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7 次浏览

孔子如来–樊登讲书

读完本文约需25分钟

各位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孔子如来》。这是今年年初刚刚出版的一本我的新书,它是一些文章的结集。最初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在《光明日报》开了一个三年的专栏,就叫《老鲍谈古》,就是我来谈一谈古代的思想。它在《光明日报》的版面叫智慧版,也就谈谈古人的智慧吧。

我用前面三年的时间写了将近90篇的文章,其中有70多篇写的都是跟孔子有关的,尤其是跟《论语》这本书有关系的。我们主题这么集中,我们就把它集成了这本集子叫《孔子如来》,为什么给它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孔子如来》有很多人觉得如来是不是跟佛教有关?没有关系,这个如来只是借用了那个词而已,就是如孔子来的意思。

实际上我写这样的一些文章,出版这样的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对孔子的误解太多了。经过了上一个世纪的两场运动,一次是上一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一个打倒孔家店;然后到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我们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全民都发动起来的一个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经过这几次运动之后,我们中国人对孔子的印象和历史上的孔子形象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可以这么说,自从孔子去世以后,他实际上一直是作为这个民族的信仰的核心的。其实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也没有明确地把孔子作为一个敌人,作为一个对象来对他进行直接的这样一个否定。所以可以说,除了上个世纪的两场运动,在历史上孔子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重的一场厄运,对孔子个人来说是一场厄运。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孔子实际上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孔子遭受的厄运,实际上也代表着我们这一个民族的文化遭受到这样的一场厄运。

所以我们在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孔子是不是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所讲的那样,是中华民族的落后的总根源?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要开拓未来,我们要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中华民族,要有个更美好的命运,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抛弃孔子?这么两大问题。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很多人对孔子都是有误解的,包括对这样的两个问题的思考都是有误解的,所以我这样一本书是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孔子如来,我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如孔子来,什么叫如孔子来?我希望能够更准确地传递出孔子他自己的真实的思想。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一个世纪的两场运动里面,我们对孔子很多的思想是误解的,甚至是有意地给他曲解。所以我想来正本清源,到底他的很多说法,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孔子。

当然在此之前我还写过一些孔子相关的书,包括在央视的《百家讲坛》,我也讲过《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孔子传》。但是那是一本《孔子传》,包括《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我们更多的是在讲孔子的生平,对孔子思想里面的很多细节的问题,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充分地这么一个展开,所以这本书可能正好弥补了这样一个不足。

比如说我们知道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孔子他的思想体系到最后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信仰体系。它是我们的一个道德基础,它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的一个标准,他甚至成了我们中国人人生的一个依据。

既然他地位这么重要,这种依据本身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我首先是想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我希望我的读者们在读了这本《孔子如来》以后,对于孔子的一些说法,对他的一些言论,我们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合乎于他本来的意思的这么一个了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在正确地了解了孔子的言论和他的主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给他做一个判断,给他做一个评价,也才能确定我们对他的一个态度。

我们知道《论语》这一本书,实际上是孔子的言论集。孔子一生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不仅跟他的弟子们讲了很多话,不仅有弟子们问他的很多问题,还有包括当时的一些诸侯、大夫,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人士。

因为孔子他作为当时的一个名人,一个思想很深刻的、知识很广博的人,当人们碰到生活中的很多的困惑,他们总会把孔子拉来做一个请教的对象,所以孔子在他生前确确实实回答过很多人的问题。

在孔子去世以后,孔子的这帮弟子们就是在回忆,在怀念老师曾经跟他们讲过的一些话,包括也怀念和回忆老师曾经给其他人讲过的一些话。他们觉得这些话是孔子对一个具体的人的一种指导,但是他们也发现了孔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他可能是直接对一个具体的人在做指导,但是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所以他们发现如果把孔子的这些话记载下来,传之后世,流传更广远,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所以弟子们就开始编《论语》这本书。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现象呢?当时有那么多人问孔子问题,一定也有很多人问过孔子一些关于知识性的、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这一个猜测应该是很合理的,并且我们在司马迁的《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包括王朔的《孔子家语》。在王朔的《孔子家语》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里面,我们都看到当时有很多人拿一些知识性的问题来问孔子,当然这些记录下来的问题孔子也都给他们一个非常圆满的回答。

