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叫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作者是托马斯·库恩。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但这本书有点难度,所以我没有讲过。我讲过一本跟它类似的书,叫作《走出思维泥潭》。书里讲到“科学革命要用到范式的变化”,而范式的变化为什么是革命性的呢?因为用到了类比,类比是一个有效帮助我们走出适应的方法。

 

因为类比给我们带来一种感觉——新知识似乎跟之前的知识是有关的,所以这就是用我们能理解的东西,来讲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似乎听懂了,并且能够接受,进而我接受了新的框架,当你接受了一个新的框架以后,过去的旧框架就被抛掉了。类比是很有效的学习进步的方法。这一章叫作“从信息到智慧”。

 

各位觉得减法这件事是不是没那么简单?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作者告诉我们要学会思维反转,学会拓展、提炼和坚持,我们才能真的把减法这件事越做越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尝试一下大家就知道,减掉一个东西的变化幅度,比增加一个东西的变化幅度要大得多。

 

最后,我们用作者的话来做这本书的结尾。作者说:“我们不喜欢做减法。我们总是有一堆要做的事情,但从不考虑放弃一些事情。我们会为提高绩效制定激励措施,但不能摆脱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障碍。我们设立了新的法律,但过时的法律却没有废止。无论是要培养孩子的行为,还是在工作中设计好的方案,我们都会系统性地选择更多而不是更少。当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你相信减法具有强大的力量,能为你带来收获,同时也非常有趣。我从做减法的英雄那里得到了启发和鼓舞,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

 

希望大家听完这本书能够有所收获。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来自樊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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