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记载的有关孔子的问答,偏偏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弟子和孔子的对话里面,他们很少谈到知识和技术的问题,甚至我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谈过这样的知识和技术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讲这个话题稍微有点犹豫呢?因为孔子确实有一个弟子叫樊迟,他真的还问过孔子一个关于技术或者叫知识的一个问题,就是《樊迟问稼》。这一点《论语》上是有记载的。樊迟问孔子如何种庄稼。孔子对他的回答是委婉地拒绝,吾不如老农。

樊迟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能不能教我怎么样去种白菜?孔子也是给他一个拒绝,我不如老圃。但是等到樊迟走了以后,孔子在后面埋怨他,甚至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一句话。当然不是当着他的面来说的,但是他一定是说给旁人听的,旁人也一定听到了,要不然这话也不会记载下来。他对樊迟的批评是什么呢?是送他三个字,小人哉。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一个非常关注知识和技术问题的人,可能是小人的一种兴趣。

在孔子看来,一个大人更关心什么问题呢?孔子在骂了樊迟小人之后,他接着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里面它涉及到了三个关键的词,礼、义、信。礼,礼貌、礼节、礼仪,周礼。义,正义的义,仁义礼智信的义,信、诚信的信,就这么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什么呢?我们说礼实际上是一种规矩,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再提升一点讲,它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文明的方式,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文明的有秩序的状态。它是一种价值,它不再是一个知识。

义更是如此了,仁义礼智信的义更是这样了。义是指我们的行为合乎于道义,合乎于正义,合乎于公平,是适宜的,是正当的,它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信,它指的一个人的诚信,当然包括政府对人民的这样一种诚信。所以我们说孔子拒绝了樊迟的两个问题,种庄稼和种菜的问题。他说出了三个关键词,这一点实际上就看出来什么?孔子更关心的是价值问题。我们今天在《论语》上看到的孔子讨论的都是价值问题。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引申出下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价值问题,它往往并不拥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标准性的答案。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比如说对孔子有很多批评的原因。一个科学家,如果他发现了某一个定理、某一个规律,我们对他是无从批评,无从批判的,为什么?因为这种规律和定理它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他提出一种思想,提出一个观点,他在不同的时代可能要面临不同的质问,孔子碰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孔子当时所提倡的价值观,在今天还是适用的吗?我们今天还需要吗?或者是把孔子的价值观放到今天,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指导吗?还能够为今天的生活提供价值吗?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孔子。我们关心孔子,实际上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只是希望在孔子那地方找到智慧,找到启示,找到一种答案。

所以我的这本书里面70多篇文章,文章不长,70多篇,每一篇1000多个字。因为按照《光明日报》当时的规定,每一篇1000多字,所以读起来应该是比较轻松的。虽然是厚厚的一本书,但是每一篇只有1000多个字,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在这70多篇短小的文章里面,我们几乎每一篇小文章都在讨论一个具体的价值问题,都在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问题。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表明,我们读一本《论语》,实际上我们是跟着孔子在学做价值判断。《论语》500多则,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道价值判断的题目,所以我们把一本《论语》读完了,我们能够跟着孔子一起去做500多道价值判断题。这样的一种训练下来,我想我们的判断力会提高。

我这一本书的70多篇文章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对孔子话里所包含的价值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探索和展开。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孔子曾经讲过一个以德报怨的问题。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以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孔子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首先没有说这个问题可以,他只反问了一句,何以报德?这个反问非常有力量。假如我们提倡以德报怨,我们这点要说明一下,假如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张三对李四,他可以选择以德报怨。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李四伤害了张三,张三并不计较。

再后来李四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还继续愿意帮助他,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德,一个很好的品行。只要是出于张三自愿的,我们说这就无可厚非。我们甚至说,张三在这体现出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这很好。但是孔子在思考什么?他在思考一个道德体系的平衡。个人可以这么选择,但是道德体系能不能这么规定?因为道德体系一旦这么规定,那就必须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做。

一个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不但不能够报复他,我们甚至还要怎么样呢?我们甚至还对他更好,这叫以德报怨。所以孔子在思考,这难道真的是合理的吗?这是公平的吗?所以孔子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以报德?我们把两个问题放到一起来考察,我们就发现问题了。

假如李四伤害了张三,张三以德来报答他。可是假如王五对张三很好,张三又如何报答王五呢?我们从常理上讲,王五对张三很好,总不能说让张三以怨抱德,张三的选择也最多只能是怎么样?以德报德。这就出现问题了,王五对张三很好,张三对王五好。李四对张三很糟糕,张三也对李四很好。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无论我们对张三怎么做,张三总是对我们好。再扩大一点,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无论自己的行为是好还是坏的,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评价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报答也是一样的。

到这一步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社会没有公正了,做好事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报,做坏事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这样的一种风气一旦形成,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道德评价体系一旦形成,你如何去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人呢?你如何去防止更多的人去做坏人呢?所以孔子这一问,他就把问题的本质给问出来了。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提问以后,孔子接着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什么意思?以德报德是指一个人做了好人了,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社会应该给一个好人更好的报答,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来做好人,这叫以德报德。他是用这种方式来促进社会整体不断地趋向于文明和道德,让更多的人不断地去选择做一个道德和文明的人,这就是道德的功能。

假如有人做坏事怎么办?孔子的观点是以直报怨。这个以直报怨很有意思,以直报怨实际上排除了另外的两种。第一种就是以德报怨,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以德报怨就导致人们做了坏事不受任何惩罚。这不仅是鼓励了更多做坏事的人,而且他打击了一些做好事的人,所以以德报怨排除了。还有一点,孔子并没有提倡以怨报怨,他提出的是以直报怨。为什么孔子在这样的一个回答里面,他把以怨报怨这一个选项也给排除了呢?很简单,因为假如一个社会提倡以怨报怨,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最终所达到的也仍然不是公正、不是公平、不是文明、不是秩序。

恰恰相反,假如一个坏人对社会造成了伤害,我们用同样坏的方法来报答他,结果仍然是这个社会中更多的人变坏了。一个小人伤害了君子,然后君子用小人的方法再来报答小人,结果是君子也变成了小人。所以孔子排除了以怨报怨,也排除了以德报怨,他提出的正确的结论是什么?以直报怨。

什么叫直呢?直就是正当的,公平的。这个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就给他多大的惩罚。我们既不刻意地去加重他的惩罚,报复他,也没有必要去维护他。一个人如果做了坏事,他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公正。所以以德报德体现出来是我们对好人的鼓励,以直报怨体现的是我们对于坏人的公正。

你看在《论语》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对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这么简单的话,但是它包含了孔子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周密的一个思想,他在考虑整体的社会道德体系的一种平衡。

孔子毕竟是思想非常深刻的一个人,所以他的问题的回答虽然很简洁,但是他在开口之前,实际上他已经非常全面地考虑了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他考虑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价值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深度的分析展开,在内因里面,它是需要我们读者自己去体会的。所以我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在做这样一种工作,它非常有助于你更深入地去读通、读懂《论语》。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比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可能要更难一点。孔子有一次去楚国,在楚国的北方的边境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负函。镇守在此城的一个官员,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个人,叫叶公,就是叶公好龙的叶公。叶公他对孔子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也知道孔子是一个北方来的非常了不起的伟大思想家。所以孔子来了以后,他把孔子也招待得非常好,但是他在孔子面前有一种自卑,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南方的整体的文明和北方之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北方有孔子这样的一些人物,北方的整个政治、经济、文明的发展也比南方要好一点,所以他有一定的自卑。但是越是自卑的人,他有时候越要体现自己也并不落后。

所以有一天他就在孔子的面前,他要表达一下他自己对文明的一种见解。他就跟孔子说,你看我在这个地方治理负函,我把这个地方治理得非常好,老百姓都很文明,老百姓都很懂得礼仪,老百姓也很遵守国家的法律。举个例子,有一个父亲偷了邻居的一只羊,儿子非常公正地站出来检举和揭发了自己的父亲。“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叶公讲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想讨孔子的表扬,他认为你看我们的人这么公正,连父亲偷了羊儿子都站出来检举和揭发,可见我们这地方是多么讲公平,多么讲正义。

但是没有想到孔子听完了以后,孔子微微一笑,很含蓄地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北方,我们那个地方老百姓也很正直,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和你的正相反。怎么样的表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话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对话。叶公讲了,我们这个地方老子偷了东西儿子会告发。孔子说我们那个地方儿子和父亲是互相隐瞒,这句话对话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深入的思考和展开,我们可能真的读到这个地方会有点糊涂,实际上我们说对这个问题糊涂的人还很多。现在有很多人就认为孔子这一句话违背了法律的公正,甚至导致了社会的腐败。有这样的观点的学者还是很多的,非常多。包括在今天的学术界,有很多人认为孔子提倡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导致了中国的腐败,尤其导致了中国的司法腐败。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还是孔子这个观点更正确更有道理。

武汉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郭齐勇先生,为此还专门编了一本论文集,把两种不同的观点的论文都编在一起。《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有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来分析一下,来看一看,孔子讲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比起儿子告发父亲来说,我们看哪一种更为重要?

实际上在2011年我们的宪法修订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条规定,证人在举证的时候,排除了直系的亲属,比如说父子、夫妻。这个实际上也是古代的亲情互隐制度的一种延伸。我们从汉朝开始,我们就已经实行了亲情互隐制度。实际上在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在实行亲情互隐制度,包括我们法律上的所谓的亲人的回避制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亲情互隐。

而且还非常有意思的,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实行亲情互隐的法律制度的国家,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比不实行亲情互隐制度的国家糟糕。这只是说我们从实践来看,我们实行亲情互隐并没有导致司法的腐败,所以这个指控实际上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孔子当初的这个问题,当时所面临的这么一个道德命题或者一个法律命题,我们来看一看。4居家的羊被偷了,一定有人受损失了。假如这个案子不能破,他的损失是什么?损失就是一个人丢了一头羊。有人会说那不对,法律没有得到体现。但是我们知道法律本质上并不能够惩罚所有的犯罪,法律只是惩罚证据确凿的犯罪,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法律是不能够随便滥施自己的权威的。

所以当没有证据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的羊被偷了,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么一个偷盗者的话,他跟法律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在找到偷盗者的时候,法律才可以判决。没有找到偷盗者,没证据证明某一个人偷窃了,法律是不得介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头羊被偷了,没有得到解决,对法律没有任何损害。恰恰相反,法律不对证据不确凿的案件进行审判,不仅不损害法律的权威,恰恰是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所以我们说假如儿子不去告发自己的父亲,这件事情所有的损失也就仅仅是一个人丢了一头羊,它的危害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我们允许或是鼓励儿子去告发父亲,社会所承受的伤害是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儿子告发他的父亲,他有一个示范。他实际上在告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儿子是可以告发父亲,妻子是可以告发老公的,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相告发的。一旦我们的社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我们意识到了有这样一种情况存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够感觉到温暖吗?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人可信吗?你儿子都会告发你,这个世界没什么可信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人伦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他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维护这一个父亲和这一个儿子的关系,他维护的是什么?他维护的是人伦里面最原始的一种价值,就是父子之间的亲情。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价值判断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困难不是在于一个坏的价值和一个好的价值发生了冲突,那很好办,我们选一个维护好的价值就对了。困难在于两个都有正面的价值,然后我们去怎么做选择?

实际上在古希腊的悲剧里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个道德困境,后来黑格尔还专门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道德困境。古希腊的悲剧里面有一个剧本叫安提戈涅,也讲过类似的问题。安提戈涅的哥哥违背了国家的法令,最终被国王判处死刑,并且曝尸大街。

国王的法令规定,这个人曝尸大街不得有人把他安葬,就必须让他在大街上曝尸以惩戒后来违反国家法令的人。那么国君对于违反国家法令的人进行这样的惩罚,这是符合法律的,也是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安提戈涅作为一个死者,一个罪犯的妹妹,她怎么选择?她就冒着违背国家法令的危险,她真的就去给哥哥收尸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两种观念的冲突,一方面是国家的法令,它有它的严肃性,有它的威严。但另一方面是兄妹之间的亲情,这两者都是有价值的。在两个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选择?这是最难的。实际上说起来很难,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价值和价值之间,它是有位阶的不同,有的位阶稍微低一点,有的位阶稍微高一点。

人伦亲情,出自原始的血缘的这样一种人伦之间的亲情,那个比起后来的所有的国家法令,它要更加原始,位阶更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们应该站在安提戈涅这一边,作为妹妹就必须去给哥哥收尸,哪怕她违背了国家的法令,因为她背后有一个道德的支撑。

那么同样孔子和叶公之间讨论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儿子哪怕知道自己的父亲偷了羊,他也不能够去告发。虽然他的告发可以导致法律的失信,但是它同样导致了父子亲情的毁灭。在这两者之间,儿子如果能够有比较高的价值判断力,他会怎么样?他会选择沉默。他选择沉默,而我们的法律应该允许直系亲属在这样尴尬的时候有沉默的权利。

所以我们看在《论语》里面,它看起来只是寥寥数语,一次对话,但是它包含着伦理学,甚至法律上的一些非常重大的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像《论语》这样的书,我们说它是原点。甚至有人说像这样的文本,它是个超文本,全息文本。

何为超文本,何为全息文本呢?就是说《论语》总共只有500多则,只有16000来个字,但是它几乎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不管你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题,无论是世界观的命题、伦理学的命题、哲学的命题、法律学的命题,你几乎都可以在这16000多个字里面找到相应的那些段落。

孔子对这些问题几乎都发表过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思考问题的一个起点和根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要读得懂,要能够读得懂。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更多的是在做什么?做《论语》里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对话所包含的一些重大的哲学命题、伦理学命题,我主要的是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展开分析、一个阐释。让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都明白了,原来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东西,它背后有这么深广的内容。这样一本书我们就越读越厚了。

当然在这本书里面,我也不仅仅都是这样一些非常严肃问题的思考。我还留下了很多的篇幅,我们谈谈孔子本人的个性,谈谈孔子本人的这样的一种人格,谈谈他的精神。比如我在这本书里面至少有两篇,我讲到孔子个性里面的诗意色彩。我们说孔子还是有非常明显诗人气质的这么一个人。

《论语》里面有很多的篇章,它是很有诗。孔子讲的话,它实际上就像诗歌一样,像诗一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你看他讲的是政治,他把政治讲的这么美。就像夜晚的北斗七星,居其所,众星拱之。宇宙有一个大和谐,宇宙有一个大的秩序,浩瀚的星空,它呈现的这样一种秩序之美。那么人间的政治不也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和谐的政治之美吗?孔子不是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枯燥的这么一个政治学术语来谈政治,他用诗意的语言来谈政治。

孔子在感叹自己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他也用一种诗意的表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太有诗意了,我的大道行不通了,我乘着一个小木筏子到大海上去。我们从这样的话里可以看出孔子个性中丰富的一面,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忧国忧民,有着巨大的担当。但同时,他在很多时候有诗人的气质,他很浪漫,他也是很温柔。

我们知道孔子的个性温柔、温良恭俭让,他浪漫、他温柔。他能够感受到天地之间的美,他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美,感受到伦理学上的美。这是孔子个性的一种魅力。我们读《论语》,不仅仅是要把《论语》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然后把它分分类。这是谈哲学的,那是谈政治的,那是谈什么伦理学的,那是谈法律的。这样来一弄,变成知识体系了,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说《论语》这本书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它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的知识。但是《论语》不是一部关于知识的书,《论语》是一部关于信仰的书,它是一部关于心灵的书。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讲读一本书,我们学一点知识。

我刚才讲了,我们学《论语》,首先我们是跟着孔子学会做判断。其次,我们能够感受到、体会到孔子本人的人格的魅力。一本《论语》读完了,你至少要喜欢上孔子,你至少应该能够直接地感受到孔子这种个性,他对我们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你能够判断出来像孔子这样的人,他的人格、他的魅力是超越一般人的,不然他怎么叫圣人呢?

圣人不是整天板着面孔,高高地在祭坛之上,让我们顶礼膜拜的人。圣人有巨大的人格上的魅力,他让我们爱上他,他不光让我们崇敬他,他会让我们喜欢上他。一本《论语》读完了,你有没有喜欢上孔子?关于孔子的人格魅力,也需要有些文字、有些后人,我们能把它揭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解释出孔子人格上的魅力,他个性上的可爱之处。

当然我们说《论语》这本书里不光光是孔子本人了,《论语》这本书里还记载了很多孔子的弟子,包括在《论语》里面至少就有十来个那些非常有个性的弟子。子贡、子路、颜回、冉求、公西华、宰予、樊迟、曾参、子张、子夏,这些人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各自不同的学问的偏向,有各自不同的气质。

而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孔子对他的弟子们的气质,对他们的个性,对他们的智力的偏向,孔子本人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什么样的弟子,有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弟子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教他,孔子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读《论语》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孔子所讲的话,往往是针对所提问的人的个性来做回答的,他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做一个定论。你人的个性不同,他给你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子路就问过孔子一个问题,老师,如果我碰到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情该做,我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去做?孔子说那不可以,应该先征求一下父兄的意见。可是不久冉求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老师,如果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去做,我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去做?孔子说当然,不要犹豫,马上就做。

如果我们不看孔子回答的这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我们就会迷惑,同一个问题,孔子为什么回答不一样?我如果碰到这个问题,我到底是马上就去做呢,还是先问问父兄?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在《论语》上实际已经有了回答了。因为孔子两次,一次回答子路,一次回答冉求。这两次场合都有一个共同的人在场,就是公西华。

公西华作为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学生,他就很困惑,然后就直接地问了老师了。老师,子路师兄问你这个问题和冉求师兄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很迷惑,我到底怎么办?孔子说我回答不一样,是因为这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子路这个人很莽撞,所以我就告诉他小心一点,三思而后行。冉求这个人比较犹豫,做事情常常是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所以我告诉他要勇敢一点,要决断一点。

那我说的这一个问题,因为有公西华之问,我们自然就明白了。然后你说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是马上就去做,还是要考虑周到一点,再问一问周围的人,对吧?问问老师、问问同学、问问父亲、问问兄长呢?那你要看看你自己的个性。所以你了解自己,如果你的个性跟冉求一样,那就照孔子的回答,马上就做。如果你的个性跟子路一样,那么你就得要谨慎一点,按捺一点,等一等,想一想再说。

那么同样的问题,在孔子回答其他人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孔子都遵循了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看孔子回答。比如说有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孝顺?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说孔子并不是在做一个标准答案,他不是在一个本体论的意义上回答一个知识性的命题,他是在功能的意义上来回答一个人的具体的操作问题。所以他所有的回答都是针对这一个人所面临的处境以及他自己的个性来做答的。

所以你看孔子跟子张讲的话,跟樊迟讲的话不一样。跟颜回讲的话,跟子路讲的话也不一样。为什么?个性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像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古人讲读书一定要有人跟你一块儿来切磋和琢磨。《学记》上讲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个人孤独地学习,那就孤陋寡闻。孤陋寡闻你就不能够融会贯通,孤陋寡闻你读书读到后面就会读死书,你根本就不可以做到灵活运用,你也更不可能做到根据自身的特点来汲取相应的指导。

所以学习当然需要我们一个人在家安静地读书,一个人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独立思考,但是互相之间的切磋琢磨很重要。我们读《论语》是要自己认真地去读原典,但是读一点其他的学者们对于《论语》的解读同样重要。因为这些不同的解读会让你有不同的看法,会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对《论语》进行思考。

古人讲诗无达诂,实际上经典也没有一个完全通达的一致的解释,不同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没问题,你不要说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不同,是不是这个书本身有问题?错了,不同的解释不但没有造成混乱,不同的解释恰恰是不断地丰富了经典的内容。

我对这个经典做了这样的解释,另一个学者对这个经典做了那样的解释。这些所有的解释只要它言之成理,只要它是从这些经典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实际上都是在对经典做挖掘,不断地挖掘经典本身所包含的它里面应该有的那个内涵和意义。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鲁哀公问了孔子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君,他可能觉得这个不一定很好玩,但是我觉得挺好玩,国君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问孔子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问孔子,何为则民服?我用什么样的办法让人民能够服从?这个问题很好玩,很有意思。为什么我说它好玩,有意思呢?是因为鲁哀公有意无意地在这个地方设下了一个逻辑的陷阱。当然我觉得鲁哀公这么笨的人,他倒不一定是有意的。但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可能在思维上本身就是这样的想法,人民就应该服从。现在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够让他服从?

我刚才说了这个鲁哀公之问本身包含着一个逻辑陷阱,这个逻辑陷阱是什么呢?他在问孔子怎么让人民服从的时候,他跳过了一个更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人民难道就活该服从吗?人民难道就必须服从吗?如果鲁哀公拿这个问题来问法家,来问韩非,来问商鞅。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商鞅和韩非马上会很高兴地回答鲁哀公,要让人民服从,我告诉你有哪几种方法。

比如说韩非说了,那你可以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刑,一种叫赏,不听话的收拾你,听话的给你奖赏。韩非还告诉你,要让老百姓服从君主有天然的好处优势。哪三个优势呢?法、术、势,你可以制定法律来管他,你可以用手腕来对付他,你可以用权势来压伏他。法家就是出主意,帮君主怎么样来制服人民。

但如果孔子也在这样的问题上掉以轻心,鲁哀公一问他,怎么样让老百姓服?孔子说那好我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办法让老百姓服,那就不是孔子了。孔子就没有,那我们就没法证明孔子比韩非高,比商鞅高了。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的回答非常非常有意思。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我们先把这句话简单解释一下,把正直的人推荐出来,让他居上位当领导,居下位的人民就会服从。如果你把邪恶的人、不正直的人推荐出来,让他居上位做领导,那么人民就会不服。你看孔子表面上好像在跟鲁哀公说要让人民服从,很简单,你要把正直的人推荐出来,让他当领导人民就服了。那如果仅仅是回答让人服的问题,那很简单,孔子就回答这一句话就够了。

但是问题是孔子后面又多讲了一句话,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一句话里面他讲的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的是人民有不服从的权利。什么时候人民可以不服从?当你的行为不公正,不符合正义的时候,当法律不代表公正的时候,当政府不代表道义的时候,人民是可以不服从的。所以孔子在这个地方,他对鲁哀公有一个警告,他不但很快地就识破了鲁哀公在这地方所留下的一个逻辑的陷阱,他把它补上了,同时给鲁哀公一个警告。

鲁哀公实际上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一个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人民来服从。但是孔子的回答不是讲方法,而是讲条件。孔子不是给统治者出主意、找方法来制服人民。恰恰相反,孔子是帮人民在提条件,你让我服从吗?可以,你必须代表公平和正义。所以我们说孔子实际对鲁哀公的这个回答是什么?回答是答非所问。因为一个讲手段,一个讲条件,一个是帮我出主意,一个是给我提条件。这就是看出来孔子的立场。

有人曾经问我,鲍老师,孔子站在什么立场上?孔子是不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我说不是。孔子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我说也不是。那孔子站在什么立场上?孔子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谁公平正义,他就站在谁的一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孔子很忠君。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中国人很多的劣根性,比如说中国人有奴性,中国人讲愚忠,忠于国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把这些思想都归集到孔子身上,实际孔子没有这样的思想。

孔子根本没这样的思想,孔子明确地表态,大成者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什么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国君如果符合道义,我跟他一块儿推广道义。如果国君不符合道义,那对不起,不伺候了,不跟你玩了。所以在孔子那地方他没有一个愚忠的问题。孔子一生,你说他忠于哪一个国君过吗?鲁昭公对他那么好,他在鲁昭公手下并没有做过臣子。鲁定公那么信任他,他在鲁定公手下做了几年的官。但是一旦发现鲁定公和季桓子他们不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在符合他的心意的道路上,他也就拜拜了,不玩了。

他周游列国见到那么多的国君,他忠过一个君吗?没有,但是你能说孔子不忠君吗?不是。不是孔子不忠君,而是这些君不走正道。我不跟不走正道的人一起走,不然就叫同流合污。

还有人说孔子提倡奴性,那这个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说孔子的人格的理想是君子,原始的儒家从来不讲奴性,孔子不讲奴性,孔子讲君子,孔子讲大人。要把小人变成大人,大人难道是有奴性的人吗?到了孟子直接就讲了,这个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大丈夫。所以原始的儒家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没有做奴隶的想法,更没有奴才思想。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很大的程度上在干什么呢?是在纠正人们对孔子的很多很多的误解。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要花一本书来纠正对孔子的误解,有什么意义吗?很简单,对孔子的误解就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误解。我们不仅需要有文化上的自信,我们还需要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来创造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正知、正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并且理解这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价值,那是太重要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讲课的时候,有个学生问我这样的问题。鲍老师,你如何理解孔子和中国的关系?我说用两句话来说,第一句话,孔子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第二句话,如果中国有未来,这个未来一定有孔子,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的未来。所以我们读《论语》也好,读孔子也好,我们实际上我们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一个诉求,就是站在自己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

因此我们写一本书,肯定有他自己的创作的主旨思想。我这70多篇文章,我就想在这些非常具体的细节的问题上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非常好地带着大家一起更好地去读懂《论语》,去读懂孔子,也能够读得懂我们自己的文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知道我们将有什么样的途径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来自 樊登读书

发表评论